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省去年财政收入超额完成任务（论文文献综述）
王莉莉[1]（2020）在《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1949-1956）》文中指出座落于吕梁山地区的兴县曾在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时期被誉为晋西北的“小延安”,其连续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和国共内战时期的土地改革,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15年的发展历程完整而生动地再现了党在农村的基本改革政策及实践努力。本文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兴县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历史进程,并注重从细节出发再现历史真相,探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如何组合才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以期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某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剖析。本文共分六部分4章内容,具体分述如次:绪论部分叙述了本文研究缘起,梳理了学界先前相关研究状况,阐明了研究内容与方法,介绍了运用的基本资料情形。第一章和第二章梳理了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行途进路,认为新中国初期兴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是与晋绥边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一脉相承的,其间经历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由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发展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最终组织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第三章阐述了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生产责任制的演进过程,认为随着合作组织的组织形式日益复杂化和高级化,其生产方式亦发生了改变,即互助组阶段从临时喊工到统一排工、初级社从临时包工到常年包工、高级社从“三定”包工到劳动定额管理且农田劳动生产随之更有计划性。第四章讨论了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收益分配制度的变革情形,认为收获物分配关切农民一年收入及一家人生活水平,且是农民参与互助合作组织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在工分制中,一个合理的评工记分方式至关重要,它是公平等价交换的关键。结语部分是全文总括,认为兴县地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始终在党或国家的统一安排和部署下推进,但有其自身发展的特色和逻辑。首先,兴县的互助合作运动具有先行性,初级农业合作社作为个体经济迈向集体经济的重要步骤,其典型模式在兴县得到较早的探索与实践。其次,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具有可实践性,不断完善的制度安排和有效发力的政策执行决定了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可持续性。进一步说,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初衷在于解决农户生产中的困难,此乃生存需要,而最终实现的个体所有制经济向集体所有制经济过渡则是生活需要,无论农民出于何种动机加入合作组织;农户之间互补不足是双赢,集体利益与个人需求达成统一更是双赢,两者共同建构了兴县农业互助合作中的互利双赢关系。
樊孝东[2]（2020）在《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研究（1944-1958）》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历来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也是中国史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课题。以往有关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在研究范畴和视角上,多从宏观层面着眼,微观和个案的考察较为欠缺;在研究时段上,常以1949年为界将边区时期的互助合作运动与19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割裂开来。然而,对于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农业合作化运动而言,一方面,宏观、微观和个案研究应该结合起来,三者缺一不可。另一方面,考察中共乡村治理的历史可知,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很多制度在边区时期已经进行过实验或已形成雏形,因此不能将两个时期连接起来就不能完整地展现集体化时期中共的乡村治理政策和实践。本文以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1944—1958）为个案,按照纵向时序对其进行了较长时段的追踪和考察。从建立冀中抗日根据地第一个“土地合伙组”开始,到“农业合伙组”阶段的急剧扩张和退组事件,到“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合并小社成立全村大社与整社,再到尝试向集体农庄过渡和转为高级社的完整发展历程进行了“解剖麻雀”式的研究。主要探析了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历程中每一阶段的变化和特征,包括中共合作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合作社本身的发展变化,社员入社、退社心态的变化等。并通过对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各个时期的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的考察,进而探析合作社与国家、社员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认为,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个别特例到全国典型的变迁过程。耿长锁及其农业生产合作社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农业合作化的标志性人物和示范性村庄,一方面是以耿长锁为代表的乡村精英人物的努力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合作社本身的发展契合了其时国家的政策需要和农民理想。但是,在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被树立成典型后,随着国家改造和重塑合作社的力度和进程逐步加大和深化,国家与合作社之间的管理边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合作社的经营与管理自主权逐步收缩,特别是关系到社员切身利益的地劳分红比例的变化更直接影响到合作社的经营发展与收益分配,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李欣[3]（2020）在《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的生态溢价生成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绿色发展是现代农业的重要内涵之一。长久以来,我国高度重视耕地问题,因为其是农作物生长的重要资源。但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耕地和水资源的保护压力日趋增大,传统的过量投入化肥农药来追求高产量的农业生产方式也使得农村生态环境日益脆弱。2016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出台了《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方案》,在宏观层面上首次提出了耕地休耕这个概念,开展耕地轮作、休耕等相关探索。