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湾四库学论着目录(三)（论文文献综述）
顾王乐[1]（2020）在《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文中提出《说文》是我国第一部运用“六书”原理对汉字进行系统分析的文字学专着。《说文》中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文字资料,以及许慎时代关於文字的研究成果,爲古文字学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但是许慎所见到的小篆、古文、籀文等字形已有譌误,他对字形结构和造字本义的理解有不少是不可信的。而且《说文》成书以後,屡经传抄刊刻,年代浸远,谬误滋多。历代学者在校正《说文》方面都做出了很大努力,但真正有所突破则是在近代古文字学兴起以後。随着古文字资料在《说文》研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古文字与《说文》的互证研究已经成爲《说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清末、民国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考订《说文》方面取得了十分显着的成果,除一些专门研究《说文》的着述外,这一时期的许多甲骨金文考释书籍、论文、札记和题跋中都能看到不少根据古文字资料纠正《说文》错误的意见。目前对於清末民国学者利用古文字资料校正《说文》的研究和总结还有很多不到位之处,许多早期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一些已经被古文字学界判定爲错误的观点在《说文》学界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也没有得到及时的修正。本文对清末民国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方面的成就、特点以及不足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全文主要分爲以下几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相关术语的界定,学术史的回顾,选题目的及其意义,研究思路等方面内容。第一章主要讨论了与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密切相关的学术背景:一是利用金石文字考订《说文》的学术传统;二是清末民国古文字学的发展及其对传统《说文》学的拓新;三是出土材料的新发现与研究在清末民国《说文》学界的不同反响。第二章详细介绍了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学术历程,共分爲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83年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书成到甲骨文发现前夕;第二阶段,从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到1929年马叙伦《说文解字研究法》出版;第三阶段,从三十年代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每一阶段介绍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研究成果。第三、四章是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成果例释。第三章主要考察清末民国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印证和纠正《说文》篆文和说解方面的具体成果。第四章则主要收录清末民国学者利用古文字资料考订《说文》古籀形体方面的成果。第五章是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之失误例析。我们对这一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中的失误类型和失误原因进行分类与总结。结语部分对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的研究进行总体的评价,并对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说明。附录部分是清末民国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的相关论着目录,分爲《说文》研究论着目录、古文字学论着目录和文字学通论着作目录三类。
高远[2]（2020）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四库学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的四库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承继着清末民初《四库全书》研究之传统,得益于迁台的杨家骆、王云五、昌彼得、蒋复璁等学人研究《四库全书》的推动和人才培养。伴随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四库学"一词的明确提出,开启了"四库学"理论化、体系化、专业化、学科化、国际化的探索。收集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硕博学位论文,重在考察并分析《四库全书》研究内容创新及其学术影响力,为学界提供多重视角的借鉴与参考。择取关涉《四库全书》的工具书编制、学术专着、资料汇辑、重点单篇论文等予以引述,突出其"引导与典范"作用,重在学术创发的探讨。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四库学研究"春华秋实",未来的"四库学"发展仍需理论与实践并重前行,如,《四库全书》研究学史亟须系统清理;"四库学"真正而系统的"理论自觉"仍须深化,学科体系构建任重道远;重视《四库全书》的世界知识观及其所代表的中华文化特色,实现《四库全书》申请世界记忆遗产的梦想;借用"域外之眼"反观《四库全书》编纂的价值和影响,凸显《四库全书》在东亚文明进程中的"中国意义";整合全国研究《四库全书》之力量,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各项研究。中国四库学发展和研究进入新时代,唯有不断创新,坚持以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为己任,才能创造中国四库学更加绚丽的殿堂,才能构建中国四库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席中亚[3]（2020）在《宋代洛学命运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洛学”虽然缘自于北宋二程及其弟子的传道、讲学活动,但是“洛学”语汇的转出却贞定在南宋洛学的传道时期。