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约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徐衍[1]（2021）在《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的总方向。农村微型企业作为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途径,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呈现出巨大潜力。然而,伴随着农村微型企业数量增长,农村微型企业成长问题凸显,着重表现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能力弱、动力低的现实困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要支持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发源地,完善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大税费优惠和信贷支持力度。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其现代农业水平高,但地区营商环境差,如何有效助力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已成为东北地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全面振兴关注的焦点。那么,在东北地区营商环境不佳情况下,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现状如何?其“成长困境”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如何有效促进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都是亟待回答的现实问题。而现有研究中,关于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研究还缺乏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结合交叉研究范式探究现代农业发展水平高、营商环境不佳情境下的农村微型企业成长问题。因此,开展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研究,不仅利于各项纾难解困扶持政策落地,还能为农村微型企业家决策提供参考,丰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外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决策参考价值。本文按照“基础理论阐述—环境特征刻画—系统实证分析—理论实践探讨”的逻辑方案展开研究。首先,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从学理标准和法定标准上阐述微型企业、农村微型企业的内涵,介绍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内涵特征,明确研究基础理论,并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剖析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环境,分析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基本现状,论述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内外部困境,揭示其困境形成根源是企业成长动力不足、地区营商环境不佳、地区体制机制不活。其次,遵循复杂系统理论研究模式,基于耗散结构理论和改进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机理的“动因—阶段—路径”分析框架,论述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动因,识别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初创期、发展期、成熟期、再成长期阈值,归纳得出以资源禀赋、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及其合力为动力的农村微型企业成长路径。再次,从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状态和成长程度双维度出发,阐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三个维度因素选取理论依据和内在逻辑,构建出基于拓展计划行为理论的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利用东北地区807份微观企业实际调研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实证检验得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核心因素是有形制度环境、创业机会识别、朋友、情感信任和社会信任。然后,在融合彭罗斯企业资源成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GEM法、Pearson法和变差系数全面筛选并构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和Topsis模型开展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评价后发现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影响要素包括成长资源、成长战略、成长能力三方面,可划分为波动增长、平稳增长、波动下降和平稳下降四种类型。最后,通过借鉴典型国家和东部省份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经验,从农村微型企业和制度安排两个层面提出具体、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史晓玲[2]（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认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李燕[3]（2020）在《基层统战工作促进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研究 ——基于S市G区的调查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新社会阶层是在中国社会结构快速变迁与发展进程中产生并成长起来的新的社会群体,主要包括四类人士,即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以及新媒体从业人员。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包括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职业发展融进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伟业之中,不断增进对社会主义社会、政党、政府的认同与支持,不断提高政治社会化程度和水平。近年来随着新社会阶层群体的发展壮大,新社会阶层统一战线工作成为统战工作的重中之重。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大统战格局,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完善照顾同盟者利益政策”,以促进政党关系、阶层关系等和谐;2020年两会也强调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汇聚强大能量,发挥各领域统战成员优势,加强新社会阶层人士在内的统一战线成员的联系。其中基层统一战线工作又是直面新社会阶层的主要阵地,基层统一战线工作所具备的制度保障的合法性优势、民主协商和团结引领优势、思维创新与资源整合优势,对于促进新的社会阶层政治认同进而完善个体政治社会化并提升社会整体政治社会化程度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从维护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巩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推动现代化建设的角度出发,以政治社会化理论、政治认同理论和统一战线理论作为理论基础,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实证方法主要包括个案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论文包括导论、结论和正文五章,正文部分从政治认同、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基层统一战线工作等概念切入,具体分析了新社会阶层统一战线工作方针和原则、基层统一战线工作与实现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的内在统一性及其优势。以S市G区统战工作致力于促进和实现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为个案进行深度研究,通过走访调研和深度访谈,了解了S市G区统战工作针对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建构的制度、联盟以及开展灵活多样的活动等工作机制;通过对新社会阶层群体政治认同状况的问卷调查,建构分析模型,根据调查数据具体分析了四类群体在政策认同、政党与政府认同、国家认同、政治文化认同等方面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同时也对新社会阶层人士对该区统战工作促进政治认同机制的满意度进行了测量。最后针对促进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了优化基层统战工作机制,促进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的对策,主要包括:加强新社会阶层统一战线与政治认同的理论研究;促进政策认同与文化认同成效;以党建引领完善G区大统战格局;重视人才、注重发挥精英人士的榜样作用;针对四类新社会阶层在政治认同取向上存在的差异分类施策等。希望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拓展新社会阶层、基层统一战线以及政治认同的研究视域。