自此,我国在部分省份逐步开始实施轮作休耕制度试点。黑龙江省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也是全国最大优质粳稻主产区。近年来,土地硬化、酸化以及土地肥力的退化日益严重,导致黑龙江省部分水稻种植地区的土壤质量逐渐下降,为耕地资源的永续和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有关要求,2018年在现有休耕试点区域基础上新增黑龙江省作为水稻休耕试点。因此,黑龙江省实施水稻休耕制度势在必行。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成果发现,休耕制度生成生态溢价已经是不争的客观现实。休耕生态溢价是这一制度的最大制度红利,通过政府实行休耕行动计划,整合政策资源形成集中的休耕活动投入,其生态溢价成果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能够转化为经济剩余。本文运用农业可持续发展、供求均衡发展等理论,阐述了生态溢价决定因素、生成条件以及机理,指出生态溢价是一个生态系统平衡（均衡）状态溢出的生态价值,提出了休耕生态溢价需要设计核算体系以及核算方法,确保生态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平衡匹配关系。其次,水稻休耕制度生态溢价不仅是人与大自然之间冲突缓解的有效途径,也是利益相关者之间博弈均衡的结果。将休耕生态溢价作为一种博弈结果,显示其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农户和市场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对于水稻休耕生态溢价实现路径的影响与作用。引入贯序均衡分析框架,展现了水稻休耕制度生态溢价可能出现的完美均衡、适度均衡和持久均衡三种情形。正视水稻休耕生态溢价是一种不确定性结果的利益博弈,进入充分的博弈策略空间,考察政府休耕政策激励的公平性与休耕者可靠忠诚的策略博弈行为选择问题。基于信息不对称角度,讨论水稻休耕生态溢价激励结构的制度设计以及路径实现、选择和优化。引导利益主体充分博弈是促进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生成的有效路径。再次,为进一步了解休耕现状,采用调查问卷方式,针对土地肥力、农户经济收益、休耕意愿的收购价格等五个方面,构建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对样本进行休耕政策效果实证分析。用归纳总结和比较分析方法分析了国内外国家和地区利益主体博弈实现休耕生态溢价路径的经验和做法,提出了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用案例分析的方法,选取黑龙江省依靠市场化实行水稻休耕的五常市北大仓水稻科技有限公司,估算了其水稻休耕生态溢价以及分析了市场化实现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最后,提出了深化休耕制度改革,进一步释放生态溢价的对策与建议,即水稻休耕制度实施要注意差异化、政策经济补偿要公开透明化、让农民成为具有话语权的博弈主体,把休耕产生生态溢价活动转化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等等。土地休耕制度作为国际通行的生态环境保护土壤产能的有效安排,积极稳妥地推进水稻休耕制度为推动我国粮食安全和使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加速农业现代化、促进乡村振兴、强化农民增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李星仪[4]（2020）在《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研究（1949-1952）》文中认为建国初期,吉林省的财政经济形势较为严峻。为了恢复与发展本地经济医治战争创伤,缓解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对财政造成的压力,吉林省委和省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和东北局的号召,在城市和农村展开了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吉林省节约检查委员会、吉林省抗美援朝分会以及主要负责工业生产的吉林省总工会和农村农业互助组等机构负责了运动相关事宜,对运动进行了有效的组织和领导。结合抗美援朝运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初步构建了全省党内及非党宣传网,通过一系列通俗而形象的宣传手段,使群众深刻理解“增产节约”的伟大意义,以饱满的爱国热情从事生产活动,取得了斐然的成绩。本文主要利用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及档案汇编,吉林省省志、长春市地方志等大量文献资料,分四个章节对建国初期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背景、组织宣传、运动的展开及成绩进行研究。第一章主要从建国初期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情况以及吉林省的实际状况两个角度四个方面,来梳理建国初期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背景。第二章主要从建国初期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组织机构和宣传手段,初步呈现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组织宣传情况,即结合上级政策指导和下级行动落实,构建宣传网络,深入各单位、各部门开展运动,保障增产节约政策的贯彻落实。第三章论述了建国初期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展开,从工业领域、农业领域以及吉林省森林工业的具体实例展开讨论。在工业生产方面,从组织工人群众订立生产计划,深入车间单位开展运动,到检查、竞赛评优,通过开展创纪录运动、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这一系列的运动,各国公营厂矿和单位达到了增加产量、降低成本、节约原料的“增产节约”目的;在农业生产方面,以农业互助组形式组织开展的爱国主义丰产运动,在互换农具、牲畜下开展的换工互助、副业生产,弥补了生产中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促进了各互助组内成员共同富裕,大幅度增加了粮食产量和收入。第四章分析“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成绩。在省内各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吉林省工农业生产状况大幅度改善,生产效率提高,本地经济状况发生根本好转,成为关内战争、抗美援朝中不可或缺的后方物资基地。此外,农业作物的种类增多、种植面积及产量不断提高,满足了本省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同时还积累了一定的工业原料。工矿单位在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中,培养和挖掘了技术人才,积累了大量的工业资金,为下一步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李雪玲[5]（2020）在《平湖针织厂精简职工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平湖县袜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以来,平湖针织厂经历了“大跃进”运动以及国民经济的调整,其职工人数出现了大幅波动。为实现“赶超英美”的工业计划,政府下放招工权限到地方,全国职工人数出现较大增长,随后却面临严峻的粮食危机。政府出台支援农业的调整计划,压缩城镇人口与精简职工成为其中重要举措之一。在此背景下,作为平湖地区重要的经济产业——平湖针织厂,其职工人数、结构急剧变化。建国前后,大大小小的袜厂生产经营困难,私私联营之后艰难存续,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方向性引导后公私合营为平湖针织厂。“大跃进”期间,全国大办工业企业,工资改革与“增产节约”运动极大促进了生产力,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热情,大量周边地区劳动力涌入,针织厂扩充为千人职工的大厂。但由于原料供应紧张,针织厂内人浮于事现象严重,全国范围内粮食供应紧张的矛盾影响着职工的生活。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针织厂从千人职工在三年时间内减至230人左右,比公私合营初期减少超过一半。整个精简时期,针织厂无论从思想动员工作抑或精简安置中都具有普遍性意义,分析其每一阶段的精简过程,反映出针织厂在实际操作中的灵活性。面对精简职工生活困难的问题,针织厂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下听上达的作用,而浙江省乃至全国范围内的精简遗留问题,长远的影响了受众群体。