从历史视角来看,洛学在两宋时期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二程创建的时期。此时程颢、程颐独创“天理”学说,借助于贡举制度与司马光、吕公着等人的政治引荐逐渐走进了帝王经筵之学。然而二程这种道德主义式的儒学政治并没有得以推广,反而受到了哲宗皇帝与王安石新学的双重打压,几乎处于禁学困顿的境遇。在这种党禁之下,许多洛学弟子背离了宗门,只有杨时、游酢、谢良佐、吕大临等一些少数守道者持续着“洛学”体系的构建。其二,程门弟子传道的时期。程颐在晚年虽然遭遇“党禁之祸”,但也成为了“洛学”彻底走向学术路向的重要转机。程颐及其弟子在退出政治舞台之后,在洛阳等地着书立说、收徒授学,这为“道学的南传”提供了文本与思想上的遗产资源。在这种薪火相传之中,“洛学”不仅在湖湘、川蜀、浙东、闽中等地区有所发展,还在朝廷中央受到了宰相赵鼎的推崇。由于洛学学人触动了高宗与秦桧的“求和”政治,所以又一次遭受禁学之厄,然而洛学“遍地开花”的文化格局已初步形成,这次禁学活动的实际影响力较为有限。其三,朱熹、张栻、陈亮等人分化、转出的历史时期。随着洛学在地方上学术影响力的提高,闽学朱熹、湖湘学张栻、吕氏之学吕祖谦、永嘉学陈亮等人纷纷投身于洛学振兴的宏业中。在这种洛学共建的背景之下,程朱之学成为士子们追捧的学术文化,理学一时居于大宗的文化地位。此后,信道者赵汝愚（宰相）与大儒朱熹分别从朝廷政治与经筵教育的双向维度展开洛学的传道活动,最终这场政治文化改革胎死于外戚韩侂胄等人之手。直至理宗时期,洛学才得到皇帝与朝廷的首肯和重视,形成了一统天下之学的政治、文化格局。总而言之,“洛学”为宋学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因,其不仅在思想上提供了一套新的儒学诠释范式,还在两宋朝政变动中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从另一方面而言,两宋政治的起伏变化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洛学在当时的历史命运。
王文超[4]（2020）在《清初金石学研究 ——以着述、访碑、品赏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清初金石学研究以着述、访碑、拓本及汉碑书风影响为中心展开论述。意在对清初金石学着述进行科学分类,厘清版本、学述主旨等相关情况,结合清初金石学相关的访碑寻拓等问题的考述,阐明习汉碑风气流行之前的汉碑品评中所牵涉的诸多问题。“金石学”这一概念的产生、含括内容及学科演进考察。明确本课题研究的主体为金石学学术风气下产生的诸多现象考察,而非研究金石本身和相关经史问题。明晰金石学着述为反映学者学术宗旨的主体,但同时与之相关的社会背景、个人思想,甚至师友间所带来的互相作用都分离不开。清初金石学,除继承明末学术风气外,针对金石学发展风气肇始的两宋金石学进行相关问题说明。两宋金石学的特点,是金、石共同研究的学术成果与风气,因时代问题重心也发生了变化。清初时,内府及学人们对吉金研究不及石刻百一,清初金石学主体亦是针对石刻的。本课题一系列研究主旨即是围绕石刻研究为主的着述及相关问题而产生。清初金石学着述进行科学分类,旨在明确研究中的倾向及所出现的群体性问题。譬如,金石学着述中的石经、《瘗鹤铭》《天发神谶碑》都出现了众多学者关注、研究、鉴藏拓本现象。在对着述进行个案考述版本,学术宗旨和相关金石学信息提炼后,以群体关注中的研究方向,进行整体关照,可窥探近百年间金石学研究的嬗变,看出金石着述体例以及研究方式的进步与发展。清初学者们的研究及着述与之相关联的访碑寻拓问题,是金石学研究和书家临习师法的最重要基础材料。近年众多研究中关于遗民学者的访碑问题成果值得借鉴,而以对遗民学者群体帮助较大的官员和喜好金石学问的官员访碑行为再进行梳理考察,可寻绎访碑现象背后学者与官员间的相互影响。热爱金石学官员的研究和风气产生的一系列作用,在康熙时已经非常明显,而且在典型学者的影响下,逐渐更多的士人们关注金石学和金石文献。康熙中期前后,拓本在社会中大量流转,也使得士人们对拓本有了购买、委托、馈赠、亲拓等等诸多途径,可以满足研究、鉴藏、临习等各个方面的需求。清初金石学中的着述、访碑、拓本相关问题明晰后,同样对汉碑书法风格关注的士人们,是我们研究清初隶书审美和取法的关键。通过研究可明,在审美集中关注现象的影响下,临习汉碑者方逐渐被广泛带动起来,但这是汉隶、曹魏隶书、唐隶及时人风格并行的时代,而习汉隶的群体是在逐步扩大中进行。换言之,金石学的证定经史与拓本鉴藏者,促使汉碑审美群体扩大,进而带动了热爱书法的学者们对碑刻风格关注,访碑和拓本流布广泛更使得临习群体扩大。最后,书法史中的“碑学”与相关联的金石学,多是以乾隆一朝作为分界点,并未追溯清初。原因由本文研究可明,清初金石学是奠定一朝之风气,探索中发展。乾隆以后,考据风气大兴,金石学成为普及在小学或朴学研究中重要的力量,伴随出土金石日多,再而带动各种拓本风行,对后世所谓得“碑学”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清初金石学可视作“碑学”发展最源头中的润滑剂。
秦洁[5]（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杨潇沂[6]（2019）在《宋代《公羊》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已有的各种经学史研究论着,因为聚焦于公羊学史上专书、专人的考察,所以都集中地讨论汉代与清代中叶以后的公羊学,而对魏、晋到清初的公羊学问题鲜有论及。但如果考虑到中唐以后经学风气出现转变,尤其北宋以来春秋学名曰“弃传从经”,实为“阴本《公》《谷》”,那么,在这种《春秋》通学的新格局下,公羊学的发展模式是否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以新的面貌与形态继续留存在经学史上?本文尝试提出“《公羊》思想”的研究视角,以两宋为例考察《公羊》思想的延续与发展,呈现公羊学在宋代的特殊表现形态,丰富公羊学史的书写。公羊学将《春秋》理解为孔子所作的新王之法,通过“三科九旨”等释经原则与方法,传递出“大一统”“尊王”“攘夷”“复仇”“经权”等重要思想。在《春秋》通学的学风背景下,宋儒不拘门户、兼采三传、以义解经,面对政治上加强皇权、抵御外族、抗金复仇等现实需求,遂运用《公羊》思想解读《春秋》,为当代政治统一提供思想依据。宋儒继承并发展了《公羊》“大一统”思想。《公羊》“大一统”义兼具时间与空间意义上的一统,是在“存二王”、“通三统”前提下的“尊王”。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时代需求下,宋儒喜言“大一统”,但他们对“大一统”的理解,不再具有汉唐公羊学“存二王”、“通三统”的内涵,而是保留和强化了空间意义上的“尊王”。宋儒《春秋》经解中的“大一统”思想以“王命”为核心,强调君王的绝对权力,对公羊学“大一统”内涵中的批判性与包容性有所弱化。《公羊》“大居正”思想也在宋代产生深刻影响。《公羊传》在隐三年宋宣、穆让国事件中阐发“君子大居正”之义,具体的说,“居正”是指国家定嗣立君必须符合“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宽泛来说,是指国君的道德、行为守正,国家的法律、礼制守正。这两层含义都在宋代持续产生影响,且与两宋政治变迁息息相关。