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农村金融体制变迁的思考

一、对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李屹然^[1]（2021）在《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制度是激励与约束人行为的一种规则。中国式分权制度由于对地方政府做对了激励,从而被认为是引致我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个关键性制度安排。但当前纵向财政税收返还已逐渐无法满足“增长型”政府的支出需求,分税制改革在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激励效应正在减弱;分权体制在保留政治权威约束下的上下级互动过程中,更倾向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在近十余年来伴随预算外收入的增长越发明显。支农事权下放后我国地方政府在区域支农领域的作用越发重要,但事实与现象发现西方经典分权理论已无法合理解释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的支农行为。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对分权制度的作用机制产生了独特影响,而这种影响能否合理激励地方政府扶持本地农业经济综合发展是值得研究的。因此,本文尝试构建了中国式分权制度对我国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影响理论框架,希望通过优化我国分权制度设计从而优化地方政府的支农行为,最终达到促进我国农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目的。本文遵循了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的基本逻辑思路,将中国式分权细分为收入分权（横向）、支出分权（纵向）与管理分权（市场）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与理论构建。其中收入分权从地方政府之间横向经济收入博弈的角度分别讨论了预算内收入（财政分权）与预算外收入（金融分权）的不同影响机制;而支出分权则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支农事权下放、信息反馈机制以及政绩考核指标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最后管理分权侧重于分析地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支农干涉与管理职能问题。通过对中国式分权制度研究范畴的细化,本文揭示了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内在机理与影响方式,并为后文实证构建了理论框架。在实证研究阶段,本文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对核心变量进行了基础演绎与分析,其后采用2008-2018年面板数据,并运用了固定效应模型、门槛回归模型、面板分位数模型、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空间计量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对前文理论机制进行了验证。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后提出了以下研究结论:（1）收入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①当前收入分权下无责任的财政援助弱化了纵向财政分权的激励机制,但强化了横向财政资源竞争的能力。联邦制的财政分权模型的激励效应并不适用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在中央政府高度政治集权的“大政府”领导下,基于增值税税收返还的纵向财税激励效应减弱;而地方政府可通过横向的财政控制从而强化其财政资源能力。②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支农行为上的目标函数趋同降低了金融支农约束。同时金融收入分权的预算外收入竞争强化了地方政府金融支农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来源于金融风险的对外转嫁与中央的隐形担保。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成本外溢与风险转嫁等方式,将自身预算外约束扩张的成本与风险转嫁到上级或同级政府,从而强化其金融资源的获取能力。③地方政府在强化其经济能力的过程中,支农能力大于了其支农真实需求。通过理论与博弈分析表明,财政援助所形成的横向财力转移会导致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支农规模的提升。地方政府中高收入分权地区会主动增加财政支农规模,在被转移支付前优先满足自身支农需求;而低收入分权地区的地方政府则在农业“争资立项”的基础上对中央与同级政府造成事实性依赖。二是地方政府利用“风险转嫁”扩大其预算外支农约束,增强了预算外收入的横向竞争（金融资源）,从而更为盲目的扩张其预算外的金融支农约束。实证结果表明收入分权造成的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同时收入分权对支农规模的影响作用具有明显的双门槛效应,适度的收入分权能够推动当地支农规模上涨,但过高或过低的收入分权对于支农规模提升作用降低。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收入分权在25%、50%以及75%分位条件下对涉农资金规模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同,其结果同时说明当前地方政府支农资金规模的主要受到政府间横向经济博弈与其支农能力的影响,而非适应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2）支出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支农政绩导向行为①当前支出分权的下放并未能平衡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差,信息传递仅能从上至下而未能从下至上。由于我国户籍制度与乡村文化传统限制导致农村受益主体的村民难以运用“用脚投票”或“用手投票”来反馈地方政府对三农建设的成绩与满意度;农村对地方政府服务供给的信息反馈失效导致委托代理模型在我国农村的应用出现偏差,这种偏差弱化了支出分权通过横向竞争优化农村公共投资结构的作用。②上级部门指标性考核方式则强化了支出分权的纵向激励效应,中央政府指标性考核从选择性变为了唯一性。当前支出分权制度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反馈与绩效考核方式,造成地方政府在面临上级政府考核时产生对政绩指标过度依赖,从而忽略了当地农村受益主体的真实需求。这种激励偏差会引致地方政府一方面追求短期政绩表现,同时对农村公共投资更侧重“可视性”的政绩投入,最终形成政绩导向行为。实证结果表明:事权下放导致地方政府对农村投资与公共服务供给遵循“可视化”优先的投入导向,对容易被上级政府考核发现的“可视化”指标更加侧重,而对于不易被晋升考核重视的“非可视化”指标则投入不足。通过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发现支出分权对支农行为“短期化”投入的冲击效应在滞后四期左右迅速收敛于零,表明了地方政府的支农政绩导向行为对农村投资建设未能形成长期稳定的支持,同时这种短期性行为对于“可视化”指标的影响滞后期更为提前。此外实证结果表明当前财政资金对于需要长期和持续性供给的农村服务供给更为有效。（3）管理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支农市场分割行为①管理分权此时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管理与干涉并未有效促进其市场化进程,反而促进了区域间的市场分割行为,这种干涉行为不仅未能消除“市场失灵”,反而导致了“政策性失灵”。我国农业市场与政府之间呈现较为明显的“强政府”与“弱市场”关系,地方政府在支农事务上出现明显的地域边界隔离,支农行为边界不清晰,职能不确定的现象,并对当前区域中农业商品市场以及农业生产要素市场进行行政干预与地方保护。②管理分权的主要影响机制为地方政府通过控制农业商品或生产资料市场的价格因素来对农业生产与销售环节进行控制。地方政府支农行为边界的模糊引致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缺乏制约,在面领“各自为战”与提升本地农业经济增长的选择中,地方政府突破管理分权边界约束对区域农业发展形成市场保护,最终形成农业多领域的市场分割行为。