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公有制内涵的新阐释

一、马克思公有制内涵新解（论文文献综述）

孙颖^[1]（202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代性作为一个辩证的总体,从历史阶段上经历现代性的潜意识、现代性意识觉醒、现代性批判自觉三个主要时期,从文明模式上并存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两种基本模态。但由于现代性的后两个历史阶段公认的源发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现代性在批判意识中与资本主义文明同义,而其他文明类型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要想冲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类型,便需在批判反思中参证出超越的文明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批判史可谓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其聚焦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主题,有机融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主张、方法,形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批判的第三条道路。在多元话语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凝汇有三条主要路径:一是生产-消费路径。商品形式普遍化的逻辑结构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思想的人本主义承递,其关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重心从生产环节转向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基本遵循“某物化→物化物商品化→交换价值主体化、使用价值虚化→主体异化→异化主体复归”的批判逻辑与解放方案。其中,“某”可以指代实物、数字、情感、交往、语言等实在或虚在的社会存在或社会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批判大体未出离于上述逻辑路径,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证批判在异化批判的语境与观念中愈发式微,造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深化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过程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意识批判的轴心错轨。二是个体-共同体路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指向在于寻找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宏观对共同体意义上的制度虚假性批判转向当代对个体意义更为关注的生命政治批判,分析路径大体存在一条主线,即“社会元素权力化→权力集中化→权力集中化的理性合理化→共同体合法化、个体虚假化→共同体与个体和解”的批判思路与解放途径。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极权主义危机之隐匿性特征的同时,却逐渐消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对立、无产阶级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揭批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与新问题,但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偏离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政治实践原则立场,使其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思考不是陷于乌托邦的遐思,就是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调节与妥协。三是启蒙-再启蒙路径。启蒙理性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神内核与精神气质,因此也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焦点。现代性危机的表征之一在于,启蒙理性的观念机制塑就与巩固了资本与权力对主体的合理化控制。对于启蒙理性的这一自反性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持辩证态度,认为对启蒙理性进行再启蒙是正确认知启蒙理性这一现代性之核,是打开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谬之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中,形成回归总体性、否定辨证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三大阶段,为理性自反性危机带来从复归到破维到融建的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持形而上精神在不断试错中为理性的退化寻找再启蒙的道路,尤其是当代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地理学、空间化融建的思想,其内涵着从时空观的基点上新解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形而上意义。这一延续“后现代思潮”的新思路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群像创造新的多元话语空间,但同时带来共识危机与隐忧。如果以“中西马”圆融为构建未来文明型社会的哲学文化语境及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可谓沟通西方现代性模式与中国现代性模式的桥梁。从整体上与之展开理论对话,既有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论资源,又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共同理论问题,亦有基于异质文化传统背景交流差异性经验的话语空间。基于规律性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思想进路,本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整体具有现象学方法意义上的存在论特征,反映出西方文明血缘孕育的西方文化基因特点。中国模式在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维局限与实践困境等方面体现出独特智慧与卓越效力,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可见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人类文明型构建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中国模式正在书写属于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唐毓^[2]（2021）在《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是马克思整个哲学体系中的核心思想,是他一生的追求。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极为丰富,但人的问题始终是他牵系的问题之一。马克思基于现实的人的基础上对自由问题展开探索,通过对异化的扬弃和虚假共同体的推翻,建立了一个以实现全人类的真正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旨归的共同体。