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16卷)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王明锁[1]（2020）在《中国民商法典编纂中对债的制度的重认回归与聚合完善——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商法典“债（承）权编”草案建议稿（黄河版）》》文中认为民商法典是市场经济社会百科全书式的法律。中国民法典编纂实属民商法典之编纂。民商法典通则为其道,人身权、物产权、知产权、债承权与继承权为其象,与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之五行学说相对应。债乃民商主体间法律之锁链,属金肺之象,呼吸交替、纳新吐故,相互移转承接者也。债本统一之制,将其任意砍分,实属对债的真情本性之背离,对法治诚信文明之毁损。编纂中国民商法典,当对数千年科学传统债之本真予重认,使其回归聚合并完善张扬。债的基本核心制度为债的产生与履行。对债不履行者,当重其责任,严其后果。担保乃债之附随辅助之制,当与主相从。本文依持理论实践结合、法治德治结合、守正创新结合、科学民主结合,以及天人合一、民商合一、知行合一之理念,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商法典草案建议稿（黄河版）》的"通则编"226条、"人身权编"247条、"物权编"398条、"知识产权编"195条之后,毅力于债,完成"债转承接"漫卷,为667条,加上前面四编,共计1733条。就整个民商法典言,尚剩继承独编。若沿改上编结语,可谓是:通人物智峰嶂过,债岭磅礴征进难。知行百里九十半,长城望雁赏枫花。
察应坤[2]（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认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蔡鹤[3]（2019）在《数罪并罚制度制约下罪数的认定——从“本体论”到“功能论”的模式转向》文中研究指明为克服传统罪数认定的弊端,应从"本体论"模式转向"功能论"模式。罪数标准应从其主要的用途即数罪并罚的实质要求上去把握,即定罪上需遵守全面评价原则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其评价内容是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包括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两个方面。在定罪上能够完全满足全面评价原则,但仅能部分满足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因而只能将定罪中对行为社会危害程度评价过剩的偏颇在数罪并罚阶段予以矫正。我国刑法上连续犯是一罪,想象竞合犯和牵连犯是数罪。
张瑜[4]（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研究说明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高赟[5]（2020）在《北周文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北周文学为研究对象,旨在整体、系统论述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文学,还原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北周文学,呈现一个清晰的北周文坛,显示北周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文学价值,改变人们对北周文学的认识。北周文学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学快速、密切大融合的成果,在中国文学发展中起着枢纽作用。北周文学因时代、地域、民族、文学演进规律呈现独特的阶段性文学特点。全文除绪论、结论、附录外,分上下编,共八章。上编五章整体、系统论述北周文学的繁荣、文学成果、文学特点,展现它的枢纽作用。下编三章重点研究北周文学独特的、最重要的作家。上编第一章宏观整体鸟瞰北周文学,从北周文学家、北周文学作品、北周文学活动三个方面论证北周文学的繁荣。第二章重点研究对当时和后世影响较大的周文帝宇文泰发起的西魏文体文风改革,论述西魏时期文学作品和西魏对北周文学的贡献。第三章从北周时期政治、文化、社会环境和北周文学的关系论述北周时期的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与北周文学的繁荣密切相关,起着促进作用。北周文、明、武三帝收集和整理中原典籍对华夏文化的绵延不断作出重大贡献。第四章通过北周时期两个文坛和民间文学的文学作品全面系统论述北周文学的繁荣、南北文学融合的文学成果、文学特色。第五章从出土西魏北周墓志视角考察这段时期墓志的演进和文学特点,从一个侧面反映北周文学的文学水平。下编第一章整体论述北周宇文氏文学作品,充分展现北周宇文氏对中国文学的贡献。第二章综合研究王褒及其文学作品。本文考证王褒生年是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卒年是周武帝建德五年（576）。梁宫体诗是一种新体诗,诗人运用这种诗体可以创作任何题材的诗歌。王褒是梁宫体诗的代表诗人。王褒北朝大部分五言诗歌反映他因羁旅异国的现实而引发内心深处的亡国之悲、羁旅之痛、思乡之切、生命之短的各种复杂的沉重心情,呈现“悲”“沉郁”的特色和风格。王褒以边塞乐府诗为代表的诗歌带有“建安风骨”的气息,但与“建安风骨”不同。王褒在创作乐府诗时很大程度上受到他创作宫体诗艺术技巧的影响。王褒五言八句、四句诗创作对唐律诗、绝句的形成作出不可忽视的贡献。王褒入北文章是中国南北朝后期南北文学相融合的成果。第三章综合研究庾信及其文学作品。本文考证庾信在北周任司水下大夫、弘农郡守、司宪中大夫、洛州刺史、司宗中大夫的任期和北周部分交游。庾信入北前十年心态复杂,最终由排斥到感恩、接受,再到主动亲和北周朝廷。庾信在入北前十年,或者说在入北的二十八年中,对故国的悲伤、对故国故土的思归和思念从没有停止过,贯穿始终。这种乡关之思以公元557年十月陈代梁为界显示出细微区别。之前是他对梁朝故国的思归与思念,之后是他对南方故土的思归与思念。《哀江南赋》作于公元557年十二月,主旨是哀梁朝。《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枯树赋》《小园赋》《伤心赋》《竹杖赋》《邛竹杖赋》展现庾信入北初期的生活经历和心态,极具文学价值。五言组诗《拟咏怀二十七首》《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展现庾信诗歌的文学魅力。庾信在北周创作的宫体艳情诗是他在梁朝创作的宫体艳情诗的基础上有所变化,显出新特点。《燕歌行》在王褒、庾信、高适手中继承并改变,最终使乐府旧题《燕歌行》的传统内容真正变成以边塞为内容的边塞乐府诗。《杨柳歌》是乐府诗,作于庾信入北初期,主旨是自悲身世。庾信创作的宫廷雅乐歌辞反映北周对中原儒家文化的崇拜。《道士步虚词十首》是庾信对道教步虚词的改造,文人步虚词成为表达个人情感的乐府诗体裁。庾信五言八句、四句诗歌创作对唐律诗和绝句的形成作出很大贡献,他创作出一首五言绝句。庾信入北前期部分诗赋文创作呈现“建安风骨”的风貌。《拟连珠》最大可能作于公元557年十月至十二月间,主旨是念王室、悲身世,它的创新表现在三个方面。庾信墓碑传文、墓志铭传文、墓碑志铭辞都各具文学特色。庾信丧母是在西魏,丧母守孝时间是公元555至557年。庾信在北朝真正的隐居时期是公元554至563年。《移虏留使文》非庾信作品。
张亚军[6]（2019）在《明清时期“山西会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清时期,山西商人走南闯北,在国内外创造了令人赞叹的商业奇迹。随着晋商崛起,他们为了维护自己在经商之地的权益,协调自身内部在经营之地的利益纷争,同时也为了满足自身长期在异乡他地的生活文化需要,先后在所在之地建立了各级各类的“山西会馆”,成为山西商人发展的重要平台。据本人初步研究,明清时期“山西会馆”多达182座,分布在全国28个省份。这些“山西会馆”中,有的是仕绅建立的,有的是商人建立的。有的会馆是某府县的同乡会馆,而有的会馆容纳了山西各地商人,甚至还有会馆是山西与外省商人合建的。“山西会馆”种类多样,分布广泛。本文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山西会馆”进行初步的统计和研究,将“山西会馆”的发展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认为应该是明后期至清初时期,这个阶段是“山西会馆”发展的兴起阶段。第二个阶段我认为应该是康乾嘉时期,这个阶段是“山西会馆”发展的高峰阶段。第三个阶段我认为应该是道光至宣统时期,这个阶段是“山西会馆”发展的衰落阶段。从各地“山西会馆”的筹建方式这个角度来分析研究,把“山西会馆”分为仕绅建设型、仕商共建型、晋商共建型、府县晋商共建型、联合兴建型等五个类型。从营建会馆的资金来源角度进行分析研究,把营建“山西会馆”的出资方式分为仕绅出资、行会出资、仕商共同捐资、属地晋商出资等四种方式。以会馆经营行业为考察点,将“山西会馆”可以分为颜料会馆、布行会馆、煤行会馆等等。对“山西会馆”的管理方式进行了研究,无论是馆长负责还是轮值负责,都要接受严格的监督。整理了部分会馆内部的规约制度,得出会馆对内有仲裁和处罚的功能,对外有协调的功能。还对会馆的各项收入和支出进行了分类研究,以期探求“山西会馆”作用和“山西会馆”支撑数百年的原因。本文还对“山西会馆”的空间分布做了统计分析,梳理出“山西会馆”北多南少,东多西少的分布格局。并且,“山西会馆”在京师都会及北方多有分布,在东部沿海沿河的商埠也多有分布。从文化信仰的角度对“山西会馆”进行研究,会馆不仅有关公信仰,还有财神信仰等其他神灵信仰,而且还体现出儒家的思想文化信仰。以此为依据,可发现“山西会馆”种类多样、分布广泛,并且可以凝聚同乡情谊、弘扬行善义举、传承乡土文化。晋商的崛起使山西会馆在众多省份建立,对山西会馆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回溯历史,使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明清时期晋商商业的发展,也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朱鹏华[7]（2018）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创新研究 ——基于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拓展》文中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面对经济发展的现实和理论发展的局限,如何创新和发展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社会资本再生产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创新研究至少可分为基础理论、理论的具体化和理论的应用三个层面。本文的主题是基础理论的创新研究,以构建包括三种基本类型的社会资本四部类再生产模型为主线。主要内容包括理论基础研究和理论拓展研究两大方面,共分为创作史研究和文献综述两个基础,以及商品概念的拓展、生产劳动范围的拓展、社会生产部类的拓展、四部类简单再生产模型的构建、四部类扩大再生产模型的构建和四部类缩减再生产模型的构建六个层次的拓展。