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两岸关系》

一、读《两岸关系》六乐（论文文献综述）

连婉廷^[1]（2021）在《象征、动员与认同：音乐的三重政治功能研究 ——以“中宣部100首歌曲”为分析对象》文中提出音乐是一种包含人类丰富情感与复杂认知的艺术表达,能够为人类提供多样化的社会功能,例如审美功能、教化功能、娱乐功能等。音乐的题材、体裁是丰富多样的,不过并非所有的音乐都主要服务于政治。在政治场域之中,部分音乐作品能够发挥政治功能,这类作品以表达政治信息为目的,塑造了“音乐政治表达”,发挥了相应的“音乐政治功能”。与普通的音乐表达不同的是,只有在政治场域中传递政治信息的音乐表达,才是音乐政治表达。由此,立足于音乐政治表达分析音乐政治功能,是政治学研究中具有音乐与政治交叉研究属性的重要范畴。政治与音乐具有相关性,虽然政治与音乐是看似相互独立的文明系统,拥有各自的形成逻辑与各自成熟的研究领域,但是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每一个独立的子系统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联。这些关联推动了事物的产生、发展与变化,引发了由学科之间相互交融所产生的新理论、新方法与新逻辑,这些新的知识体系拓展了人类认知,丰富了人类文明成果,也构成了解释音乐政治表达的依据,为厘清政治与音乐之间的逻辑,提供丰富的学术想象空间和理论探索驱动。音乐政治表达能够发挥某种政治功能,象征、动员与认同便是其中三重较为常见的功能。自古以来,音乐政治表达的例子屡见不鲜,无论是中国古代礼乐文明中“乐与政通论”,还是柏拉图所提及的派地亚过程中音乐对教化民众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抑或是亚里士多德对音乐调性和德性之间的关联性阐述,都能够反映出政治家通过音乐的强动员性、象征作用和塑造情感的价值,从而教化民众以实现促进社会稳定等政治目的。从音乐的社会价值来看,音乐能够充实人类精神、调动人类情感、传承人类文化以及塑造人类文明,无论运用明示还是隐喻的方式,音乐政治表达都在政治文化中传递着政治信息,并以艺术表达和意识形态传播的姿态广泛存在。本文的总体架构是总分总的形式,第一章总体概括了音乐政治功能的基本内涵、三重功能的内在关联以及相关基础理论。最后一章总结了音乐政治表达的双向性和从责任视角延伸音乐政治研究的可能性。中间三章以并列式的方式进行展开,三种功能都通过功能主义中“结构-过程-功能”的研究层次进行具体分析。首先,概念性的解释音乐政治表达的内涵是本研究的基础与前提。因为,并非所有的音乐表达都能够实现政治功能,并且不同音乐所发挥的政治价值不同。不同音乐的具体内容、传播路径不同,这些差异成为了是否能够实现音乐政治表达以及实现何种政治功能的依据。因此,本研究并非在针对音乐的艺术性进行探索,而是立足于政治学的视角,将部分音乐作品作为分析对象,进而挖掘三重音乐政治功能的机理。其次,音乐政治功能很多,但是象征、动员与认同是较为常见的并且对政治需要而言十分重要的音乐政治功能。辨析音乐政治功能可以借鉴社会学的功能主义理论,并将其细化为“结构-过程-功能”三个维度。结构方面,从音乐的自身结构以及音乐的社会分工来理解音乐政治表达的微观结构与社会宏观结构。过程方面,音乐的政治情感、政治认知表达能够促成某种政治目标的实现,这一过程便是音乐政治表达能否发挥某种政治功能的过程。功能方面,不同的结构与过程可以塑造不同的音乐及其音乐的政治实践,音乐可以通过特定的结构与过程实现某种政治功能。最后,本文终章总结了音乐政治表达具有双向性的特点,对于政治稳定而言音乐政治表达的作用可能是正向的,亦可能是反向的。反向作用易引起群体性事件,引发争乱等。因此音乐政治表达需要从责任的视角对音乐创作者责任以及政府对音乐宣传的责任两个方面加以延伸。本文的研究重心在于三重政治功能,不同政治功能的产生逻辑不同,因此三重音乐政治功能的分析重点也有所不同。首先,音乐政治象征方面。能否实现音乐政治象征功能在于音乐符号能否通过政治意义的在场,实现符号的价值转向。通过政治权力的作用使广义的政治意义进行强化,从而实现音乐政治象征。