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国家危机预警机制：新时期国民经济动员的使命

一、建立国家危机预警机制:新时期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使命（论文文献综述）

王美^[1]（2021）在《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文中提出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承袭清末的基础上,破旧立新、中西融合,随时代的发展不断调适、充实、完善,推动了高等教育的近代转型,保障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存续发展,实现了功能与价值的合一。本研究基于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历程的回顾,呈现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与其政策制定及实施过程相互制约与促进的样态,并累积了特殊时期高等教育政策革新与完善的历史经验。本研究以一种找寻与回溯的历史视角,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了系统考察,结合全面与局部高等教育发展概况,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展现了高等教育政策内容要素变化和政策运行过程,让色彩斑斓的民国高等教育政策图景生动地铺展开来,从动态中去把握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轨迹与特征,阐释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合理性与局限性,从而为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提供借鉴与启示,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论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首先,着眼于挖掘民国历史的大格局之异,与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关联,侧重分析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社会背景,从政治局势的杌陧、经济形势的起伏、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及教育轨迹的转换四个方面展开。其次,按照回溯性的政策分析方式,根据高等教育政策的基本组成要素分类,对办学政策、经费政策、学科与课程政策、招生与考试政策、教员与学生政策的演进轨迹进行深度把握。在纵向深描政策变迁的同时,又以横向的视角,来透视不同阶段各类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内容、执行情况及实施效果,并将高等教育政策的要素变化、地方应对、大学实践、校长活动穿插起来,构成一个动态、丰富的叙述结构,使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过程得以真实的复原呈现。再次,聚焦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进程的关键之处,分析影响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外因素,从外部因素来看,包括社会诉求的不断牵引、知识分子及教育团体的持续呼吁、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变化等;从内部因素来看,涉及权威集团理念的转变、议案审议方式的变化、目标群体价值偏好选择的差异等。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发生了回应性与适应性的变迁。与此同时,归纳凝练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并探究其中的利益逻辑。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演进呈现出“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不断强化、政策内容体系日臻完善与成熟、政策施行手段逐步多样化等重要的历史特点。其背后的利益逻辑则主要是利益群体矛盾调和的分期变化、利益群体价值博弈的纵向映现以及政策利益与代价之间的成本考量。最后,审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所呈现的先进性与局限性。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新潮与旧浪的冲击下流变绵延,一直在努力谋求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适当融合,不断通过立法建设来规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同时,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是铺陈理想与务实选择的产物,其生命力既来源于预先的理论准备,更扎根于实践中的丰富与拓展。但回溯历史,对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审慎的考量后,发现其也有局限性。如高等教育政策数量与质量的不匹配、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的阻隔、“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沟通与协调的非一贯性等。探赜索隐、以史鉴今。本研究将目光投射到那段逝去的历史中,通过多层面、多角度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进行分析,得出一些现实启示,即在当下高等教育政策建设过程中,要秉承一种辩证视角和开放心态,既坚持高等教育政策的国际化视野,又要积极建构中国化坐标,不断推进高等教育政策的法制化建设,兼顾高等教育政策的“质”与“量”的双重效益,靶向高等教育需求精准施策,完善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监督机制,并合理定位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使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与发展能够真正助力“双一流建设”,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华清君^[2]（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温丽华^[3]（2020）在《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及引导研究》文中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已经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是意识形态建设的主阵地和主战场,面对大量网络信息鱼目混珠,一些错误的社会思潮也借助网络进行传播。