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闻一多诗歌实践的局限

一、论闻一多诗歌实践的局限（论文文献综述）

辛欣^[1]（2021）在《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汉代以来,历代诸家对于《楚辞·九歌》的研究从未止歇,无论是从义理、词章,还是考据,亦或文化思想方面,都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通观来看,这些研究或是裹挟于《楚辞》学史之下不够深入或深讨细节于《九歌》的具体篇章而不够宏观,或仅仅呈现于某一个作家的《九歌》研究中较为局限,因此,针对《九歌》研究这一命题始终未形成一个单独的学术体系,更未能从宏观、微观、纵横性对比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以时间为线索,沿着学术思潮发展的走向,以1644年即清代以来《楚辞·九歌》研究为核心,分成上、下两编,上编为清代古典学术总结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下编为古典向现代学术转型期的《楚辞·九歌》研究,具体则以清代前期、清代中期、清代晚期、清末民初以及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九歌》研究几个方面进行探寻,对清以来三百年的《楚辞·九歌》研究进行梳理与评述,以期揭示出不同时段研究之特征、变化,发现其内在规律。本论文除绪论外包括五章内容。其各章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介绍了清代以来《楚辞·九歌》研究的缘起与探究意义,并回顾综述了近40年学术界关于清初、清中期、清末的《九歌》研究现状,针对其不足提出了展望,最后阐述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路线、重难点以及创新点。第一章清代前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主要分为明末清初与康雍时期两个时间节点进行探讨。明末清初的遗民诸老如钱澄之、王夫之等人将故国之思寄托于论注《楚辞·九歌》之中,抒发对故国的眷恋,且面对理学的空疏弊象,以考经证史之法,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研屈。康雍时期,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所转变,忠孝节义之观念与程朱理学的教义依然处于思想的正统地位,一些理学名臣如李光地、林云铭等人,通过涉足楚辞研究,意欲以注骚来宣达性理、提倡儒学,发挥了性理道德和自我意识的观念。清代前期的《楚辞·九歌》的研究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在楚辞学术史上呈现出具有清初时代印记的鲜明特点。第二章清代中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主要以乾嘉考据学派研究为主,同时兼有文脉一派。乾嘉两朝,研屈学者如蒋骥、戴震、胡文英、王念孙父子等人凭借考据学训诂、考证的方法,以谦逊质朴、谨严务实的治学态度融汇于楚辞学研究中,其中不乏大家之作。乾嘉朴学的繁荣也促进了《楚辞·九歌》研究新发展,在整个楚辞学史上呈现鼎盛之态。此时期也出现了主张文脉一脉的学者,如屈复、刘梦鹏、陈本礼,他们在研究中更加专注于文本自身的探究,从《楚辞》的章法入手,对文章的脉络进行梳理,从而避免了文气的割裂,能够更好地阐释篇旨文义。清代中期的楚辞研究善于运用乾嘉考据学理论和章句文脉之论进行治骚,对楚辞学发展进一步演绎,呈现出与清代前期完全迥异的精神风貌,成就楚辞学史上辉煌鼎盛之时。第三章清代晚期的《楚辞·九歌》研究。面对“西学东渐”的影响,仍有一些学者用行动、思想和着述坚守古人之成规,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守住中国古典传统的血脉和精义。在对《楚辞·九歌》的注疏中,刘熙载用《艺概》传播了中国传统的文艺学理论、俞樾以《俞楼杂纂》承接并阐扬了乾嘉考据学、王闿运的《楚辞释》则秉持今文经学的公羊学主张。三人作为古典的士大夫,通过对楚辞学的探究使旧调重新演绎,共同奏响出传统楚辞学的嫋嫋余音,与近代中后期的求新、求变的学术思潮遥相呼应,使传统楚辞学继续前行,在中国楚辞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第四章清末民初的《楚辞·九歌》研究。此时的楚辞学生发了巨大的历史性新变。随着“西学东渐”思想的不断传播,近代西方的地理学、政治学、哲学、戏剧理论、文艺理论等学术理论、学术主张被逐渐纳入到我国的学术浪潮中。支持新学的一派代表如马其昶、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学者用新的文学理论和开阔的思维方式,拓展出前所未有的治骚视野,使楚辞学研究在近代后期至现代学术的背景下呈现出与时俱进、辉光日新的繁荣景象,更使《楚辞·九歌》在此时期展现出中西交融、新意迭起的全方位的新变特征,在中国楚辞史中大放异彩,奏鸣出时代焕化的嘹亮凯歌,并且承前而启后,为“五四”以后的现代化楚辞学发展创造条件,开辟新境,是中国楚辞史上极具冲击力的关键一环。第五章“五四”以后的《楚辞·九歌》研究。此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迅速,学术思想在延续着近代“西学东渐”思潮的基础上加入了民主科学等进步理论。《楚辞·九歌》的研究在上一阶段基础上继续开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加丰硕的多元化局面。在闻一多、郭沫若、刘永济、游国恩等人的努力下,它既有完全继承传统乾嘉考据学风的研究内容,又有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更有充分吸收西学思想的《九歌》研究着作的出现。因此,此时期的楚辞学发展可谓是对近代楚辞学研究之余续与拓展。

