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庆祝建国五十周年学刊用刊知识竞赛”获奖名单（论文文献综述）
张倩[1]（2021）在《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与保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伴随着城市更新速度的加快,积极转型升级的工业企业因为城市土地更新的需求而搬离城市中心地区,不能够适应经济新形势的传统工业企业面临着衰退、破产的困境,基于以上两种原因,城市中心地区大量的工业厂房、仓库等工业设施因此被闲置。城市中大型工业企业除了进行工业生产的生产区域外,还会有完备的住宅、医疗和教育等生活配套设施,它们基本上已经与城市基础设施融为一体,能够履行基本的社会功能。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当中不可多得的重要财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现代城市管理的重要课题。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城市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拥有一定规模的工业建筑群且有独特工业历史风情的区域,所有与工业生产有关的建筑、设备都是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构成要素,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工业历史文化发展的见证者,理应受到合理地保护。但是在房地产业巨额利润的吸引下,许多位于城市黄金地段的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被夷为平地,就算有幸逃过了被拆除的命运,却因内部建筑体量大、占地面积广,而给保护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造成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成为“烫手的山芋”,因缺乏合理的保护与规划而被荒废,如何保护利用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城市历史风貌与历史文脉的延续,成为许多工业城市面临的难题。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是山东省首批历史文化街区中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典型代表。潍柴集团2012年完成了主要生产区的搬迁工作,见证了潍柴几十年发展历史的老厂区被整体闲置,直到2014年被山东省政府选入省内首批历史文化街区名单当中,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作为潍坊市稀有的工业遗产,具有极其珍贵的研究价值。本文运用实地调研、比较研究等方法,通过对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调查研究,分析了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发展历史与遗产构成,并对其做出价值评价,为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再利用提出合理化建议。文章共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将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内涵特征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第一章主要探讨了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相关研究理论。本章主要是以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是什么、为什么要保护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如何保护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逻辑结构串联,具体包括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基本理论、保护利用的驱动力、利益相关者三个方面。在新时期城市更新的背景之下,无论是受外在的客观条件还是自身特征的影响,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作为稀有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都需要得到妥善合理的保护与再利用。我们在讨论城市文化遗产的再利用问题时,根本目的是探寻保护文化遗产的合理路径,所以一切改造利用活动都是以保护为出发点和根本目的。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可以作为可利用的文化资源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协作,按照一定的原则对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保护利用。第二章集中对潍柴发展历史进行研究。本章以潍坊市地方志与潍坊柴油机厂厂志为基础资料,结合实地调研,梳理了潍坊柴油机厂的历史发展脉络,包括潍坊柴油机厂的建厂背景和建厂历程。对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发展历史进行研究,为保护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提供了历史依据,为更好地认识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存现状与价值意义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三章主要探讨了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整体规划,介绍了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内生产区域与配套设施的基本概况。笔者通过查找资料和实地调研,基本了解了整个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与遗产保存状况,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进行此类历史文化街区的遗产排查时,除了工业建筑物、构筑物等有形的物质遗产外,也不应忽略以工业生产技术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都是城市工业发展历史的经历者和见证者,也是延续城市工业文明的主要承载者,拥有同样重要的保护价值。科学分析历史文化街区的遗产构成是对其进行价值判断的前提与基础。第四章对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价值评价的内容与意义进行总结。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评价内容包括街区内的工业建筑、工业生产流程以及工业配套设施,并从历史价值、科学技术价值、社会价值、精神价值、经济价值等方面对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进行全面分析,说明对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保护与再利用的现实意义。第五章对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背景进行了调查分析,探讨了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现状以及潍坊市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概况,这是探寻历史文化街区再利用途径的前提。第六章对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再利用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在城市更新的背景之下,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如何调整自身结构功能以适应城市发展要求,成为整个社会都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除了用于居住、教育等配套设施之外,大部分用于工业生产的厂房、仓库已经完全丧失了原始功能,成为城市闲置空间,通过工业遗产旅游、文化创意产业以及商业的植入来实现历史文化街区与现代生活更好地融合,也是完善城市产业功能组团中的业态配比的重要途径。最后一部分则是对全文的总结与思考。
边雨[2]（2021）在《以建筑类期刊为源探究中国当代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的演变》文中认为我国当代城市住区规划设计自1949年发展至今,涌现了大量的相关理论与实践,为了今后更好的前进,对这一段时期我国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动态的审视总结必不可少。众多反映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理论及实践演进印记的视角中,建筑类期刊是折射和管窥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历程的一个独特窗口。本文先对1949至今的我国建筑类期刊的产生与发展历程进行梳理,然后利用CKNI数据库,以建筑类期刊为主要检索文献来源,收集1949年至2019年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的相关文献,进行去重等整理,最后一共筛选收集论文3091篇。基于建筑类期刊记载的城市住区规划设计情况分析研究,确定本文的期刊统计范围。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依托Noteexpress等软件进行文献管理和相关数据整理,主要通过对发表年份、关键词的词频进行统计,从时间分布、期刊分布、研究类型、研究主题与热点等方面对中国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的研究动态进行了统计分析,并重点对主要时间段的内容进行信息与历史事件结合的整理,使用Citespace软件以可视化的形式展现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研究的聚焦点,掌握当前研究现状,总结出建筑类期刊反映的我国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的发展历程。全文以阶段划分及特征描述的方式对建国以来我国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主要分为三个时期:1949-1977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1978-1997年的住房改革推进时期的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以及1998年至今的房地产开发主导时期的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通过对不同时期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及相关政策、建筑类期刊中各个时期相关论文的记载情况的研究,总结出不同时期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研究与实践的演变历程,总结其发展特征以及影响因素,以期对日后的相关研究有一定的意义。
