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云南电大学报第6卷总目（论文文献综述）
陶友珍[1]（2020）在《唐宋词在清代顺康雍乾时期的传播与接受》文中研究表明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会或多或少地打下前代文学的印记,清代是词学复兴的时代,但不可否认的是,清词的中兴离不开清人对唐宋词的学习与接受。本文利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主要从词集、词论与创作三个方面分析研究唐宋词在清代顺康雍乾时期的传播与接受情形。就词集而言,本文主要从唐宋词集在顺康雍乾时期的着录、刊刻、抄写、校勘、评点、笺注等方面展开相关研究。统计数据显示,秦观、陈允平、辛弃疾、苏轼、赵以夫、周密、周邦彦、吴文英、欧阳修、黄庭坚等人的词集在该时期书目中着录次数较多,选集的着录以《花庵词选》《梅苑》《绝妙好词》《乐府雅词》为最。该时期新刊唐宋词集,别集以姜夔和张炎词集刊刻次数最多,选集以《绝妙好词》和《乐府补题》刊刻次数为多。顺康雍乾时期学人对唐宋词集的校勘、笺注、评点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唐宋词在清代的传播与接受。唐宋词集的流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顺康雍乾时期词坛风会,其中《花间集》与明末清初词坛的复古之风,《乐府补题》与该时期咏物词的繁荣,《绝妙好词》与中期浙派的兴盛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个时期新编的唐宋词选目前可见的约有23部,呈现出数量多、规模大、体例全、择取精等特点,为唐宋词的传播与接受打下了较好的文献基础。从统计数据来看,南宋清雅词人及其作品的入选率普遍较高,排名靠前,姜夔和张炎的词尤其受青睐。该时期新编的一些唐宋词选对清代词坛产生了较大影响,《见山亭古今词选》《词综》《词洁》《御选历代诗余》《晴雪雅词》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清人词论也是研究唐宋词在顺康雍乾时期传播与接受的重要载体。一方面,词话是唐宋词传播的重要途径。顺康雍乾时期词话中保存和传播的唐宋词数量颇为可观,其主要以品评、赏析、阐释、辨讹、述闻等方式呈现,唐宋词的词话传播具有小众化、碎片化、趣味化和深度化等特点;另一方面,清人在词话中通过研究具体的唐宋词作,学习唐宋人的写作技法,总结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创作经验。其在词的命题立意、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创获,作词讲求蕴藉、合理用典、情景交融。对于长调、中调、小令也能依据其自身特点采取不同的写作技巧。关于咏物词则主张神似而非形似,须寄托情感。大多数清人都认同宋代是词的高峰时期。他们认为词有着与诗、曲不一样的特质,主张词须幽深而要眇,尤其反对词的曲化和俗化。但清人也认识到了词与其他文体在摅写性情、标举景物方面的相通之处。这种词体观也从侧面透露出清人认同并学习何种唐宋词的接受思想。清人在构建词史时,几乎都忽略了豪放词人,而其列举的各个时期的代表词人往往以南宋清雅词人居多。从顺康雍乾时期关于唐宋词的论争来看,一般而言,清初学人多主张学五代北宋,康熙中叶以还,对南宋词的认可度逐渐提高。正变之论和本色之争基本延续了传统的观点,但强调豪放亦为本色或只可论正变而不可论短长者亦不乏其人,反映了清人较为宏通的接受观;而雅俗之争基本呈现一边倒的倾向,崇雅的势力要远大于媚俗。在词的创作方面,清人也对唐宋词多有接受。从实际情况来看,唐宋词接受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词的创作:明末至顺治初期,清人多学习南唐、花间、北宋,清词多呈现出小令化和艳情化的倾向;顺治中期至康熙中期,清人的接受取向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色,清词题材与风格多样,成就颇高;康熙后期至乾隆后期,是姜、张独尊的时期,清词更追求华丽的外壳而缺乏深广的思想内容,整体成就不如清初。清人在创作上对唐宋词的接受是多方面的,很多地方都是隐性而难以坐实的。故而,本文以追和这一较为明显而特殊的接受方式为例,阐述清人在创作上对唐宋词的接受。顺康雍乾时期追和唐宋词主要有和韵、集句、效体、櫽栝等不同形式,其追和唐宋词时对长调更偏好,追和对象多为唐宋名家名作,对南宋词作尤为青睐。顺康雍乾时期追和词的兴盛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词学文献的储备以及词人创作追和词的契机和心态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人的追和使李清照、姜夔、张炎等人在词史上的地位得以确立,加速了唐宋词经典化进程,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词的中兴与繁荣。
张晓芳[2]（2020）在《“秋瑾文艺”研究》文中提出秋瑾是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1907年就义于绍兴轩亭口。牺牲不久,文艺界便出现了以秋瑾为题材的时评杂感、诗、词、散文、传记文学、小说、戏剧、曲艺、话剧,二十世纪下半叶,又出现了影视剧等,一百多年来不曾消歇,成为近现代,乃至当代的一种文艺现象。本文的研究对象便是这些以秋瑾为题材的文艺创作。本文的核心议题在于:“秋瑾文艺”创作何以经久不衰?“秋瑾文艺”的书写者们以何种艺术手法来塑造秋瑾形象?秋瑾艺术形象的发展演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以文艺类型为纲,以时间为轴,对秋瑾题材的文艺作品分门别类地进行了研究,探讨了不同文艺作品的艺术手法及社会价值,“秋瑾文艺”的书写者们对秋瑾的“改编策略”及背后的书写逻辑。贯穿全文的是社会思潮与文化演进影响下的秋瑾形象的演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秋瑾文艺”的创作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便是“秋瑾文艺”的内在书写逻辑,也因此,每个时代呈现出的秋瑾的艺术形象各不相同。晚清民国时期,“秋瑾文艺”推动着社会变革,秋瑾的艺术形象也初次偏离了历史真实,文艺作品中的秋瑾,一面是女学和新学的倡导者,一面是“男女革命”的受害者形象。民国初年,在表彰革命先烈的纪念活动中及辛亥革命的旗帜下,秋瑾的革命功绩得到了承认,其形象也实现了由弱女子向革命先烈的跨越,并成为妇运的一面旗帜和党派斗争的缓和剂。抗战时期,为了动员全民抗战,在民族大义的书写立场下,秋瑾“女革命家”的事迹被广为颂扬,“秋瑾文艺”成为启蒙与救亡的革命范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秋瑾女革命家的身份在人性解放的思潮下得以重置,增添了“女性”“母性”等内涵,为其大义之举增添了悲壮的色彩,但却偏离了基本史实。秋瑾的形象在历史的因缘际会中经多重合力而形成,可以说,时代的需要造就了秋瑾的艺术形象,在动态演变中,秋瑾的形象不断转换新生,文艺作品中的秋瑾形象正代表了秋瑾在国人心中的形象。“秋瑾文艺”创作反映出了文艺的社会属性,这也是“秋瑾文艺”的使命与担当。
刘欢欢[3]（2020）在《基于模式标本数据探索中国半翅目和膜翅目物种分类趋势》文中认为模式标本在保障命名体系稳定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包含详细的物种采集地、采集日期、标本采集数量及性别等信息,其收藏量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分类学研究程度,整理利用模式标本数据,对于开展一个地区物种多样性研究具有指示作用,可作为评估物种分类工作的参考依据。半翅目昆虫分布广泛、多样化程度高且大多为植食性,是农业和林业的重要害虫,而膜翅目昆虫作为昆虫纲第三大目,大多数种类是对人类有益的捕食性或寄生性天敌昆虫,在害虫的生物防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迄今为止,整理中国半翅目和膜翅目的模式标本数据用于分析物种分类趋势的研究几乎没有。为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通过建立我国半翅目和膜翅目昆虫模式标本数据库,运用内容分析法、Arcgis分析、相关分析等研究方法,评估中国半翅目和膜翅目分类工作,阐明这些新种在中国地区的时空分布现状,全面了解中国半翅目和膜翅目物种分类趋势。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在中国半翅目和膜翅目的物种组成中发现:（1）中国半翅目模式标本数据集中共计3780种,隶属于3亚目87科1306属;中国膜翅目模式标本数据集中共计3334种,隶属于2亚目55科864属;（2）含种和属数最多的科是叶蝉科Cicadellidae（253属、1119种）和茧蜂科Braconidae（156属、816种）;含物种数最多的属是木虱科的喀木虱属Cacopsylla（68种）和叶蜂科的叶蜂属Tenthredo（131种）。2.在中国半翅目和膜翅目正模标本的收藏分布中发现:（1）正模标本有记录保存单位的半翅目共3735种,共涉及67个保存单位,膜翅目共3317种,涉及55个保存单位;（2）收藏中国半翅目和膜翅目正模标本量最多的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共计收藏1004种半翅目昆虫和835种膜翅目昆虫,收藏主要类群是蚜科Aphididae（225种）和姬蜂科Ichneumonidae（133种）。