刘志永[4]（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董鑫[5]（2020）在《从精英主导到自主发展：乡村社会变迁中村民自主性的建构 ——行仁庄村再调查》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近些年来农村空心化、衰竭化、边缘化以及农田荒废、农民收入增长乏力等问题开始显现。如何破解农村发展问题,实现农村的再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成为政府和学界关心的重大问题。为解决农村发展问题,党的十九大确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迫切要求。乡村振兴战略前后的三个“一号课题”,分别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激发内生动力”“提升农民主体性”等要求,都在强调应该发挥农村主体力量的作用。本文认为,这种主体力量即为乡村生活的主体——村民,而村民自主性更是目前乡村发展的关键。本文中村民自主性指的是在乡村发展中,村民是真正的发展主体,其能够有效参与乡村生活,并根据自身与家庭的发展目标,提升其自主决策、自主规划、自主管理能力,最终实现自身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全面发展,进而表征为乡村全面发展。本文的核心命题是村民自主性的获得机制是什么?是仅仅由于村庄内部传统乡村精英治理机制衰落凸显而来的?还是完全依靠外部市场因素推动乡村经济、政治、社会变革而来的?本文认为,村民自主性的形成是村民在其自身“过好日子”的内在需求下,合理利用村庄内外部资源的基础上共同建立的。具体至中国的乡村发展实际,由于乡村精英尤其是以书记为代表的传统乡村政治精英作为国家权力在基层的延伸,在乡村发展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开始至改革开放前,传统乡村政治精英成为乡村社会权威的主要呈现形式,在集体主义的情境下,普通村民个体的“存在”常常被掩盖,其个体的能动性、自主意识以及自主选择的行动都被极大程度地限制。而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分税制改革以及集体企业的衰落,使传统乡村政治精英的影响力逐渐削弱,村民整体的自主性被极大地激发,村民积极获取村庄内外部资源,依靠自主行动实现了自身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全面发展,进而逐步成为乡村发展的主要力量。但是,乡村社会的这种具体变迁历程如何?其多元化发展的过程是怎样的?传统政治精英主导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是如何向村民自主治理、自主发展、自主生活转向的?回溯并分析这一过程对于我们讨论中国乡村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的内在运行机制和发展中的“潜功能”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以此为基础,本文选取河北省行仁庄村为调查点,从新内生发展理论视角出发,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对该村从传统政治精英主导乡村发展到村民自主发展的历程进行梳理,探讨乡村不同发展阶段中乡村精英与村民之间的行动关系,进而探讨在这期间村民自主发展壮大的过程以及村民自主性的形成过程,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发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秩序形成机制和动因。本研究发现传统乡村政治精英在乡村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体现在村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中:第一,在经济生活中,传统乡村政治精英主要掌握村庄生产资料的控制权、生产经营的管理权与经济发展的规划权;第二,在政治生活中,传统乡村政治精英建立了同质化干部队伍、形成封闭化政治参与以及村干部权力真空;第三,在社会生活中,村民的行政程序认证需求与生产生活利益诉求只能被动依赖于传统乡村政治精英的作为。但是,传统乡村政治精英地位的形成则来源于特定历史条件与社会背景的政治授权,因此而形成的集体化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与人民公社的制度化组织都是不断强化政治精英权威的重要政治基础,这种历史惯性在改革开放初期一直深刻影响着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在传统乡村政治精英主导乡村发展的过程中,村民的自主性只能局限于科层制管理下的微观选择中,比如为降低生产成本而选择在集体企业中打工谋生等。而后伴随市场经济发展深入,村民自主性不断被呈现,具体表现在:第一,在经济生活中,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与大众传媒的普及,村民实现了社会资本的自主利用与信息渠道的自主获得。并在综合已获得的内、外部资源的基础上,自主规划个人与家庭的经济发展方向。并且能够根据市场经济提出的新要求,个人通过继续社会化,实现经济角色的自我发展。第二,在政治生活中,行政化的村民自治制度（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强化了村民的“自我存在感”,村民政治参与意愿不断提升,更加热情主动参与村委会选举活动,并审慎行使投票权。此外,村民的民主监督意识不断增强,通过上访告状等方式,制约监督村庄管理者的行为。第三,在社会生活中,村民通过自身的选择与具体行动,使村落共同体要素得以维系。村庄边界并未完全消失,村民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与情感联结,并通过互惠行为进一步巩固着村民之间紧密的情感联结。早期进入市场并获得成功的村民成为村民自主发展中的关键节点,其将关系网络内部的村民串联起来,为他人发展提供相应帮助。而随着村民掌握的信息与资源逐渐丰富,自主选择职业的机会进一步增多,使其摆脱了以往离家外出打工这种牺牲情感效益来获取经济效益的谋生方式,而是根据自身与家庭需要,实现市场经济下情感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最终由点成线,形成了以血缘、亲缘、地缘为核心的村民自主发展模式。可以说村民自主发展的过程,就是村民自主性形成的过程,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平等的经济发展秩序促成了广大村民的有效参与,使村民由集体经济期间一个单一的劳动力提供者或者生产资料的简单加工者,转变为生产、加工、销售阶段积极的规划者、利益分享者和维护者。而平等竞争的经济、政治环境又提升了村民的自主发展能力,经济上的市场化选择提升了村民自主获取生产资料、灵活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能力,政治上的自治制度促进了村民权力意识觉醒以及政治参与能力提升。加之留存下来的村落共同体要素促使村民形成了互助式的发展秩序,使精英与普通村民各司其职,实现社会生活自立的同时避免了个体原子化的负面结果。最终促成了村民在经济生活中的自主发展、政治生活中的自主参与、社会生活中的自主选择,共同促进了村民自主性的形成。
陈良敏[6]（2020）在《进城农民工市民化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镇化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对于中国而言,要实现城镇化必须依靠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实现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的增长。要达到借由城镇化激发更多消费,实现经济内生增长,必须依赖于农业转移人口的生计转型乃至市民化。党和国家越来越意识到仅仅依赖于常住人口规模增长的局限性,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愈加重视。自2000年以来,我国对农民工流动的政策导向从限制流动转向引导流动,中央出台了包括《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发[2000]11号）、《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号）等一系列文件指导城镇化工作。2010年后,为助力有序推进市民化进程,我国多次在“中央一号文件”反复强调市民化的重要性,此后出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国发[2014]40号）等系列文件要求差别化有序推进市民化和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在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上再次强调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城镇化发展。这是我国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进程中具有新时代意义的重要任务。2019年,国务院出台《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和《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再次强调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见,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目前我国城镇化推进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议题。进城农民工占农业转移人口的八成以上,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效,既决定着农民工家庭生计转型成效,也决定着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效。因此,研究进城农民工市民化水平,以及探究影响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第一,比较分析进城农民工就业、工资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变动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第二,利用公开数据库对进城农民工样本进行广义市民化测度,估计出经济、公共服务、社会融合和心理融入等维度市民化水平,对进城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进行总体和区域性的分析,理解不同区域进城农民工广义市民化的差异性。第三,根据人口迁移理论、农户行为理论和社会融合理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理解进城农民工不同维度市民化的制约因素和促进因素。第四,基于社会分层理论,从农民工分化的角度探讨不同分化群体的进城农民工广义市民化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为实行分群体和分阶段的市民化政策提供参考建议。本研究围绕研究目标展开研究,基于多学科理论,采用多种计量研究方法分析进城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第二章采用2013和2017年的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使用组间均值差异方差分析法对进城农民工就业、工资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变化进行研究。第三章采用2017年的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广义市民化指标体系的26个指标进行测算,并用核密度函数进行总样本和省际层面的分析。在广义市民化的影响因素章节中,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对具体分析生计资本、城市因素、家庭特征和个人特征等多方面因素对进城农民工经济、公共服务、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等多方面市民化水平的影响,一方面提高模型回归结果的可信度,另一方面可对不同市民化水平居民的具体影响进行深化讨论。本研究主要结论包括:一、进城农民就业、工资和基本公共服务有所改善,主要表现在进城农民工在第三产业、白领行业就业的比例有所增加,工资收入明显增长,在就业地社会保险缴纳率有所提高,在就业地购置自有房的比例有所上升等。