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时度势 把握方向(论文文献综述)
朱有华[1](2021)在《以史为鉴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就"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提出"九个必须"的历史启示、政治判断,发人深思、给人教益。百年党史,苦难与辉煌交织,浴血和荣光相融,那无数穿越时空的风雨无阻、坚毅前行的史诗般传奇中,蕴含着智慧的灵光和胜利的密码,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新的形势任务,进一步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胸怀理想信念是洞悉前途命运的关键。
董小英,李汶倪[2](2021)在《数字化转型中领导者的新“实践智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企业数字化转型中,领导者的新实践智慧呈现为: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下,面对技术和其他要素的不确定性,能够对其作出价值预判;能够在此基础上审时度势,通过制定数字化转型战略,寻求数字化转型的时机和切入点;能够在组织内部就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和实施进行布局,采取行动并持续推进;随着数字化转型日趋深入,能够将技术转化为企业的核心能力,并在自我赋能的基础上对外赋能,打造连接众多上下游企业和合作伙伴的生态系统。
奚洁人[3](2021)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治党治国的战略领导力》文中研究表明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世所罕见的光辉业绩,谱写气吞山河的壮丽篇章,就在于,党的领导力是最关键的条件,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从领导学、战略学角度看,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就是百年大党治党治国之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纵横捭阖的战略领导力。它主要包含了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的战略预见力,洞察风云、敏锐准确的战略判断力,目标凝练、回应期待的战略感召力,擘画蓝图、系统周全的战略谋划力,领悟执行、总揽全局的战略统筹力等内涵。深刻把握党百年来治党治国战略领导力的丰富内涵,对于领导干部增强执政意识和战略领导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袁昊[4](2021)在《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语汇俄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治文献外译在我国对外宣传政治主张、讲好中国故事中承担着特殊重要的使命,其译文质量直接影响国家外宣工作的效果,关乎能否向国际社会准确传达中国声音。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语汇(以下简称“中国特色政治语汇”)集中反映新时期尤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执政以来提出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治国理念,表达方式具有鲜明的汉语文化特点,在我国当代政治话语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这些语汇是政治文献翻译的重点和难点。通过对课题研究现状考察发现,国内外中国特色政治语汇俄译研究成果不多,基于语料库分析和受众理解度调查的研究成果更为少见。本文以目的—顺应理论为指导,以中共十九大报告、2016-2020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2卷)汉语原文和俄语译文为语料,研究中国特色政治语汇俄译的相关问题。课题研究既可以总结经验,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为翻译实践提供指导和借鉴,又可以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和分析问题,促进其翻译质量的不断提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依据目的—顺应理论,本文确立了中国特色政治语汇翻译要以准确传播中国声音为最高目的原则,努力达到语言顺应和语境顺应的目标。论文研究以自建中国特色政治语汇汉俄翻译语料库为基础,考察译文特征和翻译规律,为翻译策略和方法研究提供科学的依据,力争避免译文分析的主观性。按照接受美学理论,把受众理解度和接受度作为译文质量评价的重要参考项,在纽马克翻译批评的五方面内容和四个视角、黄忠廉提出的“两个三角”译评体系框架内,对中国特色政治语汇译文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通过语料库分析法考察中国特色政治语汇译文语言特征及翻译手段的应用情况发现,译文较好地再现了原文信息,具有明显的书面语色彩;翻译手段统计发现,四字格和谚俗语形式的中国特色政治语汇偏用直译法;缩略语形式的语汇翻译偏用阐释法;隐喻形式的语汇翻译常使用意译和替代法;经典名句形式的语汇翻译会综合运用不同方法。通过问卷调查法考察俄语受众对中国特色政治语汇俄译文本的理解和接受情况表明,译文受众理解度和接受度普遍较高。受众理解度较低的是用直译法翻译的富含民族文化信息的语汇译文,经代偿法翻译后理解度升高。对译文目的—顺应情况分析进一步证实,尽管直译在一些情况下是忠实于原文的译法,但由于汉语和俄语分属不同语系,具有自身的异质性,多数情况下更适宜综合运用包括显化、简化、范化在内的代偿式方法,以实现双向的语言顺应和语境顺应。本文的译文评价从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展开。语言层面的译文分析发现翻译问题多由母语干扰引起;文化层面的译文分析发现翻译问题多因中俄文化图式差异造成,在翻译策略上偏重了语言形式对等,在方法上主要采用了直译法。此外,本文还探讨了在顺应目的语文化语境的同时,如何使译文顺应源语文化和政治目的需要的问题,提出中国特色政治语汇翻译要充分认识其政治性和特殊性,正确把握传播与接受、顺应源语与顺应目的语的关系,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手段和技巧,努力使译文达到双向顺应的目标。最后,在对全文主要研究结果和结论总结提炼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特色政治语汇俄译模式构想。综上所述,本课题研究实现了以下几方面创新:第一,综合运用语料库翻译学、目的—顺应理论、受众接受理论和翻译质量评价理论的优势,形成了较合理的理论框架;第二,运用语料库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获取译文语言特征和翻译规律的第一手资料。以定量研究为主,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一定程度避免了论证过程中的主观臆断;第三,遵循中国特色政治语汇翻译原则,从语言顺应、语境顺应、受众理解、语言内评价和语言外评价多个视角和维度观察和评价译文,较全面总结了相关俄译的成功经验,客观分析了典型性问题,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和翻译模式构想。该研究丰富了政治文献俄译研究成果,为相关翻译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参考。
王欢[5](2021)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幼年走向成熟、从低谷走向高峰的时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长足发展,对外交往更是在这幅精彩纷呈的历史画卷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彰显了党高超的政治智慧,审时度势处理国际国内关系的能力,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直至新中国的建立,起到重大推动作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国际形势更加严峻复杂,竞争与合作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梳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总结历史经验,阐释当代启示,会对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大有裨益。论文以此为核心,首先从日本侵华导致中国外部民族矛盾激化、内部阶级矛盾尖锐的时代大背景,以及封闭落后的社会背景出发,阐明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对实现抗日救亡,建立新中国这一历史使命的重要意义。继而通过梳理,明确了马列主义的外交思想是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理论渊源,近代西方和中国传统外交思想是文化渊源,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交往则是对外交往的实践基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主旗帜,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人民革命的利益与要求。为实现争取外援,为抗日战争胜利创造有利国际环境;反对外来干涉,为建立新中国提供外部保障这两大战略目标,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十三年认识和探索外部世界,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三大指导原则:一是独立自主。