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大学生就业

一、WTO与大学生就业（论文文献综述）

钱芳^[1]（2020）在《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研究 ——以欧盟和北美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数字贸易、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迭代发展提出了新的需求。目前,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存在多边规则发展滞缓,区域规则发展不均衡,各国金融监管体制差异大、协调难以及现有规则难以应对诸多新问题的困境。欧盟和北美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务市场,欧盟和北美区域的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各自为阵,差异较大。前者是单一市场立法特征下的规则模式,而后者是自由贸易区模式下对服务贸易总协定相关规则影响较深的规则模式。这两种模式在近几十年中一直发挥着对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形成和发展的引领作用。近几年,通过不断发展成熟,欧盟和北美区域规则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重塑发挥着重要的牵引力。除欧盟和北美外,南方共同市场和东盟等其他地区也试图在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领域形成区域经验。然而,从目前来看,这些区域尚未形成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体系,与欧盟和北美地区发展相比发展较为缓慢且尚未成熟,故本文主要聚焦于欧盟和北美作为两大最具代表性的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本文将研究目标定位为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分析经济联盟和自由贸易区不同类型的区域规则在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中的价值,尤其是对于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裨益。同时,聚焦于欧盟和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及其发展趋势对中国对外自由贸易协定金融服务贸易条款及清单的谈判、对内地与港澳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升级以及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对标的借鉴价值。本文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相关定义作了界定,同时梳理了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明确界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金融服务是各类贸易和投资必不可少的经济活动,其独特的基础设施特性以及金融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决定了金融服务的特殊作用和重要价值。随着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深入发展,金融服务贸易呈现自由化的发展趋势。金融服务贸易壁垒以各国国内法为主。内容各异的金融服务贸易壁垒滋生了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碎片化。无规制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金融安全造成了挑战,也为国际金融监管与合作创造了需求,催化了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产生。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包含双边、区域、诸边、多边规则。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面临困境,难以及时满足不断发展的数字贸易和金融科技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需求。基于以上现状,本文将研究范围界定为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出现了多边规则发展滞缓的现状,且多边规则对于涉及国家经济主权以及金融安全的金融服务贸易壁垒常常束手无策。实现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良法善治,需要通过规则的及时和有效供给解决金融服务贸易出现的新问题和新趋势。进而梳理提出了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发展滞缓下的进路、两大引领模式欧盟与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之间的冲突和发展,以及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未来趋势究竟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厘清这些问题对于中国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和法治建设具有指引作用。从区域规则对多边规则供给的一般性论证出发,论述区域规则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以及区域规则的需求与供给,然后从理论的角度、历史的角度以及规则冲突与协调的现实视角三个层面分析了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供给侧效应,以及与其他规则之间的关系。金融服务贸易的各类区域规则载体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被定义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优惠贸易协定以及区域贸易协定三种概念。对区域规则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的研究,首先需要厘清优惠贸易协定、区域贸易协定与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本文使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论述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存在基础、载体形式、多边框架下的合法性及区域法律制度供给侧效应等问题。《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经济一体化协议涵盖众多的服务部门。限制经济一体化协定进行歧视性的行业安排。不得提高与外部成员间的综合贸易壁垒,不得牺牲外部成员的准入程度和机会。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审查经济一体化协定是否符合多边服务贸易体制。世界贸易组织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在多边框架内做了清晰的规定并安排了审核机制。萨伊定律的核心思想是以结构的视角论述供给创造需求。国际法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萨伊定律。国际社会对于国际法的需求催生了国际法,国际法的自身发展又创造了国际社会对国际法的制度需求。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形成的区域集团化实际上反映的是国际贸易规则对适应新发展的多边机制重塑的一种迫切需求,也是国际贸易规则在多边供给不足下的一种现实选择。区域规则拥有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合法存在的空间,同时兼具其自身的灵活性。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纪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规则对多边规则具有弥补、引领和推进的作用。两大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即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两大区域的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更是代表了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区域规则模式。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和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曾对《服务贸易总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更是直接影响了《服务贸易总协定》相关规则的谈判。站在多边规则滞缓的现实视角,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对于推动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向前发展具有正向的作用。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是多边、诸边、双边规则的有效中间站,起着输送并引领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发展的关键作用。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体系从发展伊始就存在两大派系,即欧盟和北美模式。欧盟和北美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最具代表性的金融市场,且各自皆有其金融监管的特色、原则和风格。两大派系的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各成一个体系,在沿着各自特色发展的过程中为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贡献了智慧和经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跨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源于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实际上,北美区域向来是美国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试验区”,北美区域引领着各类美国参与的自贸协定中的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同时又将该“试验区”的北美区域规则不断通过双边、跨区域、诸边机制进行规则的输出。区域一体化机制和世界贸易组织均将实现贸易壁垒的实质性削减作为主要目标。回顾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发展对于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演进提供了路径、共识和先验。除对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作用,区域规则还影响了各国国内法关于金融行业开放及监管的规制。此外,多边规则具有强大的融解功能,区域规则与多边规则是动态发展的。欧盟与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虽然特性差异大,前者属于内部市场法下的规则体系,后者属于自由贸易协定下的范式,但是两者在金融服务贸易规则领域一直发生着诸多的互动和协调,影响着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重塑。总体来看,回应了区域规则的供给侧效应,即结构调整提升法律制度发展的质量,改善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良法善治,解决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痛点。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是区域规则的典型代表。受欧盟单一市场立法的影响,其规则架构、基本原则、指令的内国化、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具有其独特的国际法供给侧示范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除此之外,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同样深受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在规则内容与国际金融法的结合方面更为紧密。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体现了国际金融法、国际投资法与国际贸易法的结合、硬法与软法的结合、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结合、立法与司法的结合、规则与配套机制的结合。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生命力和研究价值在于其内部市场立法特征,在于其类似内国法的修订机制的有效运行使其克服法律滞后性尤其是在数字贸易及金融科技等方面,在于其克服国际法的局限性有效推动国际法的内国化,在于其融合区域各国法律、协调区域各国监管协作的能力。在欧盟法律体系中的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包含各层级的相关法律文件。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法律渊源主要包含:欧盟条约、欧盟条例、诸多的欧盟指令等。其中,最大的特色就是欧盟金融服务指令。欧盟在70年代开始陆续制定了诸多金融服务指令。可以说,数量众多的金融服务指令是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主要法律渊源。同时,也是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主要组成部分和特色载体,是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最重要的立法工具。金融服务指令的内容涵盖银行、保险、证券和投资、监管等各领域。欧盟对转化成员国法的程序等施加了具体的规则要求。欧盟金融服务指令在国际法和国内法联结方面提供了区域经验。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是由其单一市场的立法特征所决定的。有学者将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概括为两个层次四项原则:即第一层次的设立和服务自由原则;第二层次的最低限度协调原则、相互承认原则、母国控制原则。第一层级的原则旨在取消跨境金融服务的法律壁垒;而第二层级的三个原则旨在发挥市场机制,构建金融服务单一市场。基于欧盟单一市场的立法特征,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既涉及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又涉及监管合作和协调;而世界贸易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主要功能定位为推进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本文认为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基本原则,即设立、人员和服务自由原则,其中包括了欧盟基本法所赋予的人员、资本、服务、商业存在等的自由;第二种是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是相互承认原则,它是监管原则第二层的基本原则和母原则,第二层是母国控制原则、最低限度协调原则、一次性原则。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显着特性主要包括:规则框架的系统化;保障机制的强势性;数字贸易和信息数据规则的前瞻性;所涉刑事法律的统一性;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便利性。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主要特征就是其单一市场立法。