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炮的由来和传闻

一、鞭炮的起源及传闻（论文文献综述）

周峪竹^[1]（2021）在《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民俗画片收藏研究》文中认为苏联科学院院士、20世纪俄罗斯汉学的带头人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曾于1907年、1909年、1912年、1926年赴中国华北、长江中下游、华南等地区,期间广泛收集中国传统木版民俗画,形成当今国内外学术界闻名的俄藏中国民俗画。2015年俄罗斯国立宗教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发现该馆藏有近千幅阿列克谢耶夫在中国收集的中国民俗画,包括门神画、财神画、佛像、道教神像画、护符、纸马等,遂设立阿列克谢耶夫中国民俗画特藏。中国民俗画是阿列克谢耶夫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宗教的重要素材,作为俄罗斯汉学史上第一位对中国民俗画片进行系统研究的汉学家,他从学术生涯伊始就致力于中国民俗文化推广和普及。中国民俗画片成为西方了解中国民间信仰和文化习俗的重要媒介,是沟通近代中俄文化交流中的一座桥梁。中国民俗画片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载体,凝聚着广大劳动人民的才华与智慧。现收藏于俄罗斯国立宗教历史博物馆的这批中国民俗画片,以图画的形式具象地反映出中国各地的岁时节日民俗、人生礼俗、丧葬礼俗、民间信仰、民间谚语等各类民俗事象,是中国民间俗文化的百科全书,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本研究从民俗画片的文化价值入手分析该特藏对于中俄文化交流的意义;运用巴赫金狂欢化理论透视这批民俗画片所反映的生活在封建纲常、礼制、教条之下的旧中国中下层民众精神上的狂欢化世界,解读民俗画片中的民间精神“狂欢”意蕴。通过挖掘俄罗斯对中国民俗文化的认识揭示民俗画片在中俄两个民族交往中的文化价值。

梁越^[2]（2021）在《大理民间拟兽舞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拟兽舞源于原始时期人类的图腾崇拜、狩猎生活和与生俱来的模仿本能,是大自然赋予人类无限灵感的象征体现,反映了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的社会生活,呈现出早期人类群体丰富的精神世界。拟兽舞作为一种原始舞蹈,是原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舞蹈艺术的方式记载着文化的发展与变迁。从对鸟兽等动物的外型、神态和动作的模拟,再加以艺术化的提炼、加工与创造,发展成为反映生产生活、表达人们思想感情的舞蹈表现形式。其表达的形式特征、文化意蕴,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劳动生活、图腾信仰等都有着莫大的关联。拟兽舞历史悠久,从最初的单纯性模仿,到图腾祭祀仪式,再到现在成为大众的娱乐表演节目,是表达情感的艺术载体,一直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并得以传承。本文将运用民族学、艺术人类学等理论方法对大理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拟兽舞的形态、现状以及文化内涵展开研究与探讨。探寻其起源与发展,了解原始文化的生存现状,结合民俗文化与艺术文化,探究大理民间拟兽舞与民间活动的关系互动,观察其在民间活动中的表现方式,阐释其功能与所承担的身份角色。本文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阐释拟兽舞的起源背景,通过查阅地方志、文献资料对大理民间现存的拟兽舞进行梳理,找寻具有代表性的拟兽舞。第二章通过田野调查与资料收集,对道具模拟类型中具有代表性的拟兽舞---平川狮灯进行阐述,分析其起源与发展,通过民间活动中的平川狮灯分析其在当地社会的意义与作用,并考察平川狮灯现有的传承与保护现状。第三章通过田野调查与资料收集,对身体模拟类型中具有代表性的拟兽舞——“力格高”中的拟兽舞进行分析。首先对“力格高”的起源发展、整体的舞蹈形态与情感表达进行初步探讨,再对“力格高”中拟兽舞的动作要素进行分析,阐释“力格高”所承载的文化功能与审美观念,并考察“力格高”现有的传承与保护现状。第四章通过前文梳理代表性拟兽舞平川狮灯与“力格高”中拟兽舞的形式与内涵,对大理民间的拟兽舞展开文化阐释,并思考大理民间拟兽舞的保护与传承。