李金锦[6]（2020）在《环保约谈背景下地方政府环保政策执行差异探析 ——基于Y市与F市的比较》文中研究指明环保约谈是政府环境保护工作在新形势下的新举措,创新性地打破了传统的条块关系,以生态环境部（原环保部）与地方政府间面对面会谈的形式直击地方环境保护的核心问题,成为近年来备受社会关注的焦点事件。在环保约谈的背景之下,一些被约谈的地方政府的环保政策执行情况却显现出完全不同的情形。据统计,在2014-2018年间被约谈的76个地方政府中,既有以Y市为代表的铁腕治污的样本城市,也不乏F市等多个因治污不力被二次约谈的城市。基于对事实的思考,研究着力关注以下问题:（1）环保约谈前后Y市与F市的环保政策执行存在什么差异?（2）政策执行差异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为解决上述问题,研究选取了Y与F两个样本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法,借助“模糊—冲突”模型分析了约谈前后两地政策话语与执行行为的变化,深入发掘了政策执行特征差异;采用案例分析法,重现了政策发生转变的关键环节,剖析了影响政策执行差异的影响因素。基于理论回顾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环保约谈后,两地的政策执行在政策属性、执行效力与特殊现象三个层次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Y市被约谈后,环保政策模糊性降低、冲突性提升,执行特征由试验性执行转变为了政治性执行,执行力度显着增强,出现了“超额完成现象”。F市的政策模糊性与冲突性都有所提升,执行力度没有显着变化,仍然保持了象征性执行的特征,最终出现“数据造假”的现象。（2）究其原因,三个影响因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地方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的差异直接决定了环保政策执行的难度与效果的差异,两地反向变化的政治负激励因素是执行力度出现差异的重要原因,上级政府的支持等非正式激励因素是决定高效执行时间长短的关键。（3）研究证明,“模糊——冲突”模型中不同政策执行特征的支配性要素在环保约谈的特殊情境下没有发生改变,但是支配性要素的作用条件与具体阐释发生了变化,三个影响因素从本质上影响了这种变化。对此,研究对原模型做了进一步的适应性修正,并从产业结构、政府监管、参与主体三个维度探索了改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效果的路径选择。
吴咏双[7]（2020）在《湖南省百货公司研究（1949-1956）》文中指出19世纪末,百货公司作为“零售革命”的产物,在香港与上海登陆中国。随着百货公司逐渐走向大众市场,其所处的场域中西文化交杂,使其高度现代化的特征与反帝的爱国时代主题之间产生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决定成立中国百货总公司,在各大行政区、省（自治区、直辖市）、专区、县各级设置分支机构,形成统一指挥、统一经营百货的国营公司,以发挥对百货市场的领导作用。1950年建立的湖南百货公司在建立健全公司各项制度的基础上,运用规章制度与监督检查等约束手段以及培养集体意识、颁发荣誉奖励、提供晋升机会等激励制度,配合福利制度兜底,建构起职工对省百货公司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湖南省百货公司积极响应政策与时局,内部开展了土特产交流运动、增产节约运动、“三反”运动以及各级各类劳动竞赛运动,在缩小城乡差距与创造国家财富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在1949年至1956年湖南省百货公司的发展过程中,其出现的各类问题虽不容忽视,但却不至于严重如西方经济主义逻辑所推导出的企业生产效率持续低下。总的来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湖南省百货公司,其发展状态与内部职工生存状况,均是良好的。
赵娜娜[8]（2019）在《“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村公共食堂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伴生物和重要构成内容,是一种曾经轰轰烈烈地改变中国农民传统生活方式的“新生事物”。它从1958年夏的迅速兴起到1961年初的悄然解散,走过了近四载的曲折历程。本文以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典型区域之一——河南省新乡专区武陟县作为特定的考察区域,梳理出河南省武陟县“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的建立、巩固、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考察19581961年间武陟县公共食堂兴起的背景、政策调整、强行恢复、艰难维持以及最终解散的过程,力求对三年困难时期武陟县公共食堂做出客观的历史评价。河南省是开展公共食堂最早的省份,武陟县又是河南省兴办公共食堂最早的县之一。本文根据武陟县档案馆保存的大量原始资料,包括当时保存下来的会议记录、调查报告、工作汇报、运动总结等资料,概述了该县县委主导的农村公共食堂兴衰的大致过程。通过这些档案中的大量细节,可以揭示县委、公社干部和大、小队干部、普通社员对公共食堂各自不同的立场以及彼此的互动,探讨各阶层的态度对农村公共食堂兴起、调整、解散所起的作用。这些档案资料,证明了中央、省委、地委宏观政策在地方贯彻的权威性和延续性,以及公共食堂在基层实践具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农村公共食堂是一件新生事物,要改变全县群众几千年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饮食习惯,取消私有小灶,集中到大食堂集体就餐,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触及社员生活的方方面面。1958年7月,中共武陟县委在新乡地委的要求下开始筹备公共食堂,县委要求各乡镇上报创办大食堂（农忙食堂）的经验。接着,中共武陟县委树立詹店公社、城关公社两个典型,推广经验。8月23日,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公共食堂在全县普及。11月初,县委采取一些措施对全县公共食堂进行了巩固提高。随着公共食堂的成立,全县也普及了供给制和集体福利事业。1959年初,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的弊病不断暴露出来。武陟县委对公共食堂进行了初步整顿,如实行“计划用粮、以人定量”;“允许社员在家吃饭”、自愿参加食堂;缩小食堂规模等。因为家庭副业是公共食堂的逻辑延伸,在初步整顿食堂的同时,县委还要求开展多种经营和副食品生产等措施来增加社员口粮。这些措施,使食堂初期的混乱局面有所改善。但是,公共食堂的整顿工作,因为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而被迫停止下来。庐山会议后,武陟县再次出现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公共食堂的强行恢复,“五风”盛行,加上反瞒产运动,给农村造成了很大破坏。1960年初,武陟县委对公共食堂进行再整顿。但这些措施不足以改善公共食堂的困难局面,全县普遍出现了浮肿病、人口外流、中毒事件、非正常死亡等严重的困难。县委不得不推行粮食增量法、代食品运动等措施维持公共食堂的运行。1961年初,中共武陟县委根据上级精神,在农村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了公共食堂中存在的诸多弊端,摸清了基层民众对公共食堂的真实态度,明白了停办食堂的好处,找到了食堂停伙的善后办法,在此基础上解散了全县的公共食堂。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是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有领导、有步骤地分批分期散伙的,并且在食堂解散前和解散过程中甚至解散后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并非“一哄而散”。