3.在中国半翅目和膜翅目分类工作评估中的发现:（1）1949-2017年,有420个作者参与半翅目新种发表;1949-2010年,有354个作者参与膜翅目新种发表;发表半翅目和膜翅目新种数量及参与物种描述的作者数随时间均呈增长趋势,在20世纪80-90年代新种发表量最多,2007年之后发表新种数下降较快;（2）中国半翅目和膜翅目昆虫从采集到发表,橱柜时间均值为12年左右,滞后性明显;超过半数的半翅目和膜翅目昆虫发表时仅基于单个标本;（3）中国半翅目和膜翅目昆虫在20%的科和作者各分配了约80%的数量,呈现类似“二八规律”所述的不平衡现象。4.在中国半翅目和膜翅目地理分布格局中的发现:（1）1949-2017年,共计整理中国半翅目所有新种的地理分布点10120条;1940-2010年,共计整理中国膜翅目所有新种的地理分布点12221条。中国半翅目和膜翅目昆虫物种丰富度较高的地区,在西南山地（横断山、喜马拉雅山东缘、云贵高原）、秦岭、武夷山、五指山等山区;（2）不同采集时间段下,1970年之前采集记录较少,1971-1994年种采集记录最多,进入21世纪后采集记录明显减少。（3）33省份共计采集中国半翅目昆虫模式标本42148份,膜翅目昆虫模式标本29428份,不同地区之间采集的模式标本数有明显差异,采集类群集中在叶蝉科Cicadellidae（10238份）,木虱科Psyllidae（10116份）,茧蜂科Braconidae（7007份）。通过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别对中国半翅目和膜翅目物种分类趋势进行分析,从时间上中国半翅目和膜翅目物种分类工作在不断增强,但物种描述趋势变缓,仍有许多物种有待描述,我国昆虫α分类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从空间上中国半翅目和膜翅目物种采集的地域和类群之间存在着不均衡,应该重视采样不足的地区。本研究不仅对分类工作者开展下一步分类学研究有一定启示,而且对中国昆虫物种多样性保护、天敌昆虫利用、有害生物治理提供资料。
马晨莲[4]（2019）在《《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学”是晚清以来中国文化思潮中与“中学”相对的一个概念。在近代中国,西学的传播是伴随着西方国家的强势入侵和国人被迫主动学习的过程进行的。这种传播是一种具有侵略性质的文化殖民主义侵入,其影响范围广泛而深入,由表层器物文化层面到中层制度文化层面直至深层精神意识文化层面。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之下,“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社会变革运动,成为近代西学传播过程中的始点与拐点。《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从1904年创刊到1948年终刊的近45年间,在不同的重大历史时期,其办刊宗旨和方针始终紧随历史和时代的变迁不断革新变化,从创刊时,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到关注时政与发表言论的“舆论前沿阵地”“舆论的顾问者”,再到“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最终以“阐明学术为主旨”,始终坚持传播世界新知的初心,为改变国家与民族命运而努力探索。《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涉及领域广且专。不仅记录和传播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变化与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还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人文社会思想。通过对《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进行量化分析,其西学传播进程总体呈现:初创期（1904-1911）积极与开放;发展期（1912-1926）反思与争鸣;成熟期（1927-1938）构建与传播;衰退期（1939-1948）失色与衰落等阶段性特征;逐渐形成审慎理性,温和渐进;开放自由,兼容并蓄的思想性特征。在西方社会思潮、文化思想与近代中国知识界激烈碰撞的时代。《东方杂志》在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西方新文化、西方新式教育、西方自然科学和西方宗教等各个方面都站在时代最前沿发声,始终是引领风潮,针砭时弊、建言献策的先锋。择取若干问题专题研究,以点为中心全面关照。一方面将《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置于历史背景中纵向分析,另一方面将《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置于时代背景中横向考量,进行历史反思与现代意义思考。对当今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探寻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路径及增加中国文化的世界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介入,《东方杂志》站在中西社会性质差异比较的视角上,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理性、客观的态度评判东西文化,认为历史和生存环境不同与社会性质的差异导致文明的差异,东西文明一“动”一“静”,各有所长又各俱不足。主张保守中国“旧”传统文化自身特色,吸纳借鉴西方“新”文化精髓,并进行调和互补,温和改良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反对盲目激进。认为“新旧”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新旧”相续,以成调和。应根据客观事实“拣择”调和。对传统文化持一种接续主义和保守主义态度。《东方杂志》认为欧西近代文化是一种“物质文化”,而传统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调和统整西方“物质”文化的流弊,是中国增强国力和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将中国“国粹”摒弃而输入西方之“物质文明”,会将东方“精神文明”的根基毁灭无存。如能将西洋文明融合成功,不仅可以改善中国文化,还可以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绳”,统整全世界文化。《东方杂志》调和、协统的文化思想。具体表现为中国文化优越论、精神救国论、新旧调和论、动静调和论、精神物质协力调和论、互助论、第四种文化观等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和思想主张。在社会政治及思想的传播方面,《东方杂志》不拘泥身份与派别,广纳百家言说,既推崇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潮和政治实践,也刊译社会主义思潮的言论和主张。以平民色彩的民主思想表现和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广泛传播西方社会制度,译介各种社会思想和思潮。它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媒介之一,以客观译介、学理分析、积极传播为特征,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主义等24个社会主义流派都有大量译介和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高峰期,客观上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基础。其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及思潮的传播,起初是心态的自然流露。《东方杂志》创刊人之一张元济曾是“维新变法”参与人,始终坚持“革除弊政”“变法求新”的观点。希望通过“辅助教育为己任”循序渐进启导国民,开化民智,达到国富民强的理想。张元济的变革思想与清末立宪派内的开启民智、和平改革、避免流血的主张正相契合。主办者们一开始就对《东方杂志》寄予了言论救国的政治期待,使之成为晚清立宪派主要的舆论阵地。持一种“立宪救国论”的态度对宪政制度及思想进行译介与“鼓吹”,这也是《东方杂志》办刊期间唯一的一次政治立场激进倾向。然而《东方杂志》对宪政的传播也由“鼓吹”到失望,最终转向批驳和抨击的态度。“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政体,也结束了进行中的君主立宪政体,开创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政体。前车之鉴与本身理性和审慎的办刊理念,使得《东方杂志》政治传播思想和主张趋于理性和成熟。虽然后来它逐渐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平台,积极传播民主共和制及联邦主义等西方民主制度和思想,但多以学理分析和知识传播为主流。近代史上西方传教士大批量来华进行传教活动,中国社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五大宗教并存的社会状态。《东方杂志》创刊于西方基督教在中国迅速发展及因中西观念差异而引起的“晚清教案”频发时期。创刊号上便设置了宗教专栏,对西方基督教和其引起的“晚清教案”问题进行传播与探讨。知识性译介西方宗教概念、历史和文化,学理性探讨和研究西方宗教学术成果,全面客观反映“晚清教案”问题。不仅启蒙了国人对西方宗教及宗教文化的认知,同时也为知识群体提供了发表对宗教问题、社会问题自由言论的平台。尤其关于“晚清教案”问题,《东方杂志》所刊载的文章和言论始终处于社会最前沿。凭借其时代敏感性和客观译介与学理分析的传播思想,引发了国人寻求解决宗教问题,探索中国宗教前途的热议与思考。东方学人用言论和文章传达着对中国宗教命运与前途的深切关注,可谓是当时社会中仅有的传播媒介。《东方杂志》这种临历史风潮变幻而独具的审慎理性、自由开放、兼容并蓄的思想传播态度,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温和渐进、借鉴吸收的文化改良主张,值得当今中国文化的发展、创新和文化振兴借鉴与思考。
