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邓小平反形而上学思想初探（论文文献综述）
胡玲[1]（2020）在《斯宾诺莎幸福论哲学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在西方哲学史及伦理学史上有着重要历史地位。贺麟翻译的斯宾诺莎《伦理学》一书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版,他在此书的“出版说明”中指出,斯宾诺莎的思想被誉为17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思想的最高成就之一,主要是因为他的思想中包含着世界观上的无神论因素和认识论上的辩证法因素。这两点对斯宾诺莎思想成就的总结反映出了学界在很久以前研究斯宾诺莎所达到的理解和评价。但是相对于我们近些年来对斯宾诺莎更为丰富和深刻的研究来说,以上的理解和评价显然是极为简略而且也不够全面的,特别是对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和幸福论哲学的重要意义,还没有充分地揭示出来。而洪汉鼎在2012年出版的斯宾诺莎《神、人及其幸福简论》一书的“译序”中指出,用知识来制约情感,以期达到最高、最完满的幸福,是斯宾诺莎哲学思想最根本的宗旨。这段话表达出我们在最近时期研究斯宾诺莎理论的幸福论视角。据此,本文的主题就是去阐释斯宾诺莎哲学幸福论的理论成就,同时批判性地考察他的这个理论的一些缺失的困境。本论文通过对斯宾诺莎重要文本的梳理解读,通过对新近的关于斯宾诺莎的研究成果的吸取和升华,进一步看到了,斯宾诺莎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在欧洲的人文主义复兴和理性启蒙的时代闪烁出耀眼的光辉,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在那个时代,只有他的哲学思考真正把世俗的人生幸福问题主题化、世俗化和主体化了。第二,他把伦理学中的善归为福,并且在自然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把伦理学和人生哲学与世界观本体论和方法学认识论内在地统一起来,使他的哲学幸福论有了更为完备的理论和逻辑基础。这也是洪汉鼎和姚大志已经指明了的东西。第三、他还发扬了启蒙时代的科学精神,用理性主义和几何学方法来构建描述自己的幸福论哲学,用来抵制把幸福和自由问题情感化和庸俗化的倾向。然而,任何伟大的思想家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斯宾诺莎思想中包含着自然化的神与超自然的神的理论矛盾、包含着把人世俗化和迷信人的心灵不死的矛盾,包含着否定自由然后又肯定自由的矛盾,特别是他刻意用“几何学”理论方法来构建的理论体系,但是他对幸福论哲学一些基本概念的界定却有很多不准不清,他的从公理到命题的逻辑推演也常有牵强。当代西方语义、逻辑分析哲学的成果则恰恰可以用来克服他的这些问题,并能够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人生幸福问题提供指引。本文由绪论、正文的四章、以及全文结语构成。在绪论中,我们分别论证了论文选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介绍和讨论分析了国内外研究斯宾诺莎理论相关研究成果,以及自己如何从这些成果中升华和提炼出更进一步的思考,然后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法、整体思路和论文的初步结论。在论文的第1章,我们从宏观上回顾了古希腊哲学家及中世纪的哲学家们,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伊壁鸠鲁、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等人的伦理学及幸福论思想,并指出这些理论的根本性缺失在于,他们或者没有看到伦理与幸福问题在哲学应该占有的中心位置,或者是把伦理幸福问题和世界观、认识论问题在理论逻辑上割裂开来,或者是把幸福的主体加以神化和非人化。在论文的第2章,我们通过对斯宾诺莎主要着作的文本介绍和分析,呈现出斯宾诺莎斯以“实体”理论为核心概念的世界观本体论思考和他以“真观念”为核心概念的认识论思考,并指出他的这两方面思考最终都是为其哲学的最高主题——人之自由与幸福问题而进行的理论奠基,这就体现出斯宾诺莎从自然主义出发,把本体论、认识论与伦理学内在地统一起来的理论逻辑。论文第3章集中探讨了斯宾诺莎怎样在人性论、伦理学、自由和幸福问题的思考上,一方面坚持自然主义原则,另一方面又呈现出把自由观和幸福观理性化的意向。但是这并没有破坏其理论的内在一致性。论文的第4章揭示出,斯宾诺莎以几何学方法作为其方法论原则,虽然他对一些重要的概念界定不清,对一些重要命题的逻辑推论也不够严密,但这些问题可以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语义、逻辑分析方法中得到解决,这就可以推进和深化我们对幸福问题的理解。在论文最后的全文结语部分,我们把整个论文的理论内容和研究性结论做了简要和鲜明的概括,同时对论文中论述不充分、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回答的问题进行了检讨和反省,以便为将来更深入的研究找出方向。
张立波[2]（2019）在《实践、历史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沉思——《杨耕作品系列》的意义和地位》文中研究表明对实践本体论的深入阐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解读,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集成了《杨耕作品系列》的主题,也铸就了其哲学思想的意义和地位。杨耕教授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解读和重新阐释,突破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展现了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彰显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为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开辟了道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阐释和重新理解,揭示出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由此揭示出历史唯物主义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考察和哲学反思,深刻地说明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为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哲学论证,赋予了哲学力量。《杨耕作品系列》充分彰显了马克思哲学是我们时代的真理和良心,高度展示了当代中国哲学家的良心和使命。
马勇[3]（2018）在《现代西方法哲学形而上学困境的反思性研究 ——以马克思主义生活观为视角》文中提出生活是法哲学知识的起点与归宿。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主要是唯物辩证法原理）,从马克思主义生活观的具体视角出发,本文旨在对现代西方法哲学知识在全球信息化时代中出现的形而上学困境进行一种整体层面的反思性研究,并籍此重构法律描述、法律认知、法律价值三个关联法哲学子论域的观点。本文欲反思的问题（problem）,是“现代西方法哲学知识的形而上学困境”。在世界范围内,随着民族型经济逐步向国际化经济形态发展（社会空间维度）,工业社会渐次朝网络化生态升级（社会时间维度）,人类开始进入到专业分工与生活融合同时加速的新时期。新时期对知识提出新要求:即知识应当在学科分工与生活关怀之间保持辩证的张力。面对这一新要求,在高度分工历程中取得巨大成功的现代文科知识,却一定程度地存在着专业技术有余、而实践智慧不足的困境。这一困境在法学、法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法哲学的知识中均存在。目前,后学派分工时代的现代西方法哲学在知识细腻度、论证精确度等方面进步明显,但同时也呈现出单向度、碎片化、主观主义、观点抽象、语言晦涩等或新颖或传统的知识异化现象。这一异化现象,本质上是由于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现实、脱离实践、且未保持辩证张力所致,因此可归属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下的形而上学困境。本文所述的这一“形而上学困境”,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下使用的。它指的是现代西方法哲学中存在的一种在本质层面上忽视现实和实践（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重点）、在具体特征上呈现出孤立、片面、静止之思维倾向（恩格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重点）的知识不足状态。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法哲学开始以“反形而上学”的姿态开启近代到现代的转型——此处的“形而上学”,指的是西方哲学语境下、以超验理性作为本体论的形而上学之意。而到了20世纪尤其是下半叶之后,现代西方法哲学开始在反形而上学和复兴形而上学的双重路径下演化;但无论是反形而上学的诸如新分析法学等进路、抑或是复活形而上学的诸如新自然法学等流派,都未在根本上摆脱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下的“形而上学困境”。形成这一困境的具体原因,前者是因为分析实证型知识在知识分工时代由于过于“技术化”而逐渐走向“单向度”,进而导致其观点呈现出孤立化和片面化的“碎片”状态;而后者是因为新自然法学等开始复兴或重建绝对意义上、理念意义上的法哲学本体,进而更加脱离演变加快的当代现实生活。而这一困境的本质原因,皆是因西方法哲学知识传统中的某些基础范式（如本体论的二元主义、如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等）从近代到现代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所致。因此,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反思上述形而上学困境,可能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提出问题之后,为使对问题中之困境的反思更加具体化、所指化,本文围绕该问题（problem）确定了三个具体议题（issue）。这三个具体议题是:沿循“法律是什么、为什么是法律、法律为了什么”的递进法哲学逻辑,分别对现代西方法哲学诸流派中存在的孤立化法律描述观、片面化法律认知观、静态化法律价值观展开反思。确定议题之后,本文立足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以马克思主义生活观为视角,并将这一视角细分为生活联系性、生活全面性、生活发展性三个子视角,具体地对上述三类形而上学困境进行反思,并在反思的基础上,得出重构的观点。这一过程沿循“反思困境-重构观点-观点例证”的逻辑步骤,形成以下三部分的研究内容:第一,在客体描述层面上看,生活是一幅事物之间通过普遍联系而构成的整体图景。立足唯物辩证法的“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原理、从生活联系性的视角出发描述法律现象的生成过程,可构成对孤立化法律描述观的反思。因此,在反思了现代西方法哲学在法律描述方面的孤立化困境之后,本文提出并论证了“基于生活联系思维的法律描述观”。这一观点从起点、动因、目标、环境、特征五个环节描述了法律现象在生活中生成的联系性逻辑,其要义如下: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冲突,冲突在演变与建构中或发生或消解;在治理生活冲突的方面,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多种既联系又相异的治理方式,其中以“国家性制定+强制力保障+规范性形式”为特征的治理方式就是法律方式;法律方式与其他治理方式共生且演变、区别且转化,共同维系着人类的生活交往。论证完该观点之后,本文将该观点中形成的法理运用到一个知识产权法案例中进行了方法意义上的例证。第二,从主体认知层面上看,生活中人的认知是多元的,各种不同认知之间构成全面博弈的辩证均衡状态。立足唯物辩证法的“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从生活全面性的视角出发解读法律的认知结构,可构成对片面化法律认知观的反思。因此,在反思了现代西方法哲学在法律认知方面的片面化困境之后,本文提出并论证了“基于生活全面思维的法律认知观”。这一观点的要义如下:在现实生活中,法律现象背后的认知本质既不是片面的道德认知,也不是片面的功利认知;法律认知的呈现过程即不是纯粹的形式逻辑,也不是完全无视程序的实质推理。在当代生活中,法律的内在认知结构,是在物质生活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以公平认知为主导、兼具功利认知和道德认知的三维结构;而这一认知结构的外在呈现过程,无论是在立法活动中,抑或是在法律适用行为中,均是一个形式性的规范考量向外部实质因素有限开放、且形式程序对实质判断进行动态限制的全面综合过程。同理,论证完该观点之后,本文将该观点中形成的法理运用到一个民事案例中进行了方法意义上的例证。第三,从客体对主体的满足效用上看,人在现实生活中所需的价值随着历史演变而动态发展着。立足唯物辩证法的“发展的永恒性和普遍性”原理、从生活发展性的视角出发,可构成对静态化法律价值观的反思。因此,在反思了现代西方法哲学在法律价值方面的静态化困境之后,本文提出并论证了“基于生活发展思维的法律价值观”。这一观点的要义为:法律之于生活的价值并非是“秩序”、“正义”、“自由”等所谓“普世价值”的抽象式罗列,而是在历史演变发展过程中基于具体时代条件以及当时条件下人的真实需求状况而自发地形成、发展的。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三个阶段,在“人的依赖关系”阶段,法律的主要价值体现在物质分配秩序的维护;进入到“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法律的主要价值从物质分配秩序的维护逐渐发展到物质交易中形式正义的矫正;而如果社会再进一步迈向“人的全面自由”阶段,法律将为更多的自由价值所服务,且在扬弃的过程中使异化之法走向消亡。同理,论证完该观点之后,本文将该观点中形成的法理运用到一个刑法思想史案例中进行了方法意义上的例证。以上便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综上,通过本文的研究,最终形成了三个既交互联系、又层层递进的法哲学观点。该研究既是立足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西方法哲学的一次整体性反思,又是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在生活维度上的一种新表达,并试图通过“现实生活-法律知识”的思考范式,努力为中国法治实践进程与学界知识创造之间的互动式发展作出学术意义上的浅显探索。
仝联勃[4]（2017）在《论当代中国哲学的自我理解和生命形式——“解放思想”的哲学特性与当代价值》文中指出"解放思想"哲学范畴完成了当代中国哲学对哲学自我的理论想象,实现了当代中国哲学对哲学本性的自我理解,从而塑造了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发展的生命形式。当代中国哲学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是一场文化选择和文明融合,"实事求是"哲学范畴提供了对待、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而构成当代中国哲学的精神本性和价值诉求,"解放思想"哲学范畴进一步提供了克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而完成当代中国哲学的自我理解和生命形式。通过"解放思想"哲学范畴所实现的思维方式的自觉变革,当代中国哲学具有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同步性,是拒斥形而上学的中国形式,当代中国哲学进一步具有同马克思哲学的精神一致性,是文化兼容和哲学自我的创新形式。这是我们当前提倡"三个自信"以及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所必须面对的理论前提和哲学基础。