木粲成^[3]（2020）在《实践中的时间 ——方南苗族多样时计与时间性的民族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时间是人类在生活中必须倚赖的基本观念之一。人类的实践既建构着时间,也展开于时间中,受时间形塑。时间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是时计与时间性。时计是人类在人与人、人与物的互动中习得或创造而成的各式各样用于标定过去、现在、未来的手段。时间性则是由回忆、感知、预期三种机能触发的统一于当下的过去、现在、未来意识。时计既展开于时间性中也影响人们的时间性,时间性既化育时计也受时计牵动。时计与时间性统一于时间实践。时间实践与社会文化互构。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时间实践会所有不同,同一社会文化群体内部的时间实践也会因社会身份与实践场景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本文是一项以时间为中心论题,以聚居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内清水江中上游两岸的苗族方南支系为考察对象的民族志。通过考察方南苗族的基本时间概念,时计类型,不同社会角色的时间实践方式,不同社会场景的时间特点,以及不同社会角色在不同场景之中时间交叠、时间冲突、时间协调的具体过程,本文既从方南苗族的社会文化生活来理解时间,也以时间为核心论题来呈现方南苗族的社会文化生活。本文依照如下框架展开。第一章系统梳理了百余年来社会文化人类学时间研究的主要脉络,明确随之形成的主要问题、概念、理论、方法,确认当前社会文化人类学时间研究的主要趋势为探究多样场景中不同行动者在实践中牵涉的多样时计、时间性及其相互关系,并强调,本文涉及的时计主要是方南苗族在生活中频繁使用且与其社会制度与文化观念具有密切关联的时间参照,并将对时间性的呈现锁定在方南苗族运用时计而展开的具体实践之中。第二章,从生态人文区位、生计方式、亲属制度、社会组织、信仰观念等层面勾勒方南苗族的社会文化概况,强调方南苗族的核心社会理想是在祖先、神灵护佑下,维系家户、宗族、村落团结,建设跨家户、跨宗族、跨村落交换,实现并延续物与人的丰产。第三章,概要呈现方南苗族的基本时间概念,时间起源论,主要时计类型,各类时计的内容、来历、功能、意义,不同时计掌握程度与运用状况的社会差别,多样时计划分的各级时间单位及其内部多样性,彰显方南苗族的时计愈发数值化、便携化的代际趋势。接下来,以多个民族志个案剖析嵌合着时计与时间性的时间实践过程,讨论方南苗族时间实践的社会差别与场景特征,呼应方南苗族社会文化图景与多样时计概貌。第四章讨论生计场景中的多样时计与时间性,呈现由基本社会分工带来的老年男性、中青年男性、妇女、儿童的时间实践之别及其交叠、冲突、协调,其中可见中青年男性的市场经济时间如何强势于老年男性的务农时间,在校儿童的国民教育时间如何强势于妇女的家务时间,体现出生计时间的可变性。第五章讨论仪式化场景中的多样时计与时间性,一类为仪礼时间,以一个葬礼为例,呈现仪礼时间的突发阈限性与宗教专家的时间权威;另一类为节庆时间,以三个节庆为例,呈现方南苗族节庆的时间特点,突出本地节庆时间的固定阈限性与集体惯习的时间效力;两类时间共同体现仪式化时间的固定性。第六章,以龙舟节这一既与生产活动紧密相关又具备高度仪式化特征的大型区域性丰产节庆为个案,呈现方南苗族的生计时间、仪式化时间,家户时间、村落时间,以及不同社会角色的时间,通过一系列协调混溶到趋于一致的区域时间之中的具体过程,其中不仅分析了龙舟节时间之区域性、周期性与复杂性的由来,也呈现了村民集体议定的出龙之时的强制力,村领导的时间纪律监督权威,以及宗教专家的时间权威,并强调,这种足以将多样时间实践混溶为一的根本动因,乃是方南苗族希望在祖先与神灵的护佑下,维系秩序稳定,延续两种丰产的社会文化理想。

