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继续保持农业发展良好势头(论文文献综述)
王国秀,陈家骥,李垚,王琳,凌微子,林佳珣,高圣淦,粟端[1](2021)在《中国制造年度实力榜——2020—2021年行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报告》文中研究说明2020年,我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复工复产"既是当年我国媒体十大新词之首,更是外贸回归正轨甚至实现自我超越的一大动力。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在2020年迎来了难得的发展空间,在工业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装备制造业竞争力也稳步提升。在压力挑战中发掘深层动力,在多重目标间寻求最佳平衡,中国制造正在不断发力。
郭向东[2](2021)在《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及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它不仅关系粮食安全问题,也关系到广大农民的民生问题,还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在全球经济放缓并受疫情冲击影响这一大背景下,在“十三五”收关、“十四五”开局的关键时期,在中国经济处于“新常态”面临新的诸多挑战的情况下,研究农业经济发展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如何有效平衡推进农业现代化与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的关联性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为研究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内在影响与作用机制,以中国农产品价格、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及宏观经济运行的相关数据为样本,运用VAR、非线性MS(M)-AR(p)、非线性MS(M)-VAR(p)等模型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及宏观经济的运行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测度。研究发现:中国农、林、牧、渔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波动率时间序列都呈现出显着的长期记忆性特征。农、林、牧、渔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时间序列对其不确定性的冲击反应较为显着,但是,农、林、牧、渔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不确定性对其价格指数的冲击反应都较为微弱。农产品价格指数在四种滞后阶数具体情况下,可以在方向和程度两个维度影响宏观经济增长。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对GDP增长率时间序列的冲击响应维持在正向水平;方差分解表明中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时间序列对GDP增长率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往往较小。中国农产品的生产价格指数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在四种滞阶数具体情况下,也对中国GDP增长率周期成分时间序列的影响作用在方向和程度两个维度上产生影响。方差分解发现中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对我国GDP增长率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很大。中国GDP增长率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对中国种植业、畜牧业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往往较小,而对中国林业、渔业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较大。对中国农业经济以及宏观经济的增长周期路径研究表明,中国农业经济较难由“低速增长区制”向中高速增长区制转移,由“中速增长区制”攀升至“快速增长区制”的转移概率相对较高,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可以充分发挥资本及技术优势。当中国农业经济步入“中速增长区制”与“快速增长区制”后也不易发生大幅下降,即具有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中国农业经济处于各区制时维持概率均较高,处于“低速增长区制”的可能性最大,处于“中速增长区制”的可能性最小,处于“快速增长区制”的可能性居中,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需通过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促进快速发展。中国农业总产值和中国GDP增长路径并不完全同步,农、林、牧、渔四部门经济的增长路径也各不相同。中国农业经济处于各区制的维持概率均较高;而转移概率都相对较低,因此中国农业经济具有一定的惰性特征,不易改变所处的增长状态,农业经济发展需要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而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成功步入高速增长状态,会倾向于维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但一旦落入低速增长状态,将面对十分严峻的经济复苏挑战。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时变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低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当“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快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而当“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中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却具有微弱的负相关关系。“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中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微弱负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最小,持续性最弱,而“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低速增长区制”或“快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显着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更大,持续性更强。当“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低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当“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中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同样具有正相关关系,这一点与“农业与经济”系统中的结果不同;而当“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高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高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最强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最小、持续性最弱,而“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中低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更大、持续性更强。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如下:(1)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农产品价格时间序列和农产品价格波动率时间序列都具有长记忆性特征,这一研究成果丰富完善了相关学术体系。