为此研究社会思潮在网络传播的方式及其影响,并有针对性地开展网络引导,保证网络空间的风清气正与网络文化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开展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及引导研究,其目的是为了透过社会思潮网络传播的现象去看本质,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网络信息,自觉抵制错误社会思潮的影响,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传播学和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个案研究法、矛盾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探索社会思潮网络传播及引导的要素、特征、模式、原则和方法,全文包括导论、正文的六章内容和结语。导论部分提出了本论题研究的缘起及其重要性,阐述了国内外对“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及引导”这一问题的研究综述,并论述了本论题的研究方法及重难点、创新点。第一部分主要研究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及引导概述。首先分析社会思潮和网络社会的内涵,阐述了社会思潮的科学定义和各要素组成,以及网络的定义与特征;其次对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进行概述,分析了社会思潮网络传播的两种表现形式,以及社会思潮网络传播的特征;最后对社会思潮的网络引导进行概述,界定了社会思潮网络引导的对象,同时分析了社会思潮网络引导呈现出阶级性与交互性的并存、线上与线下的结合、破与立的统一等特征。第二部分阐述了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及引导理论基础与借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和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为本论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同时,传播学中有效传播的五大原则、整体互动传播模式理论、威廉斯的媒介文化理论,心理学中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群体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等为本论题提供了理论借鉴。第三部分是对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及引导现状分析。论题阐述了网络中广泛传播的几种社会思潮以及它们带来的不良影响,包括威胁国家的长治久安、动摇群众的“四个自信”、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阻碍个人的全面发展。我国社会思潮网络引导经历了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总结出一套有效的成功经验,包括注重用马克思主义评析网络上的多元社会思潮、注重发挥信息技术的动力作用、注重宣传思想工作队伍的建设、注重引导方式的与时俱进等。随后,阐述了社会思潮网络引导面临的挑战,包括主导力不足、创新力不足、协同力不足和出现“圈层化”,并分析这些挑战背后的原因。第四部分尝试构建社会思潮网络引导“主体互动”模式。在分析了现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从“主体间性”的角度切入,构建“主体互动”的社会思潮网络引导模式。文章分析了“主体互动”模式的基本结构,包括核心圈层、次要圈层和边际圈层,详细阐述了“主体互动”模式的三大要素,即引导者、受众和重要平台。最后从引导者的角度分析如何促进互动和协同,主要包括发挥宣传思想工作主管部门的协同作用、发挥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理论与实践引领作用、发挥主流媒体的融合作用、发挥网络意见领袖队伍的风向标作用。第五部分论述了社会思潮网络引导的原则。阐述了社会思潮网络引导的三个重要原则:一是坚持“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主导地位、在坚定“四个自信”中实现引导、在扬弃发展中凝聚共识;二是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的原则,即结合受众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统筹网络的虚拟性和现实性、促进引导者与受众的共同发展;三是坚持“创新驱动、一体化发展”的原则,即结合信息技术发展方向原则、推动大众化与时代化的融合原则、实现多元载体的一体化发展原则。第六部分探索了社会思潮网络引导的方法。结合社会思潮网络引导的原则,从扩大红色阵地、转化灰色阵地、压缩黑色阵地的角度阐述了社会思潮网络引导的方法。一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的方法,包括网络文化产品开发法、网络品牌打造法、网络服务供给法;二是提高辨析社会思潮能力的方法,包括网络交互对话法、网络舆情引导法、网络监管治理法;三是社会思潮网络引导的技巧,包括化整为零法、以小见大法和情景模拟法。结束语部分是对本课题研究的未来展望。开展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及引导研究,落脚点在于更好地开展社会思潮网络引导。要推进社会思潮网络引导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就必须紧密结合时代的发展、国家的需要和人民的需求,分析社会思潮网络传播的现象,从现象出发总结本质。这些内在的本质是可认识的,但也是隐蔽、开放、变化的,因此需要我们不断努力,促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入脑、入心、入行。

王冬雪^[4]（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贫困是造成人类生活不幸的罪恶本源,是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障碍和藩篱。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努力实现的理想,是国际社会一致认同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和政治承诺。开发式扶贫是党和政府在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实践中始终坚持的根本方针。开发式扶贫的本质在于将自食其力和社会帮扶结合起来,将扶贫资源与贫困群体需求有效对接,更大程度地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帮助贫困群体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冲破贫困藩篱,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由内而外彻底摆脱贫困。要想从根本上彻底摆脱贫困,实现可持续稳固脱贫,单纯地进行物质救济式帮扶是有限的,而且容易助长贫困群体等靠要的思想。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只有通过发展贫困地区教育,提高贫困群体科学文化素质,帮助他们树立自力更生的意识和脱贫致富的信心,通过坚持学习、努力奋斗才能彻底改变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教育扶贫作为国家脱贫攻坚战略体系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不断显现,并被赋予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历史使命。