周芳[3]（2021）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的发展路径研究》文中指出村落体育表演是在独特村落地缘空间下产生,以身体动作、身体运动和身体表演为主要展现形式的民间体育活动,是中国式村落风土人情、价值观念、文化习俗和生活情趣在民族传统体育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对接乡村振兴战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本论文运用逻辑分析、田野调查、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在对村落体育表演实践案例进行充分挖掘、整理基础上,深入探讨乡村振兴战略下我国村落体育表演的实践价值、生存困境和发展路径,为完善村落体育表演理论,指导村落体育表演发展,助力健康中国和美好生活实现,加快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益参考。研究结论如下:1.村落体育表演是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载体,也是宗教仪式人神对话的媒介和节庆活动情感表达的重要方式。村落体育表演体现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具有健身健体、教育教化、娱乐健心、社会治理、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等价值;表现出表演动作模仿性、表演特色差异性和表演形式朴素性等三大特征;并按参与人员数量分为竞技对抗类、休闲娱乐类和信仰图腾类表演;按表演人数分为单人类、双人类和群体类表演;按照项目来源分为生产生活类、宗教祭祀类和军事训练类表演。2.村落体育表演呈现出表演目的由悦神祈禳转向娱人娱心、表演地点由朴素空间转向专业舞台、表演性质由全民表演转向专业表演、表演结构由完整呈现转向多元展示、表演功能由自娱自乐转向他者娱乐等变化指征,充分彰显了村落体育表演对接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价值。村落体育表演与乡村振兴具有互融互通关系,村落体育表演为乡村振兴提供思想基础和行动支持,以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两种方式推动乡村振兴实践;乡村振兴在村落体育表演中的现象表达主要体现在促进村落产业振兴、提升村落社会治理和加速村落文化共同体构建等层面。3.依据助力村落体育表演发展的主体差异,将村落体育表演分为精英引领型、政府推动型和自组织型。（1）袁窦村鼓子秧歌表演依靠村落精英的积极引领,袁窦村遵循“古村旅游+秧歌表演”的发展思路,将秧歌古村打造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并带动袁窦村由省级贫困村发展为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袁窦村鼓子秧歌助推乡村振兴面临经费来源渠道较为单一,经营用地难以扩大;演员年龄老化,人才断档,高层次发展受制约等困境。（2）尚寨竹马表演依靠各级政府推动,尚寨村遵循“文化景观旅游+竹马表演”的发展思路,依托遗址文物、竹马文化残存复现,重构形成省级非遗民俗村,并带动了村落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尚寨竹马助推乡村振兴面临经费来源渠道少,村民功利性较强;文化自觉性弱,权益集中化严重,日常化发展受阻等困境。（3）大梭庄舞龙表演依靠村落自组织、借助村民文化惯习、自觉意识和项目魅力,大梭庄舞龙表演实现了自我传承、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但项目带动产业振兴和文化反哺作用尚需提高。大梭庄舞龙表演助推乡村振兴面临申报非遗评选意识弱;地方政府参与度不高,政策及经费支.持不足;管理组织不稳定;与教育、经济发展结合不紧密等困境。4.精英引领型村落体育表演可通过寻求政府支持,对接社会需求,稳定精英团体,优化村落体育表演的品牌化、特色化和创新化发展。政府推动型村落体育表演可通过引导村落精英积极作为,合理开发村落体育表演文化;鼓励村落力量参与,借力村落旅游发展村落体育表演;拓展衍生产业,提高村民的文化自觉意识等优化路径。自组织型村落体育表演可通过加强自组织建设,提高村落体育表演核心竞争力;动员全员参与,筑牢村落体育表演的群众基础;获取政府帮助,提升村落体育表演的影响力等优化路径。研究提出了多元主体协同型村落体育表演类型,探讨了深化多元主体协同发展村落体育表演的理念认同、强化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的部门协同、明晰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的责任分担等机制,并提出了拓展村落体育表演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空间,加大村落体育表演组织化、日常生活化融入,延续村落体育表演制度化、谱系化非遗传承,开展村落体育表演信息化、科学化创新发展和扩大村落体育表演竞赛化、标准化项目开发等路径选择。5.研究提出了（1）政府部门联动协作,促进村落体育表演发展;（2）村落精英主动参与,加快村落体育表演文化向村落文化产业转化;（3）积极引导村落体育表演自组织内生性发展,提高自我造血、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能力;（4）提升村落村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塑造良好的村落文化氛围;（5）借助商业化、产业化发展机遇,将村落体育表演与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相结合,促进村落文化和村落体育表演的良性发展;（6）专家学者科研助力,挖掘村落体育表演的文化价值,提高村落体育表演的文化影响力等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的六大发展保障体系。
庄细细[4]（2020）在《近代中国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研究（1890-1949）》文中研究指明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是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同时也是妇女解放的一种实践方式。妇女解放运动的不断发展,进一步激发了妇女“国民责任”,成为了她们从事慈善事业的动力。同时,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为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使其初步具备从事慈善活动的物质基础。而公共空间的扩大为妇女团体开展慈善活动创建了有利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近代中国战乱频发和灾荒饥馑,具有善心的近代妇女积极结成团体从事慈善活动。众所周知,近代中国是一个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思想意识与社会环境也发生变化,这亦推动了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发展。维新变法至清末新政时期是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萌芽阶段,中国近代妇女在妇女解放思潮中觉醒,开展了有别于传统的妇女慈善活动。在慈善观念上,由传统的“福报”观念转为“女国民”责任;而在慈善组织上,由妇女个体慈善向妇女团体慈善转变;慈善方式上,从“捐款捐物”走向“筹款筹物”。到了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运动的高涨使得近代妇女团体的力量得到壮大,这一时期慈善活动开始多样化;在慈善救济理念上,由“养”转变到“教”;在慈善组织上,基督教妇女团体开始出现。到了抗战时期,受到民族精神的激发,妇女团体把慈善事业与民族救亡联系起来,慈善活动重心由筹款赈灾转向“民族救亡”。这一时期也是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鼎盛时期,各妇女团体在慈善活动中的合作关系更为密切。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妇女团结一致,开展全国性的慈善活动,而这时基督教妇女团体慈善活动也更加活跃。抗战结束后到新中国成立前,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近代妇女团体慈善事业的重心转向以经济复员为中心的战后救助,寡弃妇女成了重要救助对象,而举办廉价托儿所成了新的慈善内容。由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发展演进所知,近代中国妇女团体慈善活动内容极为丰富,主要有赈济灾荒、抗敌后援、慈善教育、儿童保育和戒除烟瘾、法律援助等。透过其慈善活动的内容,亦可窥探出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特点。首先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特点进行探究,发现近代妇女团体更擅长通过娱乐活动为慈善事业筹款,更加关注儿童保育。其次,引入社会阶层理论对近代开展慈善活动的妇女团体进行研究,发现上层阶级妇女引领近代妇女慈善。最后,分析妇女的生理特质、性格特征与社会角色,指出近代妇女团体逐渐从辅助男性开展慈善活动的配角转变为组织开展慈善活动的主体,逐渐撑起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半边天。同时,通过考察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内容与特点,亦可看出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她们开展的慈善活动宣扬了妇女解放思想,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维护了妇女的合法权益;战争中的募捐救济活动还为战争取得胜利做出一定贡献。当然,受到近代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亦有一定的局限性。
何智玉[5]（2020）在《江西“红舞”史研究（1949-2019年）》文中研究说明红色题材的舞蹈是红色文化的艺术写照,“红舞”是中国舞蹈事业的一个分支。江西“红舞”在江西舞蹈事业中具有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江西特有的艺术文化,映照着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江西“红舞”是苏区时期文艺舞蹈作品延伸发展的一个分支,起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时期江西出现了优秀的文化艺术,这片红色田野萌生了激昂卓越的文化艺术面貌,并以其特有的姿态闻名于世,形成了标志性的“苏区文化”。江西“红舞”在江西舞蹈艺术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江西“红舞”的分量不仅仅来自当下的政治倡导,更来自于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摇篮的这片富有革命色彩的红色土地,以及当前社会人们日益增长的艺术审美需求和精神需求。在弘扬红色文化,传承江西“红舞”的时代背景下,本文探讨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江西“红舞”的发展情况,从江西“红舞”的历史嬗变、阶段特点、思想内容三个方面,本文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年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文革时期、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五个阶段,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的江西“红舞”分阶段进行分析和总结。首先我们要探索有关江西“红舞”艺术的历史重大事件、关键人物、相关地点、艺术思潮、典型作品等等,其次更重要的是要把江西“红舞”置身于整个社会发展中以及文学艺术的发展变迁中去探寻它的发展动因和历史地位。可以说江西“红舞”就好比一股起于江西赣南地区田野大地的强劲的艺术之风。或者说江西“红舞”云涌凸显于历史天空时,本质却扎根在江西这片红色大地之上,中国革命历史之中。本篇论文仅梳理新中国成立后这七十年的江西“红舞”的历史脉络,关注那些对江西“红舞”史变革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人物和作品,辩证的对艺术成就给予一定观照。