实证结果表明:一是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就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区域农业商品市场已经形成了区域性市场分割,该行为表现出区域内Moran I值的显着与趋同性,表明农业商品市场的市场分割已经形成了一定区域性聚合性以及部分地方政府横向联盟;同时,通过了拉格朗日乘子法检验后,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管理分权对农业商品市场分割的影响显着。二是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就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路径进行了检验,实证表明省农业生产规模会影响对管理分权的影响效应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即管理分权在农业生产大省形成的市场分割行为会更加明显。本文中国式分权制度特点从不同维度勾勒出地方政府在支农行为的特点,描述了支农规模基于博弈、支农投资服从政绩、支农管理缺乏合作的综合性支农行为。本文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对我国分权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与优化方案。最后,和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点与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理论框架创新。本文将分权制度的纵向激励、横向竞争、预算外经济资源博弈以及地方政府支农行为抉择纳入到统一的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政府间一方面存在纵横联动的二维显性制度“双重激励”效应,另一方面存在基于预算外经济资源撰取的隐形制度“投机抉择”,显性与隐形制度博弈结果决定了地方政府支农的行为路径。该框架较好的解释了地方政府支农“意愿”不强,但支农规模增长的现象;同时澄清了支农资金规模并非造成农村公共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并能对区域农业市场分割现象进行有效回答。（2）分权制度的研究维度细化。基于中国经验对已有以纵向税收返还为核心的财政分权制度研究内容的细化与扩展。本文在将分权制度的研究范畴细化为收入分权、支出分权以及管理分权三个维度,是对当前分权制度研究维度与范畴的有效细化。（3）实证方法创新。运用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了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支农规模影响的非线性关系,描述了不同分权程度的影响机制差异性,是对已有线性实证方法的一个补充;运用PVAR模型实证了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滞后期影响,并描述了该影响在短期快速收敛的政绩导向现象,是对已有研究忽略政策滞后期影响与持续效应的一个补充;通过设定质点距离并基于“冰山理论”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并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实证了地方政府对农产品造成的市场分割行为,是将“冰山理论”与空间地理结合实证的创新扩展。

王毅^[2]（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研究说明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何松龄^[3]（2020）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文中提出相比于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实践而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改革是明显滞后而又存在诸多问题的。在七十年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通过一系列以“暂行规定”、“指导意见”为载体的制度供给行为初步建立起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体系,但这一体系并没能真正为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塑造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产权安排。受此影响,农村金融机构“脱农离小”的现象依然突出,农村金融机构组织治理长期混乱,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无法得到有效发挥。究其根源,是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制度供给抑制问题。一方面,健全农村金融支农体系迫切需要有效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作为支撑;而另一方面,当下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供给在实践中又难以真正地对这一迫切需求做出有效的回应。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供给与健全农村支农金融组织的产权制度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制度供需失衡。有鉴于此,本研究从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出发,以“理论框架—实证分析—对策研究”三层结构为研究框架,系统解读“什么是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存在何种问题,症结何在?”以及“如何推动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的三重问题。全文除绪论外共有七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理论基础”。沿着“产权——金融产权——金融机构产权——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进路,本章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实情况引入企业产权理论与制度金融理论作为理论支撑,为研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提供跨学科的分析框架。本章认为现有研究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机械地解读为“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的产权”,缺乏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本质的把握,存在一定的误区。受制于此,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改革并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到底什么是农村金融机构产权,还有待研究的重新解答。第二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框架”。遵循“功能——结构”的范式,本章重新界定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之上从宏观与微观的双重层面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进行解构。本章认为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是在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满足农业、农村发展的金融需求的功能约束下,由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基于一定农村金融资源而享有的权利的总称。较之于一般的企业或金融机构产权,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在功能、主体、客体以及模式上有着明显的特征。