(2)本文关于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中,以农、林、牧、渔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作为样本,排除既往研究仅选取个别种类农产品作为研究样本的局限性,补强了既往研究,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具有一定的创新性。(3)本文使用马尔可夫转移模型将中国农业经济及宏观经济的增长周期路径区分为低速、中速和高速三种区制,并计算了不同区制间的转移概率、平均持续期和具体转移时间,以此分析判断中国农业经济和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创新性。(4)本文将研究金融问题的研究思路引入到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使用MS(M)-VAR(p)模型分析了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处于不同运行状态和不同波动状态中的关联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5)本文使用前述方法研究所得的结论,即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处于三中不同运行状态及三种不同波动状态中的关联作用,丰富和完善了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内在影响与作用的学术体系。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政策的制定者在实施农产品价格调控时应首先考虑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性,避免价格不确定性的增加而增加社会成本,减损社会福利;同时由于农产品价格的长记忆性特征,实施价格调控时要考虑政策的周期性和有效性。第二、由于农产品价格水平能够影响宏观经济增长,而且农产品价格周期成分对宏观经济增长周期成分影响较大,政府应关注并监测“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等农产品价格非正常波动情况,采取有效措施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避免影响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第三、由于农业经济的弱质性特征及农业政策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强烈相关性,中国政府应当继续实施2004年以来的农业扶持政策,特别加强除渔业以外的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的支持力度。第四、由于农业经济发展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及其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强烈正相关关系,政府应强化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意识,特别是农业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亚于出口贸易的这一重要意识,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一方面可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解决中国特有的“三农问题”;另一方面为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增加新的推动力,解决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驱动力问题。本文包括图66幅,表46个,参考文献328篇。
刘畅[3](2020)在《环境主义视角下的次区域合作 ——理论构建与案例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中国和东盟的次区域合作取得新发展,呼唤新型理论工具解释到底什么是次区域合作,什么是“好的”次区域合作,中国和东盟应该如何构建一个“好的”次区域合作。环境主义认识到,过往研究使用“拟合法”和“层次法”解释区域和次区域相关概念和理论是行不通的,必须引入对环境的感知。环境主义主张环境是生产和再生产国际关系的场所,认为环境主义指的是在国际关系中承认并重视环境(及其差异性)为分析国际关系现实的理论思路,强调国际关系行为体应使用环境的角度和方法入手处理国际关系问题。引入环境主义视角可知,区域和次区域都是环境对象物,区域是国际关系行为体按照权力需要进行人为区隔的环境对象物,其中既包含一定的时空组合关系,也包括行为体间对环境对象物的共识。次区域是区域概念基础上引入“异质性因素”的不断流动的环境对象物。微区域是区域和次区域概念的延展概念。区域主义和次区域主义都主张重视区域和次区域环境的核心地位,构筑和完善环境,但次区域主义主张适度性、非系统性和弱主导性。二战后次区域合作经历了三次起伏期,分别为冷战早期、冷战后初期和新世纪以来。三次起伏期的历史演变表明,次区域合作的普适性越来越强,次区域主义方向性越来越突出,次区域合作的环境属性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在理论和历史相统一的前提下,环境主义的次区域合作分析框架包括环境属性、环境特点和异质性因素三部分。其中环境属性包括价值设定和上层权力,环境特点包括相互承认和社会关系。价值设定包括设定方、设定内容、设定强度和设定方与主导权关系。上层权力包括伙伴延迟以及格局延迟。相互承认包括扩员能力、专注能力和推进能力。社会关系包括合作系统性、机制建设、成果可持续性。典型的异质性因素包括单标区隔、外力耦合、弹性贫乏。当绝大部分指标趋于积极时,即可认为次区域合作总体状况良好。澜湄合作始终坚持务实高效的特性,充分发挥异质性因素的作用,不仅很快融入次区域环境之中,也为未来塑造次区域环境提供了较好基础。中国—东盟东增区合作虽然还面临严峻挑战,但提质升级后基本适应了东增区次区域合作环境,已经部分具备了塑造东增区次区域合作环境的能力。案例启示中国和东盟次区域合作的构建和发展应主动让次区域合作融入到已有次区域合作环境之中。中国应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逐步提升与东盟开展次区域合作的能力。
张格[4](2019)在《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文中提出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遂成为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被日军接管之后,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金融中心。以此为基础,重庆金融市场成长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对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与金融影响极大,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以及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目前学界对于战时重庆金融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对于战时重庆金融市场则仍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篇论文以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民国时期期刊与报纸、各地方志与文史资料为主要史料,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并结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对战时重庆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以求还原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原貌,探索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与特点,分析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财政、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本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共分为五个章节进行论述,主要写作思路如下:文章首先解决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中各金融子市场的发展过程、发展原因以及发展结果等方面的问题。