单一市场立法特征是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区别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模式下的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差异所在。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呈现出内容齐全、结构严谨的特征,规则框架内部协调、调整有序。近年来,欧盟致力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数字贸易及信息数据转移方面的立法和成员国间的协调机制。欧盟通过制定《市场滥用条例》等具有直接适用法律效力的条例,在欧盟所有国家统一其有关市场滥用等刑事犯罪的法律。金融服务领域刑事法律规则的协调是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独有特征。一直以来,欧盟通过贯彻落实其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统一和协调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并通过诸多保障机制以及数据一体化实现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便利化。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基本形成了欧盟金融服务贸易的法治体系,其中包括法律体系、实施体系、保障体系和监督体系。近年来,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运行,更加关注金融服务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保护,关注数字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发展,关注英国退出欧盟后对欧盟规则及其基础设施、金融公司和金融服务的重要影响,如金融机构的“统一护照”问题。对于解决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止步不前问题,欧盟的金融服务法治建设对于重塑新时代的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具有重要的路径和经验价值。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重点是“开放”,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早已基本完成设立和服务自由化目标,进阶为协调和法治运行阶段。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立法活跃度高于北美区域规则,组织机制保障了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立法活动。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是另一极具代表性的区域规则。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起步较早,是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之外的第二大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体系,同时与欧盟规则形成了鲜明的差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曾直接影响并作用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相关规则。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体系历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墨加协定》两代。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起源于双边,融合于多边规则,成熟于区域规则,运用于诸边规则。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在与欧盟规则的冲突中相互影响,在诸边谈判中,不断相遇、冲突、协调、整合,逐步形成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共识。可以说,北美区域是美国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重要根基和规则前沿。研究北美区域贸易规则和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离不开对美国贸易政策以及美国国内贸易政策决策机制层面的研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依然深深根植于美国贸易政策之中,尤其是近年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重燃热情。其中的原因,正是来自于贸易保护政策在历史上对美国经济振兴尤其是工业化及高新技术发展中产生的重要推动作用的“美好回忆”。在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前,美国的一些贸易协定都涉及金融服务。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起源于双边自贸协定《美加自由贸易协定》,成熟于区域自贸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发展于《美墨加贸易协定》。同时,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由于其属于自由贸易协定的特征,不断在美国的双边以及其主导的大型贸易协定中输出。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与世界贸易组织法相类似。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方面,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类似情况”标准,到《美墨加协定》标准的主要核心国民待遇对象的非歧视性原则,后者在“类似情况”的界定方面更加清晰。市场准入原则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金融服务章节没有专列市场准入条款,而是在第1403条金融机构的设立和第1404条跨境贸易中加以纪律约束。《美墨加协定》第17.5条专门设定了市场准入条款,原则上规定了数量限制的纪律。透明度原则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411条规定了提前向所有利害方通过官方出版物、其他书面形式或其他形式公布拟采取的任何普遍适用的措施等具体规定,《美墨加协定》第17.13条规定了相关措施的透明度和行政管理纪律,在利害关系人的程序和实体权利方面比前者更加具体和细致。审慎例外原则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允许“合理”的审慎目的的措施,《美墨加协定》通过明确列举扩展了“审慎原因”的范围并做了限制性条件,采纳了服务贸易总协定《金融服务附件》第2条国内法规（a）款关于审慎例外的规定。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最新的《美墨加协定》金融服务章节的附件三突显出互惠和对等原则的趋势,呈现北美区域规则向双边规则收缩的现象。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显着特性主要包括:自由贸易协定的立法模式;创新负面清单模式的特色;关注投资者权利的特征;东道国和母国管理权的平衡。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领域已经形成了除欧盟模式外的另一种最主要的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源自于其自由贸易协定的立法模式。在数据转移、高级管理人员、市场准入、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等规则方面处处体现了对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和自由化的价值取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创新了不符措施清单的立法技术,对于降低金融服务贸易壁垒、提升缔约方的措施管理及透明度水平具有重要的制度创新价值。关注金融服务投资者的权利是历代北美金融服务规则的特色,符合美国金融服务贸易强国的政策需求。尤其是在《美墨加协定》对申请和审批措施管理的程序性规定的强化后,这一特色更为凸显。此外,东道国和母国的管理权是一个矛盾体,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逐步形成了两者相平衡的特色。《美墨加协定》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改为21世纪高标准的新协定以支持互惠贸易。这一协定还将成为特朗普政府美国贸易协议的模板,影响美国的双边、区域、诸边及多边贸易协定。最新的《美墨加协定》被评价为引领了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进入新的规则标准阶段。尤其是在数据本地化限制、审慎例外的明确性、跨境服务规则的改变、措施管理的透明度,特别是负面清单的制定技术等方面。相比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美墨加协定》对数量众多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更广。欧盟模式有其高标准,但由于经济联盟和政治联盟的起点较高,对于其规则的整体性移植具有土壤适应性的问题。而《美墨加协定》所代表的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更具有制度的灵活性。然而,《美墨加协定》中毒丸条款等设置,对域外国家产生了负面影响,与世界贸易组织经济一体化机制纪律中对于不得牺牲外部成员准入程度和机会的原则发生了背离,值得警惕。本文的立足点是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对中国的启示。欧盟和北美区域是世界最大金融市场,其规则体系引领着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风向标。欧盟和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引领着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重塑。长期以来,这两大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各成一体、发展迥异,又能够以差异化模式共存于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之下。同时,也一直在各自的影响范围内掌握规则的话语权,在双边、诸边经贸协定中不断输出其所代表的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这些趋势集中在数据存储和传输、个人信息保护、监管合作、措施管理透明度、审慎例外明确化、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等方面,以及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安全的平衡、东道国和母国管理权的平衡。欧盟和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在中国对外自由贸易协定金融服务条款及其保留措施的谈判,对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升级,以及国内自贸试验区的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及监管能力的提升等方面都具有启发意义。截止目前,商务部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公布中国已签署自贸协定17个,涉及国家和地区25个。作为目前中国签订的开放水平最高的自贸协定,《中韩自由贸易协定》首次设立了金融服务专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谈判高标准的自贸协定提供了参考和经验。此外,韩国与美国和欧盟分别都已签订了自贸协定,因此《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对于中国迈进高标准的自贸区网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韩自由贸易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条款设置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相似。在支付和清算系统、透明度条款、数量限制规则方面标准高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标准。但是跨境金融服务、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新金融服务、自律组织等条款的缺失,使得《中韩自由贸易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仍低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标准。对于第二代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美墨加协定》标准而言,《中韩自由贸易协定》金融服务条款在数据存储和移动、透明度和措施的管理、跨境服务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区域规则对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升级具有借鉴价值。对内与香港、澳门单独关税区之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属于国内不同关税区间的自由贸易协议。一是并未单独专设章节,二是条款规则参照《服务贸易总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范式,总体上看,较为落后和粗糙。此外,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附件与《美墨加协定》等负面清单范式差别较大。对于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展望,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议加强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体系化;二是金融服务涉及措施的管理模式上,加强措施清单的制定技术和国际对标;三是借鉴欧盟经验在原有侧重内地对港澳开放的范式下,转变为内地和港澳单一市场的建设。因其系国内不同关税区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一特殊属性,朝着单一市场发展值得期待。对于国内关税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欧盟模式对于促进内地与港澳之间的经济一体化以及金融监管的合作和协调具有一定的启示。通过国内自贸试验区对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发展趋势进行压力测试。提升国内自贸试验区金融服务措施的管理和透明度,逐步改善营商环境,形成具有推广作用的金融服务措施管理标准和最佳实践。《美墨加协定》加强了对金融服务措施的管理和透明度的程序以及实体要求,对于利益相关者的程序和实体权利的保护趋势明显,体现了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对于金融服务市场主体的关注。国内自贸试验区在金融服务相关申请、材料补充、通知、流程管理、反馈机制等方面除了现有阶段的一站式服务这类便利化措施外,还应当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提升措施管理的标准和透明度,制定自贸试验区金融服务管理最佳实践并积极加以推广。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一是在形式上应参考《美墨加协定》附件等趋势,以行业及各项不符措施为分类标准。二是在条目上对接国际标准。在制定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时运用国际投资者熟悉的体例和话语体系,主动融入国际规则标准。三是建议单独制定自贸试验区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负面清单,与国际规则高度对接。欧盟在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中的诸多保障机制在国内自贸试验区的土壤中更具适应性,同样值得借鉴。