刘吉丹^[4]（2020）在《“红灯记”创作与改编研究》文中提出提到“红灯记”,人们一般想到的是“文革”时期的京剧样板戏《红灯记》,但其实从沈默君创作电影文学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开始,到现代电视剧《红灯记》的改编等,“红灯记”不仅包括了京剧样板戏《红灯记》,还包括了电影《自有后来人》、哈尔滨京剧院本《革命自有后来人》、沪剧《红灯记》、各剧种移植样板戏《红灯记》、现代互联网恶搞“红灯记”等等。“红灯记”系列作品所蕴含的意义内涵,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民间流传的“红灯记”故事和“红灯照”组织。总之,围绕“红灯记”的创作与改编,形成了一个关于“红灯记”的谱系。目前,有关“红灯记”创作与改编的研究中,关于电影《自有后来人》和样板戏《红灯记》的史料方面的研究较多,为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可靠论据,但关于“红灯记”谱系的研究较少,且大多仅涉及从电影《自有后来人》到样板戏《红灯记》的内容,并没有形成一个“红灯记”的完整谱系。因此,论文在前人关于“红灯记”创作与改编研究的基础上,力图构建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关于“红灯记”创作与改编的“谱系”,同时,对“红灯”所蕴含的意义内涵进行追溯也是本论文的一个创新之处。论文正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关于‘红灯’的说法探源”。第一节,从民间“红灯记”故事的流传演变中,探析中国的民间“灯”文化赋予“红灯”的意义;第二节,从义和团“红灯照”组织和京剧《红灯照》的创作中,探析“红灯”中的“红色崇拜”文化情结;第三节,从反家乡观念的革命新越剧《红灯记》中,探析“红灯”中所蕴含的文学“灯”意象。第一章主要从“红灯”所蕴含的民间的、文学的、政治的内涵进行了一个追溯,意义在于让“红灯记”的创作与改编的研究不仅仅只停留在版本的流变和内容的变化上,而是更深层次的寻求其意义内涵上的源头,这是使“红灯记”之所以是“红灯记”,而不是“绿灯记”“黄灯记”的原因所在。第二章“电影《自有后来人》的创作”。电影文学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是沪剧《红灯记》和样板戏《红灯记》等作品的蓝本,而哈尔滨京剧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和上海爱华沪剧团的《红灯记》是在中国京剧院改编样板戏《红灯记》之前的有重要影响的改编本。第二章先论述了电影《自有后来人》的创作过程和创作特色,再论述了以哈尔滨京剧院《革命自有后来人》和上海爱华沪剧团《红灯记》为代表的改编潮流,概括了中国京剧院改编京剧样板戏《红灯记》之前的内容。第三章“样板戏《红灯记》的打造”。本章从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和样板戏《红灯记》的移植三个部分,论述了由中国京剧院改编的《红灯记》是怎样从首个“样板”发展到“样板戏”再到通过“移植”占领文艺舞台的过程。还具体分析了在样板戏《红灯记》打造过程中的内容上的改编特点。第四章“消费时代的‘红灯记’改编”。在现代消费时代下的“红色经典”改编和互联网环境下的文化生产现象的背景之下,分别从影视剧改编、小说改编和互联网改编三个方面论述了“红灯记”在现代的改编情况:电视剧《红灯记》呈现出欲望叙事的特点;木祥的《红灯记外传》呈现出不一样的“文革”场景;互联网的“红灯记”文化产品极尽恶搞姿态。

陶真^[5]（2020）在《汉语谚语中的鬼神文化》文中认为谚语作为反观人民生产生活、道德教育和文化历史的一面镜子,具有记载和保存文化的价值作用。社会历史发展早期,先民就产生了浓厚的鬼神观念和集体意识,形成了极其丰富的鬼神文化,发展至今,不断融合着新的内容与形式。批判继承鬼神文化,剔除其封建糟粕,吸收其文化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鬼神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要素,也是积聚民族精神的文化载体,汉语中流传着大量关于鬼神的谚语,传递着历史悠久的鬼神文化,所以从谚语角度探究鬼神文化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以谚语为切入点,主要运用文化语言学的方法,挖掘汉语谚语中的鬼神文化价值。全文分为谚语中的鬼神形象、鬼神功能、鬼神民俗、鬼神观念以及鬼神谚语中的文化心理五部分。第一章分析谚语中展现的鬼神形象与性格。第二章对谚语中反映的鬼神功能进行解读。第三章探析了谚语中的鬼神民俗文化,从节日、祭祀、饮食、文娱四方面展开论述。第四章分析谚语中的鬼神观念,包括人们关于鬼神的生死观、处世观和秩序观。第五章深入的讨论鬼神谚语所传递的深层文化意义和民族文化心理,包括明德心理、吉凶心理和人文心理。