一直以来,扶贫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兴学赈灾是民间社会的应尽责任。作为社会扶贫的重要主体之一,社会组织有责任有义务参与教育扶贫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国农村扶贫开发也相应地进入到脱贫攻坚阶段,社会组织扶贫成为国家扶贫开发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上升到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社会组织教育扶贫问题对于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于更好发挥社会组织在教育扶贫中的作用有着不言而喻的深远影响。为此,论文围绕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选题,运用历史研究、系统研究、综合研究和实证研究等方法,详细论述了我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基本概念、发展历程、理论资源、实践探索、实践模式等内容,以此明确了我国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扶贫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深刻探讨了我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角色定位、基本经验、发展机遇、发展挑战和发展路径等问题,以助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实现教育扶贫教育脱贫的总体目标。具体来说,论文在结构安排上共分六章。第一章是绪论部分。本章主要介绍了论文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现状、论文研究思路及在此过程中运用的研究方法、论文框架结构及论文创新和不足之处,为论文研究提供基本的逻辑起点。第二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问题概述。本章主要阐释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基本概念、现实背景、发展脉络、总体成效。以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现实背景为出发点,爬梳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发展脉络,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1978年—1989年探索阶段、1990年—2000年展开阶段、2001年—2011年深化阶段、2012年以来攻坚阶段。并从缓解了政府教育扶贫财政压力、填补了政府教育扶贫工作空隙、促进了政府教育扶贫效率提高、减轻了贫困家庭子女教育负担等四个方面阐释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取得的总体成效。第三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理论资源。本章主要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以及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相关理论四个方面对论文的理论资源进行归纳,为第四章到第六章的实践探索、模式分析和未来展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第四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实践探索。本章主要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以资育人、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六个方面概括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涉足的主要领域和实践的具体内容。第五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主要模式。本章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实践模式大体划分为三种基本模式,即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模式、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其中,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又包括筹款工具模式、项目运行模式、组织资助模式;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模式又包括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又包括社会企业模式、公益创投模式、影响力投资模式。第六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未来趋向。这一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明确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角色定位。论文科学合理地将社会组织在教育扶贫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定位为扶贫资源的链接者、扶贫服务的提供者、扶贫能力的建设者、扶贫行动的倡导者和扶贫工作的合作者。在此基础上,第二部分提出要发扬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基本经验。论文从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抓好教育扶贫品牌建设、重视舆论宣传引导作用、开展多种形式慈善募捐四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四十年来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经验,为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指导意见。第三部分分析了当前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发展机遇,即经济与社会转型激发社会组织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提供发展时机、政府职能转变需要社会组织承接工作、制度创新为社会组织创造发展环境四大机遇。第四部分检视了当前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所遇到的挑战。论文分析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存在法律缺失、社会组织外部管理僵化、普遍资源短缺和内部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亟需尽快解决。