付正^[2]（2019）在《《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文中提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实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在整个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与变迁的过程中,也呈现出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贪污腐败等矛盾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呈现出的问题都极大地激发了海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他们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试图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等多种方式揭开一个又一个“中国之谜”,并用多元化视角讲述着各式各样的“中国故事”。其中,国外最早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权威学术期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就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历程予以了长达40年的持续关注,累计发表了880篇相关主题的文章,是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参照。本文就以《中国季刊》为个案,对1978年以来该期刊中海外学者关注度最高的“中国改革与发展”这一主题的相关文章进行系统性梳理和评析。本研究采用纵向的宏观考察与横向的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从宏观上对《中国季刊》关于改革开放40年的研究概况进行“粗线条”梳理,把握研究的总体脉络、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以及主要观点;另一方面,从微观上对《中国季刊》研究的具体问题、选取的理论视角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具体地分析和评判,既介绍海外学者的观点,也深入挖掘这些观点背后的内涵与逻辑,并通过“述评结合”的方式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与局限。《中国季刊》关于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与发展历程的研究重点探讨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变迁,本研究就针对这些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述评。正文首先对《中国季刊》的发展概况进行了介绍,包括该期刊的创办历程及运营情况,1978年以来历任主编的研究侧重点、选题偏好及其指导下的“特刊”（Special Issue）,以及《中国季刊》四十年研究概况和研究主题的变迁。接着,围绕《中国季刊》对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的具体内容展开述评。就政治领域而言,主要对1978年以来《中国季刊》关注最多的中国共产党的调适与变革、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和中国政治变迁的前景预判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析。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治发展之路的评价逐渐突破了20世纪80——9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消极悲观论”和“民主转型论”的束缚,愈发认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积极调适和主动变革,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之路也呈现出理解的态度。就经济领域而言,重点围绕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原因、问题与挑战以及前景预判等问题对《中国季刊》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在20世纪80末、90年代初主要被“消极否定”派学者的观点占据上风,他们认为改革的局限性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学者们逐渐改变了之前的判断,不再将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看作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也更加认可中国采取的“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就社会领域而言,《中国季刊》以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组织为切入点分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采用了多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范式探讨了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抗争,并对改革开放后显现出来的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逐渐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对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高度一体化以及国家统筹一切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判断,在对中国民生问题的研究中,也从最开始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严重怀疑逐渐转变为对一些治理举措和改革成效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本文通过对如上问题的研究发现,1978——2018年间《中国季刊》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关注重点、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都发生了变化。总的来看,《中国季刊》对中国的认识逐步趋于理性客观,绝大多数学者都能秉承严谨求实的态度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认可,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也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反思1978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实践,拓展国内学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因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观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缺乏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以及过度依赖西方理论寻找中国现实等原因做出了一些误读和误判,本文对这部分内容也予以了客观的评判和回应。《中国季刊》迄今为止已经连续出版60年,其发表的数千篇文章和书评累积起来就是一部反映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史料库。为此,我们应持续关注《中国季刊》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成果和动向,加强海内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为推动当代中国研究的学理化、国际化,构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能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做出贡献。