从政权的内部更替看,太祖、太宗兄终弟及,此后帝统完全落于太宗一脉,因此北宋诸儒在解读《春秋》宣、穆兄终弟及的问题上显得敏感而曲折,更为了维护弟之一脉的统治合法性,提出对“居正”的重新理解。而南宋诸儒多推崇《公羊》“大居正”,这与高宗以后君位重归太祖一脉不无关系。从外部看,在多民族林立的坏境中,为了明确赵宋王朝在血缘、道德上居于中原正统,宋儒以“居正”作为正统论的注脚,将《公羊》“居正”所论一国内部的传承原则,扩大为判定前后甚至平行政权孰为正统的标准之一。《公羊》的攘夷思想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强化。公羊学的夷夏思想与三世、内外等概念相联系,在动态、渐进地体系中区分夷夏,层次分明,蕴含丰富。宋代民族矛盾尖锐,宋儒尤其强调夷夏之别,因此他们摒弃了《公羊》三世脉络下夷狄渐进于中原的动态构成;独取其中“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提法与内涵,无论是对攘夷、尊王关系的论述,还是对华夏、夷狄内外之分的强调,都颇见公羊学的影响。相应的,宋儒较少采纳《公羊》进夷狄之说,只有当夷狄能够忧中国、援中国才许进夷狄。《公羊》的复仇思想在宋代也非常流行。本于诛讨乱臣贼子、维护君臣之义的目的,公羊学认为臣子应复君父之仇,更有九世、百世仍可复仇的说法。宋儒推重公羊学复仇思想的内在原因,亦在于对父子君臣之伦理纲常的强调。他们注意以尊尊规范亲亲,当复仇中父子、君臣之伦出现矛盾时,主张君的神圣性不可侵犯。但《公羊》九世复仇思想在两宋的发展情况有所不同,北宋时期的学者基本采取排斥态度,多由经传本身出发,由对《公羊传》本身理论体系的批评反对九世复仇说;至于南宋,由于宋、金世仇的现实原因,《公羊》九世复仇思想相当程度地流行于朝野之间,士人或借由九世复仇疾呼抗金复仇、以雪国耻,或通过批评九世复仇而主张休养安定、以图来日,《公羊》九世复仇思想俨然成为南宋春秋学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乃至个人生命与理想的寄托。宋儒对《公羊》经权思想也有所继承与发展。《公羊》的经权思想侧重于从行为层面规范行权,其所谓“权者反经”,首先是指权在行为层面上“背反”于经,其次是指原则层面上“归返”于经。宋儒对经权思想的讨论,虽并非仅针对春秋学而发,但皆无法绕过公羊学提出的理念。程颐、朱子皆针对公羊学“反经”的说法提出疑虑,认为“权者反经”的说法将助长乱臣贼子以“权”自饰,故程颐以“义”规范“权”,认为权一旦合“义”便是经;朱子则将“义”上移一层,以“义”规范“经”“权”,既强调了原则层面“义”的最高本体性,又避免了将经、权混为一谈的缺陷,而他的理论架构实与公羊学大同小异。此种以“义”定“经”“权”的理论也反映在宋儒的《春秋》经解中。宋儒以尊王及君臣之义为标准,一致批驳为以下犯上、弑君出君、不秉君命等行为辩护的说法,拒不承认这些行为属于行权的范畴;但对于为了国家存亡、宗庙祭祀等民族大义,而不得已对尊王与君臣之义有所违背的行为,宋儒又默认或嘉奖其行权。通过考察宋儒对《公羊》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可见公羊学理论在宋代仍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在兼采三传、融汇众家的《春秋》通学风气下,《公羊》思想一方面为宋儒提供了重新解释《春秋》的重要命题与现成资源,另一方面通过众多学者的变造取舍,以新的面貌与形态延续和发展,在整个公羊学史上构成重要的一环。因此,对宋代《公羊》思想的考察,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宋代春秋学,对于丰富公羊学史、经学史的书写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黄毓芸[7]（2019）在《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文中指出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我国旧志约8200种,占现存中国古籍的十分之一以上。但学界现有的研究重新志而轻旧志,重地理、历史研究而轻文献学研究,早期方志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魏晋隋唐方志是方志发展的早期阶段,从文献学角度研究这一时期的方志,对方志文献学的理论建设,中国方志的起源、发展及演变,方志史和方志学史的建立,第三(6方志的编纂工作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方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方志仅指地方性的综合志,广义的方志还包括全国性总志及记述某方面特定内容的专志。论文主要研究狭义方志,着重研究了以下问题。第一,界定魏晋隋唐方志具体范围。历代学者对方志名实、方志起源、方志内涵与外延的看法差别很大。一代有一代之方志。魏晋隋唐方志既具备历代方志共性,也有其时代特徵。论文基於文献用例归纳“方志”的语义发展、“方志”的内涵、特点及其核心要素;从代表性方志学着作、方志整理着作、着录方志的目录着作所举方志归纳方志外延。并据此从广、狭两方面提出能够整合前人观点的方志定义,为魏晋隋唐方志文献的目录、版本、校勘、1佚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归纳魏晋隋唐方志总特点。从方志地名沿革、地域分布、体例分类、撰人分布等方面分阶段考察魏晋隋唐方志各自特徵。第三,考察方志着录轨迹的历史演变。梳理魏晋南北朝、隋唐方志在历代目录及其子目中的分布及沿革以求“考镜源流”;考证了官、私、史目录学着作着录魏晋隋唐方志的误录、同书异名、同名异书、卷数异、撰人异等情况。第四,整理魏晋隋唐方志文本和考证魏晋隋唐方志1本。分析总结魏晋隋唐方志1佚成果现状,补充已有1本漏1方志佚文、新1方志佚书,校勘佚志佚文及现存方志文本;从版本学角度对这一时期的现存和1本方志进行考察,梳理已有的方志版本研究成果并做了专题研究。第五,魏晋隋唐方志方言材料的整理与考证。方言材料包括语音（音韵）、文字、词汇、训诂、语法等不同类别,论文主要研究其中的词汇材料,并从文献学角度考证了其中的异文、名物、风俗、地理及历时与共时的演变,旨在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的整理、1录及数字化工程”的研究提供资料;又是一次从中国古典文献学角度对语言文字学文献进行整理、研究的有益尝试。
张美英[8]（2019）在《《总目》“近思录文献”八种提要释考》文中提出自《四库全书总目》问世至今,两百多年来对其进行的学术研究日渐深入精细,成果丰富。然对《总目》提要进行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尚存较大空间,特别是对《总目》着录的某一类文献提要的研究,仍待加强。《近思录》作为南宋以来重要的理学文献,其注解仿编着作众多,《总目》所着录的就有八种:叶采《近思录集解》,茅星来《近思录集注》,江永《近思录集注》,李文炤《近思录集解》,郑光羲《续近思录》,张伯行《续近思录》、《广近思录》,刘源渌《近思续录》,其中前三种被全文收录于《四库全书》中。本文即对这八种“近思录文献”提要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对《总目》的研究。第一,《总目》的编纂。第二、《总目》在目录学上的价值。第三,目前学界对《总目》的研究情况。第二章:对《总目》子部儒家类着录的三种“《近思录》文献”,即叶采《近思录集解》、茅星来《近思录集注》、江永《近思录集注》三种提要进行考释。第三章:对《总目》子部儒家类存目部分的五种“《近思录》文献”,即李文炤《近思录集解》,郑光羲《续近思录》,张伯行《续近思录》、《广近思录》,刘源渌《近思续录》等五种提要进行考释。第四章:对《总目》未着录的“《近思录》文献”进行探讨,简述未被着录的“近思录文献”文本;从政治、文化、传播等角度简析其不被收录的原因,着重指出被着录八种文献的价值。总之,《总目》着录八种“近思录文献”,既有其学术上的考量,又有其政治意识的体现,是在清代社会文化影响、理学文献兴衰等众多因素下的结果。