武陟县大办农村公共食堂浪费了大量粮食,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剥夺了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恶化了干群关系,而且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公共食堂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的产物,它给武陟县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认真总结这一经验教训,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攀[9]（2019）在《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文中研究指明近代意义上的合作运动源于西方,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初,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合作社的思想,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消费合作社成立至今,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一个半世纪。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合作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论断,成为指导合作社发展的科学指南。二十世纪初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合作思想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被引入中国,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各类社会团体出于各自目的,曾试办过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共产党与合作社渊源颇深,中共自诞生伊始就把发展合作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重要举措。1922年9月,毛泽东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此合作社的种子开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生根发芽,其中,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供销合作社的雏形。1950年7月,组建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具体业务。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合作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那时起,6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也经受了不少挫折。供销合作社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它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引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质曾发生过多次改变,经营管理机构也屡遭撤并,和国营商业“三分三合”,尽管如此,其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办社宗旨始终没有变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左”的错误的影响下,供销合作社广大干部职工依然坚守岗位,为稳定农业、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供销合作系统进行了改革,一度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遭遇经营困境,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90年代中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得以重建,供销合作系统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加快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这一重要指示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引领未来。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决策层对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认识过程、决策过程,考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探究供销合作社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正在进行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改革提供镜鉴和参考。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研究重难点等基本情况。第一章,回顾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建国前中共领导合作社的历史进行归纳,勾勒出供销合作社萌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第二章,主要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点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梳理供销合作社发展方针的演化、确立过程。研究供销合作社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具体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供销合作社落实“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做法举措及成效。探讨供销合作社领导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第四章,探究“大跃进”期间,供销合作社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供销合作社被“下放”为人民公社“供销部”的实际影响。研究中央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实际效果。第五章,研究文革对供销合作社造成的严重损失。探讨文革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为稳定农业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章,研究探讨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对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的改革进行总体评价。第七章,探究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陷入经营困境的具体原因。研究供销合作系统摆脱困境的历史过程。第八章,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总结党领导供销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经验。
李向远[10]（2019）在《抗战时期河南田赋征实研究（1941-1945）》文中提出田赋征实是国民政府为了解决战时的“钱”、“粮”问题,而推行的一项必要的财政经济制度。1941年6月,国民政府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正式颁布了田赋收归中央并征收实物的政策,田赋征实开始在全国普遍推行。河南田赋征实始于1941年11月,抗战时期共举办了4个年度,共征得粮食约8 531 369市石,占四年全国征实总量的3.7%。这个数字看似一般,但需要注意的是,河南是在损失半数县份,且天灾、战火不断的情况下勉为输将的,河南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河南田赋征实有其特殊性和研究价值。为此,本文拟从以下几个部分对河南田赋征实进行探讨:绪论部分回顾了学术界对田赋征实的研究现状,并介绍了本文的选题缘起、研究方法、主要观点和相关概念的界定等。第一章介绍国民政府田赋征实政策的出台,主要涉及国民政府颁布田赋征实政策的背景和经过。1927年北伐胜利之后,由于地方自治财政的需要,国民政府将田赋一项税收划归地方。但抗战爆发后,随着东南主要税源地的沦陷,国民政府逐渐丧失了关税、盐税和统税,这三大财政支柱。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和军公民食,国民政府必须推行田赋收归中央并征收实物的政策。