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龙”命名的植物（论文文献综述）
高云逸[1]（2021）在《中国东北地区公元前三千年前的文化演进与社会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东北地区是我国最早开展科学意义上考古工作的地区之一,迄今已走过百年的历史。这里也是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重点区域,对阐释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谱系论”和“文明论”为理论基础,本文试对中国东北地区公元前三千年前的考古学文化及其所表述的文明进行整合研究,以期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时空范畴内的文化演进与社会发展情况。论文第一章对本文讨论的时间与空间范围作出界定,简要回顾“两论”在东北地区考古研究中形成与运用的发展历程,概述本文的研究方法、内容与程序。论文第二章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将中国东北地区划分为十个地理—文化区,即辽西地区、西辽河流域、下辽河流域、辽东半岛地区、西流松花江流域、东辽河流域、海拉尔河流域、嫩江流域和三江平原地区。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基本方法,以陶器纹饰和器型为主要着眼点,对上述十个地理—文化区内所包含的诸考古学文化进行分期定年研究,初步建立起各区的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同时,从陶器纹饰、器型组合的共性与差异出发,辨识出了一些以往未被识别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将个别过去所划分的考古学文化或遗存合并为同一考古学文化;以及将部分曾经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拆分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或遗存。总之,是在已有研究成果和新材料的基础上,对中国东北地区公元前三千年前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定性与定年的全面梳理。论文第三章主要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谱系关系和文化格局的研究。首先,通过将上述十个区的文化编年序列进行横向串联,建立起中国东北地区公元前三千年前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体系。其次,立足于文化的编年序列,着眼于陶器的纹饰器型,对诸考古学文化的纵向传承与横向渗透关系进行解析,由此构建出诸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关系。最后,以历时性演进的年代顺序为叙事脉络,以共时态互动的文化关系为分析主干,分阶段、分层次地探讨我国东北不同地区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相互联系,即文化格局的演进与变动。论文第四章是对中国东北地区公元前三千年前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社会发展的研究,主要探讨的是该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在前文所搭建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平台之上,以年代早晚关系为线索,以物质遗存所反映出的社会演进现象为标准,分谱系、分阶段地剖析诸考古学文化的社会演进脉络。属查海时代的小南山文化、双塔一期文化和兴隆洼文化涌现出了玉质礼器,反映出当时社会已初步走向分化。仰韶时代早、中期诸考古学文化的社会分化进一步加深,宗教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以赵宝沟文化晚期和红山文化中期为代表的辽西地区神权和军权或已开始确立。至仰韶时代晚期,处于晚期阶段的红山文化为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结构,神权进一步发展,王权正式形成,标志着红山文化晚期跨入文明时代。基于诸考古学文化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划分出文明启步、文明起源、文明形成三个发展阶段。并对红山文化所代表的渔猎主导型文明以及红山文明的消亡原因、东北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边际现象等几个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论文第五章依据经过科学鉴定的动、植物遗存材料,对中国东北地区公元前三千年前新石器文化的经济格局进行了分析,突出了渔猎主导型经济在东北文化区文化面貌塑造和社会发展特点形成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论文第六章主要是本文所得出的主要创新性认识和重要补充意见的扼要总结。
杨舒佳[2]（2021）在《《神农本草经》训诂史研究》文中认为《神农本草经》（以下简称《本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着,训诂学则是沟通古今的桥梁,是解读古籍文献的重要工具。本课题以历代《本经》训诂类着作中《本经》的365味药物作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学的角度,对《本经》训诂的产生、发展等全过程进行梳理,揭示《本经》历代训诂之间的传承与发展关系;同时在对每个时代《本经》注释以训诂学视角进行剖析的基础上,论述《本经》训诂与普通训诂学的区别与联系,进而归纳《本经》训诂中所体现的本草训释特点,以期为当今本草学、中医古籍训诂研究提供借鉴。本文主要运用文献学、历史学、训诂学的方法,并在研究过程中采取综合研究与典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另外结合比较法,横向比较《本经》训诂与普通训诂及当时学术关系,纵向比较各时代《本经》训诂的继承与发展。论文主体按照《本经》训诂的历史分期进行研究,先秦两汉是本草训诂的萌芽时期;魏晋南北朝是《本经》训诂的奠基时期,《本草经集注》的着成标志着“集注”训诂体式的确立;隋唐五代是《本经》训诂的发展时期,表现为《新修本草》在训诂内容、方法上的突破;宋金是繁荣时期,主要是《证类本草》内部《本草图经》等对《尔雅》等训诂学成果的关注和应用,集解之训诂材料、为难字注音、本草名物训诂的极大丰富,以及在训诂内容、方式方法上的创新;元明是转折时期,李时珍《本草纲目》和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共同形成了《本经》训诂的转折,前者是在训诂内容上取得名物训诂巨大成就的同时,完成了由本草名物训诂、名实考订向阐释药理的转变,后者则是完成了训诂着作类型的转型,即由以《本经》为核心的层层补注转向了专于《本经》经文药性药理探讨的训诂;清代为《本经》训诂的鼎盛时期,训诂着作的大量增加,训诂内容的极大丰富,乾嘉考据学主要方法的正确使用等,使得《本经》训诂取得显着成就。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历代《本经》训诂对前代皆有所继承与发展,既有各自的特点,又有共性特点。第二,宋金时期的《本经》训诂具有区别于普通训诂学的显着特点:递相补训,图文互释及以方释药;《本经》训诂在元明时期形成由本草名物训诂到本草药性药理解说的转折;清代乾嘉时期训诂学的兴盛对《本经》训诂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三,《本经》训诂因本草具有药物属性,故可以通过临床实践的方式进行验证,这一点是与普通训诂学的名物训诂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图文互释及以方释药是《本经》训诂的有效途径和特殊之处。第四,《本经》训诂的起源与发展,同时也体现出对本草药物的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从名物训诂发展到药性药理阐释。本文首次对《神农本草经》的训诂史作出系统的梳理、归纳总结,有利于对古代《本经》训诂形成整体的观照。首先,本文提出了《本经》训诂着作具有两种类型:一是以陶弘景整理的《本经》为传承系统的主流本草着作,即《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二是明清时期出现的以注疏《本经》为撰述思想的本草着作。进而通过对《本经》训诂的产生、发展等过程进行梳理,探讨了各个时期《本经》的训诂体例、训诂内容、训诂方法、训诂特点、训诂成就及不足,对于部分有争议的本草问题进行考证,有助于全面了解《本经》的训诂情况及本草训诂的独特之处,对于深入理解《本经》经文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其次,本文对于宋金时期及清代的《本经》训诂研究具有独到之处,前者提出了该时期《本经》训诂有“整体训诂”与“内部训诂”之分,药图、药方是《本经》训诂的独特内容,图文互释、以方释药是《本经》训诂的独特方式,并指出为《本经》难字注音是在宋代时大量出现,是区别于其他历史时期的重要特点;后者则对《本经》训诂内容详细探讨,总结其规律,归纳其方法,指出《本经》训诂的特有句式,对于理解《本经》经文,读懂经文注释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最后,本文从普通训诂学视角审视《本经》训诂,考察二者的区别与联系,反思二者存在的共性问题,揭示本草训释的独有内容（药图及药方）及特点（图文互释、以方释药、句式应用等）,总结历代《本经》（药物）训诂的共性特点,并从历史学角度总结历代《本经》训诂的继承与创新,分析本草训诂中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特征,可以为当今本草学、中医训诂学研究提供借鉴。
