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纪念中贝复交30周年招待会举行（论文文献综述）
逯慧[1]（2020）在《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国同非洲关系研究（1949-1976）》文中研究表明
菅原志乃[2]（2020）在《中日人文交流演变、现状与前景》文中研究指明全球化背景下,人文交流在国家关系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是维系和增强国和国间互信的桥梁。中日两国作为东北亚区域的大国,一衣带水。历史上两国人文交流源远流长,促进了各自发展,为推动东亚文明进步做出了贡献。到目前为止,中日关系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政治互信,在经贸合作中成就巨大,双边人文交流与两国间关系支柱是构成新时代的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中日友好关系的民意基础仍薄弱,深入了解中日人文交流体系,对洞察人文交流变迁过程及改善与推动两国迈向新时代双边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从历史变迁动态过程、中日人文交流的特征和现状出发,以数据、图表为基础,通过历史分析、文献分析、案例分析、比较分析等科学研究方法,探讨各类因素影响人文交流以及其本身在双边关系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局限性。通过对中日人文交流进程的分析,认识到了人文交流的局限性以及影响因素,包括冷战时两极格局下的意识形态、美中关系等因素。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独立性、文化软实力因素的凸显,中日间彼此定位的差异性、地区利益诉求的不合,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着中日人文交流的发展。人文交流是中日政治、经贸往来之外的维系双边关系的第三大支柱,在推动中日关系发展上发挥人文支撑作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人文交流经历了开创、全面发展、深化认知三个历史变迁阶段,在双边交流进程中,呈现出以民带官到官民并举、经贸入手,交流采取民间形式,但受政府领导等运作特征。2019年高级别磋商机制的构建,带领双边交流步入新时期,但两国民众认知的差异性,将促使中日未来更重视人文交流的深化与影响。中日人文交流过程中,文化实力的不对称性、文化在主流国际关系认知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以及地区问题的复杂化均增加了中日人文交流有效发挥作用的难度。
张锋[3]（2019）在《日本智库与日本外交决策》文中研究表明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是影响中国和平发展和周边安全的重要外部因素和战略存在。中日两国携手走过了千年的友好,历经了百年的战争,在文化、情感和地缘上有着难以“解理”的牵绊。现今,中日两国在领土、历史、安全与地位等方面仍存在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形势持续变化与两国力量深度调整,中日关系摩擦不断,更是陷入不可用“冷暖”言状的状态。2018年的中日首脑互访暂时缓和了两国紧张的关系,但中日关系仍处于合作与竞争并存、敏感而又多歧的状态。日本智库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点,曾经在亚洲智库中独领风骚,现今在世界和亚洲智库中仍拥有重要的影响力。随着日本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日本传统的外交决策机制正在逐步瓦解,决策主体呈现出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日本智库在外交决策中的角色分量可以估量。日本智库研究,尤其是日本主要安保、外交等对外政策类智库研究,是深入了解和研究日本外交决策、战略走向和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窗口。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四章及结语组成,核心章节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系统介绍了日本智库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本章主要以日本政治经济的发展历史为研究参照,对日本智库的发展历程和阶段、日本智库的国际评价、现今状况及存在类型、管理运作模式与机制进行了全面的介绍,目的是通过点与面的结合详细介绍日本智库的各个维度,以期对日本智库的全貌有所了解和把握,在日本智库群像中穿插安保、外交等对外政策类智库等个体像,为进一步开展日本智库与日本外交决策研究奠定坚实的学理基础。第二章尝试建构了以“外交决策分析理论——智库参与决策模式——日本外交决策机制——日本智库对外交决策功能”为链条的分析框架。尝试联通西方主要外交决策分析理论、日本外交决策分析的主要理论与智库参与外交决策的主要理论,为日本对外政策类智库参与外交决策的实践寻找理论根据。在阐释主要外交决策分析理论的同时,将日本智库置于外交决策分析理论的视野和日本外交决策形成过程之中,对一般日本外交决策形成过程、冷战后外交决策机制变化、特别是冷战后外交决策机制的特点与变化原因进行了分析,分析其在日本外交决策形成过程之中的作用。第三章着重分析了日本智库与外交政策形成的典型案例。通过博士学习期间数年对日本主要智库网站的持续跟踪与相关访谈,第一二节选取了日本海洋政策研究所、防卫研究所这两个不同组织形态的智库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两者基本情况、组织运行和在日本海洋政策形成、安全保障政策出台中的功能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期避开外交决策研究都需要面对的“黑箱”问题,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日本特定的专业型智库在日本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对日本特有的“临时型”日本智库现象进行了考察,发现了以恳谈会为首的“临时型”日本智库是传统智库功能难以发挥参与外交决策功能的异化现象,以及恳谈会政策建言与最终外交、安保等对外政策间的内在逻辑关联。第四章从日本视角围绕日中关系阐述了日本智库对日中关系的研究情况。以日本智库网站上公开的研究报告、政策建言和研讨会内容等为主要研究文本,掌握日本智库对“中国威胁”、“中国崛起”等日中关系重要敏感领域的观点和态度。以PHP总研、防卫研究所等日本知名对华研究智库为研究案例,对近些年来它们所发布的对日本社会舆论乃至政府等具有一定影响的文本进行了梳理归纳,得出他们对中国“遏制与合作并存”以及日中关系“防范与接触并存”的认知。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日本智库发展过程和参与外交决策中形成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如智库建设的法制化、国际化和网络化等优点。第二,日本智库的调整期短期内不会结束,所面临的人力财力、决策参与能力弱等困扰日本智库整体发展的因素短期内难以改变。第三,日本智库的发展与对外交决策的作用受到日本国内外因素的影响,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国内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特别是日本官僚主导决策体制的影响。第四,日本对智库的认知有了普遍的提升,日本智库在日本国内“政治主导”呼声日隆的背景下对外交决策等领域的作用较之过去将拥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主要智库对日本政府的决策影响能力不容忽视。第五,日本对外政策类智库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组织行为学所研究的特定的“共谋”效应,对待中日关系有明显的“二重构造”特征。日本追求“自主性政治”大国的战略诉求短期内不会改变,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国家保守化趋势不会改变,对中国采取遏制防范与合作接触的“实用主义”策略不会改变。我们要警惕日本智库尤其是对外政策类智库与日本保守化政治集团形成“共谋”效应,对中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形成某种特殊的情绪化的决策偏好。探讨日本智库与日本外交决策的关系,能够从新的视角推知日本未来外交政策的走向以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避免智库等日本国内因素对长期而又稳定的中日关系发展造成干扰。