全文除导论和结语外共分为五章,按照“一条主线,两重基础,三种类型,四个部类,五章结构,六层拓展”的思路展开。第一章阐述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创作简史,旨在突破《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的局限,更全面的掌握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原貌。梳理MEGA2等相关文献中与《资本论》第二册相关的经济学手稿,从理论的萌芽,到理论的形成,再到理论的基本完成,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历经了三个阶段约30余年的创作时间。纵观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创作历程,马克思为该理论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创作了大量的手稿,构建了社会资本两部类再生产理论体系。但这是一个并未完成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我们不仅要继承,更需要沿着马克思的理论轨迹继续探索创新。《资本论》第二卷出版以来,国内外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进行了大量的解读、评述和研究,极大推动了这一理论的传播和发展。第二章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旨在掌握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状况。在国外,列宁、费里德曼、斯威齐等人的创新研究,推动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具体化发展;卢森堡和杜岗、鲍威尔、布哈林等人的争论,“破”开了这一理论创新发展的新局面;苏联的官方和学术界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等方面的研究和应用,推动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实践应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外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研究整体呈现“均衡化”和“增长论”的趋势,这两个方向虽然内生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体系,但在缺乏基础理论创新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正在不断被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同化”。在国内,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呈现鲜明的三个阶段:一是模仿性研究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二是探索性研究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三是衰落性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整体来看,国内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基础理论研究、具体化研究和应用性研究方面都有许多亮点,但是缺少系统化的基础理论创新研究成果。纵观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在基础理论的创新方面严重不足,这导致理论在具体化和应用过程中被“西方经济学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也正在萎缩。按照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统一的原则,第三章阐述服务商品理论,旨在拓展商品的概念和生产劳动的范围。马克思建立的虽然是物质商品理论,但根据研究层次的推进,对商品的概念至少又进行了四次拓展。按照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服务是一种过程性劳动产品,服务商品是用来交换的服务,也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服务商品的使用价值虽然是无形的,但是和物质商品的使用价值一样,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服务商品的劳动也同样具有二重性,服务商品的价值是“对象化”（vergegenst?ndlichten）在服务商品使用价值中的人类抽象劳动。根据服务商品的价值构成,服务劳动也是生产劳动。因此,物质商品和服务商品构成社会总产品,服务劳动是社会资本再生产体系中生产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章在对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分析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将社会生产由物质生产领域拓展到服务生产领域,相应地社会生产由两部类拓展至四部类,建立四部类再生产图式,并构建了四部类简单再生产模型。在此基础上,又分别建立了部类细分、包括公共阶级和开放经济中的四部类简单再生产拓展模型,并分析四部类简单再生产模型中的货币回流规律,进而阐明固定资本的补偿问题。在第四章的基础上,第五章构建了四部类扩大再生产模型和四部类缩减再生产模型,初步建立了包括三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四部类再生产理论。扩大再生产必须打破简单再生产的“闭环”,将部分剩余价值积累到生产资本。四部类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和实现条件均由四个层次构成,通过数例验证了四部类扩大再生产模型,并分析了外延式和内涵式两种类型的扩大再生产的新特点。虽然扩大再生产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但是缩减再生产也是社会生产的一种现实的因素,与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共同构成社会资本再生产的三种基本类型。与扩大再生产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生产资本相反,缩减再生产是将生产资本负积累至剩余价值,同时可分为“外敛”式和“内滞”式两种类型。四部类缩减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和实现条件也由四个层次构成,并通过数例验证了四部类缩减再生产模型。在此基础上,归纳并证明社会资本再生产平衡基本定理:若社会资本再生产实现平衡,则社会总产品规模矩阵必为对称矩阵,即Rt（28）RtT。社会资本再生产既是商品和资本的再生产也是资本关系和矛盾的再生产,最后分析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矛盾的类型、特征和趋势。理论的创新永无止境,本文的拓展研究仅仅是在基础理论部分初步构建了一个新的框架,未来需要继续创新研究的内容还很多。文章的最后,简要介绍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研究展望和应遵循的原则。
王超锋[8]（2018）在《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所谓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是相较于传统的行政区大气污染执法而言的,意指大气污染执法主体可以超越行政区划的限制而在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开展大气污染监管执法活动的一种全新的大气污染执法类型,其实施不仅符合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的客观规律,也契合严峻的区域大气污染形势对我国传统大气污染执法体制所提出的改革要求,并且对消除我国传统大气污染执法体制的弊端、实现区域大气环境的一体化保护也具有重要的作用。鉴于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在区域性大气污染防治领域的独到作用,我国2015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在第92条明确提出了在重点区域实行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要求,以此规定为基础,我国地方政府也相继开展了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实践,从而有效推动了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在我国大气污染防治领域的持续开展。不过,由于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是我国大气污染执法领域的新事物,当前对于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具体实施,我国既无丰富的经验可循,国外也无可靠的路径、模式可鉴,这一切都阻碍了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在我国大气污染防治领域的深入开展。在此情况下,从学理上对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基本理论及其主体、客体、实施程序以及保障机制的建构问题展开探讨,不仅有助于丰富我国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理论体系,更能推动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机制的建立健全,从而有效保障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在我国大气污染防治领域的稳定实施。为此目的,本文在对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概念、特征、理论依据、功能等基本理论问题予以系统论述之后,从执法的主体、客体、程序、保障四个方面入手,对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机制进行完善性构建。首先,是对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主体的设置。与传统的行政区大气污染执法相比,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领域是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区域在内的大气环境区域,从而使其在执法主体的设置上也需要采取不同于传统大气污染执法的路径。