一、论团体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段孟琪[1](2021)在《构建专业共同体: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区隔、互动与融合》文中研究表明
龚今惠[2](2021)在《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发展的专业优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黄亚丽,刘飞[3](2021)在《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机制、模式探索及优化反思》文中指出社会工作作为农村精准扶贫的重要补充力量,能够有效弥补政府在精准扶贫中的不足。社会工作通过信息整合、链接扶贫需求与扶贫供给、与多方主体共同合作的机制来助推农村精准扶贫工作。目前我国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具体模式主要有:"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互联网+社会组织+公益""党建引领+统战聚力"等几种模式,每种模式在具体实践中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仍然存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紧缺,农村引不进、留不住,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本土化程度低,缺乏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等问题。因此,要通过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能力建设,营造适宜社会组织工作开展的政策大环境,做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相关工作,探索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本土化方法和途径等措施,来最大化地发挥社会工作在精准扶贫中的效用。
孟莉莉[4](2021)在《社会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模式优化研究 ——基于J省J县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扶贫实践》文中研究表明在我国全力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现阶段,已经解决了绝对贫困的部分边缘贫困群体还存在返贫风险。同时,相对于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而言,较长的时期内还存在着“相对贫困”。如何让边缘贫困人群不发生返贫风险,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需要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新阶段的贫困治理工作中。从参与贫困治理的不同主体类型来看,社会企业作为一种融合型组织,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企业具备社会价值使命与可持续理念的发展优势,在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中,具备促进由“输血”扶贫转化为“造血”扶贫的巨大潜力。社会企业以推进社会价值目标实现为使命,以社会责任、公益精神为指导,使用企业化经营方式,能更好地实现社会目标和经济价值。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其价值理念与扶贫工作的主要目标在方向上是一致的。目前,我国社会企业在参与贫困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实际参与模式。从参与范围、服务内容等维度总结看,主要包括提供公益服务、促进多渠道就业、扩展金融服务、帮助发展产业等模式。在全面推进精准扶贫的进程中,这些参与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贫困群众较好地提高了基本收入水平、获得了较为基础性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但是,对于部分有劳动能力、就业意愿的贫困人群,还存在难以提高其持续的经济发展能力、无法帮助其获得较多的社会发展机会、难以激发和引导其自主发展能力等问题。从实践效果来看,仍然存在诸如贫困地区的文化知识水平不足以支撑产业发展、贫困群体自主运营能力不足导致扶贫产业基础薄弱、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体系薄弱、贫困文化仍然长期存在等发展困境。以可行能力理论视角来看,对于边缘贫困群体自身而言,其困境的根源在于政策决策参与能力不足、经济持续发展能力不够、社会资源积累不丰厚、获取透明性信息能力缺乏、防护性保障的抵御能力还有局限等等。