二、进城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处于非协同状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总体上经济市民化、公共服务市民化、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四个维度市民化水平处于不均衡、非协同状态;二是区域性上进城农民工广义市民化水平出现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陆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三是同一城市内不同维度广义市民化发展不平衡。三、进城农民工市民化在不同代际、不同阶层和不同流向的群体存在明显的差异,总体上而言新生代、高阶层和流动范围较近的群体广义市民化水平相对较高,但在具体维度也存在差异性。四、生计资本和城市特征对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较大,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生计资本对进城农民工广义市民化具有促进作用,同时城市人口密度、产业结构和财政投入结构等方面与进城农民工广义市民化存在紧密联系。五、不同代际、不同阶层和不同流向的进城农民工对影响因素的反映差异较大,主要表现在不同分化群体进城农民工广义化水平对不同类型的生计资本的反映明显不同。本文可能取得以下几点创新:第一,结合宏观和微观数据对进城农民工广义市民化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已有经典迁移理论中都肯定了宏观和微观驱影响因素素对劳动迁移的影响,行为主义也尝试着将宏观和微观因素相结合来具体探讨个体的行为。而在社会融合的相关研究中社会环境等因素虽然被考虑其中,但仍主要从个体特征方面来具体讨论。本文采用城市的宏观数据和流动人口的微观数据相结合对市民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可以从空间和个人两个维度更全面理解市民化的逻辑,可为城市本身指定政策指导和针对群体设计措施提供参考。第二,采用农民工分化视角深入讨论不同维度广义市民化及原因。以往研究多是将农民工视为一个同质性的群体,随着城镇化推进,进城农民工逐渐演化成不同的群体。部分研究也开始从农民工内部分化的视角对农民工市民化进行研究。目前采用的视角包括代际分化、阶层分化、流向分化等。本文结合代际分化和流向分化,基于社会分层理论引入阶层分化的角度,剖析农民工分化与市民化之间的关系,对不同农民工子群体的市民化及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探究不同农民工子群体的市民化呈现出的相似性或差异性。
陈亚男[7]（2020）在《民营经济的就业吸纳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面临着国际形势严峻、国内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稳定经济增长的首要工作是稳定就业。我国劳动力人口数量众多,就业总量庞大,缓解就业总量压力始终是一项重大挑战。根据不同经济类型就业人数数据发现我国民营经济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数据显示目前民营经济对城镇就业贡献量超80%。民营经济组成部分比较复杂,包含多种经济类型,各种经济类型对就业吸纳能力有较大的差异性。行业之间、不同地区本身就存在差异性,民营经济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发展对就业吸纳能力的影响也有较大的差异性。因此研究民营经济发展在不同经济类型、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对就业吸纳能力及其影响因素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数量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现状进行梳理,总体上民营经济正在迅速发展。选取就业弹性系数和新增就业率两个指标,横向分析民营经济七种经济类型对就业吸纳能力影响的差异,得出私营经济对吸纳就业的潜力最大。因此选取私营经济代表民营经济进行纵向研究。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分析私营企业不同行业吸纳就业能力的差异,得出与全国私企就业人数关联度较高的行业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这些行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说明我国私营经济在第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最强。选取失业率和就业弹性两个指标纵向分析不同地区私营企业吸纳就业能力的差异,得出对就业吸纳能力较高的省市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部,西南、西北片区吸纳就业能力较差。本文通过建立面板模型研究中部、东部、西南、西北四个地区私营企业对就业吸纳能力差异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私营企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是影响中部和东部私营企业就业吸纳能力差异性较大的主要因素,提升私营企业就业人员工资会为当地私营企业吸纳就业带来较大的影响,私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是影响西南、西北私营企业吸纳就业能力差异较大的主要因素,增加对私营企业投资,会较大程度的提升当地私营企业就业吸纳量。说明西南和西北地区私营企业发展规模与速度低于中部和东部,需要加大投资发展,而中部和东部地区的私营企业需要完善工资薪酬制度,提升就业人员工资水平。
刘蓓[8]（2020）在《绿色劳动测度及多主体驱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单一注重经济产出的生产方式也造成了劳动主体、劳动产出、劳动关系的非绿色化问题,如何把关注点从单一注重经济产出转移到实现整体多元劳动系统的绿色发展,成为当前我国劳动管理领域的重要议题。在我国全面实施绿色发展战略的时代背景下,推行绿色劳动,打造本质状态绿色、交互绿色、发展绿色和演化结果绿色的劳动样态对于有效解决多主体、跨层级的劳动管理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准确理解绿色劳动内涵,规划绿色劳动整体性建构逻辑及其实现路径,不仅是剖析当前国内劳动样态的现实境遇及其状态特征的有效手段,更是建设和谐中国的必然选择。本研究遵循“问题提出-理论溯源-实证研究-多主体仿真实验-政策提出”这一总体研究思路,结合行为学、哲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探析了绿色劳动理论模型,并基于空间状态线索和时间演化线索构建了立体的、演进的绿色劳动实现路径。具体来说,本研究通过7000余名调查对象的数据分析结果,通过文献研究、质性分析和实证研究等方式剖析了绿色劳动内涵与国内水平;更通过构建并修正绿色劳动多主体驱动模型、解析不同社会情景下绿色劳动多主体策略演化博弈研究以及仿真模拟实验等方式阐释了绿色劳动的多主体行为策略模型与驱动机理,并由此提出综合性政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展示如下:一是构建绿色劳动内涵,对绿色劳动基本测度体系、相应测量指标进行开发与设计。（1）本研究界定了涵盖“内在状态绿色”、“外部交互绿色”、“发展过程绿色”和“演化结果绿色”的绿色劳动内涵,并基于空间线索界定了涵盖劳动者、组织和政府等多要素在内的绿色劳动核心主体,基于时间演化线索剖析了绿色劳动的核心演化要素;（2）绿色劳动是一个包含绿色劳动者、绿色行动、绿色作业、绿色关系、绿色防护、绿色制度、绿色氛围和绿色法制等8个基本测度、共48个指标题项的多维结构。二是国内绿色劳动现实水平解析,对低绿色劳动群体进行画像。（1）基于实证调研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当前国内的绿色劳动水平低于中值,且各测度得分的劣性值检出率较高,表明当前国内劳动者的劳动状况并不理想;（2）国内绿色劳动现状的群体画像结果显示具备以下属性特征的群体是后续推动绿色劳动建设应当重点关注的对象:女性群体、相对年轻、低学历、低收入、未婚、工作年限短、从事相关办事工作和服务性工作、位于东部经济地区、全职劳动者。三是绿色劳动多主体驱动模型构建与修正,刻画了各劳动核心主体的空间存在现状与相互作用机制。（1）劳动者层面的实施意愿主要受到职业危机感、规避处罚、隐性约束等变量的直接影响,且支持感知变量的影响效用最大。工作自主性在相关直接因素变量与劳动者绿色劳动实施意愿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情景性因素与选择成本等因素也是调节劳动者工作自主性与其绿色劳动实施意愿之间关系的重要变量;（2）组织层面的绩效偏好、控制感知、员工储备等变量对其推动意愿产生显着影响,且反馈推动变量的影响效用最大。实施策略认知在这类变量与绿色劳动推行意愿之间起到中介效用,投入成本和行业竞争等变量可以影响实施策略认知与其绿色劳动推行意愿之间的关系;（3）政府层面的内生职责、形象塑造和诉求感知等变量对政府管理部门的绿色治理推行意愿产生显着影响,且诉求感知的直接影响效用最大,也是其他变量与绿色劳动推行意愿关系间的中介变量。治理投入和治理难度是调节诉求感知与政府管理部门绿色劳动推行意愿调节变量。该部分内容构建了整篇研究的“隐性”理论框架与实证基础,为后续深入解析各主体策略选择、探索空间线索下绿色劳动的实现路径提供实证依据。四是绿色劳动多主体多情景演化博弈分析,解构多维空间状态下的多主体绿色劳动策略演化模型。本节研究是关于空间线索下绿色劳动实现路径的具体解析,通过构建政策支持、员工反馈和诉求感知情景,分析不同行为主体策略选择的交互机制以及核心影响参数:（1）基于多情景的演化博弈结果表明劳动者、组织与政府之间的演化策略彼此影响、相互制约;（2）劳动者策略选择受到实施绿色劳动的成本与收益、政策红利、组织管理制度、向上反馈和诉求的成效与结果等因素的影响;（3）组织策略选择受到管理成本与收益、政策监管与惩戒、政策激励、劳动者诉求与反馈、舆论导向等因素的影响;（4）政府部门策略选择受到治理成本与收益、财政资源、政策实施、社会损失、舆情导向、组织和劳动者策略等因素的影响。五是多主体多情景行为策略仿真实验的开发与执行,解析时间线索下绿色劳动各主体的多维策略演化路径与变化特性。本节研究是关于时间演化线索下绿色劳动实现路径的具体解析:（1）政策支持情景下的仿真分析结果表明,劳动者和组织主体的策略演化结果倾向于实施/推行绿色劳动,而政府在多主体策略演化过程中存在“搭便车行为”,此时实施降低治理成本、削减政策激励措施的“低成本、弱激励”措施,助力政府实施“强支持”策略,是未来实现绿色劳动的重要手段;（2）员工反馈情景下的仿真结果表明,劳动者积极的反馈举措是促使组织和政府实施相应绿色劳动措施的重要因素,但是劳动者会出于可获收益的考量而倾向于选择“不反馈”策略。此时引导劳动者的“高参与”观念是实现绿色劳动的重要途径。组织实施绿色劳动管理制度的同时会衡量实施成本与收益,因此提升组织实施绿色劳动管理制度的“高效能”感知,实现“低成本”发展,对于实现绿色劳动尤为重要;（3）诉求情景下的仿真结果表明,当政府积极推行绿色劳动治理,组织实施相应的绿色劳动管理制度时,劳动者存在“搭便车”行为。此时,提升劳动者的诉求收益,助力劳动者达成“强诉求高收益”状态是实现绿色劳动的重要途径之一。组织和政府会因为劳动者的“强诉求”措施而积极推行绿色劳动,尤其是助力组织实现“高效能”管理、政府实现“强推行低成本”治理是推行绿色劳动的重要途径。最后,基于针对各主体相互作用机制的空间状态视角以及行为策略的时间演化视角,本研究提出了具有要素集群建设属性的绿色劳动多维实现路径,为促进我国绿色劳动建设有序推进提供借鉴。该论文有图61幅,表170个,参考文献392篇。