第五部分建设性地提出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优化性路径选择。论文提出,为继续推进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良性发展,必须构建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法律体系、改善社会组织外部治理环境、落实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政策并加强社会组织内部能力建设。总之,通过全面总结和分析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实践情况,论文提出如下创新观点:一是归纳概括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主要模式,包括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模式、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三种基本模式。其中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包括筹款工具模式、项目运行模式、组织资助模式;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模式包括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包括社会企业模式、公益创投模式、影响力投资模式。二是鉴于社会组织在大扶贫格局下社会扶贫中的重要主体地位,明确定位了中国社会组织在2020年后农村教育扶贫中的五种角色,即资源链接者、服务提供者、能力建设者、行动倡导者和扶贫工作合作者。三是高度总结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四十年来的基本经验,包括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抓好教育扶贫品牌建设、重视舆论宣传引导作用、开展多种形式慈善募捐四个方面,为2020年后解决农村相对教育贫困问题提供了指导意见。四是全面分析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在当前以及2020年后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问题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建设性地提出了优化性路径选择。

米华全^[5]（2020）在《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意识形态建设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也是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工作。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和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设备的广泛普及,网络已成为各种思想文化、价值观念自由竞争的主要空间。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更多机遇,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已经成为宣传思想工作迫切而重要的任务。高校处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肩负着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使命。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事关根本、事关全局、事关长远,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关键之举。对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阐述了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辨析了相关概念的内涵。然后,从历史发展和现实境遇两个维度切入,回顾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历程和主要经验,分析了发展机遇和现实挑战。在此基础上,紧扣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实际,构建了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实现路径。按照以上的逻辑思路,本文运用概念分析法、文献资料法、网络调查法、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相结合的方法,对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基础、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对策举措等,进行了较为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的内容:第一,提出了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归纳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观点,介绍了政治传播学、网络传播学、新媒体等相关理论。另一方面对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内涵和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第二,厘清了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本文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发展历程划分为探索应对、蓬勃发展和全面推进三个阶段,并从坚持问题导向、创新导向和目标导向等方面总结了工作经验。同时结合新时代背景,分析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机遇和挑战,着重分析了存在的突出问题。第三,确立了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宏观思路和微观策略。一是明确了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工作目标、理念遵循和基本原则。二是针对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存在的问题,从内容建设、阵地建设、队伍建设、方法创新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举措。三是构建了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保障机制体系,主要包括责任落实、成效测评和考核激励机制,协同治理和运行监管机制,法律法规和技术保障机制等。