孙桃竹^[6]（2020）在《泰国海南籍华裔“水尾圣娘”信仰研究》文中指出海南四面环海,海就成为海南居民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与之相似的地理环境,国外的有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内的有福建、广东和台湾等,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海神信仰体系。明清时期就有大量包括海南人在内的华人移居泰国,在同一时期,海南籍华裔在泰国建立起了民间信仰神庙——水尾圣娘庙。海南人最崇信的神祗有水尾圣娘、妈祖、108兄弟公、冼夫人等。在泰国海南籍华人诸多信仰当中,水尾圣娘信仰不仅起源于海南岛,还是海南籍华人首要信仰的神祗,水尾圣娘信仰是海南岛传统文化的符号,而带有浓厚的海南文化色彩的水尾圣娘信仰,以地缘、亲缘、血缘分布于各个地区。历经不断地继承与发展,在泰国的水尾圣娘庙宇的数量甚至多于海南。在泰国,海南人所建的庙宇当中,水尾圣娘一般处于主祀地位,且也被供奉于海南会馆里,证明了圣娘在海南人心目中的地位,表达了他们对圣娘的无比崇敬。神庙的最大特点是公馆合一,泰国海南会馆是庙宇最大的“投资者”和“建设者”。在继承与发展进程中,水尾圣娘信仰逐渐地受佛教的影响,其功能作用也得到延伸,信仰人群和神庙分布不断扩大。本文总共以五章的形式来对水尾圣娘在泰国传播情况进行研究。第一章先介绍泰国华裔的民间信仰,总结出泰国华裔信仰的类别;第二章论述水尾圣娘的起源,追溯水尾圣娘发展的历史踪迹;第三章对水尾圣娘在泰国的发展和传承展开研究,寻找水尾圣娘文化在泰国的足迹;最后第四、第五章探讨信仰水尾圣娘的目的、原因和功能,深度挖掘水尾圣娘在泰国社会的现实意义。

刘重麟^[7]（2020）在《说书与敬神：太行山神书艺人的调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神书是一种在太行山区域民间信仰活动中表演的文艺形式,常见于公共庙会的酬神仪式与私人家户的还愿仪式。神书艺人是指参与仪式策划与表演,精通乐器或说唱技能并以此为生的群体。他们出生贫寒,身体缺陷,现实中常常遭受不公待遇,处于社会边缘。本文通过对“神书艺人”这一地域标志性民间曲艺群体及其仪式性说唱活动的研究,剖析流动的艺人是如何链接村落社会中人、祖先、神的关系,如何互构仪式角色与社会身份,进而讨论技术时代的神书艺人的生存规则与生活策略。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环境、民间信仰、灾荒移民、晋商流动、佛头宣卷与乐户赛社等因素对神书艺人的历史源流与说唱传统的影响,重新审视了曲艺说唱作为神圣载体参与社会交换的过程。第二章通过考察清末民初神书艺人群体的行会组织,讨论了中国传统业缘性社会组织的构成方式与运作机制。其中发现祖师崇拜对行业内部秩序整合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三皇信仰是官方祭祀下移民间与艺人群体借神自重、塑造认同的双重构建。孔圣崇拜强调了艺术来源的正统性与说古劝善的功能。对苗庄王、邱祖的敬奉体现了佛道传教对曲艺传承的影响。第三章从艺人的主体性出发,重点介绍了太行山神书艺人入行前的苦难遭遇,学艺经历与婚姻生活。艺人将苦难遭遇转化为奇遇经历,以此塑造灵验的仪式身份。学艺中师徒关系的建立既维持了曲艺流派的风格特征与特殊技艺,也建立了一种互惠型的经济契约。在婚姻家庭方面,艺人的通婚圈主要是以其演艺活动的地域范围为中心向外扩散。职业特点、经济收入、身体状况成为艺人建立婚姻关系的消极因素。第四章介绍了神书表演的具体场合、说唱程序与文本选择,比较了襄垣郭庄村求雨书与长子岚水乡杨府周年书两类演出的异同,具体分析了艺人在链接群体仪式与家族仪式中作用与功能。第五章选取了神书类型之一的庙会书为研究对象,介绍神书表演的基本形式、市场关系与经营模式,剖析神书艺人的人际交往网络与社会互动模式。神书演出的基本形式地摊、神棚与舞台派生出香客还愿经济、善人功德捐赠,村落商业雇佣三类市场关系。神书市场的多元性促使艺人在表演中运用不同的策略满足主家的期待。说唱表演中“吉祥话”“扣子”的使用,团队搭班与收入分配的秩序化,个人营销与社交的线上化都是影响艺人经济收入与演艺市场的重要因素。