将可行能力理论付诸贫困治理实践的关键,在于如何更好地实现不同贫困群众可行能力的个性化和可持续发展。引入以“助人自助”为宗旨的社会工作方法对破解这个问题具有建构性和操作性。社会工作是一种促进“社会化”的专业活动,服务对象包括个人、群体、社区等,通过专业工作方法和专业活动创造有助于个体或社区达成发展目标的条件。在面对多元贫困影响因素的前提下,社会工作的基本理念和专业方法对介入贫困者可行能力的恢复和提升具有可行性。社会工作方法和机制不仅是让贫困者获得应得的福利和发展能力,更包括一种过程:激发贫困者改变困顿生活状态的内在动力,帮助修复社会关系,提供社会救助或社会服务,使得贫困者个人逐步获得自主发展的积极信念和不断提高的实际能力,在良好的社会关系中不断改善生活质量,从而获得更多的发展自由。社会工作基本方法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微观层面主要是个案工作方法,主要是一对一的个人工作,在提供服务的基础上,也发展出来具有监督等功能的“个案管理”方法;中观层面,是面对家庭或其他同类人员组成小组,运用小组工作方法;宏观层面,是面对同一区域问题采取整体规划、统筹考虑的社区工作方法。个案工作方法帮助提升个体赋权,小组工作方法帮助在社会层面赋权,社区工作方法帮助在政治层面赋权,使用多种工作方法结合有助于提高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社会企业具备使用社会工作方法进行扶贫济困的可行性。社会企业的社会属性与社会工作的宗旨理念一致。对于社会企业来说,其创立的首要目的与使命就是要实现社会价值,社会企业的投资者必然要面对更多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和服务,围绕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目标。而社会工作组织,其设立的组织目标是提供社会服务、实现社会利益;经过培训的社会工作者不仅具有公益心、社会责任感,同时掌握了服务弱势群体的“社会性”工作方法,“社会工作之最深刻的本质特征是利他主义的社会互动。”同时,社会企业与社会工作机构在扶贫济困领域具有资源的互补性,专业社会工作机构缺乏扶贫济困的经济基础,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贫困文化、化解社会排斥以及塑造可行能力,但是仍然无法有效解决贫困对象社会融合的不充分问题、贫困者的主体性缺失问题以及扶贫济困的非系统性问题等。在专业社会工作嵌入到扶贫济困服务供给格局后,在党委政府全面领导支持、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的基础上,社会企业形成了以助人自助为属性的“协作型”的参与贫困治理模式。一是确立协作型理念。可以通过组织贫困人员进行定制化的学习、培训,更进一步提升其主动脱离贫困、进行自我发展的价值追求。在社会工作者的协助下,可以有效链接其他社会资源,更加重视促进从受助到自助的转变。二是塑造协作型关系。可以对扶贫方和被扶助方、治理主体和被治理主体之间关系进行改善和重塑。创立一种在能力提升、实质自由理念引导下的新型协作关系。三是倡导协作型督促。专业社会工作方法的介入可以帮助实现更全面的政策收集和宣传,参与多维度的个体发展过程管理,帮助设计更好的个性化扶助发展方式,不断完善促进良性运行的发展方案。本文的研究方法,在个案分析、文献分析等方式的基础上,采取田野方法,即参与式观察法,深入社会企业的“协作型”参与模式设计及其付诸于J省J县松江村的贫困治理实践过程。通过参与观察总结出,一方面以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帮助政府、市场等扶贫主体更全面了解村民在振兴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实际需求。在协作平台上畅通了需求对接,帮助贫困村民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关系网络,破解贫困文化的负向影响,不断积累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组建新型经济发展载体,构建“社会企业+社工机构+贫困者”的新组织结构,对乡村自然资源、集体资源、人力资源等充分整合,促进实现将乡村资源在本地转化为经济资本。实践结果表明,社会企业的“协作型”参与模式能够有效地帮助边缘贫困村民提升和扩展可行能力。一是提高了与政府互动的参与能力,以参与基层扶贫政策决策讨论、乡村整体发展规划建言等方式,其不断提高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政策参与能力。包括在政策制定、执行、反馈等多个环节,能自主、理性地提出建设性意见。二是通过定向职业培训指导,不断提升农产品品牌创建、农业技术创新等质量,有力缓解了农民个体参与市场体系面对的多个方面的“经济剥夺”,提升了贫困者参与市场机制的竞争能力。三是通过专门职业教育、个人生命周期发展规划和家庭发展规划设计等,帮助获得更多的社会机会,积累了更丰富的面向持续发展的社会资源。四是协作机制有效实现了透明性保障。有效实现了行政资源、政务服务资源、公民信息数据等互通共享、分析比对,通过驻村社工人员或使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现场考察评估等方式筛选的帮扶对象得到广泛认同。通过协作机制,定期公开帮扶对象发展情况和持续的评估反馈,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了新型相对贫困治理难题中的精准识别、定向帮扶、动态监测、效果持续提升等问题。在多方协助下,受助者不断提高自信、自强精神,自觉参与诚实劳动、诚信经营。