独立自主的对外交往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同党内教条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的实践中形成并逐渐完善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二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中国革命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需要国际力量的援助。在处理中国革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中国共产党奉行“以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力更生是内因,争取外援是外因,只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才能赢得更多的外援;而更多的外援反过来又会促进自力更生。三是利用矛盾,为我所用。这项原则的提出和逐步贯彻到中共中央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过程中,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教条主义束缚,走向成熟。以上对外交往的指导原则形成了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与时俱进地制定了对外交往的战略方针。论文将其概括为三点,分别是: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反美的“中间地带[1]”战略;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2]”战略。首先,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苏联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七大策略路线的转变,契合了中国共产党转变对外政策的自身需求。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的召开,使中国共产党突破了一直以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思想桎梏,决定通过联合英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来克服民族危机,解决国共问题。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构想虽已提出,实施起来却是一波三折。英美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对日绥靖;《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国共关系紧张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中国共产党一度抛弃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重回“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苏德战争爆发后,英美迅速与苏联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对日宣战。美国此时已成为对中国政局影响力最大的国家,鉴于此,中国共产党重提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国际统一战线战略的实质就是联合美国,其实施也主要是围绕对美政策所展开,但中国共产党始终视苏联为中国革命最可靠的盟友这一立场从未改变。其次,反美的“中间地带”战略。战后人民渴望和平,苏美寻求妥协,国民党内战准备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中国经历了短暂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但只要蒋介石国民党武力灭共的阶级本性不改变;美国扶蒋反共,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和附庸的对华政策的本质不改变,内战爆发就不可避免。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提出反美的“中间地带”战略。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非、亚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以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3]”。毛泽东认为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应是“中间地带”的国家与美帝国主义及其附庸之间的矛盾,具体到中国就是中国人民与美蒋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据此,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着名论断。“中间地带”战略将斗争矛头直指美帝国主义,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战后欲突破美苏两个大国对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垄断,走独立自主道路的诉求。再次,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冷战爆发并加剧后,中国共产党支持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暂时放弃“中间地带”理论,提出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表明了在美苏冷战中,中国共产党支持苏联的坚定立场。在以上对外交往原则和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砥砺前行,进行了既合作又斗争的对外交往实践。中国共产党通过揭露和反对“远东慕尼黑”阴谋,采取坚持抗战的长期战略方针援助苏联卫国战争,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等行动践行了独立自主原则。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努力从美、英、苏等国寻求外援。通过利用美日、美蒋矛盾,处理“皖南事变”;利用美苏与国民党矛盾,化解第三次国共危机;利用美苏与苏蒋矛盾,争夺东北,践行了利用矛盾,为我所用原则。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接待埃德加·斯诺等国际友人和国际团体、组织,教育日本士兵成为反战勇士的“民间外交”,以及接待美军观察组派驻延安的“半官方外交”践行了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突破“中间地带”,与美蒋反动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冷战加剧后,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支持苏联。通过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所取得的成就,把对外交往的历史经验归纳为四条:一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二是坚持以民为本,壮大自身力量;三是坚持开放包容的胸襟,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四是求同存异,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有机统一。抚今追昔,鉴往知来。全面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成就和经验,对继承发扬对外工作的优良传统,更好地厘清新形势下做好外交工作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启示意义。论文最后探讨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当代启示,即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不动摇;重视开展民间外交;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郑艳艳[6](2020)在《现代技术伦理的诠释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技术以微观和宇观为取向的发展趋势,使其逐渐超越人们日常的生活经验,并在技术实践中给人、自然与社会带来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困扰着人们对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的判断和认知。那么,我们能否理解以及如何理解超越人类经验直观的现代技术在现实的技术实践中引发的伦理问题,这是现代技术的当代发展给技术伦理问题研究带来的挑战。作为一种超越实证方法的精神科学,诠释学以人类“理解性”的精神活动为对象,是关于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尤其是哲学诠释学将理解视为此在的生存方式,是历史与现在、自我与他者、陌生与熟悉的汇合或融通,其关于“前理解”、“视域融合”、“实践智慧”等基本范畴的阐释为人们理解现代技术及其引发的伦理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前理解”作为形成理解的必要前提是现代技术伦理的自觉向度,即在效果历史中反思前见,对前见进行一次再启蒙,形成对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风险的“完满性”的前把握。