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移动电话对健康危害的研究进展（论文文献综述）
汤容[1]（2020）在《数字不平等：社会治理的新挑战及其回应策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是鲜明的时代特征。信息环境的改变触发了机会获得的差异。传统不平等及其治理发生了一个显着变化:基本不平等正在减少,但是与能力相关的不平等始终顽固并且在以新的形式增加,典型的例子就是以能力和未来发展为核心的数字不平等。全球数据表明,有36亿人口处于离线,在中国的最新报告中,非互联网用户也有近5亿人口。除互联网物理接入,数字技能和素养的问题成为了全球面临的最新难题。数字不平等,是在摆脱数字鸿沟简化二元导向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社会、心理和文化因素,更具有前沿性和包容性,被学界认为是数字鸿沟的最新成果。在第二章中,文章搭建了数字不平等的可行能力框架,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类差异,分别可以理解为物理访问层面、数字技能与意识层面,以及改善生活和抵御风险的高级可行能力层面。在第三章中,文章对全世界以及部分国家的数字不平等现状进行了介绍,指出移动技术推动了数字鸿沟的弥合,但还面临着:持续、高质量的连接,有技能和意识的中高级能力差异。而目前的治理行动缺乏对社会问题的深入理解,治理模式也较为混乱。由于缺乏互联网访问的条件,良好的技能、素养和意识,一些专为传统不平等设计的、依赖技术变革的社会治理措施,将受到来自数字不平等的多项挑战。在第四章,文章归纳了数字不平等已经或即将触发的多项挑战,包括组织不确定性的背景、对公平的威胁以及政府在数字公共服务过程中遗失的平等对待和包容。最后,文章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治理框架,对这些挑战作出了回应。在以能力为核心的差异发展中,数字不平等可以作为未来不平等的重要代表,需要引起社会治理的重视,通过合适的职能托底,包容的设计,和诸多行动者的努力,才能尽可能避免它的危害。
赵乐陶[2]（2020）在《区域因素对居民健康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健康意识和健康消费水平不断提升,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也使得电子健康成为了一种新的健康模式,人们得以利用互联网获取更多的健康信息,享受更加便捷的健康服务。无论是健康需求的与日俱增,还是健康行为方式的日新月异,都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密不可分。同时,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来的环境问题愈发严重,以空气污染为代表的自然环境变化无论对于居民的健康状况还是健康行为方式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各种经济社会环境因素和自然环境因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居民生活的区域环境。探究区域因素对居民健康行为的影响,有利于促进全民健康水平的提升,符合“健康中国”战略需求。本文以瘦身类APP的使用行为为例,通过采集中国最大的瘦身类APP薄荷科技的注册用户数据,分别就经济社会环境因素和自然环境因素对居民健康行为的影响展开了实证研究:首先,本文基于260座地级以上城市的截面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分位数回归法,分析了不同城市居民健康行为水平与13项经济社会指标间的相关性;再基于其中31座城市注册用户为期215天的长面板数据,运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法,分析了空气污染状况的逐日变化对居民日常健康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1）经济发展状况、信息化与创新水平、生活条件与居民健康行为水平显着正相关;从整体来看,经济发展状况、信息化与创新水平对各分位数居民健康行为水平的影响均十分显着,尤其对低分位数影响最大,生活条件对低分位数无显着影响,对中等及以上分位数的影响显着。（2）空气污染对居民的日常健康行为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当空气质量恶化时居民会减少日常健康行为的实施;同时,这种负向影响在非工作日时比工作日时更加强烈和持久。本文得出,经济社会发展对于居民健康行为的影响是存在两面性的,一方面经济发展、信息化与创新水平的提升、生活条件的改善对居民的健康行为具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伴随经济社会发展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会对居民的健康行为有所阻碍。因此,要促进全民健康水平的提升,必须要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营造良好的区域环境,构建绿色健康的社会。
王崇梁[3]（2019）在《健康行为改变过程中信息的框架效应研究》文中认为研究背景和意义:进入21世纪,社会和学界越来越关注如何通过推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来减少疾病、保持健康的问题。《“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可通过强化家庭和高危个体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及干预,改变居民不良行为习惯,塑造自主自律的健康行为,形成符合自身特点的健康生活方式。个体接收相关信息后能快速提升其对行为的认识,进而促进健康行为改变的发生,因此信息干预被作为健康行为改变干预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广泛应用,但如何达到最有效干预效果尚有较大探索空间。因此,优化信息干预策略成为研究热点。目前此类研究多集中于利用计算机互联网技术提升个体获得干预的便捷程度,而对干预所使用的信息本身的优化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框架效应是指具有逻辑意思相同的信息由于表述方式不同而引起个体决策倾向上的差异。这一现象广泛存在于健康相关的信息沟通中,体现为某种框架的信息往往能比另一种框架的信息引发个体更大的行为意愿。在健康信息中,信息框架主要分为:表述戒除不良行为或培养某良好行为可带来的好处（即正性框架）和表述为进行不良行为或缺失良好行为带来的危害（即负性框架）。但这种差异能否对健康行为改变产生实际作用尚未得到证实。健康行为改变是指个体为了预防疾病、保持自身健康,由不利于身心健康的行为模式或习惯逐步向利于健康的行为模式或习惯转变的具体过程。探明健康行为改变过程中信息的框架效应,确定信息框架在健康行为改变过程中的作用,不仅能完善框架效应与健康行为相关研究的理论,也有助于优化健康行为改变干预方案,从而有利于促进个体健康行为改变。另一方面,青少年时期个体行为可塑性大,是形成终生行为习惯的重要阶段。如果能在此时养成良好的健康行为习惯,无论是对今后个人的发展还是对全民健康素质的提升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大学生存在较为普遍的不按时吃早餐现象,是该群体较为突出的不良健康行为,这一情况不仅影响其目前的健康状况,也增加了日后罹患慢性病的隐患。基于上述原因,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以培养按时吃早餐行为为例,通过分析大学生个体在健康行为改变过程中受不同框架信息影响产生的认知和行为变化差异,揭示信息的框架效应在健康行为改变过程中的影响作用,为完善健康行为干预方案提供科学依据。研究内容和方法:本论文研究的目标为探索健康行为改变过程中框架效应的相关机制,为健康行为改变干预方案的优化提供科学依据。围绕此研究目标,本研究展开了如下四层面的研究:（1）健康行为改变过程中的框架效应理论模型的构建本研究以跨理论模型、保护动机理论为理论基础,分析健康行为改变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变量以及变量之间的关系,首先构建了健康行为改变过程综合模型。进而借鉴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中对信息因素影响作用的分析以及前景理论中对框架效应的解释,在健康行为改变综合模型的基础上,对信息干预中信息的框架对健康行为改变的影响情况提出假设,进而形成健康行为改变过程中框架效应理论模型。在后续研究中将依次进行验证。（2）健康行为改变过程综合模型的验证以按时吃早饭行为的养成为例,根据健康行为改变过程综合模型涉及的测量指标编制相关问卷,并通过预调查对问卷的设置是否合理进行检验。共回收问卷132份,其中有效问卷110份,有效率83.3%,随后采用项目分析、Cronbach’sα系数以及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所编制问卷的信效度。利用经过检验的问卷对自然状态正在培养按时吃早餐行为习惯的大学生群体相关情况进行调查,回收有效问卷695份,对所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验证健康行为改变过程综合模型。（3）健康行为改变过程中信息的框架效应模型的验证在自然状态调查时,同步对该群体进行不同框架的信息对其行为决策倾向的影响是否具有差异性的实验研究。被试者在填写行为改变相关情况的同时,还需要测量可能调节框架效应的认知心理学属性;随后阅读一份宣传按时吃早餐的文案（其中所含信息已经框架化处理,统一为正性或负性框架信息）,阅读信息后随即填写后问卷再次测量行为改变相关指标,查看是否发生变化以及变化的差异性。使用统计方法验证不同阶段个体产生框架效应的情况,以及各种调节变量对框架效应的影响情况。（4）框架效应对健康行为改变干预效果的实证根据自然状态调查和横断面实验结果确定哪种框架信息能引发特定阶段个体更强的行为改变决策倾向,据此制定纵向干预实验方案,并进行实证性干预。干预对象为与横断面实验被试者同校的大学生,可认为两次实验被试群体无差异。