谭苑苑[5]（2016）在《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文中研究表明学界关于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研究由来已久,目前依旧存在较多学术争端。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关系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又关系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本文通过相关的文本分析工作,对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发展的轨迹作了梳理。首先,对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理论来源进行了相关考察。先从“本体论”的词源学考察开始,再分三个部分分别对古希腊哲学、17一18世纪西欧近代哲学以及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本体论发展史进行梳理,从中获得了相对丰富的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理论来源,这也为之后马克思不同阶段本体论立场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本文从两个部分并按照时间顺序分别对19世纪40-50年代以及《资本论》创作时期的马克思本体论思想进行了探讨。通过文本分析,发现19世纪40-50年代的马克思分别在其五部着作中确立了五个不同的本体论立场,即《博士论文》的“自我意识本体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感性存在本体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社会实践本体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社会生产本体论”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之后的《资本论》创作,马克思确立了“劳动本体论”思想。再次,本文对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思想进行考察。其中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思想、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思想以及萨特的人学本体论思想,均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对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解读,尽管当中存在误读或歪曲,但是这些思想为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研究也提供了崭新的视野。复次,本文对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的最终形成及其本质特征进行了阐述。分别论述了劳动本体论思想何以成为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最终归宿、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与众不同的本质特征及其与其他流行本体论思想的联系与区别。最后,本文探讨了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的当代价值。通过对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给予中国的现实启示及其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实现“中国梦”关系的论述,希望最终实现“以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为指导,重塑社会主义劳动信仰”。
徐圣龙[6]（2016）在《马克思革命框架中的民主思想及当代价值》文中指出马克思的民主思想无疑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在国外的理论研究中,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是否存在民主思想的组成部分是值得怀疑的,即使有不少学者肯定马克思民主思想的存在,但是,这也是从批评的角度展开的,并最终将马克思的民主思想纳入极权主义民主的脉络。当然,不排除一些国外学者为马克思的民主思想所作的辩护,只是,这一辩护多数落入自由主义民主的谱系,要么一味否定马克思有关暴力、专政的论述,要么通过自由主义民主重构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体系。可见,国外学界在马克思民主思想问题上还是存有较大争议的。问题在于,不管是肯定亦或否定马克思的民主思想,其提供的理由和证据都是不充分的。方面,国外对于马克思民主思想的研究并没有深入到马克思的逻辑结构之中,即唯物史观以及相应的革命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国外研究也容易忽视马克思所处的历史语境,即作为革命年代的19世纪,以及相应的民主在当时所具有的革命内涵。与国外马克思民主思想研究不同,国内在马克思民主思想问题上基本上持有较为一致的看法,即肯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民主和新型民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在马克思民主思想研究领域,基本上立足于阶级分析方法,提出与资产阶级民主相对立的无产阶级民主。从一开始在阶级分析框架中,民主缺乏自身的理论和实践空间,到后来肯定无产阶级民主的可能性,最后,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为无产阶级民主提供充分依据。但是,国内马克思民主思想研究也存在巨大的不足。首先,阶级分析方法容易将所有制关系变成阶级得以成立的一个重要依据,可是,这与马克思由唯物史观到革命分析框架、再到阶级理论的逻辑并不一致；其次,阶级民主也并不完全符合19世纪民主所蕴含的革命内涵；最后,国内马克思民主思想研究的立足点在于阶级分析方法,这导致研究进路创新的困难,很难在阶级分析方法之外提供有关马克思民主思想新的内容。针对国内外马克思民主思想研究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何突破各种束缚和障碍,真正回归马克思的民主内涵,这要求从两个层面展开。第一,基于马克思的逻辑结构展开马克思民主思想的研究,即通过唯物史观以及由唯物史观所引申出的革命分析框架来分析马克思的民主理论；第二,承认并肯定民主在19世纪所具有的革命内涵,其既不同于之后民主在欧美国家发展成为成熟的自由民主和选举政治,也不同于简单的阶级民主对立。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也构成其逻辑展开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通过实践完成对哲学的革命,即消灭哲学。随着哲学革命的完成,向政治革命的转向就成为自然而然的结果。并且,哲学的消灭意味着实践开始“下降”到劳动实践领域,劳动实践领域的矛盾构成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根源所在。由此可见,唯物史观的确立即革命分析框架的完成,马克思正是通过革命这一框架性概念展开其全部政治概念的内涵,如民主、专政、暴力、阶级等。民主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具有两重属性：一、民主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路径选择之一,即革命手段和革命方式的问题。民主亦或暴力作为马克思在无产阶级革命路径问题上的选项构成,二者相互依存、不可或缺,其选择的差异在于国情以及相应的阶级状况。马克思从未在民主与暴力之间作出取舍,二者共同服务于革命这一总的目标。在这一点上,民主作为一种革命的时代特征表现突出。二、民主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形式,即无产阶级政治组织与民主形式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亲和性”。无产阶级通过解决劳动实践领域的矛盾,基于平等的原则,必然采取民主的组织形式,如普选、监督、随时撤换等。基于革命分析框架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民主思想不能简单等同于之后的阶级民主理论,其包含更多的内容。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民主运行的批评,并不是针对民主本身,而是指向民主革命内涵的缺失以及民主在资本主义条件不能充分实现的问题。随着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推进,民主充分实现的障碍得以消除,那么,无产阶级政治组织与民主形式之间的“天然亲和性”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当然,马克思之后民主的理论和实践都面临着剧烈的变迁,这一方面在于马克思理论体系自身所包含的一些潜在张力和不足,另一方面也在于不同研究者、阐释者对马克思革命理论体系的重构,特别是革命形势变迁所带来的挑战和问题,如资本主义对于民主的吸纳等。所有这些问题预示着：准确、合理地理解马克思的民主思想尤为必要。马克思民主理论对于中国民主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民主的革命内涵首先有助于对抗主流资本主义有关民主的普遍化和“标签化”。中国的民主建设延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民主,侧重于民主的特殊性和差异性,而马克思民主理论的革命内涵赋予了民主以一般性、普遍性,改变中国民主在与主流资本主义民主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其次,马克思的民主处于革命分析框架之中,相比于阶级分析框架,民主成为第一位的问题,它既是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当然形式,也在无产阶级革命历史逻辑中得以真正的实现。并且,通过重新认识阶级性、厘清专政与民主的关系、统一革命与民主,可以为民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充分的空间。
龚晓珺[7]（2013）在《哲学的民族性研究 ——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文中指出哲学以其深刻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成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任何一种哲学观都是以民族性的存在方式、时代性的内容、人类性的追求和个体性的风格去追求和探索关于世界本原和人类生活意义的“终极关怀”问题。哲学总在寻求普遍和超越,却又最个性化,具有多姿多彩的民族性内容和形式。哲学以民族为载体而存在,其形成是特定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社会生产方式和政治结构、民族交往、文化传统、科学宗教语言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没有民族性的哲学是不存在的。民族性是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哲学以民族性为存在方式和基本属性,总是特定民族在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实践和特有历史文化传统的最高理论概括,是系统理论形态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特定民族的哲学集中反映了该民族特有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人生观以及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根据,凝结了该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民族语言、民族心理、民族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从民族自身的发展来看,哲学是民族之魂,各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哲学,没有形成本民族哲学的民族是很难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世界三大哲学传统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和古希腊哲学各有自己独特的内容范畴和表现形式,从哲学特质来看,印度哲学本质上是宗教哲学,中国哲学是伦理和人生哲学,希腊哲学则为科学和理性哲学。发端于古希腊哲学的西方哲学“同源分流”而出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法国的启蒙和唯物主义哲学,德国的古典和理性主义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等西方哲学形态。而东方的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和阿拉伯哲学则泾渭分明,其他东方民族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其哲学就深受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两者的共同影响。深入考量哲学民族性的不同形态,可以看出不同民族哲学各具独特差异个性,并无优劣之分,但却各有长短,哲学民族性之中总是蕴含着世界性的品格和趋势,哲学世界性又需要通过民族性加以体现,当代“去西方哲学范式”的多元共识和互补格局成为哲学共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是最科学的哲学体系和最伟大的认识工具,它源自西方哲学,但却超越了以往哲学狭隘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局限,以其世界性、普遍性和人类性的哲学品格而成为无产阶级和解放全人类的学说,成为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作为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自己的任务不仅在于科学地解释世界,而且在于现实地改变世界,其普遍原理被运用于世界各地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而由此赋予了不同的民族特色、民族禀赋和民族性格,其与不同的民族性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其走向世界性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活的学问和行动指南,民族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属性、内在要求和表现方式,只有在与各个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和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形成缤纷异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特色,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才能得以真正体现。