秦明旭^[3]（2019）在《中国参与亚太价值链合作的模式演进与绩效评估》文中研究说明当前,全球价值链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显着特征。亚太区域作为全球经贸中心,如何促进亚太地区各经济体内部及彼此之间高效、顺畅的全球价值链合作,不仅关系到亚太区域能否实现持续、包容和平衡的经济增长,更广受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重点关注。继2014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布《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战略蓝图》之后,国内外学术界和实践部门就如何推动亚太经济体更高效地开展价值链合作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亚太地区拥有世界最大的总部经济体美国和最大的工厂经济体中国,是全球价值链联系最为密切的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重要驱动力量背景下,促进高效顺畅的亚太价值链发展与合作,完全符合亚太经济体的利益。中国作为最大的工厂经济体,在亚太地区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与亚太各经济体的价值链合作程度不断加深。但遗憾的是,相关研究尚未构建起科学度量亚太价值链合作的指标体系,也未能全面准确地考察中国参与亚太价值链合作的模式演进及绩效状况。鉴于此,本文借鉴全球价值链研究领域最新研究成果,采用WTO等众多国际组织联合编制的最新版国际投入产出表数据,构建和测算中国参与亚太价值链合作模式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实证考察中国参与亚太价值链合作的绩效状况,以便为中国更有效地参与亚太价值链合作提供政策参考。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中国参与亚太价值链合作的模式演进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与亚太各经济体的贸易合作呈现出“价值链合作为主、非价值链合作为辅”的特征,从演进态势看,中国与亚太各经济体的价值链合作不断深入。此外,中国与亚太各经济体的直接与间接、深度与浅度价值链合作度存在显着差异。从影响因素看,中国产出规模扩大、劳动力禀赋差异、地理、文化与经济距离均显着促进了总体价值链合作,而其他亚太经济体产出规模扩大与技术禀赋差异异产生了显着抑制作用。需特别说明的是,以上结论存在显着的价值链合作方式、合作深度及经济体异质性。2.中国参与亚太价值链合作的模式升级研究发现:无论从参与方向还是参与深度的视角来看,中国参与亚太价值链合作的模式升级指数均相对较低,但从变动趋势来看,其呈现出波动式增长的态势。现阶段中国在亚太价值链合作中依旧面临巨大挑战,国内外众多影响因素制约了中国的在亚太价值链的低位提升,想要突破瓶颈还需进行进一步发展并改革创新。3.中国参与亚太价值链合作的绩效分析发现:从就业结构效应来看,中国的亚太价值链总体合作度抑制了高技能劳动力劳动报酬份额,但对中低技能劳动力劳动报酬份额有促进作用。直接和浅度价值链合作度对三类技能劳动力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效应与总体价值链合作度一致,而间接价值链合作度的影响与总体价值链合作度的影响相反,深度价值链合作度使得低技能劳动力劳动报酬份额缩小,中高技能劳动力劳动报酬份额扩大。由此可见,中国参与亚太价值链合作对各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主要是由直接和浅度价值链合作所导致。从技术外溢效应来看,从总体来看,中国参与亚太价值链合作具有显着的技术外溢效应,其中,总体、直接与浅度价值链合作的技术外溢效应更凸显,且参与亚太价值链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此外,中国参与亚太价值链合作的技术外溢效应存在显着的对象和行业异质性。与亚太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参与亚太发展中经济体价值链合作的技术外溢效应更为强劲,中国参与亚太价值链合作对低技术行业技术外溢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高技术行业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显着。从收入差距效应来看,总体而言,中国参与亚太价值链合作缩小收入差距,此外,复杂程度高的价值链合作扩大收入差距,复杂程度小的反之;分经济体视角下,发达经济体在高技术行业管制的情况下造成间接价值链合作使收入差距扩大,但总体上缩小收入差距;分行业视角下,价值链合作扩大低技术行业收入差距,缩小中高技术行业收入差距;最后,价值链合作度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关系。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得出如下主要政策启示:首先,应参与亚太价值链合作,努力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与亚太各经济体的价值链合作有利于缓解中国当前的就业压力,还会产生显着的技术外溢效应,推动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但中国目前参与亚太生产分工网络仅停留在加工组装阶段,不利于实现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升级。因此,中国在积极推进合作的同时,要向从事中间产品生产、设计、研发等更高的价值链环节转移,提高对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解决就业结构性失衡问题。其次,大力提倡自主创新理念,鼓励企业开展研发工作。企业可以通过加大对研发工作的投入,与国外先进企业合作,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制度和高级人才,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从而达到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摆脱对发达国家技术依赖的目的。而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提高科研资助等手段来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激励企业自主进行核心技术的研发,向价值链高端迈进。由于中国参与亚太价值链合作处于较低端的环节,也在面临着价值链缩短与重组、劳动力优势不断丢失、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带来的挑战,因此应逐步提升科技创新水平,突破“技术锁定”重围,加深价值链合作程度。再次,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提高劳动力素质水平。劳动力素质是影响企业研发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就业结构优化等活动的关键因素。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老龄化”、“刘易斯拐点”等问题接踵而来,政府应该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加强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继续改革户籍制度、发展职业技能教育、建立就业协调机制,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质量,使各技能类型劳动者能就业、想就业、就好业。最后,积极支持中高技术行业深入参与亚太价值链合作。中国参与亚太价值链的技术外溢效应存在显着的参与对象和行业异质性,故在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这种差异性。具体而言,应进一步增强对中高技术行业的支持力度,积极引导中技术行业全方位嵌入亚太价值链分工和高技术行业从前向嵌入亚太价值链分工,大力推进各行业的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进程。此外,在鼓励各行业与亚太发展中经济体开展价值链合作的同时,应更大力度地支持和引导各行业通过出口中间品与亚太发达经济体开展浅度价值链合作。