在宏观维度上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指向农村金融机构的所有制形式,是农村金融机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法律形态;微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则是农村金融机构运行的具体规则,反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二者共同塑造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整体结构,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效率。第三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程、逻辑与经验”。本章从分析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演化语境入手,系统梳理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七十年的演化历程,并在此基础之上深刻阐释其内在的深层逻辑与改革经验。本章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演化形成了以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以所有权改革为主导的演进模式以及顶层设计缺位下的试错性改革思维的三重逻辑。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历史逻辑根源。在演化的过程中,我国形成了坚持推进市场化改革、坚持渐进性的改革方式、坚持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的协同推进以及坚持以实际问题为到导向的改革经验。第四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本章从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制度安排现状的梳理和总结入手,系统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的异化表现。本章认为在宏观层面上,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呈现出结构性的国有资本垄断与产权目标营利化的异化现象;在微观层面上,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产权主体虚置、内部人控制、外部人控制、产权关系倒挂、产权约束机制失效。当下的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严重偏离了既定的制度供给目标,直接制约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的实现。第五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归因”。在前文的基础上,本章主要从制度供给的层面对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成因进行分析和论证。本章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是农村金融产权改革过程中制度供给缺位、错位、越位的共同结果。其根源在于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缺乏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准确把握、缺乏统一的制度供给目标三者共同导致的制度供给抑制的长期积累。第六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经验借鉴”。以历史为视角,本章对域外国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实践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本章认为推动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需要在总结自身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充分借鉴域外国家实践的历史经验,重视法律制度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在制度设计中坚持合作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主导地位,明确国家作为产权主体在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过程中的扶持性作用,强调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中的产权联结。第七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在前文的基础之上,本章就如何推动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章认为破解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关键在于从供给侧层面推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推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以我国农村金融的现实需求为指引,明确改革的核心目标,树立优化配置、支农本位、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明确法制化的基本路径,坚持合作制的改革方向。在此基础之上,以制度创新完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是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实现的必然要求,应当从构建以农业经营主体为主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制度、建立有序的农村金融机构国有股权退出制度、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组织治理制度、推动省联社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推动合作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法律重构五个方面予以落实。

许峻桦^[4]（2020）在《我国银行业涉农信贷制度研究》文中提出农村金融作为现代农村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是助推农村经济发展和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要素。而涉农信贷作为当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金融扶贫工作的关键举措,是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针对“三农”发展的金融信贷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涉农信贷的规模、增量以及服务的广度与深度都明显得以拓展。但是,现实的农村金融需求仍然存有较大缺口,实体农业依然面临贷款难、贷款贵的现实困境,很难获得信贷支持。我国农业信贷中风险管控能力弱、信贷供给与多样化金融服务相结合的创新乏力、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亟待完善以及信贷抵押资产处置变现困难等现实问题仍旧十分严峻,究其缘由,其症结主要为现行的银行业涉农信贷制度未能充分发挥绩效功能,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合理的制度安排和配套机制建设对于提高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降低金融风险,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银行业涉农信贷制度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国的银行业涉农信贷制度几经变迁,已形成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工协作、共同发展且金融组织、信贷管理、金融监管、金融法治及信贷配套保障等机制日趋完善的格局。存在这样的制度安排有其现实的客观合理性,对促进我国“三农”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通过考察发现现行制度对在促进银行业涉农信贷发展的金融实践中遭遇障碍,与当下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还不相适应。