杨敏[5](2021)在《“双工联动”模式下随迁老人社区融入研究 ——以深圳市N社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人口流动更加常态化,城乡区域人口迁移规模逐年扩大,两地甚至多地往返流动的人群急剧增加,其中随迁老人成为流动人口主力军之一。他们离开原本熟悉的社会生活环境,转而进入从未接触过的新环境,在进行“再社会化”过程中,随迁老人面临社会支持网络破损、生活饮食不适、娱乐活动缺乏、情感支持弱化等一系列困境,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如何破解这一群体的融入难题,值得深入探究。近年来,政府大力推动社会第三方力量的发展,其中对社会工作服务和志愿服务尤为支持,推出“双工联动”模式,并在多地落地实行,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这为促进随迁老人社区融入带来新希望。社工和义工作为服务的提供方,如何发挥好“双工联动”模式,促进他们有效的融入到城市社区,对于提升随迁老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促进家庭内部和谐,更好的享受晚年生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基于对深圳市N社区的调查,研究及服务对象为该社区的随迁老人,参与主体为社工和义工。通过实地访谈和调查研究,了解N社区随迁老人情况,并对他们的需求和困境进行深入分析。同时掌握N社区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力量的发展情况,为“双工联动”模式的具体运用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笔者运用“双工联动”模式,设计促进随迁老人社区融入的方案计划,通过社工和义工的互联互动,共同开展小组活动打通随迁老人心理文化融入渠道,社区活动打破随迁老人社区参与和社区交往困境,分析活动中社工和义工的职责角色以及随迁老人展现出的变化,并对最终介入成效进行评估。通过评估发现,不仅随迁老人在社区融入方面的问题得到改善,文化适应能力、社区参与能力和社会支持网络均有提升,渐渐获得对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而且促进社工专业能力的提高,增强义工的主体性。最后,笔者对介入随迁老人社区融入的“双工联动”实践过程进行总结,并对促进联动机制和随迁老人更深融入提出多方合作推动“双工联动”发展、发挥好社区的平台作用、提升随迁老人的制度保障三点建议,希望能让“双工联动”模式得到长效发展,为社区提供更好的服务,让随迁老人不再为“回不去乡、融不进城”而困扰。
姜帅[6](2021)在《社会工作本质与儒家秩序哲学的契合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工作"助人"的本质在外延上同时涵盖价值、专业和政治三个不同特性,正是这种"一体三面"的结构关系构成了社会工作的本质特征。本土化是社会工作在中国生根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历史的角度理清西方社会工作助人本质与以儒家秩序哲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并从系统而非局部层面构建二者的契合模型,对处理当下困扰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发展的价值与现实、专业与传统以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分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刘振[7](2021)在《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逻辑——一个科学社会学的分析框架》文中指出社会工作引入中国已有百年之久,其间经历了数次跌宕起伏。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社会工作的百年变迁,可以把制度、行动者、社会需要视为三种影响因素,建构出一个"需要—结构"的社会工作发展分析框架,亦即社会工作发展的影响机制。社会工作的发展受到结构性(制度和行动者)因素的直接影响,而社会需要是社会工作发展的内在动因。社会工作的百年发展历程正是在"需要与结构"的张力下得以展开。当社会需要和社会结构相吻合时,社会工作会得到快速、持续的发展;当二者相互抵触时,社会工作则处于茫然与消退的状态。