陶文武[3]（2021）在《跨语言视角下田坝苗族的植物分类和命名理据》文中认为田坝苗族的植物分类系统有生活型、中间类型、属类层、种类层、变种层五个层级,与科学的植物分类体系有对应关系。田坝苗族赋予植物名称主要采取赋予专名和根据植物本身具有本质属性、功能用途等方式进行命名。跨语言的研究发现,不同民族给植物命名遵循的理据由多到少为:性状、颜色、气味、味道>功用>生长环境或习性、动物>借自汉语或其他语言>收获时节或生长阶段>质地>植物外部附属物。不同民族对植物命名存在理据共性,这些理据共性是植物本身具有的属性共性和人类认知具有一致性的相互作用。
朝木日力格[4]（2021）在《内蒙古翁牛特旗阿什罕苏木蒙古民族植物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蒙古民族植物学是研究蒙古民族利用野生植物的传统知识,是民族植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本文采用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方法对内蒙古翁牛特旗阿什罕苏木开展蒙古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工作,得到如下结果:（1）采集证据标本136份,收集当地蒙古族列举出的民间植物名183条,经鉴定,其中167条植物名与123种1亚种7变种植物相对应,隶属40科105属。民间植物名与植物物种之间存在“同物异名”和“异物同名”的现象。（2）当地蒙古族利用的野生植物可分为食用植物、药用植物、饲用植物及日常生活中其他利用的野生植物等4大类。野生食用植物有25种2变种,利用方式主要有粮食用（6种）、蔬菜用（14种）、食用油料用（2种）、调味品用（4种）、茶用（6种）和水果用（8种）;野生药用植物包括民间蒙药植物和民间兽药用植物,民间蒙药植物有35种1亚种,均为中草药,其中29种在蒙药中有记载。民间兽药用的植物有7种;野生饲用植物有79种1亚种5变种,其中禾本科、菊科、豆科和藜科的植物种类数较多。饲用植物等级来看优等、良等饲用植物有44种,占总野生饲用植物种数的51.76%;日常生活中其他利用的野生植物有31种3变种,利用方式有建筑用（10种）、工艺用（13种）、柴薪用（11种）、商品用（8种）、生态用（8种）、文化用（6种）或其他（8种）。（3）当地伴人植物有35种2变种,占据当地野生利用植物总数的28.24%。阿什罕苏木蒙古族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积累的野生植物命名和利用的丰富经验和传统知识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这展现出了当地传统知识的地域性和民族特色性。
刘贵玺[5]（2021）在《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所载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的整理研究》文中认为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ПетрКузьмичКозлов,1863-1935）是着名的中亚考察家,是20世纪初俄国探险考察领域的领军人物。他曾8次来华,开展7次考察活动,组织3次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1907-1909年,他第2次率队对中国北部和西部开展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活动,这是他考察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考察。《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正是此次考察的考察记,其中记载了考察的整个过程、途中见闻、考察所获等信息。其内容涉及考古学、西夏学、民族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为了解百余年前我国西北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大量生物学信息,为西北地区生物区系组成、物种多样性及其分布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为生物学史和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贡献了新的史料。目前,关于科兹洛夫及这部考察记,在人文学科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相比之下,在生物学方面学界对其关注却微乎其微,也未见与之相关的生物学专门论着的报道。鉴于此,本文在对科兹洛夫及科学成就总结的基础上,以两个俄文版《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1923版,1948版）为蓝本,以其中的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整理、考证和研究。以填补对科兹洛夫及其考察记无生物学专门研究的空白,为民族生物学调查研究探索新思路,为生物学史研究尝试新方法,为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发掘新史料、开辟新视角。本文共5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首先阐述了西方人来华考察的历史概况,科兹洛夫来华考察的时代背景及其在考察探险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其次,从三方面综述了学界相关研究。一是对科兹洛夫考察队考察成果的研究,主要是对他带回大量文物、文献、生物标本、矿石样本和科考数据等的研究。这类研究成果最多,也最为充分。二是对科兹洛夫其人的研究,主要是对科兹洛夫生平和考察工作的传记性研究。这类研究以俄国学者为主力,成果较多;我国对此研究相对薄弱,成果很少且相对扼要。三是,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的研究。未见专门对该着作的研究报道,仅对该书的汉语翻译情况作了介绍和评述,肯定了汉译本的价值和贡献,也指出了专业术语翻译欠准的问题。此外,本章还阐明了本文的研究缘由、内容、方法、意义和拟解决的问题等。第二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科兹洛夫的生平进行了概述,揭示了他的命运、成就与来华考察的内在联系。同时,从考古发掘、民族学和社会学、地理学和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这几方面对他的科学工作做了总结。并且从版本、撰写特点和主要内容三个方面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进行了概括性介绍:对比了两个俄文版的差异,分析了该着作的撰写特点,明确了地名的今昔对应,绘制了科兹洛夫考察路线图,梳理了科兹洛夫的考察日程,概述了该着作中记载的考察成果,指出了所载生物学内容的局限性和不足。第三章,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植物种类及其分布、生境等800余条信息按区域分段进行整理、逐一比对和考证,形成名录。结果显示,其中共记载植物73科,268属,422种,7亚种,13变种。同时,还以考察记中所载贺兰山植物为个案进行了讨论。通过对贺兰山植物种类（54科、140属、186种）、植被类型及其分布等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并与当今状况进行百年前后的对比,得出以下结论:1.考察记中所载植物信息本身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2.考证出的植物名录及其分布信息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3.科兹洛夫及其考察队具备扎实的植物学基础和较高的专业素养,并在植物采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4.为植物多样性、植物区系等的历史研究提供参考;5.这部考察记具有很高的植物学研究价值和史料价值。第四章,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动物种类及其生境、分布等约1000条信息按区域分段进行整理、逐一比对和考证,形成名录。结果显示,其中共记载脊椎动物181属,258种,53亚种;节肢动物及软体动物137属,162种。物种多寡按纲排列依次为鸟纲、昆虫纲、哺乳纲、爬行纲、两栖纲和辐鳍鱼纲。通过动物种类及其分布考证结果,以及百年前后状况的对比分析,可知:1.