本文通过对我国银行业涉农信贷主体的行为博弈、制度绩效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当前我国银行业涉农信贷的总体效率不高、增长缓慢且各省份间存在不平衡,涉农信贷供给乏力,并认为其各方参与者的决策对涉农信贷制度效率有较大影响。因此,科学评价我国当前银行业的涉农信贷制度在助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效用、判定政策预期是否得以实现、准确把脉信贷制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及其深层次原因,以为银行业涉农信贷制度的优化改进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这也是破解当下金融扶贫课题的应有之义。本文立足经济法基本原则及对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有机统一的思考,基于制度与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史料佐证与数量模型测度等分析方法,对我国银行业涉农信贷制度建设的现状及制度低效的成因进行了深入探析,进而提出促进我国银行业涉农信贷发展的制度体系的构建策略,这对丰富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理论,健全我国银行业涉农信贷制度机制,切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较高的理论与现实价值。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绪论。本章开篇从论文的背景意义及拟研究的基本问题切入,通过归纳整理国内外研究综述,确立研究的基本问题,明确本文的研究目标、路径及方法,进而勾勒出全文的内容架构,指出其力图实现的创新和未来需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第一章,我国银行业涉农信贷制度的理论基础。通过对银行业涉农信贷、银行业涉农信贷制度、银行业涉农信贷制度效率等基本概念进行廓清,进一步在学理上清晰地阐释了银行业涉农信贷制度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我国银行业涉农信贷制度供给的现实条件与本文研究所涉及的发展经济学、农村金融学、法律与制度经济学、经济法学等领域相关的资本形成、金融发展、制度变迁及国家适度干预等相关理论,为本文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二章,我国银行业涉农信贷制度的历史变迁。本章从历史发展的视角,依据前章阐释的涉农信贷制度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以时间维度为脉络,探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银行业涉农信贷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背景下的制度变迁,深刻剖析制度变革的时代特征。第三章,我国银行业涉农信贷制度的现实考评。本章通过查阅大量全国各省市农村金融的统计文献和数据资料,采用问卷调查、实地走访及座谈询问等方法,分别从国家和地方层面对我国银行业涉农信贷制度及其实效进行全面深入考察。通过考察发现,我国发展银行业涉农信贷的制度绩效不甚明显,“金融抑制”仍然为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瓶颈”。并认为当前涉农信贷政策和相关制度在金融供给、信贷管理、监管考核、金融法制及配套保障等方面存在不足,以致农村经济发展面临信贷制度机制改革滞后的制约,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信贷制度供给难以适应和满足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第四章,我国银行业涉农信贷制度的经济学分析。通过博弈论视角,对监管部门、涉农银行业机构、涉农信贷借款人（农业企业及农户）等主体间的决策行为进行分析,揭示涉农信贷融资背后的内在履约机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农村银行业涉农信贷制度机制运行的投入与产出因子进行分析,全面客观评析涉农信贷制度运行绩效;运用Tobit方法,对银行业涉农信贷制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揭示影响涉农信贷制度效果的关键因素。在直面制度低效问题基础上深入剖析,认为农业天然的弱质性与银行持续经营的“三性”冲突,涉农银行信贷管理脱离农村经济发展实际,金融监管定位偏离支农目标,“法制先行”理念缺失致使涉农信贷法制建设滞后,以及多重关系叠加博弈致使涉农信贷制度执行异化,影响涉农信贷制度效率。第五章,国际经验借鉴。本章分别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具有涉农信贷制度实践的成功经验的代表进行考察,系统梳理了关于涉农信贷制度建设的典型国家的经验做法及其特点,探索其实现机制与成长模式,以期为改革完善我国银行业促进涉农信贷的制度构建提供经验借鉴。第六章,我国银行业涉农信贷制度体系机制的构建。本文在我国农村金融信贷实践及国际经验借鉴的基础上,综合分析我国农村地区银行业涉农信贷制度运行机理,探索制度优化的框架构建路径。整体而言,构建涉农信贷制度,应当坚持“公平与效率并重、规制与激励并举”的总体思路,以规范涉农信贷市场、助力三农发展、促进城乡实质公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基本目标,以经济效率、适度干预、实质公平及可持续发展等为规制原则,并充分考虑农村经济特点,高度重视涉农信贷制度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以提出构建一个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银行业涉农信贷制度体系的基本策略建议。本文的创新性研究主要在于从制度层面揭示了我国涉农信贷供给低效的根本原因在于现行银行业涉农信贷制度由于自身存在不足而难以适应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在探索构建农村银行业涉农信贷制度框架中,不仅关注金融抑制问题的描述性研究,更侧重借助交叉学科丰富的理论资源,凭依法经济学的理论视角,从经济学的效率与法学的公平正义两个维度,评判分析农村银行业涉农信贷的制度供给效果,剖析影响因素,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银行涉农信贷制度运行效率的评价体系;既注重法学的规范性研究方法,又注重经济学的实证量化分析,避免单纯地对制度、办法及法律规制进行主观价值判断。此外,试图通过新制度经济学中博弈论方法运用,探究涉农信贷主体间交易行为动机,实现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融合化。

舒凯彤^[5]（2019）在《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模式与路径选择》文中研究指明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的核心,完善合理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是保障农村经济稳定发展、持续增长的基本保障,是国家整体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战略制定的重要基础。如何构建起适应我国国情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就必须找到与之相匹配的发展模式与路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是指在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不同的发展条件和背景下,农村金融的供给方、需求方以及国家层面以制度的形式做出相应的安排和调整,依据不同的金融发展方法配置信贷资金,以形成功能完备的农村金融市场和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最终形成推动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相对稳定的模式。在不断的摸索与探究中,我国的农村金融已经走过了40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显着的成果。但是,无论是在农村金融自身的发展模式还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仍存在着许多问题。