根据跨理论模型中的变化阶段进行划分为5个阶段,每个阶段的人数平均地分为空白组、自然信息干预组以及框架信息干预组,每组人员采用不同的干预方法:其中,空白组不予人为干预;自然信息干预组给予未经处理的自然信息进行干预,框架信息干预组则根据组内成员所处的变化阶段按照横断面实验结果给予更能促进其进行行为改变决策的框架信息。干预实验为期6个月。最终共220人完成整个实验。实验结束后再次测量被试者所处变化阶段,根据干预前后变化差异判定干预效果。研究结果:（1）构建了健康行为改变过程中信息的框架效应模型。模型包含2种信息框架（正性框架和负性框架）,5个变化阶段（前意向阶段、意向阶段、准备阶段、行动阶段和维持阶段）,9个变化过程（意识觉醒、生动解脱、环境再评价、自我再评价、社会解放、替代承诺、帮助关系、强化管理和刺激控制）以及4个决策平衡维度（感知威胁、反应阻力、反应效能、自我效能）。模型展示了在整个健康行为变化过程中信息框架对变化阶段之间转化所需涉及的变化过程和决策平衡的情况。（2）处于不同变化阶段的个体在变化过程和决策平衡各维度上具有显着的差异。（1）前意向阶段-意向阶段:感知威胁、意识觉醒、环境再评价、替代承诺发生显着改变,其中感知威胁和意识觉醒可以解释和预测个体是否发生阶段变化;（2）意向阶段-准备阶段:反应阻力、自我再评价、社会解放和替代承诺发生显着变化,而反应阻力、自我效能、自我再评价和社会解放可以解释和预测个体是否发生阶段变化;（3）准备阶段-行动阶段:反应阻力、自我效能、替代承诺、帮助关系、强化管理和刺激控制发生显着变化,其中自我效能、替代承诺和帮助关系可以解释和预测个体是否发生阶段变化;（4）行动阶段-维持阶段:反应阻力、自我效能、意识觉醒、生动解脱和替代承诺发生显着变化,其中自我效能、意识觉醒、生动解脱和替代承诺可以解释和预测个体是否发生阶段变化。通过有针对性地对特定维度进行干预可能有效促进变化阶段间的转变。（3）处于不同变化阶段的个体发生框架效应的情况。（1）前意向阶段和意向阶段的个体接收到负性框架信息后感知威胁的增加显着高于接收正性框架信息,表明负性信息对此阶段个体进行行为改变的决策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2）准备阶段的个体接收到负性框架信息时环境再评价的增加显着高于正性框架,接收到正性框架信息时自我效能的增加显着高于负性框架,鉴于此阶段个体向下一阶段变化时自我效能维度是主要解释变量,因此认为正性信息对其进行行为改变的决策具有更大促进作用;（3）行动阶段的个体接收到正性框架信息时自我效能的增加显着高于负性框架,表明正性信息对此阶段个体进行行为改变的决策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4）维持阶段的个体各维度均无显着差异,表明信息框架对其无显着影响。（4）各调节变量对健康行为改变过程中信息的框架效应的影响情况。（1）性别,不同性别个体均表现为对于感知威胁的提升负性框架信息大于正性框架信息,对于自我效能的提升正性框架信息大于负性框架信息。（2）认知需求,高认知需求个体在环境再评价、感知威胁、反应效能三个维度上负性框架信息比正性框架信息效果更明显;低认知需求个体在刺激控制和自我效能维度上正性框架信息比负性框架信息效果更明显,在感知威胁维度上负性框架信息比正性框架信息效果更明显。（3）未来后果的考虑（CFC）,高CFC个体在各维度上均未发现明显差异。低CFC个体在感知威胁维度上负性框架信息比正性框架信息效果更明显,在自我效能维度上正性框架信息比负性框架信息效果更明显。（4）动机导向,避害组在感知威胁维度上负性框架信息比正性框架信息效果更明显;趋利组在自我效能维度上正性框架信息比负性框架信息效果更明显;（5）风险和不确定性意识,高风险和不确定性意识个体在感知威胁维度上负性框架信息比正性框架信息效果更明显,在自我效能维度上正性框架信息比负性框架信息效果更明显。低风险和不确定意识个体在各维度上均未发现明显差异。上述调节作用与按变化阶段进行的信息框架干预产生的效果并不相矛盾。因此在实施干预中可不必特殊关注。（5）利用信息框架对健康行为改变的干预实验结果。3个实验组结果显示:无人为干预的空白组个体处于前意向阶段时可自发向下一阶段发生移动,但难以完成整个健康行为改变过程;自然信息干预组中,干预前处于前意向阶段个体行为改变与无干预状态下的自发改变差异不大,前意向阶段到准备阶段的个体健康行为改变进程显着提升,但行动阶段的个体无显着进展,该结果显示利用自然信息进行干预可促进行为改变进程但效力有限;框架信息干预组中,处于前意向阶段到行动阶段的个体健康行为改变进程均有显着提升,且同阶段干预效果优于自然信息干预组;三组中维持阶段的个体实验前后均无显着变化,提示信息干预对处于此阶段个体无实际效果。研究结论:（1）健康行为改变过程中的个体存在框架效应,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不同框架的信息对决策平衡的各维度产生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性。（2）处于不同变化阶段的个体间框架效应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则是由于同样框架的信息对不同阶段个体决策平衡相同维度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性。（3）利用框架效应进行干预可对个体健康行为改变的进程产生影响。
刘志明[4]（2019）在《手机辐射对实验小鼠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目的评价并比较暴露手机辐射实验小鼠与对照组实验小鼠细胞免疫功能,探讨手机辐射对实验小鼠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健康成年清洁级昆明系雄性小鼠30只,适应性喂养2周后,按照随机分组的原则,将实验动物分为时分多址组、码分多址组和对照组,每组10只。于三组鼠笼下方3cm中央位置,分别放置手机一部:时分多址组、码分多址组并分别安装时分多址和码分多址通讯卡,对照组不安装通讯卡。三组手机24h均处于开机状态,设置为静音模式,每日8:00至18:00,每2h拨号一次,每次持续拨打至自动挂断,连续6周。各组鼠笼保持5m距离。实验期间,动物进食,自由饮水,动物室内背景噪声、温度、湿度的条件均保持一致,三组实验小鼠连续暴露手机辐射42天。分别测定三组小鼠中性粒细胞对白色葡萄球菌的吞噬功能;经小鼠腹腔注射5%鸡红细胞悬液,测定实验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对鸡红细胞的吞噬功能;无菌采集各组实验小鼠血液,分离血清,测定实验小鼠血清中溶菌酶对溶壁微球菌的杀菌活性;乙醚麻醉处死小鼠,无菌分离脾脏,制备小鼠脾淋巴细胞悬液,应用TUNEL法测定脾脏淋巴细胞凋亡率,同时应用细胞生物学方法测定脾脏淋巴细胞转化率;应用酶免疫标记技术测定各组实验小鼠血清中IFN-γ及IL-4含量。结果1时分多址组、码分多址组及对照组小鼠中性粒细胞吞噬百分率分别为69.82±3.50%、69.03±3.25%和75.83±5.66%,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小鼠中性粒细胞吞噬百分率在三组间差异具有显着性（p<0.05）,时分多址组、码分多址组小鼠中性粒细胞吞噬百分率均低于对照组（p<0.05）;巨噬细胞吞噬百分率分别为33.01±4.01%、36.07±4.70%和35.95±2.770%,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小鼠巨噬细胞的吞噬百分率在三组间差异不具有显着性（p>0.05）。2小鼠血清中溶菌酶活性测定结果表明,时分多址组、码分多址组及对照组溶菌环直径分别为1.85±0.06cm、1.84±0.05cm和1.95±0.12cm,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溶菌环直径在三组小鼠间差异具有显着性（p<0.05）,时分多址组、码分多址组小鼠溶菌环直径均低于对照组（p<0.05）。3时分多址组、码分多址组及对照组小鼠的脾脏淋巴细胞凋亡率分别为21.28±4.02%、19.17±3.18%和16.08±2.25%,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三组小鼠脾脏淋巴细胞凋亡率的差异具有显着性（p<0.05）,时分多址组、码分多址组小鼠脾脏淋巴细胞凋亡率均高于对照组（p<0.05）;三组小鼠的脾脏淋巴细胞转化率分别为26.20±3.80%、25.22±2.07%、32.46±4.94%,方差分析结果表明,3组小鼠脾脏淋巴细胞的转化率差异具有显着性（p<0.05）,时分多址组、码分多址组小鼠脾脏淋巴细胞转化率均低于对照组（p<0.05）。4时分多址组、码分多址组及对照组小鼠血清中IFN-γ浓度分别为159.48±14.00pg/ml、143.13±20.23pg/ml和179.68±20.65pg/ml,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三组小鼠血清中IFN-γ浓度差异具有显着性（p<0.05）,时分多址组、码分多址组小鼠血清中IFN-γ浓度均低于对照组（p<0.05）;三组小鼠血清中IL-4的含量分别为86.43±5.08pg/ml、84.63±6.50pg/ml和80.56±9.93pg/ml,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三组小鼠血清中IL-4的含量差异不具有显着性（p>0.05）。结论1手机辐射降低实验小鼠中性粒细胞吞噬功能,但对小鼠巨噬细胞吞噬功能无影响;2手机辐射可降低实验小鼠非特异性体液免疫功能;3手机辐射可引起小鼠特异性细胞免疫功能降低,但对特异性体液免疫功能不产生影响。图7幅;表4个;参102篇。