该考察记具有很强的动物学专业性,其中所载动物学信息对动物区系历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2.科兹洛夫具备非常深厚的动物分类学功底;3.动物种类的历史分布状况,为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提供了可靠证据;4.对科学文献的征引和物种生境以及标本采集相关信息的详细记述,不但提升了该考察记的科学专业性和学术价值,而且还增强了它的史实性和史料价值。第五章,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蒙古族关于植物、动物的地方性传统知识分别进行梳理和分析,开展民族生物学研究。结果表明,该考察记中共记载植物的蒙古名10个、动物的蒙古名20个,蒙古族对9种植物的6类用途和对10种动物的7类用途,以及对2种动物的保护与防范措施。这些地方性知识共涉及植物15种,隶属12科15属;动物23种,隶属14科21属。研究结果揭示:1.蒙古族对植物和动物的命名除专有名词知识的传承外,还有一套比较特有的命名规则,而且蒙古族对植物和动物的命名规则具有很高的一致性;2.蒙古族民间的植物和动物分类水平较高,可能存在一套特殊的分类体系,有待进一步系统研究;3.蒙古族的生物学地方性知识与其文化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和彼此依存的关系;4.不同地区蒙古族的生物学地方性知识既存在广泛的统一性,又存在一定的差异性;5.考察记所载生物学地方性知识不但很高的文化价值、史料价值,而且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6.不但近代科学考察文献资料中生物学地方性知识的发掘和研究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与之相关的保护和传承等工作更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最后,在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分析和总结。首先,将科兹洛夫及其考察记《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从以下三个视角进行了分析:1.从所载生物学信息看科兹洛夫对后世影响,及其考察记的学术价值;2.讨论了科兹洛夫及其所获成果对生物学相关研究领域所作的贡献;3.分析了当时社会背景、科兹洛夫与《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阐明了本文中各项研究的价值,及其对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现实意义,并尝试提出了一些观点。最后,还指出了本文的研究缺憾和不足,提出了需进一步研究的若干问题,明确了来深入系统研究的方向。
杨久造[6]（2021）在《《滇南本草》中药名物词研究》文中指出中药名物词研究是传统语言学中名物词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明代着名学者兰茂编撰的本草着作《滇南本草》的中药名物词为研究对象,分别从中药名物词概况、命名理据、名实关系、文化内涵等方面入手,对全书收载的中药名物词进行分析与探讨。本文主要由以下六个部分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滇南本草》的概况,本文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创新之处。第一章概述《滇南本草》中药名物词的整体面貌。首先,明确“名物”的定义及名物词的选取范围;其次,对《滇南本草》所收载的中药名物词进行穷尽性统计,并进行分类描写。第二章分析《滇南本草》中药名物词的命名理据。本章归纳出形体、纹色、功用、嗅觉、味觉、时空、特性、药用部位、典故、综合这十种命名理据类型,并总结了中药名物词的命名特点。第三章论述《滇南本草》中药名物词的名实关系。本章分析了《滇南本草》中药名物词“异名同实”和“同名异实”概况,并探讨这两种现象产生的原因。第四章论述《滇南本草》中药名物词包含的文化内涵。本章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分析中药名物词与社会意识文化;第二,分析中药名物词与社会生产生活。从这两方面深入分析,总结中药名物词包含的重要文化内涵。结语部分对前文的论述进行简要总结。
张婉钰[7]（2021）在《《博物志》名物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名物学是一个古老的研究领域,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选取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作为文献语言的研究材料,并参考范宁的《博物志校正》,采用文献调查、归纳统计、比较分析等研究手段,对《博物志》中的名物词进行研究。本文对《博物志》中的613个名物词进行穷尽性描述,划分出物类系统,整理单、双音节名物词的结构特征,并对《博物志》中一些能够明确考证、合理推源的名物词进行考释,探明其中的理据来源。与此同时,还借助《汉语大词典》、《康熙字典》等辞书探讨了《博物志》中的晋代名物新词新义及“同实异名”现象并揭示了该现象产生的原因。
王悦笛[8]（2021）在《唐宋诗歌与园林植物审美》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唐宋时期,园林植物的栽培技艺更加成熟,植物种类更加丰富。唐宋文人对园林植物的栽培与观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其独特的园林植物审美体验,在诗歌中有丰富的表现。唐宋诗歌的意象表现和艺术意境的营构,都与园林植物审美存在着值得关注的内在联系。本文对唐宋诗歌园林植物书写的审美内涵,做多角度的观察与分析。论文主体分为上编与下编。上编主要考察唐宋时期王维、杜甫、白居易、李德裕、苏轼、晁补之、杨万里等若干位代表性诗人的园林植物书写特色。王维和杜甫园林植物书写有着迥异的艺术特色。王维的辋川别业诗倾向于在无人与无我之境中,摒除人工因素的介入,呈露园林植物自然本真的面目;杜甫的园林诗则大量描写园林植物的配置、栽种和修剪活动,着重表现主观情志与客观现实的错位,通常呈现出并不融怡和洽的园景。——两人几乎分别处于“物我交融”与“物我对峙”两端。白居易对园林植物的观照方式,有如王维、杜甫二人一正一反的合题,介于物我混融与物我对峙之间。白居易在长期的造园和园居的实践中,对植物材料之于园林审美的各方面意义有深刻领会,并在诗歌中予以前所未有的全面和深入的表现,形成了卧赏、移床等富有个性的审美方式,以及极具个人色彩的“窗竹”等园林植物意象,并表现出驯化、吸纳式的园林审美空间格局。就园林植物书写而言,白居易是一位承上启下、涵盖深广的“集大成者”。李德裕的平泉山居诗中,值得关注的是园林植物的两种形象——作为隐逸符号的花木与作为博物和收藏对象的奇花异木。后世园林中模仿山林的富有野趣的空间,与相对世俗趣味的私人玩好空间的并立,在李德裕对平泉草木的吟咏中可以看到清晰的反映。苏轼诗中的园林植物审美具有浓厚的人文化特色,常将花木置于历史性文本或画境的联想及道德比附中进行审美,突出园林植物的德性美,并明确提出了“种木”即“种德”的思想。他相对忽略花木自然物态的书写及其与其他园林景素的配合,表现出了与白居易的园林植物书写有所不同的审美侧重。晁补之是汇聚诗、画、园于一身的最具代表性的枢纽人物,处于文人造园到画士造园的过渡阶段。其东皋归来园的园林植物的分区式空间布局和种植方式,表现出了较有法度、相对成熟的园林植物景观配置,他的东皋诗植物意象所蕴含的文化含义和相关典故中的历史场景也反映出宋代园林文人化、文学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趋势。杨万里对园林植物的书写,既有极强的个人特色,又代表了宋人观物的典型状态。他对园林植物的物态、环境因素等特性的细致捕捉,以及与日常生活的紧密关联,都是宋人对植物投以知识化、趣味化和审美性观照的典型体现,与宋代植物谱录和植物题材的绘画相通。下编是唐宋诗歌典型园林植物意象的审美分析。论文选取了“窗竹”与“出墙花木”两个唐宋诗歌和绘画中的典型园林植物意象,结合图画与画论文献,挖掘其美学意蕴。窗竹意象以白居易对窗外之竹的吟赏最为典型,白居易对这一园林植物意象的艺术表现做出了极其重要的开拓,其由内而外吸纳式的观物视角与宋人“窗景如画”的观念和绘画中“无窗之窗”的表现形式之间,存在着艺术思维的联系。出墙花木在唐宋诗歌中有着丰富的艺术意蕴,其中“墙头花”、“出墙红杏”等意象,还形成了特定的文化联想。这一意象在颜色的明艳与素净、线条的横斜与竖直之对比,以及半藏半露的状态等方面所具有“互妙”因素,蕴含着丰富的画趣,与折枝花卉、悬崖古木等题材的绘画存在相通的画理。总的来说,唐宋许多文人能够自觉地在造园活动中,运用花木配合其他园林景素来构建园景。新型园林植物的引入和新观赏风尚的形成、对花木品种日趋精细的观赏和鉴别、花卉品种的改良和创新、以主题分区的方式栽植园林植物等等,都是唐宋园林,尤其是唐宋文人园林植物审美发展的重要表现。唐宋诗人对园林植物的吟咏,有着复杂的历史联想、精神投射,艺术表现多姿多彩,极大地深化了园林植物审美的内涵,与绘画审美也形成丰富的联系。唐宋诗歌园林植物书写的丰富审美内涵,值得给予高度重视。