高爽^[2]（2020）在《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文中指出作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较为敏感的一类人,外在一切经过他们情感思维的内化展现出来,研究作家心态能探求历史投射给人的精神轨迹。现代作家沈从文集多种矛盾于一身,他的潜在情感与现实行为、文学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诸多不平衡,导致他一生在不断遭遇和克服危机中挣扎,心灵产生出“丰富的痛苦”。但是学界从心理学、精神科学层面来研究沈从文,一直相对薄弱,显着成果集中在文化、美学、历史社会等领域,有关他心态方面的研究比较零散尚不成体系。鉴于此,本论文将沈从文的创作心态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从整体上予以审视。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载体,能真实反映他们的内心世界,也能打开时代灵魂,因此本论文采取的研究思路是,从沈从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反观其创作心态,力图深入到他心灵世界的潜在层面,探寻他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冲突,思考在动荡的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知识者如何坚守个体人格和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也反思以往研究中形成的某些定论。论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运用传记批评法、心理分析法和社会历史批评法,对沈从文的创作心态进行综合分析。艺术植根于且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人有了需要,会转化成相应的动机与欲望,并采取满足它们的行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它们之间的递进关系是相对的,因为现实中,人同时存在多种需要,只是在不同时期,某种需要能最先支配人的行为成为“优势需要”。人的较低一级需要得到一定满足之后,较高一级需要就会出现,已经满足的需要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潜能方式处于维持状态,如果环境改变或遭受挫折,还会再次出现。沈从文一生面临多种需要,它们同时、持久存在着,又随内外因变化组成了一个相对优势层次,且同一种需要在他人生不同阶段表现各异。基于沈从文的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需要,本论文在作品“内容”上选取从恋爱、身份认同、文学理想三个方面来考察他的创作心态,既具共性又有个性;“形式”上的抽象、疯癫、综合书写分别与之相对应,又呈现出各自独立的特征;最后从“内容与形式”探讨他弃笔转业前后的心态。第一章论述沈从文作为“恋爱作家”的隐衷。情感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沈从文也曾言“两性关系”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动力,有关两性关系的探讨,贯穿了他的文学生涯,不同时期的恋爱创作反映出他对女性、人生、文明等的不同心态。早期小说中的“性苦闷”与生活困顿尤其是经济压迫带来的自卑心理密切相关;其中也触及到了“性的道德”问题,男性自认为对女性的救赎、情欲与理性/道德之间的冲突是最突出的两个方面,他对此所持的暖昧态度中含有自我辩解的成分。沈从文还以“性本能”需求为基点表达了对文明的不满,他赞扬了四狗、五明、柏子等乡下人身上自由野蛮的原始情欲,虽也揭示出它自身的毁灭性,但他更不满文明的性道德作成的“伪善”。文明的性约束有时造成城里人肉体满足被剥夺与精神上失望,导致本能的负面性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更大作用。事实上,沈从文是借对文明的不满,将原本在城市受到的挫折升华成了一种异域文化自信,反映出一种夸张的心理态势。而40年代的爱欲抒写《看虹摘星录》,是他不能平衡婚后现实与爱情想象的结果,从小说与现实中的两位“女性吉诃德”身上,可以看出他在婚姻情感上的苦闷。第二章分析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心态。爱的需要虽有受挫,但部分得以满足之后,沈从文的自尊需要,开始占据优势,对于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寻求生存的他来说,自尊需要具体表现为希望自我能够在城市中获取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追求智慧、怀揣理想的乡土文学青年,沈从文向往渴慕代表知识、教育、文化的城市,于是决然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当他历经挫折终于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后,却又在情感上选择后退,反复声称自己是个“乡下人”。这背后是他自卑与自高相互纠缠的心理在起作用,“乡下人”立场是他的生存和叙事策略,它在城乡对立、苗汉对立两个层面上都存在裂隙。都市经验带给沈从文创伤的同时也赋予他理性,创伤让他用“乡下人”的眼光打量城里人时,看出了都市的堕落;理性使他用启蒙者的态度审视湘西时,意识到了它的悲剧性,他对两种环境都生出疏离感,身份认同存在危机。“不肯回去”让他游离在城市边缘,“无从回去”又使他徘徊在湘西边缘,他在两个世界中都被看作“外来者”,成了一个“非城非乡”、“半城半乡”的“边缘人”,这“中间的悲哀”伴随了他一生。第三章探讨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功利心态。身份认同的窘迫困扰着沈从文,但他潜意识中倾向“城里人”和“启蒙者”角色,30年代之后,随着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变得强烈,他想要通过文学理想实现自我和社会价值。本章所言第一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日常经验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它建立在个人所追求的目的或目标之上。在个人层面上,沈从文积极寻求自我的文学史价值,30年代初期,他从诗歌批评中肯定了自己作品的意义,由小说批评中找到了在文坛上的定位;中期,《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是他为争取文学史地位采取的主动行为。第二个层面上的功利指文学为表现社会和民族的人生而作。沈从文走的也是“文学救国”之路,以湘西现实和神话传说为题材的浪漫主义小说中,蕴含着他的“尚力”意识,体现了他主张通过激发民众的意志和生命力实现民族改造的理想,这也是他与“战国策派”成员在文化核心理念上的重要契合点。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相通,因从小看过无数杀戮,他厌恶政治反对强权,把文学当作改造国家的“武器”,推进人类和平的唯一“工具”,提倡“专家治国”,极力排斥政治干涉文学、文学从属政治,主张以文学鼓励、辅助政治向前,他认为文学思想的效力至少和政治有益行为的目的平列,甚至还会超越后者。但沈从文参与历史的方式没有被理解和接受,建国后,他也意识到,以文学改造民族、社会的理想只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第四章探析沈从文的书写形式和心态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密切相关,沈从文的抽象、疯癫和综合书写是“已成为形式的内容”,与他的爱欲纠葛、身份窘迫和文学理想相连。30年代末情感生活的纠葛、战争带给中国人的消极性、文与人不被理解等,都促使他重新思考新的表现形式,并为追求的抽象书写迷惑而转向虚无。在《看虹摘星录》中,他将爱欲从变化不定的日常中抽离出来,以抽象形式使之固定下来成为永恒,在一种看似隐晦的暖昧状态下倾诉着被压抑的苦闷,也用新试验抗拒和超越现存关系,试图打破占主导地位的常规意识和日常经验。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窘迫也和他身上的“疯狂的因子”有关,他多次提及自己在别人眼里常被看作是“神经病”,在他的文学观念里,世界上最高的记录由“发狂”的人造成,他还用写作经验谈到头脑接近疯狂的情况下文字才会有生命,这样的看法类似“疯癫与文明”的关系。沈从文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疯癫体验,疯癫书写融入了他的人生体验,也反映出他在认识自我时的迷乱心态。综合书写,是沈从文抗战之后在文体形式上持续进行的尝试和突破,体现了他尝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创造出新“现代小说一格”的文学理想。但内外多种矛盾致使《长河》、《芸庐纪事》、《雪晴》等综合书写的产物都呈现出“未完成”状态,揭示出他对形式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困惑。第五章剖析沈从文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30年代之后,爱欲苦闷、理想失落、文体形式失败等困扰着沈从文,最终导致他陷入内外交困的文学逆境中。昆明时期,面对民族忧患、人事关系纠葛、情感烦闷,创作上的表达焦虑,沈从文变得愈加孤独、沉默,在时代大力和个人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不知向谁呼喊”的痛苦压抑之声。1946年夏末复员回到北平后,他试图走出苦闷重新振作起来,发表的论时政杂文增多,表现出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和担当,并继续实践着文学理想。1946年10月,发表了自辩性长文《从现实学习》后,他开始不断受到来自民盟、左翼、无党派等人士的批判,再次陷入压抑之中。1948年左翼文学界的领导人认识到在社会转折的关键时期,应当坚持文学配合、服从政治的原则,沈从文被列入坚决予以打击并彻底消灭的“反动”作家一列。因摆脱不掉恐惧权力而产生的“迫害感”,1949年初沈从文的精神状况急遽变坏,3月28日他选择了自杀,自杀被救成为他新生的起点。40年代之后,沈从文一直为表达焦虑所困,找不到合适形式书写见闻感受,在他看来研究文物和文学创作是相通的,在文物研究中他重新找到了延续生命抒情的方式,坚守了精神上的创造性,弃笔转业是他做出的“健康的选择”并非“消极的退隐”。从对沈从文创作心态的分析可知,他在面对情爱、自我、理想、书写形式探索时都有矛盾,徘徊于情欲和道德、文明和蛮力、神性和世俗、“乡下人”和城里人、审美和功利等之间,精神结构呈现出抽象与具体、无限与有限、绝对与相对、自由与必然等复杂性。他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转折之中寻找平衡,但性情人格上固有的特征使他无法实现对自我和世界的整合认同,从而在绝对孤独中体验着异己性,生命内在的紧张和狂热一度将他导向死亡。他“在”却“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位于交叉点、处在临界状态又使他超越了它们,这正是他精神上的独特性。沈从文终其一生都努力将生命力转化为精神上的创造积极性,坚守以自由精神为灵魂要义的个体人格,在创造生命自身和生存价值中产生的心灵冲突、挣扎、痛苦,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精神资源。本论文从沈从文的创作心态出发,纵观其一生心路历程,是作家个人心态史的研究,也是从心态文学史的角度做出的个例尝试。