重庆开埠之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金融人才的涌现以及金融机构的增加,促使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发展。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市场不完善、发展不健全且部分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货币市场、内汇市场、证券市场发展迅速,而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相对滞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在普遍的公债投机、公债价格骤跌以及全国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下,最终爆发了公债风潮,而公债风潮又进一步引发重庆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的动荡。为平息公债风潮,国民政府遂开始在重庆金融市场中实施金融统制政策,受此影响,重庆货币市场、内汇市场、票据市场、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均完成了变革。而原来发展相对滞后的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则因为战时需求的增多以及金融投机的刺激而得到极大发展。重庆金融市场通过国民政府的政策干预也逐渐适应了战时状态,该金融市场的相关业务进一步扩大,服务内容不断增多,金融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和成熟。然后,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解决重庆金融市场在1937-1945年的地位变化问题。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十分迅速,地位空前提高,为近代以来之顶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地位仅为区域性质的金融市场中心,其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有限,影响范围较窄,与西南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十分有限。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快速发展,金融机构增加,资本额不断增长,金融市场规模继续扩大,与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显着提高。在此基础之上,重庆金融市场的影响范围突破了西南地区的限制,逐渐覆盖整个抗战大后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逐渐形成,而重庆金融市场则成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再者,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在战时发展的过程与地位,分析该时期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经济、战时财政与战时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指出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对于战时经济与金融的影响具有双重属性。重庆金融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将自身的各种业务向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中传播,推动各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重庆金融市场为抗战大后方工、农、商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为战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重庆金融市场也对战时经济与金融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开始,重庆金融市场就一直出现层出不穷的金融风潮。而导致金融风潮频发的原因是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金融投机等违法行为,大量的金融投机不仅破坏了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秩序,同时也刺激了社会生产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社会游资增多,导致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日益严重,难以控制。另外,重庆金融市场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发展,与战时政府财政、社会均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也影响着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并进一步反映出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最后,文章以论述完毕的内容为基础,总结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时代特点。重庆金融市场因处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具有其自身的时代特点。在重庆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尤其在全面抗战后期,金融黑市与金融投机在重庆金融市场中频频出现,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与宏观调控功能逐渐失灵,而金融市场的积累功能与配置功能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逐渐集中于社会上层的特权阶级之手,一般民众生活越发艰难,而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也越发严重。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国民政府也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努力整顿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其采取的方法主要为联合地方政府与重庆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政策监管、机构监管与行业自律等。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本身的政策失误,政府内部的腐败以及民间组织自律能力的低下,多种形式的监管与自律均不能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效果,最终使得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一直延续至全面抗战结束。同时,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均获得发展,并呈现出现代化的特点,而这对于重庆金融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杨震宇[5](2016)在《新熊彼特理论视角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研究》文中指出自金融危机爆发至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发展模式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对于我国快速走出危机阴影、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实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战略举措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和绩效,现阶段面临的瓶颈问题,未来产业发展的政策路径选择等问题就显得极为迫切。