这里边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原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找到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发展道路,是农村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通过对中国现行农村金融发展状况的调查和分析,发现目前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变化的需要,不仅没有更好的解决“三农”问题,反而束缚了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仍不够健全,农村金融需求结构变迁导致供需结构出现的新的失衡,金融抑制现象长期并且目前仍然存在;从需求角度而言,农户自身的天然特性使其缺少高质量的资产和抵押品大大降低了其农村信贷资源的可获得性,农村金融市场容量扩张与金融基础支撑体系薄弱的矛盾仍然突出;而从供给角度讲,农村金融市场中信贷的供给主要依靠政府政策指导及行政手段进行推动,同时也缺少相应的农业保险体系和风险分担机制为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保驾护航。因此其承担缓解农村借贷资金紧张状况的能力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同时自身在风险管理等方面集聚了不少问题;完整的风险防控体系并未建立,不论是从普及范围还是普及质量上来看都是不达标的,作为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环节,理应肩负起更重要的责任。为了厘清这些问题,有必要对我国农村发展的历程进行系统的梳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政府主导模式（1978-1996年）、“三位一体”模式（1997-2004年）、商业化主导模式（2005-现在）。区别不同模式的关键在于满足金融需求的供给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所采取的主要手段,即如何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信用主体模式、资产抵押模式和合作金融模式。将研究视角聚焦在金融交易层面,探讨何种金融模式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资金供需双方的需要。金融的最核心功能是资金的融通,引导资金流动到价值最大化的领域,价值不应仅仅包含经济价值,还应充分考虑到社会价值、环境价值等方面。而且因为我国的现实情况,农村金融还被赋予了更多重要的责任。不仅仅要促进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农民致富,还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使农民生活的更有尊严。现阶段,农户和资金供给方就好比站在河的两岸远远相望,金融则是将二者连接起来的桥梁,实现农村信贷资金供需的平衡。可以看到,我国农村金融市场机制尚未建立,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的变化,市场功能还不健全。究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可以归结为农村金融模式变迁的目标设定不明晰、农村金融模式创新的主体动力不足、农村金融模式演进的路径偏差。这些问题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农村金融信贷供需主体的失衡,形成了事实上的金融抑制。通过对我国农村信贷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农业生产总值和农村居民纯收入与农村信贷差额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民纯收入越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越高,农村资金流出现象越严重;而国家财政支农力度和农村固定投入对优化农村信贷配给起到显着的正向作用,对信贷流出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从资金供给上促进农村信贷配给效率的提高,即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投入不断强化了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农村金融市场功能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信贷抑制问题。以上结论为我国农村金融模式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政府力量的干预能够促进信贷配置的优化,在一定程度上健全和完善了农村金融市场。但仅仅依靠政府的强制性行政手段从根本上扭曲了金融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弱化了市场机制在农村地区资金配置的作用,加剧了农村信贷市场的调节失灵。因此,将“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以市场自发的力量对农村资金的流动进行调节,将是农村金融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可以借鉴国外已经成功的有益经验,美国波特切斯特乡村银行模式、孟加拉“格莱珉”模式和印度地区农村银行模式都有值得学习取经的地方。此外,互联网金融、农业供应链金融和新型合作金融模式等新兴金融理论也为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新的可能,互联网金融与生俱来的高效便利,农业供应链金融所特有的风险把控作用,新型合作金融模式得天独厚的信息优势和较低的监督成本,都是我国农村金融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诚然,改革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必将经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农村金融模式的路径选择应主要从以下三个大方面着手:一是健全完备的农村金融体系,二是优化提升农村金融市场功能,三是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基础支撑。例如大力发展土地未来收益权抵押贷、对低息和贴息涉农贷款进行财政补助、加快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等;农村金融机构应充分利用现有的政策优势,立足自身优势领域积极拓展农村市场。商业银行农村分行应当构建适应农村市场的运营体系,农村信用社则应致力于建立商业化的现代金融模式,村镇银行的未来是走出差别化的“社区银行”道路,新型规模经营主体将作为三者的有益补充;保险公司应该将眼光放的长远些,看到农业保险的巨大潜力和增长空间,寻求在政府的支持下稳步推进农业保险业务。农村联保互助小组、商业保险公司、农业再保险公司和保监会将共同构成我国的立体化农业保险体系,把政府和市场的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推动农业保险发展的合力。不可否认,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体制存在诸多的问题和不合理的地方,但正是因为有不足才有进步的可能。在深入推进农村金融市场化的基础上,以政策完善为改革铺平道路,以农村金融机构为改革主力军,以农业保险体系为改革保驾护航,“三农”问题必将迎刃而解,实现农村发展、农业繁荣、农民富足的愿景,早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李曦^[6]（2019）在《新中国（1949-2019）农业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研究》文中认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从经济到制度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华文明的漫长历史中,七十年的时间挥手即逝,但是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这段时间却是举足轻重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年,无论是取得的经济社会成就,还是其进行的巨大变革,都是举世瞩目的。农民阶层,作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其智慧与力量在新中国的变革发展进程中起到了中坚作用。这一群体的发展变迁历史与新中国的变迁发展历史息息相关。三农问题,研究农业立法问题不仅是一项理论梳理研究,更是对我国的立法实践有着指导意义。