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不是单一民族的哲学民族性,而是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高度的民族性,真正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中华民族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够从古代文明延续至今的民族,其强大的民族生命力植根于悠久而独具中国魅力的传统哲学和文化之中。但自近代以来,西方工业文明现代性的世界历史进程打破了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原有的历史逻辑,形成了传统的断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呼唤着传统哲学和文化的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康庄大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中国的未来”成为时代的呼唤。当今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挑战和机遇同在,对东方文明古国中国而言,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无不显示着经济腾飞的奇迹。18大吹响了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征程,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造就了新时期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构建共有的精神家园理应成为当今中国哲学民族性的主题和时代呼唤。对哲学的民族性研究将有助于以哲学的高度思考和引领民族国家的特色发展之路,寻求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和发展,指导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彰显“哲学自我”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哲学使命,更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实现伟大复兴之梦的民族使命。本文以“概念构建→发展历程→内容和形式→当代时空境遇→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国视域”为研究脉络,首先探究了哲学的民族性在学理溯源、概念内涵、生成机制、发展历程、本质特征等方面的一般规定性,考量了东西方哲学等不同哲学形态的内容范畴和表现形式,比较了哲学民族性不同形态的异同,探讨了现代性、全球化、民族主义等当代时空境遇下不同民族哲学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应对；其次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在内涵、合法性依据和表现形式等方面的一般规定性,从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基本要义,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鲜明中国特色；最后落脚到中国视域,结合当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总结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经验,反思了中、西、马三哲研究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并提出了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思考。总体来说,本文从理论、实践、价值等三个层面对哲学的民族性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和探讨：第一,理论层面：从学理溯源、一般规定性、内容范畴和表现形式、异同比较等各方面全景分析了哲学的民族性,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的一般规定、理论和实践要义等进行了基本阐述,以期在理论层面构建哲学的民族性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的学理框架。第二,实践层面：针对中国视域的经验、问题和前沿思考,引发对当代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的思考,以实践建构理论,以理论引导实践。第三,价值层面：面对现代性、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当代时空境遇,哲学应该诉诸价值层面的反思,根据民族国家的不同具体国情和世情,思索和寻求最适合本国的发展之路和哲学之路,以独具个性化的民族特色的价值诉求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郝立忠[8]（2012）在《哲学形态的层次及其划分标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在确立哲学形态划分的原则、标准、内容和方法的基础上,改变把哲学上的“两个对子”作为哲学形态划分和评价的四种最基本的形式的传统模式,坚持把哲学基本问题的现代表现形式——“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作为划分当今世界的各种哲学形态的最高标准,在哲学的“两个对子”之上进一步划分出两大基本的哲学形态——传统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辩证法,以及“朴素哲学”和“传统形而上学衍生形态”两个过渡形态。把中西方传统哲学、现当代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哲学基本形态的高度上区别开来,从而形成全面、系统、严谨的世界哲学划分新体系。关于哲学形态的层次及其划分标准,作者认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现代表现形式’——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是划分哲学形态的最高标准。根据这一标准,在哲学形态的最高层次,古今中外的一切哲学,都可以划分为“传统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辩证法”两大哲学基本形态。其中,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是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从纯粹概念出发,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体系；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特征是：面向现实,从实际出发,实现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基础上的统一。这两大哲学基本形态是哲学划分的最高层次。但这只是一个基本的划分,哲学两大基本形态之外还有哲学过渡形态。哲学过渡形态是由两大哲学基本形态衍变而成,往往是以某一基本形态为主,辅以另一基本形态的某些特征,’但划分标准仍然是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比如,现当代西方哲学当中的“反形而上学”、“后形而上学”和“后现代主义”等哲学思潮,就均属于同一种哲学过渡形态——传统形而上学的衍生形态。哲学基本形态及其过渡形态之下,是不同层次的具体哲学形态。不同层次的具体哲学形态,都是由某一基本哲学形态衍生而成,全部或基本具备这哲学基本形态的根本特征。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不同的哲学形态,在当今的世界哲学大厦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各自发生作用的领域和途径不同。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古典哲学、西方现当代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隶属于不同的哲学形态,具有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社会功能,不能相互取代,但可以相互补充,在现实生活中各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在现实中,我们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又要重视和加强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促进马哲中哲西哲的共同繁荣和相互融合。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主要论述哲学形态的层次及其划分标准。第二章论述作为哲学形态的传统形而上学。第三章论述作为哲学形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第四章论述哲学过渡形态。
邓伯军[9]（2010）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文中研究表明研究史属史学范畴。“《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乃是严格依照史学研究的编年体例进行分期研究,乃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专门着作的研究进行史学考证、史学解读、史学评论、史学实践的系统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共分成前后相继的四个历史时期。“绪论”主要以释义学的方法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这个题目作诠释。《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是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11月至1846年夏,清理其以往哲学良心而合着的一部着作;主要针对的是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流派;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奠基之作。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分期,根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笔者将我国《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史依次分成四个阶段,它们分别是“民国时期”（1930年4月—1949年9月）、“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1949年10月—1966年5月）、“遭受挫折时期”（1966年5月—1978年12月）、“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年12月—今天）。以研究史体例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翻译、注释、介绍、解读、创新、实践的状况进行研究,明确了其研究的性质和特征,揭明了其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明朗了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明晰了其研究的超越和创新。“民国时期”（1930年4月—1949年9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总体上尚处译介和解读性研究阶段。从总体上讲,虽然当时的政治界和学术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译介和解读的苏联教条模式的缺陷性已有所认知,但是依然囿于其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之内,没有历史地还原和再现马克思文本学的解读模式,更没有对其作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理论创新。期间,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主要是恩格斯着作和苏联人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解读之作,而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1930年以后才有高语罕、杨东莼和宁敦伍、荃麟等分别节译的部分段落;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有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的节译本;也有一些富于学术敏感力的学者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了介绍和初步的研究。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尚未被列入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系列,而是将其纳入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之中去对其作出解读和阐释。毛泽东思想作为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理论成果,实乃“以苏解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理论飞跃。从历史视域观之,应承认“以苏解马”的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两大时代主题的历史性意义,但“以苏解马”的高扬“斗争哲学”这一历史局限性,也造成我国在现实实践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性的悲剧。“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1949年10月—1966年5月）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译介工作由分散的、零碎的、无系统的状态,进入集中的、有组织的、有系统的状态。从总体上讲,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对“以苏解马”模式的进一步强化,使政治界和学术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翻译、解读和研究进一步教条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解读也无可奈何地搁浅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只是一种学习性领会,一种领会经典的精神、与自身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应用,而尚未推进到真正的发掘性学术研究层面。这一时期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示范效应下,中国人选择了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着称的“斯大林版”马克思主义。以俄文第2版为母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全译本编译出版。长期以来该版本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主导版本。