张光润[9]（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研究说明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孙蕴[10]（2017）在《明代书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明代的书目编纂是中国古代书目编纂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明代的书目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是研究中国古代目录学史的必经阶段。明代书目编纂的成果较多、种类多样。明代的文渊阁、行人司、地方府学、书院等机构都有大量的藏书,大多编有藏书目录。各家私人藏书、藏书目的数量较之前代皆呈井喷式增长。史志书目方面,兼有国史目录、政书目录及数十种方志艺文志。又有经学、医学、戏曲、宗教等多种专科书目。又有公、私、坊刻书目、地方及个人着述书目、辨伪书目、引用书目等诸家特种书目。此外,尚有大量存世的序跋题记,可看做对书目解题的补充,亦是研究明代书目及作者的重要资料。明代书目于书目体例、着录内容、编纂方式上皆多有创新。其对四部分类法有继承、又有改进;在同一书目中往往综合运用多种设类依据;对书籍相关信息的着录既简要又灵活;不仅保存了前代书籍的线索,更载录了明代着述、刻板的具体情况;不仅着录了书籍信息,更着录有相关的学术思想。明代的书目编纂为后世的目录学工作打开了新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学界各领域的研究过程中,不乏对明代目录学成果的参考利用,但专门针对这些成果的研究却寥寥可数,且多集中于对明代的某几部书目的研究,而对大多书目并未有所涉及。通过对明代的书目、明代的目录学家及目录学思想进行全面、公正、客观的探讨,通过分析、归纳的方法对其做出宏观的研究,对研究中国目录学史、乃至整个学术史而言都是必要的,具有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本论文将明代各家书目分为公藏、私藏、史志、专科、特种五部分,从论述目录学家的目录学事迹、清理书目的存佚与版本、探讨书目的形成、探讨书目的编纂体例、探讨书目的着录方法、分析书目的特色、评价书目的成就七个方面入手,对明代诸家书目进行逐一研究,力求全面、系统地论述明代的书目成果。引用书目在我国问世较早,于明代得到弘扬。本论文对这种特殊目录的产生、发展、类型、特点等做了大致论述,并简要进行举例分析。胡应麟是明代目录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本论文通过对《四部正讹》、《经籍会通》等目录学成果的分析,对胡应麟的目录学思想做了整体的探讨。各家书目之外,本论文以《读书后》、《南濠居士文跋》二种序跋着作为例,窥豹一斑,探讨了明人的序跋题记,认为其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补充书目解题之未备的史料价值。明代是我国传统目录学的兴盛时期。明代的书目编纂具有一定数量规模,且种类多样,形成了空前完整的目录学体系。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认为,相对前后各代书目而言,明代书目具有较为突出的主观性、灵活性、实用性特点。类目设置方面,明代的书目大多突破了传统四部分类法的束缚,采用了根据收录对象的实际情况灵活设类的方式,并往往在同一部书目内将多种分类依据综合并用。明代书目中不仅产生了藩府类、举业类、性理类等新的类目,且其对类书、丛书、释道等书籍的归置方式较之前代亦呈现出新的格局。其中将四书类与五经类并行设立的设类方式更是成为后世定例。着录内容方面,明代书目既有对前代书籍线索的保留,亦有对明代着述成果的载录。此外,又有《南雍志·经籍考》、《内板经书纪略》等兼记书、板,《南词叙录》兼记理论、作品,《曲品》兼及作者、作品等特殊着录内容的存在。明代书目虽少有解题,但往往以简要、灵活的方式着录相关信息。明代书目大多着录作者姓名、籍贯等,更有详记其生平者,具有重要的史料集志。如《录鬼簿续编》对罗贯中生平的记录,便是现今而言唯一可查的史料,极为珍贵。此外,以赵定宇、赵琦美等为代表的明代目录学家具有极高的版本意识,其书目中对版本项的着录极为丰富,直接启发了钱谦益、钱曾等人的版本学思想。明代书目的着录内容,是考求中国古代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来源。着录方法方面,明代书目中首次出现了互着、别裁的着录方法,合并着录法、表格式着录法、千字文编号法等亦被多次运用,使得明代的书目编纂整体呈现出简明扼要的风格。明代书目普遍具有注重普查、方便检索的特征。统计收录、便于检索的工具性是书目的基本属性,这一属性在明代首次得到了强调。自此以后,书目的工具性逐步为世人所重。统计完整、方便检索亦成为书目编纂的首要任务。书目的分类体系、着录内容、着录方法三方面,是对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的直接反映。明代目录学家不拘常规、大胆创新、勇于实践的目录学思想,为四部分类法的成熟、完善提供了契机,也为当代目录学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二、台湾四库学论着目录(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台湾四库学论着目录(三)（论文提纲范文）
（1）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相关术语的介绍 |
| 二、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校证《说文》研究之回顾 |
| 三、选题目的及意义 |
| 四、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学术背景 |
| 第一节 利用金石文字考订《说文》的学术传统 |
| 第二节 清末民国时期古文字学的发展及其对传统文字学的拓新 |
| 第三节 出土材料的新发现与研究在《说文》学界的不同反响 |
| 第二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学术历程 |
| 第一节 探索尝试时期(1883-1898) |
| 第二节 初步发展时期(1899-1929) |
| 第三节 蓬勃发展时期(1930-1949) |
| 第四节 汉学家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情况 |