杜艳娇^[3]（2020）在《闻一多艺术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闻一多是现代中国着名的学者、诗人、民主战士,同时也是一位集书画、篆刻、戏剧于一身的典范艺术家和理论家。关于闻一多的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是现代文学、古典诗学领域研究的热门论题。但对于闻一多艺术方面的研究,尤其是艺术理论的深入阐发,始终是学界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因此,以文献学为基础,运用艺术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将闻一多的艺术创作与理论表达两相结合,一方面对闻一多的艺术思想作出全面的阐释,另一方面帮助我们了解闻一多在艺术学方面所获成就。闻一多艺术思想的体系性构建,包括艺术创作、艺术欣赏、艺术功能、艺术审美等多个维度,这些维度在闻一多学术思想的整体涵括之下,彼此交错综合,呈现出深刻而鲜明的观念性表达。艺术创作方面,结合闻一多的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他提出艺术是生活的批评、注重象征主义和浪漫主义,强调形式与内容统一的创作理念。艺术审美方面,闻一多主张化丑为美、拥美而死、格律诗美、均齐之美等审美理念。艺术欣赏方面,闻一多受西方艺术家影响,主张“心理距离说”。艺术功能的阐发,即闻一多对艺术改造社会、艺术救国、艺术为人类的承续,同时也是他从艺术的角度,关切社会现实的具体表现。在文化复兴,艺术理论学科迅速发展的当下,重返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艺术领域,全面审视闻一多的艺术思想。闻一多运用独特的眼光去创造艺术作品,以期改变当时令人痛苦的社会生活,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由此可见,闻一多的艺术思想是积极向上的,给人一种催人奋进的顽强力量。闻一多艺术思想对中国艺术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给与启发,希望通过艺术的美感教育,使人性得到解放并回归艺术创作自由。闻一多艺术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探索了艺术学发展的道路,成功将中西方艺术相融合,创新性地研究中国各艺术门类。闻一多所处时代与我们已经有一些距离,但他在艺术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在今天依然具有启示意义,这应该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