具体来说,依据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具体实施模式,可以对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主体作出三种路径的设计。具体来说,在统一执法模式下,可以将跨地区的环保机构作为实施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主体,这种跨地区环保机构既可以经由我国原有环境保护机构的重组而成,也可在我国现有环保机构之外新设产生。不过,基于我国现有的环境执法体制考虑,目前通过新设路径建构跨地区环保机构的方法更为可行;在交叉执法模式下,则应把区域内地方政府的共同上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作为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主体,由其抽调区域内地方政府所属的大气污染执法人员组成临时性的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队伍,并授权上述大气污染执法人员以其名义开展异地交叉执法活动;在联合执法模式下,可将区域内地方政府所属的大气污染执法机构成立的区域大气污染联合执法小组作为名义上的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主体,并由其承担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组织协调职能,但在实践操作中,为了保障联合执法模式与我国传统执法体制的吻合,联合执法小组所享有的大气污染执法职权仍应由其成员依据属地管辖原则在各自的行政管辖区域内行使,而到自己管辖区域之外的其他行政区域参与执法活动的小组成员则主要发挥参与和监督作用。其次,是对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客体的界定。为了节约宝贵的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资源,并合理协调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主体与传统大气污染执法主体之间的关系,还需要从执法领域和执法对象两个层面对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客体进行界定。其中,对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领域的界定可分为两个层次进行:其一,是将国家和省级人民政府划定的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作为适用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宏观领域;其二,则是将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的行政交界区域界定为实施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微观区域,以确保将有限的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资源主要用于行政交界区域之内的大气污染项目或活动之上。此外,对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对象的界定则可采用执法名录的方式,将容易导致区域性大气污染的行业、项目、活动等事项列入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名录之中,从而有效增强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并有效防止不执法、乱执法现象在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过程中的出现。再次,是对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程序的设计。为了有效约束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主体的执法行为,并保障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稳定实施,需要对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程序作出系统安排。当前,我国时间概念上的执法流程和步骤已经相当成熟,因而我国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可以直接采用,故本文对此不予赘述。不过,相较于传统的大气污染执法,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过程中还需要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横向关系,因而其空间概念上的协调程序要比传统大气污染执法程序更为复杂。鉴于此,在设计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程序时,应将协调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过程中相关主体之间横向关系的程序作为其程序的建构重点。为此,本文从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启动程序、运行程序、终结程序以及监督程序四个方面入手,对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协调程序进行重点设计,以充实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程序的内容,保障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稳定实施。最后,作为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程序的延续,还需要为保障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稳定实施而设定相应的保障机制,而这又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要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和共享机制,以确保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相关信息能为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相关主体所知悉并共享,从而增强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主体之间的信任,并提升其实施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意愿;其二,还需要对区域内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和均衡,以便调动区域内地方政府参与并支持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热情。为此目的,则需要建立区域内地方政府之间的激励和帮扶机制,并持续推动大气污染防治区域内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其三,作为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必要保障,还需要建立完善的责任追究机制,以提升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从而有效防范不执法、乱执法以及干扰执法等违法现象在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领域的发生。
张牧遥[9]（2017）在《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研究》文中提出现代社会的自然环境危机已经不由我们继续“任性”于“私益”与“经济目标”,自然资源环境的公益使命甚至要求我们“刻意”关注“公益”与“生态目标”。那么寄望于延续民法物权及其理论框架,只需对其进行适度松绑的所谓“社会化”救赎恐怕无法完成兼顾私益与公益的大任。毕竟自然资源并非一般“物”,它是一类特殊财产。它的特殊性,以及其上所负担的特殊使命促使我们从公法视角对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问题研究之现行、主流的私法模式予以批判性思考,以开辟新的思路,探寻更为科学、合理的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法律机制建构。按照这种构想,首先应该看到,在长期民法物权化模式影响下,我们对自然资源使用的基本形态认识并不合理,并未充分注意到自然资源特殊性与人的多元化需要之间所可能存在的秩序性对级,因此也就无法对自然资源使用形态进行科学、完整的类型化。而使用形态的类型化是否科学、合理则又直接影响自然资源使用权的类型化以及相关法律机制的建构。所以,对国有自然资源使用形态的准确分类就成为一个源头性问题。应该从充分关照自然资源的多元属性,并以其与人的多元需要之间的双向对级关系为基础,将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对应划分为生存用自然资源使用权、生态用自然资源使用权、公共用自然资源使用权、经济用自然资源使用权四类;其中,前三类实质上应属于自由权范畴,不可物权化,唯有第四类,即经济用自然资源使用权方可物权化。一般认为,这种经济用自然资源使用权在我国即为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学界对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问题进行研讨的主流模式仍是民法物权化模式。近年来,学者们在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问题的热烈讨论中,也会或多或少地附带讨论这一问题,但对它关注的广度和深度显然不够。而且,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在客体、内容、行使、保护等方面实际上都与传统民法物权存在诸多差异,它不仅体现了特定主体对特定物的‘直接支配’关系,更体现了划分国家与个人界线,并主要由国家“间接干预”资源利用,以实现国有自然资源使用问题上之公共价值的公权性特征。也就是说,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虽具有物权属性,但却不宜直接将之定性为民法物权。由于它不仅涉及权利和权力的动态平衡问题,还涉及私益和公益的协作问题;自然资源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中不仅具有“生态屏障”的重大价值,而且还深刻牵动资源利益的公平正义价值。所以,相较而言,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上所寄予的公共价值更应具有优先性。