在现实的技术实践中,现代技术伦理的“前理解”奠基于一定的“前有—前见—前把握”结构,通过“时空距离”生成意义、存异求同,并在“效果历史”中达到澄明境界。现代技术伦理的“前有—前见—前把握”结构是形成理解和解释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的必要前提,为我们理解和解释现代技术及其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开启了实现理解之可能性。在既有的伦理原则、道德规范和具体的技术境遇之间,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元主体之间存在着看似不可逾越的“时空距离”,但实际上它是我们理解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的必要条件,具有积极的因素。“时间距离”可以过滤和筛选掉招致误解的关于现代技术伦理问题的“假的前见”,在新技术境遇下展示出筹划伦理问题的新的意义因素;“空间距离”可以促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元化的现代技术伦理观念在沟通中存异求同,即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达到理解。现代技术伦理的效果历史澄明,就是把对技术伦理的反思从外向型的“技术评估”转向内向型的“技术伴随”,即从技术设计开始“伴随”技术发展的始终,彰显其整体性、情境性和前瞻性,从“人—技术—世界—历史”的关系统一体出发,建构一种历史的、动态的、情境的、健康和谐的人—技术关系。“视域融合”作为深化理解的基本途径是现代技术伦理的间性澄明向度,即通过在更广阔的视域中重新审视技术实践中不同的视域,构建一种以生活世界为中心的视域互构共生的现代技术伦理。首先,在技术实践的现实语境下,现代技术伦理的视域融合奠基于技术生活世界的共同体验,情感世界的移情共感和伦理实践的道德想象。技术生活世界的共同体验是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得以可能的前提和基础,情感世界的移情共感是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得以开始的情感动因,伦理实践的道德想象是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得以进行的有效途径,三者彼此渗透,为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顺利展开奠定了基础。其次,现代技术伦理的视域融合在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上展开,历时态维度的视域融合处理因时间距离所导致的具体技术实践与既有伦理要求之间的视域冲突,以使技术伦理在传统与现实之间的各类视域中不断的融合与扬弃,发展一种具有伦理前瞻性和整体性的技术;共时态维度的视域融合处理由空间距离所造成的现代技术伦理多元主体间的视域对抗,以促进相关各行动者之间的相互理解,从而构建一个健康、和谐、公平、公正的社会道德秩序。最后,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实践进路和目标呈现为现代技术伦理功能的彰显,伦理活动参与者的拓展,以及伦理的生活世界的构建。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直接效果是技术和伦理的视域都得到了扩大和拓展,不但凸显了技术的伦理功能,也开拓了伦理的物转向,但其最终旨归是构建伦理的生活世界,技术只有在生活世界之中才能显示其价值,伦理只有从生活世界缘起才能彰显其意义。“实践智慧”作为理解的内在要素和真正本质为现代技术伦理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即通过诠释学的自我思考召唤实践智慧以引导人们创新并负责任地应用技术,以构建一种以“善”为核心的现代技术伦理。首先,实践智慧作为一种应对具体情境的理智能力,强调具体情境的优先性,有助于妥善处理现代技术实践与伦理理论之间的张力问题。实践智慧以理论指向与情境分析的沟通与交融为进路,既消解了理论与现实、伦理原则与技术实践之间的张力,又使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在发挥其应有的指导作用的同时,也丰富并扩充了自身的内容。其次,实践智慧作为对善的谋划和审慎,在更深的层面上表现为合乎“中道”的探索,有助于消解现代技术发展与伦理规制之间的矛盾。如何合理地把握技术发展的“中道”以避免其产生危害人类的严重后果,抑或如何对技术可能的后果做出前瞻性的预测,是一个需要根据具体境况进行理性选择的过程,涉及的是实践智慧对“中道”的探索,表现为明辨度量分界和审时度势的能力。第三,实践智慧作为一种理性反思能力离不开实践主体,通过内化为现代技术实践主体伦理意识的自觉,实践智慧有助于弥合认识与实践之间的逻辑距离。以人的现实实践为目的诠释学,通过实践智慧的理性反思将人的认识与实践联结起来,形成并实际地体现于人的理解和实践过程,沟通了存在于人的认识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并为其联结注入了自觉的内涵。对于技术活动的实践主体而言,实践智慧有助于使科学技术活动的合伦理性内化为其伦理意识的自觉,这既符合技术实践的内在要求,也是融伦理价值于科技工作者行为之中的重要诉求。在现代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运用诠释学的理论成果对现代技术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理论层面,从诠释学关于“前理解”、“视域融合”和“实践智慧”等基本理论出发研究现代技术伦理问题,阐明了人类理解超越日常经验、困扰人类认知的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不但为技术伦理学的研究增添了新视角、丰富了其理论内涵,而且为消解传统技术伦理的理论局限,构建以善为核心的现代技术伦理指明了方向。在实践层面,对现代技术及其伦理问题进行诠释学思考可以引导我们在效果历史中对既有的前见进行理性反思,在“对谈”中关照多元主体间复杂的价值诉求,并让古老的实践智慧照鉴未来,从而使现代技术在承载人类命运的同时关涉人类的幸福,进而使我们更好地把握现代技术健康发展的实质。
孙曈[7](2020)在《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党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政党认同是政治主体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对政党所产生的一种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其对政党做出的一种肯定性的心理反映和行为表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根植于中国特有的国情,淬炼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种新型的政党关系主要特征就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框架下,存在着执政党认同与参政党认同的两个维度,由于参政党与执政党在目标、利益和使命上的一致性,因此,中国的执政党与参政党携手形成了“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认同关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政治发展道路,构建了新型的中国政党制度。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参政党的建设,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方针和政策,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这一历史性文件中,将中国八个民主党派定性为“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①由此可见,中国参政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信任,同时所肩负的使命也更加重大。但是,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中国参政党认同度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参政党在领导班子建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党协商、自身建设等还存在诸多不足,进而影响了参政党的认同度。因此,从政党认同的视角来把握我国多党合作的历史脉络,总结参政党认同的历史经验,探索今后参政党认同的路径,对新时代参政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论文通过对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演进进行梳理,总结了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脉络,论证了各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认同中国共产党、发挥参政党政党功能、与执政党一道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基础。通过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问卷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分析总结了参政党认同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索了参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队伍建设、履职绩效、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认同路径,为今后如何进一步提高中国参政党的认同度、提升中国参政党的履职能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论文内容由以下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中国参政党认同的理论阐述。