在理论研究、现状分析和实践探讨的基础上,本文确立了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框架,形成了整体而非局部、系统而非零散的研究体系,希望能为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陈建领^[6]（2018）在《现代城市社会治理模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在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诸如空气污染、交通拥堵、资源枯竭,以及社会公平正义、公共安全、文化断层等各种“城市病”问题随之而来。加之城市社会本身具有居民数量众多、人口流动频繁、管理事项多样、突发事件较多、人员结构复杂、社会价值多元、利益诉求多样、利益冲突明显等特点,导致当前城市社会治理面临一系列难题和挑战。现代城市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以及时序性等特征。依赖行政力量或是单纯注重社会自主的传统城市社会治理模式难以满足当前城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以倡导多元参与、理性协商、协同共治为核心的社会治理理念日益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从系统理论的视角建构模型对现代城市社会治理进行研究显得十分必要。本文以系统理论为视角,在细致梳理国内外城市治理及社会治理相关理论与方法基础上,对“总需求-总供给”“社会预警”“社会动员”“社会善后”等四类模型进行研究与整合,以优化城市社会治理结构、完善城市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社会治理效益为目标,提出了基于日常事务城市社会治理和城市社会危机治理两个维度的现代城市社会治理综合评价模型,对于弥补现有城市社会治理模式研究不足,提高城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主要创新点如下:（1）提出了基于日常事务城市社会治理供求平衡模型。论文分析了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治理的历程,提出了以需求导向为主线,以政府主导、社会自治与多元合作相结合为重点,依法治理为基础的创新思路,为构建城市常态事务社会治理模型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文基于“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围绕社会治理主体相互之间的供求关系,分析了现代城市治理主体的主要内涵,探讨了平等基础上主体功能的互适性,公平追求下的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服务的平衡性,治理质量标准上的活力与有序的协调性,以此为基础建构城市社会治理的供求平衡模型。这一模型实现了主体功能相互适应、社会资源和社会服务供求平衡以及运行质量标准协调的多组合动态平衡的有机统一。论文提出了逐步建立社会治理外部供给为主导和内部需求反馈为诱惑的供需平衡机制,完善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就需持续增强现代城市社会治理结构的需求导向性、治理合法性、履职责任性和行动有效性特征。（2）提出了城市社会危机治理模型。论文在研究与整合“社会预警”、“社会动员”、“社会善后”等三类模型基础上,分析了城市社会危机根源及存在的问题,提出社会危机治理需要实施危机驱动战略,化“危”为“机”,推动社会治理尽快进入新的常态,把危机驱动作为谋求城市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的推手,构建了城市社会危机治理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论文按照社会危机的自身潜伏、发生、发展、结束过程,从应对社会危机全过程出发,建构了社会预警模型、社会动员模型、社会善后模型,形成了城市社会危机治理模型。该模型将社会危机的应急治理分为预防、处置、恢复三个阶段,形成了城市社会危机治理模型评价指标体系,从社会预警、社会动员和社会善后提出三大类指标及其标准,采用德尔菲法和熵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3）构建了现代城市社会治理综合评价模型。论文突破了现有文献中常态和非常态社会治理研究相互割裂的现象,将基于日常事务城市社会治理供求平衡模型和城市社会危机治理模型,统合到社会治理的大框架中,研究探索了二者之间的互利、互补、共生关系;从运行绩效评估角度,构建了现代城市社会治理综合评价模型;从评价指标的公共性与重要性相结合的角度,研究了该模型的应用价值;从投入产出角度,对如何实现城市社会治理效率、效益、效果的最大化与最优化进行了分析。论文统筹常态事务和城市社会危机两种类型指标体系于一体,通过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程度等主要因素,建构相关理论框架和指标体系。并以北京社会治理实践为例,从社会建设体系、社会治理总体架构、社会治理组织架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揭示了城市社会治理综合评价的北京模式特点,运用北京常态事务和非常态化情形下城市社会治理模型相关数据,进行实际验证,提出改进措施。论文还对社会治理模型的运行状态和实践路径进行了研究,提出在法治环境下政府与公众、社会组织的相互关系及权利责任。期冀这一理论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的提出,能够为建设善治城市、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相应支持。

李琨^[7]（2017）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制度自信,是指一定阶级对于自己所建立的制度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趋势,根本上说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信心。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适应具体环境、历史任务及时代变化的要求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制度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就是指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推动社会进步的创新发展性及其未来发展前景的认同与自信。制度自信应该建立在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方法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生产方式的变革为视角考察从古代社会直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制度变迁与社会进步的基本范畴,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制度的有益探索,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为把私有制说为合乎自然秩序的理想制度而提出的关于人性和人的价值的所谓超阶级、超时代的假象,对社会主义制度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表达出的坚定的信心。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以及《法兰西内战》等一系列着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共产主义的主要原理,以审慎的态度对相关制度的特征、构想进行了大胆的预测。