张悦[6]（2020）在《接管、改造和建设：太原钢铁厂研究（1949-1952）》文中提出接管、改造和建设是1949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国营企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太原钢铁厂是当时华北地区重要的钢铁企业,这一企业不但是山西省工业发展的主要引擎,而且是中国较早生产特殊钢产品的钢铁厂,在当代中国工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49年中国共产党接管该企业后,在上级部门统一领导下,结合本地工作实际,发动企业干部、职工,进行了一系列改造和建设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文章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介绍太原钢铁厂前身西北炼钢厂的创建和早期发展。第二章探讨太原钢铁厂的接管。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接管准备工作,如成立地下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组建接管机构和解放厂区等。接收工厂后逐渐“变接为管”,开展职工工作、清点企业资产设备和恢复生产,为改造和建设工作奠定基础。第三、四章为改造和建设,包括以下内容。其一,企业管理机构及方式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变革管理组织机构和建立党群组织;其二,对企业人员的改造,通过思想教育和群众运动对干部、职员、工人、技术人员和家属等群体进行改造,使企业人员实现“现代化”与“政治化”的转变;其三,转变经营方式,建立定额管理制和经济核算制等新型经营制度,并通过生产竞赛实现企业增产;其四,扩大生产规模、创新生产技术,并引进特殊钢生产设备;其五,在企业中开展职工文化扫盲、职业技术和政治教育,建立职工学习制度。第五章探讨太原钢铁厂接管、改造和建设的意义与经验。太钢的成功接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企业接管政策的成熟。企业改造与建设工作促进生产发展与技术创新的同时,也提高了工人的社会地位与生活水平。党政干部领导与群众动员相结合的方式贯穿于太原钢铁厂的接管、改造与建设过程中,为企业发展积累了经验。通过探究太原钢铁厂接管、改造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可以以小见大地厘清1949年前后中国国营企业的发展线索。
卢泽如[7]（2020）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国共产党首次建立国家形态的苏维埃政权,由于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内有着相对安全稳定的活动空间,纪念活动得以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借由纪念活动这一重要载体,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同时也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与新生苏维埃政权的良好形象,建构集体记忆,强化人们的历史意识,推动妇女解放运动,极大地宣传鼓动民众投身革命和生产运动中,为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国民党的谣言散布以及“围剿”战争的步步紧逼,中共举行纪念活动既是协调中苏关系,赢得国际支援的需要,也是构建政权合法性,推广成功样本,表达政策方针,整合各方资源,建构集体记忆,最大程度地凝聚人心和人力来壮大革命根据地,打赢反“围剿”战争的需要。这个时期的纪念活动已经形成比较固定的活动方式,活动形式十分丰富,大致分为五种不同类型的纪念方式:会议纪念、文本纪念、行为纪念、艺术纪念、空间纪念,包括群众集会、示威游行、纪念文章、专刊特辑、通电、演讲、标语、口号、修建纪念设施、举办纪念展览、出版墙报壁报、散发纪念传单等等。这些纪念形式并不是独立开展的,而是交织进行,各具特色,共同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出于对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全面的政治考量,选择了一些具有强大影响力和政治感染力的纪念对象。纪念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对重要人物的纪念,比如对马克思、列宁等的纪念;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比如对十月革命、广州起义等的纪念;对重大节日的纪念,比如对“五一”劳动节、“三八”妇女节、“八一”建军节等等。尽管这个时期的纪念活动开展仍处于探索阶段,存在着不足之处,但是大量纪念活动的开展还是为中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鲜明特点。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纪念活动为当代纪念活动的组织和开展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李姣[8]（2020）在《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36年资源委员会发展工矿企业的三年计划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批准,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以下简称中央电工器材厂）的筹建便在此三年计划之中。1936年7月中央电工器材厂筹备委员会在南京成立,以恽震为主任委员。筹备委员会成立后,一面采用借助他山之计,与欧美厂家洽订技术合作合同,并派青年工程师出国实习;一面勘定设厂地点。经勘定以湖南湘潭附近的下摄司为厂址,购地千亩,兴工建筑厂房。不料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揭幕,运输困难,筹备工作进行迟缓。1938年10月汉口沦陷,湘潭逼近前方,感受到威胁,中央电工器材厂奉资源委员会的命令一部分迁桂林,一部分迁昆明。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1939年7月1日结束筹备工作,正式成立。抗战胜利后,中央电工器材厂奉资源委员会的命令,负责遵照政府工业复员方策,接办收复区敌伪电工事业。同时中央电工器材厂自身也进行了调整、改组与增设。1947年7月1日改组为公司制企业,并改名为中央电工器材厂有限公司,这也意味着该厂实现了从旧有的工厂组织形式向现代公司制的转变。本文将采用企业史的研究模式,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央电工器材厂的筹建及战争迁移、全面抗战时期的发展演变、战后调整改制三个主要阶段。主要包括以下四部分:第一部分,对抗战初期中国电工器材行业的发展情况做简要的论述,并分析中央电工器材厂成立的原因,理清中央电工器材厂的发展沿革,并对中央电工器材厂的组织系统情况进行论述。第二部分,对中央电工器材厂的人事管理、生产管理、材料购入管理、出品情况、营业方式、业务方针、历年营业概况进行论述,探讨中央电工器材厂在经营管理模式方面的先进性,并分析中央电工器材厂是如何应对各分厂分散、人员众多的管理问题,如何改进出品品质、增加产量、提高工作效率等生产问题,如何根据市场的供求情形预定生产方针、决定年度生产计划等问题。第三部分,通过研究中央电工器材厂的厂训、厂刊、厂歌、工余生活等,探讨中央电工器材厂自身的办企特色;也深入剖析中央电工器材厂在中国电器业的行业地位;以及从中央电工器材厂对资源委员会的作用,重新认识它们之间的厂、会关系。这一部分是本文的研究重点,笔者将从企业特色、行业地位、新的厂会关系等方面,重新给中央电工器材厂更为确切的历史定位。第四部分是结束语,主要考察了中央电工器材厂在抗战军兴的大时代背景下,其出品价格受到国民政府的管制等方面的影响,不能随市场波动而作出适时调整。以及解放战争胜利后,中央电工器材厂被接管后的历史命运和恽震为新中国人民政府的电工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中央电工器材厂作为一个国营事业单位,在资源委员会创办的电工行业内,以中央电工器材厂的规模最大,供应最广。中央电工器材厂本是为适应抗战需要而建立,其历年的出品数量直接支援和增强全民族的抗战力量。其次中央电工器材厂在致力于自身蓬勃发展的同时,对资源委员会的一些制度方针、管理措施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形成良好的厂、会关系。此外,中央电工器材厂人才云集,设备精良,并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发展极为迅速。该厂是中国电工器材行业的摇篮,众多的发明创造将中国的电工器材制造行业在历史中推动一大步,对整个中国电工器材业也有重要的贡献。
王天丹[9]（2020）在《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文中指出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所在地。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边区成为中共军队的指挥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边区地处黄河西岸,扼守日军进攻大西北的要道,其独特的军事战略地位,使之成为日军进攻的重要军事目标。为抗击日军,消灭土匪,取得反磨擦斗争胜利,边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加强军事建设,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加强边区防卫力量,确保边区安宁,赢得抗战胜利的重要举措。为加强边区军事建设,中共首先建立了边区武装力量,为边区和中共中央的安全提供了可靠的军事力量。八路军主力部队奔赴华北抗日战场后,边区防守力量薄弱,为加强边区防卫力量,中革军委、中共中央决定组建边区驻军留守部队,成立留守兵团,编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统一指挥边区八路军留守部队,保安部队和地方民众抗日武装组织（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形成了八路军正规部队、保安部队和民众抗日武装（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格局。边区武装力量和组建和政变,为保卫中共中央和确保边区安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武装力量。为解决八路军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政干部缺乏的问题,中共建立了抗大及有关军事院校,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军事和政治干部,为中共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干部保证。