该版本对于普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积极意义功不可没,但由于将该版本定于一尊也导致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的滞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也是将其纳入苏联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体系和解读模式。这种解读模式起到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系统化和时代化的作用,却也因其把哲学的党性原则政治化,从而致使学术探讨变成政治声讨、学术批评变成政治批判、学术争鸣变成政治运动;这就不仅造成了学术领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而且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消极影响。“遭受挫折时期”（1966年5月—1978年12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总体上处于异化状态。十年“文革”期间,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翻译被赋予了沉重的政治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被定于一尊,并且被节选入中国人自己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这也进一步拉开了与国外《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的距离。《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仅仅表现以“简要介绍”、“专题汇编”、“语录”等形式的学习性“研究”。这种学习性“研究”是与当时的群众性“学哲学用哲学”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其对于在广大工农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有着积极的意义,但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基本哲学功底的欠缺,从而造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误读误解。因此这样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消极影响显而易见。“后文革”时期,伴随政治空气的松动,《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同版本始被译介到我国。由此,在带有“文革”意识痕迹的态势下,拉开了我国《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发掘性研究的序幕。“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年12月—今天）,《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逐渐开始将文献学研究、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相结合,从而使研究真正从解读性研究提升到发掘性研究。从总体上讲,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真正开始了从“以苏解马”的教条模式到还原再现马克思文本学解读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成果,具有中国人自主知识产权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解读模式也正在生成过程中。在翻译方面,多种《德意志意识形态》节译本或全译本问世:有巴纳发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手稿片段中译本、根据新德文版编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费尔巴哈》中译单行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译节选本、广松涉版《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译本等等。在文献学研究方面:有文献目录学的研究,其对于确定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意义重大;有文献考据学研究,着眼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费尔巴哈》章文稿结构的校正勘定、辑佚复原、翻译审校;有文献版本学研究,在澄清《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来历、梳理版本历史、进行版本比较、作出版本评价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在文本解读方面:《德意志意识形态》解读模式发生转换,《费尔巴哈》章文本解读,由“以苏解马”到“以西解马”再到“以马解马”;对《圣布鲁诺》章的文本解读,重在解读布鲁诺自我意识批判哲学,领会对布鲁诺的批判是完成费尔巴哈批判的前提;对《圣麦克斯》章的文本解读,成为该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文本解读的焦点,解读者着眼于解读因现代性而导致价值虚无主义蔓延;在“普世价值”凌厉攻势下,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章的文本解读,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文本解读的新的热点。在思想研究方面: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的逐渐深入,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研究已经走向成熟,从“以苏解马”模式到“以西解马”模式再到“以马解马”模式,中国人基本具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自主话语权。也就是说,要以马克思本人的文本、要以历史的眼光、要以发展的视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作出与时俱进的发掘性研究。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面系统地研究,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工程的建设,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史论析”,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研究作了系统总结和深度反思,其展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把握,开始跳出“以苏解马”的框架,开始超越“以西解马”的局限,开始走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以马解马”模式;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运思,从经验理性的阐发,到科学理性的传播,再到主体精神的弘扬,甚至是阶级斗争的高扬,在某种意义上讲,乃是传播现代精神和现代思维方式的启蒙运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实践,无论是学术的现实主义运动,还是哲学的大众化运动都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发挥到了极致,都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其揭示《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存在的不足。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把握,“以苏解马”曾使我们对之作出了简单化、贫乏化、教条化、僵化的解读,“以西解马”曾使我们对之作出了西方“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对立模式的解读,而“以马解马”模式对学院哲学的钟情,又使我们生发了对其现实性的担忧。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运思,从实用理性的复燃到斗争哲学的火红,从科学主义的误区到人本主义的陷阱,使我们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中,无论是反对封建化还是反对“全盘西化”都任重而道远。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实践,无论是哲学政治化的旧错,还是实践拜物教的新误,都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对着现代性的悖论。而今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新问题和新要求,就要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共时性存在话语背景下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作出前瞻。“国学复兴”的背景,使我们的研究更多的考虑的是二者的互补性;全球化的视野,使我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在人与世界关系的层面作出解读;和谐社会的视域,使我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高度作出解读。总而言之,多视角的共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提供了新视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创造提供新境界。“结语”在学理层面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的规律进行了总结,总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对经典文献把握的基本规律,总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的理论运思的基本规律,总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的现实实践应用的基本规律。总而言之,《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历程中一步步走向成熟的。
李峻登[10]（2009）在《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西方超验型公共理性传统及其变迁研究 ——主要基于哲学王VS弥赛亚的高度》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广义形而上学”作为基本视角,以“超验型公共理性”作为核心概念,以对“圣经基督教”（即基督教《圣经》,并非“教会基督教”）作为“一种特殊形而上学”的深入浅出理解为基础或前提,从新阐释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史。本文提出阐释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史、政治理论史、政治学说史）的新范式——“广义形而上学光照-世俗化反射范式”（简称“形上光照-形下反射范式”,最简称“光照-反射范式”）,并据以对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史、政治理论史、政治学说史）上一以贯之的“超验型公共理性传统”历史变迁及内在规律进行了梳理和揭示。为进一步说明该特性,文章将中西方古典文明在公共理性传统方面进行了比较,并从类型学上分别概括为“群中龙”型公共理性传统与“超世神”型公共理性传统。这两种政治思维模式或传统文明类型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西方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或步伐。而在西方“超世神”型公共理性传统（即超验型公共理性传统或形而上学传统）在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史、政治理论史、政治学说史）的历史变迁中,古希腊理性形而上学所提供的科学理性（思辩哲学意义上的“上帝”）与圣经基督教神性形而上学所提供的价值理性（宗教神学意义上的“上帝”）具有始基性、本原性、源泉性地位;中世纪政治哲学和近现代乃至当代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体系都只不过是对这两种理性或“上帝”的地位进行不同权重后的变通运用（并考虑其他可变性历史因素及渗入思想家个体因素）,而不具有本根性的学理地位。至于被认为“更新了信仰”、“重塑了世界”的近代路德宗教改革以及加尔文宗教改革也只不过是回到《圣经》逻辑中并尽量适合时代发展要求而已。虽然许多学者认为近代政治哲学是对古典政治哲学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曾经赞誉启蒙思想家的伟大,但在本文看来这种革命性或伟大可能并不是很大,充其量是在文明内部的微调,其从神（神性、神权、神道）到人（人性、人权、人道）的转换和所设计的政治制度模式实际上早已为基督教《圣经》所内在地包蕴着。中世纪奥古斯丁、阿奎那已经为他们做出了为理性预留位置的典范,宗教改革家“回归圣经”所建立的新教更为启蒙思想家开辟了道路,启蒙思想家只需要再往前走一步就可以了。所以,伯尔曼甚至认为近代的主义、精神是源于基督教的世俗宗教。而真正对古典政治哲学实现伟大革命者惟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其对形而上学（在理论意义或哲学学科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和思维方式方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实现了双重的否定之否定的革命,但在价值理性方面无论是近代以来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实际上都内在地继承了基督教《圣经》所强调的政治价值理念。只是世人对圣经启示所能提供的广阔解释空间及其隐喻内涵不够重视,往往教条地片面地从字面来理解,并过分地突出自己的创见地位。真正的、本源的创新是由文明宗师在“轴心时代”对原创型文明类型的创新。所以,本文绝对不赞同政治理论史家列奥·斯特劳斯“偏见”基督教而偏重古希腊哲学的政治哲学解说模式或政治哲学史谱系,而相对赞同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低调”启蒙哲学家理性观的解说模式（所谓“理性时代”远非理性,启蒙哲学家不过是以新的材料重建另一座中世纪奥古斯丁式“天城”而已）。在本文看来,形而上学和基督教逻辑本身就是超级版（超验版）政治学思维、政治哲学思维;充分利用古希腊理性形而上学资源的《圣经》或曰“圣经基督教”（并非“教会基督教”）所提供的“万王之王”、“上帝天国型政治哲学”意象或启示作为道德理性或价值理念,事实上从深层引领或启发着后来政治哲学史思想家们创立一个个不同版本的“形而上学政治学”、“人间世俗型政治哲学”、“人间天堂模式”、“世俗版圣经”或“世俗版福音”。本文提出了新的政府分类学模式。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从思维逻辑与价值理念双重意义上为公共生活和政治学思维确立了“金科玉律”。
二、邓小平反形而上学思想初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邓小平反形而上学思想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斯宾诺莎幸福论哲学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为什么要回到斯宾诺莎? |
|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初步结论 |
| 第1章 斯宾诺莎之前幸福论的非主题化与非人化 |