| 第三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例释(上) |
| 第一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印证《说文》保存的单字和古说 |
| (一)《说文》保存的单字 |
| (二)《说文》保存的古说 |
| 第二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纠正《说文》篆形和说解的错误 |
| 一、《说文》分爲二字或三字、古实爲一字 |
| 二、校正《説文》篆形和字形结构分析之失 |
| 三、纠补《说文》释义之失 |
| 四、纠正《说文》形义分析俱失 |
| 第三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补苴《说文》漏收偏旁字 |
| 第四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探求文字形体演变之迹 |
| 第四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例释(下) |
| 第一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古文例释 |
| 第二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籀文例释 |
| 第五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之失误例析 |
| 第一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失误类型分析 |
| 一、误析字形结构 |
| 二、误认文字初形 |
| 三、误说字本义 |
| 四、误混二字爲一字 |
| 第二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失误原因分析 |
| 一、因误据古文字形而误 |
| 二、因误析古文字形结构而误 |
| 三、因不明汉字构形演变规律而误 |
| 四、因囿於《说文》而误 |
| 五、因不明字词关系而误 |
| 六、因所见古文字资料有限而误 |
| 结语 |
| 附录: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论着目录 |
| 一、《说文》研究论着目录 |
| 二、相关古文字学论着目录 |
| 三、文字学通论着作目录 |
| 单字索引 |
| 简称对照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3）宋代洛学命运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两宋洛学史的研究 |
| (二)二程洛学及其中州后学人物研究 |
| (三)洛学研究前瞻与学术走向 |
| 三 解决的主要问题 |
| 四 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洛学发轫:学派形成与元佑之祸 |
| 第一节 嘉佑之际:道学上的觉识 |
| 一 卜葬先茔与伊洛定居 |
| 二 嘉佑贡举与京师论学 |
| 第二节 熙丰之际:学派间的颉颃 |
| 一 熙宁变法下的扬避 |
| 二 哲学体系上的鉴戒 |
| 三 从私学走向学派:收徒与讲学 |
| 第三节 哲宗时代:朋党下的祸端 |
| 一 朝廷侍讲 |
| 二 讲学江湖 |
| 三 党禁祸事 |
| 小结 |
| 第二章 南传分化中的兴废:党禁政治与薪火再传 |
| 第一节 党禁下的另向突破 |
| 一 晚年程颐的布衣生涯 |
| 二 坚守道学的程门弟子 |
| 第二节 宗师的陨落与遗产的继承 |
| 一 崇宁年间的病逝 |
| 二 程氏文本的继承 |
| 第三节 靖康之变与道学南传 |
| 一 国难下的南迁 |
| 二 程门的分化与传学 |
| 第四节 新皇统治下的解禁 |
| 一 秦桧初相下的政治工具 |
| 二 “尊魂”赵鼎的政治推崇 |
| 第五节 秦桧政治下的禁学 |
| 一 拉拢失败后的打压 |
| 二 “专门曲学”的指控 |
| 小结 |
| 第三章 困境与高扬:伪学还是道学 |
| 第一节 花开在东南:崛起的东南三贤 |
| 一 续传东南诸儒 |
| 二 启蒙永嘉之学 |
| 第二节 历史的重演:再现学禁 |
| 一 赵汝愚与朱熹的双向联动 |
| 二 韩、赵争执下的伪学判定 |
| 三 庆元时期的党禁之厄 |
| 四 解禁与平反 |
| 第三节 理宗皇帝的高扬:大宗地位的确定 |
| 一 “治道补救”的政治契机 |
| 二 朝野上下的推崇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姚明达《程伊川年谱》订补 |
| 一、姚谱之概述 |
| 二、姚谱之校订 |
| 三、姚谱之增补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清初金石学研究 ——以着述、访碑、品赏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本课题研究背景 |
| 一、选题目的 |
| 二、金石学称谓的变迁 |
| 三、金石学在当代学科中的相关问题 |
| 第二节 本课题研究现状 |
| 一、近代以来金石学的研究范围 |
| 二、本课题相关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本课题研究范围的界定与方法 |
| 一、清初时间区限与研究范围 |
| 二、本课题研究方法 |
| 三、本课题创新点 |
| 第一章 清初金石学发展背景 |
| 第一节 宋代金石学形成概述 |
| 一、宋代金石学形成前的重文字学风气 |
| 二、金石学风气确立 |
| 三、南宋金石学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二节 清初对明代金石学的继承与批判 |
| 一、明中期以前金石拓本的流转概况 |
| 二、清初与明代中期金石学的关联 |
| 三、清初金石学对明末风气的继承 |
| 第三节 清初金石学文化背景与学术风气 |
| 一、明清易代后学者政治生态 |
| 二、集社、游幕下的金石学环境 |
| 三、清初金石学的现状 |
| 第二章 清初金石学着述分类与研究 |
| 第一节 清初金石着录分类 |
| 一、清代以来金石着述的分类方法概述 |
| 二、清初吉金着录情况 |
| 三、清初金石着录分类与解题 |
| 第二节 清初通纂类金石学专着研究——以郭宗昌、叶奕苞、李光映着述为例 |
| 一、郭宗昌《金石史》相关问题考述 |
| 二、叶奕苞《金石录补》及其相关问题考述 |
| 三、李光映《观妙斋藏金石文考略》考论 |
| 第三节 清初金石学着述中的专题性研究 |
| 一、清初金石学中石经研究相关问题考察 |
| 二、周在浚《天发神谶碑考》的影响 |
| 三、清初《瘗鹤铭》群体研究现象 |
| 第三章 清初官员曹溶、王士禛访碑研究 |
| 第一节 曹溶清初访碑寻帖的兴趣旨在 |
| 一、曹溶仕宦生涯与山西任职的心路考察 |
| 二、曹溶任期山西内与友朋的金石互动 |
| 三、曹溶在清初金石学中的角色 |
| 第二节 王士禛访碑中的“崇宋”意识 |
| 一、《蜀道驿程记》《秦蜀驿程后记》中的石刻考察 |
| 二、王士禛金石学学术积淀 |
| 第三节 清初访碑案例再探 |