陆晗昱[5]（2019）在《唐代长江流域丧葬习俗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长江流域文化史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历史上长江流域的丧葬习俗是研究古代丧葬民俗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墓葬等信息勾勒出某一历史时期丧葬活动的面貌,分析各种丧葬现象蕴含的观念和成因,可以更好地理解民俗的传承和发展。唐代是继隋代之后的又一大一统王朝,各种丧葬活动发展充分;唐代社会继承传统、吸收外来各方面的交流因素,形成了特征鲜明的丧葬民俗。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横贯东西,流域面积广。唐代长江流域的地位至关重要,国家经济重心在唐代时移至长江流域,特别是隋唐长江文化的勃兴,使其在诸多方面独领风骚。探索唐代长江流域的丧葬习俗,能更加清晰地勾画唐代长江上、中、下游广大地区丧葬活动丰富多彩的形式面貌,分析各区域间的丧葬习俗个性和共性特征,梳理丧葬观念的发展演变。本文主要通过墓葬分析,探讨唐代长江上游的岷江地区、峡江地区,中游的荆江地区、湘江地区、赣江地区,下游的皖江地区、扬子江地区和钱塘江地区等地域的丧葬习俗。通过对各区域唐代墓葬的形制、随葬品类型和空间放置、墓葬装饰等墓葬信息内容的深入挖掘,总结唐代长江流域地域丧葬特征,并结合传世文献记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因素分析地域丧葬观念。在此基础上,梳理墓葬功能的演变,分析演变过程中长江流域丧葬习俗呈现出的共性特征。探索佛教、道教等宗教因素融入唐代长江流域丧葬习俗的情况,以及唐代社会丧葬礼俗互动等专题性问题。在长江流域的生态社会环境一章中,依次阐释唐代长江流域自然环境的演变、政区的沿革、社会环境的发展,以及长江流域少数民族丧葬习俗传统,分析丧葬习俗存在的生态社会环境背景。第二、三、四章是以墓葬信息数据为基础展开的地域丧葬习俗研究。将长江流域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建立唐代长江流域区域墓葬信息数据库,穷尽性地考察各区域唐墓的墓葬形制、随葬品内容和放置情况以及墓葬装饰中的砌式、墓砖纹饰、棺床、龛、窗棂、装饰性结构等墓葬信息,归纳总结各项内容的地域性特征,为避免因墓葬信息有限而产生以偏概全的结论,最大限度地结合相关文献材料,分析地域丧葬习俗特点。第五章探索唐代长江流域丧葬习俗的共性与个性问题。第一部分是在第二至四章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墓葬功能的演变及所呈现的丧葬习俗共性特征。将唐代墓葬的丧葬功能置于墓葬的历史发展过程考察,探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历史环境与观念同墓葬形制、随葬品内容和墓葬装饰间的关系,阐述墓葬功能演变所呈现的共性特征。第二部分更为深入地探讨唐代长江流域丧葬习俗研究中的个性化问题:佛教、道教因素在丧葬习俗中的反映和唐代丧葬礼俗互动问题。本文致力于以墓葬信息（1）为主要材料分析、考察断代区域性丧葬民俗,弥补了传世文献对唐代民间丧葬活动记载较少的材料缺憾,是对唐代丧葬民俗研究的重要材料支撑。本文不仅分析墓葬形制、随葬品内容,还细致考察随葬品的空间放置特点及其蕴含的丧葬观念。探讨墓葬墓壁、墓底砌式,龛的数量、形状、位置和作用等各项装饰性结构的丧葬功能,阐发墓葬信息的各个细节体现的丧葬文化与观念,联系政治、经济、文化、自然、民族、宗教等社会历史条件分析丧葬习俗的发展和功能的演变。总体而言,本文是基于丰富的考古资料展开的、视角较为独特的唐代长江流域丧葬习俗系统性研究。
孙海龙[6]（2017）在《2014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论文索引》文中提出*本索引收录2014年中国古代诗歌相关论文目录,收录范围包括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期刊、杂志、报纸。整理参考《中国知网》、《全国报刊索引》等相关刊物。*个别文章在发表时文字或标点不甚规范或有错误,但为了与发表时的原貌保持一致,故不做修改。*目录按时代编排大类,重要体裁、作家再细分小类。
邓仕海[7]（2017）在《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以剑南道为中心的唐代西南地区是中国古代疆域发展演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属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中国边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论文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疏理、挖掘史料及探索新的视角,对唐朝在以剑南道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行政区划沿革、治理政策、官署机构和职官设置、边政实践、重要边吏的选拔和任用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及其在唐朝边防管理体制和边疆治理中的作用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唐代西南边政大致呈现出特点比较鲜明的四个阶段。武德贞观时期唐朝对西南地区的积极经营,主要表现为:唐高祖通过“招抚为主、军事为辅”的方式成功地将巴蜀和云南纳入到了李唐王朝的统治版图,并通过设置军事色彩浓厚的管理机构和大量“因俗而治”的羁縻府州巩固了在西南地区的统治;贞观时期,唐太宗开始推行文治以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治理和开发。永徽至天宝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大幅调整,主要表现为:为遏制吐蕃东扩,积极防御和反击吐蕃的侵扰;设置剑南节度使调整西南边防体制;为了与吐蕃争夺洱海,除重建姚州都督府外,又支持南诏统一了洱海;天宝后期,为遏制南诏东拓,迷信武力,导致南诏判附吐蕃。至德至大中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竭力维持,主要表现为:为防止剑南道成为河朔型藩镇,将其一分为二;为明确中央、藩镇和州之间的赋税分配,推行“两税三分”;为了维持表面上的统一,代、德两朝被迫对藩镇“姑息迁就”;德宗朝,韦皋镇蜀二十载,他大力发展西南交通和社会经济、“南抚群蛮、西摧吐蕃”,巩固了唐朝在西南的统治,基本解除了吐蕃对唐朝西部边境的巨大威胁;为抑制藩镇,平定刘辟之乱后,宪宗通过“两税三分制”改革和增加“刺史军权”,削弱了藩镇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大和之役”后,李德裕筹边,使西南地区获得了近三十年的安定局面。四是咸通以后唐朝在西南统治的日趋衰败,主要表现为:唐诏关系破裂,南诏四犯西川;高骈通过修筑成都罗城和重建西南边防体系,彻底斩断了南诏再次侵犯西川的念头;西南内部矛盾激化,爆发了阡能和韩秀昇之乱;三川内乱,王建成了最大的受益者;王建兼并东川和山南西道,并于公元907年割据称帝,唐朝在西南的统治终结。唐代西南边吏的选拔和任用同样呈现出特点鲜明的四个阶段。武德贞观时期:唐高祖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军事管制,特别重视西南边吏的军事才能和忠诚度;贞观时期,为了推行文治,唐太宗格外重视边吏的治理才能和德行,并制定了相对完备的任用制度。永徽至天宝时期:武则天为改变官僚集团的构成以巩固自己的统治,通过完善和发展科举制度选拔了大量人才;开元时期,唐玄宗为了整饬西南吏治,选拔大量重臣出镇西南;天宝后期,杨国忠秉政并遥领西南,大量“贪求边功”的杨氏亲信把持了西南政局。至德至大中时期:肃、代、德三朝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军事控制,选用大量武将到西南任职,考课制度时行时废,失去了应有的功效;唐宪宗为结束西南军人专政的局面,选拔大量文官进入西南,同时推行“徙镇策略”;为解决财政困难,安史之乱后,朝廷对官员的“财经”能力格外重视;考课制度日趋反动,“税钱长数”、“征办先期”、“捕盗多少”等成了考核官员的主要标准。