张里男[4]（2019）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文中提出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外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战略。经过对多年来我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归纳总结,党中央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同时确立为党和国家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理论基础,全面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服务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是当前我国外交工作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必须不断坚持。本文首先是绪论部分,分别叙述了选题背景,选题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相关概念界定,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正文第一部分从理论渊源和现实背景两方面入手,认为习近平思想的理论源自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历代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将现实背景分为国内背景和国际局势。接着,论述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形成过程,以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为标志,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形成划分为形成阶段和发展阶段。正文第二部分叙述习近平外交思想主要内容,文章根据习近平外交思想主要内容的“十个方面”,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九个部分:准确研判世界局势、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打造全球伙伴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领导。正文第三部分指出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的实践成果,包括主场外交彰显中国新气象、“一带一路”建设开启新征程、大国关系取得新进展、周边外交取得新突破、南南合作迈上新台阶、全球治理体现新担当、为促进和平作出新贡献、维护利益展现新作为等方面。正文第四部分讨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我国今后的外交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和为国际外交理论提供借鉴等方面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在实践方面指导我国外交工作取得巨大成就,为国内发展争取稳定的外部环境,为新时代中国外交工作提供更广阔的国际空间。最后是结语部分,对本文进行了概括,指出本文的不足之处。同时再次强调坚持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我国外交工作指导思想的必要性。
李晓丹[5]（2017）在《美国对朝鲜政策研究（1882-1905）》文中研究表明1882-1905年的美国对朝政策几经变化,大体经历了“中立”——“绝对中立”——放弃三个阶段。不难看出,该时期的美国对朝政策是一个朝鲜逐渐被边缘化的过程。1882年《美朝修好通商条约》签订,美朝外交关系建立。美国在短暂采取相对积极对朝政策之后,最终确立“中立”政策,朝鲜开始被边缘化。虽然甲午战争时期美国的对朝政策发生了从背离到回归的微妙变化,但最终仍以单独调停的方式继续坚持“中立”政策。直至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在努力使其驻朝外交人员与政府保持一致的基础上,继续执行“中立”政策。麦金莱时期是美国对朝政策的一个重要调整期,“绝对中立”政策最终确立。“绝对中立”政策是在政策内容未超出“中立”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政策执行力度,即尽量避免驻朝外交人员不能忠实执行政府对朝政策的状况再现,朝鲜被进一步边缘化。西奥多·罗斯福上台后美国的对朝政策开始又一次调整,在“绝对中立”政策的幌子下,美国默认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并将朝鲜作为交换日本承认其掌控菲律宾的筹码而最终放弃。美国于1905年末撤回驻朝公使,对朝政策暂告结束。1882-1905年美国对朝政策的实质是中立幌子下的偏袒政策,只是不同时期美国根据其利益需要偏袒的对象有所调整。美国政府与其驻朝外交人员在对朝政策上存在政见相左之状,这成为几乎整个美国对朝政策期的一个典型特点,同时也成为该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中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相冲突的重要表现。上述美国对朝政策的多维调整始终围绕着美国对朝政策的底线——美国的国家利益而进行,同时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刘光耀[6]（2016）在《日本华侨华人在中日关系中的角色与作用 ——以钓鱼岛争端为例》文中认为中日关系的波动一直是影响日本华侨华人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以钓鱼岛争端为中心,在国家间关系的框架下研究日本华侨华人在中日关系中的角色和作用,试图厘清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概括而言,日本华侨华人发展的高低点与中日关系的好坏时期十分吻合。钓鱼岛事件发生之前华侨华人的职业结构已经从“三把刀”产业发展成以知识型、技术型职业为主,正向日本社会的中流阶层迈进。当中日关系出现重大波动时,与日本华侨华人联系密切的留学、就业和社会生活都会受到影响。就留学而言,持留学签证的人数变化最为明显,其次是持文化活动签证的人数,而就学签证人数也呈现下降趋势。中日关系的波动还会促使赴日留学生归国就业,理科生受此影响高于文科生。除此之外的12种就职签证当中,企业内变动变化波动最大,而投资经营并未受到中日关系的影响,这类人数不降反升。虽然钓鱼岛事件发生后对日本华侨华人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他们仍然试图通过华侨华人社团、华文媒体、华文教育三种平台发挥作用。从活动形式来看,华侨华人社团形式最为丰富,华文媒体其次,华文教育则较为单一;从活动领域来看,经济、文化领域较多,科技领域屈之,政治领域最少;从活动效果来看,直接影响缺乏,多以间接影响为主,且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效果。同时,缺乏政治性华侨华人社团、华文媒体独创性少尚未形成行业组织、华文教育依附性大易受外界影响等不足也妨碍着日本华侨华人作用的实现。总而言之,国家间关系从宏观上影响华侨华人社会,而华侨华人仍尝试从微观上推动国家间关系发展。但就日本华侨华人而言,受两国关系的波动影响,日本华侨华人在中日关系当中的角色和作用相对弱化。