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确立了一种既不同于主观理性也不同于客观理性的新型关系理性,同时,人们从对物的依赖向互依性人际关系转变,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式自由交往模式。研究任何思想都应该要把握其概念意义,所以,本文以对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相关概念的解读揭开此篇文章的序幕。关于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概念,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对自由人的理解,主要是从哲人的思想中得到启发进而形成自己的见解,第二个方面是对联合体的解析,最后则是对自由人联合体的解读,只有准确把握了思想的概念意义,才能对该思想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把握了该思想相关概念的含义接着将是对思想来源的分析,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是在卢梭、费尔巴哈、施蒂纳、德国古典哲学家以及赫斯等思想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要是在吸取了卢梭的自由思想、人本主义者的人本主义思想、古典哲学家的自由思想以及赫斯的有机共同体思想后形成了极具自己特色的自由思想。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具体内容主要分为演进过程、主要特征、具体形态以及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有效途径四个方面。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发展过程主要经历了从自然共同体到虚假共同体再到自由人联合体三个阶段,通过对三个不同阶段共同体的特征的研究,找到自由人联合体的独特性,从整体上把握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内容。任何思想的形成都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两个方面的价值意义,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为我国新时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哲学上的支持。文章主要是运用文献研究法、对比分析法和理论联系实际法来整体把握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主要内容,通过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思想程度的对比以此来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形成系统的认识。文章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从历史和价值双重尺度来整体把握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承载了全人类的美好愿望,代表了所有人的价值诉求。它以现实的人为研究的主体,以现实生活的发展规律为研究线索,用实践来践行思想,以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价值旨归,为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探索了一条极具科学性,经得起实践考验,帮助人们实现自由王国的美好理想的最适合的道路,为全人类的美好生活以及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

吴凯^[3]（2020）在《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作为20世纪英国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莫里斯·多布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尤其是辩证理性成为了其毕生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的主要坐标系。在市场社会主义研究中,他全方位运用和展现了辩证思想,从而使其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呈现出辩证理性的特征。具体看来,这种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整体演进,立足现实实践,面向未来思考,不将其看作是一成不变的概念。社会形态的变迁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和辩证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社会历史始终处在不断演进、依次嬗递的逻辑与规律中。其次,科学理性地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科学社会主义不以人的主观愿望抽象谈论发展,而是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根本上保证了劳动阶级解放的社会条件。再次,以整体视角研究社会发展。某一个社会构成要素不能决定社会发展命运,要坚持市场与计划的结合,反对经济决定论,重视人民主体作用,以全方位视角考察社会发展。最后,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最高命题。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谋求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发展的主体,是社会变革与进步的强大动力。从历史演变来看,“市场社会主义”一词正式被经济学家广泛使用应该是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在美国学者约翰·加尔布雷斯、本杰明·沃德和阿伯拉姆·伯格森的经济学着作中,市场社会主义开始作为象征着一种新型经济模式的术语出现。直至20世纪80年代,英国学者戴维·米勒详细论述了这一术语包括的内涵和外延,市场社会主义得到了普遍认同并开始了广泛的使用。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人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探索和研究不断深入和发展。基于不同的立场和思想理念,不同学者运用相异的研究方法,从各种角度出发,对苏联和东欧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分析研究,为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寻找方向和目标,并设计出了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在这一理论争鸣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关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公有与私有等方面的理论文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选择可借鉴的重要思想财富。如果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发展看作是对高度集中模式的否定,逐渐接受运用市场机制主导经济发展的过程,莫里斯·多布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进展轨迹和变革精神。他以辩证理性的方法和思想阐述了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从最初支持中央计划局严密控制生产和消费,集中管理全部经济活动,到50年代中后期开始转向国家应该赋予企业更大的自主权,推崇一种相对分散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试图建立一个在规模、目标和法定权威等方面都更加合理的国家。多布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并不需要泾渭分明的严格区分,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随时调整。