其次,音乐政治动员方面。实现音乐政治动员功能的核心在于是否能够进行情感的唤起,进而引发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变化,从而通过音乐对人们的思想与行为进行动员。最后,音乐政治认同方面。实现音乐政治认同功能的关键在于音乐中所表达的身份信息,能否使认同主体产生同一性、归属感、利益满足。因此,符号、情感与身份是厘清音乐象征功能、音乐动员功能与音乐认同功能的核心理论,具体展开如下。第一,音乐政治象征功能是通过音乐符号与政治意义相结合,形成的能够给人呈现出神圣性、权威性的音乐政治符号。音乐政治象征是包含政治意义的音乐符号,符号与象征之间的普遍差异在于意义的在场。因此,音乐政治象征既是音乐符号,更是饱含政治意义的政治象征。借助皮尔斯符号三元论可以发现,符号意义通过像似、指示与规约的方式被修辞,从而表达某种既定的意义。音乐政治象征通过音乐符号表达某种政治意义,并通过政治权威的认可、塑造和强化这一政治意义,最终生成具有权威性与神圣性的音乐符号,进而产生象征性权力。虽然各国国歌是音乐政治象征功能的标志性作品,但是发挥政治象征功能的音乐表达远不止于此。所以,本文将“中宣部100首优秀歌曲”进行分类,从音乐的国家政治象征、音乐的政党象征以及音乐的政治精神象征三重角度进行作品梳理。研究发现,音乐政治象征功能具有神圣性、修辞性、权力转化性的特征,即政治象征的音乐表达具有神圣性、音乐的政治意义需通过修辞性实现、音乐的政治象征过程中的权力具有转化性。第二,音乐政治动员功能通过音乐情感的价值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促发群体参与政治运动,以实现政治目标。政治动员与相对较静态的政治象征不同,政治动员的目的是为了影响人们的思想与行为,通过唤起并培育政治情感,实现对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的动员。音乐的价值在于它既能够携带政治信息,同时也是情感的表达。音乐自身的旋律与节奏的配合更替能够引发听众对情感的期待和释放,再加之歌词中明确表达的政治信息,使音乐更适合于唤起和培育某种政治情感,并且音乐的社会感染性能够影响广泛的人群。因此,音乐在抗战、“下乡”等政治情景中都发挥着不可磨灭的动员功能。研究发现,音乐政治动员功能具有人民性、明确性、社会感染性特征,即音乐政治动员以创作人民性内容为主、音乐政治动员事件具有明确性、音乐的社会感染性是实现音乐政治动员的关键要素。第三,音乐政治认同是通过音乐的情感信息与文本信息,向公民传递情感与认知,以促进公民认同心理的政治过程。因为音乐政治认同功能是建立在公民认同基础上的,所以身份不仅是理解政治认同的核心要素,也是解释音乐政治认同的核心脉络。音乐中的政治信息不仅能够表达与身份相关的内容,同时也能够代表不同的身份。在音乐政治认同表达中,无论是由血缘、族群构成的“先天”的历史与文化观念,还是被“后天”的情感与社会认知改造而形成某种政治情感,抑或是通过利益驱动而形成的政治认知与政治倾向,都需要通过认同主体对音乐表达中的有关身份的信息进行价值判断。研究发现,音乐政治认同具有公民性、分层性、边界性,即公民性是音乐政治认同的来源、音乐政治认同的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众以及传播内容具有分层性、音乐文化认同的跨边界性能够跨越政治的边界。总体来看,本文聚焦于自上而下的音乐政治表达范畴,因为正是这类音乐作品凝聚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家国情怀。然而,在广泛的政治文化中,自下而上的表达也是音乐政治表达中不可忽视的范畴,例如美国摇滚中具有大量的体现反叛精神的音乐作品。因此,政治责任对音乐政治表达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责任能够促进音乐政治表达的有序发展,发挥功能最大化。政治责任是完善音乐宣传体系的重要依据。一方面,政治责任可以使政府能够指导、改进和监督音乐宣传的内容、制度和机制。另一方面,音乐政治表达也需要基于具有政治责任意识的创作动机。就此而言,本议题还具有更加广阔的探索空间。