刘影[9]（2021）在《中国高级别旅游景区命名规律、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4A级和5A级旅游景区对区域旅游发展的贡献率超过了全部旅游景区的50%,代表了我国高等级的旅游发展水平,开展高级别旅游景区建设是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近年来,国内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都在进行旅游规划,大力开发旅游景区。景区名称是旅游地的一张名片,是影响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的重要因素。科学合理的旅游景区命名既能增加景区的文化内涵,又能提高景区的旅游吸引力与竞争力,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但目前各类新兴的旅游景区层出不穷,景名命名问题日渐凸显,有的夸张洋化,有的重复单一,很难反映出旅游景区的特色。导致某些资源禀赋高的景区,因为命名无特色,旅游吸引力不大,开发初期无法收回成本,运营困难。这种现象的屡次发生,使得人们意识到旅游景区命名的重要性。虽然国内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中国旅游景区命名问题,但研究成果还未成体系。鉴于此,本文基于地名学理论研究框架,以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国家和各省旅游局网站、各省年鉴以及电话咨询各地旅游部门获取3954个景区名录数据。运用人文地理学、地名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采用文献资料、数理统计、空间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景区名称的通名、专名特点、名称结构、更名特点以及各命名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总结我国高级别旅游景区命名的规律,并提出相应对策。研究发现:（1）我国高级别旅游景区通名的主要类型是“景区”“旅游区”“植物园”“科技馆”“博物院”“游乐园”等。（2）其专名主要包含自然、人文两大类命名要素,具体又可细分为地形类、水文类、资源类、美愿类、神话传说类、建筑类、政区类等16种命名要素。（3）我国高级别旅游景区的更名现象,根据地名结构特点,大致分成通名变更、专名变更、专名通名皆变三种类型。（4）自然类景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而人文类景区主要分布在东部。（5）高级别景区命名存在高度重合、文化内涵少、神话要素过多、空间分布不均衡、地名管理不规范等问题。通过以上研究,使人们了解到中国高级别旅游景区的命名规律、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措施,这不仅对旅游地名学方面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同时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可从全国层面为旅游景区的分布问题提供一定的指导,促进景区协调发展;从体制和法规等方面为景区名称管理提出建议,规范命名乱象;还可以为新建景区的命名问题提供一定的客观依据,提升景区名称的规范性与品质性,增强景区旅游吸引力,为地方发展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吴仁武[10]（2021）在《美国在华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历史及其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以其植物资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使其被西方赞誉为“世界花园之母”。19～20世纪,西方国家在华进行了长期和大规模的植物考察、采集和引种活动。中国竹类植物自然分布广泛并且具有悠久的栽培和利用历史,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把竹类植物作为在华采集和引种的一类主要植物。对美国在华竹类植物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历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客观评价中国植物资源对世界的贡献,为今后植物引种史研究、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参考。本研究以美国在华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为研究对象,综合分析其历史背景,调查美国在华采集竹类植物标本和引种竹类植物的时间阶段、采集地和属种等,对主要采集人员的采集活动进行重点分析,最后探讨美国在华采集、引种竹类植物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美国在华采集、引种竹类植物活动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展开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打开,原本让欧洲各国在华植物采集、引种工作受阻的屏障被打破,使其采集、引种活动迅速展开并且收获丰富。新中国成立后,国际间的采集引种活动趋于有序。欧洲各国在中国近代的植物采集、引种活动对美国来华植物采集活动有一定激励作用。在美国联邦政府鼓励、经济发展需求的促进、相关机构积极组织以及拥有一批热衷植物采集、引种专业人员的前提下,最终促成了美国来华开展植物采集、引种活动。（2）美国在华采集竹类植物标本时间跨度为1840～2010年。根据收集到的标本数据,美国在华共采集2 238份竹类植物标本。可鉴定的竹类植物隶属25属（占中国现有竹类植物属的73.5%）,120种（含变种、变型,占中国竹种的22.5%）,采集最多的属为簕竹属、刚竹属和箭竹属,采集最多的种为托竹、桂竹以及青秆竹。采集地涉及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65个市、自治州82个区（县以及县级市）。（3）美国在华引种竹类植物时间跨度为1898～2010年。经统计,美国农业部从中国引种了390份（其中306份直接引种）;阿诺德树木园从中国引种了8种竹类植物;美国竹子协会从组织人员从中国引种了138种竹类植物,其中直接引种126种。可鉴定的竹类植物隶属28属（占中国竹类植物属的82.3%）,185种（占中国竹类植物种的34.6%）,13变种,20变型以及25品种,引种最多的属为刚竹属、簕竹属和箭竹属。（4）经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标本信息,共计45个采集者和采集队,在众多采集者中,莫古礼采集的标本数量最多。对美国农业部植物引种清单和《威尔逊植物志》的整理和分析,共计314份竹类植物从中国直接引种到美国,其中312份包含引种人信息,莫古礼、梅耶和威尔逊的引种量最多。莫古礼在华工作期间,共采集727号1840份竹类植物标本,隶属于20属93种（含变种、变型）;共引种255份竹类植物到美国,分属于18属81种（含变种和变型）。（5）美国在华引种竹类植物后大大增加了美国竹类植物种类多样性;竹类植物在美国风景园林中的应用形式也受到中国的影响,随着竹类植物的广泛应用,其竹类苗圃朝着精细化、品种化方向发展;莫古礼等人在华对竹子的研究,使得竹子分类学有了快速的发展,其在华期间莫古礼共发表3个属,55个竹类植物新类群和6个变种;竹类植物的引种成功,使得美国竹产业得到一定的发展;在华采集期间,采集者们也深受中国竹文化的影响,他们对中国竹文化的传播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二、以“龙”命名的植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以“龙”命名的植物（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东北地区公元前三千年前的文化演进与社会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指导教师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评阅小组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答辩决议书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区系类型研究思想的实验与实践 |
| 1.2 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试点与发展 |
| 1.3 小结 |
| 第二章 考古学文化的分区、分期与编年序列 |
| 2.1 辽西地区 |
| 2.1.1 小河西文化的界定与年代 |
| 2.1.2 兴隆洼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2.1.3 西梁文化的年代 |
| 2.1.4 赵宝沟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2.1.5 富河文化的年代 |
| 2.1.6 上宅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2.1.7 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女神庙”的年代及东山嘴遗址的分段 |
| 2.1.8 水泉F18遗存的年代 |
| 2.2 西辽河流域 |
| 2.2.1 哈民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2.3 下辽河流域 |