察应坤[8](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提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杨凡[9](2020)在《社会工作介入麻风康复者的临终关怀服务研究 ——以MZ医院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提高,临终关怀逐渐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由于非恶性疾病的不可预测性本质,患有慢性、非恶性疾病的群体有机会接受临终关怀的呼声越来越高。临终关怀服务的提前介入、有质量的生命关怀能够让当事人及家属获得更为及时、充分地舒适照顾,越能实现善终的目的。目前学术界倡导的临终关怀服务时间跨度有限,服务内容及视角有待提升,临终关怀与死亡教育未能接轨发展,而国内社会工作介入临终关怀服务的研究和实践则相对有限,尤其是对麻风康复者的临终关怀实践及研究基本处于萌芽状态。本研究依托在MZ医院开展的“生命最后的另一种选择”实践服务项目,针对麻风康复者开展的社会工作临终关怀服务研究,发现有效的临终关怀服务取决于临终服务主体的自主能动性发挥,需紧密结合死亡教育与临终关怀共同开展,其中死亡教育突破意识束缚在前,临终关怀行动的实践支持在后;同时基于应对死亡任务型理论的意识突破-行动实践的麻风康复者临终关怀服务模式,能够有效协助康复者面对死亡,提升其生命质量。本研究以理论层面的生命质量论、实操层面的应对死亡的任务型理论作为指导,提出意识突破-行动实践的服务模式,突破了原有的临终关怀及死亡教育之间的局限,融合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力量,实现了两者的服务接轨,一方面明显提升了麻风康复者群体的整体福祉,另一方面为社会更为广泛的非临终群老年群体的社会工作介入临终关怀服务提供了现实依据,更是丰富了临终关怀服务的模式及方法,积极推动社会工作介入临终关怀服务的本土化发展。
李爽[10](2020)在《小组社会工作在牧业社区开展医务互助的实践与反思 ——以内蒙古四子王旗G嘎查为例》文中指出牧业社区与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不同,在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上均有强烈的独特性。本研究以内蒙古四子王旗的G嘎查为例,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实地研究法进行相关分析研究,并以平克斯和米纳汉的“四个基本系统”理论为支撑,以小组工作的互惠模式为依据展开讨论。对在G嘎查开展的医务互助小组实际情况进行整理介绍,对实践过程进行分析和思考。本文绪论部分对研究背景、相关文献、概念界定、基本理论、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进行阐述;第一章介绍内蒙古四子王旗G嘎查的基本概况,同时分析了内蒙古地区小组工作的发展现状以及应用小组工作的可行性;第二章论述在牧业社区开展小组工作的实际情况,共包括三次小组,这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同时对小组进行了评估;第三章根据“四个基本系统”理论对小组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第四章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并对实践过程和自身进行专业性反思。本文试图通过在牧业社区开展医务互助的实践与反思探讨出小组工作在牧业社区的适用方法,并且通过小组工作的介入增强牧民间的互助,构建覆盖整个牧业社区的医务互助体系,提高牧民应对疾病风险的能力。同时也希望能够为社会工作介入牧业社区提供新的思路,进一步促进牧区社会工作的发展,推动社会工作的本土化。
二、论团体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团体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3)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机制、模式探索及优化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 |
二、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机制 |
(一)搭建介入精准扶贫的信息整合平台 |
(二)构建扶贫供给与扶贫需求有效链接的机制 |
(三)建立多元主体共同介入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 |
三、社会工作介入贫困农村精准扶贫的主要模式探索 |
(一)“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精准扶贫模式 |
(二)“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 |
(三)“党建引领+统战聚力”精准扶贫模式 |
四、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问题分析 |
(一)农村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紧缺 |
(二)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本土化程度低 |
(三)缺乏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制度体系 |