郭舒婕^[4]（2020）在《对外传播视域下的陈世骧中国抒情传统观》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以语言为载体,语言教学在汉语国际推广初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随着汉语对外传播不断推进,语言、文字等表层文化已经不能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汉语国际教育领域应考虑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文化体系的研究进程,以海外汉学学术研究作支撑,挖掘适合传播的深层文化,开辟合理、科学的传播路径。本文选取陈世骧“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论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陈世骧在中西比较语境中发掘了中国诗歌追求内在体验和情感自由的哲学价值,以“抒情”二字概括了纷繁复杂的中国文化本质,降低了理解中国诗歌的难度,易于学生获得强烈的诗意感受。文章绪论部分从介绍性阐述和批评式阐述两个维度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了解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背景。陈世骧在异质文化中寻找中国诗歌内蕴的情志,有其特殊的生成背景和参照视野,文章第一章前两部分对此进行详细阐述,在此基础上,第三部分梳理了“中国抒情传统”学说的发展流变,诸多学者在批评和发扬中不断深化和扩充陈世骧的中国抒情传统观。在后世逐步形成的“抒情传统”学派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高友工和陈国球。高友工的美典论打破了文学局限,推衍出中国美学史上各个艺术体类的抒情理想;陈国球通过重新建构陈氏文论,大力向内地推行“抒情传统观”。抒情传统学派的研究多基于对陈氏文论“具体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理论”的二维建构,难以涵盖诗歌抒情的所有特点。为了弥补这一诗学理论研究的漏洞,文章第二部分先从东西文化对比的角度解释了“中国抒情传统”的文化内涵。“抒情传统”观念中的“诗”字里行间潜藏着先民的人生体验,蕴涵着丰富的情感力量,为对外汉语中的诗歌教学提供十分具有深度的范本。为深化对“抒情诗”的认识,本文从“诗”的构成要素出发,从诗的音乐性、个人话语调、诗的文辞、诗的主题四个维度对“中国抒情传统”学说再架构。文章第三部分,由“中国抒情传统”观的实质出发,发掘对在汉语国际教育视域中的意义,并给出教学实践的建议。在现代学术多元化的背景下,本文以陈世骧的学术思想为脉络,探讨一代寄居海外的汉学家寻求中国文学在世界安身的历程。感受其在西方文化中,怀着弘扬民族文化的使命和自豪感建构“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论的意义。同时,透过对这一文论整理,寻找汉语国际教育文化传播的新方向,为中国文论的现代转换和文化对外传播实践自由对话提供新思路。