理论并不是抽象的空中楼阁,而是始终要以社会历史发展为生长土壤,这体现了多布坚守“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认识框架,始终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当作自己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哲学立场。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深入研究。第一,介绍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缘起。主要有四大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近代经济学传统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理论上看,多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理解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看法,采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方式、阶级分析等基本理论范畴。同时多布深受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经验主义传统的影响,提倡将经济研究与历史分析结合起来;从实践上看,多布多次去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因而熟知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他提出的计划与市场相互平衡的发展模式对当时的许多不发达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说明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他的思想是从比较与分析的角度出发,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为理论视角,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演进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途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前进的首要动力。任何一种生产力都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框架内。生产力能否有效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生产关系的性质。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有过突出的历史贡献,具有历史必然性与进步性。但透过现象看本质,资本主义是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对资本无限增殖的追求导致两极对立的社会结构,无产阶级始终处于被压迫之中,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严重破坏了生产力。无论资本主义发生怎样地变化,都不能改变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批判资本主义的目的在于追求符合历史进步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正是在扬弃资本主义后的逻辑指向。市场社会主义不论表现出哪一种理论形态,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构建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理论只有应用到实践中才能找到体现价值的根基,从二者结合的角度,在经济和政治改革两方面探讨了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的辩证发展和实践过程。批判性地考察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结合改革实践提升理论内涵,这正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思路。第三,论述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意识形态的能动性、计划与市场的辩证性、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前瞻性。通过提炼多布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理论观点,彰显其辩证理性的思想特征。世界上不存在一种纯粹的经济学理论,任何一个学者都处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之下。基于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立场,代表着资本主义私营企业主的利益。这种意识形态一方面自觉地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为资本家和富人服务,不断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则会促成工人阶级反抗意识的兴起,导致连续不断的经济危机,最终生产出资本主义自身的掘墓人。在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理性批判后,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社会理想的经济秩序,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市场社会主义经过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核心问题是如何将计划与市场有效地结合起来,这为多布辩证理性地思考经济运行提供了理论空间。兰格模式、分权模式、工人自治等模式强调社会主义同时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运行机制。通过挖掘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和理论观点,为当代社会经济运行提供有益思考。正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探索中,现代化国家治理的主体、职能、价值成为了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论域。反思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国家职能如何合理有效地发挥、怎样理解国家治理的价值和逻辑,在当代依然是一项非常紧迫的政治议题。第四,评价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通过对《资本论》科学价值的考察中,多布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涵,使其在当代焕发出了新的理论生命力。通过与兰格模式的比较,凸显出多布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价值。对理论演绎与经济现实发展双重问题的关注,使得多布实现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第三国际正统经济学框架的突破,以对国家计划与自由市场关系的理性探讨形式表现出来。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地辩证考察,引领了英国经济史研究的新发展,同时也为多布经济学的研究打开了新的维度。本文着眼于多布对社会发展辩证理性地思考,通过对多布以人为本的理念的阐释,体现出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本文还力图凸显多布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提出的国家治理这一理念的前瞻性,并从哲学角度揭示多布市场社会主义辩证理性的思想特征。