许艳青[9]（2020）在《新社会阶层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不仅最大限度地拓宽了国家治理创新的外延空间,也进一步促进了治理理论和治理方式的变迁。在此背景下,作为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参与国家治理的主体之一,新社会阶层参与国家治理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命题。新社会阶层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并逐步壮大起来的社会新群体。1978年以来,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在党和国家一系列政策的作用下,脱胎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新社会阶层,由弱到强,逐步成长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新阶层。在4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中,新社会阶层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始终发挥重要作用。毋庸置疑,新社会阶层已经成长为国家治理中不可忽视的参与主体。引导并促进新社会阶层在国家治理中更自主、高效地发挥其积极作用是将我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体现。本文从协作治理理论、中产阶级理论出发,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立足于当前我国的国家治理实践,分析目前新社会阶层在国家治理中作用发挥的现状。基于此,发现新社会阶层虽然在国家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日益凸显,但是也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功能的有效发挥依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其一,受到制度方面的制约:组织管理机制不健全、参与治理的渠道平台不完备、治理环境的法治供给不足;其二,面临新社会阶层自身发展的困境:阶层意识不成熟、自我身份的认同感较低、新社会阶层组织发展滞后;其三,受到了社会协作方面的制约:大众观念缺失、阶层之间良性互动不足、多元协作深度不够。最后,针对制约因素提出三条优化路径:第一,新社会阶层自主发力,实现自主化参与;第二,党和政府精准助力,实现法治化、制度化参与;第三,多元协作形成合力,实现民主化参与。通过多管齐下,促进新社会阶层在国家治理中进一步有效发挥积极作用,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贡献应有的力量。
赵静[10]（2020）在《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原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企业家作为重要的市场微观主体,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开始日益受到社会关注。李克强总理早在2014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就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希望通过双创行为来激发民族的创业精神和创新基因,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与公平正义。现实经济运行中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也的确印证了这样一种观点: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或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一批充满活力的企业及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群体。通过研究国内外企业家群体的时空分布,可以发现,从分布时间来看,企业家群体的出现是离散而非连续的;从分布空间来看,某一特定时期企业家群体在地域上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非均匀性。企业家群体的分布缘何呈现出这种时间上的非连续性和空间上的非均匀性?企业家群体形成的背后存在怎样的深层次原因?是否可以归纳和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适性的影响因素,以便对当代企业家群体的培育壮大提供有益参考?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也正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本文分析内容共八章。第一章交代了研究背景和意义,并对全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可能的创新之处进行了介绍。第二章梳理分析了企业家理论的相关文献。第三章、第四章基于国内外大量的文献研究和案例梳理,分析了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间非连续性和空间非均匀性特征及原因。并选取了不同时空背景下企业家群体崛起演进的典型阶段进行详细阐述,从宏观视角出发探讨了企业家群体形成的主要原因。第五章引入企业家行为理论,构建了个体企业家行为选择模型,分析了个体企业家创业决策过程及影响因素,考察了微观层面企业家形成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个体企业家到群体企业家的形成机理。第六章构建了企业家群体形成的影响因素模型,利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第七章从空间异质性视角出发,分别基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构建了空间面板模型,深入考察了我国省域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相关性、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第八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结合新形势下我国企业家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对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展望。通过较为系统的分析,本文主要得到了如下结论:第一,通过对国内外历史上企业家群体崛起演进典型时期的分析,本文发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技术革命、市场变化、地理发现、政府政策和战争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对这种时间分布的非连续性特征进行诠释。同时,通过对特定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企业家群体崛起典型案例的分析,本文认为,不同区域企业家创业精神、地方政府政策、地区金融资源、区域地理位置和交通完善状况等因素可以对企业家群体空间分布的非均匀性特征作出解释。此外,通过案例分析还得出了几个具有启发性的观点:企业家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路径依赖性;制度环境和企业家创业活动之间的良性耦合非常重要;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有助于企业家群体的产生和发展。第二,本文认为,个体企业家创业决策过程可以分为企业家捕捉市场机会和企业家实现市场机会两个阶段,并进一步细化为企业家识别市场机会、评价市场机会、掌握市场机会和应对不确定性四个重要环节。这一创业决策过程中企业家创业活动将受到企业家个人创业能力、外部市场环境、政府政策变化、信息供给状况四个主要因素的影响。区域内群体企业家的形成更多是基于创新——模仿的的“扩散模型”,领头企业家通过成功的创新活动产生了示范带动效应,随之引起了潜在企业家的跟随模仿,进而在区域内产生了扩散效应。第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家群体形成与企业家创业能力、外部市场环境、信息供给状况以及政府政策扶持等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外部市场环境和信息供给状况对我国企业家群体形成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相比之下,政府政策支持力度的作用效果较弱。这一结论暗示了未来加大创业政策扶持力度,或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我国企业家的创业活动状况。第四,基于空间异质性视角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省域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溢出效应十分显着,企业家活动活跃的地区对邻近地区的企业家形成具有明显的溢出和带动效应。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企业家群体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均具有促进作用,但相对而言技术创新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力度较弱。第五,结合新形势下我国企业家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本文提出了消除区域之间市场壁垒、加快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应用、提升金融资源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和效率、完善企业家创业扶持政策、加大欠发达地区互联网资源的投入、重视企业家接班人培养等几方面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国家或地区层面企业家群体的培养提供一些借鉴。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研究视角与立足点的创新。本文将企业家群体的时空分布特征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并首次提出了企业家群体时间分布的非连续性特征和空间分布的非均匀性特征。二是创新性地构建了个体企业家的行为选择模型,探讨了个体企业家及群体企业家的形成机理。本文引入不确定性,以个体企业家创业行为选择为切入点,构建了企业家行为选择模型,考察了微观层面企业家创业决策过程及影响因素,并拓展性分析了从个体企业家到群体企业家的传导机制。三是基于空间溢出视角分析了我国省域企业家群体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细化并分别构建了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并探讨了这两类空间权重矩阵下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效应大小。四是首次将以互联网发展为代表的信息供给指标引入实证分析中,探讨了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群体形成是否会产生某些影响。