范则^[5]（2020）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经典化研究》文中认为1935年,由朱自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出版。在八十多年的传播过程中,《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新诗史写作与新诗经典的形成。同时,《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的论断被多次引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自身成为一个经典文本。本论文分为三章,从朱自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入手,聚焦《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编撰历程、在传播过程中的接受情况、作为叙事文本的内在特质,进而探究《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经典化过程及其意义和价值。第一章介绍《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编撰缘起和特点。朱自清以《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作底,参考期刊、选本等资料,以独特的体例,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从收录诗作来看,朱自清秉持多样性、艺术性的编选理念。第二章讨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自出版之日起至今的传播与接受历程,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35年至1949年,由于《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大工程效应,《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出版时即广受欢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受社会环境、时代主题影响,《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传播逐渐沉寂。第二个阶段是1949年至1979年,五十年代初,借助于教育体制和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影响,《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进入教育系统,参与建构新诗史。第三个阶段是1979年至今,八十年代初,《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影印出版后,进入教师教学用书、学生参考资料等;九十年代后,对《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研究走向深化。第三章研究《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经典叙事。在以《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作底时,朱自清转变叙事思维、调整叙事框架,采取选择、编排、详略安排等叙事策略,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之所以经典,还在于朱自清采取分期、分派的方式建构新诗史,对一些诗人的论断独具慧眼。