| 一、清初访碑现象在当代语境下的探讨 |
| 二、叶奕苞、林侗:个人出行下的访碑释疑 |
| 三、杨宾、李蕃:访碑后的表达与实践 |
| 第四章 清初士人拓本来源考察 |
| 第一节 碑洞、慈仁寺:清初拓本南北出售情况 |
| 一、“碑洞”所售以新拓为主 |
| 二、慈仁寺:北方最重要书肆 |
| 三、拓本交易遍及南北书肆 |
| 第二节 清初士人间拓本的馈赠 |
| 一、叶奕苞金石拓本受赠来源 |
| 二、碑刻集中地域的学者与友朋间的拓本交流 |
| 第三节 清初士人拓本来源的其他途径 |
| 一、清初官员支持下的拓本获得情况——以朱彝尊为例 |
| 二、亲制拓本 |
| 第五章 清初金石学与汉碑取法之关系 |
| 第一节 汉唐碑刻:清初士人对宋拓审美的考察 |
| 一、清初宋拓鉴藏与研究的不同功用 |
| 二、关于唐拓、宋拓一些问题的说明 |
| 三、宋代相关金石文献中的汉碑拓本 |
| 第二节 清初金石学环境中的汉碑“古法”观念递变 |
| 一、从郑簠、傅山、朱彝尊悔初习隶书谈起 |
| 二、清初金石学着述中的汉碑观念 |
| 三、清初后期金石着述中的汉碑观念 |
| 第三节 品评与实践:清初汉碑的多重价值取向 |
| 一、清初金石学者中的习汉碑倾向 |
| 二、取法汉隶的书画家群体 |
| 余论 |
| 一、学者群体与学术着述方法百年内的嬗变 |
| 二、由杨霈批评傅山书《郭林宗碑》引起的思考 |
| 三、清初汉碑风气与碑学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后记 |
（5）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宋代《公羊》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文章架构 |
| 1.4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宋代公羊学的整体考察 |
| 2.1 宋代公羊学的发展背景 |
| 2.1.1 宋代的政治与学术 |
| 2.1.2 宋代春秋学:汇通三传、以义解经 |
| 2.2 宋代公羊学的表现形态 |
| 2.2.1 《公羊传》的官学地位 |
| 2.2.2 《公羊》专学发展情况 |
| 2.2.3 《春秋》通学研究中的公羊学 |
| 小结 |
| 第3章 《公羊》“大一统”思想在宋代的继承与发展 |
| 3.1 公羊学中的“大一统”与“尊王” |
| 3.1.1“大一统”与“尊王”的关系 |
| 3.1.2 公羊学的“尊王”思想 |
| 3.2 “王者大一统”:宋儒对“大一统”的理解 |
| 3.3 “王命”至上:宋儒的“尊王”论述 |
| 小结 |
| 第4章 《公羊》“大居正”思想在宋代的回响与运用 |
| 4.1 公羊学中的“居正”之义 |
| 4.2 宋君是非之争：宋儒对《公羊》“居正”义的回应 |
| 4.3 宣公启祸：宋儒对《公羊》“居正”义的运用 |
| 4.4 宋代正统论中的“大居正” |
| 小结 |
| 第5章 《公羊》攘夷思想在宋代的强化 |
| 5.1 公羊学中的夷夏观 |
| 5.2 “内诸夏而外夷狄”：宋儒借《公羊》说着内外之辨 |
| 5.3 宋儒对《公羊》进夷狄思想的回应与弱化 |
| 小结 |
| 第6章 《公羊》复仇思想在宋代的盛行 |
| 6.1 公羊学的复仇思想 |
| 6.2 父子君臣:两宋复仇义的基本问题 |
| 6.3 易世则释:北宋时期对《公羊》九世复仇说的检讨 |
| 6.4 抗金复仇:南宋政治与《公羊》九世复仇 |
| 小结 |
| 第7章 《公羊》经权思想在宋代的发展 |
| 7.1 反经合道:公羊学之经权说 |
| 7.2 程、朱经权观及其与《公羊》经权思想的异同 |
| 7.3 宋儒《春秋》经解中的经权论述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宋儒对《公羊》“王鲁”思想的消解与再现——以“元年春王正月”为中心 |
| 附录B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论着清单 |
| 致谢 |
（7）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范围与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魏晋隋唐方志概述 |
| 第一节 “方志”界定 |
| 第二节 魏晋隋唐方志概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魏晋隋唐方志着录与考证 |
| 第一节 魏晋隋唐方志的着录、分布与沿革 |
| 第二节 魏晋隋唐方志着录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魏晋隋唐方志辑佚 |
| 第一节 佚书与辑佚 |
| 第二节 魏晋隋唐方志辑佚述略 |
| 第三节 魏晋隋唐方志补辑与考证 |
| 第四节 魏晋隋唐佚志佚文校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魏晋隋唐方志版本专题研究 |
| 第一节 《华阳国志》的版本 |
| 第二节 唐颜真卿《吴兴地记》(《石柱记》)版本 |
| 第三节 唐樊绰《蛮书》的版本 |
| 第四节 唐陆广微《吴地记》的版本 |
| 第五节 唐莫休符《桂林风土记》的版本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魏晋隋唐方志校勘专题研究 |
| 第一节 《华阳国志》校勘研究 |
| 第二节 《吴兴地记》(《石柱记》)校勘 |
| 第三节 《桂林风土记》校勘集补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魏晋隋唐方志方言材料辑考 |
| 第一节 方言文献及方志方言材料的价值 |
| 第二节 魏晋隋唐方志方言材料的搜集与判定 |
| 第三节 魏晋隋唐方志方言词考证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魏晋隋唐方志整理与研究成果汇总表 |
| 附录二:魏晋隋唐方志总目 |
| 附录三:魏晋隋唐方志同书异名、同名异书表 |
| 附录四:魏晋隋唐方志辑本简表 |
| 附录五:魏晋隋唐方志佚文整理总谱 |
| 附录六:魏晋隋唐方志方言词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总目》“近思录文献”八种提要释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及价值研究 |
| 第一节 简述《总目》的编纂以及版本 |
| 一、《总目》的编纂 |
| 二、《总目》的版本 |
| 第二节 《总目》在目录学上的价值 |
| 第三节 学界关於《总目》的研究概况 |
| 第二章 《总目》子部儒家类“近思录文献”的提要研究 |
| 第一节 叶采《近思录集解》馆臣提要研究 |
| 一、叶采《近思录集解》的《总目》提要与《四库》收录的书前提要 |
| 二、叶采《近思录集解》馆臣提要的考释 |
| 第二节 茅星来《近思录集注》馆臣提要研究 |
| 一、茅星来《近思录集注》的《总目》提要和《四库》收录的书前提要 |
| 二、茅星来《近思录集注》馆臣提要的考释 |
| 三、《附说》研究:《近思录》选语来源考 |
| 四、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和茅星来《近思录集注》对比研究 |