二、制约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制约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点 |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微型企业 |
| 2.1.2 农村微型企业 |
| 2.1.3 企业成长 |
| 2.1.4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企业成长理论 |
| 2.2.2 生命周期理论 |
| 2.2.3 耗散结构理论 |
| 2.2.4 计划行为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现状分析 |
| 3.1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环境分析 |
| 3.1.1 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
| 3.1.2 东北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 3.2 东北地区微型企业成长现状分析 |
| 3.2.1 微型企业数量与占比 |
| 3.2.2 微型企业的就业人数 |
| 3.2.3 微型企业行业与增值 |
| 3.2.4 微型企业运行的状态 |
| 3.3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困境 |
| 3.3.1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内部困境 |
| 3.3.2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外部困境 |
| 3.4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困境的原因 |
| 3.4.1 企业成长动力不足 |
| 3.4.2 地区营商环境不佳 |
| 3.4.3 区域体制机制不活 |
| 3.5 本章小结 |
| 4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机理分析 |
| 4.1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机理框架构建 |
| 4.2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动因分析 |
| 4.2.1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动因来源 |
| 4.2.2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动因模型 |
| 4.2.3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动因解析 |
| 4.3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阶段分析 |
| 4.3.1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阶段划分 |
| 4.3.2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阶段特征 |
| 4.4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路径分析 |
| 4.4.1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资源禀赋路径 |
| 4.4.2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制度变迁路径 |
| 4.4.3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技术进步路径 |
| 4.4.4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三元合力路径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影响因素分析 |
| 5.1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5.1.1 行为态度 |
| 5.1.2 主观规范 |
| 5.1.3 感知行为控制 |
| 5.1.4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 5.2 样本来源与变量选择 |
| 5.2.1 样本来源 |
| 5.2.2 样本特征 |
| 5.2.3 变量选择 |
| 5.3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影响因素交叉分析 |
| 5.3.1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水平分析 |
| 5.3.2 企业行为态度与企业成长 |
| 5.3.3 企业主观规范与企业成长 |
| 5.3.4 企业感知行为控制与企业成长 |
| 5.4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
| 5.4.1 实证模型 |
| 5.4.2 模型检验 |
| 5.4.3 估计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评价 |
| 6.1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理论分析 |
| 6.1.1 成长资源 |
| 6.1.2 成长能力 |
| 6.1.3 成长战略 |
| 6.1.4 成长性评价理论模型 |
| 6.2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指标选择 |
| 6.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2.2 评价指标体系的初选 |
| 6.2.3 评价指标关键性筛选 |
| 6.2.4 评价指标相关性筛选 |
| 6.2.5 评价指标代表性筛选 |
| 6.2.6 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
| 6.3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评价模型构建 |
| 6.3.1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评价思路 |
| 6.3.2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评价方法 |
| 6.4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实证评价 |
| 6.4.1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指标权重 |
| 6.4.2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水平分析 |
| 6.4.3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分类分析 |
| 6.4.4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共性问题 |
| 6.4.5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差异解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国内外经验与启示 |
| 7.1 国外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经验 |
| 7.1.1 美国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经验 |
| 7.1.2 日本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经验 |
| 7.1.3 德国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经验 |
| 7.2 国内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经验 |
| 7.2.1 上海市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经验 |
| 7.2.2 江苏省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经验 |
| 7.2.3 浙江省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经验 |
| 7.3 国内外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经验对东北地区的启示 |
| 7.4 本章小结 |
| 8 促进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政策建议 |
| 8.1 农村微型企业政策建议 |
| 8.1.1 夯实农村微型企业成长资源 |
| 8.1.2 提高农村微型企业成长能力 |
| 8.1.3 实施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战略 |
| 8.1.4 搭建农村微型企业社会信任 |
| 8.2 制度建设政策建议 |
| 8.2.1 推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长效政策 |
| 8.2.2 优化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有形环境 |
| 8.2.3 完善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无形环境 |
| 8.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调查问卷 |
| 附录2: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专家打分表 |
| 附录3: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企业打分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东北林业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确认表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基层统战工作促进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研究 ——基于S市G区的调查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关于政治认同的研究 |
| (二)关于统一战线的研究 |
| (三)关于社会阶层的研究 |
| (四)新社会阶层及其统一战线研究 |
| (五)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问题研究 |
| (六)简要评述 |
| 三、本文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结构安排 |
| 四、研究方法 |
| (一)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 |