靳雁淋[5]（2019）在《空气质量对中国民生发展的影响建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不仅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同时,还是促进高质量发展拥有强劲而持续的动力的保障。中国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然而,过去几十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我国经济的粗放型高速增长方式对资源和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带来了严重的空气质量恶化问题,也给民生发展形成了严峻的挑战。这些问题不仅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也不利于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事实上,民生发展的范围很广泛,层次很丰富,但归结起来,其核心议题主要包括健康、贫困、幸福等。其中,改善居民健康状况是民生发展的基础,促进居民健康公平是民生发展的保障,消除家庭多维贫困是民生发展的核心,提升城市幸福感是民生发展的驱动力。但是,空气质量的恶化不仅对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严重危害公众的身心健康,也增加了社会的医疗成本,给经济带来巨大损失,为全面脱贫的实现形成一定的阻碍,还会显着降低人民的幸福感。为此,中央政府把污染防治作为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的核心任务之一。因此,本文聚焦改善居民健康状况、促进居民健康公平、消除家庭多维贫困以及提升城市幸福感等四个新时代民生发展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探讨空气质量对中国民生发展的影响机理,推动以高质量发展保障高质量民生供给。首先,空气污染及其引致的健康危害越来越严峻,而居民的健康状况不仅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也与其自身的个体特征、生活习惯以及社会经济地位有关,为了更为全面地探讨空气污染的健康效应是否存在个体差异性,本文从微观和宏观视角出发,综合运用个体、家庭和村居三个层面的多层次嵌套数据构建多层线性模型。结果发现:（1）空气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危害具有个体差异,其中约15.51%的差异来自家庭层面,约9.11%的差异来自村居层面;（2）男性的平均健康状况优于女性,并且空气污染会减小性别产生的健康差异,特别地,当面临相同的空气污染暴露水平时,男性更容易受到空气污染的影响;（3）吸烟与喝酒危害居民健康状况,并且空气污染会加剧吸烟与喝酒对健康的危害程度。其次,空气污染在不同地区的不平等排放特征进一步导致了居民健康水平的不平等,为了促进实现居民健康公平,识别导致居民健康不平等最为关键的空气污染物,并采取具有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措施,本文借助约920万条空气质量实时监测数据与约22万条居民医疗支出数据,度量了全国及不同地区空气污染水平与居民健康水平的不平等程度及动态变化规律,在此基础上探讨二者的耦合协调性,并提出“首要不平等污染物”的定义。结果表明:（1）京津冀城市群的空气污染不平等程度相对最强,并且在不同月份呈现出相对最为明显的“U型”分布特征,即冬季比较高,夏季相对较低;（2）东部地区居民的健康不平等程度相对更为明显,东北次之,西部与中部则相对较弱,并且整体呈现出城镇>农村、男性>女性的特点;（3）在“首要不平等污染物”的定义下,导致居民健康不平等最重要的污染物是SO2,其次是NO2。再次,贫困地区往往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环境约束和污染风险,但是,中国当前的现行贫困标准却难以识别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为了探讨空气质量对贫困的影响机理与影响程度,本文从多维角度出发,在精准脱贫的背景下构建了一套适用于中国当前贫困现状与减贫需求的“多维贫困标准”,并聚焦空气质量对多维贫困的影响机制展开讨论。研究发现:（1）全国范围内,中国家庭多维贫困指数约为0.021,多维贫困发生率约为4.4%,就不同地区的多维贫困程度及其对全国的贡献而言,则呈现出农村>城镇、西部>中部>东部的特点;（2）不管是对全国整体而言,还是城、乡或东、中、西部等不同地区,空气质量都是导致它们多维贫困最重要的因素,并且空气质量对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呈现出城镇>农村、东部>中部>西部的特点;（3）室外空气质量对城镇地区的影响大于农村,对东部地区的影响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室内空气质量则刚好相反。最后,城市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人们对幸福的感知也逐渐不再停留于物质生活的稳定,为了探索建设幸福城市的最佳路径,本文基于城市层面的社会经济指标构建“城市客观幸福指数”,然后建立空间计量模型,从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出发,聚焦空气质量探讨城市幸福感的主要驱动机制。研究表明:（1）不管是二氧化碳排放量,还是PM2.5浓度,它们与城市客观幸福指数之间都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空气质量的恶化会显着降低城市幸福感;（2）人均GDP与城市幸福感之间存在“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随着人均GDP的增加,城市幸福感会显着提升,但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城市幸福感将不增反降;（3）产业结构与从业率也会显着影响城市幸福感,特别地,城市幸福感会随第三产业占比的增大和从业人口占比的提高而显着增强。总的来说,本文立足新时代民生发展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围绕民生发展所涉及的健康、贫困、幸福等三个关键领域,聚焦改善居民健康状况、促进居民健康公平、消除家庭多维贫困以及提升城市幸福感等四个核心议题,系统探讨了空气质量对中国民生发展的影响机理,以期寻求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的最佳路径。
郭滢[6]（2018）在《健康城市环境设计绿地再分配中的数据分析与应用》文中研究说明健康城市环境设计是中国城市设计未来的发展方向,其主旨为构建符合健康标准、生态环保且满足公众生活需求的健康城市环境。发展之初是基于欧洲工业革命对公众健康造成危害的现状,且为防治传染性疾病的传播而提出的“Utopia”城市规划思想。此后,世界卫生组织（WHO）确定健康城市为今后全球城市发展目标。1985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Leonard J.Duhl和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Trevor Hancock教授提出健康城市概念雏形以及11项建设标准。1986年,WHO开展欧洲健康城市计划,确认了健康城市的具体概念与建设标准。其在所公布的众多建设标准中强调,健康城市应着重考虑其“居民”需求以及资源的公平分配,应将城市规划中土地资源利用合理作为构建健康城市环境的基础,并构建可以培育健康行为生成的空间环境。因而,欧洲国家最初在建设健康城市时,设立物理环境指标与心理环境指标两个层面以满足公众需求,尤其将老龄人需求作为健康城市的核心指标设定。与欧洲健康城市的发展历程不同,中国的健康城市建设是与卫生城市建设并行发展。早期侧重公共疾病卫生的防护,后由于环境污染问题影响居民健康,则偏重对于生活环境质量、卫生条件的提高。目前,中国的健康环境建设由于缺少客观量化方法,未能建立满足城市建设需求与环境资源配置模型,也未对城市问题产生的潜在影响因素进行有效分析,且未能量化基地建设需求,致使环境设计过于注重形式美学的表达,忽视了对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及对负面因素的有效控制,造成资源浪费,最终导致建设理念与实践分离现状。论文提出将数据分析方法融入环境设计,客观量化分析城市现有环境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并基于不同模型构建原理,提出修正方案,以促进健康城市环境的构建。论文旨在不改变城市现有土地使用现状,基于数据分析方法,对城市环境资源进行宏观调控微观改善。论文通过对健康城市、健康环境及WHO公布的各类指标、建设指南等文献的梳理,明确健康城市的构建基于物理指标与心理指标两方面。物理指标以环境质量为体现;心理指标以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体现。论文基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GIS Lab所提供的技术支持,以达成健康城市物理环境指标及心理环境指标为目的,选择对城市范围绿地空间进行重新分配,以检测空气质量作为测量城市健康的物理指标案例;对居住区范围绿地空间的重新分配,以检测公众需求偏好作为健康城市的心理指标案例。利用不同数据分析方法,辅助设计者对不同尺度的绿地空间资源合理再分配,改善由主观环境设计导致的绿地资源配置不平衡所引发的城市问题,从而证明有效的城市环境资源分配是促进城市健康以及城市居民健康行为培育的最优化方法。实验一基于土地利用回归模型（Land Use Regression）数据分析方法,通过对城市大尺度绿地资源的重新配置,针对性的缓解健康城市物理环境中由交通主要污染物NO2引发的空气污染问题。论文利用E-cognition软件对天津市23个空气检测站点方圆4×4公里范围内,空间分辨率为0.1m的地理信息图像中的土地性质进行分类,通过导入所收集的天津市23个空气检测站点2015年全年NO2污染物浓度值,利用LUR模型确定不同土地覆盖类型与交通污染主要污染物NO2的关联度。研究发现,植被在减少空气污染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相关系数r=-0.5,p<0.01）,而交通主次干道路对增加空气污染有显着影响（r=0.60,p<0.01）。实验通过LUR模型解释了在测量NO2浓度中84%的总方差。利用相应的LUR模型系数（Coefficient）确定土地覆盖改造策略,计算了土地覆盖类型对NO2浓度的影响,替换对空气污染物产生吸附作用的土地类型并进行绿植覆盖,量化可以减少的与交通有关的空气污染NO2浓度。论文通过对美国、韩国等地的实地调研,证明实验中所提技术在实际中可以完成。实验二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以中国深圳、北京、香港、澳门、美国、韩国等地的实地建设现状调研结果为研究依据,基于偏好模型,通过对小尺度绿地空间资源的重新配置,构建符合老年人需求的偏好模型与环境空间模型,针对性的解决健康城市中由于不满足老年人需求偏好而导致的绿地公共空间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论文对全国12省市60岁以上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共收集1435份样本。通过SPSS统计分析结果可知,98.4%的老年人需求绿地活动空间,68%的老年人积极参与绿地空间活动。通过类间距离远近分析,确定老年人对活动项目具有明确偏好,如散步、聊天等,发现空间的集聚性影响老年人的空间使用率。依据分析结果,建立老年人个体特征、行为习惯需求与环境空间使用理论关系模型。依据活动偏好对应的绿地空间统计结果,建立老年人环境空间偏好模型和实际环境空间供给最优化模型,从而进一步合理划分城市绿地空间。论文的两个实验结果显示,有针对性的替换土地类型、修正城市绿地空间配置、合理划分绿地空间、构建绿地形态,可以有效降低城市空气污染浓度。通过提升城市绿地功用及绿地空间的聚集效用,促进居民健康行为的产生。研究结果表明,数据分析方法可以有效的运用于健康城市环境的构建之中,通过平衡公众需求与土地利用的结构比重,满足健康城市环境中关于物理健康环境以及心理健康环境的建设需求。作为科学的环境设计方法,可以为城市建设者、决策者提供客观建设依据,促进城市健康环境的构建。