五、优化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反思 |
(一)营造适宜社会组织工作开展的政策环境 |
(二)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能力建设 |
(三)做好农村社工引人、留人的工作 |
(四)探索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本土化方法和途径 |
六、结语:后脱贫时代研究反思 |
(4)社会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模式优化研究 ——基于J省J县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扶贫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基本概念及理论基础 |
1.2.1 基本概念 |
1.2.2 基础理论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个案情况 |
1.4 创新之处及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研究文献综述 |
2.1 国外相关研究 |
2.1.1 关于贫困治理和可行能力的相关研究 |
2.1.2 社会企业参与贫困治理模式的相关研究 |
2.1.3 社会工作参与贫困治理的相关研究 |
2.2 国内相关研究 |
2.2.1 关于贫困治理和可行能力的相关研究 |
2.2.2 社会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相关研究 |
2.2.3 社会工作参与贫困治理的相关研究 |
2.3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
第3章 当前社会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模式及其困境 |
3.1 社会企业在我国的发展 |
3.1.1 社会企业发展的源起和外部因素 |
3.1.2 社会企业的主要类型和认定 |
3.1.3 社会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动力机制 |
3.2 我国社会企业参与农村贫困治理的现有模式 |
3.2.1 提供公益服务模式 |
3.2.2 促进多渠道就业模式 |
3.2.3 扩展金融服务模式 |
3.2.4 帮助发展产业模式 |
3.3 J县社会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已有实践 |
3.3.1 帮助开发特色产业 |
3.3.2 物质性款物捐赠 |
3.3.3 辅助培训推荐就业 |
3.3.4 推广惠农金融服务 |
3.3.5 提供专项社会服务 |
3.4 J县社会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实践的困境 |
3.4.1 贫困人群的文化知识整体水平不高 |
3.4.2 贫困群体对产业项目自主运营能力不足 |
3.4.3 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体系薄弱 |
3.4.4 贫困文化仍然长期存在 |
第4章 J省J县现有参与模式困境的根源及其超越路径 |
4.1 .社会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困境分析——基于可行能力分析框架 |
4.1.1 政策决策参与能力不足 |
4.1.2 经济持续发展能力不够 |
4.1.3 社会资源积累不丰富 |
4.1.4 获取透明性信息能力缺乏 |
4.1.5 防护性保障的抵御能力有局限 |
4.2.社会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困境的超越路径 |
4.2.1 可行能力的塑造与社会工作的介入 |
4.2.2 社会工作方法对贫困群体可行能力提升的有效性 |
4.2.3 社会工作介入可行能力提升的当前状况 |
第5章 社会企业新参与模式的设计 |
5.1 社会工作介入贫困群体可行能力建设的方式与作用机制 |
5.1.1 个案工作方法帮助提升个体赋权 |
5.1.2 小组工作方法帮助在社会层面赋权 |
5.1.3 社区工作方法帮助在政治层面赋权 |
5.2 社会工作介入贫困治理的困境及超越路径 |
5.2.1 原有社会工作模式介入贫困治理的困境 |
5.2.2 社会工作模式介入贫困治理的路径超越 |
5.3 社会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新模式 |
5.3.1 社会企业以社会工作方法进行扶贫济困的可行性 |
5.3.2 以“协作型”为特质的参与贫困治理模式 |
第6章 协作型参与模式的实践检验 |
6.1 J县松江村的贫困群体及其可行能力状况 |
6.1.1 人力资源概况 |
6.1.2 贫困人口基本情况 |
6.1.3 贫困人口可行能力基本状况 |
6.2 “协作型”参与主体的各自特点与目标 |
6.2.1 边缘贫困者和贫困地区的愿望与不足 |
6.2.2 基层政府实现长效治理的困境与突破 |
6.2.3 社会企业的社会目标与产业基础 |
6.2.4 社会工作机构专业方法与实践需求 |
6.2.5 启动“协作型”参与模式的基本要求 |
6.3 “协作型”参与模式的组织结构与工作机制 |