在研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历史和逻辑关系中,多布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始终以发展的视角和整体性的眼光看待社会的运行结构和秩序。通过总结多布市场社会主义辩证理性的思想特征,能够充分说明多布将社会主义作为自身的政治理想,是理性思考的客观结论,同时,也能够为当代的社会主义全面有序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杨诗羽^[4]（2020）在《岩佐茂的生态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为社会带来比以往多得多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比以往多得多的生态环境破坏,哲学领域的生态转向成为一大趋势。对于20世纪,日本着名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岩佐茂,将其评价为是环境破坏的世纪。在这个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严峻、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更为严重产业公害的世纪,岩佐茂从日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出发,结合现代西方生态哲学思想,构建出自己独特的生态哲学思想。岩佐茂肯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观,吸收了马克思的物质代谢理论和“生活者”思想,消化了环境伦理学思想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同时也受到了日本学者岩崎允胤的主体——客体辩证法思想、尾关周二“共生”思想的影响。在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岩佐茂主张树立人与自然共生的价值观,强调“人的立场”,提出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从控制人的活动入手;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岩佐茂认为,导致环境破坏的根本原因源于资本逻辑的主导影响,因此提出应建构与其对立的、有益于环境保护的生活逻辑;在维护好人与自然关系上,岩佐茂主张实行生态社会主义,建构与自然共存的循环型社会,并认为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生态社会主义。总得来说,岩佐茂的生态哲学思想有其合理的理论意义,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论文拟从整体上对岩佐茂的生态哲学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和评析,对其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局限性综合考察后,联系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探讨其生态哲学思想在实践生活中的价值,从而更好地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助力。

王松磊^[5]（2019）在《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新论 ——基于唯物史观视角》文中指出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合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由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产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之所以把马克思的这段话放在摘要的第一段,是因为这段话是贯穿于本研究的灵魂。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深化改革,不能离开历史,隔离传统。理解传统社会,才能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相比阶级分析法、传统-现代理论范式、国家-社会二分法、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唯物史观能提供更科学的视角,来理解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依据唯物史观,本研究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传统农业中国的生产力状况。文明社会早期阶段,地理环境作为“初始条件”,其特性通过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对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气候的变化,导致人类结束了“原始的丰裕生活”,不得不驯化可食用的物种,进而发明了农业。作为劳动对象,黄土的土壤环境、冬干夏湿的气候特点以及粟和黍的植物特性,产生了旱作农业的生产方式。受到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限制,农业生产工具没有根本的革新,生产工具的驱动力长期以自然力为主。第二部分论述了生产关系的相关核心概念和不同社会类型的生产关系特点。分配是以权威为媒介的生产关系,这是传统农业中国社会生产过程的中心环节。交换是遵循价值规律的生产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中心环节。现代社会生产关系的特点是分配与交换并重。基于交换和分工的集体是生产上相互依赖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基于分配关系的集体是在外部因素作用下生产上自给自足的个体的强制性共同体。两种类型的集体有着本质的不同。传统中国的集体属于后一种类型。第三部分阐明了交换关系在传统农业中国的约束条件。受到交通运输成本的影响,交换关系在中西方具有不同的发展条件。由于存在优良的河流和海洋,西方社会的交换关系具有天然优势。而在传统的农业中国,道路、河流、运河等交通运输条件则依赖中央政府的能力。社会分工与交换,在西方是基于经济需求,在传统农业中国则基于政治需求。无论是起源还是后来的发展,商人和工商业均受制于政治统治。第四部分对集体社会的形成进行了阐述。农耕社会生产方式对外扩张和防御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对内统一作为保障。农耕生产方式的内敛性则产生了对内排斥军事暴力和离心倾向。由于公有制、资源稀缺性、集中分配的管理方式和服从权威的共性,使农耕生产方式与军事组织能够结合在一起,其最佳方式就是兵农合一的集体制度。最大的集体单位是天下（国家）,最小的集体单位是个体家庭,与家族、宗族、官僚制等其他类型的集体单位,共构成了包含许多集体单位的等级性集体社会。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第五部分对家国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交换关系为经济基础,西方的家国异构本质上是私的家庭的血缘亲属关系不同于公共权力的国家的政治关系。而传统农业中国,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分配关系为基础,家国同构是伦理道德和父家长权威的结合。随着农耕经济被市场经济取代,应当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家国关系。结论是对全文进行总结,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传统农业中国是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上的集体社会;第二,传统中国集体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以分配为中心环节,当前中国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是提高交换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第三,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底色具有多层性。