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领域立法进程的梳理,试图探寻农业立法的演进规律,找出现今农业立法的问题所在,进一步探寻农业立法的立法重点与发展趋势。本研究共分为十一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讨论问题的由来,评述国内外研究现状,说明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章为新中国农业立法概况,概述中国农业立法的概念、相关理论、作用、体系以及其“一中心四要素”的分类方式;第三章为新中国农村治理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梳理了农村治理立法的发展脉络,探讨了农村多元治理立法的规制困境,展望了其走向“自治法治德治”的发展趋势;第四章为新中国农业土地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土地立法的历史进程,并讨论了土地立法的发展脉络与趋势;第五章为新中国农业金融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梳理了农业金融立法的发展历程,分析其演进规律,展望其发展趋势;第六章为新中国农业科技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梳理了农业立法中推动农村科技发展、保障农村产业产品安全的科技类立法,分析了科技类立法的发展规律,并展望了其发展趋势;第七章为新中国农业生态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梳理了农业生态立法的发展脉络,展望了其生态补偿立法化、多元主体生态责任立法化与重视软法治理的发展趋势;第八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立法的规律和问题,指出了农业立法的时代特点,厘清了农业立法发展的共性规律,同时指出了农业立法地方立法虚化、权利义务错位、原则性强规则性差的问题;第九章为新时代中农业立法的发展趋势,分别论述了农业立法领域法治化、社区化、信息化、绿色化以及国际化的发展趋势;第十章则重点论述了新时代下农业立法的重点制度安排,对下一步农业立法的价值取向、原则制度进行了分析展望,并进一步探讨了《乡村振兴促进法》的立法构想。第十一章为结语部分,主要阐述了研究的主要结论以及未来的研究展望。本研究创新性的提出“一中心四要素”的分类方式,对农业立法的发展进程进行类型化分析梳理,并基于此梳理在把握各类型农业立法发展规律的同时找出我国农业立法的共性特征及规律,进一步展望农业立法法治化、社区化、信息化、绿色化、国际化的趋势,为新时代农业立法的制度设计寻找方向,提出新时代农业立法自由有序发展的基础价值、实质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保障农民权益的终极价值、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功用价值以及绿色生态保障的发展价值,并在提出新时代农业立法的原则与制度后重点设计了《乡村振兴促进法》这一立法构想,探讨了《乡村振兴促进法》的立法思想、规范设计、与其他制度关系的安排,并与最终尝试拟定了《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稿,为国家农业立法与政策制度提供有益参考。

朱嘉泽^[7]（2019）在《科技金融体系变迁的适应性效率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水平的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己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党的十九大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现阶段我国建立适应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和满足市场需求的科技金融体系,己经成为我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和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在对国内外学者关于科技金融体系、制度变迁与适应性效率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科技金融体系与科技创新发展的内涵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机理进行了分析,并阐述了科技金融体系对科技创新发展适应性效率的相关内容;从科技创新发展和科技金融体系变迁的内涵出发,构建了科技金融体系变迁适应性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我国科技金融体系和科技创新发展的相关统计数据对中国科技金融体系变迁的适应性效率运用SPSS等工具进行了因子—弹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在变迁方式、金融机构创新能力、体系转换能力、学习能力等方面制约我国科技金融体系变迁适应效率提升的问题。最后,本文基于我国科技金融体系变迁的实际情况与国外科技金融体系建设相关经验总结及其启示,提出了在变迁方式选择方面,实现科技金融体系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科技金融体系突变性变迁与渐进性变迁相结合;在构建与创新驱动发展相匹配的科技金融体系方面,促进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的均衡化发展、提高科技金融机构创新能力等提升我国科技金融体系变迁适应性效率的策略。

杨楠^[8]（2019）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参与主体行为研究 ——以山东为例》文中指出乡村振兴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一直存在“融资难、难放款、融资贵”的“两难一贵”的资金困境,亟需在农村金融市场进行供给侧改革,推动农村金融体系创新发展。我国农村经济具有农户经营、互助合作的特点,但在农村金融领域,农村信用合作体制、运行机制不健全,致使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发展与经济运行不适应。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地方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自主自发开展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的资金互助业务,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员农户的资金需求,但也出现了发展不规范、违规经营、非法吸储放贷、合作社管理者携款跑路等突出问题。为规范合作社资金互助活动,降低运行风险,探索农村信用合作的有效模式,山东省在全国率先以省为单位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业务试点。试点历经“启动—推广—完善提高”阶段,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引入托管银行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合作社和农户的参与积极性,信用互助业务活跃度和规模都显着降低;同时,托管银行由于缺少相应激励,对参与信用互助资金托管也表现的不够积极等。既然信用互助发展符合农民需要、对农村经济发展有利、中央和地方政府也鼓励和支持,为何实际运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如何改进制度设计才能促使其既安全又有效地发展?本文试图从参与主体行为分析入手,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思路和建议。