| 2.3.1 新乐下层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2.3.2 红山文化遗存的年代 |
| 2.4 辽东半岛地区 |
| 2.4.1 小珠山下层文化的界定、分期与年代 |
| 2.4.2 后洼下层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2.4.3 后洼上层文化的内涵与年代 |
| 2.4.4 小珠山中层文化的内涵、分期与年代 |
| 2.4.5 辽东半岛地区大汶口文化的辨析 |
| 2.4.6 万发拨子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性质 |
| 2.5 西流松花江流域 |
| 2.5.1 大青川遗存的辨析 |
| 2.5.2 关于左家山下层文化分期与年代的说明 |
| 2.5.3 左家山上层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2.6 东辽河流域 |
| 2.6.1 盘山遗存的辨析与年代 |
| 2.6.2 西山湾子遗存的辨析与年代 |
| 2.6.3 长山遗址的辨析与年代 |
| 2.7 海拉尔河流域 |
| 2.8 嫩江流域 |
| 2.8.1 后套木嘎一期文化的年代 |
| 2.8.2 双塔一期文化的内涵与年代 |
| 2.8.3 黄家围子文化的内涵与年代 |
| 2.8.4 乌兰吐遗存的辨识与年代 |
| 2.8.5 后套木嘎三期甲组遗存的辨识 |
| 2.8.6 后套木嘎三期文化的内涵与年代 |
| 2.8.7 后套木嘎四期遗存的内涵与年代 |
| 2.8.8 嫩江上游地区北山洞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年代 |
| 2.9 牡丹江流域 |
| 2.9.1 河口一期类型的内涵与年代 |
| 2.9.2 亚布力文化的年代 |
| 2.9.3 振兴文化的年代 |
| 2.10 三江平原地区 |
| 2.10.1 小南山文化的内涵与年代 |
| 2.10.2 新开流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第三章 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谱系关系与文化格局 |
| 3.1 时空框架 |
| 3.2 谱系关系 |
| 3.2.1 辽西地区 |
| 3.2.2 西辽河流域 |
| 3.2.3 下辽河流域 |
| 3.2.4 辽东半岛地区 |
| 3.2.5 西流松花江流域 |
| 3.2.6 东辽河流域 |
| 3.2.7 海拉尔河流域 |
| 3.2.8 嫩江流域 |
| 3.2.9 牡丹江流域 |
| 3.2.10 三江平原地区 |
| 3.2.11 小结 |
| 3.2.12 对考古学文化区划分的两点认识 |
| 3.3 文化格局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社会发展 |
| 4.1 导言 |
| 4.2 小河西文化系统的社会发展 |
| 4.2.1 小河西文化的社会发展状况 |
| 4.2.2 苏秉琦关于上万年文明启步的思考 |
| 4.2.3 兴隆洼文化社会发展的新迹象 |
| 4.2.4 对兴隆洼文化聚落和墓葬研究的两点说明 |
| 4.2.5 赵宝沟文化军权与神权的萌芽 |
| 4.2.6 红山文化中期神权的发展和社会分化的加剧 |
| 4.2.7 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质变 |
| 4.2.8 红山文化玉质权杖头辨析 |
| 4.2.9 红山文化文明形成的背景 |
| 4.2.10 红山文明的消亡 |
| 4.2.11 生业 |
| 4.2.12 渔猎主导型文明——红山文化的个案分析 |
| 4.3 小珠山下层文化系统的社会发展 |
| 4.3.1 社会 |
| 4.3.2 生业 |
| 4.4 左家山下层文化系统社会的发展 |
| 4.4.1 社会 |
| 4.4.2 生业 |
| 4.5 嫩江流域诸考古学文化社会的发展 |
| 4.5.1 社会 |
| 4.5.2 生业 |
| 4.6 小南山文化的社会发展状况 |
| 4.6.1 小南山文化社会分化的初现 |
| 4.6.2 小南山文化与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关系 |
| 4.6.3 查海时代中国东北其他地区的玉器 |
| 4.7 新乐下层文化的社会 |
| 4.7.1 社会 |
| 4.7.2 生业 |
| 4.8 哈民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 |
| 4.8.1 社会 |
| 4.8.2 生业 |
| 4.9 中国东北地区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 |
| 4.10 中国东北地区社会发展的几个特征 |
| 4.11 东北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边际现象 |
| 4.12 小结 |
| 第五章 生业方式与相关问题 |
| 5.1 生产性经济的格局 |
| 5.2 渔猎主导型经济与独特文化面貌的塑造 |
| 5.3 渔猎型经济对特定地理单元内文化谱系演进的影响 |
| 5.4 渔猎主导型经济与社会发展个性的形成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2）《神农本草经》训诂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绪论 |
| 第一章 本草及其训诂发端时期:先秦两汉 |
| 第一节 《神农本草经》时代及以前的药物知识 |
| 第二节 《神农本草经》以前的本草训诂 |
| 一、《尔雅》 |
| 二、《方言》 |
| 三、《说文解字》 |
| 四、《释名》 |
| 第三节 《神农本草经》的成书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神农本草经》训诂奠基时期:魏晋南北朝——“集注”训诂体式的确立及名物训诂的发端 |
| 第一节 《神农本草经》训诂兴起的学术文化背景 |
| 一、《神农本草经》的传本及《本草经集注》的形成 |
| 二、《本草经集注》以前的《神农本草经》注训 |
| 第二节 陶弘景及其《本草经集注》 |
| 第三节 《本草经集注》的训诂方法 |
| 一、广征博引 |
| 二、以今释古 |
| 三、辨物释名 |
| 四、善用譬喻修辞 |
| 第四节 《本草经集注》的训诂特点 |
| 一、以研访目验为据 |
| 二、以传闻见识佐证 |
| 三、求实指误存疑 |
| 第五节《本草经集注》的训诂成就与不足 |
| 一、“集注”训诂体式的确立 |
| 二、“朱墨分书”标识法 |
| 三、不足之处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神农本草经》训诂发展时期:隋唐五代——“音训”训诂方法及名物训诂的充实发展 |
| 第一节 《新修本草》的学术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新修本草》概要 |
| 第三节 《新修本草》对《集注》训诂的继承 |
| 第四节 《新修本草》对《集注》训诂的发展 |
| 一、训诂体式 |
| 二、训诂方法 |
| 三、训诂内容 |
| 第五节 《新修本草》形音义兼顾的训诂特点 |
| 第六节 《新修本草》的训诂成就与不足 |
| 一、纠误正用的训诂成就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七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神农本草经》训诂繁荣时期:宋金——“集注”训诂材料的极大丰富及名物训诂的深入发展 |
| 第一节 《证类本草》的学术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从《新修本草》至《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
| 一、本草要籍简介 |
| 二、本草要籍传承关系 |
| 第三节 《证类本草》对前代训诂的继承与发展 |
| 一、集注的训诂体式 |
| 二、由“朱墨分书”到“阴阳别文” |
| 第四节 《证类本草》的整体训诂特点 |
| 第五节 《证类本草》的内部训诂特点 |
| 一、征引诂训,广及注疏 |
| 二、递相补训,考辨名实 |
| 三、图文互释,相辅而行 |
| 四、难字注音,因音辨名 |
| 五、以方释药,功用有征 |
| 第六节 《证类本草》的训诂成就与不足 |
| 一、集解训诂之丰 |
| 二、名物训诂之盛 |
| 三、不足之处 |
| 第七节 《本草衍义》对《本经》训诂的意义 |
| 第八节 南宋(金)本草训诂概况 |
| 一、《绍兴本草》 |
| 二、《纂类本草》 |
| 三、《宝庆本草折衷》 |
| 四、《本草成书》 |
| 第九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神农本草经》训诂转折时期:元明——训诂着作体例之变及名物训诂集大成后训诂重点向药性理论转移 |
| 第一节 元明时期的学术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本草纲目》对前代训诂的继承与发展 |
| 一、训诂着作的编撰体例 |
| 二、训诂体例 |
| 三、训诂内容 |
| 四、训诂方法 |
| 第三节 《本草纲目》的训诂特点 |
| 一、引字辞之书,谨训名物 |
| 二、重音声之系,详解异名 |
| 三、秉格物之学,考释性理 |
| 第四节 《本草纲目》的训诂成就与不足 |
