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石经的整理与研究

一、房山石经的整理与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赵超,张家麟^[1]（2021）在《近四十年古代石刻文献整理出版综论》文中提出文章从古籍整理出版的角度,梳理中国古代石刻文献近四十年来的出版情况,从三方面分析石刻整理出版的主要成就、基本方式、整理研究的主体、出版主体、具有重要价值的代表性图书,指出石刻文献整理出版存在的基本问题及对策,并根据有关出版成就、当前形势、技术条件等,就古代石刻文献整理、研究、出版的趋势做出深入判断。基于上述材料,得出基本结论: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是古代石刻出版繁荣的先决条件;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未来石刻文献整理出版的基本动力;全面利用古籍数字化、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是推动古代石刻整理出版面向大众、实现更广泛意义上的古为今用的技术基础。

管仲乐^[2]（2021）在《房山石经疑伪经《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考论》文中研究说明《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为杂糅佛教翻译佛典并汲取中外思想观念撰造而成的疑伪佛经,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在中国北方地区颇为流行。本文通过围绕房山石经本进行文本对勘,针对刻经题记展开历史调查,挖掘该经的流传及刊镌细节。展现了佛教净土信仰与礼忏思想在中土的碰撞与交汇,及中古时期北方僧俗信徒对于疑伪经的容受态度,体现了中土伪撰佛典在佛教义理及文献方面的价值,为考察幽州乃至中国北方地区佛教的世俗化与中国化进程提供丰富及可靠的资料。

申宇君^[3]（2021）在《敦煌本《思益梵天所问经》研究》文中指出

鞠贺^[4]（2021）在《辽朝佛教信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佛教是辽朝的主流宗教信仰。佛教在辽朝的发展有着自身的特点,并对辽朝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此文主要以辽朝佛教自身的发展脉络、面貌、特点、影响以及在辽朝流行并产生重大影响的佛教观念为研究对象,探讨辽朝佛教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独特之处及历史意义。全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五章。在绪论中,主要通过梳理学术史,总结前人研究尚存在的薄弱之处,并对全文的创新点、难点以及写作思路进行说明。第一章,辽朝佛教的渊源与发展分期。辽朝佛教主要来源有四:分别为唐五代、渤海、回鹘和天竺。辽朝佛教的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太祖、太宗时期为滥觞期,世宗、穆宗时期为瓶颈期,景宗、圣宗时期为上升期,兴宗至辽末则为鼎盛期。鼎盛期的辽朝佛教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第二章,辽朝佛、菩萨崇拜与信仰。辽朝的佛、菩萨信仰特点不同于北朝和隋唐。在佛信仰与崇拜方面,辽朝最流行的是释迦佛信仰,其次分别为阿弥陀佛、药师佛、弥勒佛和阿閦佛等。在菩萨信仰与崇拜方面,最受辽朝推崇的是观音菩萨,以下依次为弥勒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和地藏菩萨等。辽朝的菩萨信仰呈现出了密教化的倾向。第三章,辽朝佛教宗派。佛教八大宗派在辽朝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态势。唯识宗、净土宗始终流行;天台宗、密宗、华严宗和律宗在辽后期崛起;禅宗和三论宗则始终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除禅宗和三论宗外,辽朝佛教各宗派分布普遍较为广泛,且均有在南京道流布的迹象。在辽朝不同的信众群体中均存在“兼奉诸宗”现象,对佛教发展意义非凡。第四章,辽朝主要佛教观念。末法观念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转轮王观念和弥勒下生观念风行于辽朝。末法观念的流行不但影响了辽朝佛教各宗派的发展态势,还在客观上造就了辽朝佛教的兴盛局面。部分辽帝以转轮王塑造自身形象,辽朝佛教信徒也多视辽帝为转轮王,加强了佛教信徒对辽帝的好感。伴随着末法观念的流布,弥勒下生观念崛起,并发挥了巨大的潜在影响。第五章,辽朝佛教信仰的影响。佛教使不同信众群体的精神世界受到不同的影响。而对于辽朝政治、经济和文化而言,佛教发挥的作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这种双重影响尤其表现在政治、经济方面。在结语中,除对全文进行总结外,也突出了辽朝佛教在整个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同时指出“辽以释废”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佛教信仰增强了辽朝境内各族对辽朝的认同心理。