为提高边区部队战斗力,开展了军事教育和大练兵运动,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模范,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被中共中央军委表扬,并将其经验批转全军学习推广。以上举措为取得河防、剿匪、反磨擦斗争的军事胜利,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防止日军西犯边区,进攻大西北,八路军专门成立河防部队,在八路军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挫败了其进犯边区和进攻大西北的企图,为创造模范根据地创造了条件。针对国民党军队对边区发动进攻和反磨擦事件,边区部队打退了其进攻,取得了反磨擦斗争的胜利,结束了国共两党政权并立的局面,实现了政令和军令的统一,使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成为唯一合法政权,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在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加强军队后勤建设,中共建立和开展了军工生产,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和“双拥运动”,为八路军提供了武装装备保障,解决了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增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为给八路军提供作战需要的武器装备,中共中央军委在边区成立了军事工业局,组建了一系列军工厂,研发和生产了武器弹药,开展了赵占魁运动,逐渐扩大了生产,为部队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保证了部队作战需要。为解决边区和部队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边区部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增加了粮食和工业品的生产,展开了打盐运盐及食盐等出口,以换取边区急需的战略物资,增加了边区财政收入,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稳定了边区物价。为解决边区工作中暴露出的党政军民关系不协调的问题,开展了双拥运动。经过整风,中共实现了对边区部队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形成了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成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和中共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克服边区部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军阀主义与教条主义倾向,边区部队认真学习,经过整风,克服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形成了以中共中央西北局为首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中共中央“九一”决定,增强了党政军民的团结,为巩固抗日根据地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总结经验,推广全军,在毛泽东支持下,将边区部队的整风经验成果写成《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形成了党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性文献,与古田会议并列,多次下发全军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了中共全党全军对毛泽东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正确认识,肃清了王明错误思想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危害,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总结形成了中共武装斗争的理论和指导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共领导军事工作,进行武装斗争的宝贵财富和强大的思想武器,为中共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指明了方向,对建国后军队和国防建设产生了极大影响,至今仍是全党全军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
乔傲龙[10]（2019）在《《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抗战日报》创刊于“晋西事变”结束之后的1940年9月18日,1946年7月1日更名为《晋绥日报》,1949年5月1日停刊,前后历时9年。作为中共晋西区党委（后改为晋绥分局）的机关报,在晋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晋绥日报》（《抗战日报》）为中心,分五个部分对晋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动员进行了尽可能全面和深入的考察。本文所称的文化动员,既包括一般意义上所指称的以文化为手段所进行的动员,即以文学、艺术、新闻等方式动员民众参与中共领导下的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及社会经济活动,同时亦包括以文化建设为目的而进行的人才动员,即中共为了发展其领导之下的文化事业,广泛地动员民众参与到文化建设之中。第一部分追溯了中共的办报传统及其早期在山西的办报实践,以及从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到“晋西事变”之前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牺盟会、战动总会在晋西北地区的办报活动,论述了这一时期报纸所具有的鲜明的统一战线色彩,并重点考察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采编队伍的发展。这支采编队伍的人员具有双重角色,他们因动员而加入这支队伍,又通过办报动员了其他广大群众。在文化动员中,他们起到了核心的引领作用。从初期以国共对立时期的储备干部及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发展的知识人才为主,到1942年延安知识人才的大量补充,再到抗战胜利之后本土知识分子的崛起,《晋绥日报》（《抗战日报》）办报队伍9年间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敌后抗日根据地文化动员的总体进程,由此可以看出此种动员不同于其他社会动员的渐进性特征、其对人才培养的依赖,以及文化人才培养的接续性要求。第二部分论述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通讯队伍的建立和完善。报纸的通讯工作在1942年之前和之后的对比结果表明,在文化落后的根据地,只有党的各级政权把办报视为一种“深入的组织工作”,举全党之力并发动群众参与,报纸才能体现出广泛的群众性和鲜明的党性,并成为党对群众进行文化动员的有力武器,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则必须通过完善的通讯网才能得以顺利实现。事实上,在《晋绥日报》（《抗战日报》）9年的发展过程中,报纸质量与通讯工作始终呈现出极强的正向相关。报纸通讯员队伍的逐渐壮大、专业水平的不断提升、通讯网络的建立和完善,有力地提升了文化动员的覆盖面及有效性。第三部分考察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三级报网中的地方油印报纸和基层乡村的黑板报,及其与晋绥农村的冬学运动、识字运动、读报运动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本文的研究表明,油印报和黑板报作为大报的二级和三级系统,其成败的关键依然在于群众路线是否得到了有力的执行,而冬学、识字、读报等群众运动的开展,不但本身就是文化动员的重要部分,而且是报纸的文化动员能否得到预期回应的根本性前置要件。第四部分考察了《晋绥日报》在社会动员中的新闻“客里空”问题及其成因,并对晋绥边区反“客里空”运动中“新闻求实”与“思想土改”两条线索进行了梳理,通过大量的个案分析证明:工具目的只能通过专业主义途径得以实现,因此工具主义必须坚持适度性原则,以保证新闻真实性与政治正确性之间最低限度的平衡,否则将适得其反。第五部分得出全文结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文化建设是“比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更难的题目”,文化动员应充分估计文化建设的长期性、渐进性特征,而人才能否接续、动员能否持久则是文化动员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战时的教育条件导致了特定门类人才在供给侧的困难,而受众的接受水平则导致了特定文化产品在需求侧的疲软,由供需关系所导致的失衡结构,是文化动员的决策者和文化建设的规划者必须理智面对的现实,因时因地制宜是上策,一味求全可能适得其反;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文化动员中成功的群众路线并非线性结构,而是一个棋盘状系统,在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之下,“棋盘效应”使每个运动都与其他所有运动相为支撑,从而形成化合作用;群众路线的本质是群众利益路线,文化动员本质上也是利益动员,其功能是通过“利他”而实现的,只有以此认识为前提去组织动员,才能可能取得成功,如果不能切中民众的利益诉求,无助甚至有损于民众利益的实现,则动员的意图终将落空;党报是政党开展社会动员的有效工具,但工具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尊重新闻自身规律为前提,以牺牲新闻真实为代价的工具追求必将适得其反。
二、“庆祝建国五十周年学刊用刊知识竞赛”获奖名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庆祝建国五十周年学刊用刊知识竞赛”获奖名单（论文提纲范文）
（1）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与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基本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 |
| 一、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内涵 |
| 二、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特征 |
| 第二节 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的驱动力 |
| 一、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自身发展要求 |
| 二、城市更新背景下文化遗产的保护需求 |
| 三、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
| 四、文化产业的发展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利用提供了契机 |
| 五、工业文化传承的历史要求 |
| 六、保护工业设计遗产的内部需求 |