“社会化大生产、消灭私有制、人民主体性、人类解放”是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理论要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实践一方面立足于近代中国人民的救亡图存运动,另一方面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这些实践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国梦。中国传统文化中哲学观、价值观、伦理观深深地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而且在实现民族复兴、破解世界发展难题、探索人类解放等方面展示出充分的自信。有很多现实矛盾和发展困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形成了挑战,作为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级的政治文明形态,还需要拓展提升其自信的路径,需要社会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用新理念引领制度创新、发挥制度优势,注重话语权体系建设,真正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了谁”的理念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并不只是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研究东方社会及其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而是要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旧的社会主体的衰落和新的社会主体崛起的历史必然性。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未取得全面比较优势,仍然面临着诸多的发展难题。破解发展难题,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当今世界发展总体格局中的影响和地位,最根本的仍然是要依靠创新和改革。我们既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创新方面的任重道远,又要对实现改革与创新持有充分的勇气和自信。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对制度创新的合理期待,无疑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制度体系的良性发展,也将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实现。

邹露^[8]（2017）在《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2001年"9·11"事件发生以来,重大国际危机频发,国际危机管理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与冷战时期不同,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国际危机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国际危机管理的主体也发生了变化。德国作为欧盟核心国家之一,在欧盟和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断上升,在国际危机管理领域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选取德国国际危机管理作为研究对象。本文参考借鉴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大量文献,从中得到了许多启发,在此基础上将研究对象进一步集中在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上,试图通过德国参与国际危机管理的实践案例探索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的机制。国际危机包括政治-安全和经济等方面,本文选取德国国际政治-安全领域的危机管理机制为研究对象,不涉及经济领域。本文旨在通过对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和实践的探索,解释以下问题:（1）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是什么?（2）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的考量因素有哪些?（3）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由哪些部分组成?（4）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的可行性与局限性体现在哪?（5）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对我国有什么借鉴意义?本文采用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的方法,通过系统梳理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相关理论和政策文献、政府报告等,找出适合本研究所需的相关理论。在此基础上,根据德国危机管理机制特点,尝试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构建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即以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与组织机构这两大支柱为分析和研究基础,结合最新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案例分析,深入探索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和机制,最后提出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对我国的七点启示,以及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对我国在国际危机管理方面的六点借鉴意义。由于以往国际和国内学术界对该课题关注度较低,现有理论研究成果中能够直接为本研究提供理论参考的较少,因此本文借用角色理论、文明力量理论,结合德国始终无法脱离的框架一一欧盟的危机管理机制,为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此外,德国政府官方文件,如"’民事危机预防、解决冲突与巩固和平’行动计划（2004）"及其每两年一次的执行情况报告、《2016德国安全政策和联邦国防军的未来白皮书》1等也为本文系统研究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及其特点提供了政策基础。本文在梳理危机管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得出,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其最大的特点是注重融入国际和区域组织,还包括:强调危机预防;民事危机管理手段优先于军事手段;国际组织的显性地位和德国的隐性地位;强调各行为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以提高危机应对能力;以及以广义的安全理念作为基础。