对与本研究相关的政党认同理论概念问题,如:认同、政治认同、政党认同进行界定与解读;对参政党认同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认同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为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理论指导。第二部分是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演进。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民主党派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建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制度保障,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参政党认同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实践成果,对中国参政党认同经验进行了概括与总结。第三部分是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认同的空间、认同的平台、自我认同层面阐明新时代参政党认同的机遇;从意识形态、信息技术、大统战工作格局、参政党履职能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层面阐述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挑战;通过对参政党认同的调查数据统计与分析,揭示出当前参政党认同面临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发展路径。根据参政党认同理论,分别从政党意识形态认同、参政党队伍认同、参政党履职绩效认同、参政党自身建设认同、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认同等方面,提出了推进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发展路径及对策。
尉舰[8](2020)在《《三国演义》的谋士文化形象及其海外传播研究 ——以罗慕士的英译本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三国演义》中的谋士形象特点鲜明,足智多谋,是《三国演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三国演义》中谋士形象的研究论着颇丰,然而多数论着关注的是从文学层面探讨某个谋士、谋士的分类等,关于谋士在整体上的文化形象及其海外传播的文章鲜有。本文以《三国演义》中的谋士为重点,从谋士的定义、谋士形象的文化功用、谋士的文化形象及其文化内涵等方面展开充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其海外传播。笔者于第一章引言部分阐述了本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等。第二章通过使用文献研究法等研究方法,研究了谋士的定义与文化功用并得出了以下结论:《三国演义》中谋士的定义可以归纳为:谋士是以智慧见长,通过为领导者分析问题并提出建议或计策等手段为各个政治军事集团提供智力服务,进而影响集团的发展和战争的胜负,从而体现出自身的作用与价值的知识分子。谋士形象的文化功用主要包括:为宏观决策提供建议、提出军事计谋与策略、对势力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提供解决建议等。第三章主要探讨了谋士的文化形象与文化内涵。谋士的文化形象是足智多谋的文人,他们学识丰富,文质彬彬,既是创造谋略的智者,也是辅助领导者的文人,是在乱世中以智慧发挥着重大作用的人物群体。谋士文化形象中最主要的文化内涵是谋士的智慧,如:见微知着的智慧、了解对方,准确预料的智慧、深谋远虑的智慧、审时度势的智慧等。谋士形象的其它文化内涵包括谋士的身份地位等,谋士的身份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文人,社会阶层是官员,社会地位是封建统治者的下属。第四章以Moss Roberts的《三国演义》英译本为例分析了谋士文化形象的海外传播。本文以比较研究法对比了《三国演义》的原文与译文,研究结果表明这个优秀的译本很好地保留了谋士形象的基本内容,也体现了谋士形象中的智慧,总体上看谋士文化形象的海外传播效果较好。不过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和翻译策略的运用等因素的影响,此译本中仍然存在些许不足之处,如:谋士文化形象所表现的智慧有所降低、没有突出谋士的附属地位、领导者对谋士的尊重态度体现较少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也提出了解决方案,如:完善与原文不相符的译文、适当进一步增加相关注释、增加单独的说明文本和人物传记等。
张国良[9](2020)在《竞德、逐智、争力 ——尚武的三个维度之研究》文中认为尚武贯穿于中国武术的历史发展之中,深深影响武术人的技艺提升、武德修为、人生态度等,是与“崇文”相对的客观性存在,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尚武不仅是近代中国摆脱羸弱、实现强健的动力源泉,而且也是当下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力量之源。源于前轴心时代到轴心时代的尚武(军事、国家治理),韩非子以“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进行了概括。轴心时代尚武(军事、国家治理)的“德”、“智”、“力”三种文化形态不仅成为后世基本范畴和文化母题,而且也深深影响了尚武意识形态和文化实践。基于此,本研究以尚武为对象,运用文化史研究方法,从“竞德”、“争力”、“逐智”三个维度,对应于“武”之“止戈”、“持戈”及其“持/止”张力的智慧化调适,提炼内在逻辑、行为特征和互动关系,梳理其历史经验和文化遗产。以此回应社会尚武认知的单维性,服务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实践,助力于中国梦的实现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第一,轴心时代“武”的“德、智、力”文化内涵,蕴含着后世“武”的文化基因。一方面,在文武逻辑辩证的框架中,于学理上将“武”演绎为“武力”的“张”、“弛”而尽显“智慧”,渗透于中国政治、军事实践之中。例如,国家治理的“外儒内法”特征,其“儒”是“德”,其“法”是“力”,其“内”“外”组合体现为“智”。军事实践的“兵儒合流”特征,以“兵”体现“力”,以“儒”彰显“德”,以“合”追求“智”。另一方面,将尚武具体化为文化新系统。“德”对“师出有名”的注重、表现为“象征性打击、有限度打击”等,“智”以“以破求全”而实现胜利成果转化的“代价最小化”、追求“强己弱敌”之效及其优劣强弱态势的转化,“力”则注重“武备”“武风”“武艺”等战备物质基础的建设。第二,尚武具有“竞德、逐智、争力”三个维度的文化结构。尚武(军事、国家治理)的“德、智、力”文化基因,被武术细化为人与人的伦理、技术互动关系后,不仅以“竞德”方向性伦理的规定、“逐智”优化性策略的倡导、“争力”提升性技术的基础,型构了“力技术+德伦理+智策略”三维一体的尚武文化实践新系统,而且还将三维一体的尚武深入到“练以成人”的文化实践之中,形成了由德之竞、技之争、双修之逐智组成的“德技双修”文化特征,交织为“武德与功夫”两大主题,变奏为“武”之“持戈”与“止戈”二元对立的平衡。第三,“竞德”更多是对强者“止戈”的期待。它的内在逻辑既规定了“武”的方向,也从“动作方式、力度、速度、幅度”对武术技术文化进行了多元化规制、在攻防效果上实现由打人而“放人、制人”的转变、在思维方式上确立由打败人到服人的新目标,还将商周敬祖之德改造以祖师信仰而为“武”之方向性提供正当性来源,最终形成了祖师信仰、制度安排、武技践行组成的三维一体的暴力治理文化形态。第四,“逐智”既是弱者智慧也是强者的艺术。它以兵家思维策略和道家智慧生成了“武”的配置优化性和向内求证性逻辑;其技术表征既表现为强者和弱者的方法之“巧”、动作视觉效果的“诈”,也将尚武“逐智”外显为强者和弱者的“指东打西”以及“拳打人不知”和“以小打大”三重技术境界,内隐于暴力冲突情境中“打”与“不打”的适度转换、“打”之良性结果的控制及其“打而不伤”所获得的“象征资本”;其冲突互动是对看似不可调和的“持戈”与“止戈”二元对立进行平衡和调适。第五,“争力”更多是弱者“持戈”的追求。其内在逻辑是实力的提升;其技术文化系统是以劲力训练为主线,内化为提高打击力、追求周身一家的完整性,外化为提高抗击打力、提高对手劲力感知力和敏感性;其冲突互动是身心二元的同时“争力”过程,是在暴力情境“有人/无人”的预设中克服冲突性紧张与恐惧、锻炼“敢打性胆气”和“必胜性胆气”。第六,在“竞德、逐智、争力”中,贯穿其中的主旋律是保持“德/力”的合理张力。尚武的“德/力”张力,一方面形成了武术“力实践、德话语”文化系统,并以“竞德”统一武术拳种流派的“家族相似性”,保持武术文化的统一性、传承性,以不同的“逐智”、“争力”促进武术拳种流派的百花齐放,使武术文化呈现为个体性、多样性。另一方面,“德/力”张力也影响了尚武的方向性规定、优化性配置、实力性提升,决定其强者更为注重“竞德”、弱者更为倾向“争力”、强弱者均有或止戈与持戈智慧性运用的发展方向,对武术人“消费武术”的方式、“自我意识”的形成及其“练以成人”发挥了助力作用。