咸通以后:宦官势力在僖宗中后期渗入西南并控制了西南边吏的选用权;王建占据两川后,唐朝彻底丧失了西南边吏的选用权。唐代西南边吏作为唐朝西南治理政策的执行者,许多人在唐朝西南统治秩序的建立和巩固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是维系唐朝与西南各族群之间关系的纽带,是唐朝西南疆域的开拓者和西南边防的建设与巩固者,还是内地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者。但是,同样存在许多边吏,他们不顾国家利益,不顾百姓死活,行为残暴、贪污腐化,甚至为贪求边功而故意挑起战争,给唐朝在西南的治理成果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通过对唐代西南边政和边吏互动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要保证边政与边吏的良性互动,必须建立一个良好的运行机制,这个运行机制至少应该具备三个显着的特点,即制度健全、因地制宜、不断创新。论文力图将唐朝在中国古代治边实践中的继承性、创造性和历史局限性,唐朝西南边吏选拔、任用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特点及其原因,以及西南边吏在唐代边疆管理体制和边疆治理中的具体作用等清晰地展现出来。同时,希望通过对西南地区在唐朝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阐述,揭示出西南地区的发展与整个唐朝历史发展轨迹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在中国古代疆域形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杨上元[8]（2017）在《临桂词派与晚清社会》文中研究指明崛起于晚清光绪朝的临桂词派,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后一个古典词派,也是一个在时代中求新求变的词派。这一词派最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其成员的社会身份,他们均由科举正途出身,互为举人同年或进士同年,彼此之间似友情,近亲情,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密切交流。频繁的文酒之会一方面促进了他们同年关系的加强,另一方面也为临桂词派词人的聚合创造了条件。同时,他们多同朝为官,身居言路,在文网松动的晚清,大施拳脚,弹劾官吏,监察行政,在历次重大历史事件之中,或各抒忠荩,或联衔公呈,发挥着巨大的政治能量。这一切都促进了他们聚集,在思想上形成大致相同的理念和主张,相应的,频繁的聚集又使得他们词事活动频繁,词学创作繁荣。临桂词派所处的时代,经世致用与西风东渐相互激荡,在面对西学问题时,他们秉持着中体西用的原则,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与边疆舆地等各个方面积极进行维新探索与实践,在很多领域敢为时代之先,如王鹏运是官僚系统第一个提出建立商务局的官员;文廷式、沈曾植是治边疆舆地的大家,他们极具世界眼光,始终将中国置于世界版图中进行考量,拉开了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序幕;缪荃孙赴日考察,回国后筹办江南图书馆与京师图书馆,花甲之年投身于公共图书馆运动的潮流之中,是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开创者;成昌参与《清史稿·邦交志》的撰写,这是中外关系史首次进入官修正史之中;恽毓鼎主持编纂《各国政艺通考》,彻底改变了世界各国历史无法纳入官修史籍的状况;曾习经赴日考察,回国后参与筹办中国第一个具有近代化设备的官办印钞厂——度支部印刷局,揭开了我国印钞史上的新篇章。在这过程中,他们积极与西方学者进行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彼此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中外交流史上留下一段段佳话。戊戌维新中,临桂词派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积极实践,他们参与创办强学会,积极宣传维新变法,翻译西学书籍;他们议办京师大学堂与通艺学堂,探索近代教育的道路;他们筹办《时务报》、《渝报》,开风气,启民智,投身于思想解放的洪流。此时期咫村词社的社集活动受维新变法这一政治事件影响颇深,词社成员众多,词事活动频繁。晚清的吏治改革时,他们弹劾腐败,主张废弃捐输,清理仕途,上下通情。探索出一条京官联名弹劾与报业连续报道的反腐新模式,对社会舆论具有巨大导向作用,促进了传统报业的转型,开拓了近代报业的政治功能,对社会的转型影响深远。身为传统士子的临桂派词人,其忧国忧民之心,干预现实的夙愿,都融入了他们的词作之中,体现出济世、焦灼、悲愤、执着的多重复杂的创作心理。在晚清系列对外战争中,他们坚决主战,在战略战术上提出加强海防,打持久战的建言,战争期间,他们词事活动频繁,词作丰富多样,或表达词人忧患、愤懑的感情,或批判卖国的朝廷高层,或为战争英雄谱写赞歌,临桂词派寄托重大,发言深微的词风即形成于此时。庚子国变之时,他们上折指斥最高统治者不思振作,贪图享乐;密切关注德占胶州湾事件,不断发出将遭瓜分的警告;积极建言献策,主张持平对待教案冲突;认为民气不可用,提出坚决弹压义和团;在庚子年这场滔天巨变之中,他们或历经艰辛,百般查访,万里随扈西行,或困守孤城,无衣无粮,参与救济,维持京城稳定,或跟随救济会船,返乡回南,奔走于东南各省,隐微匡救,力促东南互保之约的达成。国变期间,困守围城的临桂派词人王鹏运、朱祖谋、刘福姚、宋育仁再度集结唱和,词集《庚子秋词》与《春蛰吟》展现了他们悲愤、惊悸与忧愁等情感,京城之外的词人亦有词作,表现了记录当时心境与立言不朽的创作心态。临桂词派是一个在近代化进程中求新求变的古典词派,该词派所处之时代赋予他们求实、开放、革新、平等等这些与众不同的特质,但因他们均为深受家国及儒学教育影响的士子,忠君爱国流淌在他们的血液之中,他们才华出众,科举顺利,但是在风雨飘摇的晚清,他们亲历了战争及国变,目睹了清王朝上层的腐败无能,这使他们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情感发生了动摇,因此临桂词派的政治立场、词学创作、词学思想的复杂性也不应被忽略,我们将临桂词派作为一个群体来研究,把握他们的社会阶层和政治立场这两个核心因素,力图更全面地展示临桂词派的风貌。
王雁[9]（2017）在《晚清中下层京官的日常生活》文中提出在清代官僚体制中,中下层京官作为一个相当数量的官员群体,执行着中央机关的日常行政庶务,他们在政务中的作用与地位不可忽视,其仕进与为官生活状态无疑是重点研究领域。本文从京官的日常生活状态谈起,即从他们的数量、铨选、日常公务、社交网络、经济生活以及休闲娱乐入手,探究京官群体与晚清社会变迁之间的动态关系。晚清京官队伍膨胀,候补人员冗滥,来源途径多样化,补缺及升迁不易。官员补缺升转主要依循资历,由吏部负责操作,新政以后,转变为依循能力与劳绩以及堂官的个人意见。为保护本民族利益,旗人和汉人之间官缺及铨选方式存在不平衡。政务中,由于司员冗滥,为明确办事责任,提高政务效率,清政府在旧有的部—司体系之下设立“乌布”差委制,由“掌印、主稿”实际负责司中事务,无差无缺的司官,特别是候补司官,平日并不到署办公。清末官制改革后,又出现了司长、科长、股长、科员等“新乌布”,并且逐渐成为一套新的职事官体系,与近代职官制度接轨。公务之余,社交应酬、购书读书、诗文雅集成为主要生活内容。在京官的社交关系圈中,同乡关系由于地缘的认同感和印结局、会馆等组织机构的存在,占据了最为重要和普遍的位置。大量的应酬花销,微薄的俸禄根本不足以生活,京官经济来源主要是来自家族资助、收取印结费、接受外官的馈赠以及办差获得等其他非体制收入。新政时期,清政府提高官员薪俸,加剧了官员奢靡腐化的生活。清末民初之际,学习新学知识、参加社会团体,接受西方生活娱乐方式,这些新式活动成为京官生活的一部分,与原来的生活方式并行存在,成为链接京官生活方式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重要环节。在新旧社会思潮转折的过渡时代,京官群体出现开明与保守的蜕变与分化。