彭波[7]（2016）在《欠发达地区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现状与健康促进对策研究 ——基于广安市的调查》文中研究表明青少年是人从童年过渡到成年的关键阶段,占一国家总人口的1/5以上,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AHRB）不仅与其当前及以后健康状况有关,且影响到人群的健康素养状况。做好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的监测与促进工作,是保证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关键举措,也是培育优秀人才、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综合国力的基础性保障。AHRB监测依赖于被访者对自我行为报告的准确度与坦诚度,且相关报告涉及高度敏感的问题。欠发达地区调查难度高、可操作性低等原因导致其AHRB问题被关注的较少,成为AHRB健康促进工作的短板与盲区。因此,本研究选取一定样本,调查欠发达地区青少年的健康危险行为现状,深入剖析,并提出健康促进对策。本文首先以文献研究之方法,充分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多视角地整理、总结国内外AHRB的研究进展。其次,在现有研究经验的指导下,利用《中国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问卷》,于2013年选取属于政府划定的欠发达地区的广安市中学生为样本,展开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262份,其中男生628份,女生634份。用SPSS软件（19.0）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将结果、结论与现有文献报告加以对比,甄别欠发达地区AHRB存在的主要问题,随后尝试对AHRB进行综合评分,总结特点、分析原因;继而评价现有AHRB的健康促进措施,结合欠发达地区AHRB问题与特点优化健康促进对策。文献研究发现: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人口少子高龄化趋势严峻等问题,虽使青少年在家庭中的地位显着提升,其成长物质、精神生活条件提高;但也让青少年的健康危险行为增多。AHRB已引起WHO等国际组织及欧美国家的高度重视,如美国已于1990年建立“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监测系统（YRBSS）”,并于1991年起每2年对全美青少年进行监测。而我国监测工作起步滞后、覆盖面不全、监测中断现象频发,北上广等大城市关注度较高,而西南、西北等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欠发达地区成为监测与研究的盲区。在农村人口城市化、社会经济转型等背景下,欠发达地区成为AHRB的高发地区,欠发达地区青少年是健康危险行为集聚性发生的高危人群,因此做好欠发达地区青少年健康教育于健康促进工作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理论梳理发现,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的研究主要以问题行为理论、危险保护理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行为与行为管理理论以及其他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分析行为的产生机制、改变途径与干预方法。调查与对比研究发现:（1）欠发达地区青少年经常喝软饮料（≥1次/d,12.75%,95%CI:10.9114.59%）、经常吃甜食（≥1次/d,18.64%,95%CI:16.4920.79%）均低于发达地区报告情况,但经常不吃早餐（≥4d/w,7.05%,95%CI:5.648.47%）的检出率较高。经常不喝奶制品的报告率为21.08%（95%ci:18.8223.33%）,奶制品的饮用频数分布出现“双峰分布”的两极分化现象,每天喝奶制品（19.81%）和每天都不喝奶制品（18.7%,95%ci:16.6920.72%）人数均较多。（2）欠发达地区青少年运动锻炼与体力活动强度较大,但仍有20.84%的青少年缺乏锻炼。经常看视屏（≥2h/d）的检出率达35.02%（95%ci:32.3837.66%）、经常玩游戏（≥1h/d）为40.79%（95%ci:38.0843.51%）等静坐行为生活方式均存在,但检出率较低。为完成作业等学习任务而静坐时间较长,70.44%的青少年学生每天至少需要1小时才能完成课外作业。（3）肢体暴力与语言暴力伤害的发生率较高,打架（31.45%,95%ci:28.8834.02%）、常被他人勒索财物（1.11%,95%ci:0.521.69%）、常受到肢体暴力伤害（1.36%,95%ci:0.722.00%）、常被恶意取笑（5.48%,95%ci:4.236.74%）行为存在。孤独感（12.60%）、自杀意念（19.26%）、离家出走意念（29.59%）等心理问题检出率较高。（4）步行违规（3.57%）、骑车违规（36.61%）等交通危险行为检出率较低,但易导致溺水的行为检出率（12.92%）较高。（5）吸烟行为（20.29%,95%ci:18.0722.51%）与现有报告相近,但饮酒行为检出率较高（57.23%,95%ci:54.5059.96%）。初次吸烟与饮酒行为有低龄化趋势。在欠发达青少年中检出了毒品（1.03%）、镇静安眠药（5.15%）等精神成瘾类物质的使用行为,与大部分发达地区的报告率相似,但低于武汉与杭州等地的报告率。（6）57.53%的研究对象至少有一方面网络成瘾的表现,上网大多以聊天、娱乐、游戏为目的。赌博的自报率为12.83%。（7）不健康音像与书籍制品观看、边缘性行为以及性行为的自我报告率均低于2005全国报告率。研究对象的ahrb平均得分为38.865（95%ci:38.07539.655）,男生高于女生,初中生大于高中生。除高中生组与亚组外,其他各组平均分都高于《中国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数据库》的评分结果。ahrb具有性别上的差异性:男生吸烟、饮酒、喝软饮、玩游戏、违规骑车、危险游泳、网络成瘾、接触色情制品的检出率大于女生;而女生在孤独感、失眠、吃甜食、“向胖认同”、厌食、缺乏运动的检出率高于男生。一些ahrb具呈现学龄段方面的差异性:初中生喝软饮、遭受恐吓威胁等语言暴力、被冷漠对待、不行违规、骑车违规的报告率大于高中生;而高中生接触色情制品、赌博、喝酒、学习压力大、缺乏运动的检出率更高。青少年吸烟、饮酒具有年轻化趋势。欠发达地区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问题突出,但目前缺少积极、健全与系统的监测与干预措施。随着“全面二胎”政策的落地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欠发达地区儿童青少年人口将迅速增多,其健康危险行为的监测与健康促进任务艰巨。因此,应在政策、法律、制度设计方面,形成保障,利用互联网技术,整合医院、家庭、学校、政府、社会等多方资源,形成立体的、动态的监护网络,鼓励引导社会资本与力量成立相关机构,促进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的监测、干预与研究工作全面而系统的发展。
祁毓[8]（2015）在《中国环境污染变化与规制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环境污染是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所必然面临的问题,由于经济社会结构和公共政策的差异,不同国家（地区）所遭遇的环境困境以及治理难度却迥异。工业先行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已经表明,污染会同时影响着生存和发展。一方面,污染所带来的健康损害会加速人力资本折旧,另一方面,污染还会通过其他渠道影响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污染的效应不仅是一个总量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结构和分配问题。从现实的角度而言,污染是一个关乎效率和公平的重大公共议题。当下,中国环境的累积负荷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形势之严峻以及修复之艰难已经充分显现（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4）,而经济发展呈现出“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阶段性特征,则进一步加剧了环境治理的复杂性,使得在环境治理过程中须更加科学的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作为环境保护政策中重要组成部分的规制政策,被公认为污染的“杀手锏”,但是却被认为会影响经济增长、生产率和就业分配等,要进行环境规制就必须平衡“污染”与“发展”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中国环境污染形势日趋严峻与“行政命令手段为主的治理结构、以政府机制为主的治理机制、以过度分权为主的治理体制”高度相关,与调整经济结构的长期性相比,要解决当下的中国环境问题,对公共政策的结构进行调整、对治理机制进行创新、对治理体制进行改造显得迫在眉睫。