王儒雅[10](2020)在《习近平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加强党的建设,保证党的纯洁性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追求和坚守。新时代面临新问题、新矛盾,对党的建设方面提出新的任务,因而必须创新党的建设的内容和方法应对新矛盾,解决党内出现的新问题。习近平审时度势在党的建设布局中突出政治建设,并把它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上,开辟了党的建设新境界,为新时代党的建设贡献了新思路。习近平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理论和具有现实针对性的举措,系统研究梳理习近平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有着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为习近平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习近平主政地方时期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实践为习近平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提出提供了实践基础。同时,新时代以来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带来的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新矛盾为习近平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提出提供了现实基础。习近平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创造性提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不仅涵盖了党的领导、政治方向、政治根基、政治风险、政治本色、政治能力等多方面的理论创新,更包括了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党内政治文化等实践创新。这些创新理论和实践深化了对党的建设基本规律的认识,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有助于解决党内政治问题,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更有益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审时度势 把握方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审时度势 把握方向(论文提纲范文)
(2)数字化转型中领导者的新“实践智慧”(论文提纲范文)
领导者的实践智慧 |
数字化转型对领导者的挑战 |
数字化转型中领导者实践智慧的呈现 |
前瞻预判 |
审时度势 |
知行合一 |
成己成人 |
(3)中国共产党百年治党治国的战略领导力(论文提纲范文)
一、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的战略预见力 |
二、洞察风云、敏锐准确的战略判断力 |
三、目标凝练、回应期待的战略感召力 |
四、擘画蓝图、系统周全的战略谋划力 |
五、领悟执行、总揽全局的战略统筹力 |
(4)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语汇俄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依据 |
0.2 课题综述 |
0.3 研究内容 |
0.4 研究价值和创新点 |
0.5 论文结构 |
第一章 中国特色政治语汇俄译研究的理论基础 |
1.1 目的—顺应理论与政治语汇俄译 |
1.1.1 目的论与政治语汇俄译 |
1.1.2 顺应论与政治语汇俄译 |
1.2 语料库翻译学理论与政治语汇俄译 |
1.2.1 语料库翻译学理论的基本观点 |
1.2.2 基于语料库的政治语汇俄译研究 |
1.3 翻译质量评价理论与政治语汇俄译 |
1.3.1 接受美学理论 |
1.3.2 纽马克的翻译批评观点 |
1.3.3 黄忠廉“两个三角”译评体系 |
1.4 中国特色政治语汇概念界定与俄译基本原则 |
1.4.1 中国特色政治语汇概念界定 |
1.4.2 中国特色政治语汇俄译基本原则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中国特色政治语汇汉俄翻译语料库建设及译文语言特征 |
2.1 中国特色政治语汇汉俄翻译语料库建设 |
2.1.1 语料库的类型及语料选择 |
2.1.2 语料库的构成和规模 |
2.1.3 语料的预处理 |
2.2 中国特色政治语汇译文词汇和句法特征 |
2.2.1 类符/形符比(TTR)(词汇特征) |
2.2.2 形动词和副动词(词汇特征) |
2.2.3 平均句长(句法特征) |
2.3 中国特色政治语汇俄译手段统计分析 |
2.3.1 四字格形式特色政治语汇俄译手段统计分析 |
2.3.2 缩略语形式特色政治语汇俄译手段统计分析 |
2.3.3 隐喻形式特色政治语汇俄译手段统计分析 |
2.3.4 谚俗语形式特色政治语汇俄译手段统计分析 |
2.3.5 经典名句形式特色政治语汇俄译手段统计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特色政治语汇俄译文本受众理解度调查 |
3.1 中国特色政治语汇俄译文本问卷调查 |
3.1.1 调查目的 |
3.1.2 调查对象 |
3.1.3 选词标准 |
3.2 中国特色政治语汇俄译文本问卷设计与实施 |
3.2.1 问卷设计 |
3.2.2 问卷实施 |
3.3 中国特色政治语汇俄译文本问卷结果与分析 |
3.3.1 问卷调查结果 |
3.3.2 调查结果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目的—顺应视角下中国特色政治语汇俄译成效分析 |
4.1 基于显化的目的顺应 |
4.1.1 显化现象分布与统计 |
4.1.2 四字格译文形式中国特色政治语汇译文显化翻译分析 |
4.1.3 缩略语形式中国特色政治语汇译文显化翻译分析 |
4.1.4 隐喻形式中国特色政治语汇译文显化翻译分析 |
4.1.5 谚俗语形式中国特色政治语汇译文显化翻译分析 |
4.1.6 经典名句形式中国特色政治语汇译文显化翻译分析 |
4.2 基于简化的目的顺应 |
4.2.1 四字格形式中国特色政治语汇简化翻译分析 |
4.2.2 隐喻形式中国特色政治语汇简化翻译分析 |
4.2.3 经典名句形式中国特色政治语汇简化翻译分析 |
4.3 基于范化的目的顺应 |
4.3.1 中国特色政治语汇译文中的副动词 |
4.3.2 中国特色政治语汇译文中的形动词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部分中国特色政治语汇争议译文分析与评价 |
5.1 中国特色政治语汇俄译质量评价空间及评价视角 |
5.1.1 翻译质量评价空间 |
5.1.2 翻译质量评价视角 |
5.2 部分中国特色政治语汇语言层面俄译质量评价 |
5.2.1 词汇层面翻译质量评价 |
5.2.2 语法层面翻译质量评价 |
5.2.3 修辞层面翻译质量评价 |
5.3 部分中国特色政治语汇文化层面俄译质量评价 |
5.3.1 文化图示缺省 |
5.3.2 文化图示冲突 |
5.3.3 文化特色显现 |
本章小结 |
结语 |
一、课题研究的主要结果和结论 |
二、中国特色政治语汇俄译模式构想 |
三、课题研究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Автореферат |
附录一 中国特色政治语汇汉俄翻译语料库 |
附录二 译语受众理解度调查问卷 |
附录三 译语受众理解度调查结果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5)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一、延安时期 |
二、对外交往 |
三、战略 |
四、对外交往战略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一、研究现状 |
二、研究现状评析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及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硏究方法 |
第五节 重难点与创新点、不足 |
一、重难点 |
二、创新点和不足 |
第二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缘起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历史背景 |
一、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 |
二、封闭落后的社会背景 |
三、抗日建国的必然要求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理论和文化渊源 |
一、理论渊源——马列主义外交思想 |
二、文化渊源——近代西方与中国传统外交思想 |
第三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实践基础 |
一、与共产国际的交往 |
二、与苏联的交往 |
第三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目标、原则与战略方针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目标 |
一、争取外援,为抗战胜利创造有利国际环境 |
二、反对外来干涉,为建立新中国提供外部保障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原则 |
一、独立自主 |
二、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 |
三、利用矛盾,为我所用 |
第三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战略方针 |
一、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方针 |
二、反美的“中间地带”战略方针 |
三、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方针 |
第四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实践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原则的践行 |
一、独立自主原则在对外交往中的践行 |
二、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原则在对外交往中的践行 |