第二章介绍河南推行田赋征实所面临的黄水泛滥和三面临敌的困境,以及河南艰难推进征实的准备工作,主要有征实的宣传、新县制和土地陈报等。河南在田赋征实政策开始推行之前就已经是困难重重,为了阻滞日军西进郑州,国民政府下令在黄河花园口段决堤。决堤确实起到了“以水代兵”、“以黄治敌”的作用,但其后遗症——黄泛区,却给豫皖苏三省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豫北、豫东和豫南相继落入敌手,河南半壁沦陷、三面临敌。土地陈报和新县制在河南推行的较早,分别为田赋征实提供了征收依据,争取了地方势力支持。而征实宣传,也为征实工作的开展作了充分的群众动员。作为本文的重点章节,第三章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述重灾之下,河南征实的经过。由于黄泛区自然环境的破坏,导致了黄河下游气候的恶化,1942年河南及周边省份遭遇了特大旱灾。河南各地收成仅有平年的二三成,灾民被迫外出逃荒觅活。在河南地方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呼吁下,国民政府决定拨赈、减赋,但河南人民依然需要负担巨量的军粮。河南人民将一切都贡献给了国家,几乎罄（倾）其所有。而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介绍了河南征实的成效和弊病。河南历年征实率几乎都高达100%以上,田管处长等人多次受到嘉奖,省主席李培基也为此获得了景星勋章。但由于田赋征实政策是国民政府的战时仓促因应,不可避免地存在制度漏洞,而这些漏洞又给了粮吏仓管制造了舞弊之机。国民政府虽然惩治了滞纳粮户和部分舞弊官吏,但田赋征实执行的过程中依旧弊病百出。结语部分,从河南征实看全国田赋征实的状况,既肯定了田赋征实的战时意义,又指出了其先天不足、后天脱轨,并最终影响了国内经济状况和政治走向。
二、全省去年财政收入超额完成任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省去年财政收入超额完成任务（论文提纲范文）
（1）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四、运用的资料 |
| 第一章 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进路(上) |
| 第一节 农村旧有的各种劳动互助形式 |
| 第二节 抗日根据地时期的互助合作运动 |
| 第三节 解放区时期的互助合作运动 |
| 小结 |
| 第二章 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进路(下) |
| 第一节 互助组: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合作组织 |
| 第二节 初级社: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组织 |
| 第三节 高级社: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组织 |
| 小结 |
| 第三章 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生产责任制的演进 |
| 第一节 互助组:从临时喊工到统一排工 |
| 第二节 初级社:从临时包工到常年包工 |
| 第三节 高级社:从“三定”包工制到劳动定额管理 |
| 小结 |
| 第四章 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收益分配制度的变革 |
| 第一节 互助组的收益分配方式 |
| 第二节 初级社的收益分配制度 |
| 第三节 高级社的收益分配制度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研究（1944-195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重点、难点与创新 |
| 四、主要人物、概念及相关说明 |
| 第一章 饶阳县与五公村的自然环境 |
| 第一节 饶阳县的基本情况 |
| 一、饶阳县的建置沿革 |
| 二、饶阳县的自然条件 |
| 三、饶阳县的人地关系 |
| 四、自然环境制约下的农家经营行为 |
| 第二节 五公村的基本情况 |
| 一、五公村的建置沿革和自然条件 |
| 二、五公村的人地比例关系和土地分配关系 |
| 小结 |
| 第二章 “合伙组”时期的自发组织(1944-1949) |
| 第一节 从打绳组到土地合伙组 |
| 第二节 合伙组的迅速扩张与退组风波 |
| 第三节 抗战胜利至新中国成立前后合伙组的发展 |
| 小结 |
| 第三章 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的省、国模范(1950-1951) |
| 第一节 从“合伙组”到“农业生产合作社” |
| 第二节 从河北省农业劳模到全国丰产模范 |
| 小结 |
| 第四章 一波三折的大社(1952—1955年) |
| 第一节 初建“大社” |
| 第二节 “整社” |
| 第三节 恢复“大社”与尝试向“集体农庄”过渡 |
| 小结 |
| 第五章 平稳过渡的高级社(1956-1958) |
| 第一节 成立高级社 |
| 第二节 高级社的巩固与发展 |
| 小结 |
| 第六章 制度与绩效: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与收益分配 |
| 第一节 合伙组时期的经营管理与收益分配 |
| 第二节 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的经营管理与收益分配 |
| 第三节 大社和高级社时期的经营管理与收益分配 |
| 一、社员入社、出社 |
| 二、组织系统和干部选举 |
| 三、经营管理与收益分配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3）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的生态溢价生成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2 相关概念及基础理论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耕地休耕制度 |
| 2.1.2 经济补偿 |
| 2.1.3 生态溢价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2 外部性理论 |
| 2.2.3 公共产品理论 |
| 2.2.4 供求均衡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现状及效果分析 |
| 3.1 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的现状 |
| 3.2 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的政策效果分析 |
| 3.2.1 倾向得分匹配模型的构建 |
| 3.2.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 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生成机理分析 |
| 4.1 生态溢价的生成条件 |
| 4.1.1 生态溢价的决定性因素 |
| 4.1.2 生态溢价的生成条件 |
| 4.2 生态溢价的生成机理分析 |
| 4.2.1 市场视角下的生态溢价生成分析 |
| 4.2.2 生态视角下的生态溢价生成分析 |
| 4.2.3 再生产视角下的生态溢价生成分析 |
| 4.3 生态溢价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
| 4.3.1 生态资本账户与休耕负债表 |
| 4.3.2 生态溢价的收益来源和成本追加 |
| 4.3.3 基于市场供求平衡关系下的生态溢价成本收益对应关系 |
| 4.4 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的生态溢价生成分析 |
| 4.4.1 黑龙江省水稻供给侧生态溢价分析 |
| 4.4.2 黑龙江省水稻需求侧生态溢价分析 |
| 4.4.3 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的生态溢价估算 |
| 4.5 本章小结 |
| 5 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分析 |
| 5.1 利益主体博弈的基础理论 |
| 5.1.1 局中人的博弈策略 |
| 5.1.2 效用函数优化原理 |
| 5.1.3 结果不确定性应对的主观概率分布 |
| 5.2 利益主体策略型博弈均衡的路径情景分析 |
| 5.2.1 序贯均衡在休耕制度生态溢价路径选择中的政策涵义 |
| 5.2.2 完美均衡路径情景 |
| 5.2.3 适度均衡路径情景 |
| 5.2.4 持久均衡路径情景 |
| 5.3 利益主体策略型博弈优化路径的合作选择 |
| 5.3.1 国家主导的激励兼容规则制定 |
| 5.3.2 市场选择的委托人知情化机制设计 |
| 5.3.3 利益主体温和的讨价还价 |
| 5.4 诸多利益主体博弈释放生态溢价的激励机制优化 |