黄凯^[5]（2021）在《汉译《杂阿含经》接受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存的汉译《杂阿含经》大本、单本经共有57部,这一经典群的汉译有三个阶段:（1）汉魏两晋《杂阿含经》单本的翻译;（2）南北朝《杂阿含经》大本的传译;（3）唐宋《杂阿含经》单本的再翻译,时间从后汉到北宋持续近千年,贯穿中国佛教译经史的始终。从经典传译的角度来看,中国佛教并非只重视大乘经典,而是以大、小乘经典同步传译、多元并存的结构,支撑、建构起了中国佛教的经典体系。六朝、隋唐时期的各家判教学说发展的主流趋势是重视大乘经典,轻视《杂阿含经》等小乘经典,认为《阿含经》是佛为声闻乘所说的经教,是佛陀最早、最浅的说法。但剥离掉那些贬义评价的外衣后会发现,其实各家判教学说都已经认可了“阿含为初”,即《阿含经》是最基础经典的身份,只是这一层认识被中古佛教思想论争的光芒所遮盖,没有被充分彰显。尽管被判释为小乘经典而不能进入中国佛教的顶层思想世界,但是《杂阿含经》却在中国佛教的一般知识世界中扮演者不可或缺的角色。从南北朝至明清时期的中国佛教乃至中国社会的知识、文化整合中,以《杂阿含经》为代表的小乘佛教典籍不但没有被清理出局,反而一直是中国佛教知识体系的稳定来源,是中国佛教知识世界的底色和背景,是佛教知识拼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近代以来,受欧洲和日本学界的影响,梁启超、吕澂、聂耦庚、印顺等中国学者也开始了对《杂阿含经》的整理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逐渐扭转了国人对该经的传统认识,推动了对《杂阿含经》的重新重视。近代以来《杂阿含经》的再发现,也直接影响了人间佛教思潮的兴起,促进了南北传佛教间的交流。应当说,《杂阿含经》等小乘经典在中国的接受,对中国佛教大、小乘并举,显教、密教并重,理论、实践并行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已经也将继续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和贡献。

孟诗琪^[6]（2021）在《应县释迦塔出土《妙法莲华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辽代佛教上承唐代,下接金代,是中国佛教史篇章中的重要一页。辽代统治者从崇佛到佞佛,经历了两个多世纪。辽统辖的大同地区为辽五京中的西京,这一地区既是军事要塞,又是经济文化中心。西京地区自古以来便有着深厚的佛学底蕴,在辽代统治者的支持下,西京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发展,其辖区内塔寺不断的矗立起来,其中最为着名的就是应县佛宫寺释迦塔。这座佛塔建于道宗时期,几经兴衰,历经千年,依然屹立不倒。应县释迦塔作为辽代佛教遗迹留存至今,其价值一直以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70年后在释迦塔佛像内发现了一批“装藏”文献,“装藏”文献的再现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成为研究者研究的重点。释迦塔所出的这批遗存文献尤以佛经居多。本文着重讨论了释迦塔遗存佛经文献中的《妙法莲华经》,在目前学术界对释迦塔内《妙法莲华经》题记、语言、第5号刻经研究的基础上,对《妙法莲华经》的版本进行深入研究。首先以庆州白塔的装藏仪轨为例对比分析了释迦塔内《妙法莲华经》装藏渊源,其次对塔内的《妙法莲华经》遗存状况从装帧的角度上做了整理,此经虽有缺本,但也是释迦塔遗存佛经文献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一部经典。最后笔者将此经与《大正藏》对勘并从译本、版式、分卷三个角度对其版本进行分析,认为此经为鸠摩罗什译本,因其版式各异,存在多种不同的版本,并指出整理者对塔内八卷本《妙法莲华经》分卷划分的错误,可供将来研究八卷本《妙法莲华经》源流问题提供参考。

郭雅楠^[7]（2020）在《论云居寺藏佛教经籍的文物价值与保护工作》文中指出位于北京房山境内的云居寺是佛经荟萃之地,寺内珍藏着房山石经、明代纸经、清代《龙藏》木经板3种不同类别的佛教经籍,具有历史、文化、艺术等多重价值。文章对这些佛教经籍的文物价值进行分析,并对其以往和正在进行中的保护与研究工作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今后的保护建议。

管仲乐^[8]（2020）在《僧俗·经藏·碑板:辽刻房山石经书经活动的变局》文中认为经本抄写是房山石经刊镌过程中的重要步骤,并在辽代产生了一系列的崭新特征。通过稽考辽刻房山石经,探究出辽代书经者中具有代表性的僧人、居士、工匠等三个群体。这些群体的书经活动既受到宗教信仰的驱使,也是既往书经活动的积淀和延续,共同构建了完善的合作网络。在辽代统治者和通理大师的相续规划下石经刊写模式逐步成熟,写经活动亦渐次有组织化,石经抄写的版式布局更为合理,经本大藏经逻辑也更加凸显,为幽州地区宗教、文化史及辽代书学状况的探讨提供了文献资料。