曾璇[7]（2016）在《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构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无政府的自助体系中,冲突和争端不可避免,由此引发的国际危机成为影响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因素。国际危机至少涉及到两个国际行为体（主权国家）,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主权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发生严重冲突,从而可能危及到两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关系甚至引发战争的重要事态,也可能会对国际体系内部原有的平衡状态造成失衡影响甚至大规模武装冲突。但“危机”并不意味着冲突的必然恶化,也不是冲突的终结,而是冲突的转折点,其中蕴含着进一步恶化甚至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也隐含着在危机中化解冲突、合作共赢的机遇。国际危机的走向如何,取决于危机管理的成效。当国家间关系因为危机开始受到损害,甚至引发连续的危机事件时,对危机进行管理就变得刻不容缓。海上危机是发生于或者涉及到特定区域——海洋空间的突发性事态。其发生范围不仅包括海面空间,还包括该海面空间领域相对应的天空以及海面以下的海洋区域,是一个复合型的复杂空间。海上危机的“危机”具有一般危机的特点,会对一个国家的重大利益形成威胁,需要国家在危机发生后能够在有限的紧急时间内,妥善决策和处理。海上危机和海上危机管理是危机研究中的一大组成部分,而本文仅讨论中日两国之间的海上危机及其危机管理。如果从广义来界定海上危机,其范围包括了在海上发生的所有涉及到政治、经济、生态环境、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等一切会对人类生活造成威胁的突发性事件。本文要讨论的中日间海上危机,并不取其广义概念,而仅限于两国在海岛归属、领海划界和领海内海洋资源的争夺方面发生的危机,属于国际关系危机的子系统。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中日之间的海上危机根源于海权冲突,即两国的海洋权益之争。具体来说,中日两国的矛盾主要集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归属,东海划界和海洋资源争夺两大方面。关于东海划界,中日两国的主张分歧主要体现在东海划界法理依据的分歧“等距离中间线”与“自然延伸原则”之争、对冲绳海槽在东海划界问题中地位认知的分歧两个方面。根据影响力和影响范围的大小,中日海上危机可以细分为影响较小的海上摩擦事件与严重的海上危机事态。这种影响力较小的海上巡航或者作业过程中的中日接触与摩擦,已逐渐成为中日海上互动过程中的常态事件。此类海上摩擦事件,一般情况下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并不严重。但如果在一线接触过程中处理不慎,也有转化为严重海上危机事件的可能。而中日之间发生严重的海上危机事态的频率,相对并不经常出现。但一旦出现,就容易对两国的关系造成严重影响。2000年以来严重影响到中日关系与周边安全局势的海上危机事态,主要包括钓鱼岛“国有化”风波,以及中日“撞船”事件。日本的“购岛”行为和中日撞船事件直接导致了中日关系的急剧恶化。中日海洋争端与接触中,日本针对中国的海上挑衅行为,不仅容易引发两国海上危机事态,也为管控中日海上危机和构建海上危机管控机制,制造了阻碍。中日两国目前还未建立共同的海上危机管理机制。现阶段对中日间海上危机事件的管控,由于缺乏机制的约束与指导,还停留在有限的海洋事务交流层面,主要表现为“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该磋商机制是中日防务部门之间的、涉海事务的综合型沟通协调机制。2007年中日两国就建立海上联络机制达成一致,并在2008年4月启动该机制。截至2016年4月5日,中日两国已经举行了共计四轮磋商。但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缺失下的此类海洋事务交流,对于日渐成为常态的中日海上摩擦与危机的管控作用,目前仍然比较有局限性。而机制缺失下的中日海上危机管理合作,同样十分有限。在中日在海上危机管理合作的实践层面上,目前仍然是缺失的。中日两国现阶段真正落实到行动中的海上合作,主要体现在东海划界争端问题上的合作。虽然中日在海上危机事件和海洋争端对峙中,双方矛盾积累已深,但将每一次突发的海上危机事件共同控制在可被管理的范围之内,是符合中日两国共同利益的理性选择。如果能够在中日之间建立起合作管理海上危机的机制,将有利于缓解两国之间的矛盾,降低冲突发生的几率;将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和平发展,塑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还将有利于促进危机管理过程中中日双方的理性决策,最大程度避免错误的危机决策带来的恶劣影响。因此,构建中日两国海上危机合作管理机制才显得愈发迫切与重要。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的建立,除了有着现实的需求,还存在着切实的基础。具体来看主要包括五个方面:（1）中日两国在经济上高度相互依赖,在政治上又有共同的利益需求,例如对和平解决两国海上争端,促进中日关系良好发展,以及对和平稳定的东亚政治秩序的共同需求。（2）危机决策方面。中、日、美三方角力下保持了相互制衡的状态,加上威慑的存在与国内专业的危机管理体系,为中日双方的理性决策提供了可能。（3）国家利益的分层。中日之间有着广泛与深入的合作基础,面临争端和分歧时,在涉及到非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中日两国可以协商解决,而不是使冲突升级,甚至是诉诸武力,这为两国的协商合作与海上危机管控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基础。（4）共同意愿。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与四点原则共识,明确了两国愿意通过和平、合作方式来处理包括海上危机在内的分歧与争端。以上几点,都是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构建的基础,为两国的海上危机管理合作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构建中日海上危机管控机制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阻碍,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1）冲突性利益的难以调和。危机来源于国家利益冲突,中日两国的冲突性利益涉及到许多复杂层面,如政治利益冲突、经济利益冲突、国家安全利益冲突等。其中,主权和国家安全利益冲突是不可退让的,两国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也需要积极协商,才有可能得到解决。(2非理性国家决策的存在。这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近年来日本国内保守主义思潮和右倾化加剧,针对中国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膨胀,极容易成为影响国家理性决策的不利舆论因素。二是日本“扩张型”安全与防卫政策及其消极影响。日本“扩张型”防卫政策的所带来的“攻击性”,不仅增加了对中国的军事与安全威胁,也容易加剧中日海上争端的固有矛盾,不利于两国对海上危机的管理与控制。（3）中日海洋战略冲突。日本新时期海洋战略,具有明显的扩张和针对中国的特点,容易在两国之中引发海上摩擦与突发事态。中国的海洋战略则以“陆海统筹”为主,主张通过和平、合作、共赢的方式,实现对海洋利益的维护和发展。中国强调的合作、共赢方式,与日本海洋战略的“扩张”与冒进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矛盾。如果这一矛盾协调不好,将会成为构建中日海上危机管控机制过程中的一大障碍。中日同为东亚大国,中日关系的和平稳定不仅有利于双方各自国家利益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东亚政治安全环境的和平与稳定。中日之间的冲突并不必然会导致危机,但冲突的存在,却为合作的达成增加了困难,成为制约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建立的掣肘因素。