本文提出了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的双重政治问题,即德国与国际组织的隐性与显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德国国际危机管理中欧盟内部的协调问题。一方面,德国国际危机管理始终在欧盟、联合国、欧安组织、北约等国际组织框架下行动,在国际组织的显性地位下,德国倾向于凸显自身的隐性特征。然而,从德国的民族特性及其目前在国际危机管理中的表现看来,未来德国国际危机管理会更多地呈现出显性特征。另一方面,"冲突预防的悖论"是对欧盟内部矛盾的概括:越早干预,成功的几率越大,干预的成本就越低,但团结各方政治意愿的难度也就越大。有鉴于此,在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的研究中,应当科学、合理地将国际层面和国家层面的要素有机结合起来。本文选取乌克兰危机和难民危机这两场最新国际危机作为案例分析对象,从危机起因探析、危机管理经过分析和效果评价三个部分入手,深入分析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在两场危机中的表现,并对两场危机管理进行对比和评价。根据德国的国家角色特征,在分析过程中综合考虑德国的安全战略、外交战略和决策者因素,以及欧盟的危机管理机制和国际组织相关政策法规。本文结合德国理念和实践特点,得出"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的主要组成部分:1)法律基础（《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欧盟法规、《德国基本法》）;2)组织机构（包括内政部、外交部、国防部等下属危机管理和协调机构）和工具系统（危机管理信息系统、监测与预警系统、演习系统、培训系统、事后救助系统）;3)危机管理原则和手段;4)决策机制;5)三段式实施机制;6)国际组织框架（包括联合国、欧盟、欧安组织、欧洲委员会、北约的国际危机管理职能及德国在其中的贡献）。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体现了一定的优势和可取之处,同时也有其局限性。首先,德国政府倾向于不轻易动用武力或至多有限地使用武力,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免冲突升级或发展,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然而,乌克兰危机和难民危机管理收效甚微的结果表明,危机爆发后较难充分发挥民事危机管理手段的优势,这表明对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而言,危机预防比危机治理更重要,危机发生后则要尽可能避免危机升级。其次,德国政府在国际危机管理中对德国价值观和欧洲价值观过于坚持,以致于没有充分考虑种种现实因素,结果对难民危机的管理给德国甚至整个欧洲社会各方面带来巨大冲击,反映出欧洲一体化的缺陷和南北差异等问题,更是引发了英国脱欧和德国暴恐袭击事件频发等连带效应。再次,依靠国际组织和相关国家的合作应对危机虽然可行,但德国还无法充分协调各国之间的利益,因此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很难达成一致,容易错过危机管理的最佳时机。这两场尚未完全解决的危机已经对欧洲的安全与稳定造成不良影响,与德国维护世界和欧洲的和平、安全与稳定的目标背道而驰。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得出以下观点:第一,德国高度重视国际政治-安全危机及其管理。第二,德国认识到必须与世界上所有重要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才能有效管理国际危机,并在实践中力图与世界上重要国家及国际组织合作。第三,德国在国际政治-安全危机管理中注重民事危机预防,倾向于不轻易动用武力或至多有限地使用武力,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免冲突升级或发展,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第四,德国国际危机管理始终离不开欧盟框架,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为德国参与国际政治-安全危机管理提供了动力,同时也形成一定的制约。

胡娜娜^[9]（2016）在《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动员应急响应模式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我国突发事件频繁发生,中国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专家学者越来越重视研究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工作。随着形势的变化,应急响应工作的研究开展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国民经济动员一直有着完备的体系和运行架构,有充足的设施设备物资、人力资源、平台信息、先进技术等优势,要将这些优势特长引领到突发事件应对领域,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样既能服务于民,同时也激发国民经济动员力量对机制体制、人财物要素、运行流程等各个要素环节进行检验和提高,真正实现应急与应战兼顾、军用与民用融合的目标。因此,本文主要研究了如何利用国民经济动员应急响应在物资、人力、平台技术等方面优势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中发挥作用,实现配置资源,共享信息,协同联动,开展了省级国民经济动员应急响应模式研究,提出构建黑龙江省协同联动式应急响应模式。通过研究发现,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动员应急响目前在体制机制、人力资源、物资储运和平台技术方面存在着以下问题:应急管理体系与国民经济动员体系相对独立,国动办发挥作用受限。黑龙江省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的预案和演练没有形成制度化、常态化,应急专家作用有限。在应急物资储备方面,国民经济动员应急规划建设没有与应急管理部门统筹联动。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未完成升级改造阻碍了与省政府应急指挥平台的信息共享。在总结和借鉴先进省份省级国民经济动员应急响应经验基础上,结合黑龙江省省情,本文提出构建黑龙江省协同联动式应急响应模式的建议和实施对策,具体建议包括体制机制的对接整合,人力资源的作用发挥,物资储运的规划建设和平台技术的整合。本文主要采用实地调查研究、文献法、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并对所研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尝试解决省政府应急响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摸索一条适合黑龙江省情的国民经济动员应急响应之路。