三、利用矛盾,为我所用原则在对外交往中的践行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方针的实践 |
一、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方针的实践 |
二、突破“中间地带”的革命实践 |
三、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方针的实践 |
第五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的成就、历史经验及当代启示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的成就 |
一、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
二、奠定了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 |
三、扩大了国际影响,树立了党的正面形象 |
四、确立了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构架 |
五、提出了对外经济交往思想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的历史经验 |
一、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
二、坚持以民为本,壮大自身力量 |
三、坚持开放包容的胸襟,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 |
四、坚持求同存异,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
第三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的当代启示 |
一、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不动摇 |
二、重视开展民间外交 |
三、加强对外宣传工作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6)现代技术伦理的诠释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问题的提出 |
1.1.2 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1.2.1 诠释学的研究现状与评价 |
1.2.2 现代技术伦理的研究现状与评价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2 问题产生的背景及诠释学阐释 |
2.1 现代技术及现代技术伦理的概念解析 |
2.1.1 现代技术的本质及特征 |
2.1.2 现代技术伦理的概念 |
2.2 现代技术伦理的诠释学诉求 |
2.2.1 超越外在主义的困境 |
2.2.2 消弥伦理考量的价值冲突 |
2.2.3 增强技术伦理的实践有效性 |
2.3 诠释学阐释现代技术伦理的理论基础 |
2.3.1 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 |
2.3.2 诠释学与伦理学和技术伦理的内在贯通 |
2.3.3 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 |
2.4 诠释学视角下的现代技术伦理概念 |
2.4.1 现代技术伦理的“前理解” |
2.4.2 现代技术伦理的“视域融合” |
2.4.3 现代技术伦理的“实践智慧” |
2.5 本章小结 |
3 前理解: 现代技术伦理的自觉向度 |
3.1 现代技术伦理的“前有—前见—前把握”结构 |
3.1.1 现代技术伦理“前有”境域的多维性 |
3.1.2 现代技术伦理“前见”基础的导向性 |
3.1.3 现代技术伦理“前把握”要件的规定性 |
3.2 现代技术伦理的“时空距离” |
3.2.1 现代技术伦理在“时间距离”生成意义 |
3.2.2 现代技术伦理在“空间距离”存异求同 |
3.3 现代技术伦理的“效果历史”进路 |
3.3.1 效果历史在“外在主义”中的遮蔽 |
3.3.2 效果历史在“内在主义”中的绽现 |
3.3.3 现代技术伦理在“效果历史”中的朗照 |
3.4 本章小结 |
4 视域融合:现代技术伦理的“间性”澄明向度 |
4.1 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节点 |
4.1.1 技术生活世界的共同体验 |
4.1.2 情感世界的移情共感 |
4.1.3 伦理实践的道德想象 |
4.2 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维度 |
4.2.1 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历时态维度 |
4.2.2 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共时态维度 |
4.3 现代技术伦理视域融合的实践进路和目标 |
4.3.1 现代技术伦理功能的彰显 |
4.3.2 伦理活动参与者的拓展 |
4.3.3 伦理生活世界的构建 |
4.4 本章小结 |
5 实践智慧: 现代技术伦理的未来指向 |
5.1 实践智慧及其诠释学复归 |
5.1.1 实践智慧的含义与特征 |
5.1.2 实践智慧的辨析 |
5.1.3 实践智慧的诠释学复归 |
5.2 实践智慧关涉现代技术伦理的必要性 |
5.2.1 伦理理论与现代技术实践的矛盾 |
5.2.2 伦理规约与现代技术发展的张力 |
5.2.3 技术理性的膨胀与人文精神的萎缩 |
5.3 实践智慧在现代技术伦理中的展现 |
5.3.1 现代技术实践与伦理理论的统一 |
5.3.2 现代技术发展与伦理规制的中道 |
5.3.3 现代技术伦理意识的自觉 |
5.4 本章小结 |
6 结语、创新点与展望 |
6.1 结语 |
6.2 创新点 |
6.3 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作者简介 |
(7)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 选题背景 |
(二) 研究意义 |
1. 有助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
2. 有助于提高我国参政党的政党生命力 |
3. 对中国参政党的政党社会形象塑造具有推动意义 |
4. 对参政党理论建设具有一定意义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1. 关于参政党研究 |
2. 政党认同理论研究 |
3. 参政党认同的历史研究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1. 政党认同理论在西方 |
2. 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政党认同研究 |
(三) 文献述评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主要研究方法 |
四、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一) 研究的创新点 |
1. 研究观点的创新 |
2. 研究视角创新 |
(二) 论文不足之处 |
1. 对原始资料的研究不足 |
2. 理论阐述中还存在不够深入、透彻的问题 |
3. 调查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
第一章 中国参政党认同的理论阐释 |
一、 政党认同相关概念 |
(一) 认同 |
(二) 政治认同 |
(三) 政党认同 |
二、 参政党认同 |
(一) 参政党认同的主体和客体 |
1. 参政党认同的主体与客体界定 |
2. 主体对客体认同内容界定 |
(二) 参政党认同层次 |
1. 参政党的情感认同 |
2. 参政党的认知认同 |
3. 参政党的评价认同 |
4. 参政党的行为认同 |
三、 参政党认同与执政党认同的区别与联系 |
(一) 二者认同的联系:具有一致性 |
(二) 二者认同的区别:具有多样性 |
四、 参政党认同的主要影响因素 |
(一) 意识形态影响因素 |
(二) 参政党形象(组织、领导人)影响因素 |
(三) 参政党绩效影响因素 |
(四) 信息技术革命影响因素 |
五、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认同思想 |
(一) 关于人民群众认同的思想 |
(二) 关于意识形态认同的思想 |
(三) 关于政党组织认同的思想 |
(四) 关于执政党治理能力认同的思想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演进 |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民主党派认同的历史构建 |
(一) 在救亡图存中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二) 在历史性抉择中不断构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1. 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促进了各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2. 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各民主党派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纲领 |
3. 积极响应“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坚定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制度保障构建 |
(一) 《共同纲领》在制度上培育参政党政治认同 |
(二) 参与国家建设和管理打下参政党认同基础 |
(三) “八字方针”构筑参政党认同的制度根基 |
1. “八字方针”提供了参政党认同制度保障 |
2. “八字方针”坚定了民主党派成员政党认同的信心 |
3. 在各种政治考验中不忘对中国共产党认同的初衷 |
三、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制度完善 |