薛卫洋^[4]（2018）在《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尤其在高等教育领域,近些年来被誉为与公办高教、民办高教并列的国内高教“三驾马车”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规定,中外合作办学的办学者必须有中方教育机构,在高等教育领域即为我国的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通过数据查询发现,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相较于公办高校,相对不足。民办高校是否需要发展中外合作办学?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缘何不足?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如何适应民办高校的分类管理?这些问题构成了本研究的缘起。概括而言,本研究主要集中于六方面研究。其一,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背景和意义。研究发现,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背景在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高水平民办大学建设需要,“一带一路”建设与我国教育新时期对外开放要求,高等教育国际化大发展与中外合作办学特殊价值定位以及跨境高等教育具有的复杂性、风险性与中外合作办学的规范性使然;民办高校发展中外合作办学的意义则在于,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助推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和高水平民办大学建设,适应国家对外开放战略新需求,提高民办高校办学国际化水平,规避民办高校涉外办学风险。其二,对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现状进行剖析。梳理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整体数量、年份变化、举办期、在办学机构和项目数,从办学层次、省份分布、学科专业、师资与课程等方面分析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办学结构,对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中外方高校进行相关分析,统计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招生方式与规模、在学生和毕业生规模,学历学位颁发情况和预期培养人数。现状研究发现,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呈现出整体规模较小、办学层次较低、校均设立或举办机构和项目数偏少;基本形成东中西部地区递次发展局面,与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匹配度不高。其三,对影响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基于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中外合作办学基本规律及其原则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指导,从观念意识、管理体制机制、办学资源等方面对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进行内外部相关因素分析,发现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其四,分析讨论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未来面临的挑战和新机遇。研究得出,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未来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改、公办高校的竞争、国内对于国际教育高端化的需求以及我国教育市场开放的冲击。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未来面临的新机遇则在于跨境教育大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催生的合作办学新需求,和国家与地方支持民办高校和中外合作办学进一步发展。其五,对国外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经验进行分析总结并反思——以马来西亚为例。在对马来西亚社会、其高等教育和私立高等教育体系介绍的基础上,梳理马来西亚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背景、历史脉络,总结其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的主要形式。研究发现,马来西亚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呈现出:政府注重规划引导与服务、法律政策制度保障充分、注重质量保障和私立高校举办意愿强烈等特征。基于此,得出政府的支持态度与否,是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发展的前提;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体系的完善,是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发展的基础;完善的跨境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发展的必要保障;能否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则是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发展的根本。其六,对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作出趋势预判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认为,未来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办学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但在不同办学形式和层次上仍将有所差距,在民办高校分类管理的背景下,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未来的主体将是非营利性的。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和现实因素的考虑下,对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提出坚持党的领导、维护教育主权、坚守公益性、特色差异化发展和保护学生权益等原则。建议我国政府未来从落实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同等办学地位、推进民办高校自身治理体系完善、适时推动中外合作办学分类发展、倡导民办高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办学等方面加强相关顶层设计。在推进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具体举措上,建议:民办高校加强办学质量建设、提高社会声誉;提升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科学认识、明确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界限;拓宽办学主体、加强与国内外企业联合办学;地方政府可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和设立专项支持项目。