在剖析和总结中国环境质量变化和治理机制演进的基础上,从效率和公平两个维度评估环境质量的健康经济效应和分配公平效应；在此基础上,引入环境规制和分权变量,评估环境规制的系列环境、经济和社会效应；最后,引入社会资本机制,探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治理机制的互动及其效应。本文结论和优化路径包括：（1）在Blanchard（1985）世代交叠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环境污染如何通过健康影响到经济增长,平衡增长路径中的最优增长率受到环境污染的负向影响,环境因素对长期最优增长的影响可以由污染对预期寿命的影响来解释,教育和医疗卫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环境健康风险。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1992-2011年我国28个省份数据,通过面板差分GMM和系统GMM方法在克服内生性影响基础上,考察了环境污染对健康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污染确实对国民健康产生了显着的负面影响,并通过健康影响到经济增长,教育人力资本和医疗卫生服务可以减轻污染健康风险,环境污染的健康损害还会影响到劳动力供给和劳动生产率,联立方程组检验进一步表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这表明,通过一定的环境污染代价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可能并不具有持久性,过度污染会拖累和阻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代价和健康代价是综合评估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参考标准。对此,应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同时加强环境教育,普及环境健康知识,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2）结合现有文献和构建的世代交叠模型,提出了“污染健康”陷阱问题,同时基于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环境污染会引致差异化的污染暴露水平和污染健康效应,带来健康不平等,进而成为加剧社会不平等新的来源。将个体社会经济特征数据与地市污染数据有机嵌套,利用广义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发现,污染是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及其不平等的重要传导机制,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更容易暴露于污染之中,健康影响更大；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环境污染的健康经济负担较重,污染的健康经济负担呈现出明显的累退分布,即收入水平越低的地区,所承担的污染健康成本更高,对GINI系数的贡献度为1.33%-3.84%,对Theil-T指数的贡献为2.640%-7.24%,对Theil-L指数的贡献为4.51%-9.19%；利用1998-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联立方程组模型,进一步验证和解释了污染通过健康影响地区内和城乡间不平等。由于污染带有明显的“亲贫性”以及当下污染形势的严峻性,在一段时期内中国可能面临着较为突出“污染健康贫困”陷阱风险。（3）首次利用国务院2003年实施的限期达标制度所划分的“达标城市”和“非达标城市”作为识别环境规制的准实验机会,利用基于趋势评分的双重差分方法,有效控制了内生性和选择性偏差问题,全面评估了环境规制的“降污”和“增效”效应（又被称之为“双赢”效应）,并从制度特征差异的角度探讨了环境规制“双赢”效应的异质性,为进一步从制度层面推动环境规制改革提供了思路,最后采用替换样本和指标、准倍差法以及反事实估计的稳健性分析证实了前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归结起来,本文得到结论包括：一是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可以降低污染和改善环境质量,但中长期面临着不确定性和反复性。二是短期来看,环境规制会降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随着环境规制的其他经济社会效应的凸显,特别是环境规制政策及其所引致的“降污”效应可以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以及降低健康成本、促进公共交通、绿化发展以及降低社会运行的交易成本,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不利效应会被逐步抵消,并由负转正,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可协调性,这一点也体现在环境规制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上。这表明：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取决于：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和全要生产率的影响与环境规制及其“降污”效应所带来的系列社会经济收益,在一定程度上,环境规制的“减排降污”效应还影响着甚至决定着“经济增长”效应。三是环境规制的经济社会效应受制于地区特征制度环境,市场化程度越高、国有经济比重越低、融资约束越强、政府质量越高和社会资本越充分,环境规制的降污效应越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扭曲效应越低,进而可以更好的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良好的制度环境,对于放大环境规制的正向效应和减弱扭曲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4）环境规制对生产率的影响至今缺乏来自中国企业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尤其是内在机理解释及检验。借助2003年国务院实施的环保重点城市限期达标制度作为识别环境规制的准实验机会,利用大样本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并阐述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相比较达标城市企业,该政策实施使得非达标城市企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TFP）相对下降1.96%,成立时间短、规模小以及资本密度较高的企业,更易受到环境规制的不利影响,但这种不利影响会随时间而减弱,而且行业竞争有利于抑制不利影响。该规制政策主要通过降低企业创新能力、增加中间成本和弱化企业融资约束来影响企业生产率,尽管重污染行业中企业的进入率在下降、退出率在上升,但这并没有带来产业层面重构和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当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质量越好、绿色偏好越强,环境规制的不利效应能够得到一定抑制,稳健性分析也进一步证明了结论的可靠性。（5）依据中国环境管理实际以及科层制特征,立足分权体制框架,运用不同级次政府环保机构人员设置和变迁过程来透视环境事权划分和测算环境分权度,数据显示,从1992-2010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环境管理总体上处于分权阶段,但无论是总体分权,还是行政分权、监测分权和监察分权,都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集权趋势,这与中国环境管理体制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完全吻合,也符合近些年来中央政府介入和干预地方环境管理力度加大的实际。在此基础上,采用静态、动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及方法,全面客观直接的考察和评估了环境分权的效应。结果显示,环境管理分权、行政分权、监测分权、监察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出显着且稳定的正向关系；环境分权加剧了财政分权对环境保护的激励不足,地区腐败水平恶化了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所产生的影响；分地区的实证检验发现,与东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环境分权对环境质量产生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这也从另一方面解释说明了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问题更为关注；伴随着环境分权度的下降,环境分权的年度效应逐步降低并由正转负,这表明近年来中央政府环保干预力度的加大产生了积极效应；环境分权、监测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呈U型关系,而行政分权与监察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关系。