考虑到实现和维护这种公共价值,通常需要为此种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从取得、到行使、再到保护附加诸多公法限制,而且这种限制与民法物权所谓之“财产的社会义务”应有本质区别,后者的主要目标仍是实现和保护私益。这些都为我们从公法视角去认识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提供了支持,故而,宜将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定位为一种公法物权。以此为基线,关照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在取得、行使和保护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主要从公法学视角去探讨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法律机制就成为一种有别于民法物权化模式的新的径路与方法。由于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在价值目标上既要尊重私益,更要维护公共利益,所以,在这种权利取得上的全球性经验是国家干预的介入,但由于这种权利又是一种物权、财产权,从便利物的流通和增加财富的角度来看,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利用也必须得到重视。所以,特许使用权取得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就成为此处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应结合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取得的理论和实践,对现行相关法律制度予以完善;基本路径是,在尊重国家干预的基础上,从公共行政革新和规制变革之中寻找启示,通过从传统行政法向激励行政法的转变,将激励这一市场化机制引入行政法,以实现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取得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更为科学、合理,形成政府和市场合作共治的格局。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在主体、客体上的特殊性,以及其价值目标的特殊性都使其权利行使具有一定特殊性,为适应这些特殊性并为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主体、客体等方面的实践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必须在尊重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行使受限的大局下,对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主体进行限制式重构,具体是,个人主体性的尊重、强化和保障,公益性国有企业使用权的尊重,以及经营性国有企业使用权的限制。对于客体问题,在厘清理论纷争和机制构设需要的基础上,宜将其客体统一定位为自然资源自身。在行使方式上,竞争性、排他性和有偿性体现了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物权属性,结合使用目的、方式、时间、范围、工具等方面的公法限制,则正体现和回应了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公法物权属性,以及其应有别于民法物权法律机制的需要,其法律规范之适用可以准用物权法。正是因为,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从由来、性质、取得、行使等方面具有诸多特殊性,所以,对这种权利的保护也就具有了一定独特之处,公法保护方法吸收了私法保护方法使的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保护不可能或者不需要适用私法保护方法。
魏琰[10]（2016）在《苏联援建对西安现代工业城市建设影响的历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开始,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工场手工生产的生产模式开始席卷世界,带来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这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西方社会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促使西方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在工具由人机体的工具变为机械装置即工具机的工具以后,发动机取得了独立的、完全摆脱人力限制的地位”[1],机器作为工具,从出现开始就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十八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是人类近代社会发展的转折点,在工业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不仅引起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而且引发社会关系的变革,人类社会开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城市从封建手工城市逐步向大机器生产的工业城市转化,开启了人类近现代城市化进程。之后,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家建设中都重视对工业的建设,M.D.布瑞斯指出“在全世界,工业化已成为本世纪中叶（1）一个使人着魔的字眼。”[2]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特定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制定了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生产的工业化道路,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中国经济转入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后提出的第一个宏伟目标。1950年中苏同盟关系确立,其后苏联同意帮助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体系,并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建设“156项工程”,开始对中国展开大规模援助。在国民经济建设的“一五”时期,西安被列为全国新的重工业中心城市之一,大批苏联援建工业项目在西安设立,在苏联援助西安建设过程中,苏联社会主义理念的城市建设设计理论和原则、建设程序和方法,以及经济技术指标,影响了西安现代城市建设,包括城市规划、工业区规划、居住区规划、工业建筑、居住建筑,以及建筑技术和管理等城市建筑发展的各个方面。在苏联援助的时代背景下,西安开始由中国典型传统手工业商贸城市向现代化工业城市转变,奠定西安当代城市的格局基础。本论文从五部分进行阐述:论文的第一章为绪论部分,解释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明确了研究的对象和视角,归纳了苏联援建中国的研究现状,同时确定了研究的内容、方法及框架;第二章研究苏联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城市建设的相关理论,分析苏联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工业化发展政策和意识形态对城市建设理论形成的影响,以及苏联在城市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社会主义和工业化理想的建设特征;第三、四章从梳理西安城市传统城市格局入手,分析手工业时期城市发展历程和特征,进而分析苏联援助建设的工业化时期西安城市工业空间建设和转变,以及形成的工业城市规划、工业区规划和工业建筑、居住建筑等方面建设特征;第五章对苏联援助建设的中国其他城市规划活动进行历史比较,梳理、归纳与总结中国现代城市建设与苏联影响的源流关系,即中国现代城市发展与建设呈现出与苏联关联与交集特征,显现为具有苏联印迹的城市范型;第六章提出苏联援助建设引入的社会主义城市理论在当代城市发展构建中的价值与启示,虽然苏联理论在中国城市建设引入移植中出现问题和冲突,但还需对苏联援助建设给予价值肯定,其中部分设计理念依旧对当今社会的城市建设具有借鉴作用。第七章对苏联援建时期西安城市规划历史特征进行全面总结,并探讨了后续研究方向。
二、《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16卷)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16卷)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2）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 (一)学生时代 |
| (二)军旅生涯 |
| (三)成为“反革命” |
| (四)接受改造 |
| (五)成为“群众” |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 (二)改造生活 |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 (一)求学 |
| (二)工作 |
| (三)管制 |
| (四)改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 (一)大队书记 |
| (二)大队长 |
| (三)其他干部 |
| 三.小队干部 |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 (一)党课制度 |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 (三)作风问题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 一.制造模范 |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 二.解读模范 |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 (三)模范的奖励 |
| 三.典型模范 |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 (三)效果和经验 |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 (一)新的要求 |
| (二)新的举措 |