程希^[8]（2020）在《湖北浠水洗马灯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悠久的民族历史与优秀的传统文化。当前,改革开放步入深水期,我国的经济社会正经历着深刻变革,中外思想文化交流也碰撞愈加频繁。在此大背景下,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传统节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优秀文化基因,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在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凝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传统节日活动是传统节日文化的表现载体,具体反映了传统节日文化的特色和内涵。人们在传统节日活动中感知传统节日和传统文化的魅力,唤起共同的民族情感和历史记忆。因此,繁荣传统节日活动,不仅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更有利于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信。洗马灯会产生于清代中后期,距今已有两百多年历史,是湖北省浠水县洗马镇的传统元宵节节日活动。洗马灯会的节日文化习俗保留十分完整,至今依然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2013年,洗马灯会入选第四批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对其的保护工作却存在明显滞后,其传承与发展一直处于民间自发状态。近年来,受乡村空心化的影响,洗马灯会出现传承和发展危机。出于理论研究与乡土情感的双重呼唤,本文在传统文化复兴和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立足于对传统灯会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以洗马灯会为研究对象,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种角度,对其历史、习俗特点和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具体的发展策略,以促进这一地方特色文化的发展。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明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对相关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文献综述,明确研究目标及方法,并对研究内容和创新点进行说明。第二部分先对洗马灯会的基本情况和历史文化空间进行概述,然后从历时性的角度对洗马灯会的形成历史进行溯源,并阐述其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的种种变化。第三部分从共时性的角度对洗马灯会文化的特征进行考察,包括灯会的信仰文化特征、仪式活动特征和花灯的特色及内涵三个方面。第四部分对洗马灯会的发展现状进行阐述,并分析了其发展存在的问题及成因。第五部分根据对现状和问题的分析,结合地方发展的实际,从保护发展思路、提升吸引力以及与地方社会发展结合三个方面提出发展的具体策略。第六部分为结论与展望,主要对研究内容进行总结,对研究中的不足之处进行反思。