| 5.5 利益主体博弈均衡生态溢价生成的路径分析 |
| 5.5.1 利益主体博弈促进生态溢价生成的路径实现 |
| 5.5.2 利益主体博弈促进生态溢价生成的路径选择 |
| 5.5.3 利益主体博弈促进生态溢价生成的路径优化 |
| 5.6 本章小结 |
| 6 国内外休耕生态溢价实现路径的借鉴与启示 |
| 6.1 国内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 |
| 6.1.1 生态脆弱区强制性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 |
| 6.1.2 粮食主产区自觉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 |
| 6.1.3 一般地区市场化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 |
| 6.1.4 中国台湾地区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 |
| 6.2 国外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 |
| 6.2.1 吸收法治化 |
| 6.2.2 引入利益补偿激励化 |
| 6.2.3 强化市场识别机制化 |
| 6.3 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启示 |
| 6.3.1 确定激励政策与技术支持互动的实现路径 |
| 6.3.2 选择合理休耕规模的实现路径 |
| 6.3.3 引导试点地区农户参与的实现路径 |
| 6.3.4 寻求经济补偿为激励的实现路径 |
| 6.3.5 强化市场化运作的实现路径 |
| 6.4 本章小结 |
| 7 五常市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案例分析 |
| 7.1 案例研究的对象选择 |
| 7.2 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实现路径 |
| 7.2.1 设计分享机制保障实现生态溢价 |
| 7.2.2 突出过程补偿释放生态溢价 |
| 7.2.3 显示识别功能显现生态溢价 |
| 7.2.4 强化市场化交易增值生成生态溢价 |
| 7.3 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估算 |
| 7.3.1 基于高端价格角度的比较分析 |
| 7.3.2 基于补偿角度的比较分析 |
| 7.4 水稻休耕生态溢价的路径优化分析 |
| 7.4.1 品牌战略支撑的生态溢价路径 |
| 7.4.2 高端市场交换的生态溢价路径 |
| 7.5 本章小结 |
| 8 水稻休耕实现生态溢价的对策建议 |
| 8.1 实行差异化休耕制度安排 |
| 8.1.1 生态脆弱区休耕强调法治化 |
| 8.1.2 粮食主产区休耕满足粮食安全产能减量化 |
| 8.1.3 一般地区休耕体现市场驱动化 |
| 8.2 制定透明公平的经济补偿政策 |
| 8.2.1 强调政策普惠性 |
| 8.2.2 体现政策兑现公平性 |
| 8.3 完善休耕生态农产品市场体系 |
| 8.3.1 明确休耕生态农产品市场定位 |
| 8.3.2 确定休耕农产品的生态价值 |
| 8.3.3 建立生态品牌的可追溯制度 |
| 8.4 完善以休耕农户为利益主体的配套机制 |
| 8.4.1 规范休耕土地流转 |
| 8.4.2 完善休耕政策法规设计 |
| 8.4.3 保障休耕技术的支持 |
| 8.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黑龙江省水稻休耕行为的调査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附件 |
（4）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研究（1949-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重难点与创新之处 |
| 一、建国初期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背景 |
| (一)全国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
| (二)支援关内战争的需要 |
| (三)吉林省恢复经济医治战争创伤的需要 |
| (四)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 |
| 二、建国初期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组织宣传 |
| (一)“增产节约运动”的组织机构 |
| 1.节约检查委员会 |
| 2.抗美援朝分会 |
| 3.吉林省总工会 |
| 4.农业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 |
| (二)“增产节约运动”的宣传手段 |
| 1.建立宣传网,培养宣传员、报告员 |
| 2.展览会、报告会等劳模及先进经验宣传大会 |
| 3.读报、扫盲小组 |
| 4.其他通俗宣传方式 |
| 三、建国初期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展开 |
| (一)工业领域的“增产节约运动” |
| 1.创造新纪录运动 |
| 2.爱国主义生产竞赛 |
| (二)农业领域的“增产节约运动” |
| 1.爱国主义丰产运动 |
| 2.韩恩农业互助组 |
| (三)吉林省森林工业的“增产节约运动” |
| 1.1952年增产节约计划 |
| 2.推广先进生产经验大会 |
| 四、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成绩 |
| (一)改善了吉林省工农业的生产状况 |
| (二)支援了关内战争、抗美援朝 |
| (三)奠定了开展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平湖针织厂精简职工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
| 三、资料来源和说明 |
| 第一章 平湖针织厂的概况 |
| 一、从私私合营到公私合营 |
| 二、平湖针织厂的职工与经营 |
| 第二章 “大跃进”运动与职工膨胀 |
| 一、工资改革、增产节约与整风运动 |
| 二、“大跃进”运动 |
| 三、“跃进”乏力与职工膨胀 |
| 第三章 经济调整与精简职工 |
| 一、初步精简 |
| 二、全面精简 |
| 三、精简收尾 |
| 第四章 精简遗留问题 |
| 一、平湖针织厂精简后 |
| 二、精简问题在浙江、全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环保约谈背景下地方政府环保政策执行差异探析 ——基于Y市与F市的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政策执行的基础理论 |
| 1.2.2 中国政策执行理论的发展 |
| 1.2.3 中国地方环保政策执行研究变量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思路 |
| 2.1 政策执行背景的特殊性分析 |
| 2.2 “模糊—冲突”模型及其局限性 |
| 2.3 环保政策执行差异的研究思路 |
| 第三章 Y市政策执行特征演变 |
| 3.1 Y市基本概况 |
| 3.2 政策文本话语透视:“一升一降”的政策属性 |
| 3.2.1 约谈前试验性执行特征:高模糊—低冲突 |
| 3.2.2 约谈后政治性执行特征:低模糊—高冲突 |
| 3.3 地方政府行为背后:显着转变的执行效力 |
| 3.3.1 典型表现:从“免环评”到“铁腕治污” |
| 3.3.2 执行结果:超额完成现象 |
| 第四章 F市政策执行特征演变 |
| 4.1 F市基本概况 |
| 4.2 政策文本话语透视:“同向变化”的政策属性 |
| 4.2.1 约谈前象征性执行特征:高模糊—高冲突 |
| 4.2.2 约谈失效现象:象征性执行特征的持续 |
| 4.3 地方政府行为背后:执行效力不佳 |
| 4.3.1 典型表现:一场“伪作为”下的争辩 |
| 4.3.2 执行结果:数据造假现象 |
| 第五章 环保政策执行关键性影响因素分析 |
| 5.1 政策属性背后的经济因素: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 |
| 5.1.1 产业结构决定执行难度 |
| 5.1.2 空间布局影响执行效果 |
| 5.2 执行效力背后的政治因素:政治负激励 |
| 5.2.1 负激励内容:强大的问责压力 |
| 5.2.2 负激励差异:问责压力的反向变化 |
| 5.2.3 作用过程:从常规型任务到政治任务 |
| 5.3 超额完成现象的背后:非正式激励 |
| 5.3.1 传统逻辑的解释困境 |
| 5.3.2 超额完成的动机:塑造忠诚形象 |
| 5.3.3 超额完成的关键:上级政府的支持 |
| 第六章 提升地方环保政策执行效果的路径选择 |
| 6.1 稳步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6.1.1 分类分域指导产业调整 |
| 6.1.2 因地制宜确定调整时长 |