(一) 拨乱反正参政党认同进入新时期 |
1. 召开政协会议,明确民主党派政党认同基调 |
2. 巩固政治联盟地位,凝聚参政党认同共识 |
3. 出台“十六字方针”,巩固参政党认同基础 |
(二) 建章立制完善参政党认同体系 |
(三) 提升绩效塑造参政党认同形象 |
1. 发挥人才优势,提升参政党绩效 |
2. 发挥参政党职能,突显履职成效 |
(四) 强化自身建设提升参政党认同质量 |
1. 政治参与体现参政党价值认同 |
2. 政治交接传承参政党认同传统 |
3. 强化参政党成员认同主体作用 |
4. 创新履职方式,增强参政党认同评价 |
(五) 出台重要法规文件为参政党认同保驾护航 |
四、 中国参政党认同进入新时代 |
(一) 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新论断 |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概念的提出 |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科学内涵 |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论断的重大意义 |
(二) 参政党认同迈上新台阶 |
1. 召开中央统战会议,参政党认同的一个里程碑 |
2. 出台系列法规性文件,从理论、政策上加大对参政党认同 |
(三) 参政党认同实践步入新境界 |
1. 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参政党政治认同 |
2. 强化组织建设构建参政党认同根基 |
3. 履职尽责强化参政党绩效认同 |
4. 提升社会服务水平赢得民众认同 |
5. 在促进祖国统一中,增进海内外同胞对参政党认同 |
五、 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经验 |
(一) 参政党认同的根基是与执政党永葆政治共识 |
(二) 参政党认同的基础是不断提升履职绩效 |
(三) 参政党认同的优势是“人才兴党”战略 |
(四) 参政党认同的源动力是不断创新与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新时代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一、 新时代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 |
(一) 新时代拓宽了参政党认同的空间 |
(二) 新时代搭建了参政党认同的平台 |
(三) 新时代为参政党自我认同带来机遇 |
二、 新时代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挑战 |
(一) 意识形态复杂化的挑战 |
1. 西方各种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不断渗透的挑战 |
2. 社会主流价值遭遇市场逐利性的挑战 |
3. 媒体格局与舆论生态发生变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 |
(二) 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挑战 |
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网络党建 |
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大党建”网络平台的成功构建 |
3. 参政党信息网络技术平台的滞后性 |
(三) 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挑战 |
(四) 参政党履职能力的挑战 |
(五)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挑战 |
三、 新时代参政党认同情况调查与分析——以XX省部分参政党成员为例 |
(一)调查基本情况 |
(二) 调查基本内容 |
1. 对参政党认知情况 |
2. 对我国多党合作制度认知情况 |
3. 参政党与意识形态 |
4. 对参政党领导班子及参政党代表人士的评价 |
5. 对参政党履职绩效的评价 |
6. 对参政党自身建设认同情况 |
7. 互联网与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 |
8. 对参政党认同有什么建议 |
(三) 调查结果与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新时代推进中国参政党认同的路径选择 |
一、 参政党认同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路径选择 |
(一) 参政党成员要做主流意识形态的坚信者 |
1. 要坚定信仰,树牢价值自信 |
2. 要不断增进多党合作的政治共识 |
(二) 参政党成员要做主流意识形态的守护者 |
(三) 参政党成员要做主流意识形态的践行者 |
1.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2. 要在思想道德建设上身体力行 |
3. 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
4. 在网络意识形态中释放最大正能量 |
二、 推动中国参政党队伍建设认同的路径 |
(一) 对中国参政党领导班子的认同 |
(二) 对中国参政党代表人士的认同 |
(三) 对中国参政党成员的认同 |
三、 推动中国参政党履职绩效的认同路径 |
(一) 参政议政绩效认同路径 |
(二) 民主监督绩效认同路径 |
(三) 政党协商绩效认同路径 |
(四) 社会服务绩效认同路径 |
四、 推动中国参政党自身建设的认同路径 |
(一) 参政党思想理论建设的认同路径 |
(二) 参政党特色建设认同路径 |
1. 在参政党思想建设上,在坚持政治共识的基础上要保持“求同存异” |
2. 在组织建设上注重界别特色与组织结构优势 |
3. 各民主党派要在自己重点分工领域做出成绩,推出经典和品牌 |
(三) 参政党基层组织建设认同路径 |
(四) 参政党作风建设认同路径 |
(五) 参政党制度建设认同路经 |
(六) 参政党机关建设认同路径 |
五、 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中国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认同路径 |
(一) 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对参政党建设的重要性 |
1. 促进了参政党领导班子作用的发挥 |
2. 思想建设形式更加丰富多彩 |
3. 参政党监督机制更加完善 |
4. 参政党的特色更加突出 |
5. 参政党基层组织更加活跃 |
6. 组织管理更加精准 |
(二) 参政党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存在的主要问题 |
1. 参政党互联网平台技术的滞后性 |
2. 参政党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员的匮乏 |
3. 参政党成员政党网络意识的弱化性 |
4. 参政党网络安全的危险性 |
(三) 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提升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认同路径 |
1. 构建“智慧参政党”网络大数据管理平台 |
2. 建立参政党大数据中心 |
3. 培养参政党网络技术人才,不断增强参政党成员政党网络意识 |
4. 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参政党网络安全 |
5. 只有线上线下联动才能取得参政党建设的双赢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中国参政党认同情况问卷调查 |
第一部分 个人基本情况 |
第二部分 参政党认知 |
第三部分 关于我国多党合作制度 |
第四部分 关于参政党在意识形态的作用 |
第五部分 关于对参政党领导班子及参政党代表人士的评价 |
第六部分 关于对参政党履职绩效的评价 |
第七部分 关于参政党自身建设的评价 |
第八部分 互联网与参政党治理能力 |
第九部分 (开放题)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三国演义》的谋士文化形象及其海外传播研究 ——以罗慕士的英译本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3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第2章 海外传播的基础——谋士形象的基本内容 |
2.1 谋士的定义 |
2.2 谋士的文化功用 |
2.2.1 对宏观决策提供建议 |
2.2.2 提出军事计谋与策略 |
2.2.3 为势力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提供解决建议 |
2.3 谋士形象基本内容的总结 |
第3章 海外传播的重点——谋士的文化形象及其文化内涵 |
3.1 谋士的文化形象 |
3.2 谋士的文化内涵 |
3.2.1 谋士的智慧 |
3.2.2 谋士形象的身份地位 |
3.3 海外传播重点的总结 |
第4章 《三国演义》中谋士文化形象的海外传播研究 |
4.1 《三国演义》谋士文化形象海外传播的成就及产生的问题 |
4.1.1 谋士文化形象在海外传播中的成就 |
4.1.2 谋士形象在海外传播中产生的问题及成因 |
4.2 解决问题的建议 |
4.2.1 完善与原文不相符的译文 |
4.2.2 适当进一步增加相关注释 |
4.2.3 增加单独的说明文本和人物传记 |
4.3 海外传播研究的总结 |
第5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竞德、逐智、争力 ——尚武的三个维度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缘起 |
1.2 相关研究述评 |
1.2.1 “尚武”、“尚武精神”内涵的研究 |
1.2.2 “尚武”历史传承脉络的研究 |
1.2.3 断代“尚武”研究 |
1.2.4 “尚武”其它方面的研究 |
1.2.5 武术中涉及“竞德、逐智、争力”的相关研究述评 |