| 1.1 古希腊时期幸福论的非主题化和边缘化 |
| 1.2 古罗马和中世纪时期幸福论的非主体化和非人化 |
| 1.3 斯宾诺莎之前近现代哲学幸福论的酿育 |
| 1.4 幸福本质问题上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
| 1.5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斯宾诺莎幸福论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基础 |
| 2.1 斯宾诺莎幸福论构建的时代语境 |
| 2.2 斯宾诺莎幸福论构建的思想进程 |
| 2.3 斯宾诺莎幸福论的自然主义本体论基础 |
| 2.4 斯宾诺莎幸福论的客观主义认识论基础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斯宾诺莎的幸福论 |
| 3.1 斯宾诺莎伦理学和人性论中的自然主义原则 |
| 3.2 斯宾诺莎幸福论中的理性化的自由观 |
| 3.3 斯宾诺莎幸福论中的理性化的幸福观 |
| 3.4 斯宾诺莎幸福论中理性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内在一致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斯宾诺莎幸福论核心命题的概念与逻辑分析 |
| 4.1 斯宾诺莎幸福哲学的几何学方法论 |
| 4.2 斯宾诺莎幸福论核心概念的语义分析 |
| 4.3 宾诺莎幸福论核心命题的逻辑分析 |
| 4.4 斯宾诺莎幸福命题语言逻辑分析的意义 |
| 4.5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实践、历史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沉思——《杨耕作品系列》的意义和地位（论文提纲范文）
| 一、发掘实践的本体论意义 |
| 二、重释历史的唯物主义 |
| 三、赋义中国式的现代化 |
| 四、结语 |
（3）现代西方法哲学形而上学困境的反思性研究 ——以马克思主义生活观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文章任务 |
| 1.2 行文结构 |
| 1.3 概念厘定 |
| 1.4 文献述评 |
| 1.5 创新之处 |
| 1.6 难点重点 |
| 1.7 研究方法 |
| 2 全球信息化时代中现代西方法哲学的形而上学困境 |
| 2.1 缘起背景：全球信息化时代对现代西方法哲学的冲击 |
| 2.2 问题说明：现代西方法哲学的形而上学困境 |
| 2.3 议题确定：上述困境在三个法哲学关联子论域中的三类表现及其反思 |
| 2.4 反思思路：立足唯物辩证法原理、选择具体视角去反思三类困境 |
| 3 反思形而上学困境的马克思主义生活观视角 |
| 3.1 视角内涵：马克思主义生活观视角是什么 |
| 3.2 视角方法：如何通过马克思主义生活观视角去反思三类困境 |
| 4 孤立化困境的反思和生活联系性视角下的法律描述观重构 |
| 4.1 困境反思：现代西方法哲学在法律描述方面的孤立化困境 |
| 4.2 重构观点：基于生活联系思维而非孤立思维的法律描述观 |
| 4.3 观点例证：基于生活联系思维的法律描述观在一则修法问题中的运用 |
| 4.4 本章小结 |
| 5 片面化困境的反思和生活全面性视角下的法律认知观重构 |
| 5.1 困境反思：现代西方法哲学在法律认知方面的片面化困境 |
| 5.2 重构观点：基于生活全面思维而非片面思维的法律认知观 |
| 5.3 观点例证：基于生活全面思维的法律认知观在一类民事案例中的运用 |
| 5.4 本章小结 |
| 6 静态化困境的反思和生活发展性视角下的法律价值观重构 |
| 6.1 困境反思：现代西方法哲学在法律价值方面的静态化困境 |
| 6.2 重构观点：基于生活发展思维而非静态思维的法律价值观 |
| 6.3 观点例证：基于生活发展思维的法律价值观在一个学说史案例中的运用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4）论当代中国哲学的自我理解和生命形式——“解放思想”的哲学特性与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克服教条主义的理论自觉 |
| 二、拒斥形而上学的中国形式 |
| 三、现代哲学本性的自我理解 |
（5）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的研究意义 |
| 二、该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本文的研究框架与基本内容 |
| 四、本文运用的研究方法 |
| 五、本文的创新之处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一章 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理论来源 |
| 第一节 “本体论”的相关词源学考察 |
| 一、“本体论”的历史渊源 |
| 二、“本体论”与“形而上学” |
| 第二节 古希腊哲学的本体论思想 |
| 一、古希腊哲学初期：前苏格拉底先哲们的“万物本原说” |
| 二、古希腊哲学繁盛期：柏拉图“理念论”与亚里士多德“实体论” |
| 三、古希腊哲学晚期：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学说 |
| 第三节 17-18世纪西欧近代哲学的本体论思想 |
| 一、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家的本体论思想探索 |
| 二、17世纪欧洲大陆唯理论哲学家的本体论思想探索 |
| 三、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期间的本体论发展 |
| 第四节 德国古典哲学的本体论思想 |
| 一、康德的本体论思想 |
| 二、费希特的本体论思想 |
| 三、谢林的本体论思想 |
| 四、黑格尔的本体论思想 |
| 五、费尔巴哈的本体论思想 |
| 第二章 19世纪40-50年代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 |
| 第一节 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本体论思想 |
| 一、马克思创作《博士论文》之前的哲学立场 |
| 二、《博士论文》与“自我意识”本体论 |
| 第二节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本体论思想 |
| 一、马克思创作《手稿》之前的思想动态 |
| 二、《手稿》的“感性存在”本体论思想 |
| 第三节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本体论思想 |
| 一、《提纲》的“实践”观 |
| 二、《提纲》的“社会实践”本体论思想 |
| 第四节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本体论思想 |
| 一、“社会实践”本体论与“社会生产”本体论 |
| 二、“社会生产”本体论的理论内涵 |
| 一、“社会存在”范畴是马克思首创 |
| 二、“社会存在”本体论的理论内涵 |
| 第三章 马克思《资本论》的劳动本体论思想 |
| 第一节 “劳动价值论”与“劳动”本体 |
| 一、“劳动价值论”之由来 |
| 二、“劳动价值论”遭遇的非议 |
| 三、“劳动价值论”与“劳动”本体 |
| 第二节 “货币转化为资本”与“劳动”本体 |
| 一、“资本的总公式”及其矛盾 |
| 二、劳动力的买和卖 |
| 第三节 “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与“劳动”本体 |
| 一、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
| 二、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
| 第四节 资本主义“工资”与“劳动”本体 |
| 一、工资的本质 |
| 二、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 |
| 第五节 “资本的积累”与“劳动”本体 |
| 第四章 20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思想 |
| 第一节 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思想 |
| 第二节 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思想 |
| 一、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内涵 |
| 二、葛兰西对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研究的价值 |
| 第三节 萨特的人学本体论思想 |
| 一、人学本体论视野下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 |
| 二、萨特眼中的“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
| 三、人学本体论视野下萨特的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
| 第四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本体论思想研究评述 |
| 一、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思想的时代价值与历史局限 |
| 二、葛兰西实践哲学对马克思的亲近与疏离 |
| 三、简评萨特的人学本体论思想 |
| 第五章 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的最终形成及其本质特征 |
| 第一节 “劳动”本体成为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最终归宿 |
| 一、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是其“唯物史观”内在逻辑的必然 |
| 二、马克思“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方法论原则 |
| 三、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起源史的发现所给予的支持 |
| 第二节 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的本质特征 |
| 第三节 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与流行本体论思想的联系与区别 |
| 一、物质本体论与劳动本体论 |
| 二、实践本体论与劳动本体论 |
| 三、物质—实践本体论与劳动本体论 |
| 四、其他流行本体论与劳动本体论 |
| 第六章 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的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给予我国的现实启示 |
| 第二节 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
| 一、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内涵的当代解读 |
| 二、以劳动本体论思想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
| 三、以劳动本体论思想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 |
| 第三节 以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助力“中国梦”实现 |
| 一、以“劳动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
| 二、以“劳动价值观”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
| 三、以劳动本体论思想助力“中国梦”实现 |
| 结语 以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为指导重塑社会主义劳动信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马克思革命框架中的民主思想及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马克思民主思想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马克思民主思想研究 |
| (二) 国内马克思民主思想研究 |
| (三) 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价 |
| 三、研究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唯物史观与革命的入场 |
| 一、哲学革命：实践为中介和基础的主客体统一 |
| (一) 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 |
| (二) 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 |
| (三) 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 |
| (四) 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哲学革命与消灭哲学 |
| (五)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异问题 |
| 二、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分工为中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 |
| (一) 革命实践：哲学革命的直接结果 |
| (二) 劳动实践领域的矛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来源 |
| 三、革命的历史逻辑表达：反思为中介的实践与认识统一 |
| (一) 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反思作为中介 |
| (二) 革命的历史逻辑：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关系 |
| 小结 |
| 第二章 革命框架中的专政、暴力与民主 |
| 一、革命与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批判 |
| (一) 何为革命：基于唯物史观的分析 |
| (二)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肯定 |
| (三)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否定 |
| 二、专政的二重属性 |
| (一) 专政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一般形态 |
| (二) 专政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路径选择 |
| 三、暴力的单一属性 |
| 四、民主的二重属性 |
| (一) 民主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路径选择 |
| (二) 民主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形式 |
| 五、革命与专政、暴力、民主的复杂关系 |
| (一) 革命不等同于专政 |
| (二) 专政不等同于暴力 |
| (三) 暴力与民主的共存 |
| 小结 |
| 第三章 无产阶级革命路径的民主选择 |
| 一、马克思由民主向革命的转向 |
| (一) 马克思由民主向革命的变化轨迹 |
| (二) 哲学革命向政治革命的转向 |
| (三) 民主作为一种革命的规定 |
| 二、革命高潮与被掩盖的民主 |
| (一) 革命、专政、暴力的流行 |
| (二) 缺乏与拒绝民主：德法无产阶级革命路径选择 |
| (三) 民主方式：英国无产阶级革命路径选择 |
| 三、革命退潮与马克思在民主问题上的立场 |
| (一) 民主的重提 |