| 第三节 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利益相关者 |
| 一、公共利益的代表--地方政府 |
| 二、精英阶层的代表--专家学者 |
| 三、群众利益的代表--社会公众 |
| 四、市场主体的代表--企业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探寻 |
| 第一节 潍坊柴油机厂的建厂背景 |
| 一、国内机械工业的发展概况 |
| 二、山东省机械工业的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潍坊柴油机厂的发展历史 |
| 一、前身: 聚焦军工生产 |
| 二、迁址: 探寻发展之路 |
| 三、变更厂名: 发展步入正轨 |
| 四、改制: 迈入国际舞台 |
| 五、搬迁: 奋斗奔腾不息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况 |
| 一、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地理范围 |
| 二、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建筑风格 |
| 第二节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生产区域与配套设施 |
| 一、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生产区域 |
| 二、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配套设施 |
| 第三节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遗产构成 |
| 一、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物质文化遗产 |
| 二、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价值评价 |
| 第一节 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价值评价的理论基础 |
| 一、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价值认知的重要性 |
| 二、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价值评价内容 |
| 第二节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价值特征 |
| 一、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价值 |
| 二、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社会价值 |
| 三、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经济价值 |
| 四、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精神价值 |
| 五、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美学价值 |
| 六、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技术价值 |
| 第三节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开发的意义 |
| 一、延续潍坊市的工业历史 |
| 二、带动潍坊市的经济振兴 |
| 三、促进潍坊市的可持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的现有基础 |
| 第一节 潍坊市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
| 一、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文化繁荣奠定基础 |
| 二、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文化繁荣提供可能 |
| 第二节 政府对历史遗产保护工作高度重视 |
| 一、政策先行 |
| 二、资金保证 |
| 三、智力支撑 |
| 第三节 地方文旅产业市场逐渐成熟 |
| 一、潍坊市文旅产业发展成绩斐然 |
| 二、文创产业代表--潍坊1532文化产业园 |
| 三、旅游产业代表--坊茨小镇 |
| 第四节 地方文化遗产保护开发所面临的问题 |
| 一、过度依赖公共资金的投入 |
| 二、政府与企业的职责划分不明 |
| 三、社会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利用探索 |
| 第一节 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成功范例—德国鲁尔区的转型 |
| 一、德国鲁尔区转型的背景 |
| 一、德国鲁尔区的转型历程 |
| 三、德国鲁尔区的转型经验及教训 |
| 第二节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利用原则 |
| 一、历史风貌的完整性保存 |
| 二、可持续发展原则 |
| 三、关注社区居民的利益需求 |
| 四、协调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
| 第三节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利用实践 |
| 一、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风貌 |
| 二、展示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 |
| 三、发展文化产业传承工业文化 |
| 四、打造以商业为主的空间利用模式 |
| 第四节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
| 一、保护工作应放在首位 |
| 二、利益相关者需共同参与 |
| 三、健全行政制度与法律法规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A: 潍柴大事记(1946年-2013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以建筑类期刊为源探究中国当代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城市住区的演进历程记录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
| 1.1.2 国内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百花齐放,亟待梳理整合 |
| 1.1.3 专业期刊是学科发展轨迹记载和学术传播的重要载体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城市住区规划设计演变的研究现状 |
| 1.3.2 建筑类期刊的研究现状 |
| 1.3.3 期刊文献统计的研究现状 |
| 1.3.4 小结 |
| 1.4 相关概念释义 |
| 1.4.1 住区及城市住区 |
| 1.4.2 住区规划设计 |
| 1.4.3 建筑类期刊 |
| 1.5 研究范围与方法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范围 |
| 1.6 研究框架 |
| 2 我国建筑类期刊及其记载的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研究 |
| 2.1 我国建筑类期刊的产生与发展 |
| 2.1.1 建筑类期刊的产生 |
| 2.1.2 建筑类期刊的初步发展 |
| 2.1.3 建筑类期刊的繁荣发展 |
| 2.1.4 建筑类期刊的多元化发展 |
| 2.2 建筑类期刊对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的记载情况分析研究 |
| 2.2.1 数据来源与筛选 |
| 2.2.2 本文的建筑类期刊选取标准 |
| 2.2.3 建筑类期刊中相关论文数量与分布 |
| 2.2.4 建筑类期刊中相关论文的分类与统计 |
| 2.2.5 建筑类期刊中相关论文研究主题的变化 |
| 2.2.6 本文的建筑类期刊研究范围 |
| 2.3 建筑类期刊反映的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历程分析研究 |
| 2.3.1 相关期刊论文的统计与分析 |
| 2.3.2 我国城市住房制度的发展历程 |
| 2.3.3 我国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的时区图谱 |
| 2.3.4 我国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的演变历程分期 |
| 2.4 本章小结 |
| 3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1949-1977) |
| 3.1 政府主导下的城市住区实践与研究概况 |
| 3.1.1 社会经济背景与住房建设概况 |
| 3.1.2 建筑类期刊的记载情况分析 |
| 3.1.3 研究阶段划分 |
| 3.2 经济恢复与“一五”阶段:住区规划理论的引入与早期实践(1949-1957) |
| 3.2.1 工人住宅区的规划建设 |
| 3.2.2 居住建筑布置方式的讨论 |
| 3.2.3 居住小区规划思想的引入与实践 |
| 3.3 “大跃进”与调整阶段:住区规划理论的探索与发展(1958—1965) |
| 3.3.1 城市人民公社对城市住区发展的影响 |
| 3.3.2 居住小区规划设计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
| 3.3.3 “成街成坊”的住区规划方法 |
| 3.3.4 住宅区的改建 |
| 3.4 “文革”及其影响阶段:住区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停滞与恢复(1966-1977) |
| 3.4.1 住宅标准的持续降低 |
| 3.4.2 市郊工厂生活区的建设 |
| 3.4.3 高层住宅的出现 |
| 3.5 特征总结 |
| 3.5.1 住区规划理论与方法体系初步形成 |
| 3.5.2 注重住区物质空间形态 |
| 3.5.3 为生产服务而配套建设 |
| 3.6 本章小结 |
| 4 住房制度改革推进时期的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1978-1997) |
| 4.1 “遍地开花”式的城市住区实践与研究概况 |
| 4.1.1 社会经济背景与住房建设概况 |
| 4.1.2 建筑类期刊的记载情况分析 |
| 4.1.3 研究阶段划分 |
| 4.2 居住小区的规划建设阶段 |
| 4.2.1 规划建设概况 |
| 4.2.2 规划结构与规模 |
| 4.2.3 规划布局特征 |
| 4.2.4 对节约用地和提高居住密度的强调 |
| 4.3 居住区的规划建设阶段 |
| 4.3.1 综合开发模式 |
| 4.3.2 区位特征 |
| 4.3.3 规划结构与规模 |
| 4.3.4 规划布局特征 |
| 4.3.5 综合区的建设 |
| 4.4 旧城区改造与更新阶段 |
| 4.4.1 发展历程概述 |
| 4.4.2 改造方式 |
| 4.5 “试点工程”推动下的居住小区规划建设阶段 |
| 4.5.1 规划建设概况 |
| 4.5.2 规划布局特征 |
| 4.5.3 规划结构的模式化与突破 |
| 4.5.4 地方传统居住文化的借鉴 |
| 4.5.5 社区的营造与物业管理兴起 |
| 4.6 特征总结 |
| 4.6.1 住区的建设机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
| 4.6.2 住区规划布局手法的多样化 |
| 4.6.3 住区组织结构向多元化发展 |
| 4.6.4 从人的需求出发营造居住环境 |
| 4.6.5 居住观念的改变促进了住区功能布局的更新 |
| 4.7 本章小结 |
| 5 房地产开发主导时期的城市住区规划设计发展(1998 年至今) |