旷群^[5]（2018）在《我国普通高中学生境外高等教育升学需求研究》文中认为我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同期学成归国人员数量增长迅猛,虽然海外文凭随之逐渐失去光环,留学的经济收益并不乐观,但留学需求仍然持续强劲。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一些重要问题:人们放弃境内高等教育机会而选择出国读大学的驱动原因是什么?留学决策所考虑的主要因素是什么?除了经济因素,人们的境外高等教育需求的产生是否受到其他社会文化的因素的推动?留学目的国和学校的选择受到什么影响?我国境外高等教育需求是否存在着盲目性?本研究将境外高等教育需求看做连续的发生过程,结合消费者行为理论、院校选择理论和推拉理论等重构了个人境外高等教育需求过程发生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文献梳理、小样本测试等方式整理出需求发生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影响因素,按照新划分的六个维度归类建构新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设计了调研工具以了解境外高等教育动机产生的原因以及人们选择境外高等教育的影响因素。研究采用混合式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收集数据。研究者实地走访了全国15个城市的27所公立高中和1所中外合作大学,收集问卷2500余份。问卷的发放以国际部学生为主,选择少量在同一学校的普通班级就读的学生作为比较群体样本,利用SPSS软件对问卷结果进行分析。选取在校学生、老师、学校管理人员、家长、已经在国外大学就读的学生、留学中介六大群体进行了访谈,访谈人数达到140人次,访谈时间超过100小时。研究发现:1)我国高中生留学意愿强烈,需求产生时间较早,高中国际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境外高等教育需求的产生,但也造成了许多被动需求;2)境外高等教育满足了我国社会多元化的教育诉求,人们对留学的投资收益预期逐渐回归理性,但是对消费性收益的预期较高;3)教育国际化的推进、中外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以及人才选拔和培养模式的差异推动了高中学生境外高等教育升学需求,海外高校的市场营销策略拉动需求,个体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诉求构成了强烈的内部驱动力;4)中国的民族性对留学动机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其中根文化、孝文化、面子文化作用明显;5)经济因素对境外高等教育需求产生的影响较小但是对需求的内容（留学国家、学校）的影响较大,人们更偏好学费和生活成本较低的地方;6)对留学者安全的担忧、国内的情感因素和跨文化能力欠缺是阻碍留学的主要原因;7)国外高等教育质量是学生选择留学目的地时考虑的最重要因素,其次为国外高校的社会声望（包括雇主评价、预期收入、就业前景、社会认可）,高校的市场推广策略和教育国际化的合作活动等市场因子的作用也不可小觑。研究同时发现我国高中生境外高等教育升学需求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与非理性。决策主体缺乏对境外高等教育的正确认知,同时也缺乏对受教育者的兴趣、能力、智力的理性认知,未形成清晰的留学规划,从众跟风行为严重。境外高等教育选择过于单一与集中,在留学院校和专业选择上喜欢扎堆,过度依赖排行榜信息。信息不对称和中国社会心理导致的认知偏差是盲目留学的主要根源。需求主体的信息意识较强,但由于信息渠道不通畅、信息利用能力弱无法获得充分的、准确的信息,容易受到参照群体的影响,严重影响了认知与判断,低估留学风险,从而导致盲目的留学决策。研究认为我国普通高中生的境外高等教育升学需求规模将持续增长,但学成归国发展的比例也将进一步扩大。在家庭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下,个体留学将逐渐从以家庭投资决策行为为重点转向消费决策行为为重点,需求主体将从关注留学所带来的身份职业变化转变为对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注重。因此需要政府部门、社会媒体、学校以及家庭共同合作构建一个合理的高中生出国留学保障体系,规避留学风险,提升境外高等教育消费体验满足感。由于研究者的时间、精力和经济能力有限,调研完成较为仓促。抽样样本的地区分布稍显不均匀,不留学群体的样本偏少。此外个体行为产生的影响因素错综复杂,本研究难免有疏漏,可能导致研究结论不够全面与深入。