（6）以环境问题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社会资本、制度环境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关系的三个基本假说,采用结构方程中的MIMIC方法测算了2004-2011年1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水平,我们发现,从2004-2011年,全国平均社会资本水平分别为0.017675、0.017261、0.017551、0.018018、0.019496、0.022297、0.025436和0.029265,呈现出较稳定的上升趋势；从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地区的社会资本总量最高,西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最后。采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门限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同时将“是否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作为社会资本的工具变量,实证考察了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程度以及两者间的非线性关系,并基于测算得到的政府质量指数和市场化程度指数,进一步检验了制度环境如何调节着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我们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总体上有利于环境治理,尤以社会信任和社会沟通（网络和组织）的效应最为明显；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之间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社会资本存在着一个适度水平；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受制于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两种因素,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越高,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越大,同时,改善政府质量所带来的社会资本边际环境治理效应更高；从年均比重来看,社会资本相对不足地区占到85.15%,社会资本相对适度地区和社会资本相对过度地区的比重仅为7.39%和7.46%,目前中国环境治理困局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绝大部分城市面临着社会资本不足所导致的社会机制不全的困境。本文结论对现阶段中国环境治理机制的设计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因此,本文建议：第一,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第二,有效预防和化解“环境健康贫困陷阱”风险,建立市场主导型生态补偿制度以及“污染-健康”赔偿机制；第三,全面评估和权衡环境规制的成本和收益,在原有的环境规制中逐步引入市场机制,构建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环境规制体系：第四,分权型环境管理体制改革需多方联动,即环境行政体制、监察体制改革须与监测体制改革相衔接并做好相应的配套工作；第五,重视和鼓励社会机制在环境治理中发挥更多和更大的作用,尤其重视制度环境的重塑和引导。
庄润森[9]（2014）在《城市公众健康素养快速评估与短信干预系统的构建与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背景：我国慢性病的患病和死亡呈不断上升趋势,己成为严重威胁公众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提升公众健康理念和健康素养水平、加强自我健康管理技能、转变不良生活和行为方式,是维护和促进公众健康的必要举措。健康素养己成为多个国家衡量公众健康素质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国外开展健康素养研究较早,目前其内涵及评估研究亦比较成熟,已有12个健康素养模型、17个不同的健康素养概念、35种不同的健康素养评估方法。国外常用的评估工具主要有成人功能性健康素养测试（TOFHLA）、成人医学素养快速评估（REALM）和最新Newest Vital Sign测量工具（NVS）,其中REALM、NVS因评估时间较短备受使用者欢迎。我国于2005年引入健康素养概念,2008年开展全国首次调查共79个条目,2012年的评估增至103项,所用评估时间超过20分钟。我国各地区开展的监测与评估研究多以国家问卷为参考,评估内容也较多,费时、费力。国内应借鉴国外的健康素养快速评估思路,结合我国健康教育与健康素养工作实际,研发适合我国实情的健康素养快速评估工具。科学的评估是为开展有效干预的重要前提,是选取适宜干预技术的主要依据。立足于城市公众健康管理,探索适宜全人群健康教育干预形式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新媒体,短信有着受众面广、查看率高、管理灵活、成本较低、针对性强、再传播性好等特点,已在国内外被用于高血压、糖尿病、孕产妇、肾病等特殊人群的干预,用短信形式针对城市公众开展大规模的教育与干预尚未有相关报道。低健康素养与医疗卫生服务利用不足、疾病诊断延迟、对医疗状况和治疗理解不够、自我健康管理技能差不足、健康状况差、死亡率高有关,因此,立足于城市健康管理层面,将健康素养、健康管理和健康状况有机结合起来,构建健康素养快速评估,寻求切实有效的干预方法,对公众实施健康素养干预,提高其自我健康管理能力,促进其健康状况有着积极的意义目的：本研究拟探索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的、便于操作的公众健康素养快速评估与短信干预系统,将公众健康素养评估与其强化干预行为结合起来,将公众健康素养和自我健康管理联动起来,最终达到促进公众提升健康素养和健康状况的目的,为深化和完善城市公众健康素养教育干预以及实施公众健康管理工作提供重要决策依据。方法：本研究主要应用文献检索法、专题小组研讨、德尔菲法、现场横断面调查法、准实验研究等方法。首先利用文献检索法对健康素养、健康管理以及健康状况的内涵、评估以及关联等状况进行课题背景研究,掌握国内外的进展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深圳健康教育工作的实际,提出创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同时为下一步进行健康素养新内涵研究提供依据。接着通过研究以入户调查方式所收集的深圳公众健康素养横断面调查数据（按照分阶段抽样方法调查了深圳32个社区6413位居民,问卷有效率为98.66%）,深入分析公众健康素养、健康管理以及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构建实际有效的健康素养快速评估系统提供现实性依据。然后采用跨学科研究提出有利于健康教育工作发展的健康素养新内涵、新模型,并以德尔菲专家咨询法为主,咨询24位来自高校、医院、卫生行政、健康教育、疾控等机构的专家,在结合深圳现实依据的基础上构建健康素养快速评估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最后开展准实验研究,将原有的社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对干预组愿意参与短信干预的2863人实施短信干预,开展终期调查共回收干预组和对照组6400份问卷（问卷回收率为99.22%）,利用新构建的健康素养快速评估系统进行评估,验证短信干预对提升公众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的有效性。本研究使用SPSS21.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方差检验、卡方检验、t检验、Logistic回归、分层聚类分析、相关分析等统计分析,使用AMOS21.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1、利用原健康素养评估系统和健康素养标准评估深圳公众的健康素养现状,为构建快速评估系统提供依据（1）深圳公众健康素养水平不高。深圳具备健康素养的比例为6.28%,总体健康知识素养水平为59.86%、健康行为素养水平为66.94%、健康素养技能水平为59.32%。经Logistic回归分析,年龄组（OR=1.09）、性别（OR=1.79）、户籍（OR=0.67）、文化程度（OR=1.76）、家庭人口（OR=0.75）、健康管理（OR=1.67）等是深圳公众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2）深圳公众健康意识不高。深圳公众只有30.91%的居民评价生活和行为方式因素是影响健康最主要的因素,远低于与WHO发布值60%,两者存在统计学差异（χ2=38.36,P<0.001）。经Logistic回归分析,深圳户籍（OR=1.23）、文化程度高（OR=1.23）、个人收入高（OR=1.12）、不吸烟（OR=1.16）、每年体检1次（OR=1.25）、每周锻炼2-3次以上（OR=1.25）、自我健康评价状况好（OR=1.18）、没有两周患病情况（OR=0.83）是正向影响因素,其评价生活和行为方式因素影响健康的比例偏高,而其他婚姻状况（离异和丧偶）（OR=0.78）、医疗花费高（OR=0.96）是负向影响因素。（3）深圳公众自我健康管理比例不高。深圳公众仅有29.47%的居民进行了基本的自我健康管理。经二项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高（OR=1.22）、性别（OR=1.20）、文化程度高（OR=1.24）、个人月收入高（OR=1.07）、家庭人口数多（OR=1.23）、深圳户籍（OR=）1.13、患有慢性病（OR=）1.22是自我健康管理的影响因素。深圳公众不同健康管理状况总健康素养（χ2=92.0,P<0.001）、健康知识（χ2=30.98,P<0.001）、健康行为素养比例（χ2=116.98,P<0.001）均有统计学意义。