| (二)问卷调查与访谈调查 |
| (三)个案研究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
| 一、认同与政治认同 |
| (一)认同的概念、特征与类型 |
| (二)政治认同的涵义与实质 |
| 二、新社会阶层与新社会阶层的政治认同 |
| (一)新社会阶层的内涵及其构成 |
| (二)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议题建构的四个维度:政策认同、政党与政府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 |
| 三、基层统一战线工作与新社会阶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含义 |
| (一)基层统一战线工作 |
| (二)新社会阶层统一战线工作和原则 |
| 四、理论基础 |
| (一)政治社会化理论 |
| (二)政治认同理论 |
| (三)统一战线理论 |
| 第二章 基层统一战线工作促进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的意义和优势 |
| 一、促进政治认同是新阶层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心 |
| (一)新阶层统一战线工作以增进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为落脚点 |
| (二)新阶层统一战线工作以增进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为工作方向 |
| (三)基层统一战线是增强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的重要阵地 |
| 二、新时代基层统一战线工作促进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的意义 |
| (一)促进新阶层政治认同是民族复兴“做大同心圆”的要求 |
| (二)促进新阶层政治认同是强化党的领导权的要求 |
| (三)促进新阶层政治认同是政治系统获得合法性的基础 |
| 三、基层统一战线工作对提升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的优势 |
| (一)制度保障的合法性优势 |
| (二)民主协商与团结引领优势 |
| (三)思维创新与资源整合优势 |
| 第三章 S市G区促进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的统一战线工作机制及其运行成效 |
| 一、S市G区新社会阶层概况 |
| 二、实证调查状况说明 |
| (一)访谈与实地考察走访调研 |
| (二)问卷调查 |
| 三、S市G区促进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的统战工作机制 |
| (一)建构了具体的制度与章程 |
| (二)搭建了新阶层联盟组织平台 |
| (三)建立了多部门协调共治机制 |
| 四、S市G区促进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的统战工作举措 |
| (一)促进政策认同策略 |
| (二)促进政党与政府认同策略 |
| (三)促进国家认同策略 |
| (四)促进文化认同策略 |
| 五、S市G区统战工作促进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成效:基于测评数据的分析 |
| (一)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简单模型建构 |
| (二)G区四类新社会阶层人士总体政治认同状况分析 |
| (三)G区新社会阶层关于政策、政党与政府、国家、政治文化四个维度认同状况分析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S市G区统战工作促进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中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S市G区统战工作促进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中存在的不足 |
| (一)四类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中的政策认同度相对较低 |
| (二)自由职业人员和新媒体从业人员的国家、政党与政府认同度相对较低 |
| (三)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和社会组织人员的文化认同度相对较低 |
| 二、S市G区统战工作促进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问题的影响因素 |
| (一)促进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的机制建设不够完善 |
| (二)影响新社会阶层政策认同的因素分析 |
| （三）影响新社会阶层国家、政党与政府认同的因素分析 |
| （四）复杂的社会思潮直接影响新社会阶层文化认同 |
| 第五章 优化基层统战工作机制以增强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的路径 |
| 一、加强新社会阶层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研究与人才队伍建设 |
| (一)加强对新社会阶层统战对象的研究 |
| (二)开展各利益群体统一战线工作关系研究 |
| (三)运用理论创新推动新社会阶层统一战线工作创新 |
| (四)加强统战队伍人才培养增强统战工作活力 |
| 二、从政策认同着手提高政治认同效果 |
| (一)提高政策的科学民主化水平协调各方利益 |
| (二)做好政策宣传以提升新阶层政治认知水平 |
| 三、充分发挥文化认同功能提升新社会阶层的政治认同程度 |
| (一)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思想引领作用 |
| (二)继续发挥利用地域传统文化与现代制度文化优势 |
| (三)继续以公益精神提升新社会阶层的社会责任感 |
| 四、完善G区新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的大统战格局与制度化建设 |
| (一)完善大统战格局与制度化建设 |
| (二)加强基层统战工作规范化与制度化建设 |
| (三)完善新社会阶层统战工作评价体系 |
| (四)拓宽政治引导与政治安排渠道 |
| 五、针对新社会阶层四类群体政治认同中的问题分类施策 |
| (一)新媒体从业人员:监管与服务引导相结合 |
| (二)私营企业和外资管理技术人员:利益机制与思想教育有机结合 |
| (三)自由职业人员:扩大统战工作网络覆面盖以加强沟通 |
| (四)社会组织和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培养造血能力以增强政治认同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S市G区新社会阶层调查问卷 |
| 附件2:S市G区新社会阶层访谈提纲 |
| (一)关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的访谈提纲 |
| (二)关于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访谈提纲 |
| (三)关于自由职业人员的访谈提纲 |
| (四)关于新媒体从业人员的访谈提纲 |
| 附件3:S市G区统战工作促进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调研简况表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他成果 |
| 致谢 |
（4）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5）从精英主导到自主发展：乡村社会变迁中村民自主性的建构 ——行仁庄村再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理论视角与核心概念 |
| 一、理论视角 |
| 二、核心概念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对象 |
| 三、资料收集方法 |
| 第二章 政治精英主导下的乡村发展与自主性“遮蔽” |
| 第一节 村庄发展概况 |
| 一、行仁庄村的经济发展 |
| 二、行仁庄村的乡村精英 |
| 第二节 村民自主发展能力的界限 |
| 一、精英主导的经济生活 |
| 二、精英主导的政治生活 |
| 三、精英主导的社会生活 |
| 第三节 政治精英制度化权力的弊端 |
| 一、政治精英主导乡村发展的内在逻辑 |
| 二、村民自主性的受限 |
| 第三章 村庄经济政治结构多元化重构与自主性显现 |
| 第一节 村庄发展概况 |
| 一、经济发展多元化 |
| 二、经济精英扩大化 |
| 第二节 政治精英权力的收缩 |
| 一、农村税费改革 |
| 二、集体企业衰落 |
| 三、政治精英再生产的尝试 |
| 第三节 村民自主发展能力的提升 |
| 一、政治精英权力策略化 |
| 二、村民认同的建构 |
| 三、村民自主发展意愿的凸显 |
| 第四章 内外互构:村民自主地位的获得与成长 |
| 第一节 外部环境的变革与村庄发展概况 |
| 一、外部环境变迁 |
| 二、村庄的蜕变 |
| 第二节 村民自主发展能力的壮大 |
| 一、经济生活的自主决策 |
| 二、政治生活的自主参与 |
| 三、社会生活的自主选择:村落共同体要素的留存 |
| 第三节 村民自主性的形成 |
| 第五章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新内生发展观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 |
| 二、村民自主性形成机制 |
| 第二节 乡村振兴与内生发展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进城农民工市民化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回顾 |
| 一、关于进城农民工市民化含义和衡量的研究 |
| 二、关于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现实困境的研究 |
| 三、关于进城农民工市民化驱影响因素素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具体设计 |
| 一、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数据来源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和政策回顾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进城农民工 |
| 二、市民化 |
| 三、农民工分化 |
| 四、城市异质性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人口迁移理论 |
| 二、社会分层理论 |
| 三、农户行为理论 |
| 四、社会融合理论 |
| 第三节 市民化政策回顾 |
| 一、取消限制政策,积极引导流动:2000-2009年 |
| 二、分步分化推进,有序助市民化:2010 年以后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二章 进城农民工就业、工资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变化 |
| 第一节 进城农民工的就业变化 |
| 一、进城农民工的行业分布变化 |
| 二、进城农民工的职业分布变化 |
| 三、进城农民工的就业单位性质分布变化 |
| 四、进城农民工的就业身份分布变化 |