李仁宇^[6]（2017）在《中国贸易开放、人力资本与人口转变的理论与实证》文中认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对外贸易得以快速发展,充分利用了中国的人口红利,显着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口增长实现了高出生率向低出生率的转变,尤其是近年来人口结构逐渐老化,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另一方面,无论是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还是人口转变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那么,迅速的外贸增长是否影响了我国的人口转变呢?地区间对外贸易与人口转变的发展差异之间是否存在显着的联系呢?理清这一问题对完善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推动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而在贸易开放、经济发展以及人口转变这些方面之间的关系中,由于资源约束条件的存在,人口数量与质量的替代效应关系是其中的关键机制,人口的数量增长与质量提升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建立在人口数量与质量的替代效应关系基础上,尝试揭示贸易开放与中国人口转变的关系,并将人力资本作为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个桥梁。本文首先对贸易开放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计量检验。本文先是从劳动供给的视角阐释了贸易开放影响家庭教育决策的影响机制;基于“入世”的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和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考察贸易开放对家庭教育决策的影响;进一步引入家庭劳动供给,建立中介效应模型,考察贸易开放通过家庭劳动供给影响教育决策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贸易开放显着降低了我国家庭6-22岁,尤其是13-18岁个体的入学率,特别是对农村、低收入家庭受教育个体入学率具有更加显着的负向影响。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贸易开放显着影响了父母的劳动供给,尤其是通过扩大母亲的劳动供给进而对子女的入学率产生负向影响;区分劳动供给技能结构后发现,贸易开放显着提高了母亲的非技能型劳动参与率;贸易开放也提高了 6-22岁个体的就业参与,增加了他们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从而导致入学率下降。进一步基于1981-201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也表明,贸易开放促进了对我国非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增长,抑制了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接下来,本文分析了贸易开放通过人力资本影响人口转变的机制;进一步建立计量模型,采用我国1981-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结合工具变量估计方法,实证考察了贸易开放对地区人口转变的影响。结果表明:即使在控制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贸易开放仍然对中国人口转变有重要影响,一方面贸易开放通过增加地区人均收入,提升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促使出生率下降,加速了地区人口转变;另一方面贸易开放通过扩大对非技能型劳动力需求,减缓我国地区人力资本积累,促使出生率上升,进而抑制了地区人口转变。实证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和出生率之间存在显着的替代效应,这支持了关于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的论断。另外研究还表明,在我国人口转变过程中,计划生育政策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人均收入、城镇化水平和工业化等因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本文研究中国的人口转变、人力资本给对外贸易发展带来了的影响。本文将中国出口贸易分解为扩展边际、数量边际、价格或质量边际,进而利用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中六位码出口数据,对各地区出口三元边际予以测算和分析;接下来,简要梳理分析了人口结构、人力资本影响出口边际的理论机制;最后建立在理论分析和引力模型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人口结构、人力资本影响地区出口三元边际的动态面板模型,并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人口结构、人力资本对地区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结构、人力资本对地区出口扩展边际、数量边际和质量边际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差异。本文深化了对贸易开放、人力资本与人口转变关系的研究,也丰富了对中国人口转变的现有研究。本研究具有丰富的政策建议:第一,我国政府应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升级,特别是要不断降低以低技能和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加工贸易比重,加快高技能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从而扩大对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第二,进一步加强包括公共教育、职业培训以及社会保险的财政投入,降低人力资本投资成本,从而促使个体增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第三,不断推进城镇地区住房、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险等方面改革,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和改善公共服务。第四,加强家庭发展扶持体系,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对生育予以鼓励和扶持。第五,鼓励和支持不同地区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差异化的贸易开放和人口发展政策。