袁龙^[6]（2019）在《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中,“意象”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20世纪前期,胡适、闻一多、李金发、梁宗岱、戴望舒、艾青、唐湜、袁可嘉、宗白华、朱光潜等人都对“意象”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不约而同、有意识地总结归纳诗歌意象创构与批评的经验,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的基础上,融合中国传统意象诗学,吸收心理学等西方现代科学成果,从不同的角度阐释自己对意象的理解。他们关于意象的研究成果构成了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20世纪初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与发展受中国古典意象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受中国古典意象诗学“贵意”倾向的影响,梁启超等人倡导“诗界革命”,主张“我手写我口”,引新鲜事物入诗,丰富了诗歌意象类型,拓展了诗歌意境,直接影响到白话新诗运动和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另一方面,意象主义诗学在理论上影响了胡适的“影像”论,在创作上影响了胡适的“具体的做法”。白话新诗创作注重意象,促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不断发展和深化。涌现出闻一多的“幻象”论;李金发、戴望舒、梁宗岱汲取象征主义诗学提出的象征主义意象论;宗白华的“动象”论;朱光潜的“直觉意象”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在战火硝烟中出现了现实主义倾向,出现了艾青的“生活感觉”论;臧克家的“生活意象”论;唐湜的“诗质”论;袁可嘉的“意象类型”论。虽然20世纪前期中国诗人和学者提出了名称各异的意象论,但他们都意识到“意象”的本体包含“意”“象”二元因素。因此,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在讨论意象的本体问题时,存在“贵意”与“尚象”两种倾向。“贵意”论者认为意象的“意”不但包含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情”“志”等因素,而且包含西方诗学关于文艺创作与欣赏的直觉、想象、联想、理智、灵感等人的主观之“意”的观念。在传统意象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影响下,“尚象”论者从中西“象”范畴的三大共同特征,即形象性、象征性和变动性来论“意象”之“象”。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还包含意象的创构论与批评论。意象的创构涉及“意”“象”二元关系的理解。在由感而知而行的意象创构过程中,产生了情感生成论和情景交融论两种创构方式。宗白华和朱光潜关于意象和意境关系的论述表明:营造意境是表现动象或创构意象以有限表现无限,实现虚实相生、境生象外的审美追求。意象批评是欣赏者通过作品的意象沟通创造者的情志,对意象进行理解、还原、阐释、评判甚至再创造,实现其艺术价值的创造性活动。在阅读作品、直觉意象的欣赏批评过程中,存在理智、感觉、感觉的心象和共鸣四种心理活动。从事意象批评需具备敏锐的语言领悟能力和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设身处地的同情能力和丰富的想象能力、广博的学识修养与分析比较的能力。总之,在中西文化汇流的背景下,当时的诗人和学者融合中西意象诗学,构建了集发展论、本体论、创构论与批评论于一体的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它是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对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郭沁^[7]（2019）在《《现代》杂志与中国现代诗歌》文中研究表明《现代》杂志作为中国现代时期的重要文学期刊之一,尽管存在时间并不长,但因其非同人刊物的性质备受关注,并且对现代文学的倡导使其在中国文学期刊中的地位不可忽视,其中的诗歌现象还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本论文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借用“文学场”介绍《现代》杂志整体情况,阐述《现代》杂志所处的时空语境以及施蛰存个人文学观念对《现代》杂志的影响,用“副文本”理论探求在以往相关研究中较少受到重视的版面设计、封面等。第二章分为三部分,首先对31期的《现代》杂志中的诗学现象进行统计,大体确定《现代》杂志的诗歌版图。其次,分析戴望舒、艾青、徐迟和陈江帆四位诗人及其诗歌创作,从而突出《现代》杂志为扶持本土诗人所作出的努力。最后是《现代》杂志中的诗歌翻译部分,以实例探讨其诗歌翻译的特点,进而研究1930年代西方现代诗歌对中国新诗创作的影响。第三章探讨《现代》杂志的译介与诗歌评论,首先介绍《现代》杂志的译介范围,然后对《现代》杂志诗歌批评个例进行分析,旨在突出中国本土诗人、学者为诗学建设所做的工作。