张燕珠（CHEUNG YIN CHU）[10]（2017）在《清代浙西派雅正词学理论的谱系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浙西派是清词史上最大的词派,以南宋雅正思想为旗帜,掀开中国词史新的一页,标志着清代词学振兴。论文以米歇尔·福柯谱系学的研究方法,阐释浙西派雅正词学理论的主体与变体,揭示雅正思想在流派的非连续性发展的话语秩序。朱彝尊与汪森纳入南宋张炎的雅正思想,以此作为流派有力的权力来源,由骚雅的内涵改造成醇雅,经厉鹗与王昶致力改造张炎的清空为两种美学意蕴的清雅,一直从雅的内涵内化和深化骚雅与清空。在常州派崛起与形成之际,吴锡麒与郭麐寻求词学外延转换雅正论,分别引入“穷而後工”及性灵说,并先後脱变出词有二派及转换为词有四体,以自身特性作出选择,不是依据原有的雅正功能发挥其重要性,而是依据重新组合突显其效能性。总体上,浙西派领袖以旧雅正论推动新雅正论再淡化雅正论,倾力支配词坛又致力反抗被支配的势力,在相互的策略之间交错迭起,成功创造从复雅到去雅的转向。本文首章为引论。首先说明选题的依据,然後分析当前的研究状况,最後提出了全文的研究构思,指出目前浙西派中、後期词学理论研究的不足现状,突破了流派词学理论的研究被狭隘地理解为开宗祖师的研究观念。以谱系学方法阐释浙西派雅正词学理论,能较清楚显示雅正思想在不同词集和词选本断裂散布的情况,并有系统地筛选词人羣体的异质。正文着重探讨浙西派雅正词学理论的出现、形成、发展和变化,当中以词集和词选本推动其流动的雅正词学体系,从中呈现经典词选本的变化及其非连续发展的层面。全文共分五章,总的结构是总分总的结构。第一章是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派雅正思想的出现。从清初词坛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羣体意识、合刻词集、词学活动等因素,全面论述朱彝尊纳入张炎的雅正思想作为浙西派论词核心的契机,又得汪森睿智地以醇雅掩饰遗民的心态,创造性误读南宋诸贤的词作并影响当下词人的创作。第二章是浙西派雅正思想的主体。朱彝尊与汪森以张炎的雅正号召文人,颠覆词学连续性发展的一贯思路,词学由此呈现逆向发展及经典化的现象。朱、汪彻底否定《草堂诗余》的经典性地位,全力标举姜夔等人的骚雅,突显《词综》醇雅的编选特色,重塑经典唐宋词选本并成为流派的标志。朱彝尊偶然携失传数百年的《乐府补题》赴京考“鸿博”殿试,勾起文人哀怨的民族感情,内化远追南宋诸贤的风雅情操,正好展示他巧妙地运用权力的过程。第三章是浙西派雅正思想的延续。厉鹗重新汲取张炎清空思想带出当下的价值并改造为清雅,将咏物词的虚空推向顶峰,完全淡化咏物词比兴寄托的传统风格,回归纯文学的咏物技法的单一价值。查为仁与厉鹗为《絶妙好词》作笺注,既从读者的角度接受南宋周密的编选审美标准,且从再创作的角度以流派特有的审美视角作为笺注的目的,重新赋予其当下的价值与意义,重构其偶然又断裂出现的遗民心态,由此有力地将其经典化。第四章是浙西派雅正思想的顶峰。王昶将厉鹗的清雅论推向士层,演变出其以知人论世为前提的闲雅与士层清雅。王昶编辑《明词综》的目的是运用自身对词学的知识赋予明词新的定位,就是要符合流派的美学,重新赋予明词认可的词学地位。及後,王昶编选《国朝词综》及《国朝词综二集》,挑选每个时期词家的经典作品,较为有系统地编选当代词选本,贯彻《词综》的编选宗旨并欲成为典范。所指的经典大抵是要符合流派的宗旨,更多的是他自己的美学,将有关词学思想及知识渗入词选本当中,从编选家和词人羣之间标示权力关系,给予当代词选本新的历史使命。第五章是浙西派雅正思想的变体。吴锡麒与郭麐从词学外延上努力转换和淡化雅正论,分别将“穷而後工”及性灵说突现起来,从而提出词有二派及词有四体的变革,动摇了雅正论的根基由是转化和淡化雅正论。黄燮清、丁绍仪等人有意识地强化当代词选本的功能,编纂《国朝词综续编》及《国朝词综补》,形成“词综”系列,以复制的模式编辑词选本逐形成链条关系,显现词选本的异质词学功能,从共时上将流派的雅正词学理论扩散开去,从历时上将流派的雅正词学理论在断裂的词学中层层渗透下去。结语部分反思浙西派雅正思想经历了内化、改造与淡化的谱系关系,以唐宋至当代词选本为手段,达到创造经典的目的。在经典化过程中,雅正思想相互关连、加强和补充,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交织的网状知识关系,进而控制文人的词学活动、范围及影响创作思想,而且通过不断地误读、修正和改造前人的雅正论,以配合时代的需要及逆向文学内在发展的规律,带出在影响的焦虑下流派得以向前推进。以谱系学方法阐释这个非连续性过程的形成、发展和变化,渐次由流派领袖的词学知识而形成的规则所建构的独特系统,转变为出现经典词学到归结为知识和权力联系的特定系统,往往是通过经典和词选本进行重新规定文人的词学活动和范围,揭示知识与权力在经典化过程中的操作方式。
二、云南电大学报第6卷总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云南电大学报第6卷总目（论文提纲范文）
（1）唐宋词在清代顺康雍乾时期的传播与接受（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清代顺康雍乾时期词传播与接受的环境及课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与主要研究内容 |
| 四、课题的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唐宋词集在顺康雍乾时期的流布 |
| 第一节 唐宋词集在顺康雍乾时期书目中的着录 |
| 一、别集 |
| 二、选集 |
| 第二节 宋版唐宋词集在顺康雍乾时期的流传 |
| 一、毛扆及毛褒所藏宋刻 |
| 二、钱曾所藏宋刻 |
| 三、季振宜所藏宋刻 |
| 四、徐乾学所藏宋刻 |
| 五、张宗橚所藏宋刻 |
| 六、黄丕烈所藏宋刻 |
| 第三节 唐宋词集在顺康雍乾时期的重刻与重抄 |
| 一、唐宋词集丛刻 |
| (一) 汲古阁所刻唐宋词 |
| (二) 侯文灿刻《宋十名家词》 |
| 二、宋词别集重刻 |
| 三、唐宋词选集重刻 |
| (一) 《梅苑》 |
| (二) 《草堂诗余》 |
| (三) 《绝妙好词》 |
| (四) 《乐府补题》 |
| 四、唐宋词集的重抄 |
| (一) 书坊及私人传抄唐宋词集 |
| (二) 四库馆臣抄录唐宋词集 |
| 第四节 唐宋词集在顺康雍乾时期的校勘 |
| 一、私人藏书家对唐宋词集的校勘——以毛扆和鲍廷博为中心 |
| 二、四库馆臣对唐宋词集的校勘——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 |
| (一) 字句勘误 |
| (二) 作者考订 |
| (三) 格律辨析 |
| (四) 版本考证 |
| 第五节 唐宋词集在顺康雍乾时期的评点与笺注 |
| 一、唐宋词在顺康雍乾时期的评点——以《山中白云词》为例 |
| (一) 艺术手法的点评 |
| (二) 思想内容的感悟 |
| 二、唐宋词在顺康雍乾时期的笺注——以《绝妙好词笺》为例 |
| (一) 名物掌故笺释 |
| (二) 词人生平考证 |
| (三) 词人词作评价 |
| (四) 其他词作增补 |
| (五) 文字内容校勘 |
| 第六节 唐宋词集的传播与顺康雍乾时期词风的演变 |
| 一、《花间集》与明末清初复古之风的赓续 |
| 二、《乐府补题》与顺康雍乾时期咏物词的繁荣 |
| 三、《绝妙好词》与中期浙派的兴盛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唐宋词在顺康雍乾时期的编选 |
| 第一节 顺康雍乾时期新编唐宋词选概述 |
| 第二节 唐宋词在顺康雍乾时期词选中的计量及其接受意蕴 |
| 一、基本数据的获取、统计与计算 |
| 二、数据的解读与分析 |
| (一) 时代及群体的选择 |
| (二) 重要词人的进退与沉浮 |
| (三) 词作的审视 |
| 第三节 唐宋词的选编与顺康雍乾时期词坛风会 |
| 一、《见山亭古今词选》:清初崇雅之风的酝酿 |
| 二、《词综》:开启清代学南宋慕骚雅的新时代 |
| 三、《词洁》:南北兼取的接受理念与客观上崇雅的强化 |
| 四、《御选历代诗余》:不主一隅与悉归于正 |
| 五、《晴雪雅词》:示人词法与南宋清雅词风的普及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唐宋词在顺康雍乾时期词话中的传播与接受 |
| 第一节 唐宋词在顺康雍乾时期词话中的传播——以《词话丛编》为中心 |
| 一、唐宋词在顺康雍乾时期词话中的传播概述 |
| 二、唐宋词在词话中的传播方式 |
| (一) 品评与赏析 |
| (二) 笺注与阐释 |
| (三) 辨讹与纠谬 |
| (四) 纪事与述闻 |
| 三、词话传播唐宋词的特点和效应 |
| (一) 小众化 |
| (二) 碎片化 |
| (三) 趣味化 |
| (四) 深度化 |
| 第二节 唐宋词在顺康雍乾时期词话中的接受——以作法的研习为中心 |
| 一、创作进程的构思 |
| 二、艺术境界的营造 |
| 三、作法类型的归纳 |
| 余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唐宋词在顺康雍乾时期的体认与论争 |
| 第一节 顺康雍乾时期对唐宋词人及其作品的体认 |
| 第二节 词体观背景下的唐宋词接受 |
| 一、诗、词之异同 |
| 二、词、曲之异同 |
| 第三节 词史观背景下的唐宋词接受 |
| 第四节 顺康雍乾时期关于唐宋词接受的论争 |
| 一、南北宋之争 |
| 二、正变之论 |
| 三、本色论 |
| 四、雅俗之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从唐宋词接受看顺康雍乾时期词风之演变 |
| 第一节 明末至顺治初期——宗花间、南唐、北宋与清词的小令化、艳情化 |
| 第二节 顺治中期至康熙中期——多元化接受与清词题材及风格的多样化 |
| 一、风云变幻的唐宋词多元接受 |
| 二、多元接受背景下的清初词坛 |
| 第三节 康熙后期至乾隆后期——姜张独尊与清词内容的贫弱及风格的单一 |
| 一、从厉鹗到王昶:对姜张的坚守与新变 |
| 二、姜张词风笼罩下的其他类型唐宋词接受 |
| 三、姜张独尊下的雍、乾词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追和看唐宋词在顺康雍乾时期的传播与接受 |
| 第一节 顺康雍乾时期追和唐宋词的形式 |
| 一、和韵 |
| 二、集句 |
| 三、效体 |
| 四、櫽栝 |
| 第二节 追和词的计量及其接受意蕴 |
| 一、顺康雍乾时期追和唐宋词用调排行及分析 |
| (一) 追和用调数据基本分析 |
| (二) 追和十大词调 |
| (三) 追和词调与声情 |
| (四) 追和词调选用与原作及词坛风尚关系 |
| 二、顺康雍乾时期追和唐宋词人排行及分析 |
| (一) 追和次数及所属时代分布 |
| (二) 追和十大词人 |
| (三) 顺康和雍乾时期追和差异分析 |
| (四) 稼轩词风在清前期全面回归 |
| (五) 康熙中期姜张词风全面崛起 |
| 三、顺康雍乾时期追和唐宋词作排行及分析 |
| (一) 被追和热点作品排行比较 |
| (二) 被追和热点作品的词调、题材和风格比较 |
| (三) 顺康时期与雍乾时期被追和热点作品之比较 |
| (四) 被追和热点作品所属时代比较 |