| 6.2 科学评估环保治理绩效 |
| 6.3 构建环保共治的良好格局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7.1 理论反思:“模糊—冲突”模型适应性修正 |
| 7.2 现实思考:环保约谈并非“特效药” |
| 附录1: 访谈记录摘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湖南省百货公司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一) 关于中国近代百货公司的研究 |
| (二) 关于国营企业的研究 |
| (三) 建国初期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研究 |
| 四、研究思路及研究目标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目标 |
| 五、研究方法和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湖南省百货公司的建立 |
| (一) 国营百货系统的建立 |
| (二) 湘省商业传统 |
| (三) 湖南省百货公司基本情况与选址问题 |
| (四) 公司组织机构 |
| 1. 建国初组织机构设置 |
| 2. 计划经济建设时期的组织调整原因及影响 |
| (五) 公司管理制度 |
| 1. 经理联席会议 |
| 2. 系统内部检查机制——以湘潭百货商店为例 |
| 二、湖南省百货公司的业务与业绩 |
| (一)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 |
| (二)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3-1956) |
| 三、百货公司内部的日常权力关系 |
| (一) 在劳动中的日常表现 |
| 1. 尽职尽责工作 |
| 2. 工作的制度规范问题 |
| (二) 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 |
| 1. 荣誉奖励 |
| 2. 人才培养 |
| 3. 干部升迁 |
| (三) 对“单位人”的身份认同 |
| 四、政策与时局下的内部频繁运动 |
| (一) 稳定农村金融市场 |
| (二) 促进城乡物资交流 |
| (三) 商业部门中的增产节约运动 |
| 1. 加速与节约流动资金:“清产核资” |
| 2. 合理化建议运动 |
| 3. 增产节约运动中的形式主义问题 |
| (四) “三反”运动与后期经济恢复 |
| 1. 腐败违法现象的处理 |
| 2. 销货竞赛运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公共食堂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武陟县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历史状况 |
| 第一节 武陟县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状况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兴办前的社会状况 |
| 一、公共食堂兴办前的经济状况 |
| 二、公共食堂兴办前的政治形势 |
| 第二章 兴起的背景 |
| 第一节 公共食堂兴起的原因 |
| 一、“大跃进”运动 |
|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兴起的条件 |
| 一、“合伙吃饭” |
| 二、部分农民的积极拥护 |
| 三、粮食大丰产 |
| 第三章 一哄而起 |
| 第一节 公共食堂的建立与普及 |
| 一、公共食堂的筹备 |
| 二、推广经验 |
| 三、人民公社的成立和公共食堂的普及 |
| 四、公共食堂的大致面貌 |
| 五、食堂化的实质 |
| 第二节 供给制与其他各项福利事业 |
| 一、供给制 |
| 二、各项福利事业的建立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的巩固提高 |
| 一、出现问题 |
| 二、公共食堂的巩固提高 |
| 第四章 初次整顿 |
| 第一节 食堂出现了问题 |
| 第二节 有限的政策调整 |
| 一、整顿人民公社 |
| 二、整顿公共食堂 |
| 第三节 生产救灾 |
| 一、开展多种经营和副食品生产 |
| 二、救助灾荒队 |
| 三、安排穷队发展生产 |
| 第四节 东石寺样板食堂 |
| 一、基本概况 |
| 二、初步整顿 |
| 第五章 强行恢复 |
| 第一节 庐山会议后公共食堂的再恢复 |
| 一、庐山会议的召开与公共食堂的转向 |
| 二、反右倾,办食堂 |
| 三、继续“大跃进” |
| 四、“五风”的再度泛滥 |
| 五、反瞒产私分 |
| 第二节 、再次整顿 |
| 一、学习林县 |
| 二、整顿措施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的被迫坚持 |
| 一、保粮运动 |
| 二、安排社员生活 |
| 第四节 生存危机 |
| 一、口粮标准一再压低 |
| 二、中毒事件 |
| 三、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 |
| 第五节 “渡荒”难度 |
| 一、艰难的维持 |
| 二、保人保畜 |
| 第六章 决策解散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政策的转向 |
| 一、宣传贯彻“十二条” |
| 二、宣传贯彻“六十条(草案)” |
| 第二节 调查研究 |
| 一、群众疾病调查 |
| 二、供给制不得人心 |
| 三、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 |
| 四、解散食堂的经验 |
| 五、调查研究与公共食堂的解散 |
| 第三节 决策解散 |
| 第七章 公共食堂的教训与启示 |
| 第一节 从口粮标准看武陟县公共食堂与“大饥荒”的关系 |
| 一、供给不足 |
| 二、分配不均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的弊端 |
| 一、浪费了大量粮食 |
| 二、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 |
| 三、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剥夺 |
| 四、恶化了干群关系 |
| 五、公共食堂饮食环境恶劣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失败的原因 |
| 第四节 公共食堂失败的教训与启示 |
| 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
| 二、正确认识共产主义 |
| 三、应重视调查研究 |
| 四、必须健全党内民主 |
| 五、必须尊重个人自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供销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 |
| 一、马列经典作家关于合作社的重要论述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作社的有关论述 |
| (二)列宁的合作社理论和实践 |
| 二、近代中国合作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
| (一)合作思想在我国的广泛传播 |
| (二)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的合作社运动 |
| 第二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兴起与扩张(1949-1952) |
| 一、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 |
| (一)政治动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
| (二)经济动因:城乡物资交流的迫切需要 |
| (三)重要因素:为工业化提供有效支撑 |
| 二、供销合作理论的建构与政策体系的形成 |
| (一)供销合作理论的初步建构 |
| (二)政策举措的密集出台 |
| 三、“放手发展供销合作社” |
| (一)整顿老社 |
| (二)发展新社 |
| 第三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与功能提升(1953-1956)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供销合作社的新使命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供销合作社新任务的提出 |
| 二、基层组织体系的完善和规范管理的加强 |
| (一)加强组织建设 |
| (二)强化民主管理 |
| (三)健全管理制度 |
| 三、“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全面贯彻 |
| (一)供应生产资料 |