| (三)新的变化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 (一)人数统计 |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 (三)年龄分析 |
| (四)基本情况 |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 (四)评优制度 |
| (五)问题及对策 |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 (一)改造种子山 |
| (二)抗旱蓄水 |
| (三)抗洪抢险 |
| (四)科学种田 |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北周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北周文学时段界定 |
| 二 北周文学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三 论文框架、内容、方法和解决的问题 |
| 上编 |
| 第一章 北周文学概况 |
| 第一节 北周文学家 |
| 一、北周文学家的构成 |
| 二、北周文学家的特点 |
| 第二节 北周文学作品 |
| 一、北周文学家文集的存佚 |
| 二、北周单篇文学作品的存佚 |
| 第三节 北周文学活动 |
| 一、北周文学活动的方式 |
| 二、北周文学活动的成果 |
| 第二章 北周文学的艰难发展——西魏时期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西魏时期社会状况 |
| 一、周文帝宇文泰西魏改革 |
| 二、西魏时期社会思潮 |
| 第二节 西魏时期文学政策——西魏文体文风改革 |
| 一、文体文风革新的倡导者 |
| 二、时代背景和改革起因 |
| 三、改革内容和终止原因 |
| 四、改革影响与评价 |
| 五、西魏文体文风改革与北周文学 |
| 第三节 西魏时期文学作品研究 |
| 一、实用的文章创作 |
| 二、托物言志的抒情小赋 |
| 第四节 西魏对北周文学的贡献 |
| 一、西魏为北周文学奠定稳定的政治环境 |
| 二、西魏实际掌权者周文帝宇文泰培养爱好文学的北周接班人 |
| 三、西魏时期文学特色影响北周文学 |
| 第三章 北周文学的发展空间——政治、文化、社会环境 |
| 第一节 北周时期文学的政治环境 |
| 一、北周前期政治特点:主相斗争 |
| 二、北周政治环境 |
| 三、北周政治环境与北周文学 |
| 第二节 北周时期文学的文化环境 |
| 一、古籍整理 |
| 二、露门学 |
| 三、通道观 |
| 第三节 北周时期文学的社会环境 |
| 一、北周统治思想儒教与北周文学 |
| 二、北周佛教的坎坷经历与北周文学 |
| 三、北周道教的兴盛与北周文学 |
| 第四章 繁荣的北周文坛——长安、江陵文坛 |
| 第一节 北周文学中心:长安文坛 |
| 一、北周本土文人文学作品研究 |
| 二、北周南朝文人文学作品研究 |
| 三、北周邺下文人文学作品研究 |
| 第二节 北周江陵后梁文坛 |
| 一、北周时期后梁萧氏政权 |
| 二、北周江陵后梁萧氏文学集团 |
| 第三节 北周民间文学研究 |
| 一、谣谚及其特点、价值 |
| 二、北周谣谚 |
| 第五章 西魏北周出土文献——墓志“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出土西魏北周墓志概况 |
| 第二节 出土西魏墓志及其文学研究 |
| 第三节 出土北周墓志及其文学研究 |
| 下编 |
| 第一章 北周宇文氏文学作品研究 |
| 第一节 北周帝王文学作品研究 |
| 一、孝闵帝宇文觉 |
| 二、明帝宇文毓 |
| 三、武帝宇文邕 |
| 四、宣帝宇文赟 |
| 第二节 北周宇文皇族文学作品研究 |
| 一、周诸王 |
| 二、宇文护 |
| 第二章 王褒及其文学作品研究 |
| 第一节 王褒生平和仕历 |
| 一、王褒生卒年考 |
| 二、王褒生平和仕历 |
| 第二节 王褒诗歌研究 |
| 一、王褒五言诗 |
| 二、王褒乐府诗 |
| 三、王褒对唐律诗和绝句的贡献 |
| 第三节 王褒文研究 |
| 一、书 |
| 二、碑 |
| 三、其他文章 |
| 第三章 庾信及其文学作品研究 |
| 第一节 庾信平生最萧瑟——庾信生平和仕历研究 |
| 一、庾信梁朝重要仕历和事件 |
| 二、庾信北朝仕历 |
| 三、庾信北周交游考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庾信北朝前期心态研究——入北前十年 |
| 一、第一阶段:公元 554 年 —— 平和、担忧、悲伤、思归、隐逸、旷达 |
| 二、第二阶段:公元 555 年至 557 年八月 —— 悲伤、自责、排斥、思归、隐逸、期待 |
| 三、第三阶段:公元 557 年九月至 560 年 —— 感恩、悲伤、反思、思归、隐逸 |
| 四、第四阶段:公元 561 年至 563 年 —— 接受、主动、悲伤、思归 |
| 五、小结 |
| 第三节 暮年诗赋动江关——庾信北朝诗赋研究 |
| 一、庾信北朝赋 |
| 二、庾信北朝诗歌 |
| 三、庾信入北前期诗赋“建安风骨”的再现 |
| 第四节 庾信北朝文研究 |
| 一、连珠 |
| 二、碑志 |
| 第五节 庾信及其文学作品相关问题考辨 |
| 一、庾信丧母守孝考 |
| 二、庾信北朝隐逸考 |
| 三、庾信部分诗文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西魏北周史事、北周文学编年 |
| 附录二 北周文学作品编年简表 |
| 附录三 北周文学体裁与作品简表 |
| 附录四 出土西魏北周墓志文献简表 |
| 附录五 庾信部分五言诗平仄韵 |
| 后记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6）明清时期“山西会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内容 |
| 四、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一)关于中国会馆的总体研究 |
| (二)关于“山西会馆”的研究 |
| 第一章 明清山西会馆的发展历史与基本概况 |
| 一、明清山西会馆的兴起与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二、山西会馆的发展阶段 |
| (一)山西会馆的兴起阶段 |
| (二)山西会馆发展的高峰阶段 |
| (三)山西会馆的衰落阶段 |
| 第二章 山西会馆的分类及营建 |
| 一、山西会馆的筹建分类 |
| (一)晋商共建型 |
| (二)晋商与他省商人联建型 |
| (三)府县晋商共建型 |
| (四)行业共建型 |
| (五)仕绅主办型 |
| (六)仕商共建型 |
| 二、山西会馆的营建分类 |
| (一)属地晋商出资 |
| (二)行会出资 |
| (三)仕绅出资 |
| (四)仕商共同捐资 |
| 三、山西会馆的营建方式 |
| (一)新建会馆 |
| (二)扩建会馆 |
| (三)迁建会馆 |
| (四)重建会馆 |
| 第三章 明清山西会馆的经营管理 |
| 一、会馆的组织与领导 |
| (一)馆长负责制 |
| (二)轮值制 |
| 二、会馆的规约制度 |
| (一)会馆对内的仲裁处罚功能 |
| (二)会馆对外的协调功能 |
| 三、会馆的经营管理 |
| (一)会馆的收入 |
| (二)会馆的支出 |
| 四、会馆的经营行业 |
| (一)盂县商人经营的氆氇行业会馆 |
| (二)临汾商人经营的干果杂货行业会馆 |
| (三)长治商人经营的煤铜铁行业会馆 |
| 第四章 明清山西会馆的分布 |
| 一、会馆南北分布 |
| 二、会馆东西分布 |
| 三、会馆分布的主要区域 |
| (一)京师 |
| (二)省会城市 |
| (三)商埠码头 |
| (四)边陲要塞 |
| (五)山西省内城镇 |
| 四、会馆分布的主要走向 |
| (一)沿陆路商路分布 |
| (二)沿水路商路分布 |
| (三)在海路商路口岸分布 |
| 第五章 明清山西会馆的文化信仰 |
| 一、会馆的神灵信仰 |
| (一)关公信仰的形成 |
| (二)会馆的其他信仰 |
| 二、会馆中的文化 |
| (一)建筑设施 |
| (二)儒家思想观念 |
| 第六章 山西会馆的主要特点和作用 |
| 一、山西会馆的特点 |
| (一)层级分类多样化的特点 |
| (二)经营行业多样性的特点 |
| (三)分布侧重于京师大都会北方和东南沿海的特点 |
| (四)融合商业经济和乡土文化为一体的特点 |
| 二、山西会馆的作用 |
| (一)凝聚同乡情谊 |
| (二)弘扬行善义举 |
| (三)传承乡土文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创新研究 ——基于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拓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现实的呼唤 |
| 二、理论的空间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拓展和深化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二、实践意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一、理论基础研究 |
| 二、理论拓展研究 |
| 三、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比较分析法 |
| 三、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四、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五、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六、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难点、创新和不足 |
| 一、研究的难点 |
| 二、研究的创新 |
| 三、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创作简史 |
| 第一节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萌芽 |
| 一、理论萌芽前的积淀 |
| 二、《反思》手稿中的理论萌芽 |
| 第二节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形成 |
| 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三、《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四、1867-1870年《资本论》第二册草稿中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第三节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完成 |
| 一、总结性评价和批判前人的相关理论 |
| 二、补充性阐述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理论 |
| 三、创造性阐述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理论 |
| 四、《资本论》第二册第Ⅷ稿的地位 |
| 第四节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创作历程的评述 |