因此,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的构建,应该以克服障碍为导向。面对中日两国之间的冲突性障碍如国家利益冲突和海洋战略冲突,应该倾向于选择协调与合作的路径,一方面在政治上重启两国海上联络机制,促进战略互信。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加强合作,以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僵局的缓解。日本国内的非理性情绪如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和保守主义思潮的滋长,以及针对中国的不理性决策等问题,短时间内很难得到有效解决,目前情况下只能更多采用增进理解的路径,如在外交层面加强中日民间交流与合作,缓和双方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膨胀。中日两国的一致目标是构建一个可以对双方海上危机事态进行有效管控的危机管理机制,这一机制的内容应该将危机发生的整个过程包括在内,甚至是危机尚未发生阶段。与危机发生的过程保持一致,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的内容应该包括海上危机预警机制、海上危机决策机制、海上危机控制机制以及海上危机善后机制四个方面。海上危机预警阶段,主要是搜集危机相关信息与情报,双方对这些信息、情报进行沟通、共享,并进行综合性分析、预测,尽量在危机初显征兆但还未真正发生之时,对危机发出预警,并将其扼杀在摇篮中。海上危机决策阶段,应该做到以最高决策者为核心的海上危机决策机构与危机决策中的沟通协调并行并建立危机预案与实时决策机制,将危机预案与实时决策相结合,有助于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对危机的控制。海上危机控制阶段,同样需要中日两国的通力合作,在双方达成统一认知并共同采取措施之前,维持现状是控制危机,防止危机升级的最优选择。海上危机善后阶段,应该成立单独的、由中日两国组成的危机调查委员会,对危机管理结果进行事后考察、反馈,并总结规律,为以后可能发生的海上危机事态提供参考。总的来说,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是一项中日合作管理海上危机的“制度化”指导。
李育民[8]（2016）在《台湾问题的相关条约及其法律地位的演变》文中认为台湾问题是历史造成的,而条约则是记载其归属地位演变的法律文书。19世纪70年代的中日《北京专条》,第一次以条约方式认定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事实和法律地位。20年后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割给日本,改变了它的归属地位,这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体现了传统国际法时代对战争的认可和领土变更规则。20世纪40年代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是严肃的国际法律文书,表明国际社会以庄严条约的形式,对台湾归还中国作了具有国际义务性质的认同和承诺。日本宣布接受并正式签订投降书,已经丧失对台湾的主权,完成了将台湾归还中国的法律程序,中国政府在实践中又使其成为客观事实。美、英等国别有用心地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是出于反对新中国和共产主义的政治目的,没有任何法律依据。70年代,美、日等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之订约建交,台湾归属中国的法律地位得到进一步确认。
赵金兰[9]（2016）在《中日历史遗留问题对当代中日关系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中日两国关系仍十分紧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研究中日历史遗留问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铭记历史并以史为鉴,可以防止历史悲剧重演,更好地面向未来,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中日历史遗留问题,是关系到日本能否诚实地对待过去进行的侵略战争及殖民统治的大是大非问题。主要可以划分为中日领土遗留问题、中日历史认识问题及中日战争赔偿问题三类。中日领土遗留问题即指钓鱼岛的主权争议问题,中日历史认识问题包括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南京大屠杀问题和慰安妇问题,中日战争赔偿问题主要包括国家赔偿和中国民间受害者赔偿两个方面。运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概况,为接下来研究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打下了基础。日本战败投降至今,中日两国风风雨雨的70年里,中日历史遗留问题始终是影响中日关系最主要的问题之一。笔者运用比较法将其划分为五个时期,分类进行史实的概述和影响的评价:1945年至1949年日本的战争罪责未被彻底清算而留下遗患;1949年至1972年中日关系未正常化时期历史问题被搁置;1972年至1995年中日历史遗留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某种程度上阻滞了中日关系的发展;1995年至2005年中日历史遗留问题日益突出,导致中日争端与摩擦不断;2005年至今中日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制约两国关系的重点问题。我国在处理中日历史遗留问题上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如始终高度重视中日友好,着眼大局,坚持原则等。当前中日关系虽然出现一定的缓和与改善,但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困难与变数,中日关系的前景令人堪忧。所以中国仍需妥善处理好中日历史遗留问题,全面开拓中日和平友好的新局面,坚持全方位外交保证对日外交主动性,进而破解中日之间的难题,推进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王秀文[10]（2015）在《基于跨文化交际理论下的中译日分析 ——以中国领导人致辞译文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当今社会跨文化交际现象越来越频繁。可以说,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像如今这般全球各个国家和各国人民高度相互依存的时代恐怕没有第二个。在跨文化交际中,正是口译人员克服语言差异,使交流顺利进行。但是,口译人员不应该只看到国家和语言的差异,更要努力跨越文化差异的障碍,使跨文化交际的目的得以顺利实现。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也是历史恩怨和现实冲突交织的两个国家,两国关系至关重要。口译人员尤其要注意两国交流中会出现的文化摩擦现象。本论文基于跨文化交际理论,以周恩来、邓小平、胡锦涛、温家宝等中方领导人的致辞为例,分析其原文及译文,并研究如何使翻译更加自然、更加符合文化背景。并根据研究结果思考顺利推进中日间跨文化交际的翻译策略。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为演绎法。首先,简单回顾跨文化交际理论的起源和发展,据此导出中译日时应当注意的中日语言表达方式和文化背景的差异。然后分析中国领导人在中日交流现场致辞的原文及译文,分析其是如何体现日本文化背景的。最后,探索中译日的翻译策略。本论文的内容如下。首先,进行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先行研究,举出美国学者克拉克洪提出的“克拉克洪模式”和荷兰学者霍夫斯蒂德提出的“五次元多文化社会理论”两个例子进行研究。这两个理论都提到了人际关系（纵型社会和横型社会,个人主义和集团主义）。用这两个理论对日本文化进行简单分析,会发现日本属于上述理论中的“纵型社会”,属于重视集团主义的国家。接下来,考察跨文化交际理论在中译日中的应用。根据先行研究的结果,从“集团主义与婉转的表达方式”、“纵型社会与敬语和授受动词”、“独有的意象”三个方面出发,分析日本文化与日语表达方式的关系。