6.3.1 “协作型”参与模式的组织载体 |
6.3.2 “协作型”参与模式的基本分工 |
6.3.3 “协作型”参与模式的工作方式 |
6.4 “协作型”参与模式的实践效果 |
6.4.1 改变贫困群体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习惯 |
6.4.2 组建新型经济发展载体 |
6.4.3 帮助贫困群体不断提升可行能力 |
6.4.5 近期展望和主要不足 |
第7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5)“双工联动”模式下随迁老人社区融入研究 ——以深圳市N社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 |
1.3 研究意义 |
1.3.1 理论意义 |
1.3.2 现实意义 |
1.4 研究依据 |
1.4.1 理论依据 |
1.4.2 现实依据 |
1.5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5.1 国外研究综述 |
1.5.2 国内研究综述 |
1.5.3 研究述评 |
1.6 研究设计 |
1.6.1 概念界定 |
1.6.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7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随迁老人社区融入概况 |
2.1 N社区基本情况 |
2.1.1 社区简介 |
2.1.2 社区社工-义工队伍发展现状 |
2.1.3 人口基本情况 |
2.2 N社区随迁老人基本情况 |
2.3 N社区随迁老人社区融入需求 |
2.3.1 基础性融入需求 |
2.3.2 文化适应需求 |
2.3.3 心理融入需求 |
2.3.4 社区交往需求 |
2.4 N社区随迁老人社区融入困境 |
2.4.1 生活习惯存在差异,文化适应性弱 |
2.4.2 情感支持和娱乐活动缺乏 |
2.4.3 交际圈小,社会支持不足 |
2.4.4 社区参与度低,缺少归属感 |
第三章 “双工联动”模式下随迁老人社区融入的方案设计 |
3.1 方案设计背景 |
3.2 方案设计目标 |
3.2.1 改善文化适应情况 |
3.2.2 丰富日常生活,加强情感支持 |
3.2.3 扩大社交网络,构建社会支持系统 |
3.2.4 鼓励社区参与,实现老有所为 |
3.3 方案具体计划 |
第四章 “双工联动”模式下随迁老人社区融入的实务过程 |
4.1 关系构建期:社工同各方建立关系 |
4.1.1 社工与义工建立联动关系 |
4.1.2 社工、义工与随迁老人建立专业关系 |
4.2 小组活动实施期:社工引领原有义工助力随迁老人有效融入 |
4.2.1 共同筹划小组准备 |
4.2.2 双工介入小组活动的具体过程 |
4.2.3 小组活动评估 |
4.3 社区活动实施期:社工带动随迁义工促进随迁老人深度融入 |
4.3.1 招募及成立随迁老人义工服务队 |
4.3.2 宣传及培训,提升队伍影响力和义工主体性 |
4.3.3 开展“老年志愿行”活动,增强随迁老人社区归属感 |
4.3.4 社区活动评估 |
4.4 随迁老人社区融入的“双工联动”实践成效评估 |
4.4.1 促进社工专业能力提升 |
4.4.2 增强义工服务主体性 |
4.4.3 改善随迁老人社区融入困境 |
第五章 总结与反思 |
5.1 总结 |
5.1.1 运用“双工联动”有效促进随迁老人社区融入 |
5.1.2 运用“双工联动”保证社工与义工功能发挥的平等性 |
5.2 反思 |
5.2.1 “双工联动”促进随迁老人社区融入的服务内容有待完善 |
5.2.2 社工的实务介入存在不足 |
5.2.3 义工的人力资源优势有待挖掘 |
5.3 促进随迁老人社区融入及“双工联动”发展的建议 |
5.3.1 发挥社区平台作用促进随迁老人融入 |
5.3.2 提升随迁老人制度保障 |
5.3.3 多方合作推动“双工联动”发展 |
附录 |
附录A 社区老年人现状及服务需求调查问卷 |
附录B 访谈提纲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6)社会工作本质与儒家秩序哲学的契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一、社会工作的本质问题 |
(一)社会工作本质问题的研究梳理 |
1. 道德实践:以“助人自助”为核心 |
2. 专业特质:以“社会分工”为基础 |
3. 政治实践:以“社会权力”为依据 |
4. 处境建构:以“情境多元”为视角 |
(二)社会工作助人本质的建构:一个三维延伸模型 |
二、儒家秩序哲学中的社会工作本质资源 |
(一)儒家和合秩序的逻辑结构 |
1.“性仁”:和合秩序实现的道义基础 |
2.“法礼”:和合秩序实现的外在路径 |
3.“和合”:整个儒学体系的理想追求 |
(二)社会工作助人本质与儒家和合秩序逻辑的比较 |
1. 价值: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的互构 |
2. 专业:内力权威与外力权威的共建 |
3. 政治:统治秩序与社会秩序的统一 |
三、基于契合视角下的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 |
(一)价值与现实:由“利他”到“爱人” |
(二)专业与传统:专业内外权威的构建 |
(三)政府与社会:和合秩序的共建 |