| 第三节 江永《近思录集注》馆臣提要研究 |
| 一、江永《近思录集注》的《总目》提要与《四库》收录的书前提要 |
| 二、江永《近思录集注》馆臣提要的考释 |
| 第三章 《总目》子部儒家类存目“近思录文献”的提要研究 |
| 第一节 李文炤《近思录集解》馆臣提要研究 |
| 第二节 郑光羲《续近思录》馆臣提要研究 |
| 第三节 张伯行《续近思录》、《广近思录》馆臣提要研究 |
| 一、《续近思录》馆臣提要的考释 |
| 二、《广近思录》馆臣提要的考释 |
| 第四节 刘源渌《近思续录》馆臣提要研究 |
| 第四章 关於《总目》未着录“近思录文献”之研究 |
| 第一节 《总目》未着录的“近思录文献”文本探讨 |
| 一、未被《总目》着录的文本概况 |
| 二、未被《总目》着录的原因探析 |
| 第二节 《总目》着录八种“近思录文献”的价值探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明代书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明代书目编纂概况 |
| 二、明代书目的研究价值 |
| 三、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 (一) 历代目录学史中有关明代的章节 |
| (二) 有关明代书目研究的专门成果 |
| 四、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明代的公藏书目 |
| 第一节 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 |
| 一、明代文渊阁的建制与功用 |
| 二、《文渊阁书目》的纂修及其作者问题 |
| 三、《文渊阁书目》的版本 |
| 四、《文渊阁书目》的编纂体例 |
| 五、《文渊阁书目》的特色 |
| 六、对《文渊阁书目》的评价 |
| 第二节 钱溥(等)《秘阁书目》 |
| 一、《秘阁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 二、“未收书目”所录书目的来源 |
| 三、《秘阁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秘阁书目》的学术价值 |
| 五、《秘阁书目》与《文渊阁书目》的关系 |
| 第三节 张萱(等)《内阁藏书目录》 |
| 一、称张萱等人所撰为《文渊阁书目》的情况 |
| 二、《内阁藏书目录》的作者张萱等人 |
| 三、《内阁藏书目录》的版本 |
| 四、《内阁藏书目录》的编纂体例 |
| 五、《内阁藏书目录》的特色 |
| 六、《内阁藏书目录》的价值 |
| 第四节 徐图(等)《行人司重刻书目》 |
| 一、行人司概述 |
| 二、《行人司重刻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 三、《行人司重刻书目》的编纂体例与分类特色 |
| 第二章 明代的私藏书目(上) |
| 第一节 吴宽《吴文定公藏书目》 |
| 一、《吴文定公藏书目》的作者吴宽 |
| 二、《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版本 |
| 三、《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特色 |
| 五、《吴文定公藏书目》的学术价值 |
| 第二节 李廷相《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 |
| 一、《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 二、《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三、《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特色 |
| 四、《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价值 |
| 第三节 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 |
| 一、《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编纂者晁瑮父子 |
| 二、《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版本 |
| 三、《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着录特色 |
| 五、对《晁氏宝文堂书目》的价值评述 |
| 第四节 赵用贤《赵定宇书目》 |
| 一、《赵定宇书目》的作者赵用贤 |
| 二、《赵定宇书目》传世的两个写本 |
| 三、《赵定宇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赵定宇书目》的特色 |
| 五、《赵定宇书目》中反映出的赵用贤藏书特色 |
| 六、《赵定宇书目》对《脉望馆藏书目》的影响——兼议高谷谥号 |
| 第五节 赵琦美《脉望馆藏书目》 |
| 一、对《脉望馆藏书目》作者的考辨 |
| 二、《脉望馆藏书目》的版本 |
| 三、《脉望馆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脉望馆藏书目》的着录特色 |
| 五、《脉望馆藏书目》与《赵定宇书目》的承继关系 |
| 第六节 高儒《百川书志》 |
| 一、《百川书志》的作者高儒 |
| 二、《百川书志》的成书 |
| 三、《百川书志》的版本 |
| 四、《百川书志》的编纂体例 |
| 五、《百川书志》的特色 |
| 六、《百川书志》的价值 |
| 第三章 明代的私藏书目(下) |
| 第一节 李如一《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 |
| 一、《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的作者与编纂体例 |
| 二、各家对《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的着录及该书的版本 |
| 三、《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重视版本的着录特色 |
| 四、李如一的藏书思想 |
| 五、《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存世版本两种的差异 |
| 第二节 祁承(?)《澹生堂藏书目》 |
| 一、《澹生堂藏书目》的作者祁承(?) |
| 二、《澹生堂藏书目》的版本 |
| 三、《澹生堂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澹生堂藏书目》的特点 |
| 五、祁承(?)的目录学思想——兼议《澹生堂藏书训约》与《旷亭集》 |
| 第三节 陈第《世善堂书目》 |
| 一、《世善堂书目》的作者与成书 |
| 二、关于《世善堂书目》是否是伪书的争论 |
| 三、《世善堂书目》的版本 |
| 四、《世善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 五、《世善堂书目》的特点与价值 |