| 第三节 追和词兴盛的原因及其对顺康雍乾词坛的影响 |
| 一、追和词兴盛原因探究 |
| 二、追和对于顺康雍乾词坛的影响和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唐宋词在顺康雍乾时期的传播与接受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秋瑾文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秋瑾文艺”概念界定及选题意义 |
| 二 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本课题研究现状及评析 |
| 三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秋瑾生平、思想与创作研究 |
| 第一节 秋瑾生平概述 |
| 第二节 秋瑾的妇女解放思想及实践活动 |
| 第三节 秋瑾的革命思想及实践活动 |
| 第四节 秋瑾的文学创作研究 |
| 第二章 秋瑾题材的散文研究 |
| 第一节 时代思潮与晚清的报刊 |
| 第二节 秋瑾题材的散文创作概述 |
| 第三节 秋瑾题材时评杂感的叙事特色 |
| 第四节 秋瑾题材时评杂感的社会价值 |
| 第五节 纪念与教育:民国后期与建国后的秋瑾题材散文创作 |
| 第三章 秋瑾题材的诗词研究 |
| 第一节 秋瑾题材诗词创作概述 |
| 第二节 激愤与哀思:晚清民国秋瑾题材诗词创作 |
| 第三节 秋瑾题材诗词创作的价值 |
| 第四章 秋瑾题材的戏曲及曲艺研究 |
| 第一节 秋瑾题材的戏曲及曲艺创作概述 |
| 第二节 晚清民国秋瑾题材戏曲的编创特色 |
| 第三节 启蒙与救亡的延续——蛰伏期的秋瑾题材的戏曲编创 |
| 第四节 解读与重构——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秋瑾题材的戏曲创作 |
| 第五节 个案研究:独具时代风貌的《轩亭冤传奇》 |
| 第六节 秋瑾题材曲艺作品的编创特色 |
| 小结 |
| 第五章 秋瑾题材的小说、传记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秋瑾题材的小说、传记文学创作概述 |
| 第二节 秋瑾题材的传记文学的艺术特色 |
| 第三节 秋瑾题材小说的艺术特色 |
| 第六章 秋瑾题材的舞台剧与影视剧研究 |
| 第一节 秋瑾题材的舞台剧与影视剧创作概述 |
| 第二节 秋瑾题材话剧的时代风貌 |
| 第三节 记忆与重构:秋瑾题材影视剧研究 |
| 第七章 “秋瑾文艺”的接受和在今日之价值 |
| 第一节 常与非常——秋瑾文艺形象的塑造之路 |
| 第二节 多重合力——秋瑾女革命家形象的成因 |
| 第三节 “秋瑾文艺”在今日之价值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秋瑾文艺”作品及研究资料汇编(1907—2019) |
| 上编·作品卷 |
| 下编·研究资料卷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谢辞 |
（3）基于模式标本数据探索中国半翅目和膜翅目物种分类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模式标本数据整理利用 |
| 1.2 分类工作评估 |
| 1.3 昆虫多样性和地理分布格局 |
| 1.4 中国半翅目昆虫的多样性和地理分布格局 |
| 1.5 中国膜翅目昆虫多样性和地理分布格局 |
| 1.6 本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第二章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
| 2.1 研究区域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中国半翅目和膜翅目模式标本数据的收集 |
| 2.2.2 模式标本数据库整理 |
| 2.2.3 评估中国半翅目和膜翅目分类工作 |
| 2.2.4 探索中国半翅目和膜翅目昆虫的空间分布 |
| 2.2.5 技术路线 |
| 第三章 研究结果与分析 |
| 3.1 基于模式标本数据分析中国半翅目和膜翅目的物种组成 |
| 3.1.1 科级阶元组成 |
| 3.1.2 属级阶元组成 |
| 3.1.3 小结与讨论 |
| 3.2 中国半翅目和膜翅目正模标本的收藏分布 |
| 3.2.1 中国半翅目正模标本的收藏分布 |
| 3.2.2 中国膜翅目正模标本的收藏分布 |
| 3.2.3 小结与讨论 |
| 3.3 评估中国半翅目和膜翅目分类工作 |
| 3.3.1 新种发表的时间趋势 |
| 3.3.2 参与物种描述的作者分析 |
| 3.3.3 橱柜时间分析 |
| 3.3.4 发表新种所用模式标本数及各期刊报道新种的情况 |
| 3.3.5 小结与讨论 |
| 3.4 中国半翅目和膜翅目模式标本的空间分布 |
| 3.4.1 模式标本的地域分布 |
| 3.4.2 采集趋势和发表趋势分析 |
| 3.4.3 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中心 |
| 3.4.4 小结与讨论 |
| 第四章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4）《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西学传播的不解之缘 |
| 1.1 西学在中国传播的发展脉络及历史嬗变 |
| 1.1.1 西学释义 |
| 1.1.2 西学传播的阶段性特征及文化变迁 |
| 1.2 西学传播过程中《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及其变化 |
| 1.2.1 “清末新政”促生《东方杂志》较早创刊 |
| 1.2.2 西学传播过程中《东方杂志》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 |
| 第二章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量化分析及特征 |
| 2.1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量化分析 |
| 2.1.1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2.1.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量化分析 |
| 2.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特征 |
| 2.2.1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阶段性特征 |
| 2.2.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思想性特征 |
| 第三章 《东方杂志》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和主张 |
| 3.1 相对的传统文化保守主义 |
| 3.1.1 传统文化“优越”论 |
| 3.1.2 东方保守文化派与新文化派的文化论争 |
| 3.2 调和与渐进的文化改良主义 |
| 3.2.1 “新”与“旧”调和论 |
| 3.2.2 “动”与“静”调和论 |
| 3.2.3 “精神”与“物质”协力调和论 |
| 3.2.4 互助文化观与第四种文化 |
| 第四章 《东方杂志》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 |
| 4.1 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的媒体之一 |
| 4.1.1 《东方杂志》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第一个高峰期 |
| 4.1.2 《东方杂志》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第二个高峰期 |
| 4.2 《东方杂志》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客观介译及推进 |
| 4.2.1 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 |
| 4.2.2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传播 |
| 4.3 《东方杂志》关于非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流派的传播 |
| 4.3.1 对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的传播 |
| 4.3.2 对法屛(费边)社会主义的传播 |
| 4.3.3 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传播 |
| 4.3.4 对法学的社会主义的传播 |
| 4.3.5 对于其它社会主义流派的传播 |
| 第五章 《东方杂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与思潮的传播 |
| 5.1 晚清立宪改良派的主要舆论阵地 |
| 5.1.1 君主立宪救国论 |
| 5.1.2 《东方杂志》对于宪政制度与思想的介译 |
| 5.1.3 由“鼓吹”——失望——批驳——抨击的态度转向 |
| 5.2 “不偏于政论之一方”的民主共和制及联邦主义的传播 |