以中日交流现场中中方领导人致辞的译文为例,基于跨文化交际理论分析译文是如何成功译出“文化”韵味的,并分析中译日的特征和需要注意的地方。中方领导人的致辞语言简洁且蕴涵中国文化特色,多次出现诸如“小康社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等富含政治特色的独有表达方式,且多引用历史典故和四字成语等。根据结果判断,可以通过使用避免断定的婉转暖昧表达方式（是……吧、我认为……）、使用敬语（包括尊敬语和自谦语）和授受动词,以及转换意象,加译等手段来使译文更加符合文化背景,更有文化韵味。最后,基于跨文化交际理论探索中译日的翻译策略。口译人员需要注意平常多积累一些诸如“小康社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等中文中独有的术语,并建立一个自己的语料库。除此之外,为了使译文不仅准确而且保留原文的文化韵味,需要下工夫在直译原文后通过加译对原文意思加以补充。此外,也要多使用婉转的表达方式,注意主语的省略。口译是跨文化交际的基本手段,口译人员是沟通交流双方的桥梁。近年来,中日两国的交流不断深化,在各个领域中的合作不断加深,同时,领导人也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这些都对口译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做口译时,要充分意识到自己译出的不应只是干涩的语言,而是浓郁的文化韵味。口译人员在跨文化交际中,为了成功实现双方的交流,要时刻树立跨文化意识,使自己的翻译更加符合文化背景,更具有文化韵味。
二、纪念中贝复交30周年招待会举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纪念中贝复交30周年招待会举行（论文提纲范文）
（2）中日人文交流演变、现状与前景（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 |
| 四、基本框架 |
| 第1章 中日人文交流的历史进程 |
| 1.1 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文交流 |
| 1.2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人文交流 |
| 1.3 冷战结束后的中日人文交流 |
| 第2章 中日人文交流的现状 |
| 2.1 中日人文交流领域的发展现状 |
| 2.1.1 中日人文教育交流领域 |
| 2.1.2 中日其它人文交流现状 |
| 2.2 中日人文交流领域的基本特征 |
| 第3章 中日人文交流的影响因素 |
| 3.1 国际格局及美中关系(1949-1972) |
| 3.2 日本外交的自主性 |
| 3.3 中日间的历史问题 |
| 3.3.1 战争认知 |
| 3.3.2 领土争端 |
| 第4章 中日人文交流的发展趋势 |
| 4.1 文化价值观诉求与人文交流前景 |
| 4.2 地区关系复杂化与人文交流前景 |
| 4.3 人文交流认同差异影响前景发展 |
| 4.4 中日人文交流前景展望几个问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日本智库与日本外交决策（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与主要理论 |
| 五、创新之处及难点不足 |
| 六、需要说明的问题 |
| 第一章 日本智库发展历史与现状 |
| 第一节 日本智库的发展历程和阶段 |
| 一、日本智库雏形形成期(20世纪初—1945年二战结束) |
| 二、日本智库的蓄力期(二战后—20世纪50年代末) |
| 三、日本智库发展的第一高潮期(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前半期) |
| 四、日本智库发展的第二高潮期(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90代初) |
| 五、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智库深度调整期(20世纪90中期—至今) |
| 第二节 日本智库的评价、现状及类型 |
| 一、日本智库的全球评价 |
| 二、日本智库的现今状况 |
| 三、日本智库的主要类型 |
| 四、日本大学中的智库 |
| 第三节 日本智库的管理运作模式与机制 |
| 一、日本智库的组织管理机制 |
| 二、日本智库的人才管理机制 |
| 三、日本智库的资金筹措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战后日本外交决策体制与智库作用 |
| 第一节 分析日本外交决策的基本理论 |
| 一、外交决策分析的基本理论模式 |
| 二、日本外交决策分析的主要理论模式 |
| 三、智库影响外交决策的主要理论模式 |
| 第二节 日本外交决策形成机制 |
| 一、日本外交决策形成过程 |
| 二、冷战后日本外交的决策机制变化 |
| 三、冷战后决策机制的特点与变化原因 |
| 第三节 日本智库在外交决策中的功能与体现 |
| 一、智库在外交决策中的主要功能 |
| 二、日本智库影响外交决策的主要途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日本智库影响外交决策过程典型案例剖析 |
| 第一节 日本海洋政策研究所与日本海洋战略形成 |
| 一、日本海洋政策研究所的基本概况 |
| 二、日本海洋政策研究所发挥智库功能的情况 |
| 三、日本海洋政策研究所和日本海洋战略的成型与发展 |
| 第二节 日本防卫研究所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形成 |
| 一、日本防卫研究所的基本概况 |
| 二、日本防卫研究所发挥智库功能的情况 |
| 三、日本防卫研究所和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决策 |
| 第三节 “临时型”日本智库与外交安保政策形成 |
| 一、“临时型”日本智库的特点 |
| 二、“临时型”日本智库发挥功能情况 |
| 三、“临时型”日本智库与日本外交防卫政策制定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日本智库的日中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日本智库的日中关系研究总体情况 |
| 一、日本智库的中国研究机构及特点 |
| 二、国际论坛对日中关系的研究案例 |
| 第二节 日本智库关于“中国崛起”的研究 |
| 一、日本智库对“中国崛起”的总体认识 |
| 二、PHP总研对“中国崛起”的研究案例 |
| 第三节 日本智库关于“中国威胁论”的研究 |
| 一、日本智库对“中国威胁论”的总体认识 |
| 二、防卫研究所对“中国威胁论”的研究案例 |
| 三、东亚战略概观的中国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论文选题的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 选题目的 |
| 2. 选题意义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 国内研究综述 |
| 2. 国外研究综述 |
| 3. 研究现状评述 |
| (四) 本文的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2. 本文的创新点 |
| 一、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形成 |
| (一) 习近平外交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
| 1.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 |
| 2. 列宁主义的理论观点 |
| 3.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代领导人的外交思想 |
| 4.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
| (二) 习近平外交思想形成的现实背景 |
| 1. 国内背景 |
| 2. 国际局势 |
| (三)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形成过程 |
| 1.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形成阶段(党的十八大至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 |