黄若然^[9]（2020）在《中国民间音乐故事的类型分析与文化透视》文中研究表明文学和音乐自古互渗,民间音乐故事是一条贯连两者的重要通道。作为以音乐事象为主题的散文体叙事作品,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民众当中广泛流传。目前我国的音乐文学研究尚需拓展,民间叙事中的音乐内容尤待垦拾。本文通过整理“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省卷本所收录的民间音乐故事,辅以部分县卷本、各类民间文学选集和古籍文献,结合问卷调查、个人访谈和田野调查,力图以故事类型及其结构的研究作为文化透视的基础,对中国民间音乐故事进行内部文本和外部语境的综合探讨。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从两千余篇音乐故事中按重复情节序列抽取出212个类型,主类含“音乐创制类”“音乐传承类”“音乐表演类”“音乐风俗类”共四种,下设20个系列,分为199个主型和13个亚型。在212个类型中有60个复合类型以因果、并列、条件、转折、递进的逻辑关系而产生顺序连缀、乱序连缀、叠缀或混合连缀的样态。音乐故事和宝物、禁忌、机智人物等其他主题故事的交集形成了叙事母题的异类互融,显出音乐故事的兼容性和独特性。各个故事类型可按故事功能、行动元和符号矩阵析出三重结构,展现出民间音乐故事的本质内涵——音乐是通向新生活的舟楫。由此可导出后四章的研究方向,包括故事的文化意蕴、构建机制和当代应用。第二章,探讨民间音乐故事中的音乐观念,包含音乐认知、音乐审美、音乐伦理和音乐信仰。首先,民众的乐感基于时空形式和想象力,以有限的数字探求音乐的无限,并借助五感的联觉达到听觉与视、味、嗅、触觉的融通。其次,音乐生成了合于人“心”的自然之“象”,依靠“感官宣泄”“超越功利”和“悬置雅俗”的审美体验得以与音声相区别,并通过“疯癫”“知音”和“热闹”回旋出主体间的情感共鸣。再次,音乐沟通的过程中应当尽量发出乐音且避免噪音,这一义务惠及了目的性的欲望和功利,从自发和自觉进往无限的自由追求。最后,音乐作为巫术的媒介,以“乐风孕世”“音乐通天”和“乐人升仙”的途径从信仰载体上升至信仰对象。该章在分析民众音乐观点之余,也隐证着第一章的结论,即音乐是助人从物质到情感、从个体到社会、从功利到义务、从生存到道德过渡的一条舟楫。第三章,阐释民间音乐故事中的主题文化,基于音乐创制、音乐传承、音乐表演和音乐风俗这四大类故事探讨相关活动的运作秩序及意义。从农耕到游牧的创制环境、从帝王到平民的创制人物、从物质到精神的动机,各种多维的创制条件归于民众对音乐的融通性共赏。传承作为一种再创造需遵循社会秩序,这既影响了行业秩序中相互转化的师徒之“义”和同行之“利”,也对表演方式的革新产生促进或制约作用。音乐的传统生成于现场表演的过程中,乐人和听众凭借情感互动而体会音乐之“美”,由彼此会意而敞开关系之“真”,且以情补技地收获现实之“善”。音乐表演既助益也遵循着各地的风俗活动,音乐的异能感为音乐仪式、音乐行规和音乐禁忌平添了权威的力量并强化认同。该章从民间文本剖析我国音乐文化,体现出民众渴望搭乘音乐之舟以通往理想的生活。第四章,分析民间音乐故事的构建机制。在时间和空间、群体和个体、本土和他者的关系中,历史、地域、族群和口承主体是四项主导性的文本生成要素。首先,个人讲述的故事需要与时代或人物的特征相符合,而不同时期的民众对乐人存有主观认知,所以口头叙事、文人书写和史家记录共同构建出层累性的互文记忆。其次,民间音乐故事类型分布于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北、西南共七大圈层,每一类型在不同地区弥散出异文,而文本内部衍生出有别于真实地域情貌的本土想象,展现了空间区隔和地方认同对故事文本的影响。再次,民间音乐故事的地域性伴随着族群性,演化出以英雄制乐为代表的叙事情节,体现着主观塑形的族群记忆。最后,以“唱歌的心”型故事的25篇异文为例,讲述者的性别、阅历和所处环境使口承主体对同类故事进行各异的陈述。音乐故事作为目的由客观素材和主体意识合力铺陈,这解答了第一章引出的问题“民间音乐故事从何而来”。第五章,考察民间音乐故事在城市建设、乐曲创作、义务教育、行业信仰四个层面的实践应用。首先,湖北汉阳区和蔡甸区将“知音”故事打造为城市名片,依托于当地景观记忆而分据市场,促进了民众对知音文化的认知,但制衡关系束缚了双方的发展前景,而突破掣肘且维护稳定的合理方式是共建记忆。其次,童年记忆和故里情怀被谱写出乡愁音乐,齐·宝力高的马头琴曲《苏和的白马》表达了对草原家国的乡愁,在寓教于乐的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传说的扩展和再造。再次,《伯牙鼓琴》和《月光曲》进入部编版小学课文,通过文本探源以及对安徽宿州瓦坊乡中心学校的问卷调查,可知两篇课文具有通识和伦理两方面的教育意义。最后,音乐产业离不开行业信仰,田公元帅是戏曲界的通行神只,它在闽西一带粘附于口头传说、田公堂庙宇和田公戏偶的互动关系中,衍生出整顿行业秩序和保障艺人权益的戏班组织田公会,至今仍对当地不同唱腔的傀儡戏艺人具有精神规束和交流维系的双重效力。音乐故事作为手段以文化和产业相结合的方式推动了社会的良性发展,这解答了第一章引出的问题“民间音乐故事通往何方”。综上所述,民间音乐故事在文本的内外都表现为一条通向彼岸的舟楫,显示出故事主人公以及现实中的讲述者和听众对于和谐生活的追求。关于音乐故事的各个类型、异文和主题文化均可供深入剖析,而民间故事的涉乐母题也待于搜集补阙。本文仅从故事的类型结构、音乐观念、文化意蕴、构建机制和当代实践这五个方面大致探讨民间音乐故事对于民众生活的意义,为民间故事学和民族音乐学拓宽研究视野并提供相关例证,以此助力于凿通文学研究和音乐学之间的学科壁垒,推进两门学科的交汇繁荣。