| 5.1 多元化的城市住区实践与研究概况 |
| 5.1.1 社会经济背景与住房建设概况 |
| 5.1.2 建筑类期刊的记载情况分析 |
| 5.1.3 研究阶段划分 |
| 5.2 商品房住区的快速发展阶段 |
| 5.2.1 规划建设实践与研究概况 |
| 5.2.2 商品房住区的空间分布特征 |
| 5.2.3 商品房住区的开发规模特征 |
| 5.2.4 商品房住区的规划布局特征 |
| 5.2.5 商品房住区的特色和风格塑造 |
| 5.2.6 城市住区类型的多样化 |
| 5.3 城市住区的多元化发展阶段 |
| 5.3.1 规划建设实践与研究概况 |
| 5.3.2 商品房住区的品质提升 |
| 5.3.3 保障房住区的规划建设 |
| 5.3.4 既有住区更新改造的探索与实践 |
| 5.3.5 城中村改造问题的探索与实践 |
| 5.4 城市住区的转型发展阶段 |
| 5.4.1 规划建设实践与研究概况 |
| 5.4.2 城市住区在实践发展中的问题总结 |
| 5.4.3 城市住区规划新模式的探索 |
| 5.4.4 既有住区更新改造的进一步探索与实践 |
| 5.5 特征总结 |
| 5.5.1 从传统住区规划到社区规划 |
| 5.5.2 城市住区空间分布的郊区化 |
| 5.5.3 城市住区空间结构的集约化 |
| 5.5.4 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的多元化 |
| 5.6 本章小结 |
| 6 总结 |
| 6.1 建筑类期刊中相关论文统计分析 |
| 6.1.1 相关期刊论文的统计分析 |
| 6.1.2 建筑类期刊反映的我国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的演变历程 |
| 6.2 建筑类期刊反映的我国当代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的演变特征 |
| 6.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3）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的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依据和意义 |
| 一、研究依据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创新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创新 |
| 第五节 理论基础 |
| 一、表演理论 |
| 二、社区理论 |
| 三、社会变迁理论 |
| 四、文化资本理论 |
| 第二章 村落体育表演论略 |
| 第一节 村落体育表演本体论 |
| 一、村落体育表演概念 |
| 二、村落体育表演源流 |
| 三、村落体育表演本质 |
| 第二节 村落体育表演的演进 |
| 一、古代社会村落体育表演 |
| 二、近代社会村落体育表演 |
| 三、当代社会村落体育表演 |
| 第三节 村落体育表演的分类 |
| 一、按照表演目的分类 |
| 二、按照表演人员数量分类 |
| 三、按照表演项目来源分类 |
| 第四节 村落体育表演的特征 |
| 一、表演动作的模仿性 |
| 二、表演特色的差异性 |
| 三、表演形式的朴素性 |
| 第五节 村落体育表演的价值 |
| 一、健身健体价值 |
| 二、教育教化价值 |
| 三、娱乐健心价值 |
| 四、社会治理价值 |
| 五、经济发展价值 |
| 六、文化传承价值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乡村振兴与村落体育表演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乡村振兴战略阐释 |
| 一、乡村振兴发展历程 |
| 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维度 |
| 第二节 乡村振兴中的村落体育表演 |
| 一、乡村振兴为村落体育表演提供发展环境 |
| 二、乡村振兴为村落体育表演提供发展契机 |
| 第三节 村落体育表演中的乡村振兴 |
| 一、村落体育表演促进乡村振兴的理论依据 |
| 二、村落体育表演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形式 |
| 三、村落体育表演中的乡村振兴现象表达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个案 |
| 第一节 个案选择原则与方法 |
| 一、个案选取原则 |
| 二、个案选取方法 |
| 第二节 个案一: 山东商河袁窦村鼓子秧歌 |
| 一、田野概况 |
| 二、袁窦村鼓子秧歌表演 |
| 三、袁窦村鼓子秧歌源起 |
| 四、社会变迁视域下的袁窦村鼓子秧歌发展历程 |
| 五、袁窦村鼓子秧歌的文化内涵 |
| 六、精英引领: 乡村振兴中袁窦村鼓子秧歌表演的路径选择 |
| 第三节 个案二: 山东邹城尚寨竹马 |
| 一、田野概况 |
| 二、尚寨竹马表演 |
| 三、尚寨竹马源起 |
| 四、社会变迁视域下的尚寨竹马发展历程 |
| 五、尚寨竹马的文化内涵 |
| 六、政府推动: 乡村振兴中尚寨竹马表演的路径选择 |
| 第四节 个案三: 山东祝阳大梭庄舞龙 |
| 一、田野概况 |
| 二、大梭庄舞龙表演 |
| 三、大梭庄舞龙源起 |
| 四、社会变迁视域下的大梭庄舞龙发展历程 |
| 五、大梭庄舞龙的文化内涵 |
| 六、自组织: 乡村振兴中大梭庄舞龙表演的路径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发展路径优化 |
| 第一节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发展的原则与目标 |
| 一、指导思想 |
| 二、发展目标 |
| 三、基本原则 |
| 第二节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发展路径的优化设计 |
| 一、精英引领型村落体育表演发展路径的优化设计 |
| 二、政府推动型村落体育表演发展路径的优化设计 |
| 三、自组织型村落体育表演发展路径的优化设计 |
| 四、多元主体协同型村落体育表演发展路径的创设 |
| 第三节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发展路径的运行保障 |
| 一、政府部门联动协作 |
| 二、村落精英主动参与 |
| 三、村落自组织积极发展 |
| 四、村落文化认同增强 |
| 五、村落文化产业发力 |
| 六、专家学者科研助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4）近代中国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研究（189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 |
| 四、研究资料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兴起、发展的背景 |
| 第一节 妇女运动的影响 |
| 第二节 公共空间的扩大 |
| 第三节 政治诉求的表达 |
| 第四节 灾荒饥馑的触动 |
| 第五节 战乱频仍的环境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维新变法至清末新政时期的妇女团体慈善活动 |
| 第二节 辛亥革命时期至民国前期的妇女团体慈善活动 |
| 第三节 抗日救亡时期的妇女团体慈善活动 |
| 第四节 抗战胜利以后的妇女团体慈善活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内容 |
| 第一节 赈济灾荒 |
| 第二节 抗战后援 |
| 第三节 慈善教育 |
| 第四节 儿童保育 |
| 第五节 其他内容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特点 |
| 第一节 擅长欢娱慈善 |
| 第二节 关注儿童保育 |
| 第三节 精英女性的引领 |
| 第四节 从女性特质看其善举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评价 |
| 第一节 践行妇女思想解放 |
| 第二节 提高妇女社会地位 |
| 第三节 为战争胜利做出贡献 |
| 第四节 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的局限 |
| 小结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5）江西“红舞”史研究（1949-2019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1.1 江西“红舞”是江西红色文艺、江西红色文化家族的的重要成员 |
| 1.1.2 在江西舞蹈史研究中,江西“红舞”史体系性研究较为薄弱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推进江西“红舞”史研究,并弥补江西“红舞”史研究的不足 |
| 1.2.2 拓宽“红舞”史研究的学术新视角 |
| 1.2.3 为“红舞”创作提供新方向 |
| 1.3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3.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2 研究现状评析 |
| 1.4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江西“红舞”(1949--1966年)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江西舞蹈发展概述 |
| 2.1.1 满目疮痍的江西舞蹈事业 |
| 2.1.2 敲开江西文艺大门的一五六师宣传队 |
| 2.1.3 一九四九年江西的三支文艺力量 |
| 2.1.4 八一革命大学的成立是江西文艺事业发展的重要分水岭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江西文艺的时代特征 |
| 2.2.1 艺术科目发展不平衡,舞蹈事业发展滞后 |
| 2.2.2 江西“红舞”发展的地区性不平衡 |
| 2.3 逐步专业化的江西“红舞” |
| 2.3.1 舞蹈教育专业化起步 |
| 2.3.2 专业演出团体的建立 |
| 2.4 江西“红舞”的基本特征 |
| 2.4.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江西“红舞”是苏区时期舞蹈的延伸 |
| 2.4.2 舞蹈演员及舞蹈作品专业度不够 |
| 2.4.3 作品题材的阶段性固化 |
| 2.5 早期阻碍与推动江西舞蹈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 |
| 2.5.1 江西省舞蹈家协会筹建较晚体现着江西舞蹈事业发展的滞后性 |
| 2.5.2 土地改革下的江西“红舞”题材阶段性固化 |
| 2.5.3 江西省文艺学校和江西省歌舞团的创立 |
| 2.5.4 “大跃进”下的江西“红舞”的辩证思考 |
| 2.6 早期经典作品分析 |
| 2.6.1 歌剧《血泪仇》 |
| 2.6.2 采茶戏《志愿军的未婚妻》 |
| 2.6.3 舞剧《红井》 |
| 2.7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文革时期的江西“红舞”(1966-1976年) |
| 3.1 文革时期江西舞蹈发展概述 |
| 3.1.1 专业演出团队的解散与建立 |
| 3.1.2 专业舞蹈教育的打击 |
| 3.2 文革时期江西“红舞”风云 |
| 3.2.1 江西“红舞”创作表演能力下降 |
| 3.2.2 江西“红舞”创作能力无法满足人民精神文明需求 |
| 3.3 革命样板戏的空前普及遏制了江西“红舞”多元化发展 |
| 3.3.1 《红色娘子军》的命运 |
| 3.3.2 《白毛女》的十年遭遇 |
| 3.4 江西“红舞”的时代特征 |
| 3.4.1 “红舞”受众阶级性断层 |
| 3.4.2 风格题材单一化 |
| 3.4.3 “阶级斗争”统领“红舞”创作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新时期的江西“红舞”(1977-1999年) |
| 4.1 新时期江西“红舞”发展概述 |