韩伟^[2]（2021）在《凤鸟与中国艺术精神》文中研究指明"凤鸟"作为中国信仰体系中的族群性概念,它不仅是艺术实践领域的重要意符,更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深层建构者。从石器时代的出土文物及有关"传说时代"的文献记载中,可以确定凤鸟崇拜在华夏信仰中具有共通性。随着"凤鸟"逐渐从天地信仰体系向艺术信仰体系的滑移,其对时间性艺术（如乐舞、音乐文学）和空间性艺术（如绘画、建筑）发生了全面影响,从而促进了中国艺术精神中"凤鸟模式"的形成。"凤鸟模式"对中国艺术、美学产生影响的根源在于:凤鸟与天地的关系,促进了"艺以象德"与"艺以适性"两种艺术主题的形成;凤鸟呈现出来的理想化形式美,构成了催动艺术发展、完善的重要"形式因";凤鸟对"和谐"的艺术理想、"感物"的艺术发生观以及"动天地,感鬼神"的艺术功能论的形成,都具有理论层面的原型意义。

郑佳颖^[3]（2021）在《嘉兴府志所见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王一雯^[4]（2021）在《鲍元恺《台湾音画》配器研究》文中指出

辛颖^[5]（2021）在《汉代乐舞戏剧形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为了探讨中国古代戏剧从上古祭祀歌舞逐渐演进到“歌舞演故事”的戏剧形态的根源,前辈先贤从“戏”的文字训诂考证寻求答案,然而“戏”只是中国古代戏剧早期形态之一。“戏”的演化路径只能代表中国古代戏剧早期形态演进方向。上古祭祀乐舞涵养了中国古代戏剧的萌芽,而汉代乐舞则是中国古代戏剧从乐舞向“歌舞演故事”的戏剧形态演进的过渡环节。本文拟用五章展开论述。第一章讨论秦汉时期“戏”的具体含义及其表演形态。通过对“戏”字的训诂考源,发现“戏”从“戈”有演武传统;从“虍”有军事活动的性质;从“豆”袭得祭祀功能。通过近古期两周系和六国系“戏”字用例证明,“戏”是具有演武传统和祭祀功能的角抵表演。在秦汉时期,“戏”在角抵的表演形态之外,又受到上古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影响,形成诸如《蚩尤戏》《东海黄公》等角抵演故事的戏剧形态。“戏”并不是中国古代戏剧的统称,而是指具体的表演形态。在汉代,不仅角抵呈现出戏剧形态特征,汉代歌舞百戏中的一些节目也呈现出“演故事”的戏剧形态特征,中国古代戏剧早期形态是多种“戏”的集合。第二章讨论汉代的司乐机构。“戏”只是中国古代戏剧由乐舞向戏剧演进的个案,汉代乐舞管理机构及职能调整深刻影响了汉代乐舞向戏剧形态演进的进程。汉代的司乐机构由执掌郊庙雅乐的太乐、参与制作郊祀乐舞的乐府以及执掌皇家卤簿的黄门鼓吹三部分组成。相较周秦时期的司乐机构,汉王朝一方面承袭了周秦太乐,继续由太乐执掌郊庙雅乐;另一方面扩大乐府职权,增设黄门鼓吹。具体说来,通过为乐府设置协律都尉,扩大乐府司乐的职权。乐府有采诗入乐的职能,拓展了汉代乐舞的来源和渠道。同时,汉代将边地鼓吹纳入到皇家法驾卤簿,作为仪式乐,也用于赏赐军功。汉代司乐机构及职能调整,不仅拓展了乐舞的来源渠道,汲取民间和西域歌舞;也使得汉代乐舞从礼乐阐释向娱乐观赏转变,形成乐舞的演述形态。第三章讨论汉代乐舞的演述形态。在周代礼乐制度下,诗是天子“听政”的渠道之一。沿续先秦采诗入乐的传统,在叙事参与下,汉代乐舞实现了由先秦“听政”向汉代“观政”的演述形态转变。歌、舞甚至伎艺表演构成了汉代乐舞“演”的形态,而歌辞、舞辞中的叙事内核则构成了乐舞“述”的内容。在“观政”的诉求下,“观”与“演述”形成了二维互动。汉代乐舞演述形态在留存时“演”与“述”的分离,乐舞形态留存于汉代乐舞画像石（砖）、乐舞人俑等乐舞文物中;而乐舞的歌辞、舞辞则留存于传世文献,形成后世所见的乐府诗。汉代乐舞的演述形态极具开放性和创新性,主要体现在:通过改题创作和模仿乐府古题两种方式生成新的乐舞。第四章讨论汉代乐舞的节目组织形态。东汉时期对歌舞、角抵、总会仙倡、幻术、戏车等表演概称之为“百戏”。通过传世文献与乐舞文物的双重印证,汉代乐舞中的“百戏”在节目组织形态上呈现出节目团块结构,“百戏”实则是各类节目的集合。乐舞节目的团块结构按照同类归属的原则形成次级“类目”,最终呈现出“百戏——类目——节目”团块结构。乐舞节目的团块结构极具灵活性,可以根据表演时长和表演场地等具体要求做出相应的调整,既可以在大规模广场使用几个类目联演,也可以择取几个类目中的经典节目用于达官贵人府邸的厅堂娱乐。在乐舞、百戏中个别节目高度发达,形成经典剧目。第五章汉代经典剧目属性考辨。由于百戏节目之间以及类目团块之间的松散性,使得这个以节目为基础的团块结构不仅可以随着时间推移增减节目,还可以依据广场、园林、厅堂表演过程中随主客喜好任意配搭,经典节目反复搬演,推动汉代乐舞生成诸如《蚩尤戏》《东海黄公》《公莫舞》《优孟衣冠》等经典剧目。经典剧目的出现使得节目在命名上,摆脱以歌、舞或伎艺等以属性命名,而是以叙事内容命名。这就使后世学者误认为中国古代戏剧在秦汉时期已经出现用于搬演的成熟戏剧。客观地说,汉代经典剧目只是乐舞反复搬演的结果,剧目是汉代乐舞向戏剧形态演进的一个阶段特征。