何昆^[8]（2018）在《《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1919-1949）》文中认为《诗经》自结集起一直是中国学术史上关注的重点,历代的《诗经》研究论着可谓汗牛充栋,但“五四”之前对《诗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学、文字训诂、名物制度等方面,对《诗经》民俗的研究尚未成为关注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西文化的交融碰撞激发出学者们的新思想,将传统《诗经》学研究中对民俗的关注大力发扬,使《诗经》民俗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1919——1949年间,学术界名家辈出,学贯中西的学者们以新的观念重新审视《诗经》研究,在研究观念、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方面多有创见。《诗经》不再被视为顶礼膜拜的经典,而是被视为民间歌谣总集。学者们开始采用新的研究视角、新的研究方法来阐释《诗经》,尤为突出的是对《诗经》民俗事象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本篇论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包括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所涉及的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第一章主要从近代社会转型与《诗经》新阐释;中西文化碰撞与《诗经》学研究新变;新式出版与《诗经》研究新风向三个方面对《诗经》民俗学阐释的文化背景进行了论述。第二章主要从新译今译与《诗经》民俗学阐释;文学史教科书与《诗经》民俗学阐释;民国期刊与《诗经》民俗学阐释三个方面对《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成果进行归纳总结。第三章主要从由经到俗的《诗经》研究新局面和经俗交汇的《诗经》民俗学阐释特色两方面对《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价值进行了论述。第四章主要对《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意义和《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局限进行了分析。结语主要对《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情况进行简要总结和展望。

彭楚怡^[9]（2018）在《论闻一多的文学语言观》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将研究视野集中于闻一多关于文学语言的理论与主张上,力图将他诸多分散的理论拾掇提炼,试加评析,力图作出较为系统、完整的阐释。根据闻一多文学语言观念的发展线索,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主要研究闻一多对文学语言的形式探讨。闻一多认为文学的精神必须依靠外部形式去表现,简言之在文学艺术领域绝没有无形式的内容,因此,他从初入文坛开始,就较早地走向了对语言形式的思考与构建道路。闻一多借助西洋治学的研究方法,将诗歌语言的结构成分切割为具体的元素,提出了“四元素”理论,对作为形式元素的“声”和“色”进行了详细说明。在这之后,闻一多进一步确定了语言形式美的重要原则——“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并最终构建起了一种精严的格律规范——新格律诗体,呈现出明显的唯美倾向和现代品性。第二章就闻一多论文学语言的弹性与张力问题展开详细论述。结合古典学术的研究成果和诗歌创作的具体经验,闻一多发掘了诗歌语言相比较其他艺术语言的绝大优势——语言的弹性,提出了“弹性”说。闻一多认为讲求弹性与张力的变异化语言是强化文学感染力的重要方面,而实现语言的弹性之美和张力强度有各种表现方式:打通语言与思想的隔阂,建立情感与哲思浑圆的语言机体;解决语言内部的赤裸性与暗示性、俗与雅、美与丑的冲突与互动,实现矛盾的张力与调和;平衡语言的个性与共性,实现语言的张力诉求。第三章探究闻一多论文学语言的情感表达与价值追求。闻一多将情感当做文学的本性存在,他在处理文学情感的语言表达中,视冷静与节制为重要环节,并辩证地调和了“理性节制情感”与“反对理性因素入诗”这一对矛盾的美学原则;在论述幻象与情感的关系中,闻一多认为具有幻象力的语言是情感的高潮抒发,并将幻象的运用当做情感抒发与表达的主要艺术手段。与此同时,闻一多的文学语言呈现着崇高的价值追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闻一多偏重语言的现实功能,将语言视作“生活的批评”和“时代的鼓手”,提出“鼓点式”语言观;在文学的创作与批评领域,闻一多坚持“效率”与“价值”兼顾的文学语言观,以“真善美”相统一作为其价值内核。