| (二) 由暴力转向民主：德国和法国 |
| (三) 革命作为关键词的重申 |
| 小结 |
| 第四章 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民主形式 |
| 一、组织原则对于组织形式的约束 |
| (一) 同盟的组织原则 |
| (二) 协会的组织原则 |
| (三) 巴黎公社的政治原则 |
| 二、组织形式中的民主与非民主要素 |
| (一) 同盟运行过程中的民主与非民主要素 |
| (二) 协会运行过程中的民主与非民主要素 |
| (三) 公社运行过程中的民主与非民主要素 |
| 三、如何对待反对派：对组织原则的重申 |
| (一) 同盟如何对待反对派 |
| (二) 协会如何对待反对派 |
| (三) 协会之后在反对派问题上的态度 |
| (四) 公社如何对待反对派 |
| 四、民主在未来社会组织中的转向：假设与推论 |
| 小结 |
| 第五章 马克思民主思想的演进及反思 |
| 一、列宁与伯恩施坦：马克思之后民主演进的不同路径 |
| (一) 列宁：围绕阶级的重构 |
| (二) 伯恩施坦：围绕民主的重构 |
| (三) 对列宁和伯恩施坦重构的评价 |
| 二、结构之内与结构之外：马克思民主思想的反思 |
| (一) 结构之内的民主反思 |
| (二) 结构之外的民主反思 |
| 小结 |
| 第六章 马克思民主理论对中国民主建设的意义 |
| 一、民主的一般性 |
| 二、民主的阶级性 |
| 三、民主与专政的统一性 |
| 四、民主形式的重要性 |
| 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哲学的民族性研究 ——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
| 0.1.1 选题背景 |
| 0.1.2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当前研究现状及其研究视角 |
| 0.2.1 国外研究述评 |
| 0.2.2 国内研究述评 |
| 0.2.3 对哲学民族性研究的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0.3.1 研究思路 |
| 0.3.2 研究方法 |
| 0.3.3 研究的重点、难点 |
| 第四节 基本内容和框架结构 |
| 第五节 本文的创新及不足 |
| 0.5.1 创新之处 |
| 0.5.2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哲学的民族性的一般规定性 |
| 第一节 哲学的民族性的概念厘定 |
| 1.1.1 哲学 |
| 1.1.2 民族 |
| 1.1.3 民族性 |
| 1.1.4 哲学的民族性 |
| 第二节 哲学民族性的学理追溯 |
| 1.2.1 哲学本体论的主张 |
| 1.2.2 后现代哲学的主张 |
| 1.2.3 文化人类学的主张 |
| 1.2.4 文化哲学的主张 |
| 第三节 哲学民族性的内涵分析 |
| 1.3.1 民族性是哲学的存在方式和根本属性 |
| 1.3.2 哲学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精华 |
| 1.3.3 哲学民族性与哲学时代性、世界性交相辉映 |
| 1.3.4 哲学民族性的虚置前提：西方哲学范式 |
| 第四节 哲学民族性的实践本质 |
| 1.4.1 实践：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活动 |
| 1.4.2 民族实践：民族主体依据内在尺度改造客体的差异性活动 |
| 1.4.3 哲学民族性是不同民族主体实践活动的沉淀和浓缩 |
| 第五节 哲学民族性的基本特征 |
| 1.5.1 独一无二性 |
| 1.5.2 相对稳定性 |
| 1.5.3 范式多元化 |
| 1.5.4 渐变发展性 |
| 第二章 哲学民族性的形成分析 |
| 第一节 哲学民族性的形成原因 |
| 2.1.1 社会存在性因素 |
| 2.1.2 社会意识性因素 |
| 2.1.3 哲学家的主客观条件 |
| 第二节 哲学民族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
| 2.2.1 哲学民族性的准备阶段：民族的历史记忆和原始文化符号 |
| 2.2.2 哲学民族性的形成阶段：世界三大哲学传统 |
| 2.2.3 哲学民族性的发展阶段：哲学民族化和世界化 |
| 第三节 哲学民族性的不同形态 |
| 2.3.1 东方哲学 |
| 2.3.2 西方哲学 |
| 2.3.3 东西方哲学的民族性比较 |
| 第三章 哲学民族性的内容和形式 |
| 第一节 哲学民族性的内容范畴 |
| 3.1.1 本体论的民族性 |
| 3.1.2 认识论的民族性 |
| 3.1.3 价值论的民族性 |
| 第二节 哲学民族性的表现形式 |
| 3.2.1 哲学旨趣的民族性 |
| 3.2.2 哲学话语体系的民族性 |
| 3.2.3 哲学思维方式的民族性 |
| 3.2.4 哲学体裁和风格的民族性 |
| 第三节 哲学民族性的异同分析 |
| 3.3.1 各有长短的独特差异个性 |
| 3.3.2 大同与小异的哲学家族相似性 |
| 3.3.3 “去西方哲学范式”的哲学多元共识和互补格局 |
| 第四节 哲学民族性和文化民族性 |
| 3.4.1 文化与民族的深刻关联 |
| 3.4.2 文化民族性的内涵和结构 |
| 3.4.3 文化民族性的实践化本质：哲学民族性的根基和土壤 |
| 3.4.4 文化民族性的理论化形式：哲学民族性的思想源泉 |
| 第四章 哲学民族性的当代时空境遇 |
| 第一节 哲学民族性与现代性 |
| 4.1.1 现代性的批判理论 |
| 4.1.2 对现代性本质的哲学解读 |
| 4.1.3 当代哲学民族性反思现代性的基本思路 |
| 第二节 哲学民族性与全球化 |
| 4.2.1 全球化：民族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空间场域 |
| 4.2.2 对全球化本质的哲学分析 |
| 4.2.3 全球化时代哲学民族性的理论与实践 |
| 第三节 哲学民族性与民族主义 |
| 4.3.1 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性 |
| 4.3.2 对民族主义本质的哲学分析 |
| 4.3.3 哲学民族性对民族主义的反思和批判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特色的一般规定 |
| 5.1.1 基本内涵 |
| 5.1.2 合法性依据 |
| 5.1.3 表现形式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特色的理论维度 |
| 5.2.1 理论要义：实践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
| 5.2.2 理论形式：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本国话 |
| 5.2.3 理论路径：结合各国的民族传统哲学和文化 |
| 5.2.4 理论飞跃：实践诉求—理论指导—现代化实践——新理论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特色的实践维度 |
| 5.3.1 实践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
| 5.3.2 实践主题：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实践 |
| 5.3.3 实践路径：结合社会主义各国的具体实际 |
| 5.3.4 实践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历史逻辑和实践进程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鲜明中国特色 |
| 5.4.1 面向中国问题的理论特色 |
| 5.4.2 探寻中国道路的实践特色 |
| 5.4.3 彰显中国模式的民族特色 |
| 5.4.4 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色 |
| 第六章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经验、问题和前沿思考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经验 |
| 6.1.1 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形成了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
| 6.1.2 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理性审视和现代转型 |
| 6.1.3 对西方哲学全面而细致的研究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6.2.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6.2.2 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6.2.3 西方哲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思考 |
| 6.3.1 中西马三大哲学的对话与贯通 |
| 6.3.2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哲学 |
| 结语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哲学形态的层次及其划分标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1.2.1 国外研究动态 |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 1.3 研究思路、方法、重点难点、基本观点 |
| 1.3.1 研究的基本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重点与难点 |
| 1.3.4 基本观点 |
| 2 哲学形态的层次及其划分标准 |
| 2.1 哲学形态 |
| 2.1.1 形态和形态学 |
| 2.1.2 哲学形态和哲学形态学 |
| 2.2 哲学形态的划分原则和方法 |
| 2.2.1 哲学形态划分的基本原则 |
| 2.2.2 哲学形态划分的视野和方法 |
| 2.3 哲学形态的划分标准 |
| 2.3.1 哲学形态的构成要素 |
| 2.3.2 哲学形态的划分标准 |
| 2.4 哲学形态的层次 |
| 2.4.1 哲学基本形态及其过渡形态 |
| 2.4.2 哲学具体形态 |
| 2.4.3 建立在哲学形态划分基础上的哲学层次划分 |
| 2.5 哲学形态的功能 |
| 2.5.1 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 |
| 2.5.2 传统形而上学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
| 2.5.3 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根本特征和功能 |
| 2.5.4 传统形而上学与唯物辩证法两大哲学形态在现实世界中的相互关系 |
| 3 作为哲学形态的传统形而上学 |
| 3.1 传统形而上学的定义 |
| 3.2 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特征 |
| 3.2.1 超然于经验之上 |
| 3.2.2 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 |
| 3.2.3 追求普遍、完美、永恒和绝对 |
| 3.2.4 统领一切的世界观 |
| 3.2.5 永不过时的绝对真理 |
| 3.3 传统形而上学的研究目的 |
| 3.3.1 求知 |
| 3.3.2 学以致用 |
| 3.3.3 理论批判 |
| 3.4 传统形而上学的研究领域 |
| 3.5 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 |
| 3.5.1 传统形而上学的常见思维模式 |
| 3.5.2 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日常适用范围 |
| 3.5.3 传统形而上学与生俱来的理论局限 |
| 3.6 传统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和逻辑工具 |
| 3.6.1 传统形而上学的逻辑工具 |
| 3.6.2 传统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 |
| 3.7 传统形而上学的人学立场 |
| 3.8 传统形而上学的学科体系 |
| 3.8.1 ‘传统形而上学的三个层次 |
| 3.8.2 传统形而上学的“两个对子” |
| 3.8.3 传统形而上学的主要流派 |
| 3.8.4 哲学家思想体系(或学派)、研究领域(或着作)和具体观点(学说) |
| 3.9 传统形而上学的社会功能 |
| 3.9.1 认识包括人的精神世界在内的整个世界 |
| 3.9.2 改造人的主观世界 |
| 3.9.3 对社会和历史进行阐释和批判 |
| 4 作为哲学形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 |
| 4.1 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定义和性质范围 |
| 4.1.1 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定义 |
| 4.1.2 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产生发展过程与性质范围 |
| 4.1.3 唯物主义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地位,特别是与“自然辩证法”的关系 |
| 4.2 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特征 |
| 4.2.1 唯物主义辩证法注重于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的研究 |
| 4.2.2 唯物主义辩证法注重对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 |
| 4.2.3 唯物主义辩证法注重在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
| 4.3 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目的 |
| 4.4 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研究领域 |
| 4.5 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思维模式 |
| 4.5.1 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常见思维模式 |
| 4.5.2 唯物主义辩证法思维模式的适用范围 |
| 4.5.3 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局限 |
| 4.6 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方法和逻辑工具 |
| 4.6.1 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逻辑工具 |
| 4.6.2 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方法 |
| 4.7 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人学立场 |
| 4.8 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学科体系 |
| 4.8.1 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三个层次 |
| 4.8.2 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主要流派 |
| 4.8.3 哲学家思想体系(或学派)、研究领域(或着作)和具体观点(学说) |
| 4.9 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社会功能 |
| 4.9.1 为认识世界提供方法论 |
| 4.9.2 为改造主观世界提供方法论 |