张旭^[9]（2019）在《编目与造藏 ——唐宋之际的经录与藏经》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藏经为佛教典籍之总汇,包括经律论三藏等汉译佛典与本土僧俗撰写的佛教撰述文献。从两晋南北朝时期,便有经藏之建立,执掌经藏的律僧随之而撰写经录,以纪译经之人代,甄别疑伪,勘定单本与重翻。唐宋之际的经录与藏经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此时期有三大时代背景。一、隋唐时期,决定经典入藏的权力逐渐由僧人收归统治阶层,王权在经藏的建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整理经藏的同时诞生了许多敕撰经录。在此背景下,入藏录开始被创造出来,中国撰述文献的入藏成为经录学家们关心的问题。二、唐代中后期,历经安史之乱、会昌灭佛与黄巢之乱,政局之动荡对此时期之佛教典籍打击重大。三、从藏经的角度来看,唐宋之际是书籍形态从写本向刊本过渡的关键时期,佛教藏经也经历了这一变化。以往的研究专注于唐AI写作本藏经和宋代刊本藏经,而对处于这一过渡时期的宋AI写作本藏经关注不足。本论文首章着眼于写本藏经向刊本藏经转化的过程,关注产生于江南地区的宋AI写作本藏经和该地区的南方系刊本藏经之间的联系,提出写本藏经经历了从唐AI写作本藏经每纸28行的行款到宋代江南地区写本藏经每纸30行的变化,并揭示出江南地区的写本藏经可能影响到在湖州刊刻的《思溪藏》行款。第二章主要关注中晚唐之际的动乱对佛教典籍的影响,以《贞元录》的文本演变为引子,探讨会昌灭佛以后,宣宗和懿宗时期西明寺僧人重整经藏的举措。中晚唐的动乱时局还导致经典之异本间出,文本的讹脱衍倒问题严重,僧人校勘经典、比勘异本的必要性逐渐凸显,在此情况下中晚唐时期的品次录逐渐创立,诞生了《经源录》和《开元释教录广品历章》两大经录。第三章主要探讨唐代前期,经典入藏的权力收归上层以后,僧人拟定入藏标准的过程中对中国撰述文献的态度。从早期经录到隋唐时期的入藏录、综合目录,撰述文献的收录方式与类目不断演进,最终智昇在《开元释教录》中为撰述文献开设《贤圣集》一目,虽然收录的经典尚少,但相对前人的经录,为一重大突破。

李兮^[10]（2019）在《唐代逆修斋供初探——以房山石经题记史料爲切入点》文中研究表明自唐宋起,"逆修斋供"这种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开始流行起来,并对後世以及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於史料非常分散,以往学者对这种行爲的探讨,基本上集中於经典层面的研究,且多限於晚唐五代的敦煌、川藏地区。房山石经题记中保存了马崇宾一家逆修斋供的若干条记録,是现今罕见的有关盛唐河北地区的珍贵史料。笔者以此爲切入点,在对照图版进行勘误後,进一步探讨了有唐一代"逆修斋供"风俗的变化与发展等问题。

二、房山石经的整理与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房山石经的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近四十年古代石刻文献整理出版综论（论文提纲范文）

（2）房山石经疑伪经《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4）辽朝佛教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汉译《杂阿含经》接受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应县释迦塔出土《妙法莲华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论云居寺藏佛教经籍的文物价值与保护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8）僧俗·经藏·碑板:辽刻房山石经书经活动的变局（论文提纲范文）

（9）编目与造藏 ——唐宋之际的经录与藏经（论文提纲范文）

四、房山石经的整理与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近四十年古代石刻文献整理出版综论[J]. 赵超,张家麟. 编辑之友, 2021(10)
• [2]房山石经疑伪经《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考论[J]. 管仲乐.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21(05)
• [3]敦煌本《思益梵天所问经》研究[D]. 申宇君. 浙江师范大学, 2021
• [4]辽朝佛教信仰研究[D]. 鞠贺. 吉林大学, 2021(01)
• [5]汉译《杂阿含经》接受史研究[D]. 黄凯. 上海大学, 2021
• [6]应县释迦塔出土《妙法莲华经》研究[D]. 孟诗琪.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7]论云居寺藏佛教经籍的文物价值与保护工作[J]. 郭雅楠. 炎黄地理, 2020(07)
• [8]僧俗·经藏·碑板:辽刻房山石经书经活动的变局[J]. 管仲乐. 北方论丛, 2020(02)
• [9]编目与造藏 ——唐宋之际的经录与藏经[D]. 张旭. 浙江大学, 2019(07)
• [10]唐代逆修斋供初探——以房山石经题记史料爲切入点[J]. 李兮. 文史, 20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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