| 一、详尽释名,堪为名物训诂之峰 |
| 二、综释本草,诚《本经》训诂之集成 |
| 三、不足之处 |
| 第五节 《神农本草经疏》对《本经》药物的训诂 |
| 一、《神农本草经疏》概述 |
| 二、《神农本草经疏》对前代训诂的继承与发展 |
| 三、《神农本草经疏》的训诂特点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神农本草经》训诂鼎盛时期:清代 |
| 第一节 清代学术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清代《本经》训诂概况 |
| 第三节 清代《本经》训诂对前代的继承与发展 |
| 一、训诂着作的编撰体例 |
| 二、训诂体例和形式 |
| 三、训诂内容 |
| 四、训诂术语 |
| 第四节 清代《本经》训诂内容 |
| 一、训释实词 |
| 二、分析语法 |
| 三、呈现修辞 |
| 四、标彰句读 |
| 五、注音校勘 |
| 六、揭示题旨 |
| 第五节 清代《本经》训诂的方法与特点 |
| 一、悉遵经旨,透发《本经》奥义 |
| 二、切合实用,抉发《本经》精蕴 |
| 第六节 清代《本经》训诂的成就与不足 |
| 一、训诂有法,理有所宗,成果显着 |
| 二、过于尊古,穷圆其说,反失于真 |
| 第七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本经》训诂研究综论 |
| 第一节 历代《本经》(药物)训诂的共性特点 |
| 一、实事求是、尊古不泥的训诂原则 |
| 二、以目验亲证为训诂依据 |
| 三、纠正前代之误的训诂传统 |
| 四、善用譬喻修辞 |
| 第二节 本草训诂与普通训诂学的区别与联系 |
| 一、本草药物属性决定其区别 |
| 二、名物之学的关联与融通 |
| 第三节 本草训诂与普通训诂学的共性问题 |
| 第四节 本草训诂中的历时性与共时性探讨 |
| 第五节 《本经》训诂对本草学及训诂学的借鉴意义 |
| 第六节 《本经》训诂疑点探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4）内蒙古翁牛特旗阿什罕苏木蒙古民族植物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传统知识与民族植物学 |
| 1.2 民族植物学的诞生及其发展 |
| 1.3 蒙古民族植物学 |
| 1.4 问题的提出 |
| 第2章 研究地区与民族概况 |
| 2.1 研究地区 |
| 2.1.1 地理位置 |
| 2.1.2 自然环境 |
| 2.2 研究民族及文化特征 |
| 第3章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3.1 研究目标 |
| 3.2 研究内容 |
| 3.3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第4章 研究方法 |
| 4.1 文献研究 |
| 4.2 民族植物学方法 |
| 第5章 结果与分析 |
| 5.1 阿什罕苏木蒙古族利用的野生植物的种类组成 |
| 5.1.1 科属多样性分析 |
| 5.1.2 生活型多样性分析 |
| 5.1.3 水分生态类型分析 |
| 5.2 阿什罕苏木蒙古族民间植物名称及命名特征 |
| 5.2.1 民间植物名称及植物物种之间的对应关系 |
| 5.2.2 民间植物名称基本结构和类型 |
| 5.2.3 当地民间植物命名依据 |
| 5.3 阿什罕苏木蒙古族民间利用野生植物的传统知识 |
| 5.3.1 阿什罕苏木蒙古族饮食用野生植物 |
| 5.3.2 阿什罕苏木蒙古族民间药用野生植物 |
| 5.3.3 阿什罕苏木饲用野生植物 |
| 5.3.4 日常生活当中的其他利用野生植物 |
| 第6章 讨论 |
| 第7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图 |
（5）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所载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的整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 章 绪论 |
| 1.1 课题背景和选题缘由 |
| 1.1.1 课题背景 |
| 1.1.2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概况 |
| 1.2.1 对科兹洛夫考察队所收集成果的研究 |
| 1.2.2 对科兹洛夫的研究 |
| 1.2.3 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的研究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 |
| 1.4.1 科兹洛夫及《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 |
| 1.4.2 植物、动物种类的确定与分析 |
| 1.4.3 植物、动物地方性知识的研究 |
| 1.5 解决的问题 |
| 1.6 研究方法 |
| 1.7 创新之处 |
| 第2 章 科兹洛夫及《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 |
| 2.1 科兹洛夫传略 |
| 2.1.1 探险萌芽 |
| 2.1.2 命运转折 |
| 2.1.3 踏上征途 |
| 2.1.4 崭露头角 |
| 2.1.5 中坚力量 |
| 2.1.6 蜚声世界 |
| 2.1.7 首谒达赖喇嘛 |
| 2.1.8 发现黑城遗址——哈喇浩特 |
| 2.1.9 守卫保护区 |
| 2.1.10 发掘匈奴汉墓——诺彦乌拉 |
| 2.1.11 晚年归隐 |
| 2.2 科兹洛夫在华考察的成果 |
| 2.2.1 考古发掘 |
| 2.2.2 民族学和社会学调查 |
| 2.2.3 地理学和地质学勘测 |
| 2.2.4 生物学采集与研究 |
| 2.2.5 生态学考察 |
| 2.3 《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简介 |
| 2.3.1 版本 |
| 2.3.2 撰写特点 |
| 2.3.3 内容简介 |
| 2.4 小结 |
| 第3章 《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的植物种类 |
| 3.1 蒙古国考察段的植物种类 |
| 3.1.1 蒙古国北部和中部的植物种类 |
| 3.1.2 古尔班赛罕山及其附近的植物种类 |
| 3.2 中国考察段的植物种类 |
| 3.2.1 内蒙古地区的植物种类 |
| 3.2.2 甘青地区的植物种类 |
| 3.3 所载植物种类及其分布的价值和意义 |
| 第4章 《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的动物种类 |
| 4.1 蒙古国考察段动物种类 |
| 4.1.1 蒙古国北部和中部的动物种类 |
| 4.1.2 古尔班赛罕山及其附近的动物种类 |
| 4.2 中国考察段动物种类 |
| 4.2.1 内蒙古地区的动物种类 |
| 4.2.2 甘青地区的动物种类 |
| 4.3 所载动物种类及其分布的价值和意义 |
| 第5 章 蒙古族关于植物、动物的地方性知识 |
| 5.1 研究区域和民族 |
| 5.1.1 研究区域 |
| 5.1.2 研究民族 |
| 5.2 蒙古族关于植物的地方性知识 |
| 5.2.1 蒙古族对植物的命名 |
| 5.2.2 蒙古族对植物的利用 |
| 5.2.3 蒙古族对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保护 |
| 5.2.4 结论 |
| 5.3 蒙古族关于动物的地方性知识 |
| 5.3.1 蒙古族对动物的命名 |
| 5.3.2 蒙古族对动物的利用 |
| 5.3.3 蒙古族对动物的防范与保护 |
| 5.3.4 结论 |
| 5.4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1 中文文献 |
| 2 外文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科兹洛夫大事年谱 |
| 附录2:科兹洛夫所记植物学名与当今学名对照表 |
| 附录3:科兹洛夫所记脊椎动物学名与当今学名对照 |
| 附录4:科兹洛夫所记昆虫及其他动物名称与当今学名对照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6）《滇南本草》中药名物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滇南本草》概况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方法、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滇南本草》中药名物词概述 |
| 第一节 名物定义及名物词的选取范围 |
| 第二节 《滇南本草》中药名物词的概貌 |
| 第二章 《滇南本草》中药名物词命名理据研究 |
| 第一节 词的命名理据及划分标准 |
| 第二节 《滇南本草》中药名物词的命名理据 |
| 第三节 《滇南本草》中药名物词的命名特点 |
| 第三章 《滇南本草》中药名物词的名实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异名同实”现象分析 |
| 第二节 “同名异实”现象分析 |
| 第四章 《滇南本草》中药名物词包含的文化内涵 |
| 第一节 中药名物词与社会意识文化 |