| 第六章 《东方杂志》对西方基督教及“晚清教案”的传播 |
| 6.1 《东方杂志》西方宗教传播特征 |
| 6.2 全面关注与传播“晚清教案”的媒介 |
| 6.2.1 对“晚清教案”事件的客观呈现 |
| 6.2.2 引发了近代学人对中国宗教前途与命运的思考 |
| 第七章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启示 |
| 7.1 西学传播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失语”之殇 |
| 7.1.1 清初以前中西文化的平等交流 |
| 7.1.2 清末以后中西文化激烈交锋中话语地位的逐渐衰落与式微 |
| 7.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的“得义”之鉴 |
| 7.2.1 “审慎与自由主义,兼容并蓄”利于文化的交流与多元化发展 |
| 7.2.2 “调和中庸,温和改良”利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5）唐代长江流域丧葬习俗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及趋势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唐代长江流域的生态社会环境 |
| 第一节 唐代长江流域自然环境的演变 |
| 第二节 唐代长江流域政区沿革 |
| 第三节 唐代长江流域的社会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唐代长江上游的丧葬习俗 |
| 第一节 岷江地区 |
| 第二节 峡江地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唐代长江中游的丧葬习俗 |
| 第一节 荆江地区 |
| 第二节 湘江地区 |
| 第三节 赣江地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唐代长江下游的丧葬习俗 |
| 第一节 皖江地区 |
| 第二节 扬子江地区 |
| 第三节 钱塘江地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唐代长江流域丧葬习俗共性与个性问题探索 |
| 第一节 墓葬功能的演变及所呈现的共性特征 |
| 第二节 丧葬习俗个性化问题探索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后记 |
（7）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价值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回顾 |
| (一) 边政方面 |
| (二) 边吏方面 |
| 三、写作思路、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西南地区概况 |
| 第一节 西南历史地理概况 |
| 一、自然环境 |
| 二、主要交通路线 |
| 三、唐代西南社会经济概况 |
| 第二节 西南行政区划沿革 |
| 一、先秦时期 |
| 二、秦汉时期 |
| 三、蜀汉时期 |
| 四、两晋南北朝时期 |
| 五、隋朝 |
| 第三节 唐代西南族群概况 |
| 一、僚人 |
| 二、党项 |
| 三、白兰和西山八国 |
| 四、东女国 |
| 五、西蛮、东蛮、三王蛮、凌蛮、董蛮 |
| 六、吐蕃 |
| 七、爨 |
| 八、洱海地区诸族群 |
| 第二章 唐代西南边政 |
| 第一节 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积极经营(618—649年) |
| 一、招抚西南 |
| 二、官署机构 |
| 三、行政建置 |
| 四、羁縻府州 |
| 五、军事部署 |
| 第二节 永徽至天宝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大幅调整(650—755年) |
| 一、西南政治生态的一波三折 |
| 二、频繁的战争—唐蕃交流的主旋律 |
| 三、姚州都督府的兴废——唐王朝经略云南的缩影 |
| 四、设置剑南节度使——西南边防体制的重大调整 |
| 五、独具特色的赋役制度 |
| 六、为遏制吐蕃支持南诏统一洱海 |
| 七、连续失误致使南诏判附吐蕃 |
| 第三节 至德至大中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竭力维持(756—859年) |
| 一、玄宗武力镇压蜀军兵变 |
| 二、分治两川 |
| 三、两税三分 |
| 四、韦皋镇蜀 |
| 五、宪宗抑藩 |
| 六、德裕筹边 |
| 第四节 咸通以后唐王朝在西南统治的日趋衰败(860-907年) |
| 一、咸通之后的唐诏关系 |
| 二、地方势力与官僚集团的冲突 |
| 三、高层权力之争与三川内乱 |
| 四、王建割据与唐王朝统治的终结 |
| 第三章 唐代西南边吏 |
| 第一节 武德贞观时期的西南边吏(618—649年) |
| 一、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 二、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 三、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西南边吏的作用 |
| 第二节 永徽至天宝时期的西南边吏(650—755年) |
| 一、永徽至天宝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 二、永徽至天宝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 三、永徽至天宝时期唐王朝西南边吏的作用 |
| 第三节 至德至大中时期的西南边吏(756—859年) |
| 一、至德至大中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 二、至德至大中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 三、至德至大中时期西南边吏的作用 |
| 第四节 咸通以后的唐王朝西南边吏(860—907年) |
| 一、咸通以后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 二、咸通以后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 三、咸通以后唐王朝西南边吏的作用 |
| 第四章 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互动关系探究 |
| 第一节 唐代西南边政对西南边吏选拔和任用的影响 |
| 一、唐代西南边政对西南边吏选拔的影响 |
| 二、唐代西南边政对西南边吏任用的影响 |
| 第二节 边吏对边政的影响 |
| 一、唐代西南边吏对西南治理政策的影响 |
| 二、唐代西南边吏对西南治理成果的影响 |
| 第三节 边政与边吏良性互动机制探究 |
| 一、健全制度 |
| 二、因地制宜 |
| 三、不断创新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清单 |
（8）临桂词派与晚清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成果综述 |
| 二 本选题的学术意义 |
| 三 本文的研究框架及主要内容 |
| 四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五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临桂词派与晚清社会近代化进程 |
| 第一节 从经世致用到中体西用 |
| 一、经世致用与西风东渐 |
| 二、中体西用应运而生 |
| 第二节 临桂词派的构成及特点 |
| 一、临桂词派的范围 |
| 二、同年同仁促成聚合 |
| 第三节 近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实践 |
| 一、社会经济 |
| 二、军事与边疆舆地 |
| 三、社会政治 |
| 四、社会风俗 |
| 五、文化教育 |
| 六、学者交流 |
| 第四节 词作、词论中的近代特点 |
| 一、词作中的近代元素 |
| 二、“重”“拙”“大”与时代思潮 |
| 三、批判创新、博采众长的词学理论 |
| 四、“写其胸臆”创作原则 |
| 第二章 临桂词派与戊戌维新 |
| 第一节 临桂词派词人的维新思想 |
| 一、社会政治思想 |
| 二、经济财务思想 |
| 三、文化教育思想 |
| 第二节 临桂词派词人的维新实践 |
| 一、创立京师强学会 |
| 二、议办京师大学堂与通艺学堂 |
| 三、筹办《时务报》与《渝报》 |
| 第三节 维新与词事 |
| 一、政治集会促进词事繁荣 |
| 二、咫村词社的创作内容 |
| 三、咫村唱和的词史意义 |
| 第三章 临桂词派与晚清吏治改革 |
| 第一节 临桂派词人的吏治思想 |
| 一、整肃官方,惩治腐败 |
| 二、清理壅塞,上下通情 |
| 三、废弃捐输，求选真才 |
| 四、清理仕途，裁汰冗员 |
| 五、精简胥吏，革除因循 |
| 六、杜绝滥保，严肃正途 |
| 第二节 吏治改革新模式的近代意义 |
| 一、《申报》连续报道京官联名参劾巡抚始末 |
| 二、言路与报业结合的近代意义 |
| 第三节 吏治改革对词人创作心态的影响 |
| 一、己饥己溺的济世心态 |
| 二、濒洞难掇的焦灼心态 |
| 三、感时忧世的悲愤心态 |
| 四、九死未悔的执着心态 |
| 第四章 临桂词派与晚清对外战争 |