| 4.1.1 走向繁荣的江西“红舞” |
| 4.1.2 现代舞思潮下江西“红舞”创作手法的创新 |
| 4.1.3 江西“红舞”创作题材紧跟时代步伐 |
| 4.2 江西“红舞”的解冻与复苏(1976-1977年) |
| 4.2.1 江西“红舞”经典复兴 |
| 4.2.2 创作意识的苏醒和创作能力的恢复 |
| 4.3 江西“红舞”的发展与繁荣(1978-2000年) |
| 4.3.1 江西“红舞”在教育行业的多元化发展 |
| 4.3.2 各大比赛的参与及筹建推动了江西“红舞”大力发展 |
| 4.3.3 江西“红舞”市场化的萌芽 |
| 4.4 江西“红舞”的时代特征 |
| 4.4.1 江西“红舞”专业性显着提高 |
| 4.4.2 江西“红舞”创作审美的提高 |
| 4.5 “红舞”作品分析 |
| 4.5.1 《圈圈、框框、橡皮筋》 |
| 4.5.2 《弓弦声声》 |
| 4.5.3 《路》 |
| 4.5.4 《长长的红背带》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新世纪的江西“红舞”(2000-2012年) |
| 5.1 新世纪江西“红舞”发展概述 |
| 5.1.1 时代变革中江西“红舞”的蓬勃发展 |
| 5.1.2 江西“红舞”的多层次、多元化、全面性发展 |
| 5.2 江西“红舞”的全面发展 |
| 5.2.1 江西“红舞”的全速发展 |
| 5.2.2 江西“红舞”教育的全面发展 |
| 5.2.3 江西“红舞”大力开展基层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 |
| 5.3 经典江西“红舞”作品分析 |
| 5.3.1 大型情景歌舞《井冈山》 |
| 5.3.2 音乐舞蹈史诗《井冈山》 |
| 5.3.3 大型情景歌舞诗画《安源颂》 |
| 5.3.4 大型歌舞诗剧《安源魂》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新时代的江西“红舞”(2013-2019年) |
| 6.1 新时代江西“红舞”发展概况 |
| 6.1.1 江西“红舞”变革前行 |
| 6.1.2 江西“红舞”的市场化、产业化发展逐渐繁荣 |
| 6.2 新时代江西“红舞”的时代特征 |
| 6.2.1 人民艺术审美增长与江西“红舞”创新之间不平衡发展 |
| 6.2.2 江西“红舞”唤醒具有人们内心荒漠的职能 |
| 6.3 江西“红舞”的冲击与发展 |
| 6.3.1 文化体制改革下的江西“红舞”遭受重创 |
| 6.3.2 新时代江西“红舞”的发展主体的转移 |
| 6.3.3 国家艺术基金的建立刺激着江西“红舞”的发展 |
| 6.4 新时代重要江西“红舞”作品分析 |
| 6.4.1 舞剧《红草鞋》 |
| 6.4.2 歌剧《回家》 |
| 6.4.3 采茶戏《杜鹃花开的地方》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江西舞蹈活动大事记(1949-2019年) |
| 江西“红舞”作品年表(1949-2019年)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接管、改造和建设：太原钢铁厂研究（1949-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宏观研究 |
| (二)区域研究 |
| (三)关于太原工业接管、改造与建设的研究 |
| 三、研究概念界定 |
| (一)时间界定 |
| (二)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太原钢铁厂的前身:西北炼钢厂 |
| 第一节 西北炼钢厂的创建与早期发展(1932-1937) |
| 一、西北炼钢厂创建的条件 |
| 二、西北炼钢厂的筹备与建设过程 |
| 第二节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的太原铁厂(1937-1945) |
| 一、“军管理”时期(1937-1942) |
| 二、“日华合办”时期(1942-1945) |
| 第三节 阎锡山集团接收后的西北炼钢厂(1945-1949) |
| 一、接收与复名 |
| 二、复工与炼钢生产的军事化 |
| 第二章 接管工作的开展 |
| 第一节 接管工作的准备 |
| 一、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建立与工人运动的发展 |
| 二、接管机构的成立和接管工作的准备 |
| 三、太原城北工厂区的解放 |
| 第二节 接管工作内容 |
| 一、入厂接管与宣布政策 |
| 二、维护工厂稳定与秩序 |
| 三、实行“原职”政策与稳定职工情绪 |
| 四、清点企业的资产和设备 |
| 五、调动职工参与,恢复企业生产 |
| 第三节 接管西北炼钢厂的意义 |
| 第三章 改造与建设(上) |
| 第一节 变革组织机构与建立党群组织 |
| 一、变革组织机构 |
| 二、建立党群组织,密切联系群众 |
| 三、变革组织机构与建立党群组织的影响 |
| 第二节 改造企业人员 |
| 一、企业人员改造工作的主要内容 |
| 二、抗美援朝运动下的企业人员改造 |
| 三、人员改造的结果:生产生活的“政治化”与“现代化” |
| 第四章 改造与建设(下) |
| 第一节 改革经营制度与发动生产竞赛 |
| 一、改革经营管理制度 |
| 二、开展生产竞赛运动 |
| 第二节 生产规模的扩大与技术的创新 |
| 一、引进人才、设备与兴办基建工程 |
| 二、技术改进与创新 |
| 三、研发、试制特殊钢产品 |
| 第三节 职工教育制度的创立 |
| 一、扫盲运动与文化教育 |
| 二、职业技术教育 |
| 三、思想政治教育 |
| 第五章 对太原钢铁厂接管、改造和建设的评价 |
| 第一节 接管西北炼钢厂与中国共产党城市政策的成熟 |
| 第二节 太原钢铁厂改造与建设的成效 |
| 一、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
| 二、推动技术的改进与创新 |
| 三、提高工人的社会地位与生活水平 |
| 第三节 太原钢铁厂改造与建设工作的经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一)以纪念活动为载体,塑造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形象 |
| (二)总结历史经验,为新时代纪念活动的开展提供有益借鉴 |
| 二、选题意义 |
| (一)学术价值 |
| (二)实践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四、概念界定与资料概况 |
| (一)纪念活动的内涵 |
| (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及其纪念活动 |
| (三)资料概况 |
| 五、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拟突破的重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缘起 |
| 一、构建政权合法性,塑造正义形象的需要 |
| 二、协调国际关系,赢得认可支持的需要 |
| 三、进行宣传鼓动,表达政策方针的需要 |
| 四、整合各方资源,促进凝心聚力的需要 |
| 五、强化历史记忆,总结历史经验的需要 |
| 第二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方式 |
| 一、会议纪念 |
| (一)纪念大会 |
| (二)纪念招待会 |
| 二、文本纪念 |
| (一)发表宣言、通告 |
| (二)制作标语口号、传单、小册子 |
| (三)出版特辑专刊,发表纪念文章或社论 |
| 三、行为纪念 |
| (一)纪念阅兵 |
| (二)纪念游行 |
| (三)纪念与生产相结合 |
| 四、艺术纪念 |
| (一)文艺晚会 |
| (二)体育比赛 |
| (三)红色歌谣、戏剧 |
| 五、空间纪念 |
| (一)修建纪念设施 |
| (二)制作纪念符号 |
| (三)举办纪念展览 |
| 第三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内容 |
| 一、对重要人物的纪念 |
| (一)对马克思的纪念 |
| (二)对列宁的纪念 |
| 二、对重大历史事件纪念 |
| (一)对十月革命的纪念 |
| (二)对广州起义的纪念 |
| 三、对重大节日的纪念 |
| (一)“八一”建军节的纪念 |
| (二)“五一”劳动节的纪念 |
| (三)“三八”妇女节的纪念 |
| 四、其它纪念活动 |
| 第四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历史作用与不足之处 |
|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纪念活动的历史作用 |
| (一)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二)进一步塑造了党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良好形象 |
| (三)进一步动员广大军民投入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 |
| (四)进一步建构集体记忆和强化历史意识 |
| 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不足之处 |
| (一)纪念活动中存在着“左”倾冒进 |
| (二)纪念方式上存在着形式主义的作风 |
| 第五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特点与当代启示 |
|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特点 |
| (一)纪念目的具有革命性和阶级性 |
| (二)纪念主体具有组织性和群众性 |
| (三)纪念方式具有丰富性和实践性 |
| (四)纪念过程具有艰难性和斗争性 |
| 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当代启示 |
| (一)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纪念内容和方式 |
| (二)依托楷模力量,激发群众参与热情 |
| (三)弘扬纪念文化,传承纪念活动优良传统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8）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价值、研究特色与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与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中央电工器材厂的筹设与发展演变 |
| 第一节 中央电工器材厂的筹设 |
| 一、资源委员会的电器事业 |
| 二、中国电器事业的重要奠基人恽震 |
| 三、中央电工器材厂的组织系统 |
|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中央电工器材厂的发展 |
| 一、湘潭各厂的内迁与发展 |
| 二、分厂的设立与发展 |
| 第三节 抗战胜利后中央电工器材厂的革新 |
| 一、各分厂抗战胜利后的迅速扩张 |
| 二、公司制改革 |
| 第二章 中央电工器材厂的管理经营模式与出品情况 |
| 第一节 中央电工器材厂的管理体制 |
| 一、人事管理 |
| 二、文书管理 |
| 三、生产管理 |
| 第二节 中央电工器材厂的经营机制 |
| 一、营业方式与业务方针 |
| 二、历年营业概况 |
| 第三节 中央电工器材厂的材料与出品情况 |
| 一、材料管理 |
| 二、出品情况 |
| 第三章 中央电工器材厂的企业特色 |
| 第一节 厂、会关系 |
| 一、资源委员会的统一领导 |
| 二、会属企业的一般特征 |
| 第二节 企业文化 |
| 一、忠信敏确 |
| 二、企业刊物 |
| 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和业余生活 |
| 第三节 行业地位 |
| 一、中央电工器材厂的自主谋划 |
| 二、发起组织“中国电工社” |
| 三、设立电器工业经济研究委员会 |
| 结语 |
| 参考资料 |
| 附录 |
| 致谢 |