本文总体上分为六个部分:首先从全球视野和历史视角阐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背景,其次通过实证研究深入分析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和绩效,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运用扩展了的新熊彼特理论分析框架,探讨新兴产业发展中相关问题的形成机理,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律和路径,最后进一步展望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未来发展前景。第一部分首先回顾了历次产业革命中新兴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及其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并梳理了金融危机后欧美、日韩和新兴经济体等主要国家和地区新兴产业的发展动态,通过实证研究来探讨各主要国家近年来研发投入和高端产业的发展特征,并侧重分析各主要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发展规划以及所采取的发展方略,为我国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第二部分通过测算相关数据指标,从总体规模到各分类产业规模、从行业层次到上市公司层次、从时间维度到空间维度等角度研究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绩效。首先这部分利用2009—2013年的行业数据测算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Moore值、就业弹性、就业偏度、区位熵,通过量化研究深入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构演变进程、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和区位发展动向。然后这部分采用索洛残差法重点测算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以及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绩效,并实证研究影响产业发展绩效的因素,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基础。最后这部分还深入探讨了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金融创新政策。第三部分深入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在市场培育、技术创新、政府规制以及金融市场支持等领域出现的典型问题,并分别总结为产能过剩、核心技术缺失、表现为政府干预失当以及金融支持不足的制度障碍等相关问题。然后对这些问题的成因和发展现状进行经验分析,最后利用2009—2013年行业或微观企业数据,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分别测算产能过剩程度、产业技术效率以及制度障碍造成的资源错配程度和生产效率的损失。第四部分首先从供给与需求动因角度探讨创新对新兴产业技术进步和发展绩效的影响,并从静态和动态分析两个层面阐述新熊彼特理论关于创新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解释。最后借鉴新熊彼特理论所提出的公共部门、产业部门和金融市场合力决定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的中观轨道视角,并在这一视角中融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提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和规律的分析框架。第五部分将根据前述的分析框架从政府干预、市场需求拉动以及金融支持三个角度探讨其相应的作用机制。本文首先从政府补贴角度分析了政府作用对战略新兴产业市场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通过补贴影响到企业的进入或退出、研发投入强度等相关的市场结构变化,作用效果会随着补贴率的变化而变化,存在着补贴率的两个临界点。当政府补贴率处于这两个临界点之间时,产业中的企业会倾向于加大研发力度,产业的市场结构优化发展。而补贴过度或不足会导致企业退出研发或者是削减对研发的支出。随后本文利用2009—2013年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的产业面板数据,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发展中,政府补贴有过度的可能,损害了企业对研发投入的积极性,并造成产业市场结构的“畸形发展”。其次,鉴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前景不确定的特点,本文研究了在考虑不确定性情况下市场需求对产业技术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以斯塔克伯格竞争格局下,当市场需求波动率超过一定临界值之后,市场需求对产业研发作用的负效应会超过正效应,形成对企业研发决策的抑制作用。而结合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中存在着产业市场需求不确定性过高,投机资本过多的情况,在这种市场需求的作用下会出现企业研发动力不足,资本利用率低下等问题。最后,本文从金融抑制的角度分析了金融市场发展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选择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存在一定的金融抑制时,企业的技术选择会受市场资本利率水平的影响。而利率的过度管制会使得企业主动选择较低的技术水平以及较低的研发资本占比,从而造成技术选择的“利率陷阱”。本文还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在我国目前的金融发展状况下,金融发展并没有对企业的技术选择形成积极的影响,长期金融抑制环境下的金融发展并没有激励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创新发展。因此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企业研发投入不足,重视规模扩张而忽视核心竞争力获取以及产业创新能力培养的结果,但是造成企业研发投入不足的原因又是由政府作用、市场需求拉动以及金融环境共同造成的。这就印证了新熊彼特理论框架下的多维作用机制的有效性,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和问题的形成也是一个综合作用的产物。第六部分在总结了上述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将产业创新发展的新熊彼特通道由一维的定性描述扩展到了兼具定性和定量的三维分析空间,并涵盖有政府补贴率、市场需求波动率以及金融市场利率等。并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有效快速发展必须处于有效的三维通道中,否则将出现新熊彼特理论所预言的产业过热或者产业萧条,而这两种情况都将导致产业走向衰败。最后本文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最新数据分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速度预期,并着重结合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特征以及国家最新的产业发展规划,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前景,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压力中寻求突破,在挑战中迎来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王军[6](2011)在《2010年中国经济运行分析与2011年展望》文中研究指明一2010年宏观经济运行回顾与分析在国内外环境跌宕起伏、复杂多变的情况下,2010年中国经济总体上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推进,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局面继续得到巩固,2009年底确定的宏观调控目标基本达到。概括而言,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五大特点: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继续保持,内生性不断增强,协调性继续改善,包容性有所体现,宏观调控的针对性进一步提高。可以确定无疑地认为:中国经济经过2008年的大幅下滑和2009年的强劲回升,已经走出了金融危机后的短暂低迷时期,在2010年实现了从回升向好到平稳较快增长的积极转变,这是2010年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特点。