程欣^[7]（2015）在《我国高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改革研究 ——基于就业能力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之间的国际经济贸易往来日益加深,一国对外贸易经济的发展指标往往会带动该国的全球影响力指标。经过多年的磨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贸进出口高速发展,已然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却不是贸易强国,国际经贸领域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而这种竞争最终将表现为人才竞争,特别是高素质专业人才的竞争。我国高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一直是经济学门类中毕业生规模最大的专业,研究这个有着庞大毕业生规模的专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当前,在就业难的压力之下,许多应用型高校的国际经贸专业都在进行旨在提高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转变,但受长期专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我国国际经贸专业的课程仍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国际经贸专业课程应怎样改革才能有效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基于这样的形势和认识,本论文提出了核心研究问题:如何在国际经贸专业课程改革中融入就业能力的培养?为了全面深入地回答该研究问题,本研究综合运用了文本分析、问卷调查、访谈调查、案例研究、历史研究等方法,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介绍国际经贸专业课程改革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国内外文献综述、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基本概念的界定与描述及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为我国高校国际经贸教育的历史追溯,主要是对从萌芽、起步、探索到发展的四个阶段进行了简要的回顾,从中梳理出一些经验和值得深思之处。第三部分为国外高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基于就业能力改革的探索,对英国和澳大利亚两所大学的国际经贸专业课程改革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从而得出了一定的改革经验。第四部分为我国高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现状调研,包括了对国际经贸专业课程设计的文本分析,用问卷与访谈调查的方法洞悉了毕业生和企业雇主对国际经贸专业课程改革的诉求,了解了当前的课程现状及对毕业生就业能力的评价,并获得了相关的课程改革建议。第五部分从就业能力的视角探讨了我国高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应如何改革,首先分析了课程目标及重建的措施,其次对课程结构与内容进行了优化与调整,并尝试构建了要素设计的框架,最后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改革进行了阐述和探究。第六部分为本文的研究总结与展望。本论文得出的主要结论:第一,在课程目标方面,要明确以培养就业能力为核心的目标,在课程目标的重建中,要注意让学生尽早明晰就业能力要求及其重要性;并加强与国际经贸企业的合作,体现企业界的参与。第二,在课程结构与内容方面,首先要对课程结构进行优化,具体体现在课程类型、学分比例、学习进程、学习场所这四个方面的改革。其次应对课程内容进行调整,如适当精简课程,进行内容整合;增加每门课程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更注重课程的质量,而非数量;结合当前经贸形势增加新的内容。最后在对课程结构与内容的要素进行框架设计时应体现出基于就业能力的特点。第三,在课程实施方面,教师应在课程教学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综合性的就业能力。要做到采用多种方式将就业能力嵌入到课程教学中,如贸易情境模拟、研讨、团队业务合作、经贸业务软件操作、真实业务案例分析、双语课程、企业现场的学习等;营造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氛围,特别是要加强学生在课程中的主动学习和深入思考,并尽可能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服务,如配备学业导师、设置专门的办公时间与学生交流、聘请国际经贸企业的资深业务员作为实践教学的指导老师、在课程中穿插专门提高就业能力的专题讲座、提供配套的辅助支持等。第四,在课程评价方面,应明确课程评价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发展,通过多种形式的评价方法考核且激发学生的就业能力,尤其应重视形成性评价。同时应注重发展性的学生成长记录,不仅记录学校给出的课业成绩,也记录学生们在就业能力培养中的进步,这既有助于学生阶段性地进行学习总结与反思,也有助于企业雇主更全面客观地了解毕业生。本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通过学习国外高校该专业课程改革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的本土特色,探索出就业能力视域下我国应用型高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改革的路径,为高校正在展开的将就业能力融入课程的培养方案提供参考和借鉴。

张引^[8]（2006）在《加入WTO后高校思政教育与人才培养环境》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加入WTO以后,国内教育市场逐渐要承受来自国际教育越来越强大的竞争压力。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环境,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顺应时代,迎接挑战,为培养新型高素质、国际型综合人才服务。

萨茹拉^[9]（2004）在《加入WTO与大学生就业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加入WTO给我国就业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社会对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大学生就业面临着日趋激烈的竞争。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训练和培养大学生的各种职场能力,调整大学生就业对策以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

姜继红,刘礼明^[10]（2003）在《加入WTO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社会学思考》文中认为我国加入WTO后,激烈的人才竞争使就业问题突显起来,大学生就业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为此,必须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完善大学生就业机制,为大学生充分就业创造机会和条件。

二、WTO与大学生就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WTO与大学生就业（论文提纲范文）

（1）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研究 ——以欧盟和北美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参与亚太价值链合作的模式演进与绩效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4）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我国普通高中学生境外高等教育升学需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贸易开放、人力资本与人口转变的理论与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7）我国高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改革研究 ——基于就业能力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8）加入WTO后高校思政教育与人才培养环境（论文提纲范文）

（9）加入WTO与大学生就业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加入WTO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社会学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四、WTO与大学生就业（论文参考文献）

• [1]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研究 ——以欧盟和北美为例[D]. 钱芳.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2]《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D]. 付正.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3]中国参与亚太价值链合作的模式演进与绩效评估[D]. 秦明旭. 辽宁大学, 2019(05)
• [4]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研究[D]. 薛卫洋. 厦门大学, 2018(06)
• [5]我国普通高中学生境外高等教育升学需求研究[D]. 旷群.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1)
• [6]中国贸易开放、人力资本与人口转变的理论与实证[D]. 李仁宇. 湖南大学, 2017(06)
• [7]我国高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改革研究 ——基于就业能力的视角[D]. 程欣. 南京大学, 2015(05)
• [8]加入WTO后高校思政教育与人才培养环境[J]. 张引.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04)
• [9]加入WTO与大学生就业对策研究[J]. 萨茹拉.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03)
• [10]加入WTO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社会学思考[J]. 姜继红,刘礼明.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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