有健康管理的公众总健康素养、健康知识、健康行为素养比例相对较高。（4）深圳公众自我健康评价况有待改善。深圳公众仅有62.42%的自我健康评价好。自我健康评价状况好的影响因素是年龄组（OR=0.75）、性别（OR=0.70）、婚姻（OR=0.87）、个人收入（OR=1.19）、饭前便后洗手（OR=1.25）、每天刷牙（OR=1.10）、每天睡眠7-8小时（OR=1.10）、按处方购买抗生素服用（OR=1.36）、很少有压力（OR=1.58）。（5）深圳公众的两周患病、慢性病患病、住院等健康状况均与健康行为素养等存在关系。经Logistic回归分析,两周患病的影响因素是年龄（OR=0.81）、户籍（OR=1.41）、婚姻（OR=0.83）、文化程度（OR=0.92）、个人收入（OR=1.19）、家庭人口数（OR=0.93）、不吸烟（OR=1.34）、每天刷牙（OR=1.16）、每天睡眠7-8小时（OR=1.23）、按处方购买抗生素服用（OR=1.35）、每年1次体检（OR=1.21）、很少有压力（OR=1.48）；慢性病患病影响因素为年龄（OR=0.49）、户籍（OR=1.39）、个人收入（OR=1.17）、家庭人口数（OR=0.95）、不饮酒（OR=0.81）、经常开窗通风（OR=0.80）、每天刷牙（OR=1.39）、每天睡眠7-8小时（OR=1.14）、按处方购买抗生素服用（OR=1.26）、每年1次体检（OR=0.84）、很少有压力（OR=1.56）；住院的影响因素是性别（OR=0.61）、户籍（OR=1.36）、婚姻（OR=0.64）、文化程度（OR=1.15）、家庭人口数（OR=0.92）、不吸烟（OR=1.66）、饭前便后洗手（OR=1.40）、按处方购买抗生素服用（OR=1.34）、很少有压力（OR=1.24）。2、健康素养新模型和健康素养快速评估系统指标体系构建（1）健康素养新模型综合国内外研究,结合深圳健康教育工作实际,本研究提出了健康素养新内涵：“一种获取健康知识信息,并用于优化自我健康管理,促进和形成一定的健康行为与健康技能水平,从而达到改善健康状况的能力和过程”,并提出狭义的三维度“健康知识-健康行为-健康技能模型”和广义的四维度“健康知识-健康行为-健康技能-健康水平”模型。为便于个体和群体健康素养水平的确定,本研究参照国外TOFHLA的健康素养界定标准,使用总分的60%和75%作为截位值将健康素养水平分成低健康素养、高健康素养和边际健康素养三个层面。（2）健康素养快速评估系统构建根据系统性、简明性、灵敏性和可持续性原则,本研究利用德尔菲法,结合分层聚类分析和健康素养影响因素状况构建健康素养快速评估系统。参与咨询的24位专家的权威程度为0.87,两次咨询的积极系数为100%,协调系数Kendall’sW为0.41,专家提供的意见可靠、可信。根据咨询结果和分层聚类分析以及基于各层健康素养水平的影响因素等实际依据,确定三维健康素养快速评估系统的核心评价指标包括20项,其中包括知识素养和行为素养各8项、技能素养4项,权重分别为40%、40%和20%；四维健康素养快速评估系统的核心评价指标包括20项,其中包括知识素养和行为素养各7项、技能素养4项、健康水平2项,权重分别为35%、35%、20%和10%。三维度和四维度健康素养快速评估系统与原健康素养评估系统的关联效度分别为0.89和0.86,三维度和四维度系统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6。验证性因子分析证实其具有较好的适配度,GFI、AGFI、NFI、IFI、TLI和CFI的值都接近0.9。（3）健康素养快速评估系统平均评估时间5.9分钟,比原评估系统13.2分钟快7.3分钟。3、利用健康素养快速评估系统对短信干预效果进行评估（1）健康素养水平变化经过一年时间的短信干预,短信平台共针对干预组2863名对象人均发布60条,共160250条健康短信,干预组人群三维度健康素养均值干预后为64.67分,高于干预前的63.11分（t=24.95,P<0.001）四维度健康素养均值干预后为67.76分,高于干预前的66.42分（t=34.65,P<0.001）。三维度和四维度健康素养水平分别提升1.56和1.34。（2）自我健康管理与健康状况的变化干预组参与自我健康管理比例增加7.76%、慢性病患病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干预组与对照组的慢性病患病率有统计学差异（χ2=14.45,P<0.001）。短信干预对干预组的边际健康素养和高健康素养人群产生更为积极的效果。干预组边际健康素养人群自我健康管理的比例上升比例为10.92%,慢性病患病率由干预前的15.76%下降到干预后的12.39%；高健康素养人群自我健康评价好的比例由24.98%上升到31.16%,慢性病患病率由16.02%下降到9.49%；反之,低健康素养人群慢性病患病率由干预前的14.32%上升到18.32%。（3）短信干预提升三维度和四维度健康素养水平每元的人均成本效果分别为0.54和0.38。结论：1、健康素养与健康管理及健康状况密切相关,深入开展健康素养研究意义重大。深圳公众健康素养水平不高,按照国内现有的评价标准具备健康素养的比例计算仅为6.28%,其健康素养水平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与健康管理及健康状况都存在一定的关系。2、健康素养新内涵和模型具有较好的创新价值,代表了国际健康素养内涵发展的方向。本研究所提出狭义的三维度“健康知识-健康行为-健康技能模型”和广义的四维度“健康知识-健康行为-健康技能-健康水平”模型,尤其是广义的模型将健康水平融入之中,具有更好的实用价值,更利于现实工作的指导。3、健康素养快评评估系统具有一定实用性和稳定性,具有广泛的推广价值。构建的健康素养快速评估系统平均评估时间5.9分钟,比原评估系统13.2分钟快7.3分钟,采用百分制进行评价简单易行,在国内首次提出以60分和75分作为截值位点划分成低健康素养、边际健康素养和高健康素养三个水平,使用简捷、方便。4、健康短信干预是较好的公众健康素养干预手段,具有一定的经济实用价值。利用短信方式开展公众健康教育干预,公众三维度和四维度健康素养水平分别提升1.56和1.34,产生一定的干预效果。短信干预提升健康素养的每元人均成本效果为0.54和0.38,这充分说明利用短信对城市公众开展健康教育干预可行、经济、有效,具有较好的推广应用价值。
乔亚兰[10]（2011）在《移动电话与社会互动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以及科技进步,移动电话作为20世纪一项重要发明于1973年首次面世。与人类社会早期的通讯方式相比,移动电话具有便携性、移动性、交互性等显见特点,加之使用门槛低、功能多、人性化、多媒体化因而具有明显竞争优势。因此,移动电话的发展极为迅速,成为普及广、信号覆盖率高的移动通讯工具。同时,这一特殊的技术载体与互联网以及多媒体技术的融合日趋紧密,而且呈现不断变化、加快发展的趋势。移动电话技术的应用及发展,给人类社会生产带来巨大影响,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了便利,给人类社会管理贡献了新的工具。移动电话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变革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加快了其价值观念更新；移动电话有力促进人类社会生产,不仅有效节约了生产成本,而且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移动电话与社会产生了深刻的互动,它引起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领域的变革。然而,移动电话的发展也给人类社会带来许多问题。移动电话使用过程中出现了失范现象,造成了对公共领域的干扰,产生了时间空间观念的混淆,出现了社会交往的混乱,引发了道德、伦理及法律问题,还直接或间接对人类的身体健康与人身安全构成威胁。因此,本文以当代社会为现实语境,结合移动通讯技术发展的历史过程和时代特点,运用科学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从跨学科的视角,对广泛使用移动电话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刻剖析,系统深入地研究了移动电话与社会互动问题,包括移动电话对人类社会的深刻影响,移动电话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移动电话发展的社会控制,并提出了有利于我国移动电话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主要分析了移动电话技术发展现状,阐明了移动电话科学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并综述其相关理论基础。第二章回顾了移动电话技术发展的历史,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分析移动电话发展的特点,包括移动电话的诞生、技术的革新到功能的拓展。研究移动电话在技术、生产和服务领域的不断创新,结合中国当代社会移动电话生产、运营、使用发展的特点,对移动电话的未来进行分析和预测,进而预示移动电话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第三章分析移动电话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主要从生产、生活、文化、军事,社会管理等方面研究移动电话与社会互动,分析其中的社会现象。首先,分析了年长人群、青少年及特殊人群使用移动电话的原因和需求。其次,分析了移动电话对办公、工农业生产、物流发展带来的影响。由于移动电话的运用对人类社会管理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有助于缓解政府与公众的信息不对称状况,有利于政府与民众进行有效沟通。因此,有必要对移动电话与社会管理的关系进行重点研究,在第三节中从促进沟通、提高效率、树立形象、参与管理四个角度进行了分析,指出了不同国家与文化的人们,在移动电话使用过程中表现出较大的文化差异,分析了以山寨手机为起始点的山寨文化现象。最后,概述了战争对移动通讯技术的催化作用,以及移动电话技术对国防军事的影响。第四章探索移动电话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问题。分析了移动电话带来的一系列失范现象和社会问题,诸如侵犯个人隐私问题、手机出版物版权问题、信息安全问题、垃圾信息问题、手机广告侵权问题、手机传播色情淫秽信息问题等,并从法理的角度对这些失范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移动电话给人类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改变了人际交往的模式,造成了人类时间和空间的交错,以及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模糊,对公共领域形成了无形的干扰。文中还提到了移动电话的使用也会影响到人类的健康和安全,分析了移动电话的使用与社会发展的道德和伦理、礼仪与礼节以及生态伦理问题。第五章研究移动电话发展的社会控制。立足于我国移动电话技术发展现状,着眼于移动电话与社会互动的良性循环,研究了移动电话在信息传播及媒体监管方面产生的有关法律和管理方面的问题,并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对策措施。移动电话的发展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良性循环,离不开法律法规建设和政府及行业部门的监管,同时也离不开技术发展的支持以及人类自身意识的提高。第六章分析了本研究的重难点,并指明了未来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