| 2.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发展阶段(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至今) |
|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 准确研判世界局势 |
| 1.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发展的主题 |
| 2.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二) 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
| 1. “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观 |
| 2. “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 |
| 3. 相互尊重的平等外交观 |
| (三) 打造全球伙伴关系 |
| 1. 构建结伴而不结盟的全球伙伴关系 |
| 2. 建立多层次多维度的全球伙伴关系 |
| (四)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
|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
| 3. 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 |
| (五)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
| 1. “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历程 |
| 2.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径 |
| 3. 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
| (六) 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
| 1. 以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为宗旨 |
| 2.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
| (七) 走和平发展道路 |
| 1. 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要性 |
| 2. 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 |
| (八)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
| 1. 维护国家主权 |
| 2. 维护国家安全 |
| 3. 扞卫国家发展利益 |
| (九) 加强党对外事工作的领导 |
| 1. 强化外事工作的顶层设计 |
| 2. 深化党对外事工作队伍的领导 |
| 三、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的实践成果 |
| (一) 主场外交彰显中国新气象 |
| 1. 积极举办多层次的主场外交活动 |
| 2. 充分利用主场外交优势提升中国形象 |
| (二) “一带一路”建设开启新征程 |
| 1. 不断加强“一带一路”体制机制建设 |
| 2. 推动一系列友好标志性项目落地 |
| 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日益紧密 |
| (三) 大国关系取得新进展 |
| 1. 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发展 |
| 2. 中俄关系进一步深化 |
| 3. 中欧关系发挥独特作用 |
| (四) 周边外交取得新突破 |
| 1. 不断改善与日本的关系 |
| 2. 积极扩大与印度的交流合作 |
| 3. 大力推动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统一 |
| (五) 南南合作迈上新台阶 |
| 1. 以真诚的态度同广大非洲国家携手共进、共同发展 |
| 2. 不断开创与拉美国家友好交往的新局面 |
| 3. 与阿拉伯国家的交往迈上新台阶 |
| 4. 积极改善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组织关系 |
| 5. 不断推动“金砖五国”合作机制的完善与发展 |
| (六) 全球治理体现新担当 |
| 1.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
| 2. 坚定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
| (七) 为促进和平作出新贡献 |
| 1. 倡导构建以联合国为框架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 |
| 2. 全力推动朝鲜半岛局势稳定和对话 |
| 3. 通过其他国际组织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
| (八) 维护利益展现新作为 |
| 1. 坚定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
| 2. 不断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 |
| 四、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意义 |
| (一)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意义 |
| 1. 丰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代领导人的外交思想 |
| 2. 为我国新时代外交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 |
| 3. 为全世界提供一种崭新的外交理论 |
| (二)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实践意义 |
| 1. 指导我国外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 |
| 2. 为国内发展争取到稳定的外部环境 |
| 3. 为新时代中国外交工作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空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美国对朝鲜政策研究（1882-1905）（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基本结构与研究方法 |
| 1.4 原始档案资料的利用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美朝外交关系的建立 |
| 2.1 美朝建交前的早期接触 |
| 2.1.1 美国与朝鲜的最初相遇 |
| 2.1.2“舍门将军”号事件 |
| 2.1.3 镂—罗杰斯远征 |
| 2.2 《美朝修好通商条约》 |
| 2.2.1 美朝修约的背景 |
| 2.2.2 美国的外交努力与美朝修约的实现 |
| 2.2.3 《美朝修好通商条约》的影响 |
| 小结 |
| 第3章 19 世纪80年代—90 年代初的美国对朝政策：从支持朝鲜独立到“中立” |
| 3.1 短暂采取相对积极的对朝政策 |
| 3.1.1 壬午兵变与美国的援助 |
| 3.1.2 福地出任美国驻朝公使与朝鲜特别使团访美 |
| 3.1.3 甲申政变与美国的调停 |
| 3.2 对朝政策的被边缘化与“中立”政策的确立 |
| 3.2.1 福地辞职与福克就任代理公使 |
| 3.2.2 美国顾问问题 |
| 3.2.3 美国对巨文岛事件的“中立”态度 |
| 3.3 清政府对朝鲜控制的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中立”政策 |
| 3.3.1 召回福克与保持“中立” |
| 3.3.2 清政府阻挠朝鲜派遣驻美公使与美国的“中立”态度 |
| 小结 |