| 一、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状态 |
| 二、恩格斯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编辑 |
| 三、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
| 四、马克思对待科学研究的精神和态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国外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 |
| 一、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与发展 |
| 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评论与借鉴 |
| 三、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均衡化” |
| 四、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增长论” |
| 五、部类拓展的探索 |
| 第二节 国内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 |
| 一、模仿性研究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 |
| 二、探索性研究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
| 三、衰落性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的评述和启示 |
| 一、国外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研究的评述 |
| 二、国内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研究的评述 |
| 三、国内外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研究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服务商品 |
| 第一节 马克思的商品理论 |
| 一、商品的形态 |
| 二、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 |
| 三、商品的价值转移及价值构成 |
| 四、马克思对商品概念的扩展 |
| 第二节 服务商品的概念 |
| 一、服务商品的界定 |
| 二、服务商品与物质商品的关系 |
| 三、服务商品的分类 |
| 四、服务商品理解上可能产生的误区 |
| 第三节 服务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 |
| 一、服务商品的使用价值 |
| 二、服务商品的价值 |
| 三、服务商品的价值转移和补偿 |
| 第四节 服务劳动与生产劳动 |
| 一、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
| 二、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相关争论 |
| 三、服务商品与生产劳动的一致性 |
| 四、生产劳动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四部类简单再生产理论 |
| 第一节 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分析及理论假设 |
| 一、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分析 |
| 二、货币资本的作用 |
| 三、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分析假设 |
| 四、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符号说明 |
| 第二节 社会生产的四个部类 |
| 一、生产物质生产资料的部类(第Ⅰ部类) |
| 二、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部类(第Ⅱ部类) |
| 三、生产生产性服务商品的部类(第Ⅲ部类) |
| 四、生产生活性服务商品的部类(第Ⅳ部类) |
| 五、社会总产品的使用价值构成 |
| 六、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构成 |
| 第三节 四部类简单再生产模型 |
| 一、四部类简单再生产的理论假设 |
| 二、四部类简单再生产的界定 |
| 三、四部类简单再生产的图式 |
| 四、四部类简单再生产的平衡条件 |
| 第四节 四部类简单再生产的拓展模型 |
| 一、部类细分的四部类简单再生产模型 |
| 二、包括公共阶级的四部类简单再生产模型 |
| 三、开放经济中的四部类简单再生产模型 |
| 第五节 货币的回流与固定资本的补偿 |
| 一、货币的回流 |
| 二、固定资本的补偿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四部类扩大再生产理论 |
| 第一节 社会资本的积累 |
| 一、社会资本积累的界定 |
| 二、社会资本积累的前提条件 |
| 三、社会资本积累的实现条件 |
| 第二节 四部类扩大再生产模型 |
| 一、四部类扩大再生产的理论假设 |
| 二、四部类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
| 三、四部类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
| 四、四部类扩大再生产的数例 |
| 五、四部类扩大再生产的两种类型 |
| 第三节 四部类缩减再生产模型 |
| 一、社会资本缩减再生产的界定 |
| 二、四部类缩减再生产的理论假设 |
| 三、四部类缩减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
| 四、四部类缩减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
| 五、四部类缩减再生产的数例 |
| 六、社会资本再生产平衡基本定理 |
| 第四节 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矛盾 |
| 一、社会资本再生产矛盾的类型 |
| 二、社会资本再生产矛盾的特征 |
| 三、社会资本再生产矛盾的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和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本文的主要结论 |
| 一、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未完成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
| 二、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现状：基础理论创新不足 |
| 三、商品概念的拓展：服务也是一种商品 |
| 四、生产劳动范围的拓展：服务劳动也是生产劳动 |
| 五、社会生产部类的拓展：从两部类到四部类 |
| 六、两部类简单再生产模型的拓展：四部类简单再生产模型 |
| 七、两部类扩大再生产模型的拓展：四部类扩大再生产模型 |
| 八、社会资本再生产基本类型拓展：四部类缩减再生产模型 |
| 第二节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研究展望 |
| 一、基础理论的研究展望 |
| 二、理论具体化研究展望 |
| 三、理论应用性研究展望 |
| 四、研究应遵循的原则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8）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宏观层面的研究现状 |
| (二)中观层面的研究现状 |
| (三)微观层面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论文的研究思路 |
| (二)论文的研究方法 |
| 四、论证结构 |
| 第一章 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概念 |
| 一、跨区域概念的推演 |
| 二、大气污染监管执法概念的界定 |
| 三、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概念的总结 |
| 第二节 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特征 |
| 一、执法主体的复合性 |
| 二、执法领域的限缩性 |
| 三、执法程序的复杂性 |
| 四、执法保障的全面性 |
| 五、执法依据的多元性 |
| 第三节 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理论依据 |
| 一、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直接理论依据 |
| 二、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间接理论依据 |
| 第四节 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功能 |
| 一、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示范功能 |
| 二、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增信功能 |
| 三、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纠偏功能 |
| 第二章 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主体 |
| 第一节 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主体的类型 |
| 一、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决策主体 |
| 二、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协调主体 |
| 三、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实施主体 |
| 第二节 统一执法模式下的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主体 |
| 一、统一执法模式下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主体的现状 |
| 二、统一执法模式下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主体的范畴 |
| 三、统一执法模式下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主体的建构 |