四、结语 |
(7)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逻辑——一个科学社会学的分析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一、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一个科学社会学的争议 |
1.默顿学派: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科学 |
2.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知识行动者建构的科学 |
3.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社会需要推动下的科学 |
二、制度、行动者与需要:社会工作发展中的三重影响 |
1.制度影响:社会工作发展中的政策推动 |
2.行动者的建构:社会工作发展中的多元形塑 |
3.需要动因:社会工作发展中的“问题倒逼” |
三、科学的“社会”逻辑:社会工作发展的影响机制 |
1.结构二重性:社会工作发展的直接动力 |
2.社会需要:社会工作发展的内在动因 |
3.需要—结构:社会工作发展的影响机制 |
四、结语 |
(8)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一、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二、山西村政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结语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社会工作介入麻风康复者的临终关怀服务研究 ——以MZ医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1、理论意义 |
2、实际意义 |
(三)研究综述 |
1、死亡教育服务研究 |
2、临终关怀服务研究 |
3、社会工作介入临终关怀服务研究 |
4、麻风康复者临终关怀的社会工作介入发展研究 |
5、研究述评 |
(四)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1、概念界定 |
2、理论基础 |
(五)研究方法 |
1、参与观察法 |
2、问卷调查法 |
3、结构式访问法 |
(六)研究创新 |
二、麻风康复者临终关怀的服务需求分析 |
(一)麻风康复者的基本状况 |
1、麻风康复者年老体弱 |
2、康复者总人数逐年降低 |
3、麻风康复者的死亡率愈加增高 |
(二)临终关怀服务开展的必要性分析 |
1、麻风康复者的临终参与受限 |
2、麻风康复者的身后事处理仓促简单 |
3、社会工作者参与的影响最大化 |
(三)临终关怀服务需求评估 |
1、心理层面:死亡及自我的接纳程度有限 |
2、身体层面:机体功能下降且缺乏护理照顾 |
3、社会层面:社会参与及支持力度薄弱 |
4、精神层面:自我生命意义及价值被忽视 |
三、社会工作介入麻风康复者临终关怀的实务分析 |
(一)麻风康复者临终关怀的对象界定 |
(二)麻风康复者临终关怀的服务设计 |
1、基于应对死亡任务型理论的服务框架 |
2、意识突破-行动实践的服务模式 |
3、个案与社区工作综合运用的服务手法 |
(三)意识突破,直面死亡 |
1、从日常生活中的死亡现象出发,初步探析死亡话题 |
2、回顾生命历程,掌握生命规律 |
3、强化内部支持,鼓励集体互助 |
4、调动资源,推动社会参与 |
(四)行动实践,超越生死的行为层面介入 |
1、心理:预备将来,形成生前预嘱 |
2、社会:规划现在,实现人生夙愿 |
3、精神:回顾过去,找到自我价值 |
四、麻风康复者临终关怀的成效分析 |
(一)评估方法 |
1、生命质量提升:生存质量问卷 |
2、死亡态度变化:死亡态度描绘量表(修订版) |
3、服务群体正向变化:利益相关方深入访谈 |
(二)成效分析 |
1、麻风康复者的生命质量得到明显提升 |
2、麻风康复者的死亡态度发生正面变化 |
3、麻风康复者呈现正向变化 |
五、总结与反思 |
(一)研究总结 |
1、麻风康复者临终关怀服务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结论 |
2、麻风康复者临终关怀服务实践模式及推广 |
(二)研究建议 |
1、强调麻风康复者在临终关怀服务过程中的自主能动性 |
2、从个体的意识和行为两个层面深化临终关怀服务 |
3、加强生命死亡教育的全人化发展 |
4、提升临终关怀服务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
(三)研究反思 |
1、研究困境及思考 |
2、伦理分析 |
3、研究不足 |
参考文献 |
附录1 :临终关怀服务对象基本信息表 |
附录2 :死亡态度描绘修订量表(DAP-R) |
附录3 :生存质量问卷(MQOL) |
附录4 :访谈提纲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10)小组社会工作在牧业社区开展医务互助的实践与反思 ——以内蒙古四子王旗G嘎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1.2.3 研究述评 |
1.3 概念界定 |
1.3.1 小组工作 |
1.3.2 牧业社区 |
1.4 理论支撑 |