（9）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军事体制与军事活动 |
| (二) 军事教育与部队整风 |
| (三) 军事经济与军工生产 |
| (四) 军事与民众动员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史料运用 |
| 第一章 边区武装力量的建制和职能 |
| 一、边区创建前的军事系统 |
| 二、中共中央军事系统 |
| (一) 中央军委的组建与人事调整 |
| (二) 八路军系统的军事力量 |
| (三) 边区留守部队的统编与职能的转变 |
| (四) 留守部队兵力的扩大和防卫任务的增加 |
| (五) 扩编成立警卫部队 |
| 三、边区的地方武装力量 |
| (一) 保安司令部及保安部队 |
| (二) 地方民众抗日武装力量 |
| 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
| (一) 联防军组建的时代背景和原因 |
| (二) 联防军的职能和建制 |
| (三) 联防军成立的意义 |
| 第二章 边区部队的军事教育 |
| 一、抗日军政大学与军政人才培养 |
| (一) 中共军事教育沿革与抗大建立 |
| (二) 抗大军事教育及其演变 |
| (三) 抗大招生工作 |
| (四) 抗大军事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五) 抗大军事教育的特点 |
| 二、边区留守部队军事教育与训练 |
| (一) 边区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军事教育和训练 |
| (二) 联防军军事教育和训练 |
| (三) 边区留守部队军事训练成绩斐然 |
| 三、其他专门军事院校的军事教育和训练 |
| (一) 八路军军政学院 |
| (二) 八路军军事学院 |
| (三) 延安摩托学校 |
| (四) 八路军炮兵学校 |
| (五) 中共中央军委航空学校 |
| 四、边区军事教育的成效 |
| (一) 吸收大批知识青年走上抗战道路 |
| (二) 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增强了抗战力量 |
| (三) 大练兵运动与部队战斗力的提升 |
| 第三章 边区部队的政治工作 |
| 一、政治机关建制演变与职能 |
| (一) 政治部(处) |
| (二) 政训处 |
| (三) 恢复政治工作制度及建制 |
| 二、边区部队政治工作的开展 |
| 三、边区部队政治工作主要内容 |
| (一) 坚持党的领导 |
| (二) 开展政治教育和宣传动员,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战斗力 |
| (三) 推行在职干部学习运动 |
| (四) 加强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各项方针政策、时事政治的学习,提高干部战士政治素养,增强团结意识 |
| (五)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 第四章 边区军事系统的整风运动 |
| 一、抗战初期中共军队中的错误思想倾向及其危害 |
| (一) 存在的问题和表现 |
| (二) 王明错误思想倾向的危害 |
| 二、边区部队整风运动的开展 |
| (一) 中央军委开展普遍整风的部署 |
| (二) 边区部队的整风 |
| 三、整风运动使中共军队思想作风改变、政治意识提高,形成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新成果 |
| (一) 肃清了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 |
| (二) 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
| (三) 结出了累累硕果 |
| (四) 形成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成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
| (五) 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 |
| 第五章 边区的军事斗争 |
| 一、抗击日军,保卫河防 |
| (一) 日军的进攻和目的 |
| (二) 河防兵力的部署和河防守卫 |
| (三) 河防战斗情况 |
| (四) 河防保卫战胜利的成效和意义 |
| 二、清剿土匪,巩固后方 |
| (一) 边区匪患猖獗的原因和危害 |
| (二) 剿匪的政策和策略 |
| (三) 大规模清剿行动 |
| (四) 边区剿匪成效 |
| 三、反磨擦斗争,保卫边区 |
| (一) 边区发生磨擦的原因和表现 |
| (二) 中共处理磨擦的政策和应对策略 |
| (三) 反磨擦的主要军事斗争 |
| (四) 边区反磨擦斗争胜利的成效 |
| 第六章 边区的军事经济问题 |
| 一、军工机构建制与军工生产 |
| (一) 八路军建立军工的原因 |
| (二) 军工机构的设置与职能 |
| (三) 边区主要军工企业的分工和生产 |
| (四) 军工生产中的赵占魁运动和劳动竞赛 |
| (五) 边区军工发展的成效 |
| 二、经济问题与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 |
| (一) 边区面临的严重财政经济困难 |
| (二) 边区财政经济发生困难的原因 |
| (三) 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 |
| (四) 部队大生产运动的成效 |
| (五) 边区军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意义 |
| 第七章 边区的军事与社会 |
| 一、边区的兵役制度 |
| (一) 边区兵役制度的缘起 |
| (二) 边区兵役制主要内容 |
| 二、边区农民参军 |
| (一) 农民参军的动机 |
| (二) 农民参军的优抚政策 |
| (三) 各种抗战民众组织的宣传动员 |
| 三、开展“归队运动” |
| (一) “归队运动”的背景和原因 |
| (二) 归队法令和“归队运动” |
| (三) “归队运动”的成效 |
| 四、边区“双拥”运动 |
| (一) 边区“双拥”工作存在的问题 |
| (二) “双拥”政策的制定及主要内容 |
| (三) “双拥”运动的开展及主要形式 |
| (四) 边区“双拥”运动的成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10）《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概念阐释 |
| 四、行文结构及内容 |
| 五、运用的资料及分析方法 |
| 六、本文的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从固有人才到本土精英——“意识形态部队”的组建 |
| 第一节 《抗战日报》创刊之前中共在晋绥的社会动员模式 |
| 一、报纸是社会动员的制高点 |
| 二、中共早期在山西的办报实践 |
| 三、抗战全面爆发前后中共领导下的晋西北进步报刊 |
| 四、“晋西事变”与《抗战日报》的创刊 |
| 第二节 “固有知识分子”与《抗战日报》的首发阵容 |
| 一、“固有知识分子”与国共两党对立时期的中共人才储备 |
| 二、3:3:3——《抗战日报》的首发阵容 |
| 第三节 报纸的地方化努力与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
| 一、《抗战日报》的地方化努力 |
| 二、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
| 第四节 文化动员的成果——山药蛋派与七七七文艺奖 |
| 一、山药蛋派与《抗战日报》副刊作者群 |
| 二、七七七文艺奖与晋绥文艺队伍 |
| 三、1949 年干部南下对晋绥文化的影响 |
| 第二章 全党办报与通讯网络建设 |
| 第一节 融入中共组织——党报姓党的目标追求 |
| 一、不带编号的党内文件 |
| 二、“聋盲软哑”——言说与倾听之间的疏离 |
| 三、一纸《决定》引领晋绥全党参与办报 |
| 四、全党办报的生动局面 |
| 五、书记县长笔下的新闻稿件 |
| 第二节 链接基层社会——“局域”通讯网络的构建 |
| 一、各级党委对报纸通讯工作的推动 |
| 二、通讯队伍的动员 |
| 三、通讯队伍的组织 |
| 四、通讯员的培养:刊授、函授、面授 |
| 五、从农民到优秀通讯员:一个生动的个案 |
| 六、“逼”和“哄”:一个通讯模范县的成长 |
| 七、通讯队伍规模、来稿数量、报纸发行量的变化 |
| 八、晋绥根据地通讯网络建设的历史借镜 |
| 第三章 与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黑板报”与读报小组 |
| 第一节 冬学运动与文化翻身 |
| 一、从《抗战日报》看晋绥冬学的起伏 |
| 二、从晋绥冬学看民众文化需求的变动 |
| 三、冬学运动与群众办报 |
| 第二节 读报运动与读者的“创造” |
| 一、通讯网络是读报活动的基本依托 |
| 二、识字运动是读报发展的有力助推 |
| 三、“报纸上山”与“报纸下地” |
| 四、读报运动与文化觉醒 |
| 五、读报运动的收获 |
| 第三节 油印报、黑板报与晋绥边区三级报网 |
| 一、油印报:在黑板报与大众报之间 |
| 二、民众的舆论机关——黑板报 |
| 第四章 《晋绥日报》的“客里空”新闻与反“客里空”运动 |
| 第一节 “客里空”,一个普遍而严重的问题 |
| 第二节 “客里空”背后的集体无意识 |
| 一、“意义”的诱惑——从记者谷曼看“客里空”的心理机制 |
| 二、需求指导下的供给——从“模范村”报道看工具主义生产模式 |
| 三、私欲对“公器”的觊觎——工具主义的次级衍生 |
| 第三节 《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 |
| 一、新闻求实——专业主义视野下的反“客里空”运动 |
| 二、“思想土改”——工具主义层面上的反“客里空”运动 |
| 第四节 反“客里空”运动的历史回响 |
| 一、土改纠偏与《晋绥日报》停止反“客里空” |
| 二、毛泽东“谈话”与此后30年对反“客里空”运动的评价 |
| 三、反“客里空”,一个未了的话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庆祝建国五十周年学刊用刊知识竞赛”获奖名单（论文参考文献）
- [1]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与保护研究[D]. 张倩. 山东大学, 2021(11)
- [2]以建筑类期刊为源探究中国当代城市住区规划设计的演变[D]. 边雨.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2)
- [3]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的发展路径研究[D]. 周芳.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4]近代中国妇女团体慈善活动研究（1890-1949）[D]. 庄细细.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5]江西“红舞”史研究（1949-2019年）[D]. 何智玉. 南昌大学, 2020(01)
- [6]接管、改造和建设：太原钢铁厂研究（1949-1952）[D]. 张悦.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研究[D]. 卢泽如.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0(08)
- [8]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研究[D]. 李姣. 西南大学, 2020(01)
- [9]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D]. 王天丹. 陕西师范大学, 2020(01)
- [10]《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D]. 乔傲龙. 山西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