1.2.6 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 |
1.3 基本概念厘定 |
1.3.1 尚武 |
1.3.2 竞德 |
1.3.3 逐智 |
1.3.4 争力 |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4.1 研究目的 |
1.4.2 研究意义 |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5.1 研究思路 |
1.5.2 研究方法 |
1.6 研究创新之处 |
2 尚武之“竞德” |
2.1 逻辑生成:“止戈”对方向的规定 |
2.1.1 轴心时代“竞德”文化基因的呈现 |
2.1.2 以儒家为主的“德”本位王道思想规制 |
2.1.3 “武”的方向规定性:尚武“竞德”的内在逻辑 |
2.2 技术表征:技击原点旨趣中的“竞德”立场 |
2.2.1 “进攻”的多元取径表现“德”之功效 |
2.2.2 “防守”的多重表达凸显“德”之意象 |
2.2.3 “控制”的境界追求表现“德”之愿景 |
2.2.4 “展示”的功力注重寻绎“德”之路径 |
2.2.5 器械的“柔化”取向表征“德”之理念 |
2.3 冲突互动:尚武“竞德”的暴力规训 |
2.3.1 祖师信仰为“竞德”方向规定性提供正当性来源 |
2.3.2 制度安排为“竞德”方向规定性奠定合法性基础 |
2.3.3 武技践行为“竞德”方向规定性进行实体化建构 |
3 尚武之“逐智” |
3.1 逻辑生成:“持戈/止戈”二元对立下配置的优化和向内求证 |
3.1.1 轴心时代“逐智”文化基因的呈现 |
3.1.2 兵家、道家“逐智”思维策略的文化植入 |
3.1.3 “武”的配置优化性和向内求证性:尚武“逐智”的内在逻辑 |
3.2 技术表征:技法内容特色中的“逐智”呈现 |
3.2.1 动作内容设计时的“尚智求巧” |
3.2.2 外在风格特色上的“诡诈迷惑” |
3.2.3 内在劲力处理中的“明暗刚柔” |
3.3 冲突互动:尚武“逐智”的暴力优化 |
3.3.1 外显层面:以“打”为价值旨归的“逐智”过程 |
3.3.2 内隐层面:积累“象征资本”的“逐智”目标 |
3.3.3 向内求证:对“持戈”与“止戈”二元对立的平衡 |
4 尚武之“争力” |
4.1 逻辑生成:“持戈”对实力的提升 |
4.1.1 轴心时代“争力”文化基因的呈现 |
4.1.2 墨家、法家尚武文化中“争力”的历史影响 |
4.1.3 “武”的实力提升性:尚武“争力”的内在逻辑 |
4.2 技术表征:技术目标表现中的“争力”维度 |
4.2.1 “争力”表现出由“力量”到“劲力”的探求理路 |
4.2.2 “争力”表现出由“敏感”到“迅速”的攻守惯习 |
4.2.3 “争力”表现为“击打”与“抗击打”的功力竞逐 |
4.3 冲突互动:尚武“争力”的暴力适应 |
4.3.1 冲突前:多维度适应暴力互动情境 |
4.3.2 冲突中:深度认知暴力互动情境 |
4.3.3 冲突后:延续暴力互动情境形成应对“惯习” |
5 尚武“竞德、逐智、争力”的内在关系与文化作用 |
5.1 尚武“竞德、逐智、争力”的内在关系 |
5.1.1 “竞德、逐智、争力”三者一致的根本理路 |
5.1.2 “竞德、逐智、争力”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
5.2 尚武“竞德、逐智、争力”的文化作用 |
5.2.1 “竞德、逐智、争力”微观上促成武术文化元素特性 |
5.2.2 “竞德、逐智、争力”宏观上型塑武术文化共同体 |
5.2.3 “竞德、逐智、争力”影响武术人个体生命 |
6 主要结论 |
7 主要参考文献 |
8 附件 |
主要学习经历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经历 |
致谢 |
(10)习近平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习近平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形成的基础 |
第一节 习近平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党的政治建设理论 |
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理论 |
第二节 习近平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形成的现实基础 |
一、百年未有之国际大变局带来新挑战 |
二、新时代国情变化提出新要求 |
三、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新课题 |
第三节 习近平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
一、延安和正定工作时期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实践 |
二、福建工作时期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实践 |
三、浙江工作时期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实践 |
第二章 习近平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理论创新 |
第一节 坚持党的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关键 |
一、坚持“两个维护”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
二、树立“四个意识”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必要一环 |
第二节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 |
一、把准政治方向 |
二、夯实政治根基 |
三、防范政治风险 |
四、永葆政治本色 |
五、提高政治能力 |
第三章 习近平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实践探索 |
第一节 开展教育活动,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
一、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夯实政治根基 |
二、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提高政治能力 |
三、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加强党的领导 |
四、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把准政治方向 |
第二节 强化制约与监督,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
一、落实廉政规定,永葆政治本色 |
二、开展巡视工作,保持党的纯洁性 |
三、推动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 |
第三节 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 |
一、打牢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基础 |
二、营造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环境 |
三、创新党内政治文化传播途径 |
第四章 习近平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重要意义 |
第一节 理论意义:推动马克思主义党的政治建设理论发展创新 |
一、深化对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 |
二、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建设理论 |
三、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 |
第二节 现实意义:提升新时代党的执政水平 |
一、有助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
二、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
三、有益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审时度势 把握方向(论文参考文献)
- [1]以史为鉴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J]. 朱有华. 唯实, 2021(11)
- [2]数字化转型中领导者的新“实践智慧”[J]. 董小英,李汶倪. 清华管理评论, 2021(Z2)
- [3]中国共产党百年治党治国的战略领导力[J]. 奚洁人.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21(03)
- [4]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语汇俄译研究[D]. 袁昊.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1(08)
- [5]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研究[D]. 王欢. 西北大学, 2021(10)
- [6]现代技术伦理的诠释学研究[D]. 郑艳艳. 大连理工大学, 2020(01)
- [7]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D]. 孙曈.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8]《三国演义》的谋士文化形象及其海外传播研究 ——以罗慕士的英译本为例[D]. 尉舰. 湖北工业大学, 2020(11)
- [9]竞德、逐智、争力 ——尚武的三个维度之研究[D]. 张国良. 上海体育学院, 2020(12)
- [10]习近平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研究[D]. 王儒雅. 青岛科技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