| 第一节 中法战争中临桂派词人的态度 |
| 一、临桂派词人与清流 |
| 二、词人关注中法战争 |
| 第二节 中日战争中临桂派词人的态度 |
| 一、词人群体政治能量的变化 |
| 二、词人们的战争主张 |
| 第三节 临桂词派的战争词作 |
| 一、中法战争词作 |
| 二、中日战争词作 |
| 第五章 临桂词派与庚子国变 |
| 第一节 庚子国变中的临桂派词人 |
| 一、忠耿凛然,王鹏运谏止驻跸颐和园 |
| 二、日夜思维,关注德占胶州湾 |
| 三、忧心如焚,力谏对德争端宜持平 |
| 四、民气不可用,主张弹压义和团 |
| 五、滔天巨变,南归、随扈与坚守 |
| 六、隐微匡救,力促东南互保之约 |
| 第二节 愁情满纸《庚子秋词》 |
| 一、吹落梅花多少,落花之愁 |
| 二、闭门寒月照疏襟,寒月之愁 |
| 三、空有泪珠盈袖,愁极垂泪 |
| 四、朔风吹雪茸裘薄,寒风中愁 |
| 五、枕函残梦初惊,残梦之愁 |
| 第三节 国变词作的创作心态 |
| 一、其他临桂派词人国变词作 |
| 二、国变词作的创作心态 |
| 结语: 复杂求变的古典词派 |
| 附录一 刘福姚研究 |
| 一、刘福姚生年考 |
| 二、刘福姚卒年考 |
| 三、刘福姚家族考 |
| 四、刘福姚科举史事勾陈 |
| 五、刘福姚着述考 |
| 附录二 刘福姚简谱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晚清中下层京官的日常生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及本文侧重 |
| 三 研究思路及章节安排 |
| 四 史料说明 |
| 五 关于行文的一些说明 |
| 上编 晚清中下层京官群体概貌 |
| 第一章 中下层京官群体数量及出身分析 |
| 第一节 中下层京官涵义及范围 |
| 第二节 京官数量变化及成因 |
| 第三节 京官出身结构分析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下层京官的来源、选任及任期 |
| 第一节 京官的来源 |
| 一 入仕途径 |
| 二 选任之限制 |
| 第二节 京官的缺分与选任 |
| 一 补缺方式 |
| 二 补缺顺序 |
| 第三节 中下层京官任期及任职年龄分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下层京官籍贯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各部院衙门中下层京官籍贯分析 |
| 第二节 月选与引见单中下层京官籍贯分析 |
| 小结 |
| 下编 晚清中下层京官日常生活的个案分析 |
| 第四章 六部司官的公务生活与社交“网绪络——以刑部司官唐烜为中心 |
| 第一节 唐烜的出身及仕途 |
| 第二节 唐烜公务生活的“时”与“空” |
| 一 工作日与休假 |
| 二 工作时间 |
| 三 值班 |
| 第三节 唐烜在京的社交“网络” |
| 一 同亲关系 |
| 二 同年关系 |
| 三 同乡关系 |
| 四 同事关系 |
| 小结 |
| 第五章 京官的经济与家庭生活——以常熟翁氏家族为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同治初年翁家的经济境遇 |
| 第二节 翁同爵对家庭的经济资助 |
| 第三节 翁家和谐有爱的家庭关系 |
| 一 父慈子孝、爱护之情深 |
| 二 兄友弟恭、关怀之备至 |
| 小结 |
| 第六章 继承与变革:由王清穆的仕宦生涯看晚清京官制度的变迁 |
| 第一节 入仕及户部公务生活 |
| 第二节 总理衙门章京生涯 |
| 第三节 新政后京官官制及俸禄改革 |
| 第四节 新政对京官生活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七章 新旧蜕变:由恽毓鼎、王同愈的生活经历看晚清翰林官员的生活变迁 |
| 第一节 新时代的保守者:恽毓鼎亦新亦旧的日常活动 |
| 一 早年读书与史官生涯 |
| 二 藏书、读书、家庭教育 |
| 三 业余生活 |
| 第二节 旧时代的革新者:王同愈趋新的生活实践 |
| 一 早年生活经历 |
| 二 入仕 |
| 三 京官生活 |
| 四 出任学政 |
| 五 经营地方公益事业 |
| 小结 |
| 结语 |
| 一 人事制度的因革与公务职能的转型 |
| 二 应酬之觞滥与生活风尚的转变 |
| 三 社交关系圈的功能与同化 |
| 四 京官群体的蜕变和分化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清代浙西派雅正词学理论的谱系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浙西派雅正词学的研究状况 |
| 一、选题的绿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
| 三、论文的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及意义 |
| 第一章 浙西派雅正观念的出现 |
| 第一节 清初词坛与朱彝尊雅正思想的出现 |
| 一、清初词坛概观 |
| 二、对婉约词风的接受 |
| 三、对南宋慢词的建构 |
| 四、对咏物词的钻研 |
| 五、曹溶和朱彝尊的崇雅斥俗 |
| 第二节 清初词坛合刻词集与《浙西六家词》的新变 |
| 一、合刻词集概观 |
| 二、浙西六家推广《山中白云词》的现实意义 |
| 三、《浙西六家词》选词情况 |
| 四、《浙西六家词》影响词学活动 |
| 第三节 张炎雅正思想与朱彝尊和汪森的醇雅 |
| 一、朱彝尊和张炎的镜像重合 |
| 二、张炎雅正词学思想的本质 |
| 三、朱彝尊和汪森内化张炎的雅正思想 |
| 四、朱彝尊以雅正号召词人羣体 |
| 第二章 浙西派雅正词学理论的主体 |
| 第一节《草堂诗余》与俗词的中断 |
| 一、《草堂诗余》在明代的传播与接受 |
| 二、朱彝尊和汪森贬斥《草堂诗余》 |
| 三、对《草堂诗余》被否定的看法 |
| 第二节 《词综》与雅正的重现 |
| 一、《词综》概述 |
| 二、《词综》考证文献的编纂过程 |
| 三、《词综》选录雅词的情况 |
| 四、《词综》的意义和地位 |
| 第三节 《乐府补题》的再现与经典化 |
| 一、《乐府补题》概述 |
| 二、朱彝尊重推《乐府补题》的现实意义 |
| 三、文人唱和《乐府补题》的盛况 |
| 第三章 浙西派雅正词学理论的延续 |
| 第一节 厉鹗清雅论的创造 |
| 一、清雅论对雅正论的改造 |
| 二、以《论词绝句》实践清雅论 |
| 第二节 《绝妙好词》的重塑与经典化 |
| 一、《绝妙好词》概述 |
| 二、《绝妙好词》多次刊刻概观 |
| 三、《绝妙好词笺》重构雅正论 |
| 四、文人续编《绝妙好词笺》 |
| 第四章 浙西派雅正词学理论的高峰 |
| 第一节 王昶士层清雅论的推演 |
| 一、以知人论世为前提的雅正论 |
| 二、闲雅论对雅正论的深化 |
| 三、士层清雅论对雅正论的推崇 |
| 第二节 《明词综》的流变与经典化 |
| 一、《明词综》重编的原因及经过 |
| 二、《明词综》选词情况 |
| 三、对《明词综》的评价 |
| 第三节 《国朝词综》和《国朝词综二集》与雅正论的延续 |
| 一、《国朝词综》和《国朝词综二集》概述 |
| 二、《国朝词综》和《国朝词综二集》选词情况 |
| 三、对《国朝词综》和《国朝词综二集》的评价 |
| 第五章 浙西派雅正词学理论的变体 |
| 第一节 吴锡麒词有二派的变革 |
| 一、对雅正论的修正 |
| 二、对雅正论的转化 |
| 第二节 郭麐词有四体的改造 |
| 一、性灵说对雅正论的淡化 |
| 二、性情、才学和词风的互补 |
| 三、词有四体的修正 |
| 四、对清人词作的评论 |
| 第三节 《国朝词综续编》和《国朝词综补》与雅正论的变化 |
| 一、《国朝词综续编》和《国朝词综补》概述 |
| 二、《国朝词综续编》和《国朝词综补》选词情况 |
| 三、对《国朝词综续编》和《国朝词综补》的评价 |
| 结语: 文学经典化现象及其发展的谱系性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云南电大学报第6卷总目（论文参考文献）
- [1]唐宋词在清代顺康雍乾时期的传播与接受[D]. 陶友珍. 苏州大学, 2020(06)
- [2]“秋瑾文艺”研究[D]. 张晓芳.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3]基于模式标本数据探索中国半翅目和膜翅目物种分类趋势[D]. 刘欢欢. 福建农林大学, 2020(02)
- [4]《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D]. 马晨莲. 河北大学, 2019(04)
- [5]唐代长江流域丧葬习俗问题研究[D]. 陆晗昱. 武汉大学, 2019(08)
- [6]2014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论文索引[J]. 孙海龙.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2017(02)
- [7]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D]. 邓仕海. 云南大学, 2017(05)
- [8]临桂词派与晚清社会[D]. 杨上元. 广西师范大学, 2017(05)
- [9]晚清中下层京官的日常生活[D]. 王雁.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7)
- [10]清代浙西派雅正词学理论的谱系学研究[D]. 张燕珠（CHEUNG YIN CHU）.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