严冰,牧歌,邓征宇,李丰洲,钟飞[7](2005)在《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 促进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对于中国经济的一举一动,人们都给予十分的关注。2004年12月3日至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05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保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好势头;大力推进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着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增强国际竞争力;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央对2005年经济工作的谋篇布局,成为国内外经济观察家研究分析的重点。那么,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央对明年经济工作重点的安排呢?本刊特邀请在京的部分专家学者邱晓华、贾康、刘树成、张虎林、陈锡文、王忠明、杨泽军、田小宝、柴海涛、李君如、陈炎兵、郑京平等对我国2004年经济和2005年走势进行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
范学忠,阎红玉,孙鲁威,李永生,宋修伟[8](2004)在《措施扎实 落实到位》文中研究表明河南省农业厅厅长张广智做强粮食产业 促进农民增收 河南省农业厅厅长张广智向记者介绍参加次此会议的感受时,用了“三个非常”描述会议的意义:非常深刻、非常到位、非常受用。他说,今年,河南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呈现了多年未有的好形势。今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9](2004)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总报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根据党的十六大报告的精神,在掌握大量现有文献资料基础上,本研究报告力求准确地把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被中国化了的现代化特殊时段,努力澄清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概念上的一些不正确认识。按照新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等四大目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新的包括14个指标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本报告还从经济、民主、科教、文化、社会和人民生活等方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进行了多角度的展望,明确提出了以新发展观为指导,加快城乡二元结构战略性转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心任务,并为之提出一系列对策建议。
杨建龙[10](2003)在《2002年产业发展态势与2003年产业发展展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产业发展跟踪研究项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2002年,受消费结构升级和国家扩张性财政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了稳定持续增长的良好势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万亿元大关,达1023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增速比2001年提高0.7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长2.9%,对GDP的增长贡献为5.56%;第二产业增长9.9%,对GDP的增长贡献为
二、继续保持农业发展良好势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继续保持农业发展良好势头(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制造年度实力榜——2020—2021年行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中国制造:逆势而上谋突破 |
出口值创新高的同时,出口竞争力再上新台阶 |
遇良机,劳动密集型行业因势利导 |
修内功,装备制造业行稳致远 |
五大指标实力解析 |
纺织服装、服饰业—变中求机 |
竞争力指标涨跌互现行业自身发展承压 |
贸易保护层出不穷传统市场比重下降 |
区域合作破冰前行新兴市场焕发生机 |
综合成本水涨船高传统优势渐行渐远 |
行业加速转型升级业态创新彰显活力 |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战略调整 |
钢铁需求外弱内强,出口、进口此消彼长 |
分项指标全面下挫,竞争力排位下滑 |
传统贸易国出口普遍下降,新兴经济体份额快速提升 |
贸易摩擦形势日趋严峻,出口市场空间持续收缩 |
原料、燃料价格大幅上涨,盈利水平明显下降 |
顶层设计推动行业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随“芯”而动 |
竞争力指标上升 |
行业出口位居榜首 |
传统强者风起云涌 |
新兴市场方兴未艾 |
汽车制造业—蹄疾步稳 |
竞争力指标稳中有进 |
全球汽车产业遭受疫情严重冲击 |
新能源汽车弯道超车 |
核心技术仍有待提升 |
盈利压力依然严峻 |
农业—稳中求进 |
农业贸易大而不强,外贸竞争力整体偏弱 |
国内粮食连年丰产,供应安全有保障 |
积极扩大进口渠道,推动进口来源多元化 |
“一带一路”倡议助力对外合作,高水平开放成效显着 |
特色产品优势明显,出口力度加大 |
水果进出口贸易活跃,但竞争力有待提升 |
部分种子受制于人,种质资源保护面临新挑战 |
国际粮价高位运行,进口供应不确定性增加 |
(2)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及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论文研究背景 |
1.1.1 论文研究的历史背景 |
1.1.2 论文研究的现实背景 |
1.2 论文选题的意义 |
1.2.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1.2.2 研究的实践意义 |
1.3 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创新点 |
1.3.1 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
1.3.2 创新点 |
1.4 论文的研究方法 |
1.5 论文研究的技术路线图与实证研究逻辑框架 |
1.5.1 论文研究的技术线路 |
1.5.2 论文实证研究的逻辑框架 |
1.6 相关概念界定及说明 |
1.6.1 概念界定 |
1.6.2 相关说明 |
2 文献综述 |
2.1 农产品价格的文献回顾 |
2.1.1 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相关文献 |
2.1.1.1 关于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特征研究的文献回顾 |
2.1.1.2 农产品价格长记忆性特征研究的相关文献回顾 |
2.1.1.3 其它有关农产品价格研究文献 |
2.2 农产品价格与宏观经济相互影响的相关文献回顾 |
2.3 农业经济发展的文献回顾 |
2.4 农业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2.4.1 关于农业金融与经济的文献回顾 |
2.4.2 关于农业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2.4.3 关于农(副)产品价格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2.4.4 关于农业总要素生产率(TFP)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2.4.5 农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方法的文献回顾 |
3 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 |
3.1 农业发展理论 |
3.1.1 农业发展理论概述 |
3.1.2 农业发展理论的历史演进 |
3.1.3 农业发展理论的内涵 |
3.1.4 农业发展理论在中国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运用 |
3.2 本文研究涉及的其它相关理论 |