| 4.9.3 为改造客观世界提供方法论 |
| 5 哲学过渡形态 |
| 5.1 朴素哲学(或“前形而上学”) |
| 5.1.1 朴素哲学(或“前形而上学”)的定义及其性质范围 |
| 5.1.2 朴素哲学(或“前形而上学”)的哲学形态描述 |
| 5.2 传统形而上学衍生形态之一：“反形而上学” |
| 5.2.1 “反形而上学”的定义及其性质范围 |
| 5.2.2 “反形而上学”的哲学形态描述 |
| 5.3 传统形而上学衍生形态之二：“新形而上学”(或“修正的形而上学”) |
| 5.3.1 “后形而上学” |
| 5.3.2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德意志意识形态》释义 |
| 1.2 “在中国”释义 |
| 1.2.1 第1 阶段：民国时期（1930 年4 月—1949 年9 月） |
| 1.2.2 第2 阶段：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1949 年10 月—1966 年5 月） |
| 1.2.3 第3 阶段：遭受挫折时期（1966 年5 月—1978 年12 月） |
| 1.2.4 第4 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 年12 月—今天） |
| 1.3 “研究史”释义 |
| 1.3.1 “研究史”的性质和特征 |
| 1.3.2 “研究史”的对象和方法 |
| 1.3.3 “研究史”的目的和意义 |
| 1.3.4 “研究史”的超越和创新 |
| 第2章 民国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译介和解读性研究起步阶段（1930 年4 月—1949 年9 月） |
| 2.1 烽火岁月中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译介和解读性研究的总体概貌 |
| 2.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毛泽东思想形成并走向成熟时期（1930 年4 月—1938 年10 月 |
| 2.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毛泽东思想成熟并继续发展时期（1938 年10 月—1949 年9 月 |
| 2.2 烽火岁月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译介状况 |
| 2.2.1 《唯物的见解和唯心的见解之对立》 |
| 2.2.2 《观念论的见解与唯物论的见解之对立》 |
| 2.2.3 《社会意识形态概说》 |
| 2.2.4 《德意志意识形态》 |
| 2.2.5 《德意志观念体系》 |
| 2.2.6 “名着精髓” |
| 2.2.7 “简略评介” |
| 2.3 烽火岁月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 |
| 2.3.1 郭沫若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 |
| 2.3.2 周建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 |
| 2.3.3 吴恩裕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 |
| 2.3.3.1 《马克斯（今译为马克思）的政治思想》 |
| 2.3.3.2 《马克思的社会科学研究法》 |
| 2.3.3.3 《唯物史观的考证与解释》 |
| 2.3.3.4 《唯物史观精义》 |
| 2.4 短评 |
| 第3章 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德意志意识形态》译介全面展开、解读性研究成长阶段（1949 年10 月—1966 年5 月） |
| 3.1 激情岁月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译介和解读性研究的总体概貌 |
| 3.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时期（1949 年10 月— #1956年底） |
| 3.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 年底—1966 年5 月） |
| 3.2 燃烧岁月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翻译状况 |
| 3.2.1 《论边沁和功利主义》和《论康德和政治的自由主义》 |
| 3.2.2 《评“真正社会主义”》 |
| 3.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 |
| 3.3 火红年代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 |
| 3.3.1 唯物史观基本问题研究 |
| 3.3.2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研究 |
| 3.3.3 分工问题研究 |
| 3.3.4 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研究 |
| 3.3.5 “普遍性形式”问题研究 |
| 3.3.6 实践问题研究 |
| 3.3.7 “真正的社会主义”问题研究 |
| 3.4 短评 |
| 第4章 遭受挫折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在异化缝隙中的缓进阶段（1966 年5月— #1978年12 月） |
| 4.1 异化缝隙中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翻译和研究总体概貌 |
| 4.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十年内乱”时期（1966 年5 月—1976 年10 月） |
| 4.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文革”时期（1976 年10 月—1978 年12 月） |
| 4.2 异化缝隙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翻译状况 |
| 4.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 4.3 “文革”时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状况 |
| 4.3.1 “简要介绍” |
| 4.3.1.2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简介》 |
| 4.3.2 “专题汇编” |
| 4.3.2.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育文选》 |
| 4.3.2.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着选读》 |
| 4.3.3 “语录” |
| 4.4 “后文革”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状况 |
| 4.4.1 按劳分配理论研究 |
| 4.4.2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 |
| 4.5 短评 |
| 第5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发掘性研究阶段（1978 年12 月—今天） |
| 5.1 新课题新挑战新探索：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发掘性研究的总体概貌 |
| 5.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邓小平理论时期（1978 年12 月—2000 年2 月） |
| 5.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三个代表”时期（2000 年2 月—2003 年4 月） |
| 5.1.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科学发展观时期（2003 年4 月—今天） |
| 5.2 文献学研究 |
| 5.2.1 文献目录学研究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 |
| 5.2.2 文献考据学的研究 |
| 5.2.3 文献版本学的研究 |
| 5.3 文本解读 |
| 5.3.1 《费尔巴哈》章的文本解读 |
| 5.3.2 《圣布鲁诺》章的文本解读 |
| 5.3.3 《圣麦克斯》章的文本解读 |
| 5.3.4 《真正的社会主义》卷的文本解读 |
| 5.4 思想研究 |
| 5.4.1 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
| 5.4.2 人学理论研究 |
| 5.4.3 异化理论研究 |
| 5.4.4 世界历史理论研究 |
| 5.4.5 交往理论研究 |
| 5.5 短评 |
| 第6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史论析 |
| 6.1 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 |
| 6.1.1 文献把握方面 |
| 6.1.1.1 “以苏解马”模式的历史进步性 |
| 6.1.1.2 “以西解马”模式的启迪性 |
| 6.1.1.3 “以马解马”模式的创新性 |
| 6.1.2 理论运思方面 |
| 6.1.2.1 经验理性的阐发 |
| 6.1.2.2 阶级斗争的高扬 |
| 6.1.2.3 科学理性的启蒙 |
| 6.1.2.4 主体精神的传播 |
| 6.1.3 实践诠释方面 |
| 6.1.3.1 学术的现实主义运动 |
| 6.1.3.2 哲学的大众化运动 |
| 6.1.3.3 现代性的建构 |
| 6.2 研究中所存在的缺陷不足 |
| 6.2.1 文献把握方面 |
| 6.2.1.1 “以苏解马”模式的历史局限性 |
| 6.2.1.2 “以西解马”模式的偏向性 |
| 6.2.1.3 “以马解马”模式的缺陷性 |
| 6.2.2 理论运思方面 |
| 6.2.2.1 实用理性的复燃 |
| 6.2.2.2 斗争哲学的火红 |
| 6.2.2.3 科学主义的误区 |
| 6.2.2.4 人本主义的陷阱 |
| 6.2.3 实践诠释方面 |
| 6.2.3.1 哲学的政治化 |
| 6.2.3.2 实践的拜物教 |
| 6.2.3.3 现代性的悖论 |
| 6.3 研究中的发展前景展望 |
| 6.3.1 双重超越的综合创新 |
| 6.3.2 “国学复兴”背景下展望 |
| 6.3.3 全球化视野下展望 |
| 6.3.4 和谐社会视域下展望 |
| 6.3.5 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共时性存在境遇下展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Ⅰ：《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主要论着目录 |
| 第1阶段：解放前期（1930 年4 月—1949 年9 月） |
| 第1部分：中文着作 |
| 第2部分：期刊论文 |
| 第2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1949 年10 月—1966 年5 月） |
| 第1部分：中文着作 |
| 第2部分：期刊论文 |
| 第3阶段：遭受挫折时期（1966 年5 月—1978 年11 月） |
| 第1部分：中文着作 |
| 第2部分：期刊论文 |
| 第4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 年12 月—今天） |
| 第1部分：中文着作 |
| 第2部分：期刊论文 |
| 第3部分：硕博论文 |
| 参考文献Ⅱ：《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国外研究主要论着目录 |
| 第1部分：中文译着 |
| 第2部分：外文原着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西方超验型公共理性传统及其变迁研究 ——主要基于哲学王VS弥赛亚的高度（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部分 总论 |
| 第一章 前言 |
| 一、研究缘起——困惑、定题、尝试、基础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框架、基础 |
| （一） 研究思路——广义形而上学是一个最有包容性、本原性、解释力的角度 |
| （二） 研究框架——确立了阐释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新范式——光照-反射范式 |
| （三） 研究基础——对形而上学尤其是圣经基督教在批判的同时强调予以理性化建设性、引申义阐释 |
| 四、研究价值 |
| 五、研究方法 |
| （一） 逆推溯源法 |
| （二） 比较研究法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命题的理论界定 |
| 一、政治、政治学、政治哲学 |
| 二、理性、公共性、公共理性 |
| 三、超验型公共理性 |
| （一） 超验型公共理性的含义 |
| （二） “超验型公共理性”提法或命题将“理性”与“超验”合用的合法性辩护 |
| 四、形而上学的含义与类型学 |
| （一） 形而上学的含义——普遍性、绝对性、永恒性、抽象性与超验性 |
| （二） 形而上学的类型学——形而上学Ⅰ、形而上学Ⅱ、形而上学Ⅲ、形而上学Ⅳ |
| 五、形而上学Ⅱ：圣经基督教及其神学——神性形而上学 |
| （一） 本文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理解 |
| （二） 本文对神学的理解 |
| 六、形而上学与政治学思维勾连的逻辑合法性 |
| （一） 形而上学与政治学思维勾连的逻辑合法性——正面论证 |
| （二） 形而上学与政治学勾连的逻辑合法性——自我置疑 |
| （三） 形而上学对于政治学思维的逻辑功能 |
| （四） “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的命题提出、含义与类型学 |
| 七、宇观政治学、形而上学政治学、超验政治学、元政治学与政治基因学 |
| 八、中西方政治学（政治思维）不同的公共理性比较——政治思想史角度 |
| 九、政治哲学（政治思维）不同的公共理性类型划分标准及中西方不同公共理性类型学——从广义形而上学角度的分析揭示 |
| （一） 政治哲学（政治思维）的公共理性类型划分根据——形而上学发达与否 |
| （二） 中国政治学（政治思维）公共理性类型学：世俗型公共理性或世俗“群中龙” |
| （三） 西方政治学（政治思维）公共理性类型学：超验型公共理性或超验“超世神” |
| （四） 西方超验型公共理性传统类型相对于他者在比较学意义上的特殊性与历史影响 |
| （五） 西方公共理性传统类型从形而上学角度分析比较后的基本结论——西方原创型形而上学政治哲学理念完全不适合中国国度；那么西方传统流变中是否产生出了适合中国的政治哲学模式？ |
| （六） 由神圣超验到世俗经验、由天国逐渐下降到人间的西方超验型公共理性变迁轨迹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笛卡儿的“知识之树”命题与圣经上帝的“生命树”启示 |
| 第二部分 西方超验型公共理性传统之形而上学光源——彼岸天国型理性形而上学及其政治哲学VS 彼岸天国型神性形而上学及其政治哲学 |
| 第三章 精神牛虻苏格拉底的形而上学——西方政治文明的哲学始祖——理性形而上学 |
| 一、苏格拉底彼岸天国型理性形而上学的主要思想 |
| 二、苏格拉底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政治思想 |
| 第四章 理念论形而上学——“善的理念”之形而下代表“哲学王”——理想国——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及其公共理性意义（“理念论”光照） |
| 一、柏拉图的理念论形而上学 |
| 二、柏拉图“善的理念”所统摄的灵魂政治逻辑学 |
| （一） “善的理念”是最美的绝对真理，统摄着世界和人的灵魂 |
| （二） 灵魂从可见世界上升到可知世界，即如同人从洞穴囚室进入到光明世界 |
| （三） 整个灵魂之眼有两种迷盲，必须转离变化世界（可见世界）而转向可知世界（善理念） |