| 五、进城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变化 |
| 第二节 进城农民工的工资变化 |
| 一、进城农民工的工资变化趋势 |
| 二、不同行业进城农民工的工资变化 |
| 三、不同职业进城农民工的工资变化 |
| 四、不同单位进城农民工的工资变化 |
| 第三节 进城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变化 |
| 一、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变化 |
| 二、进城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变化 |
| 三、进城农民工的子女教育变化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进城农民工的广义市民化水平指标体系和测算 |
| 第一节 广义市民化的指标体系建立 |
| 一、指标体系建立原则 |
| 二、指标的选取 |
| 第二节 测算和分析方法 |
| 一、因子分析法 |
| 二、核密度估计法 |
| 第三节 广义市民化测算结果分析 |
| 一、进城农民工广义市民化的总体性结果 |
| 二、进城农民工广义市民化的区域性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分化视角的进城农民工广义市民化分析 |
| 第一节 进城农民工分化及基本特征 |
| 一、进城农民工代际分化及基本特征 |
| 二、进城农民工阶层分化及基本特征 |
| 三、进城农民工流向分化及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不同代际进城农民工的广义市民化分析 |
| 一、不同代际进城农民工的广义市民化指数对比 |
| 二、不同代际进城农民工的经济市民化对比 |
| 三、不同代际进城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市民化对比 |
| 四、不同代际进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对比 |
| 五、不同代际进城农民工的心理融入对比 |
| 第三节 不同阶层进城农民工的广义市民化分析 |
| 一、高阶层进城农民工的广义市民化程度 |
| 二、中阶层进城农民工的广义市民化程度 |
| 三、低阶层进城农民工的广义市民化程度 |
| 第四节 不同流向进城农民工的广义市民化分析 |
| 一、跨省流动进城农民工的广义市民化程度 |
| 二、省内流动进城农民工的广义市民化程度 |
| 三、市内流动进城农民工的广义市民化程度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进城农民工广义市民化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模型设定 |
| 第二节 变量选取与描述统计 |
| 一、变量选取 |
| 二、变量描述统计 |
| 第三节 实证估计结果 |
| 一、广义市民化指数的影响因素 |
| 二、经济市民化指数的影响因素 |
| 三、公共服务市民化的影响因素 |
| 四、社会融入水平的影响因素 |
| 五、心理融入水平的影响因素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分化视角的进城农民工广义市民化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不同分化进城农民工经济市民化的影响因素 |
| 一、不同代际进城农民工经济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对比 |
| 二、不同阶层进城农民工经济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对比 |
| 三、不同流向进城农民工经济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对比 |
| 第二节 不同分化进城农民工公共服务市民化的影响因素 |
| 一、不同代际进城农民工公共服务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对比 |
| 二、不同阶层进城农民工公共服务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对比 |
| 三、不同流向进城农民工公共服务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对比 |
| 第三节 不同分化进城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 |
| 一、不同代际进城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对比 |
| 二、不同阶层进城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对比 |
| 三、不同流向进城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对比 |
| 第四节 不同分化进城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影响因素 |
| 一、不同代际进城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影响因素对比 |
| 二、不同阶层进城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影响因素对比 |
| 三、不同流向进城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影响因素对比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和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一、进城农民工经济和公共服务市民化有所提升 |
| 二、进城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处于非协调状态 |
| 三、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在不同群体中差异明显 |
| 四、生计资本和城市特征对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较大 |
| 五、不同群体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倡导社群包容性发展的城市发展理念 |
| 二、推进区域间和部门间市民化政策的协调实施 |
| 三、分群体实施有序市民化政策和措施 |
| 四、有针对性优化进城农民工的生计资本 |
| 五、加强与市民化挂钩的城市规划和财政政策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7）民营经济的就业吸纳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民营经济就业吸纳能力研究 |
| (二)不同类型民营经济就业吸纳能力研究 |
| (三)不同行业及地区民营经济就业吸纳能力研究 |
| 二、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论文结构 |
| 第五节 本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本文创新点 |
| 二、本文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的定义及分类 |
| 一、民营经济的概念 |
| (一)民营经济内涵 |
| (二)民营经济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经济增长与就业的相关理论基础 |
| 一、就业相关理论 |
| 二、就业弹性理论 |
| 三、灰色系统理论 |
| 第三章 民营经济发展现状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发展现状 |
| 一、民营经济的数量规模 |
| 二、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现状 |
| (一)民营经济不同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 |
| (二)民营经济不同行业固定资产投资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不同经济类型吸纳就业现状 |
| 一、民营经济不同经济类型就业弹性系数 |
| 二、民营经济不同经济类型新增就业率 |
| 第三节 私营经济不同行业吸纳就业现状 |
| 一、绝对关联度 |
| 二、相对关联度 |
| 三、灰色综合关联度 |
| 第四节 不同地区私营企业吸纳就业现状 |
| 一、不同地区失业现状分析 |
| 二、不同地区就业弹性 |
| 第四章 不同地区私营企业吸纳就业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 |
| 第一节 指标体系构建 |
| 第二节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
| 第三节 私营企业就业吸纳能力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单位根检验 |
| 三、协整检验 |
| 四、面板模型的设定 |
| 五、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不同地区私营企业就业吸纳能力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西北地区 |
| (一)单位根检验 |
| (二)协整检验 |
| (三)面板模型的设定 |
| (四)结果分析 |
| 二、西南地区 |
| (一)单位根检验 |
| (二)协整检验 |
| (三)面板模型的设定 |
| (四)结果分析 |
| 三、中部地区 |
| (一)单位根检验 |
| (二)协整检验 |
| (三)面板模型的设定 |
| (四)结果分析 |
| 四、东部地区 |
| (一)单位根检验 |
| (二)协整检验 |
| (三)面板模型的设定 |
| (四)结果分析 |
| 第五章 主要结论及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一、加大对私营经济的发展力度 |
| (一)增加优惠政策并拓宽融资渠道 |
| (二)企业自身调整 |
| 二、积极发展服务业 |
| (一)提升信息传输、软件业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实力 |
| (二)加强房地产业就业效应 |
| (三)激发批发和零售业发展潜力 |
| (四)完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系统化发展 |
| 三、增加地区私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平均工资水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8）绿色劳动测度及多主体驱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2 文献综述 |
| 2.1 绿色发展理念 |
| 2.2 劳动的概念及其演进趋势 |
| 2.3 绿色劳动的提出及其相关理论 |
| 2.4 绿色劳动影响因素 |
| 2.5 文献述评 |
| 3 绿色劳动内涵及其测度体系解析 |
| 3.1 绿色劳动内涵 |
| 3.2 基于质性分析的绿色劳动测度体系构建 |
| 3.3 基于实证分析的绿色劳动测度体系检验与修正 |
| 3.4 绿色劳动现实水平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绿色劳动多主体驱动模型构建 |