陈磊^[6]（2019）在《《理想国》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举世公认的西方经典,世界各国教育家、思想家无不从中汲取精神养料以为现实所需。但人们往往过多关注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却忽略了其中所蕴含的宝贵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柏拉图系统的阐明了政治与教育的共生关系,而这一思想本质上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只不过西方并不以此称谓。本文以《理想国》为第一文本,并兼顾其与柏拉图其它对话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将散落在《理想国》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有机整合、分门别类,凝练出正义学说、德性学说、灵魂转向学说和灵魂回忆学说四大主题,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逐一反观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论、本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首先,围绕柏拉图的正义学说展开。正义是贯穿《理想国》始终的重要线索,柏拉图在“由大见小”的正义追寻中发现了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并开启了个人与共同体统一关系的探讨,但共同体的和谐运作才是柏拉图正义理论的根本重心。对于其正义观的局限性,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以全人类的解放为目标,实现了对前人思想成果的继承和超越。而柏拉图正义学说中对最高价值本体善的主张,以及对个人和共同体的相关论述也具有积极意义,是反观思想政治教育本体论的重要参照。从个体维度为个人探求生命意义的根基;从国家维度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和真理性确立依据。其次,围绕柏拉图的德性学说展开。柏拉图为了解决哲学与政治的冲突,拯救城邦于危亡,提出了将哲人德性与城邦政治和解的“哲学王”主张。他认为,“哲学王”对理想城邦的治理就是教化公民适应城邦共同体的政治体系和生活方式,教育是城邦的头等大事。而国家共同体之所以能够成为“真正共同体”,同样需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共同体中每个成员在思想观念上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教育是通向未来“真正共同体”的政治行动。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具有内在一致性,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就是要通过共同体的价值完成对人的教育,在公共政治层面的价值目标是使人成为公民;在个体德性层面的价值目标是使人成为人。再次,围绕柏拉图的灵魂转向学说展开。柏拉图的灵魂转向学说寓意深邃,而且与其正义思想紧密相关。柏拉图在找到大写的城邦正义后,根据“由大见小”的类推,论证了个人灵魂的正义即灵魂中理性、激情和欲望三要素的井然有序。可柏拉图对这种“短路径”的论证并不满意,有关善的理念的“长路径”方法呼之欲出。柏拉图通过太阳喻、线段喻和洞穴喻完成了对理念论的解说,并提出灵魂转向就是为了观照最高的善。可以说,灵魂转向既是“哲学王”解救囚徒走出洞穴获取真理的关键,也是人们从可见世界抵达可知世界的必要跨越,更是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价值共识需要突破的认识论难解。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论本性,就是教育主体和价值认同主体之间达成价值共识的视域融合和思想统一经历。最后,围绕柏拉图的灵魂回忆学说展开。柏拉图最早是在中期对话《美诺篇》中提出的灵魂回忆说,他不但在《美诺篇》和《斐多篇》中对灵魂回忆说进行了循环论证,而且在《理想国》中也对回忆说给予了充分肯定。柏拉图认为,知识是不朽的灵魂所固有的,学习就是回忆灵魂前世固有的知识。灵魂回忆说澄清了人类知识获取的应然途径。真正的教化不是知识的施与,而是对本体实在的挖掘,激发并滋养本体的一切潜能,实现从自为到本有的灵魂本真状态。而柏拉图继承其师苏格拉底的对话和诘问教学方法潜移默化启发人们回忆灵魂中的固有真知,既孕育了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雏形,又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研究奠定了重要根基。综上,柏拉图不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研究有重大贡献,而且他理解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应当被确立为典范。正是如此,柏拉图的《理想国》才具有恒久的思想魅力,他深邃洞见中所蕴含的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也有待人们继续深入发掘,返本开新。

韩璐^[7]（2019）在《基于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劳动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正是基于对劳动这一贯穿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命题的深入研究和逻辑展开,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根本性变革;也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社会“非人”劳动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劳动解放前景的希冀,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从历史的审判、现实的批判,以及未来的研判中构成了一个在时空上贯连的逻辑严密的理论整体,并由此成为了在当代依然具有理论阐释力和实践价值的思想武器。而当我们潜入文本进行详细解读和阐释时,就又会发现,对劳动的理解不仅仅局限于这个概念本身,因为这个议题的考察可以串联成一条清晰的主线,而顺着这条脉络,我们便有可能得以探寻到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整体性建构逻辑。也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认识和批判劳动的本质和矛盾运动规律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理论框架,而结合资本主义发展和对于整个人类劳动境况和生存境遇的反思,历史唯物主义也获得了更为丰富的理论意涵。只有看到人,看到使人们得以生存发展的劳动,我们才能看到劳动过程所必然依托和建立的人的社会和人的历史关系,由此也才能真正寻找到历史进步的最终动力,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了望到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本文的总体研究思路为:理论溯源→文本解读→观点辨析→理解维度→当代价值。具体来说,一是以“广义”的理论来源为考察,即突破“三大来源”解读说,把马克思主义放到人类思想史的灿烂星空中考察,通过立体的、整体的、演进的马克思主义时空视野来研究。二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为依据,通过对文本按时间顺序的考察和阐释,对劳动观进行一个孕育、萌芽、创立、发展、延伸的理论发展轨迹的追寻,以期在历史动态的文本视域之中,对马克思恩格斯总体的劳动观加以梳理。三是注重劳动观发展过程中的“理论交锋”,在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科学道理的基础上注重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辨析与批判;并以尊重事实的态度,寻求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之间关于“劳动观”理论内容表述的一致性和差异性,通过对每一个阶段主要代表着作的文本解读,辨析出理论的前后联系,进而展示出劳动观阶段性和总体性的统一。