徐宁^[10]（2018）在《“以诗存史”与经典化选择 ——闻一多《现代诗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选本作为一种文学作品的形态,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孔子删诗”到《楚辞》、《昭明文选》再至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无不蕴含着选本对于推动文学作品的传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新诗选本在新诗诞生不久后就出现了,也产生了众多选本。闻一多的《现代诗抄》是中国现代新诗的一部重要选本。作为第一部完整概括新诗发展三十年变迁的选本,编者通过选取自新诗产生至1940年代中期这一时段的65位诗人的193首诗,对新诗发展前三十年的成就面貌进行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无论是它所体现的闻一多对于新诗的独特眼光和诗学、审美观念,还是它所蕴含的闻一多对于诗选的“以诗存史”的文学史意识以及对于新诗的经典化选择,都对后来诗史的书写和作家作品的接受与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闻一多的诗歌创作、诗学思想一直以来都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就其编选的《现代诗抄》的意义价值、诗学贡献还有待进一步探究。对《现代诗抄》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不仅能更深入地了解闻一多对于时人诗歌创作以及新诗发展的探索、认识和想象,而且有助于更全面深刻地把握闻一多的诗学观念。因此,研究《现代诗抄》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本论文主要研读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章主要对《现代诗抄》的编选情况进行概述。通过对《现代诗抄》编选的时代背景、诗坛背景进行梳理和分析,探索闻一多编选《现代诗抄》的目的及现实意义。对《现代诗抄》选录诗人的概况、选录诗作的文献来源进行细致全面的说明、考证、分析,考查选本的编纂概况。探索闻一多是如何让《现代诗抄》在众多选本中脱颖而出,实现自身价值的。第二章主要考证、分析闻一多在编选《现代诗抄》的过程中,他的诗人身份是怎样影响他的编选和修改的。通过与学者、出版商编选的面向社会、学校的其它新诗选本比较,探讨在《现代诗抄》的编撰上,闻一多作为诗人选诗时所具有的独特审美和个人眼光,以及所传达的诗歌审美观念和主体意识。并通过对《现代诗抄》中的诗作与选诗文献源进行版本比对,考查校订,分析闻一多在编纂《现代诗抄》的过程中所做的修改。进一步分析闻一多所传达的诗学观念以及他对新诗发展做出的探索。第三章从“以诗存史”和经典化选择两方面阐释《现代诗抄》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影响。探析闻一多在《现代诗抄》中是如何收录“诗史”之作、以“选”代史、进行文献保存,表达他“以诗存史”的文学史意识。如何以诗选勾勒出中国现代新诗前三十年的历史概况,展现新诗发展三十年的整体面貌。并从明确的诗人诗作经典化和选本与读者接受两个方面考查《现代诗抄》所做的新诗经典化选择。

二、论闻一多诗歌实践的局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闻一多诗歌实践的局限（论文提纲范文）

（1）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闻一多艺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对外传播视域下的陈世骧中国抒情传统观（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经典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现代》杂志与中国现代诗歌（论文提纲范文）

（8）《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1919-1949）（论文提纲范文）

（9）论闻一多的文学语言观（论文提纲范文）

（10）“以诗存史”与经典化选择 ——闻一多《现代诗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闻一多诗歌实践的局限（论文参考文献）

• [1]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D]. 辛欣.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D]. 高爽. 山东大学, 2020(10)
• [3]闻一多艺术思想研究[D]. 杜艳娇. 河南大学, 2020(02)
• [4]对外传播视域下的陈世骧中国抒情传统观[D]. 郭舒婕. 山西大学, 2020(01)
• [5]《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经典化研究[D]. 范则.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6]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D]. 袁龙.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7]《现代》杂志与中国现代诗歌[D]. 郭沁. 云南大学, 2019(03)
• [8]《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1919-1949）[D]. 何昆. 黑龙江大学, 2018(06)
• [9]论闻一多的文学语言观[D]. 彭楚怡.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10]“以诗存史”与经典化选择 ——闻一多《现代诗抄》研究[D]. 徐宁. 陕西师范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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