| 第二节 中药名物词与生产生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滇南本草》中药名物词汇释 |
| 附录二:《滇南本草》中药名物词“异名同实”情况表 |
| 致谢 |
（7）《博物志》名物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博物志》概述 |
| 一、作者生平 |
| 二、 《博物志》及其版本源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一、《博物志》研究现状 |
| 二、名物词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博物志》名物词概述 |
| 第一节 名物及名物词 |
| 一、何为“名物” |
| 二、名物词的判定 |
| 第二节 《博物志》名物词结构特征 |
| 一、单音节名物词 |
| 二、复音节名物词 |
| 第三节 《博物志》名物词分类描述 |
| 一、动物类(121 个) |
| 二、地理类(115 个) |
| 三、植物类(95 个) |
| 四、宗教类(44 个) |
| 五、器物类(40 个) |
| 六、官爵官职类(35 个) |
| 七、建筑类(29 个) |
| 八、矿物元素(26 个) |
| 九、器官容貌类(26 个) |
| 十、饮食类(19 个) |
| 十一、服饰类(18 个) |
| 十二、计量类(11 个) |
| 十三、礼乐刑罚类(10 个) |
| 十四、天文类(7 个) |
| 十六、疾病类(4 个) |
| 十七、其他(8 个) |
| 第二章 《博物志》名物词命名理据探源 |
| 第一节 “理据”的定义 |
| 第二节 《博物志》名物词命名理据 |
| 1.形象理据（60个） |
| 2.功用理据（105个） |
| 3.属性理据（232个） |
| 4.地域理据（11个） |
| 5.合成理据（48个） |
| 6.语音理据（6个） |
| 7.修辞理据（9个） |
| 8.感官理据（85个） |
| 9.文化理据（8个） |
| 第三章 《博物志》晋代新名物词研究 |
| 第一节 《博物志》晋代新词的概貌 |
| 第二节 《博物志》新名物词的来源 |
| 一、新义 |
| 二、新词 |
| 第三节 《博物志》新名物词的特点 |
| 第四节 晋代新名物词的历时演变 |
| 一、沿用至今 |
| 二、已经消失 |
| 第四章 《博物志》名物词考释 |
| 第五章 《博物志》名物词的“同实异名”现象 |
| 一、 “名实”关系的定义 |
| 二、“同实异名”现象分析 |
| 1.一实二名 |
| 2.一实三名 |
| 三、“同实异名”成因分析 |
| 1.因时空不同而出现异名 |
| 2.因认知不同而出现差异 |
| 3.因文化差异而出现异名 |
| 4.因形制不同而出现异名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8）唐宋诗歌与园林植物审美（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一)植物文化和审美研究 |
| (二)园林文学研究 |
| (三)唐宋园林与绘画研究 |
| 三、研究方法与结构 |
| 上编唐宋诗人的园林植物书写 |
| 第一章 物我交融与物我对峙:王维和杜甫的园林植物书写比较 |
| 第一节 “无人”与“无我”:辋川别业里的植物世界 |
| 一、辋川别业概况 |
| 二、“无人之境”与花木的静观寂照 |
| 三、“无我之境”与花木的自然本色 |
| 第二节 物我对峙的冲突与无力:杜甫笔下难遂人愿的园林植物 |
| 一、成都浣花草堂 |
| 二、夔州之园 |
| 三、植物与寄兴 |
| 第三节 王维、杜甫对初盛唐园林游宴诗的超越:摆脱园林植物书写的“程式化”束缚 |
| 本章结语 |
| 第二章 驯化与吸纳:白居易的园林植物与审美空间 |
| 第一节 绪论:园林植物书写的“集大成者” |
| 第二节 刚柔共济:园林植物的“崇高”与“优美” |
| 第三节 变化的审美空间:园林植物中的时间因素 |
| 一、季节性的周期变化 |
| 二、不同生命阶段的线性变化 |
| 第四节 作为想象媒介的园林植物 |
| 第五节 官能中的山林想象 |
| 第六节 从园林植物看人工与自然的关系 |
| 第七节 空间边界的区隔 |
| 第八节 空间内部的个性化布置 |
| 第九节 身体感知与日常活动中的园林植物 |
| 第十节 “窗竹”意象与审美空间格局 |
| 一、窗竹意象简史 |
| 二、白居易的窗竹意象与室内视角 |
| 三、逐层向内“驯化”的审美空间 |
| 本章结语 |
| 第三章 玩好与隐逸之间:李德裕笔下的平泉草木 |
| 第一节 李德裕平泉山居诗概况 |
| 第二节 园林植物的不同身份:珍奇玩好与故园意象的错位 |
| 第三节 从园林组诗看各类植物的构景特征 |
| 本章结语 |
| 第四章 文本·道德·生活:苏轼笔下园林植物的人文化审美 |
| 第一节 园林植物审美的人文化 |
| 一、园林情调的淡化 |
| 二、花木物态的虚化 |
| 三、文本化与人格化:花木中的历史记忆与道德寄寓 |
| 四、生活化:与文人生活的多重关联 |
| 第二节 “种德”观念与园林植物的德性美 |
| 一、“种木”即“种德” |
| 二、松柏与“久而后成” |
| 第三节 苏轼与白居易园林观及园林植物审美之异同 |
| 一、苏白之同 |
| 二、苏白之异 |
| 本章结语 |
| 第五章 共性·法度·因袭:晁补之笔下的东皋草木 |
| 第一节 金乡东皋归来园的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从两类植物看隐逸空间的划分及园林审美性的凸显 |
| 第三节 园林植物景观配置的相对成熟 |
| 第四节 园林植物与历史场景的再现 |
| 本章结语 |
| 第六章 知识化·场景化·拟人化:杨万里的园林植物书写 |
| 第一节 杨万里园林植物书写概况 |
| 第二节 园林植物自然特性的细致捕捉 |
| 第三节 园林植物的环境因素与场景化、动态化书写 |
| 第四节 园林植物的拟人化、戏剧化书写 |
| 本章结语 |
| 下编唐宋诗歌典型园林植物意象的审美分析 |
| 第一章 园林诗画中的“窗竹”意象 |
| 第一节 窗与园林植物的结合 |
| 第二节 内外之别:窗竹的视角问题 |
| 第三节 白居易的窗竹诗 |
| 第四节 “摄入”与“射出”:诗画视角的异同 |
| 第五节 窗中竹与画中竹 |
| 一、“窗景如画”观念的形成 |
| 二、“窗景如画”观念与文人画中的“无窗之窗” |
| 三、窗竹与竹画对比的多重审美快感 |
| 本章结语 |
| 第二章 “出墙花木”的诗意与画趣 |
| 第一节 墙与花木的“互妙” |
| 第二节 对园内的暗示:“出墙花木”的藏中之露 |
| 第三节 出墙花的热闹多情与女性化书写 |
| 一、春日出墙花的热闹与多情 |
| 二、出墙花的女性化书写 |
| 第四节 出墙花木与绘画 |
| 一、“出墙”的画趣 |
| 二、寓意的尴尬与画理的变通 |
| 本章结语 |
| 余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基本典籍与资料类 |
| 二、学术专着类 |
| 三、论文类 |
| 附录一 唐宋绘画文献有关园林植物的记载 |
| 附录二 唐宋现存植物谱录叙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9）中国高级别旅游景区命名规律、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高级别景区规模逐渐扩大 |
| 1.1.2 景区名称建设日益受到关注 |
| 1.1.3 旅游景区命名问题凸显 |
| 1.1.4 文旅融合对景区名称的要求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方案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1.5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研究基础与研究进展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高级别旅游景区 |
| 2.1.2 景区名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地名学理论 |
| 2.2.2 命名学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
| 2.3.1 景区景点命名 |
| 2.3.2 旅游地名 |
| 2.3.3 A级旅游景区 |
| 2.3.4 研究述评 |
| 第3章 高级别旅游景区名称结构规律研究 |
| 3.1 资料来源及研究范围 |
| 3.2 数据处理 |
| 3.3 景区名称通名概况 |
| 3.3.1 景区名称通名类型 |
| 3.3.2 景区名称通名组合特征 |
| 3.4 景区名称专名概况 |
| 3.4.1 景区名称专名命名要素 |
| 3.4.2 景区名称专名命名方式 |
| 3.4.3 景区名称专名组合方式 |
| 3.5 景区名称结构规律 |
| 3.5.1 专名+通名 |
| 3.5.2 (专名+通名)+通名 |
| 3.5.3 无通名/通名不明显 |
| 3.5.4 景区通名叠加 |
| 3.5.5 其它 |
| 第4章 高级别旅游景区名称更名规律研究 |
| 4.1 景区更名现象概览 |
| 4.2 景区更名的动因和影响 |
| 4.2.1 景区更名的动因 |
| 4.2.2 景区更名的影响 |
| 第5章 高级别旅游景区名称空间分布规律 |
| 5.1 自然要素类景区省域分布研究 |
| 5.1.1 地形类 |
| 5.1.2 水文类 |
| 5.1.3 资源类 |
| 5.2 人文要素类景区省域分布研究 |
| 5.2.1 神话传说类 |
| 5.2.2 寓意、美愿类 |
| 5.2.3 政区类 |
| 5.2.4 建筑类 |
| 5.2.5 历史名人类 |