| 第4章 甲午战争时期的美国对朝政策：从联合调停到单独调停 |
| 4.1 甲午战争爆发前的美国对朝政策 |
| 4.1.1 中日矛盾的激化与美国参加联合调停 |
| 4.1.2 日本在朝侵略的加剧与美国表示遗憾 |
| 4.2 甲午战争爆发后的美国对朝政策 |
| 4.2.1 战争初期美国的单独调停 |
| 4.2.2 充当中日战后谈判的调停人 |
| 小结 |
| 第5章 19 世纪末的美国对朝政策：从“中立”到“绝对中立” |
| 5.1 甲午战后初期日俄在朝势力的消长与美国的“中立”政策 |
| 5.1.1 美国政府与驻朝外交人员对乙未事变的不同态度 |
| 5.1.2 春生门事件与俄馆播迁事件中的美国因素 |
| 5.2 麦金莱时期美国对朝鲜的“绝对中立”政策 |
| 5.2.1 麦金莱任命艾伦为美国驻朝公使 |
| 5.2.2 美国对朝鲜独立协会爱国运动的态度 |
| 5.2.3 美国对朝鲜“中立化”的政策 |
| 小结 |
| 第6章 20 世纪初—1905 年的美国对朝政策：从默认到放弃 |
| 6.1 日俄战争前的美国对朝政策 |
| 6.1.1 罗斯福履职前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与对朝态度 |
| 6.1.2 支持英日同盟与反对朝鲜再提“中立化” |
| 6.2 日俄战争期间的美国对朝政策 |
| 6.2.1 对《日韩议定书》和《外国人佣聘协定》的“绝对中立”政策 |
| 6.2.2 李承晚的美国之行 |
| 6.2.3 塔夫脱—桂太郎密约 |
| 6.3 放弃朝鲜 |
| 6.3.1 罗斯福的斡旋与《朴茨茅斯条约》的签订 |
| 6.3.2 对赴美朝鲜请愿团的消极态度 |
| 6.3.3 召回美国驻朝公使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6）日本华侨华人在中日关系中的角色与作用 ——以钓鱼岛争端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1.1 选题来源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3 学术史回顾 |
| 1.3.1 关于日本华侨华人的现状研究 |
| 1.3.2 关于日本华侨华人与中日关系的研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论文框架 |
| 1.6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基本情况 |
| 2.1 人口状况 |
| 2.1.1 人数概况 |
| 2.1.2 人口分布 |
| 2.1.3 归化入籍情况 |
| 2.2 经济状况 |
| 2.3 社会地位状况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钓鱼岛争端对日本华侨华人的影响 |
| 3.1 留学 |
| 3.1.1 钓鱼岛事件前的留学情况 |
| 3.1.2 中日关系波动的影响 |
| 3.2 就业 |
| 3.2.1 留学生与华侨华人就业 |
| 3.2.2 日本华侨华人企业 |
| 3.2.3 旅游业 |
| 3.3 社会生活环境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华侨华人在钓鱼岛事件中的行为表现 |
| 4.1 华侨华人社团——参与主体，重在民间交流 |
| 4.1.1 日本中华总商会：密切一线企业家联系 |
| 4.1.2 在日华人“三大祭”：用文化增进日本民众理解 |
| 4.2 华文媒体——报道及时，重在发声 |
| 4.2.1 钓鱼岛事件前的发展现状 |
| 4.2.2 在钓鱼岛事件中的态度与行动 |
| 4.3 华文教育——语言载体，促进理解 |
| 4.4 制约因素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7）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主题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以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为主题的研究 |
| 1 、国内主要研究成果 |
| 2 、国外主要研究成果 |
| (二) 国际危机管理研究、中日危机管理研究 |
| (三) 中日东海争端的现实问题研究 |
| (四) 中日海洋战略研究 |
| (五) 中日关系研究与中日外交政策的国别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价值、主要创新和研究不足 |
| 五、论文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国际危机管理机构的理论分析 |
| 一、国际危机管理的相关概念与内涵 |
| (一) “危机”与国际关系中的“危机” |
| (二) 危机管理的相关概念与内涵 |
| (三) 国际危机管理机制 |
| (四) 海上危机与海上危机管理 |
| 二、国际危机管理机制建立的基础 |
| (一) 共同利益的存在 |
| (二) 理性决策的可能 |
| (三) 国家利益的分层 |
| (四) 合作意愿 |
| 三、国际危机管理机制建立的阻碍 |
| (一) 冲突性国家利益的存在 |
| (二) 非理性国家决策的存在 |
| (三) 不同国家战略冲突 |
| 四、国际危机管理机制构建的途径与架构 |
| (一) 国际危机管理机制构建的途径 |
| (二) 国际危机管理机制的架构 |
| 第二章 中日海上危机 |
| 一、中日海上危机的根源:海权矛盾 |
| (一) 海权的基本概念与内容 |
| 1、海权概念的基本内容 |
| 2、海权概念的丰富与发展 |
| (二) 中日海权矛盾的主要表现 |
| 1、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归属争端 |
| 2、东海划界与海洋资源争端 |
| 二、中日海上危机的表现 |
| (一) 影响较小的海上摩擦事件 |
| (二) 严重的海上危机事态 |
| 第三章 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建立的必要性 |
| 一、现有中日海上危机管理合作的有限性 |
| (一) 机制缺失下中日海洋事务交流的有限性 |
| (二) 机制缺失下中日海上危机管理合作的有限性 |
| 二、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可预期的有效性 |
| (一) 有利于缓解两国矛盾并降低冲突发生的几率 |
| (二) 有利于为维护中国发展塑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
| (三) 有利于促进危机管理过程中的理性决策 |
| 第四章 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建立的基础 |
| 一、共同利益基础 |
| (一) 经济高度相互依赖 |
| (二) 政治上的共同利益需求 |
| 二、理性决策的可能 |
| (一) 中、日、美三方角力的相互制衡 |
| (二) 威慑的存在与成本——收益的考量 |
| (三) 中日国内专业性危机管理部门的存在 |
| 三、国家利益的分层:非核心利益冲突的可协调性 |
| (一) 中日两国国家利益的层次分析 |
| (二) 中日非核心海洋权益冲突的可协调性 |
| 四、共同意愿:中日四点原则共识 |
| 第五章 中日海上危机合作管理机制建立的阻碍 |
| 一、冲突性利益的存在 |
| (一) 政治利益冲突 |
| (二) 经济利益冲突 |
| (三) 军事安全利益冲突 |
| (四) 能源安全利益冲突 |
| 二、非理性决策的存在 |
| (一) 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及其影响 |
| (二) 日本“扩张型”安全与防卫政策 |
| 1、防卫地理范围扩大固化了中日对立 |
| 2、日美防卫合作内容全覆盖加剧了中日东海对峙 |
| 3、集体自卫权的解禁增加了中国面临的军事威胁 |
| 4、日美同盟的“扩张”增加了中日海上危机管控的变数 |
| 三、中日海洋战略冲突 |
| (一) 中日海洋战略的不同内容 |
| (二) 中日海洋战略冲突的主要表现 |
| 四、美国因素的介入增加了日本制衡中国的力量 |
| 第六章 建立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的对策思考 |
| 一、构建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的路径选择 |
| (一) 政治路径:重启中日海上联络机制 |