四是延伸和拓展对劳动观阐释的理解维度,在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的内容与方法的具体联系中,深化劳动与人的本质关系,劳动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劳动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关系认识,深化对劳动观本身的认识和对历史唯物主义“劳动”内核的认识。五是将理论研究关照于当代现实,在前述历史的、文本的、辨析的解读基础上,让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劳动观在理论、实践、价值的当代视域中发声,进一步阐发马克思恩格劳动观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通过上述的内容,本文总体形成的观点或可能的创新点有如下几个:其一,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是思想家通过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总体思想资源的选择、组合、改造和原创性的阐释过程中形成的。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观,也必须在尊重思想承继关系的基础上,把握其“发展史”的历史语境,阐明理论与这些“思想酵素”的源流关系,并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评价为依据,实事求是的把他们之间的思想互动机制呈现出来,由此才能真正“走进”文本所处的历史语境和解释学处境。其二,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必然是历史本身的产物,从历史事实出发去形成理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科学依据。对劳动历史资料的充分考察,使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是以对历史事实材料的占有为前提的;而在人类劳动史的解读中,历史唯物主义抽象的哲学范畴和概念定义,也在现实经济活动各自具体化的事实和过程中得到了验证。哲学理论与社会经济过程紧密联系,劳动发展与人类社会形态演化内在嵌合,马克思恩格斯由此真正实现了反转抽象理性的哲学革命。其三,“劳动观”的理论内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是一个整体,单纯的割裂它们,谈论哪一个理论自身的演进,都是单薄的。“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的提法,就是强调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性意境中去探寻劳动观的全部理论内容,坚持把劳动观视为是一种具有复合性、开放性、历史性的理论学说,进而在对劳动观的整体性把握中,更深刻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是如何完成对自身丰富的、复杂的、完整的构建的。第四,对劳动的认识必须回归于“人类历史活动”的这一哲学概念之中,由此,劳动观的理论张力才能真正凸显出来。“劳动观”是属于历史观范畴的,正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才科学回答了劳动是人类从动物界超越出来的历史活动,也正是从对劳动、劳动力、劳动关系、劳动者、劳动解放的新的定位中,形成了解释历史的新的哲学派别,即劳动历史唯物主义。故此,马克思必然得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发展史必须用劳动发展史来解释这样的独特结论。第五,美好生活的希冀正与劳动者的劳动处境、劳动尊严、劳动权利、劳动价值息息相关。马克思恩格斯一生所探寻的“劳动”问题,不仅是对人类解放未来思考的珍贵启迪,也是留给今天社会主义中国理论创新和实践探寻的意义生长点。物质财富越充沛,科技越发展,越需要去反思和审视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价值,越需要去尊重和敬畏人的劳动创造和人的智慧成果。物质生产本身的历史必然性必须要靠物质生产来超越,而人正是所有物质生产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先进科学技术生产力的掌控者,只有通过人的劳动创造,人类社会才会进入文明的新境界,也只有通过人的劳动创造,人才能在这种最基本、最根本的实践活动中,获得真正的、真实的存在感和幸福感。

郭潜深^[8]（2019）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思想,是我们党创立和发展的方向标和动力源,是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懈奋斗的崇高理想和强大支柱,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阐述并大力弘扬的重要内容。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理想缺失、信念动摇,对共产主义思想知之甚少是重要原因。没有理论上的清醒,就不可能有信仰上的坚定。因此,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思想,解决“知”的问题,就成为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时代课题。本文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方法,以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来源相关理论、主要内容和特征,研究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价值、当代价值、在当代中国最新发展成果。论文的主要结构和内容如下:第一章探究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创立及其影响,分析了共产主义思想产生的社会根源和阶级基础,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主义三个维度来梳理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概括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创立对世界产生的影响。第二章以“自由”为线索探讨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表现在三个维度: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摆脱自然的奴役、繁重的体力劳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二是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消灭了剥削,社会管理机构代替国家、消灭了压迫,人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消灭了宗教,实行计划经济、消灭了经济危机,每个人能够得到全面发展,人成为社会的主人;三是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不仅从自然界获得物质需要,也能从社会获得精神需要,最重要的是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人成为自身的主人。第三章研究共产主义思想的科学性、实践性、崇高性和革命性的特征。科学性表现在科学的理论基础、成功的实践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实践性表现在共产主义理论来源于实践、共产主义运动是实践、共产主义制度是实践的结果。崇高性表现在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人类最艰巨的事业和能够实现的理想;革命性表现在彻底的批判精神、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消灭私有制。