因此,本文的研究对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可持续发展,深化我国新型农村合作金融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问题为导向,以对山东试点的调研为基础,依据农村金融、制度变迁、计划行为、演化博弈等理论,综合运用文献研究、问卷调研、模型分析等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厘清信用互助、主体行为、参与意愿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对信用互助的参与主体进行了识别;分析了各参与主体的行为特征;构建三方博弈模型,分析了“金融监管部门—托管银行—合作社”形成双层监管体制的行为博弈关系,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对“托管银行—合作社—社员农户”的行为策略进行演化博弈及仿真模拟,分析了这三方初始意愿对系统演化的影响;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验证了社员持续参与信用互助的意愿选择及其作用机理,分析了影响社员参与行为的关键因素,进而有针对性提出了促进信用互助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论文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一是基于制度变迁理论并结合对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过程的分析可得:由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到信用互助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在对信用互助的监管中应防止因政府过度干预导致合作性质再一次异化。二是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可知,金融监管部门和托管银行对合作社构成了信用互助的双层监管体制,金融监管部门与托管银行的监管目标是否一致,对合作社的行为选择和信用互助的发展具有显着影响。二者的监管目标不一致时,托管银行对合作社的监督指导职能弱化,客观上助长合作社的违规行为。通过对托管银行增加激励,可以激发其积极性;但不同的罚款分成比例,会影响托管银行监督指导的作用力度。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经济惩罚措施较为敏感,提高违规处罚标准及金融监管部门加大审查力度,可有效减少合作社违规行为的发生。仿真模拟可知,相较于采取不同监管措施,提高托管银行、合作社和社员农户的初始参与意愿对系统演化的影响更加显着。因此,应致力于培育健康的信用合作环境。就政策调控工具而言,在不同系统初始状态下,向合作社发放补贴、向社员发放补贴、对合作社违规运营进行惩罚三种方式各有优劣,因此,要求金融监管部门和托管银行不断提升自身能力,根据信用互助发展状况的变化适时调整政策措施。三是基于改进的计划行为理论,从社员主观感知视角构建包含感知有用性、感知便利性、感知成本影响信用互助持续参与意愿和感知满意度的综合效应模型,分析发现,业务感知便利性和业务感知有用性两种业务感知价值在社员对信用互助感知满意度和持续参与意愿中起到驱动作用;业务感知满意度在业务感知便利性、业务感知有用性与持续参与意愿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业务感知成本与业务感知满意度、业务持续参与意愿的相关性不显着,说明现阶段的社员对于资金的需求比较强烈,对成本相对不敏感。四是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对社员参与信用互助的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农村社会由“强关系”向“弱关系”转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导致信用互助中基于农村“熟人社会”信息充分沟通下的信用基础弱化,单纯依靠“熟人”信用不足以支持信用互助的可持续发展,农村地区由传统的“熟人”信用转向现代的记录信用十分必要。

王欣^[9]（2019）在《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农业一直以来在我国占据着战略性基础地位,同时农村经济也是我国整个经济大环境下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我国经济总体保持着稳步增长的状态,但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下,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城镇地区还是存在着一定差距。现阶段,在我国农村金融领域中农村金融资源供求不平衡、总供给不足、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突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农村地区的稳定。基于这样的现实情况,进一步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创新农村金融发展方式成为我国发展农村经济的重点。开展我国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是顺势而为,在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权、土地经营权这三种权利“三权分置”的前提下,探索并放活土地经营权的金融价值,从而把土地这样原本作为生产的要素纳入进来,解决农户的融资问题,为农业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生产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也强调了要“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本文在产权理论、地租地价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以及金融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了本文特有的基于三方行为分析的理论框架,从需求方、供给方、中介这三方面入手分析我国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基本现状以及面临的相关问题,并且创新地从三方角度进行原因探索。同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参考我国试点地区比较成功的典型案例,通过对试点模式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并总结出经验,为我国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提出相关建议。本文主要组成部分是绪论、正文和相关的结论:绪论主要阐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国内外相关的文献综述,在此之后给出了论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思路,最后提出了论文存在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正文和结论从第二章开始:第二章是理论基础。本章节首先对文章涉及到的相关概念进行了一个界定,主要界定了土地经营权、土地经营权流转以及土地经营权抵押这几个概念。然后阐述了文章的理论基础,即产权理论、地租地价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金融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并且总结提炼出了基于三方行为分析的理论框架。结合第一章的文献综述、第二章相关概念以及理论基础,构建了本文的一个理论体系。第三章是我国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历史沿革。这一章节主要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以及理论逻辑三个角度进行相关历史进程的阐述。第四章是我国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现状以及面临的问题分析。这一部分采用三方理论框架进行分析,依次研究需求方、供给方以及中介方在农地经营权抵押背景下的现状以及面临的问题。其中需求方主要面临农户认知方面制约以及农户信用圈层结构制约的问题;供给方主要面临法律制度制约、信用风险和从业人员素质制约的问题;中介方主要面临信用信息市场发育程度制约、政府相关配套政策约束的问题。第五章是制约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市场形成和扩大的影响因素分析。此章节基于原因分析的角度,采用三方理论框架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方、供给方以及中介这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从需求方角度分析造成农户参与意愿低的影响因素,得出农户个体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农户对政策的认知程度以及贷款审批时间对农户参与意愿影响显着;从供给方角度分析造成金融机构供给意愿低的影响因素,得出农户特征、农地作为抵押品方面的约束以及抵押配套设施与政策约束对金融机构供给意愿影响显着;从中介角度分析造成农村征信体系不健全的影响因素,得出信用环境特征、信息采集与共享的约束以及信用中介服务机构的约束对农村征信体系建设影响显着。