| 第三节 交叉执法模式下的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主体 |
| 一、交叉执法模式概述 |
| 二、交叉执法模式下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主体的实践探索 |
| 三、交叉执法模式下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主体的界定 |
| 第四节 联合执法模式下的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主体 |
| 一、联合执法模式概述 |
| 二、联合执法模式下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主体的设置现状 |
| 三、联合执法模式下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主体的建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客体 |
| 第一节 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客体概述 |
| 一、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客体的概念 |
| 二、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客体的内涵 |
| 三、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客体的特征 |
| 第二节 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客体的界定历程 |
| 一、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客体界定的相关政策 |
| 二、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客体界定的相关法规 |
| 三、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客体界定的实践探索 |
| 第三节 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客体的界定举措 |
| 一、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客体的界定原则 |
| 二、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客体的界定标准 |
| 三、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客体的界定层次 |
| 第四章 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程序 |
| 第一节 功能视角下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程序的现状审视 |
| 一、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程序的功能 |
| 二、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程序的现状 |
| 第二节 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启动程序 |
| 一、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启动主体 |
| 二、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启动条件 |
| 三、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启动流程 |
| 第三节 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运行程序 |
| 一、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运行基础 |
| 二、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运行环节 |
| 第四节 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终结程序 |
| 一、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决定的作出 |
| 二、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工作的善后 |
| 第五节 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监督程序 |
| 一、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监督程序概述 |
| 二、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国家监督程序 |
| 三、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社会监督程序 |
| 第五章 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保障 |
| 第一节 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信息保障 |
| 一、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信息保障的内涵 |
| 二、完善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信息公开机制 |
| 三、建立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信息共享机制 |
| 第二节 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责任保障 |
| 一、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责任保障的概念 |
| 二、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责任保障的现状 |
| 三、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责任保障的完善 |
| 第三节 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的利益保障 |
| 一、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利益保障的由来 |
| 二、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利益保障的内涵 |
| 三、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利益保障的设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9）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域内外研究概况 |
| （一）域外相关研究概况 |
| （二）域内相关研究概况 |
| 三、框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一）基本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有自然资源使用形态及其分类 |
| 第一节 自然资源使用的现代价值 |
| 一、何谓“自然资源” |
| 二、人与自然关系简史：从蛮荒到文明 |
| 三、生态文明的启示：既要效率也要公平 |
| 第二节 国有自然资源使用形态及其理论 |
| 一、域外有关自然资源使用形态的分类及其理论 |
| 二、我国有关自然资源使用形态的分类及其理论 |
| 三、自然资源使用形态分类的意义 |
| 第三节 自然资源使用形态分类的视角变迁 |
| 一、自然资源使用形态的类型学思考 |
| 二、自然资源使用形态分类的视角与方法的发展 |
| 第四节 国有自然资源使用形态分类的新观念 |
| 一、主-客互动关系视域下的分类基准 |
| 二、对目前我国学界自然资源使用形态分类及其观念的进一步反思 |
| 三、自然资源使用形态及其分类新观点的提出 |
| 四、自然资源使用形态分类新观念的价值与规范实证 |
| 第二章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性质 |
| 第一节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及其性质 |
| 一、何谓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 |
| 二、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权属性质 |
| 第二节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性质 |
| 一、关于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属性的学说之争 |
| 二、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公法物权属性的进一步厘定 |
| 第三章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取得 |
| 第一节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取得的基础 |
| 一、何以成为基础 |
| 二、究竟以何为基础 |
| 第二节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取得中的政府和市场 |
| 一、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配置的理论基础 |
| 二、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取得中政府与市场的分立与合作 |
| 第三节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取得机制的完善 |
| 一、政府与市场合作：特许使用权取得机制完善的方向 |
| 二、完善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取得机制的基本策略 |
| 第四章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行使 |
| 第一节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行使主体 |
| 一、公共秩序视角下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主体的认知 |