第四章研究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历史价值体现在为无产阶级提供了理论武器、行动指南、指导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当代价值表现为人们提供了伟大的认识工具、行动指南和引领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第五章研究共产主义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共产主义思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但不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新设计,主要体现在新时代、中国梦、四个全面;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提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忘初心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翁玉玲^[9]（2019）在《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劳动法治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企业劳动关系管理,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主体内容,其内涵与美国人力资源管理“人本主义”理念和制度发展密切相关。劳动法治是符合国际人权公约、国际劳工标准和我国劳动法价值原则,可促进劳资平等博弈、公平共享、分配正义,能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法律运行、社会秩序形态。鉴于企业劳动关系管理是资方行使经济自由、管理权利、用工自主权的主要形式,与劳动者、劳动关系、劳动者权利（劳权）是不可分割、一体两面的关系,本文基于劳资均衡、分配正义、公平和谐的价值理念,厘定并研究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的劳动法治问题,是以劳资均衡为目标,对企业劳动关系管理是否、应否、如何接受劳动法治干预、调整问题的探讨。我国企业劳动关系管理视域下劳动法治问题,既有市场经济国家的共性、普遍性,也有中国问题的个性、特殊性:宏观层面,源于（市场经济意义的）劳动法理念、制度、机制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向市场经济转轨和发展的滞后;中观层面,表现为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与劳动法治发展的脱节,甚至都没有形成劳动法治的问题意识、价值目标;微观层面,表现为企业劳资关系的失衡,劳资关系公平度、和谐度较低,权利争议频发,利益争议更难解决等。具体而言,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劳动法治研究背景、问题指向,主要体现于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在市场经济意义的劳动法严重滞后、功能缺失的情况下,先行、片面引进了发达国家对劳动用工关系的“先进管理经验”。第二,在缺乏劳动法有效约束、缺乏劳动法治制约的情况下,企业用工模式先行一步进行了科学化、技术化、市场化、现代化发展,而劳动、经济政策实施中忽视了对社会公正、底层劳动者利益的考虑。企业层面的劳资关系由此显着失衡、扭曲,形成了深层次、结构性、普遍性、持久性的社会矛盾与冲突。资方的经济自由和产权,与劳方的经济自由和劳权,如何能够均衡配置、平等共治、公平共享、分配正义的关系、结构和“企业政体”、“运行模式”,是本文预设的目标模式。本文以“范畴与问题概述——市场经济国家共性、普遍性问题——解决共性问题的价值论与方法论——我国相关问题的特殊性——特殊性所反映的具体法律制度问题（包括用工管理的平衡规制问题、劳资合作管理的平等自治问题）”的逻辑思路进行研究。第一章研究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与劳动法治的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以及劳动法治问题。本文基于劳资均衡、分配正义、公平和谐的价值理念,厘定并研究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劳动法原则和精神是否得以实现、劳动者的基本权利能否得到充分保障,目的性权利应否、如何通过工具性权利加以实现,如何通过制度安排、机制设计实现劳资当事人相对均衡的博弈与合作,进而实现劳资分配正义、劳动关系公平和谐等劳动法治问题。本章概括了当前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劳动法治的宏观问题与微观问题,并简要介绍了全球一般性问题和中国特殊问题。第二章是对各国企业劳动法治的普遍性问题的探讨。由于雇主立场与劳动保护立场的对立性,各国企业劳动法治呈现劳资竞争互动的发展路径,劳资之间的竞争互动系普遍性问题。此部分系对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劳动法治化历程和秩序演化规律的论述。此部分研究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受现代劳动法约束、劳动法治化的历史过程以及相关逻辑规律。发达国家的劳动关系管理与调整历程,相互竞争、相互妥协、经济效率价值优先三个阶段,从企业管理与法治竞争、互动,到走向融合,经历了雇主、工会调整,再到当前的劳资共同调整。发达国家劳资互动历程的重要启示在于,劳动法治干预具有必要性和阶段性,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实质上就是资本主导的内部市场化,当前发达国家的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个性化”发展,正好印证了其再次法治化需求。第三章是企业劳动法治的一般性制度安排与法理逻辑,是有关市场经济国家解决相关问题的方法论、主要制度的阐述。研究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劳动法治化的制度安排与逻辑:其一,劳资公平合作、劳资优质均衡的价值目标,以及产权与劳权、劳资合作的法理逻辑。其二,关系结构。市场经济成熟国家的企业管理权、用工自主权、人力资源管理权,与集体劳权、集体劳动关系被迫形成了伴生关系,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与集体劳权、劳动法治逐步形成了关联性、对应性。其三,制度需求。主要包括:劳资分配正义的制度需求;经济全球化下企业竞争的制度需求。其四,制度安排,主要包括:劳资共治的理念与制度;“刚性”的基本劳权保障与资本的理性妥协机制相结合;资本管理中劳动者力量扶持机制的重要性;社会保护与经济促进平衡兼顾的制度安排。第四章是我国企业劳动法治的特殊性,即资本单边主义。我国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特殊性问题,在于缺乏市场经济意义的劳动法治的有效干预、调整,也缺乏有效的力量均衡机制,更缺乏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关系管理的“理性化”、“自觉化”妥协。首先,对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资本单边主义进行实证考察,企业层面劳动法治的现状,发现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公平、正义与“制度襁褓”、企业文化等存在密切关联。其次,我国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与其他国家不同,是缺乏劳动法治干预的背景下,对西方先进管理技术的单边引入、单边发展。最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特殊的“政、资、劳”关系,使得这种单边主义的管理更加突出。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政府重商主义战略下,劳资愈发失衡,企业劳动关系管理迫切需要进行法治化、现代化转型。由于地方政府的救济联邦主义、重商主义,劳动关系形成了“政府征收苛重,资方利润挤占工资”的劣质均衡。中国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劳动法治的特殊问题,与市场经济、法治社会转轨过程中的劳资关系转型以及劳动法治理念、政府角色等存在密切关联。第五章是我国企业劳动用工管理方面的平衡规制问题。本章是对企业劳动用工管理的相关立法、法律实施现状、制度缺陷和制度需求进行分析。首先,对企业劳动用工管理的法律实施现状进行分析,包括劳动标准管理、社会保障管理、劳动合同管理,分析我国劳动保障监察职能上的问题。