第六章是我国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典型案例分析。此章节选取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典型的几个试点地区,以主导主体为标准,对试点地区模式进行了分类,主要分为“群体信用主导型”模式——以宁夏同心县为例、“政府主导型”模式——以安徽怀远县为例以及“金融机构主导型”模式——以福建漳浦县为例。并以需求方、供给方和中介为主的三方理论为基础,按照全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对这三种模式从基本情况、有利条件、实施方案、实施情况这四方面进行具体阐述,最后从需求方、供给方及中介角度分类归纳出有益的经验,以期更好地解决问题。第七章是关于我国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对策建议。这一章主要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产权规则以及政策这两方面提出相关建议。首先从规则建议来说,主要是从土地经营权的性质与抵押财产的范围、抵押权设定、抵押权的实现方式以及抵押物的处置机制这几个方面来进行探讨,目的是为了构建一套系统的体系;其次从政策建议上来说,主要是从完善法律制度设计、实施精准化金融服务、培育市场机制、完善风险防控机制这几个方面来进行探讨,目的是为了完善农地经营权抵押相关制度建设,使之更好为农户融资发挥作用,从而促进农村金融的深入发展。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通过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理论基础的总结与思考,提出了基于三方行为分析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以需求方、供给方及中介方（第三方）的角度进行全文分析,逻辑清晰明了。同时,本文在对我国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提出相关建议时不仅提出了政策性建议,并且还提出了关于抵押贷款产权规则设计的具体建议,即从土地经营权的性质与抵押财产的范围、抵押权设定、抵押权的实现方式以及抵押物的处置机制这几个方面来进行探讨,目的是为了构建一套系统的体系,使得农地经营权抵押的相关规定更加明确、细化。

侯婷平^[10]（2016）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政府行为与效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村经济因发展落后而成为阻碍整体经济发展的短板,且其发展的资金需求与日俱增。因此,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加大金融支持,增加涉农资金供给,提高涉农贷款效率。然而,农村金融制度却使得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农村金融难以发挥支农功能。在我国强制性制度供给的大环境下,政府是农村金融制度的主要供给者,主导着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因此,有必要对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行为进行分析,从而使农村金融制度向有利于提高涉农贷款效率,更好地发挥金融支持功能的方向变迁。首先,对有关国内外文献研究进行了回顾,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和寻找本文研究视角,并进行有关制度变迁、政府行为和效率的基础理论学习,理清了规范分析的理论逻辑,为下文分析做好理论铺垫。其次,对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行为与涉农贷款状况进行归纳总结,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为下文分析提供现实依据和分析导向。再次,以问题为导向,以现实状况为依据,遵循理论逻辑,从影响涉农贷款效率的两条路径对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行为进行规范分析。接着,运用三阶段DEA方法和Malmquist指数实证分析了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政府行为对涉农贷款效率的影响,同时对导致涉农贷款增速下降的可能原因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提出相关对策建议。通过学习基础理论,总结出政府目标决定政府主动进行农村金融制度供给和利益集团约束政府被动进行农村金融制度供给的理论逻辑。通过现状分析发现涉农贷款增速下降的问题。通过规范分析得出:政府效率偏好增强倒逼租金偏好减弱,使政府在主动推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不仅注重短期增加涉农贷款而且更加注重长期提高经营效率;政府效率偏好的增强有利于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短期,提高经营效率与增加涉农贷款间存在冲突;长期,提高经营效率有利于增加涉农资金配置;利益集团约束下的农村金融制度供给不利于提高经营效率,但对涉农贷款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政府自身效率偏好的增强和利益集团约束是涉农贷款增速下降的两个可能原因。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政府行为对涉农贷款效率的综合影响是负向的;政府效率偏好的制度实现程度和经营效率的实际实现程度越高越不利于增加涉农贷款,但主观效率偏好增强有利于引导市场配置涉农资金的增加;利益集团约束不利于增加涉农贷款。

二、对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3）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银行业涉农信贷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模式与路径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6）新中国（1949-2019）农业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科技金融体系变迁的适应性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参与主体行为研究 ——以山东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政府行为与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对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影响研究[D]. 李屹然. 西南大学, 2021(01)
• [2]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3]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D]. 何松龄. 西南政法大学, 2020(07)
• [4]我国银行业涉农信贷制度研究[D]. 许峻桦. 西南政法大学, 2020
• [5]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模式与路径选择[D]. 舒凯彤. 吉林大学, 2019(02)
• [6]新中国（1949-2019）农业立法演进规律与发展趋势研究[D]. 李曦. 华中农业大学, 2019
• [7]科技金融体系变迁的适应性效率研究[D]. 朱嘉泽.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9(05)
• [8]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参与主体行为研究 ——以山东为例[D]. 杨楠. 山东农业大学, 2019(01)
• [9]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问题研究[D]. 王欣.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
• [10]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政府行为与效率研究[D]. 侯婷平. 山东财经大学, 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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