| (二) 经济路径:加强经济合作,以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僵局缓解 |
| (三) 外交路径:加强民间合作与交流,缓和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滋长 |
| 二、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的具体构想 |
| (一) 海上危机预警机制 |
| (二) 海上危机决策机制 |
| (三) 海上危机控制机制 |
| (四) 海上危机善后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台湾问题的相关条约及其法律地位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日《北京专条》与台湾法律地位的认定 |
| 二 《马关条约》与台湾归属地位的改变 |
| 其一,甲午战争暨《马关条约》与以往条约的关系。 |
| 其二,条款内容的法律解释。 |
| 其三,领土取得方式的国际法规则与割占台湾。 |
| 其四,甲午战争及其和约的国际法依据。 |
| 三二战的相关条约与台湾回归中国的法律地位 |
| 其一,中日《马关条约》被中国所废弃,“割让”台湾的法律依据不复存在。 |
| 其二,多边国际条约与台湾归属中国法律地位的认定。 |
| 其三,《日本投降书》与台湾归还中国法律程序的完成。 |
| 其四,中国政府接收台湾并已行使主权。 |
| 四台湾归属地位的进一步确认 |
（9）中日历史遗留问题对当代中日关系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现实意义 |
| 1.1.2 学术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2 现有研究成果与不足 |
| 1.3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中日历史遗留问题概述 |
| 2.1 中日领土遗留问题概述 |
| 2.1.1 从历史事实看钓鱼岛的主权归属 |
| 2.1.2 日本窃取钓鱼岛的历史过程 |
| 2.2 中日历史认识问题概述 |
| 2.2.1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 |
| 2.2.2 靖国神社问题 |
| 2.2.3 南京大屠杀问题 |
| 2.2.4 慰安妇问题 |
| 2.3 中日战争赔偿问题概述 |
| 2.3.1 国家赔偿问题 |
| 2.3.2 中国民间受害者赔偿问题 |
| 第3章 中日历史遗留问题对当代中日关系的影响 |
| 3.1 日本的战争罪责未被彻底清算而留下遗患（1945-1949） |
| 3.1.1 美国对日本的政治改造与东京审判 |
| 3.1.2 国民党政府对日战争处理上的政策 |
| 3.2 中日关系未正常化时期历史问题被搁置（1949-1972） |
| 3.2.1 《旧金山和约》与《日台条约》及其影响 |
| 3.2.2 新中国解决战后遗留问题的宽大政策 |
| 3.2.3 日本否认侵略历史的事件 |
| 3.3 中日历史遗留问题逐渐浮出水面（1972-1995） |
| 3.3.1 邦交谈判中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精神和方式 |
| 3.3.2 钓鱼岛争端的出现及应对 |
| 3.3.3 日本不承认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认识问题 |
| 3.3.4 日本首相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的言论——“村山谈话” |
| 3.4 中日历史遗留问题日益突出（1995-2005） |
| 3.4.1 钓鱼岛争端升级 |
| 3.4.2 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大做翻案文章 |
| 3.4.3 民间受害者赔偿诉讼问题 |
| 3.5 中日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制约两国关系的重点问题（2005年至今） |
| 3.5.1 中日关系曾出现一定程度的缓和 |
| 3.5.2 民间赔偿问题矛盾凸显 |
| 3.5.3 钓鱼岛危机使中日关系急剧恶化 |
| 3.5.4 历史认识问题使中日关系雪上加霜 |
| 第4章 我国对日政策经验总结和建议 |
| 4.1 我国对日政策经验总结 |
| 4.1.1 我国对日政策经验 |
| 4.1.2 我国对日政策反思 |
| 4.2 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前景展望 |
| 4.2.1 中日关系出现一定的缓和与改善 |
| 4.2.2 中日关系仍然面临着困难与变数 |
| 4.3 我国对日政策建议 |
| 4.3.1 妥善处理中日历史遗留问题 |
| 4.3.2 全面开拓中日和平友好新局面 |
| 4.3.3 坚持全方位外交保证对日外交主动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含录用）的学术论文 |
（10）基于跨文化交际理论下的中译日分析 ——以中国领导人致辞译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谢辞 |
| 摘要 |
| 要旨 |
| はじめに |
| 1. 研究の背景と目的 |
| 2. 研究对象と方法 |
| 3. 异文化コミュニケ一ション理论について |
| 4. 中日间の异刻ヒコミュニケ一ションの考察 |
| 第一章 、日本文化を反映する日本的表现 |
| 1. 集団性と碗曲な表现·主语省略 |
| 2. タテ社会と敬语、授受动词 |
| 3. 特有の象徵的イメ一ジ |
| 第二章 、异文化コミュニケ一ション理论に基づく中文日訳の分析 |
| 1. 指导者の挨拶文の分析 |
| 1.1 汉字刻ヒによる言语表现の特徵 |
| 1.2 政治色を带ぴるイデオロギ一的な用语 |
| 1.3 传统刻ヒ要素への郊芯 |
| 2. 异文化コミュニケ一ション理论が訳文における应用 |
| 2.1 断定を避ける碗曲な表现 |
| 2.2 主语の省略 |
| 2.3 敬语と授受动词の使用 |
| 2.4 象徵的イメ一ジのチェンゾ |
| 第三章 、异文化コミュニケ一ション理论による中文日訳ストラテジ一の探究 |
| 终わりに |
| 参考文献 |
| 付录1 周恩来总理が田中角荣首相观迎宴における挨拶 |
| 付录2 邓小平副总理が福田起夫首相主催观迎宴における挨拶 |
| 付录3 朱锥基总理が日中友好7団体主催の观迎レセプションにおける挨拶 |
| 付录4 江泽民主席が日中国交ヒ正潮ヒ30周年友好交流大会における讲话 |
| 付录5 胡锦涛主席が早稻田大学におけるスピ一チ |
| 付录6 日本国国会における温家宝总理の演说「友情と协力のために」 |
四、纪念中贝复交30周年招待会举行（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国同非洲关系研究（1949-1976）[D]. 逯慧. 天津大学, 2020
- [2]中日人文交流演变、现状与前景[D]. 菅原志乃. 吉林大学, 2020(08)
- [3]日本智库与日本外交决策[D]. 张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4]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与实践[D]. 张里男.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2019(01)
- [5]美国对朝鲜政策研究（1882-1905）[D]. 李晓丹. 吉林大学, 2017(09)
- [6]日本华侨华人在中日关系中的角色与作用 ——以钓鱼岛争端为例[D]. 刘光耀. 华侨大学, 2016(02)
- [7]中日海上危机管理机制构建研究[D]. 曾璇.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8]台湾问题的相关条约及其法律地位的演变[J]. 李育民. 史学月刊, 2016(03)
- [9]中日历史遗留问题对当代中日关系的影响研究[D]. 赵金兰.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2016(03)
- [10]基于跨文化交际理论下的中译日分析 ——以中国领导人致辞译文为例[D]. 王秀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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