邰弘灿^[10]（2020）在《清代烟草诗文中文人心态的演变》文中研究表明自烟草从明万历年间传入中国以来便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吸烟之风的盛行也贯穿了有清一代的始末。清代文人不同时期的烟草诗文创作也蕴含着他们不同时期的创作心态,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着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心态演变的轨迹与特征。第一章,从我国民间关于“烟草起源”的传闻入手,梳理了烟草在明万历年间传入我国的路线,进而归纳并分析了烟草在明清之际在我国传播的路径,并总结了烟草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的原因;第二章,从清初的禁烟政策中探讨了烟草能够在统治者明确的禁烟态度之下仍然广泛传播的原因,并分析了烟草在清初上层社会精英之间的流行情况。也正是当烟草进入了上层文士大夫的视野之中,才产生了关于烟草的文学创作。清初文人对烟草的文学形象塑造,多集中在“提高烟草的地位”、“描写烟草的烟气”、“塑造与烟草相关的美人”等角度之上,并且在具体的文本创作当中承载了他们在咏物诗新题材的刺激之下,用诗文的形式进行了对儒者学识的补充,和对美人与烟草的关照;第三章,从乾隆时期统治者禁烟政策的转变入手,分析了乾嘉时期烟草文学作品的发展,并以其间依次成规模的“烟草唱和诗”为例,总结了这个时期文人创作烟草诗文时更加用心和细致的艺术手法;第四章,以乾隆时期扬州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小玲珑山馆”的文学活动为中心,具体分析了以厉鹗为代表的“烟草词”创作、以全祖望为代表的“烟草赋”创作,以及“烟草文”的趣味性表达,从而进一步总结了乾嘉时期烟草文学作品的繁荣多样,进而分析了这个时期文人在创作烟草诗文时求新求异的心态和背后对政治的疏离感;第五章,依次分析了清代中后期烟草诗文里关于烟筒诗、鼻烟诗、水烟诗、烟技诗以及女性自身的烟草诗文创作,从而总结了清人吸烟方式和烟草文学创作的多样化表达,并探讨了嘉庆以后烟草诗文向浅俗化倾向的书写;第六章,从清代烟草诗文中梳理出反对种烟、吸烟的文人和作品,归纳并总结了反对烟草的声音中“强本抑末”、“危害健康”和“反对流俗”的理由与角度,强调古人对烟草危害的认知,并为我们今天正确对待烟草制品提出见解。总之,本文立足于烟草文学作品的文本,通过对清代各个时期烟草诗文的梳理和分析,挖掘其中的文学价值,探讨烟客文士的创作心态,从而使烟草诗文得到应有的重视。

二、鞭炮的起源及传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鞭炮的起源及传闻（论文提纲范文）

（1）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民俗画片收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大理民间拟兽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实践中的时间 ——方南苗族多样时计与时间性的民族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红灯记”创作与改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汉语谚语中的鬼神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6）泰国海南籍华裔“水尾圣娘”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说书与敬神：太行山神书艺人的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湖北浠水洗马灯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民间音乐故事的类型分析与文化透视（论文提纲范文）

（10）清代烟草诗文中文人心态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四、鞭炮的起源及传闻（论文参考文献）

• [1]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民俗画片收藏研究[D]. 周峪竹.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大理民间拟兽舞研究[D]. 梁越. 大理大学, 2021(08)
• [3]实践中的时间 ——方南苗族多样时计与时间性的民族志研究[D]. 木粲成.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4]“红灯记”创作与改编研究[D]. 刘吉丹. 贵州师范大学, 2020(12)
• [5]汉语谚语中的鬼神文化[D]. 陶真. 内蒙古大学, 2020(11)
• [6]泰国海南籍华裔“水尾圣娘”信仰研究[D]. 孙桃竹. 云南民族大学, 2020(07)
• [7]说书与敬神：太行山神书艺人的调查研究[D]. 刘重麟. 山西大学, 2020(01)
• [8]湖北浠水洗马灯会发展研究[D]. 程希.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9]中国民间音乐故事的类型分析与文化透视[D]. 黄若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10]清代烟草诗文中文人心态的演变[D]. 邰弘灿.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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