| 4.1 基于质性分析的绿色劳动多主体驱动因素识别 |
| 4.2 研究变量筛选与界定 |
| 4.3 绿色劳动多主体驱动模型构建与假设提出 |
| 4.4 本章小结 |
| 5 绿色劳动多主体驱动模型实证研究 |
| 5.1 量表设计与开发 |
| 5.2 正式调研与样本概况 |
| 5.3 绿色劳动劳动者层面驱动机理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4 绿色劳动组织管理者层面驱动机理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5 绿色劳动政府层面驱动机理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6 绿色劳动多主体演化博弈与仿真研究 |
| 6.1 各主体交互作用解析 |
| 6.2 政策支持情景下的多主体演化博弈与仿真研究 |
| 6.3 员工反馈情景下的多主体演化博弈与仿真研究 |
| 6.4 诉求感知情景下的多主体演化博弈与仿真研究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绿色劳动多维实现路径政策建议 |
| 7.1 基于空间线索下绿色劳动实现路径政策建议 |
| 7.2 基于时间线索下绿色劳动实现路径政策建议 |
| 7.3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创新点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新社会阶层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经验 |
| (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目标及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一)研究目标 |
| (二)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四、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及理论基础 |
| 一、核心概念 |
| (一)新社会阶层 |
| (二)国家治理 |
| (三)新社会阶层与国家治理 |
| 二、协作治理理论 |
| (一)协作治理理论的基本内容 |
| (二)协作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应用 |
| 三、中产阶级理论 |
| (一)中产阶级理论的基本内容 |
| (二)中产阶级理论的本土化应用 |
| 第三章 新社会阶层在国家治理中作用的现状 |
| 一、新社会阶层在国家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显着 |
| (一)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
| (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参与者 |
| (三)社会稳定与进步的促进者 |
| (四)优秀文化继承与创新的推动器 |
| (五)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 |
| 二、新社会阶层在国家治理中的消极作用表现 |
| (一)个别主体是市场经济秩序扰乱者 |
| (二)少部分人士成为非理性政治参与者 |
| (三)少数群体充当社会负能量的扩散器 |
| 三、新社会阶层发挥积极作用时存在的主要缺陷 |
| (一)参与治理的自觉性不高 |
| (二)参与行为的规范性缺乏 |
| (三)参与过程的充分性不足 |
| (四)作用领域的平衡性缺失 |
| 第四章 新社会阶层在国家治理中作用的制约因素分析 |
| 一、制约新社会阶层作用的制度性因素 |
| (一)组织管理体制不健全 |
| (二)参与治理的渠道平台不完善 |
| (三)治理环境的法治供给不足 |
| 二、制约新社会阶层作用的自身因素 |
| (一)新社会阶层思想观念复杂 |
| (二)新社会阶层自我定位存在偏差 |
| (三)新社会阶层组织发展滞后 |
| 三、制约新社会阶层作用的协作因素 |
| (一)舆论环境有待优化 |
| (二)阶层之间良性互动不足 |
| (三)多元协作深度不够 |
| 第五章 新社会阶层在国家治理中作用的路径优化 |
| 一、新社会阶层自主发力,实现自主化参与 |
| (一)强化阶层的整体担当意识 |
| (二)规范自身参与国家治理的行为 |
| (三)完善新社会阶层组织建设 |
| 二、党和政府精准助力,实现法治化参与 |
| (一)增进新社会阶层的政治认同 |
| (二)畅通新社会阶层的参与渠道 |
| (三)健全治理环境的法治化建设 |
| 三、多元协作形成合力,实现民主化参与 |
| (一)优化新社会阶层的社会形象 |
| (二)发挥民间组织的协调功能 |
| (三)提升多元协作的效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类 |
| (二)期刊类 |
| (三)其他 |
| 致谢 |
（10）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原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研究思路 |
| 1.2.3 结构安排 |
| 1.3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关于企业家理论的文献综述 |
| 2.1 企业家的内涵、素质、职能 |
| 2.2 企业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2.3 企业家产生的影响因素 |
| 2.3.1 与企业家自身特质相关的影响因素 |
| 2.3.2 与企业家外部环境相关的影响因素 |
| 2.4 研究述评 |
| 第3章 企业家群体的时间分布特征研究 |
| 3.1 国外历史上的企业家群体 |
| 3.1.1 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家群体 |
| 3.1.2 “一战”前的企业家群体 |
| 3.1.3 “二战”后的企业家群体 |
| 3.2 中国历史上的企业家群体 |
| 3.2.1 明清时期的企业家群体 |
| 3.2.2 辛亥革命后的企业家群体 |
| 3.2.3 改革开放后的企业家群体 |
| 3.3 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间非连续性及原因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群体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
| 4.1 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时期的德国、日本与中国 |
| 4.2 改革开放以来的温州、台州与芜湖 |
| 4.3 企业家群体空间分布的非均匀性及原因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行为选择模型的企业家个体及群体形成机理 |
| 5.1 企业家行为理论 |
| 5.1.1 企业家行为选择相关文献 |
| 5.1.2 不确定性与企业家行为 |
| 5.1.3 互联网、信息供给与企业家行为 |
| 5.2 个体企业家创业行为选择模型 |
| 5.2.1 企业家捕捉市场机会过程 |
| 5.2.2 企业家实现市场机会过程 |
| 5.2.3 验证企业家创业行为选择模型的案例分析 |
| 5.3 企业家群体形成的路径分析:创新——模仿过程 |
| 5.3.1 领头企业家的创新及示范效应 |
| 5.3.2 潜在企业家的模仿及扩散效应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企业家群体形成原因的实证检验 |
| 6.1 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 |
| 6.1.1 理论分析 |
| 6.1.2 模型构建 |
| 6.2 指标选取和变量描述 |
| 6.2.1 指标选取 |
| 6.2.2 变量描述 |
| 6.3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
| 6.3.1 模型设定 |
| 6.3.2 平稳性单位根检验 |
| 6.3.3 协整检验 |
| 6.3.4 误差修正模型VECM检验 |
| 6.4 结论与政策含义 |
| 第7章 中国企业家群体形成原因的空间计量分析——基于区域市场环境的视角 |
| 7.1 空间计量方法简述 |
| 7.1.1 空间相关性与异质性 |
| 7.1.2 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 |
| 7.1.3 空间相关性的测度 |
| 7.1.4 空间计量模型的种类 |
| 7.2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相关性 |
| 7.2.1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总体特征 |
| 7.2.2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格局 |
| 7.2.3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相关性 |
| 7.3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效应计量 |
| 7.3.1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
| 7.3.2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7.3.3 计量结果分析 |
| 7.4 结论和政策意义 |
| 第8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制约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研究[D]. 徐衍. 东北林业大学, 2021(09)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3]基层统战工作促进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研究 ——基于S市G区的调查分析[D]. 李燕. 苏州大学, 2020(03)
- [4]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5]从精英主导到自主发展：乡村社会变迁中村民自主性的建构 ——行仁庄村再调查[D]. 董鑫.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1)
- [6]进城农民工市民化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D]. 陈良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7]民营经济的就业吸纳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陈亚男.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8]绿色劳动测度及多主体驱动研究[D]. 刘蓓. 中国矿业大学, 2020(10)
- [9]新社会阶层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研究[D]. 许艳青.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10]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原因研究[D]. 赵静.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