| （四） 为理想城邦整体幸福计，胜任治理国家的哲学家（最好的灵魂）上升到善理念后还要下去“救赎”变化世界里的芸芸众生（“洞穴囚徒”） |
| （五） 真正的哲学生活高于政治生活，惟有轻视政治权力的哲学家掌权方能使城邦得到最好管理 |
| （六） 造就真正哲学家的学问（把灵魂拖着离开变化世界进入实在世界的学问）—其中最主要者是辩证法 |
| 三、柏拉图灵魂政治逻辑学所要求的正义国家：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国城邦理念即头等好的理想国公共理性的最高代表 |
| 四、法律至高无上：柏拉图次等好的理想国公共理性 |
| 五、柏拉图理念论的合理性所在之认定 |
| 第五章 第一哲学——“作为存在的存在”之形而下代表“政治动物”——理想城邦—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及其公共理性意义（“哲学王”光照的反射式光照） |
| 一、亚里士多德引论：其政治思想究竟是否受制于其形而上学 |
| 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及对其政治思维的范导意义 |
| （一）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多元化了的理念论 |
| （二）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之政治思维意义——以善为目的、借助于伦理学之中道 |
| （三）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动物”是此岸世界中“作为存在的存在”，对柏拉图“哲学王”的形而下化和广泛化 |
| （四） 亚里士多德意义的“理想城邦”是平等的政治动物（公民）结成的民主的中庸的混合性城邦，是对柏拉图“理想国”的形而下化 |
| 第六章 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一种作为基督教开路先锋的准基督教（介于古希腊理性哲学与基督教之间的形而上学），伟大的实践型政治哲学家西塞罗 |
| 一、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一种作为基督教开路先锋的准基督教 |
| 二、伟大的实践型政治哲学家西塞罗 |
| （一） 西塞罗导论 |
| （二） 西塞罗《论共和国》一书的共和国思想 |
| （三） 西塞罗《论法律》一书的自然法思想 |
| （四） 西塞罗评价 |
| 第七章 基督教神本论形而上学——上帝之道成肉身“弥赛亚”——天国——基督教政治哲学的神学形而上学及其公共理性意义（“神道论”光照） |
| 一、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文对闵采尔宗教神学观的解读或和赞赏（本文理解基督教的主要理路） |
| 二、前基督时代地球上的主要文明鸟瞰 |
| 三、耶稣及其使徒在继承犹太教圣经基础上并吸收希腊哲学开创的基督教 |
| （一） 总论 |
| （二） 基督教圣俗两种角度的成因分析及其对犹太教的革命 |
| （三） 基督教圣经（含旧约）中体现形而上学之超验本体的经句撮要 |
| （四） 圣经基督教是理性的宗教，是公共理性的非线性、超验性表达，是地球人类尤其在生态文明时代的较大理性或公共理性 |
| （五） 圣经基督教中的“公理”思维 |
| （六） 迥异世人智慧的上帝智慧——上帝眼中世人智慧的来源、有限性和虚妄 |
| （七） 圣经基督教以法理型逻辑取代了伦理型逻辑 |
| （八） 圣经基督教的二元论逻辑与教会基督教的二元论实践 |
| （九） 耶稣教训具有绝对主义、理想主义、内在主义、虔诚主义、纯粹主义的本质 |
| （十） 耶稣作为人神之间中保、中介的重要价值 |
| （十一） “恩典高于律法”的新约原则 |
| （十二） “罪人”的人性假定，基督教强调以外在客观的上帝神道正义来战胜个人私欲 |
| （十三） 耶稣作为“万王之王”（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之王者意象（象征）及其政治哲学意义——榜样、标杆、典范意义 |
| （十四） 以色列人设立世俗君王的起源，“上帝”对此事的态度和对世俗权力的定命性天条 |
| （十五） 《圣经》是一部空前绝后的伟大的超级政治（哲）学宝典——超世俗意义上的“公理”、“万民法”、“神国政治学”、“天国政治学”、“圣经政治学”、“基督政治学” |
| （十六） 圣经基督教和教会基督教的吊诡处或内在的逻辑悖论所在 |
| 第八章 超验型公共理性暨“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Ⅲ”：希腊理性形而上学（哲学王）＋基督宗教神学（弥赛亚） |
| 一、耶路撒冷与雅典是否有相干？ |
| 二、柏拉图主义与圣经基督教的共同性方面 |
| （一） 基督教是柏拉图主义的一种神圣化现实化表达或版本 |
| （二） 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的正义观都反对平均主义 |
| （三） 柏拉图的理想国与基督的天国具有的共同逻辑 |
| （四） 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都强调智慧的重要性，都强调来自神的最高“灵石”、“知识”和灵魂 |
| （五） 希腊哲学与基督教都是人类认识自我的理论结晶 |
| （六） 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信仰都是秩序的形而上学表达 |
| 三、柏拉图主义与圣经基督教的互补性方面——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对谈 |
| 四、基督教《新约》本身对希腊哲学的利用 |
| 五、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的区别 |
| 第三部分 西方超验型公共理性传统之反射流变——彼岸天国型理性形而上学及其政治哲学VS 彼岸天国型神性形而上学及其政治哲学在中世纪和近代结出两种不同境界的形而上学政治哲学 |
| 第九章 中世纪消极保守主义神学阐释路线的“哲学王VS 弥赛亚”——中世纪基督教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即中世纪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 |
| 第一节 “哲学王VS 弥赛亚”，中世纪超验型公共理性暨形而上学总论 |
| 第二节 奥古斯丁——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式神性形而上学及其神学政治理论 |
| 一、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柏拉图主义式神性形而上学 |
| 二、奥古斯丁神性形而上学思想所主导的神学政治观 |
| 三、对奥古斯丁的基本评价——西方政治哲学主旨由人世向神道的切换 |
| 第三节 阿奎那——基督教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式神性形而上学及其神学政治理论 |
| 一、唯名论与实在论之间的形而上学之争中的温和实在论形而上学 |
| （一） 唯名论与实在论之间的形而上学之争的历史由来 |
| （二） 阿奎那温和实在论的形而上学 |
| 二、理性神学：关于上帝存在的形而上学证明 |
| 三、阿奎那形而上学中的神学（信仰）与哲学（理性）辨正 |
| 四、强调理性的神性形而上学主导下的神学政治理论 |
| 第十章 近代积极自由主义神学阐释路线的“哲学王VS 弥赛亚”——传统形而上学光源的近代化反射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形而上学教义即理性之光—理性个体人与资产阶级理性王国（“自由女神”）的形而上学基础 |
| 一、西方近代政治哲学和政治文明总论 |
| （一） 西方政治哲学近代化转型的基本诉求－－矫正先前历史对上帝神道消极保守主义的理解和运用 |
| （二） 政治哲学思维：神性形而上学、理性形而上学并重的法学世界观 |
| （三） 近代政治哲学的主题――限制政权、提升民权 |
| （四） 主要理论范式：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作为形而上学 |
| （五） 圣俗相互向对方学习效法，世俗世界努力神圣化 |
| （六） 基督这宗教灵魂自由的形象和教训，成为自由主义政治思考的想象力和灵感来源 |
| （七） 基督教不同教派的争执、甚至战争，关于国家应然逻辑的设定或争鸣、妥协 |
| （八） 消极政治思维和利用恶来实现善的目的的政治方法论 |
| （九） 近代政治哲学对基督教神学革命的限度 |
| （十） 部分近代政治文明结果 |
| 二、传统形而上学的近代化革命表现在左、中、右三重意义的路向 |
| 三、右路“非神”的形而上学革命——文艺复兴的双重性——马基雅弗利个案 |
| （一） 文艺复兴的双重性——人文主义的人性人道与基督主义的神性神道 |
| （二） 马基雅弗利个案——基督教徒与人文主义者二者的“精神混血儿” |
| （三） 马基雅弗利论“命运之神”——上帝主权与人之自由意志的关系 |
| 四、左路“正神”的形而上学革命——宗教改革——圣经基督教神性形而上学的回归与完善——马丁·路德与约翰·加尔文 |
| （一） 宗教改革概述 |
| （二） 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新教神学政治思想 |
| （三） 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的新教神学政治思想 |
| （四） 宗教改革（新教）神学及其政治观总评 |
| 五、中路“移神”的形而上学革命：笛卡尔二元论形而上学——政治哲学主流范式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近代政治先知所塑造的自由女神或理性王国——启蒙运动的双重性 |
| （一） 启蒙运动的双重性 |
| （二） 近代主流政治哲学（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的形而上学 |
| （三） 近代启蒙政治哲学思想体系或主义是一种源于基督教的世俗宗教 |
| 第四部分 此岸世界完全理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之最伟大的革命——对西方形而上学政治哲学思维逻辑彻底颠覆与精神价值更高继承之统合 |
| 第十一章 西方超验型公共理性即形而上学政治学彻底的近代化革命与“现实具体人的发现”——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
| 一、总论——时代背景与价值诉求、理论旨趣 |
| 二、作为其政治哲学思想体系历史原点与逻辑原点的“现实的人” |
| 三、对以“抽象的人”为逻辑起点的德国哲学的批判 |
| 四、“现实的人”是马、恩社会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逻辑前提 |
| 五、阶级和阶级斗争（包括革命）的存在仅仅同“现实的人”的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
| 六、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即“现实的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 |
| 七、“现实的人”之间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
| 八、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最终目的在于实现人的解放这一最高社会政治理想 |
| 九、结论：无产阶级主体+经济利益目标+阶级斗争途径=无产阶级专政=新国家≥缺乏形而上学之精神力量制约，但以政治权力为超级力量诉诸于未来 |
| 十、马克思主义对基督教的否定之否定 |
| 十一、广义形而上学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政治思维的提示 |
| （一） 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理论上所设想的理性王国是否只具有资产阶级的属性，能否为已经成为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有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共和国所利用？ |
| （二） 本文分析中国现实问题及其政策取向的初步结论 |
| （三） 形而上学（含宗教）无用吗？大为不然！ |
| （四） 没有形而上学为逻辑基础的政治哲学是否可能？排斥形而上学的政治哲学创新上的可能性或限度问题 |
| 第五部分 结论：形而上学政治学暨超验型公共理性的历史地位 |
| 第十二章 形而上学的政治哲学意义与局限性，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之一般原理及其在前共产主义时代的历史必然性探讨 |
| 一、形而上学的政治哲学意义与局限性 |
| （一） 形而上学对政治思维的建构主义功能 |
| （二） 基于理性或超级理性（信仰）的整体主义思维 |
| （三） 形而上学和圣经基督教为西方政治思想展示了更广阔的精神世界，培养了政治思维的创造性、想象力 |
| （四） 形而上学政治学是一柄双刃剑，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和消极性 |
| 二、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之一般原理 |
| （一） 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诸多要素 |
| （二） 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现实化的思维逻辑程式 |
| （三） “政治学的形而上学”确立为独立的政治学形态的理论价值与规范意义 |
| 三、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在前共产主义时代的历史必然性 |
| 四、西方形而上学政治学（超验型公共理性）对中国政治哲学创新性研究的启示—当今中国政治哲学创新的限度、难度、合法性与意象（象征） |
| 五、西方形而上学政治学（超验型公共理性）对中国政治发展实践的启示——中国政治和执政党政府发展的意象（象征） |
| 六、本文主要结论与基本工作或贡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独立发表或完成的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邓小平反形而上学思想初探（论文参考文献）
- [1]斯宾诺莎幸福论哲学探析[D]. 胡玲. 吉林大学, 2020(12)
- [2]实践、历史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沉思——《杨耕作品系列》的意义和地位[J]. 张立波.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9(05)
- [3]现代西方法哲学形而上学困境的反思性研究 ——以马克思主义生活观为视角[D]. 马勇.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4]论当代中国哲学的自我理解和生命形式——“解放思想”的哲学特性与当代价值[J]. 仝联勃. 理论探讨, 2017(01)
- [5]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 谭苑苑.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4)
- [6]马克思革命框架中的民主思想及当代价值[D]. 徐圣龙.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6(09)
- [7]哲学的民族性研究 ——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D]. 龚晓珺. 中央民族大学, 2013(12)
- [8]哲学形态的层次及其划分标准研究[D]. 郝立忠. 武汉大学, 2012(07)
- [9]《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D]. 邓伯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0(01)
- [10]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西方超验型公共理性传统及其变迁研究 ——主要基于哲学王VS弥赛亚的高度[D]. 李峻登. 苏州大学, 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