闫咚婉^[6]（2021）在《黄帝神话传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黄帝神话传说的发展历程贯穿着整个中华文明的演进历史。在历代史籍中,黄帝是一位集武功、发明、盛德等于一身的圣王典范;在汉画像石中,黄帝时而是威严的天神,时而是凡人羡慕的升仙者;在道教文献中,黄帝是一位潜心修道、拥有道门法术、升天得道的宗教偶像;在俗文学作品中,黄帝是一位垂衣裳而天下治,有道、有术、有德的明君。可以说黄帝神话传说在历代的发展中呈现出形象多元化、事件丰富化、意义多重化、体裁多样化的特点。黄帝神话传说的内涵实则为不同时代文化的内容体现,例如民族的思维模式、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图、民众的信仰需求等。基于上述背景,本文立足于讨论这样的黄帝形象——存在于历史、文学等书面文献,民间口承文献与出土文献中的“黄帝”,不对其作历史真实性的专门考证工作。本文无意于对黄帝神话传说进行古史考据方面的突破,而是希望较为全面、客观地呈现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背景中,黄帝神话传说形成演变中重要的几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以丰富的黄帝神话传说文本为基础,注重多学科知识的交叉利用,展现黄帝神话传说在不同时代的面貌以及以重要人物关系为基础进行的叙事活动。发轫于民族觉醒初期、古史考辨运动中的黄帝神话传说研究,其发展不仅与国家政治、文化的发展背景密切相关,同时与各个参与学科的研究趋势也密不可分。历史学、古代文学、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宗教学等不同学科不仅为黄帝神话传说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源,同时也从不同视角诠释了黄帝神话传说之于上古史建构、中华文明探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民族精神构筑等的重要意义。全文概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第一章到第四章,以阐述黄帝神话传说形成演变历程为主。第一章围绕先秦时期黄帝神话传说的形成展开叙述。以《山海经》为代表的黄帝故事展现出黄帝神话较为原始的形态,在其后的《左传》等史书中又呈现出古史传说的面貌。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言黄帝的盛况,诸子所载的黄帝神话传说反映出战国时期的文化风貌,在记录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已经显现出“造神话”的主动性。这一时期黄帝身份的建构以祖先与圣王最为典型,先秦时期的黄帝神话传说,为汉及以后的黄帝神话传说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围绕汉代黄帝神话传说的繁荣发展进行叙述。汉代黄帝神话传说的发展具有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出现在正史《五帝本纪》中,二是出现在汉代流行的谶纬神话中,三是保存在汉画像石中的神话内容。