| 第四节 徐(?)《徐氏家藏书目》——兼议红雨楼题跋三种 |
| 一、《徐氏家藏书目》的作者徐(?) |
| 二、徐(?)的聚书与编目 |
| 三、徐氏旧藏书籍的去向 |
| 四、《徐氏家藏书目》的版本 |
| 五、《徐氏家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六、《徐氏家藏书目》的着录特色与价值 |
| 七、红雨楼徐氏题跋三种 |
| 第五节 朱睦(?)《万卷堂书目》 |
| 一、《万卷堂书目》的作者朱睦(?) |
| 二、《万卷堂书目》的版本 |
| 三、《万卷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万卷堂书目》的着录特色 |
| 五、《万卷堂书目》与《聚乐堂艺文目》的关系 |
| 第六节 王道□《笠泽堂书目》 |
| 一、《笠泽堂书目》的作者为王继贤之子 |
| 二、《笠泽堂书目》的版本与编纂体例 |
| 三、《笠泽堂书目》的着录特色 |
| 第四章 明代的史志书目 |
| 第一节 焦竑《国史经籍志》 |
| 一、《国史经籍志》的作者与版本 |
| 二、《国史经籍志》的编纂体例 |
| 三、《国史经籍志》的特色 |
| 四、《国史经籍志》的价值 |
| 第二节 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 |
| 一、《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作者与版本 |
| 二、《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编纂体例 |
| 三、《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特色 |
| 四、《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价值 |
| 第三节 方志艺文志——以(成化)《杭州府志·书籍》与(嘉靖)《浙江通志·艺文志》为例 |
| 一、(成化)《杭州府志·书籍》 |
| 二、(嘉靖)《浙江通志·艺文志》 |
| 第五章 明代的专科书目 |
| 第一节 经学目录 |
| 一、朱睦(?)《经序录》 |
| 二、朱睦(?)《授经图义例》 |
| 第二节 医学目录——以《医藏书目》为例 |
| 一、《医藏书目》的作者与成书 |
| 二、各家对《医藏书目》的着录与《医藏书目》的版本 |
| 三、《医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医藏书目》的特色与价值 |
| 第三节 宗教目录 |
| 一、释藏目录 |
| 二、道藏目录 |
| 第四节 戏曲目录 |
| 一、朱权《太和正音谱·群英所编杂剧》 |
| 二、《录鬼簿续编》 |
| 三、祁彪佳《远山堂剧品》 |
| 四、徐渭《南词叙录》 |
| 五、《旧编南九宫目录》 |
| 六、吕天成《曲品》 |
| 七、祁彪佳《远山堂曲品》 |
| 第六章 明代的特种书目 |
| 第一节 刻书目录 |
| 一、周弘祖《古今书刻》 |
| 二、官刻目录 |
| 三、私人刻书目录——以毛晋《汲古阁校刻书目》为例 |
| 四、坊肆刻书目录 |
| 第二节 引用书目 |
| 一、引用书目的产生与发展概述 |
| 二、引用书目的多种称谓 |
| 三、引用书目的类型 |
| 四、明代引用书目的特点 |
| 五、高武《针灸聚英集用书目》 |
| 六、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采摭诸书》 |
| 七、梅鼎祚《书记洞诠引用书目》 |
| 八、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引用书目》 |
| 第三节 辨伪目录——以胡应麟《四部正讹》为例 |
| 一、《四部正讹》的作者与版本 |
| 二、《四部正讹》的编纂体例 |
| 三、胡应麟的目录学理论——兼议《经籍会通》 |
| 第四节 地方着述目录——以曹学佺《蜀中广记·着作记》为例 |
| 一、《蜀中广记·着作记》的作者曹学佺 |
| 二、《蜀中广记·着作记》的版本 |
| 三、《蜀中广记·着作记》的编纂体例 |
| 四、《蜀中广记·着作记》的特色 |
| 五、对《蜀中广记·着作记》的评价 |
| 第五节 序跋题记——以《读书后》《南濠居士文跋》为例 |
| 一、王世贞《读书后》 |
| 二、都穆《南濠居士文跋》 |
| 余论 |
| 一、明代书目中多样化的类目设置 |
| (一) 二分法与三分法的采用——主要以专科目录为例 |
| (二) 对四部分类法的继承——主要以综合性书目为例 |
| (三) 对四部分类法的突破——主要以综合性书目为例 |
| 二、明代书目对多种分类依据的采用 |
| (一) 设类依据的单一化——以专科目录为例 |
| (二) 多种设类依据的平行并用——主要以《赵定宇书目》、《脉望馆藏书目》等为例 |
| (三) 多种设类依据的立体结合——主要以集部、史部为例 |
| 三、明代插架与分类相结合的书目编制体创——兼议《千字文》编号法在书目中的意义 |
| 四、明代书目中新类目的设立与特殊内容的归置 |
| (一) 藩府类的设立 |
| (二) 举业类的设立 |
| (三) 四书、性理类的设立与理学书籍的归置 |
| (四) 御制类书籍的归置 |
| (五) 个人着述的归置 |
| (六) 类书的归置 |
| (七) 丛书的归置 |
| (八) 释道二家书籍的归置 |
| 五、明代书目编纂的特征 |
| 六、明代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 |
| 七、明代的书目编纂所体现的学术文化特色 |
| (一) 经学与理学 |
| (二) 史学 |
| (三) 文学——兼议明代目录学家版本意识的抬头 |
| (四) 医药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台湾四库学论着目录(三)（论文参考文献）
- [1]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D]. 顾王乐. 吉林大学, 2020(03)
- [2]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四库学研究[J]. 高远. 四库学, 2020(01)
- [3]宋代洛学命运的历史考察[D]. 席中亚. 郑州大学, 2020(03)
- [4]清初金石学研究 ——以着述、访碑、品赏为中心[D]. 王文超. 吉林大学, 2020(08)
- [5]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6]宋代《公羊》思想研究[D]. 杨潇沂. 湖南大学, 2019(05)
- [7]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D]. 黄毓芸.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6)
- [8]《总目》“近思录文献”八种提要释考[D]. 张美英. 温州大学, 2019(01)
- [9]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10]明代书目研究[D]. 孙蕴. 山东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