| (二)扶持农村副业生产 |
| (三)新仓经验与“结合合同”的普遍推行 |
| (四)开展生产救灾 |
| 四、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一)改造背景和改造形式 |
| (二)对农村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对农村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下放”与 “恢复”(1957-1965) |
| 一、农村基层供销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一)县以上机构合并及所有制性质的改变 |
| (二)农村基层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二、大跃进狂飙中的“大购大销”风潮 |
| 三、“多重压力”下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恢复 |
| (一)恢复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 |
| (二)供销合作系统的重建 |
| 四、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继续发展 |
| (一)“轻装上阵”——开展“三清”运动 |
| (二)“强化服务功能”——开展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三)“拓展服务网点”——大力发展代购代销店 |
| 第五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徘徊与曲折发展(1966-1976) |
| 一、对供销合作社的“大批判”及后果 |
| (一)“大批判”引发思想混乱 |
| (二)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撤并和性质变化 |
| (三)“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的普遍推行 |
| 二、在“文革”中的曲折发展 |
| (一)供销合作社的再次恢复 |
| (二)为稳定农业生产发挥关键作用 |
| 第六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1977-1991)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有关争论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农村市场的变化 |
| (二)改革大潮中供销合作社改革方向的有关争论 |
| 二、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
| (一)恢复“三性”,启动供销合作社改革(1979-1983) |
| (二)实行“五个突破”,变“官办”为“民办”(1984-1985) |
| (三)抓好“六个发展”,建立综合服务体系(1986-1991) |
| 三、二十世纪80年代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总体评价 |
| 第七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脱困”与“新生”(1992-2002)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一)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供销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困境的多维分析 |
| 二、全行业扭亏为盈目标的实现 |
| (一)《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指明方向路径 |
| (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恢复为“脱困”提供组织保障 |
| (三)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为脱困提供政策保障 |
| 三、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创新发展 |
| 第八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和基本经验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演进的基本经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抗战时期河南田赋征实研究（194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苦撑待变：国民政府推行田赋征实 |
| 第一节 严重的经济危机 |
| 一、东南沦陷,税源枯竭 |
| 二、通货膨胀,物价飞涨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田赋征实政策的出台 |
| 一、田赋征实政策的酝酿 |
| 二、田赋征实政策的颁布 |
| 第二章 临危负重：河南启动田赋征实 |
| 第一节 洪水与日寇 |
| 一、良田变黄泛 |
| 二、半部沦陷,三面临敌 |
| 第二节 征实的行政准备与宣传 |
| 一、新县制与田赋征实 |
| 二、田赋征实的宣传工作 |
| 第三节 实施土地陈报 |
| 一、土地陈报的推行 |
| 二、利用陈报结果核定新赋 |
| 第三章 勉力输将：河南田赋征实政策的实施 |
| 第一节 经征与经收 |
| 一、经征与经收制度 |
| 二、征收制度的演变 |
| 第二节 粮食的储运 |
| 一、粮食的仓储 |
| 二、粮食的运输 |
| 第三节 报灾与减赋 |
| 一、灾旱的河南 |
| 二、报灾与勘灾：河南与重庆的博弈 |
| 三、核减田赋：“包”与“石”之间 |
| 第四节 救灾中的征实：先顾军粮,后筹民食 |
| 一、河南灾荒的救济 |
| 二、灾荒中的征实 |
| 第四章 民力耗尽：河南田赋征实的完成 |
| 第一节 历年的额征数和起征数 |
| 一、历年征实数目明细 |
| 二、本省征实与全国征实 |
| 第二节 征实结果的奖惩 |
| 一、征收官员的奖惩 |
| 二、纳粮户的滞纳处罚和奖励 |
| 第三节 河南田赋征实的特点 |
| 一、推行难度大 |
| 二、完成度高 |
| 三、弊端百出 |
| 第五章 “虫”蚀“鼠”窜：田赋征实下的社会弊端 |
| 第一节 制度上的缺陷 |
| 一、税负不均 |
| 二、册籍错乱,手续繁杂 |
| 三、运输路程规划失误 |
| 第二节 执行中的不当 |
| 一、严厉催征,强征强购 |
| 二、浮收摊派,鲜有依据 |
| 三、敲诈勒索,收受包袱 |
| 四、掺假掺杂,盗卖中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全省去年财政收入超额完成任务（论文参考文献）
- [1]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1949-1956）[D]. 王莉莉. 山西大学, 2020(03)
- [2]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研究（1944-1958）[D]. 樊孝东. 河北大学, 2020(03)
- [3]黑龙江省水稻休耕的生态溢价生成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D]. 李欣.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9)
- [4]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研究（1949-1952）[D]. 李星仪.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平湖针织厂精简职工问题研究[D]. 李雪玲.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6]环保约谈背景下地方政府环保政策执行差异探析 ——基于Y市与F市的比较[D]. 李金锦. 山东大学, 2020(02)
- [7]湖南省百货公司研究（1949-1956）[D]. 吴咏双.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8]“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D]. 赵娜娜.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9]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D]. 李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抗战时期河南田赋征实研究（1941-1945）[D]. 李向远. 河南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