陈静^[10]（2015）在《城市老年社会服务供给模式研究 ——基于福利多元主义视角》文中指出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和失能化状况日趋严峻。与此同时,家庭结构转变引发了传统家庭养老服务功能的持续外溢和释放,由此产生了庞大且增长迅速的老年社会服务需要与当前有限的供给能力之间的深刻矛盾。面对这一问题,建立和完善具有适应性的城市老年社会服务供给体系就成为满足老年人社会化服务需要,维护老年人养老权的必然选择。此过程中,“谁来供给服务”成为研究者与政策部门要明确认知与清晰界定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与结果偏好实际上形成了对老年社会服务供给模式的不同认知。在社会政策学科领域,“供给模式”是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社会福利供给体系核心要素和典型特征的概括和认识。不同的供给模式导向不同的政策体系建构,从而产生不同的福利效应。以历史的眼光进行审视,依据供给主体的不同,世界范围内的老年社会服务供给呈现出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市场模式、福利国家模式以及东亚社会的家庭——政府二元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福利国家危机的显现,学者们在批判福利国家供给模式所存在的种种问题的同时,也在不断思考引导福利政策变革的新理论和新范式。福利多元主义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学说之一。福利多元主义突破了传统的政府或是市场的福利供给二分法,构建了包括政府、家庭、社会和市场部门在内的多元福利供给结构。作为一种具有实践性的政策分析范式,福利多元主义的不仅意味着多元主体参与福利供给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不同主体通过参与、分权、独立、竞争实现多元协同和多元整合的技术路径。20世纪末期,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在我国传播,并恰如其分的契合了当时社会福利体制改革与“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政策导向。基于现实需要,多元福利供给模式成为我国福利体制建构的目标,尤其是在老年社会服务这一具有需要多样性、层次性与变动性的福利供给领域,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具有较好的切入性与前瞻性。依据福利多元主义所建立的政策分析框架,本研究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扬州市广陵区和南京市鼓楼区老年社会服务供给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城市中的老年社会服务供给已经初步具备多元化的主体结构形态,家庭、政府、非营利组织以及市场组织的作用都在其中有所展现。但是,深入探讨当前供给结构的实质,发现其内存深刻的问题,包括供给主体责任的失衡,政府责任的回避,服务供给的福利性缺失,非营利组织的“营利性”与“非竞争性”取向,以及市场主体的参与不足,等等。这就使得现行老年服务供给结构仅仅停留在形式意义上的“准多元”状态,还远远不能称之为实质意义的“多元”供给模式。要解决当前存在的种种问题,推动城市老年社会服务供给体系的发展,首先要明确城市老年社会服务“多元”模式的应然状态。基于我国文化传统、制度惯性、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及现实需要等因素的综合考量,政府主导的多元服务供给模式是适应我国国情社情的政策选择。在这一模式的构建过程中,需要确立政府作为“主导者”的角色意识和责任范围,坚持家庭组织作为老年服务“最先供给者”的首要意义,明晰非营利组织的身份性质,并探索非营利组织和市场组织作为服务“生产者”和“传递者”参与并发挥优势功能的渠道。在此基础上构建政府、家庭、社会和市场的协调整合机制。多元供给模式构建的意义在于推动城市老年社会服务供给由“准多元”向“多元”结构的转变,实质上就是供给主体责任重塑与结构平衡的过程。基于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与社会需要,老年社会服务供给模式的转变需要通过下述途径予以实现:重塑政府责任意识,强化政府职能;明晰非营利组织的身份与性质,推动非营利组织的适应与参与;发展家庭支持政策,维护激发家庭养老功能;引导提高老年人及其家庭的消费意识与消费能力,构建市场参与的渠道。

二、建立国家危机预警机制:新时期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使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建立国家危机预警机制:新时期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使命（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2）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及引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现代城市社会治理模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动员应急响应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城市老年社会服务供给模式研究 ——基于福利多元主义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四、建立国家危机预警机制:新时期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使命（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D]. 王美.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3]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及引导研究[D]. 温丽华.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6)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研究[D]. 王冬雪. 吉林大学, 2020(08)
• [5]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研究[D]. 米华全. 电子科技大学, 2020(01)
• [6]现代城市社会治理模型研究[D]. 陈建领. 北京理工大学, 2018(06)
•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研究[D]. 李琨. 武汉大学, 2017(06)
• [8]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与实践研究[D]. 邹露.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07)
• [9]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动员应急响应模式研究[D]. 胡娜娜.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6(04)
• [10]城市老年社会服务供给模式研究 ——基于福利多元主义视角[D]. 陈静. 南京大学, 20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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