汉代是中国古代神话发展的高潮期,黄帝神话传说的发展深受汉代政治文化、社会信仰等影响。黄帝既是上古五帝之首,又是感生圣王,同时还是显赫的天神与升天的仙人。汉代黄帝神话传说呈现出多态性的发展特征,极大地丰富了黄帝神话传说的文化内涵。为黄帝最终形成华夏民族始祖与道教创教道宗两大民族文化代表提供了契机。第三章围绕道教文化影响下黄帝神话传说的演变与因此衍生的神话文本类型展开叙述。汉代以后,黄帝神话传说发展最突出的特点是道教化。道教自汉末兴起发展至唐成为国教,在宋代又备受统治者推崇。因此道教文化对黄帝神话传说的影响成为唐宋时期黄帝叙事发展的主要背景。道教信仰影响下黄帝形象由最初的黄神演变为道宗,在道教文献中,他不仅是道门各类法术的重要传承者,更是当时为与佛教对抗而塑造的宗教偶像。围绕黄帝形成的道教神话包含着丰富的叙事类型,在传统故事类型的基础上浸染了宗教意味所以更加生动。对道教黄帝神话文本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本土的道教文化信仰。第四章围绕黄帝神话传说由雅至俗的发展变化展开叙述。从中国古典神话的载录规律来看,文献性质的“雅化”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黄帝神话传说作为民间文学的“俗化”品格。在宋代以及明清时期俗文学的大力发展中,黄帝神话传说得到了充分的俗化发展。宋代史学新变中上古史的重新整理、民间讲史之风的盛行等背景为它提供了契机,在讲史话本、早期文人拟作以及章回小说等俗文学类型中黄帝神话传说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演绎。这一“俗化”运动,在保存旧情节、编创新情节的过程中丰富了黄帝神话传说叙事,同时也完成了在民间普及上古历史、传承神话资源的任务。下编为第五章到第七章。主要以黄帝神话传说中与黄帝密切相关的三组人物关系及其事迹展开讨论。客观来说,人物只存在于关系和行为中（1）,探讨它们对神话传说叙事发展的意义有助于全面把握黄帝形象、事迹的发展过程。第五章围绕黄帝神话传说中的主流叙事——炎、黄二帝的故事展开论述。炎、黄神话主流意义的生成来源于中华民族追溯民族起源的客观需要,先秦、秦汉时期炎、黄神话的书写是其主流意义生成的基础,因此该时期的炎、黄神话传说是本章的聚焦点。重点对炎、黄二帝关系的缘起、异德之战的发生与意义等进行分析,展现二者形象向民族始祖发展的过程。第六章围绕黄帝群臣神话传说展开叙述。上古神话中君臣治世神话传说滥觞于此,君臣神话传说是中国古代封建政权文化的折射,同时群臣集群形象构成的“叙事母题”是黄帝神话传说叙事发展重要的推动因素。对群臣形象及事迹的集中探讨,可以有效揭示黄帝神话传说中的政治意义,并且挖掘黄帝帝王形象建构的内部逻辑。第七章以女性视角对黄帝神话传说的发展进行解析。20世纪中期兴起的女性主义神话学,使得研究者的目光开始转向上古神话中的女性问题。在上古帝王神话中,女性往往处于话语的边缘。帝妃与帝女的形象在帝王神话中总是作为附属角色存在,反映出父权制社会的文化史影。从嫘祖养蚕之功、嫫母巫觋之责、三女助父事功等女性对黄帝部族发展的贡献中皆可得到印证。同时黄帝三女传说作为土生土长的地方叙事,对三女故事流传演变过程的关注,可以形成典籍与民间叙事的对话空间,进一步探讨民间神话传说的演变规律。