其次,研究企业管理权立法规制中的制度需求,认为我国劳动法律在企业用工管理的规制存在规制失衡的问题,一方面,对企业规章制度的合理性审查、企业惩戒权、劳动者救济权方面的规制或保护力度不足,另一方面,我国劳动法律由于长期形成的父爱主义管制原则,部分用工保护过于严格,导致企业以科学、灵活的管理手段绕过劳动法的监管,严格的用工规制产生“逆向激励”的反效果。最后,研究企业劳动关系的平衡法治内涵、理念、目标,通过对劳动者基本生存权的刚性保障的加强,以及对其他劳动权益的弹性自治,分析企业劳动用工管理权的平衡规制。同时,分析父爱主义管制的适用限度、公法与私法协调的法理与现实、国家责任与企业责任的区分。第六章是我国企业劳资合作管理方面的平等自治问题。本章从促进劳资合作、均衡、公平、自由角度研究劳资合作管理中的具体制度缺陷、“劳工四权”的实现状况以及劳动法治理念、制度环境问题与制度需求。第一,承接上一章中关于“企业劳动用工管理权平衡规制”的讨论,进一步论述劳动关系管理规制中的劳资自治的边界,进而提出劳资合作共治的现实与制度需求。第二,探讨劳动者民主参与制度的立法问题,以及实质落实该项制度的法治条件、实施原则。第三,分析我国劳动力量扶持机制的缺失及构建问题,分析工会在企业管理中的职能发挥问题,以及对工具性权利、劳动者代表制度确立、落实的制度需求,具体包括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障机制、劳资分配正义的理念、资本妥协让步的压力机制、劳动者市场议价力的提高。第四,研究劳资均衡、劳资合作理念在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融入的必要性。第五,分析我国企业法与劳动法在劳动保护规定中的冲突、衔接问题,以及我国企业法中对工会制度、民主管理制度的规范缺失问题,同时,借鉴域外企业立法经验,研究企业法与劳动法在整体制度、价值取向上的冲突问题与衔接。试图通过以上制度理念的调整和相互衔接与合作,实现劳动保护与企业发展的平衡。本文的主要发现如下:第一,在企业组织体系、生产过程中,劳动权与资本产权是一对耦合的、对称的合作关系,两者之间的平衡,符合人权、法治社会和企业竞争发展的制度需求。第二,经济体制、法治社会转型期间,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单边主义”是微观劳动关系矛盾的重要原因。第三,劳动法父爱主义管制将促进用工管理实践基于资本逐利性的“逆向激励”,加剧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与劳动法治的偏离。第四,劳动权益的刚性保障、公权力的合理发挥、企业内部理性合作意识以及有效的资本妥协让步机制是我国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劳动法治化的制度需求。基于我国企业劳动法治的特殊性,本文建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应当以平衡法为原则,以底线性、合理性为限度,适度考虑严格规制对企业的“逆向激励”效果,完善劳动法律的刚性、强制性保障,对资本单边主义进行限制。包括劳动基准立法、执法的全面性、切实性,以及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必要性限制。其次,有必要加强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关于劳资分配正义理念的软约束,重视企业社会责任中的劳动保护要求。最后,在保障底线性劳动条件的基础上,应当通过资本妥协的压力机制的实质构建,提高劳动者的市场议价力,“扶持”劳动者与资本对抗、博弈、协商的力量,推进劳动者利益代表机制的合法化、正规化,促进企业劳动关系的理性妥协,从而促进劳资合作与共治。

董祯华^[10]（2019）在《周唐井田思想探析》文中认为井田思想发端于战国时期,《孟子》中首先提出了“井田论”,之后稍晚的《周礼》对井田制也有相关的论述。《孟子》和《周礼》中初步提出了井田思想的基本原则——“制民之产”、“正经界”。战国时期的井田思想具有初创阶段的特征。第一,提出“耕者有其田”,主张确保农民有地可耕,满足其基本生活条件;第二,“抑制兼并”,明确表示反对土地兼并。后世的井田思想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两个特征而阐发的。西汉时期,董仲舒、师丹等人依据《孟子》和《周礼》中的“正经界”原则发展了井田思想,提出了限田主张,逐渐成为后世解决土地问题的限田模式。西汉韩婴和东汉班固、何休把《孟子》和《周礼》中的井田思想相互调和,使得井田思想更加完备,逐渐形成解决土地问题的井田模式。两汉之际,王莽托古改制,依据《周礼》、《孟子》等典籍推行“王田制”改革,这是井田思想的第一次实践。仲长统、荀悦、崔宴、司马朗等人结合东汉的社会现实,丰富了井田思想的内涵。总之,两汉井田思想在继承战国井田思想基本特征的基础之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力堪农事”、“耕而勿有”、“徙民屯垦”等主张。西晋的占田制和北魏隋唐实行的均田制是井田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实践。占田制以井田制为指导原则,同时吸收了限田主张、屯田制的相关内容。均田制中体现出的思想基本包含了前代的井田原则。均田制瓦解以后,陆贽、杜佑、白居易等人主张利用井田制来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然而他们的思想并没有摆脱唐以前的井田、限田和均田模式;与前代的井田思想相比较,没有突破性见解,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现实,对当时的土地问题也不能产生实际意义。

二、马克思公有制内涵新解（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马克思公有制内涵新解（论文提纲范文）

（1）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岩佐茂的生态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新论 ——基于唯物史观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6）《理想国》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基于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劳动法治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周唐井田思想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马克思公有制内涵新解（论文参考文献）

• [1]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D]. 孙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研究[D]. 唐毓.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3]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研究[D]. 吴凯. 山西大学, 2020(12)
• [4]岩佐茂的生态哲学思想研究[D]. 杨诗羽. 成都理工大学, 2020(05)
• [5]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新论 ——基于唯物史观视角[D]. 王松磊. 山西大学, 2019(02)
• [6]《理想国》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研究[D]. 陈磊. 吉林大学, 2019(02)
• [7]基于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研究[D]. 韩璐. 兰州大学, 2019(02)
• [8]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郭潜深.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9(02)
• [9]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劳动法治问题研究[D]. 翁玉玲.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10]周唐井田思想探析[D]. 董祯华.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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