| 二、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主体的配置 |
| 三、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行使主体的限制式再构 |
| 第二节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客体 |
| 一、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客体之争：权利还是自然资源自身 |
| 二、不同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客体分析 |
| 三、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客体的公法物权意义 |
| 第三节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行使方式 |
| 一、排他行使 |
| 二、有偿行使 |
| 第四节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行使限制 |
| 一、限制的形式与表现 |
| 二、限制的公法物权意义 |
| 第五节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规范适用 |
| 一、实体规范准用物权法 |
| 二、程序规范主要适用相关行政法 |
| 第五章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保护 |
| 第一节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保护概说 |
| 一、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统一公法保护方法 |
| 二、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保护的重点与难点 |
| 第二节 行政机关撤销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限制和补偿 |
| 一、撤销行政许可与信赖保护 |
| 二、合法还是违法：变更或撤回特许使用权的典型事件思考 |
| 第三节 行政违法侵犯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救济与责任 |
| 一、行政违法侵权一般理论 |
| 二、行政违法侵害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救济 |
| 三、行政违法侵害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法律责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苏联援建对西安现代工业城市建设影响的历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课题研究背景 |
| 1.1.1 政治背景——中苏同盟关系 |
| 1.1.2 经济背景——新中国工业化发展战略 |
| 1.1.3 区位背景——西安工业地位的确立 |
| 1.2 课题提出 |
| 1.3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4 相关定义、时间范畴和概念界定 |
| 1.4.1 相关定义 |
| 1.4.2 时间范畴 |
| 1.4.3 概念界定 |
| 1.5 研究综述 |
| 1.6 研究内容、创新点、难点 |
| 1.7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2 二十世纪二十至六十年代初苏联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理论 |
| 2.1 20 世纪 20-60 年代初苏联政治与经济特征 |
| 2.1.1 苏联历史文化源流 |
| 2.1.2 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
| 2.1.3 苏联的工业化经济发展政策 |
| 2.2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城市思想根源和建设特点 |
| 2.2.1 苏联城市建设主导意识形态 |
| 2.2.2 马克思、恩格斯的城市思想 |
| 2.2.3 苏联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目的 |
| 2.3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城市规划建设 |
| 2.3.1 空想社会主义城市思想 |
| 2.3.2 苏联社会主义城市规划思想 |
| 2.3.3 苏联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特点 |
| 2.4 苏联社会主义城市工业区、工厂区与工业建筑理论 |
| 2.4.1 苏联城市工业区规划理论与特征 |
| 2.4.2 苏联工厂区规划、工业建筑理论 |
| 2.5 苏联工人住宅区规划与住宅建筑理论 |
| 2.5.1 工人住宅区与住宅 |
| 2.5.2 苏联住宅区规划理论 |
| 2.5.3 苏联工人住宅建设特点 |
| 2.6 小结 |
| 3 手工业及工业萌芽时期的西安城市空间格局 |
| 3.1 西安城市地理环境特征概述 |
| 3.1.1 地理环境特征 |
| 3.1.2 气候与水文特征 |
| 3.2 手工业时期的西安城市空间格局 |
| 3.2.1 手工业时期西安空间区位优势 |
| 3.2.2 手工业时期西安城市格局的演变 |
| 3.2.3 手工业时代的西安城市空间特征 |
| 3.3 近代工业萌芽时期的西安城市空间格局 |
| 3.3.1 近代工业萌芽时期的工业发展 |
| 3.3.2 近代工业萌芽时期的西安城市规划 |
| 3.3.3 近代工业萌芽时期的西安工业分布特征 |
| 3.4 西安近代工厂、工业建筑和城市居住形态 |
| 3.4.1 西安近代工厂区和工业建筑 |
| 3.4.2 西安近代民居形态 |
| 3.5 小结 |
| 4 苏联援助建设对西安城市工业空间格局影响 |
| 4.1 城市建设背景 |
| 4.1.1“生产性城市”建设方针 |
| 4.1.2“一五”时期西安工业建设 |
| 4.2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计划”时期西安城市规划 |
| 4.2.1 1950、1951、1952 年西安都市发展计划 |
| 4.2.2 借鉴苏联规划理论的《西安市 1953—1972 年城市总体规划》 |
| 4.2.3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三次都市计划与 1953-1972 年西安城市规划比较 |
| 4.2.4 苏联城市理论对西安城市工业空间格局影响 |
| 4.3 《1953-1972 年西安总体规划》工业区规划及工厂建设 |
| 4.3.1《1953-1972 年西安总体规划》的工业区规划 |
| 4.3.2 苏联援建的西安工厂区规划建设 |
| 4.3.3 苏联援建的工业厂房建筑 |
| 4.4 苏联援助建的工人住宅区与住宅建筑 |
| 4.4.1 西安工业建设与工人住宅需求 |
| 4.4.2 苏联援建影响下的工人住区规划 |
| 4.4.3 苏联设计理论影响下的工人住宅 |
| 4.5 小结 |
| 5 苏联援助建设对中国城市建设影响 |
| 5.1 新中国初期工业城市建设概述 |
| 5.1.1 影响新中国工业城市分布的因素 |
| 5.1.2 依托“156 项工程”的新中国工业分布 |
| 5.1.3 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城市类型的划分 |
| 5.2 苏联建设理论对中国城市建设影响途径 |
| 5.2.1“苏联模式”的引入方式 |
| 5.2.2“一五”时期苏联专家对中国城市建设的主导作用 |
| 5.2.3“苏联模式”影响形成的建设理念、方式与特点 |
| 5.3“苏联模式”影响的中国城市建设 |
| 5.3.1 城市内部整合 |
| 5.3.2 城市外部新区 |
| 5.3.3 新建工业城市 |
| 5.4“苏联模式”影响的工业区和住宅区建设 |
| 5.4.1“苏联模式”影响的工业区建设 |
| 5.4.2“苏联模式”影响的住宅区建设 |
| 5.5 小结 |
| 6 苏联援建的价值与启示 |
| 6.1 苏联援助建设的指导意义 |
| 6.1.1 城市建设全面师从苏联 |
| 6.1.2 城市建设以工业为核心 |
| 6.1.3 城市建设与计划相结合 |
| 6.2 苏联援助建设的作用 |
| 6.2.1 苏联援建的现象 |
| 6.2.2 苏联援建的文化内涵 |
| 6.2.3 苏联援建的时代性作用 |
| 6.3 当代城市转型中的保护与发展 |
| 6.3.1 城市工业遗产视角的传统工业区保护 |
| 6.3.2 城市更新视角的传统工业区发展 |
| 6.4 小结 |
| 7 结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 附录1 苏联援建的“156 项工程” |
| 附录2 《1953～1972 年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 |
| 附录3 苏联援建西安建设大事记 |
| 附录4 1949-1960 年苏联城市建设相关译着 |
四、《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16卷)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民商法典编纂中对债的制度的重认回归与聚合完善——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商法典“债（承）权编”草案建议稿（黄河版）》[J]. 王明锁. 私法, 2020(02)
- [2]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3]数罪并罚制度制约下罪数的认定——从“本体论”到“功能论”的模式转向[J]. 蔡鹤. 刑法论丛, 2019(04)
- [4]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5]北周文学研究[D]. 高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1)
- [6]明清时期“山西会馆”研究[D]. 张亚军.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
- [7]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创新研究 ——基于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拓展[D]. 朱鹏华.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8]跨区域大气污染监管执法研究[D]. 王超锋. 苏州大学, 2018(12)
- [9]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研究[D]. 张牧遥. 苏州大学, 2017(04)
- [10]苏联援建对西安现代工业城市建设影响的历史研究[D]. 魏琰.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