1.4.1 “四个基本系统”理论 |
1.4.2 互惠模式 |
1.5 研究意义 |
1.5.1 理论意义 |
1.5.2 现实意义 |
1.6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1.6.1 研究方法 |
1.6.2 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内蒙古四子王旗概况及内蒙古社会工作发展现状 |
1.1 四子王旗相关概况 |
1.1.1 基本概况 |
1.1.2 医疗卫生 |
1.1.3 民族文化 |
1.2 内蒙古地区社会工作发展现状 |
1.2.1 内蒙古牧业社区的由来 |
1.2.2 内蒙古地区社会工作发展现状 |
1.2.3 社会工作在内蒙古牧业社区的发展应用 |
1.3 小组工作在牧业社区开展医务互助的可行性分析 |
1.3.1 小组工作的互助价值观适用 |
1.3.2 小组工作尊重组员的权利和能力的原则适用 |
1.3.3 小组工作的互惠模式适用 |
1.4 小结 |
第二章 开展小组工作的过程及评估 |
2.1 资源链接与互助小组 |
2.1.1 小组工作准备阶段 |
2.1.2 小组工作进行阶段 |
2.1.3 小组工作结束阶段 |
2.2 医务互助小组(一) |
2.2.1 小组工作准备阶段 |
2.2.2 小组工作进行阶段 |
2.2.3 小组工作结束阶段 |
2.3 医务互助小组(二) |
2.3.1 小组工作准备阶段 |
2.3.2 小组工作进行阶段 |
2.3.3 小组工作结束阶段 |
2.4 小组评估 |
2.4.1 策划评估 |
2.4.2 过程评估 |
2.4.3 结果评估 |
2.5 小结 |
第三章 小组工作在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
3.1 案主系统存在的问题 |
3.1.1 交通不便且距离较远 |
3.1.2 网络不佳并缺乏时间 |
3.1.3 了解少致认可度低 |
3.2 改变媒介系统存在的问题 |
3.2.1 语言沟通存在障碍 |
3.2.2 实务经验尚且不够 |
3.2.3 容易产生职业倦怠感 |
3.3 目标系统存在的问题 |
3.3.1 小组目标不是协商产生 |
3.3.2 总目标实现难度较大 |
3.3.3 需求目标未制定 |
3.4 行动系统存在的问题 |
3.4.1 专业服务容易出现中断 |
3.4.2 对同行者的定位出现偏差 |
3.4.3 缺少“驻村”社工站 |
3.5 小结 |
第四章 关于问题的对策分析及反思 |
4.1 对策分析 |
4.1.1 应对案主系统问题的策略 |
4.1.2 应对改变媒介系统问题的策略 |
4.1.3 应对目标系统问题的策略 |
4.1.4 应对行动系统问题的策略 |
4.2 反思 |
4.2.1 服务过程的反思 |
4.2.2 工作者自身的反思 |
4.3 小组工作在牧业社区适用方法的探索 |
4.4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医务互助小组工作计划书(即两次医务互助小组计划书) |
附录2:满意度调查表 |
致谢 |
四、论团体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构建专业共同体: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区隔、互动与融合[D]. 段孟琪. 西南大学, 2021
- [2]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发展的专业优势研究[D]. 龚今惠.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机制、模式探索及优化反思[J]. 黄亚丽,刘飞.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2)
- [4]社会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模式优化研究 ——基于J省J县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扶贫实践[D]. 孟莉莉. 吉林大学, 2021(01)
- [5]“双工联动”模式下随迁老人社区融入研究 ——以深圳市N社区为例[D]. 杨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1
- [6]社会工作本质与儒家秩序哲学的契合性研究[J]. 姜帅.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1(04)
- [7]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逻辑——一个科学社会学的分析框架[J]. 刘振. 中州学刊, 2021(01)
- [8]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9]社会工作介入麻风康复者的临终关怀服务研究 ——以MZ医院为例[D]. 杨凡.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10]小组社会工作在牧业社区开展医务互助的实践与反思 ——以内蒙古四子王旗G嘎查为例[D]. 李爽. 内蒙古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