3.2.1 农产品价格理论 |
3.2.2 经济周期理论 |
3.2.3 经济增长理论 |
4 农产品价格及其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性与关联性检验 |
4.1 农产品价格及其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性实证检验 |
4.1.1 长期记忆性分析方法 |
4.1.1.1 ARFIMA模型构建 |
4.1.1.2 FIGARCH模型构建 |
4.1.2 农产品价格的数据选择与描述 |
4.1.3 农产品价格及其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性检验 |
4.2 农产品价格与其不确定性之间的关联性检验 |
4.2.1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构建 |
4.2.2 单位根检验 |
4.2.3 Granger因果关系的计量检验 |
4.2.4 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 |
4.3 本章小结 |
5 农产品价格及其波动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 |
5.1 农产品价格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检验 |
5.1.1 农产品价格序列与中国经济增长序列的选取和描述 |
5.1.2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
5.1.3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构建与估计 |
5.1.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5.1.5 冲击响应函数估计与方差分解分析 |
5.2 农产品价格波动与中国经济增长波动性之间的关联性检验 |
5.2.1 ADF单位根检验 |
5.2.2 影响的方向及影响作用的程度分析 |
5.2.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5.2.4 冲击反应的时间变化路径刻画 |
5.2.5 影响的贡献程度判别 |
5.3 本章小结 |
6 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路径判别 |
6.1 非线性MS(M) –AR(P)模型构建 |
6.2 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数据选择 |
6.3 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路径刻画 |
6.3.1 非线性MS(M)-AR(p)模型的参数估计 |
6.3.2 中国农业经济以及宏观经济增长的区制转移概率 |
6.3.3 中国农业经济及宏观经济处于各增长区制的平均持续期 |
6.3.4 中国农业经济及宏观经济不同增长区制间的转移路径刻画 |
6.4 本章小结 |
7 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运行过程的作用研究 |
7.1 非线性MS(M) -VAR(P)的模型设定 |
7.2 对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及宏观经济增长率的时间动态轨迹的刻画 |
7.3 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检验与分析 |
7.3.1 非线性MS(M) -VAR(p)模型的参数估计 |
7.3.2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周期性变迁识别 |
7.3.3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区制转移特征测度 |
7.4 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波动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检验与分析 |
7.4.1 非线性MS(M) -VAR(p)模型的参数估计 |
7.4.2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波动作用机制的周期性变迁识别 |
7.4.3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波动作用机制的区制转移特征测度 |
7.5 本章小结 |
8 结论 |
8.1 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
索引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环境主义视角下的次区域合作 ——理论构建与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区域和次区域相关概念和理论 |
(二)中国参与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有关研究 |
(三)东增区次区域合作研究 |
三、研究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 |
五、篇章结构安排 |
第一章 国际关系中的环境主义 |
第一节 、国际关系环境 |
一、证明 |
二、分类 |
第二节 、环境主义 |
一、环境主义的特点 |
二、环境主义的基本概念 |
第二章 区域和次区域的界定及对相关概念的认识 |
第一节 界定区域和次区域 |
一、区域 |
二、次区域 |
第二节 区域主义和次区域主义的界定及对相关概念的认识 |
一、区域主义 |
二、次区域主义 |
第三章 一个环境主义的次区域合作分析框架 |
第一节 战后次区域合作的三次起伏 |
一、冷战早期的次区域合作 |
二、冷战后初期的次区域合作 |
三、新世纪以来的次区域合作 |
第二节 次区域合作发展历程的理论总结 |
一、纵向比较得出的特点和初步结论 |
二、既有模型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
第三节 以环境主义的次区域主义为基础的次区域合作分析框架 |
一、环境属性 |
二、环境特点及异质性因素 |
第四章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 |
第一节 概况 |
一、背景和目的 |
二、特点 |
三、后续发展 |
第二节 环境属性分析 |
一、价值设定 |
二、上层权力 |
第三节 环境特点分析 |
一、相互承认 |
二、社会关系 |
三、异质性因素 |
第四节 小结 |
第五章 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合作 |
第一节 概况 |
一、东增区主要发展历程和特点 |
二、中国-东增区合作的历程 |
第二节 环境属性分析 |
一、价值设定 |
二、上层权力 |
第三节 环境特点分析 |
一、相互承认 |
二、社会关系 |
三、异质性因素 |
第四节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4)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相关概念的辨析 |
(一)金融市场与近代重庆金融市场的概念辨析 |
(二)研究时间的概念辨析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一)研究资料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内容与创新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创新点 |
第一章 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金融市场的动荡 |
第一节 1937 年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一、货币市场从混乱向统一与规范发展 |
二、以申汇交易为主的重庆内汇市场 |
三、重庆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
四、全面抗战之前尚未充分发展的市场 |
第二节 公债风潮与重庆证券市场的动荡 |
一、重庆公债风潮的爆发 |
二、公债风潮的最终解决 |
第三节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重庆比期风潮与利率市场的动荡 |
一、全面抗战前期重庆利率市场的动荡 |
二、1938 年-1940 年利率市场的平稳发展 |
三、1941 年重庆利率风潮与比期的废除 |
四、日拆制度时期的重庆利率市场 |
第四节 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筹备与争论 |
一、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必要性 |
二、筹备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及其引发的论争 |
小结 |
第二章 重庆传统金融市场在战时的变革 |
第一节 重庆向法币发行中心的转型 |