| 5.2.6 企业名称类 |
| 5.2.7 宗教文化类 |
| 5.2.8 方言类 |
| 5.2.9 历史事件类 |
| 第6章 高级别景区名称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
| 6.1 高级别景区名称存在的问题 |
| 6.1.1 通名重复、指向不明确 |
| 6.1.2 专名特色不明显、命名随意 |
| 6.1.3 文化内涵不足、神话要素过多 |
| 6.1.4 存在高度重合的命名现象 |
| 6.1.5 无科学更名程序、随意更名 |
| 6.1.6 各命名要素空间分布不均衡 |
| 6.1.7 名称管理混乱、存在不规范问题 |
| 6.2 对策与建议 |
| 6.2.1 全国层面 |
| 6.2.2 地名管理层面 |
| 6.2.3 景区实际操作层面 |
| 第7章 总结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7.2.1 不足之处 |
| 7.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申请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美国在华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历史及其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具有丰富的植物资源 |
| 1.1.2 欧洲国家来华考察、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 |
| 1.1.3 美国在华考察、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 |
| 1.1.4 竹类植物对美国的影响 |
| 1.2 相关概念 |
| 1.2.1 竹类植物 |
| 1.2.2 植物标本 |
| 1.2.3 植物引种 |
| 1.3 竹类植物分布概况 |
| 1.3.1 世界竹类植物多样性及其自然分布概况 |
| 1.3.2 中国竹类植物多样性及其自然分布概况 |
| 1.4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6.1 研究时间 |
| 1.6.2 数据来源 |
| 1.6.3 地名考证 |
| 1.6.4 学名核准 |
| 1.6.5 人名核实 |
| 1.7 技术路线 |
| 2 美国在华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的时代背景 |
| 2.1 中国近现代社会背景 |
| 2.2 欧洲各国在华考察、采集和引种植物 |
| 2.2.1 欧洲国家对中国植物资源的初步认识 |
| 2.2.2 鸦片战争之前欧洲国家在中国植物的专业性采集 |
| 2.2.3 鸦片战争之后欧洲国家在中国植物的专业性采集 |
| 2.3 美国国内因素对植物采集、引种的推动 |
| 2.3.1 联邦政府对植物引种的鼓励 |
| 2.3.2 美国经济发展需求对植物引种的促进 |
| 2.3.3 相关机构对植物采集、引种工作的积极组织 |
| 2.3.4 热切追求和探索外来植物的采集者 |
| 2.4 美国在中国近代考察、采集和引种植物史略 |
| 2.4.1 初始时期(19 世纪) |
| 2.4.2 高峰时期(20 世纪上半叶) |
| 2.4.3 有序时期(20 世纪下半叶) |
| 3 美国在华采集竹类植物标本历史研究 |
| 3.1 采集时间 |
| 3.1.1 1840~1915:竹类植物标本采集包含在全面植物采集中 |
| 3.1.2 1916~1948:专门采集竹类植物标本并展开研究 |
| 3.1.3 1949~2010:中美联合考察和采集竹类植物标本 |
| 3.2 采集种类分析 |
| 3.2.1 属、种数量总体分析 |
| 3.2.2 簕竹属 |
| 3.2.3 刚竹属 |
| 3.2.4 箭竹属 |
| 3.2.5 矢竹属 |
| 3.3 采集地分析 |
| 3.4 小结 |
| 3.4.1 促进了美国对中国竹类植物资源情况的了解 |
| 3.4.2 开启和加强了竹子分类学的研究 |
| 3.4.3 辅助了美国在华引种竹类植物 |
| 4 美国在华引种竹类植物历史研究 |
| 4.1 引种时间 |
| 4.1.1 1898~1915:引种初始阶段 |
| 4.1.2 1916~1948:引种高峰阶段 |
| 4.1.3 1949~2010:引种有序阶段 |
| 4.2 引种种类分析 |
| 4.2.1 属、种数量总体分析 |
| 4.2.2 刚竹属 |
| 4.2.3 簕竹属 |
| 4.2.4 箭竹属 |
| 4.3 引种地分析 |
| 4.4 竹类植物的运输 |
| 4.5 联邦植物引种园分析 |
| 4.5.1 联邦植物引种园总体介绍 |
| 4.5.2 种植竹类植物的植物引种园 |
| 4.5.3 乔治亚海岸植物园 |
| 5 美国在华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人员分析 |
| 5.1 采集和引种人员总体概况 |
| 5.1.1 标本采集人员及采集数量 |
| 5.1.2 引种人员及引种数量 |
| 5.2 莫古礼(FLOYD ALONZO MCCLURE,1897~1970) |
| 5.2.1 生平简介 |
| 5.2.2 在华主要采集、引种和研究竹类植物活动 |
| 5.2.3 在华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种类数量统计 |
| 5.3 梅耶(FRANK NICHOLAS MEYER, 1875~1918) |
| 5.3.1 生平背景 |
| 5.3.2 为美国农业部来华植物采集、引种活动概述 |
| 5.3.3 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种类数量 |
| 5.4 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 1876~1930) |
| 5.4.1 生平背景 |
| 5.4.2 为阿诺德树木园来华植物采集、引种活动概述 |
| 5.4.3 在华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种类数量 |
| 5.5 与美国采集、引种相关的其他人员 |
| 5.5.1 费尔柴尔德(David Grandison Fairchild, 1869~1954) |
| 5.5.2 萨金特(Charles Sprague Sargent, 1841~1927) |
| 6 美国在华采集、引种竹类植物的影响 |
| 6.1 丰富了美国竹类植物种类 |
| 6.2 加强了竹类植物在美国风景园林中的应用 |
| 6.2.1 模拟自然,营造复层群落结构 |
| 6.2.2 仿生产性竹林,构建单层群落结构 |
| 6.2.3 人竹共生,竹与人居环境融合 |
| 6.2.4 供应竹苗,精细构建竹类苗圃 |
| 6.3 加快了竹子分类学的研究 |
| 6.4 促进了美国竹产业的发展 |
| 6.5 开启了对中国竹文化的认知和传播 |
| 7 结论与讨论 |
| 7.1 结论 |
| 7.2 讨论 |
| 8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附表 |
| 附表1 美国在华采集竹类植物标本名录 |
| 附表2 美国在华引种竹类植物名录 |
| 附表3 莫古礼在华采集竹类植物标本名录 |
| 附表4 莫古礼在华引种竹类植物名录 |
| 附表5 莫古礼在华研究期间发表的竹类植物新种名录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致谢 |
四、以“龙”命名的植物（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东北地区公元前三千年前的文化演进与社会发展[D]. 高云逸. 吉林大学, 2021
- [2]《神农本草经》训诂史研究[D]. 杨舒佳.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2)
- [3]跨语言视角下田坝苗族的植物分类和命名理据[J]. 陶文武. 铜仁学院学报, 2021(03)
- [4]内蒙古翁牛特旗阿什罕苏木蒙古民族植物学研究[D]. 朝木日力格.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8)
- [5]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所载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的整理研究[D]. 刘贵玺.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9)
- [6]《滇南本草》中药名物词研究[D]. 杨久造. 北方民族大学, 2021(09)
- [7]《博物志》名物词研究[D]. 张婉钰. 西南科技大学, 2021(09)
- [8]唐宋诗歌与园林植物审美[D]. 王悦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12)
- [9]中国高级别旅游景区命名规律、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D]. 刘影. 桂林理工大学, 2021
- [10]美国在华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历史及其影响研究[D]. 吴仁武. 浙江农林大学, 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