秦倩倩^[7]（2021）在《先秦“鸾”类器物审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鸾”类器物作为重要礼器,贯穿整个周代,在反映当时独特的社会文化面貌与审美风尚方面,意义重大。本文以“鸾”类器物为研究对象,从视觉与听觉两个角度具体分析“鸾”类器物所折射的文化内涵,以此建构“鸾”类器物的审美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初步窥探“鸾”类器物美学的基本特征。本文首先对“鸾”类器物进行释名,并就器型作分类整理。通过比对先秦文献材料与相关考古材料,发现“鸾”类器物主要有銮铃与鸾刀。结构上,二者均由三部分组成,且都有铃首,故可将“鸾”类器物定义为以铃首与其他部件相组合而成的器物。如銮铃由铃首、铃颈与銎座组成,鸾刀由铃首、刀柄与刀身组成。对“鸾”类器物分类整理,可将銮铃分为五种类型,将鸾刀分为四种类型。整体看,銮铃与鸾刀器型演变规律相似,均以铃首的演变为主线,西周早期銮铃与鸾刀铃首为灯笼状或鸟首形状,后来逐渐演变为带有宽扁外缘的球体铃首,最后铃球的宽边外缘逐渐变窄或消失,二者的风格均趋于简洁素雅。就视觉表征而言,“鸾”类器物的主要部件有铃首、銎座与铃颈。其中,铃首比类太阳与鸟,銎座比类祭台,铃颈比类宇宙山。整体而言,其结构指涉太阳崇拜,是融合太阳神鸟创世神话与四时、四方时空自然观于一体的符号化呈现。二者异构同质,均与周人社会秩序之建构息息相关,其中,创世观涉及王权合法性起源及维护诸核心策略,时空自然观则直接引导“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之王朝疆域认知的生成。听觉表征则围绕“鸾”器之声在重大祭祀和贵族乘车礼仪中,作为仪节引领、规范之标志而展开,揭示其乃是作为“乐”之特殊形态存在之真相,并由此在“乐—德”相应的礼乐阐释框架中,还原其作为通神、知识生产、君子修身、王权确立载体的多元声音叙事本质。基于以上认识,可于整体结构层面,揭示鸾类器物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复合型审美本质,具体表现是:一是作为视听合一的“天人观”理论生成之模型。即器型及声音相交织作为一种叙事结构,暗合先秦“天人观”理论生成的基本路径。二是作为政治“天命观”生成与实践的述行结构。即器物在承载“天人观”理论表达同时,通过神话、乐内在的“自然秩序勾连社会秩序”之转换机制,实现了制造现实社会礼乐秩序的述行功能。三是作为礼乐社会理想人格养成的实践范本。即在具体的礼乐社会中,“鸾”类器物具有规范社会各阶层身份等级,建构身份认同,塑造社会理想人格典范功能。最后,本文在“鸾”类器物审美本质生成的基础上,初步揭示“鸾”类器物的美学特征,主要表现在比类思维、器物述行与“视听合一”文质观具象呈现三大方面。