一、1937-1938 年国民政府法币发行中心的内迁 |
二、1939-1942 年重庆法币发行中心的建立与巩固 |
三、1942 年之后的重庆法币发行中心 |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重庆票据市场 |
一、重庆票据交换的曲折发展 |
二、重庆票据承兑贴现的快速发展 |
第三节 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内汇市场变迁 |
一、1937-1941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二、1942-1945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小结 |
第三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第一节 战时重庆外汇市场的崛起 |
一、追随上海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二、独立发展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第二节 战时重庆黄金市场与黄金风潮 |
一、黄金统制初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二、黄金统制成熟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三、开放黄金自由交易时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第三节 战时重庆的保险业与保险市场 |
一、全面抗战爆发与重庆保险市场兴起(1937-1941) |
二、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发展与兴盛(1942-1945) |
三、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主要保险业务 |
小结 |
第四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一、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政策与法令监管 |
二、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主要机构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一、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开端 |
二、四川省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三、重庆市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第三节 重庆金融业对重庆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一、重庆市银钱业同业公会对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二、重庆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对保险市场的自律监管 |
三、重庆市银楼业同业公会对黄金市场的自律监管 |
小结 |
第五章 重庆金融市场在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地位 |
第一节 重庆货币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一、法币在抗战大后方各主要金融市场的推广 |
二、重庆票据市场在大后方的延伸 |
三、重庆利率市场对于大后方的影响 |
第二节 重庆黄金与外汇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一、重庆黄金市场在大后方各地的拓展 |
二、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外汇市场网络的构建 |
第三节 重庆保险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一、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南的网络构建 |
二、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北的网络构建 |
小结 |
结语 |
一、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双重性 |
二、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分析 |
三、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特点分析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博士学位阶段发表文章 |
(5)新熊彼特理论视角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3 论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1.3.1 本文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1.3.2 本文的章节安排和数据选用 |
1.4 论文的创新点和研究不足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1.4.2 本文研究的不足 |
第2章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2.1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和内涵研究 |
2.1.1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分类 |
2.1.2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 |
2.2 国外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2.2.1 新兴产业发展相关基础理论研究述评 |
2.2.2 新兴技术的研发绩效研究 |
2.2.3 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律研究 |
2.3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2.3.1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 |
2.3.2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研究 |
2.3.3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府干预研究 |
2.3.4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求拉动作用研究 |
2.3.5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撑作用研究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世界新兴产业发展的趋势研究 |
3.1 历史视角:五次经济长波与新兴产业的更替发展 |
3.1.1 世界五次经济长波的发展脉络 |
3.1.2 世界经济长波与产业发展的关系 |
3.1.3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新兴产业发展 |
3.2 全球化视野:危机后世界各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 |
3.2.1 世界各国新兴产业发展概述 |
3.2.2 西方发达国家新兴产业的创新投入 |
3.2.3 世界各国培育发展新兴产业的新动向 |
3.3 各国发展经验的借鉴与启示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与绩效测度 |
4.1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研究 |
4.2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结构演变测度研究 |
4.2.1 产业结构演变的测度方法 |
4.2.2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结构变化 |
4.3 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就业带动作用测度研究 |
4.3.1 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就业带动作用的经验分析 |
4.3.2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带动就业体量增长作用的测度 |