穆渭生^[8]（2020）在《唐后期“仗内教坊”（禁军散乐）考辨》文中研究说明音乐史与隋唐史学术界对于唐后期"仗内教坊"的研究讨论,已逾半个多世纪。有关"仗内教坊"的史料,虽然见诸史籍、碑石等,但极为简略零散,线索模糊,其本来面目"碎片化",真相隐晦不明。依据史载,"仗内教坊"名称出现在唐后期。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春正月庚辰朔,以东师宿野,不受朝贺。壬午,复置仗内教坊于延政里"[1]。"（元和）十四年正月,诏徙仗内教坊于布（延）政里"[2]。

董莉莉^[9]（2021）在《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文中研究说明丝绸之路是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它将古代世界几大文明中心连接了起来,无论对中国史还是世界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研究丝绸之路这一课题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开展,探讨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对于今天“一带一路”的发展来说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兴盛的关系作系统性的研究。重点探讨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存续在促进汉王朝的兴盛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更为宏大的世界图景进入了汉王朝的视野,促使汉王朝改变了其在边疆地区的战略布局,并致力于开拓丝绸之路。其一,对匈奴方面的策略,汉王朝由最初的击退匈奴、解除边疆威胁向消除匈奴在西北边疆以及西域的势力转变。其二,对于西域,汉王朝开始开拓与经营西域,使其“威德遍于四海”,造就“四夷来献”的政治盛景,构建更为广大的“天下秩序”。基于此,汉王朝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军事战争、边疆建设。其结果是,丝绸之路得以开拓的同时,匈奴势力消退,汉王朝控制了西域地区,映照出了汉王朝的崛起。其次,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汉王朝经济的繁荣。异域经济作物的引进与种植增加了汉王朝的物产种类,中原地区种植的葡萄树、胡桃树、胡麻、胡葱等皆由这一时期引进。这些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还丰富了中原地区人们的饮食生活,一些经济作物还因其药效价值而促进了内地医药学的发展。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异域诸国对国内丝绸、漆器等的需求是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以丝织业为例,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内地丝织品的生产数量是开通之前的数百倍,其中原因除了国内本身的需求外,异域诸国的需求也是重要的一方面。再次,丝绸之路的存续促进了汉王朝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异域文明的不断输入为汉王朝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元素,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时期的百戏就是在吸收中国古代各类艺术的前提下,融入异域元素而形成的。社会上兴起了胡风,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均受到了胡风的影响。另外,佛教的传入为汉代原有的思想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汉代的既有信仰。最后,丝绸之路将欧亚大陆连接了起来,在这部新的世界史中,汉王朝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逐步展现出其国际影响力。其一,汉王朝对中亚、西亚尤其是帕提亚帝国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帕提亚帝国政局的变动与遥远的汉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匈奴西迁,在欧洲引起了民族大迁徙以及罗马帝国的消亡,是汉王朝的西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二,在国际贸易中,丝绸、铁器等畅销商品来自汉王朝,彰显了汉王朝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在中西交往中,帝都长安与洛阳作为中西商品的集散地,已经发展为国际性的商贸中心。

张晓萌^[10]（2020）在《明清俗曲在山东的衍变与传播》文中研究表明明清俗曲作为特有的一种文化、音乐现象,于元末明初之际在北方兴起,后受战乱影响,随着移民蔓延到南方,又在明成祖迁都北京后,随着经济政治中心的转移,再一次传入北方。在这两次的南北交流中,明清俗曲以其简约通俗、情真优美的特质,吸引了广泛的受众与传唱者,并逐渐向全国各地进行传播,甚至流传到了日本等海外国家。而这两次发展中心迁移的必经之地——山东,也成为了明清俗曲广泛传播过程中连接南北的重要枢纽。明清俗曲可以通过运河与海港一代的商贾、艺人及其他原因形成的移民,将各地的俗曲传入山东。再加上山东地区悠久的音乐历史,既有从原始社会乐舞的诞生到周王朝雅乐最完整的保留;又有从活泼率真的齐国之“风”到宫廷与民俗音乐的融合与发展,兼容了历史传说中的音乐萌芽、宫廷中的雅正与回归民间的恣意。于是,在这样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浓郁的音乐历史积淀背景下,山东地区的明清俗曲既保留了山东本土的音乐特征,又将南北地区的音调精华进行了交融,兼有燕北地区与苏浙一带的音乐特色,同时还有着雅俗共赏的特点。因此,本文以山东地区的明清俗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搜集、查阅、梳理历史文献与现存的明清两代有关俗曲资料的探求考察,结合传播学、社会学角度,从明清俗曲在山东的传播渠道,到明清俗曲在山东的衍变等方面,对山东地区的明清俗曲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本文在对明清俗曲进行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对明清俗曲在山东的发展历程与遗存情况进行梳理,为随后明清俗曲在山东地区衍变与传播的深入研究和微观分析打下了基础。接着,本文继续对山东明清俗曲传播网络上的“自然传播”、“文人传播”、“民俗传播”这三个具体传播渠道进行分析,得出了山东明清俗曲的主要传播方式是运河与移民为主的自然传播;文人传播在保留明清俗曲情“真”的同时为山东俗曲实现了文化圈层的转变,于“雅俗”平衡间开启了俗曲的“二次发展与传播”,让传播到山东地区的明清俗曲可以重装出发;而民俗传播则是在自然传播与文人传播的基础上以其贴近生活的特点,为上述两个传播渠道进行补充的结论。最后通过对“蒲松龄俚曲”、“鲁西南地区经典民间音乐——鲁南五大调”、“运河音乐的代表临清时调”、“山东曲艺音乐与地方戏剧的代表——山东琴书与吕剧”及“明清时期四大名戏——柳子戏”中明清俗曲曲牌的衍变分析,总结了传播进入山东的明清俗曲,在其衍变过程中会带有属于山东地方音乐特色的“核心旋律”的规律,同时,这种同一曲牌的“差异性”特点也为日后音乐类型的细分做了铺垫。本文通过分析山东明清俗曲在传承与发展融合中共同构建的衍变与传播网络,证明了明清俗曲在山东的衍变与传播是守正而创新的,也正是在这种统一与差异的嬗变进程中,明清俗曲得以在山东丰富发展直至向全国传播,继而推动了明清俗曲在中国的发展进程,这种从山东地区明清俗曲衍变与传播研究中得到的结论,同时也适用于整个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历程。因此,针对来源于世俗的山东明清俗曲的衍变与传播研究是对中国传统音乐发展历程的必然研究。

二、读《两岸关系》六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读《两岸关系》六乐（论文提纲范文）

（1）象征、动员与认同：音乐的三重政治功能研究 ——以“中宣部100首歌曲”为分析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2）凤鸟与中国艺术精神（论文提纲范文）

（5）汉代乐舞戏剧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黄帝神话传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先秦“鸾”类器物审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唐后期“仗内教坊”（禁军散乐）考辨（论文提纲范文）

（9）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论文提纲范文）

（10）明清俗曲在山东的衍变与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四、读《两岸关系》六乐（论文参考文献）

• [1]象征、动员与认同：音乐的三重政治功能研究 ——以“中宣部100首歌曲”为分析对象[D]. 连婉廷. 吉林大学, 2021(01)
• [2]凤鸟与中国艺术精神[J]. 韩伟. 社会科学战线, 2021(09)
• [3]嘉兴府志所见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D]. 郑佳颖. 浙江师范大学, 2021
• [4]鲍元恺《台湾音画》配器研究[D]. 王一雯. 浙江师范大学, 2021
• [5]汉代乐舞戏剧形态研究[D]. 辛颖. 西北大学, 2021(11)
• [6]黄帝神话传说研究[D]. 闫咚婉. 山西大学, 2021
• [7]先秦“鸾”类器物审美研究[D]. 秦倩倩. 扬州大学, 2021(09)
• [8]唐后期“仗内教坊”（禁军散乐）考辨[J]. 穆渭生. 乾陵文化研究, 2020(00)
• [9]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D]. 董莉莉. 山东大学, 2021(11)
• [10]明清俗曲在山东的衍变与传播[D]. 张晓萌. 山东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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