4.3.3 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就业结构升级作用的测度 |
4.4 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发展的测度研究 |
4.4.1 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发展概述 |
4.4.2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地区特征 |
4.5 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效率测度研究 |
4.5.1 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投入水平的变化 |
4.5.2 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效率的测度 |
4.6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金融创新 |
4.7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政策支持 |
4.8 本章小结 |
第5章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及实证研究 |
5.1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产能过剩 |
5.1.1 产能过剩的经验分析 |
5.1.2 产能过剩程度的测度 |
5.2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核心技术缺失 |
5.2.1 核心技术缺失的经验分析 |
5.2.2 技术效率的测度 |
5.3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制度障碍 |
5.3.1 政府干预失当的经验分析 |
5.3.2 金融体系支持不足的经验分析 |
5.3.3 资源错配导致生产效率损失的测算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决定因素:新熊彼特理论的解释 |
6.1 新熊彼特理论的发展历程 |
6.2 新熊彼特理论的基本内容 |
6.2.1 熊彼特理论中的创新:动因与作用分析 |
6.2.2 新熊彼特理论的概述 |
6.2.3 新熊彼特理论的拓展: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融合 |
6.3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中各部门的作用机制 |
6.3.1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公共部门作用机制 |
6.3.2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产业部门作用机制 |
6.3.3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金融市场作用机制 |
6.4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新熊彼特通道 |
6.4.1 新熊彼特通道的概述 |
6.4.2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新熊彼特通道案例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公共部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影响研究 |
7.1 政府补贴对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
7.2 研发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影响机制 |
7.2.1 财政补贴作用的经验分析 |
7.2.2 财政补贴作用的模型构建 |
7.3 实证研究 |
7.3.1 数据选取与变量设定 |
7.3.2 实证检验结果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产业部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影响研究 |
8.1 市场需求对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
8.2 需求规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影响机制 |
8.2.1 需求规模作用的经验分析 |
8.2.2 不确定性条件下需求规模作用的模型构建 |
8.3 实证研究 |
8.3.1 数据选取与变量设定 |
8.3.2 实证检验结果 |
8.4 本章小结 |
第9章 金融抑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影响研究 |
9.1 金融抑制对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
9.2 金融抑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的作用机制 |
9.2.1 金融价格扭曲的经验分析 |
9.2.2 金融市场供给不足的经验分析 |
9.2.3 金融抑制作用的模型构建 |
9.3 实证研究 |
9.3.1 数据选取和变量设定 |
9.3.2 实证检验结果 |
9.4 本章小结 |
第10章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和未来展望 |
10.1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熊彼特通道” |
10.2 政府的角色定位与作用机制 |
10.3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体系的构建 |
10.4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未来展望 |
10.4.1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速度预期 |
10.4.2 新常态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10.4.3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中国制造2025” |
10.5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四、继续保持农业发展良好势头(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制造年度实力榜——2020—2021年行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报告[J]. 王国秀,陈家骥,李垚,王琳,凌微子,林佳珣,高圣淦,粟端. 中国海关, 2021(12)
- [2]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及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D]. 郭向东. 北京交通大学, 2021
- [3]环境主义视角下的次区域合作 ——理论构建与案例分析[D]. 刘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4]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D]. 张格. 西南大学, 2019(01)
- [5]新熊彼特理论视角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研究[D]. 杨震宇.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1)
- [6]2010年中国经济运行分析与2011年展望[A].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王军. 中国经济分析与展望(2010-2011), 2011
- [7]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 促进经济快速健康发展[J]. 严冰,牧歌,邓征宇,李丰洲,钟飞. 今日中国论坛, 2005(01)
- [8]措施扎实 落实到位[N]. 范学忠,阎红玉,孙鲁威,李永生,宋修伟. 农民日报, 2004
- [9]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总报告)[J].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经济研究参考, 2004(29)
- [10]2002年产业发展态势与2003年产业发展展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产业发展跟踪研究项目”[J]. 杨建龙. 橡塑资源利用, 20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