二、移动电话对健康危害的研究进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移动电话对健康危害的研究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1）数字不平等：社会治理的新挑战及其回应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理论与概念介绍 |
| 一、理论基础 |
| 二、相关概念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20世纪60-90年代:研究起源 |
| 二、20世纪90年代:研究分流 |
| 三、21世纪初:数字不平等 |
| 四、国内外学者的定义 |
| 五、研究评价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点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数字不平等的可行能力框架 |
| 第一节 从基本不平等到能力不平等 |
| 一、基本不平等的缓和 |
| 二、能力不平等的突显 |
| 三、数字不平等与传统不平等的相互作用 |
| 第二节 可行能力框架 |
| 一、初级能力差异 |
| 二、中级能力差异 |
| 三、高级能力差异 |
| 第三章 数字不平等:人类共同的发展挑战 |
| 第一节 全球数字不平等的现状 |
| 一、总体情况 |
| 二、新的趋势 |
| 第二节 国家分析 |
| 一、美国 |
| 二、中国 |
| 第三节 分析与总结 |
| 一、复合的治理主题 |
| 二、现有治理的总结与不足 |
| 第四章 数字不平等对社会治理的挑战 |
| 第一节 组织的风险:不确定性 |
| 一、组织行动的背景 |
| 二、组织行动的思路 |
| 第二节 职能的风险:威胁公平 |
| 一、影响劳动分配规律 |
| 二、转变市场经济权力 |
| 三、加剧社会阶层分化 |
| 四、技术治理参与的非均衡 |
| 第三节 服务的风险:控制 |
| 一、公共服务的非均衡 |
| 二、享受便利的代价 |
| 第五章 数字不平等的回应策略 |
| 第一节 回应不确定性:行动者网络 |
| 一、发挥公共图书馆的作用 |
| 二、建设综合型的社区技术中心(CTC) |
| 三、抓住技术的潜力 |
| 四、发挥企业的优势 |
| 第二节 维护公平:政府职能的托底政策 |
| 一、劳动保护与信息安全 |
| 二、信息基础建设 |
| 三、数字技术教育 |
| 第三节 减少控制:基本服务的包容设计 |
| 一、以用户为导向的设计与开发 |
| 二、专业的数字服务与评估团队 |
| 三、打通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区域因素对居民健康行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创新之处 |
| 1.3 论文的主要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及相关背景 |
| 2.1 区域因素概述 |
| 2.1.1 经济社会环境因素概述 |
| 2.1.2 自然环境因素概述 |
| 2.2 健康行为概述 |
| 2.3 样本选择依据 |
| 第3章 经济社会环境因素对健康行为的影响 |
| 3.1 样本和数据 |
| 3.1.1 样本来源 |
| 3.1.2 样本描述性分析 |
| 3.1.3 变量的选取 |
| 3.1.4 计量模型 |
| 3.2 结果分析 |
| 3.2.1 用户规模区域分布分析 |
| 3.2.2 主成分回归分析 |
| 3.2.3 分位数回归分析 |
| 3.3 小结 |
| 第4章 自然环境因素对健康行为的影响 |
| 4.1 研究假设 |
| 4.2 样本与数据 |
| 4.2.1 薄荷科技日常使用数据 |
| 4.2.2 空气污染数据 |
| 4.2.3 气象数据及其他控制变量 |
| 4.2.4 描述性分析 |
| 4.3 研究设计 |
| 4.4 结果分析 |
| 4.5 小结 |
| 第5章 总结 |
| 5.1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 |
| 5.2 相关建议 |
| 5.3 本文的研究局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研究成果 |
（3）健康行为改变过程中信息的框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1.5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相关研究综述 |
| 2.1 健康行为改变研究 |
| 2.1.1 健康行为改变概念界定 |
| 2.1.2 健康行为改变研究常见的相关理论及模型梳理 |
| 2.1.3 健康行为改变中信息干预的作用及其基本特点 |
| 2.2 信息的框架效应研究 |
| 2.2.1 框架效应的国内外研究概况 |
| 2.2.2 框架效应定义 |
| 2.2.3 框架效应研究成果总结 |
| 2.3 健康信息框架效应研究 |
| 2.4 研究述评 |
| 第3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3.1 健康行为改变相关理论 |
| 3.1.1 跨理论模型 |
| 3.1.2 保护动机理论 |
| 3.1.3 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 |
| 3.2 框架效应理论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健康行为改变过程中信息的框架效应理论模型构建 |
| 4.1 健康行为改变综合模型的构建 |
| 4.1.1 跨理论模型中各因素间的关联分析 |
| 4.1.2 决策平衡与保护动机理论中各因素的融合 |
| 4.1.3 信息对健康行为改变的影响分析 |
| 4.2 信息框架对健康行为改变中各因素的影响分析与假设 |
| 4.2.1 健康行为改变过程中框架效应的假设 |
| 4.2.2 健康行为改变中框架效应的调节变量 |
| 4.3 健康行为改变过程中信息的框架效应理论模型的阐释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健康行为改变过程中信息框架效应模型验证实验 |
| 5.1 实验目的及设计 |
| 5.2 问卷设计 |
| 5.2.1 初版问卷各维度构成及对应问题设计 |
| 5.2.2 问卷信效度检验调查 |
| 5.2.3 问卷项目分析及信效度检验 |
| 5.3 实验及结果 |
| 5.3.1 实验对象 |
| 5.3.2 实验过程 |
| 5.3.3 实验结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健康行为改变过程中信息的框架效应分析 |
| 6.1 健康行为改变综合模型内部各变量情况 |
| 6.1.1 行为改变过程中各阶段的变化阶段情况 |
| 6.1.2 行为改变过程中各阶段的决策平衡情况 |
| 6.1.3 健康行为改变过程中变化过程与决策平衡各维度相关性 |
| 6.1.4 相邻变化阶段间变化过程和决策平衡的回归分析 |
| 6.2 不同阶段个体的框架效应情况 |
| 6.2.1 不同信息框架对前意向阶段个体影响 |
| 6.2.2 框架效应对意向阶段个体影响 |
| 6.2.3 框架效应对准备阶段个体影响 |
| 6.2.4 框架效应对行动阶段个体影响 |
| 6.2.5 框架效应对维持阶段个体影响 |
| 6.3 影响因素对健康行为改变过程中框架效应的影响 |
| 6.3.1 人口学特征 |
| 6.3.2 认知需求 |
| 6.3.3 CFC |
| 6.3.4 动机导向 |
| 6.3.5 风险和不确定性意识 |
| 6.4 结果讨论 |
| 6.4.1 处于相邻变化阶段个体间差异性讨论 |
| 6.4.2 相邻变化阶段相互转变的重要预测维度 |
| 6.4.3 信息框架对处于不同变化阶段个体间差异性分析 |
| 6.4.4 其他因素对框架效应产生的调节作用 |
| 6.5 模型修正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信息框架对健康行为改变干预效果的实证 |
| 7.1 实验目的 |
| 7.2 实验设计 |
| 7.3 实验对象 |
| 7.4 干预过程 |
| 7.5 干预效果分析 |
| 7.5.1 干预前后不同组别健康行为改变进程比较 |
| 7.5.2 干预实验结果讨论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局限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手机辐射对实验小鼠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表 |
| 引言 |
| 第1章 手机辐射对小鼠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
| 1.1 材料与方法 |
| 1.1.1 实验试剂和仪器 |
| 1.1.2 动物分组及干预 |
| 1.2 方法 |
| 1.2.1 实验小鼠中性粒细胞吞噬功能测定 |
| 1.2.2 实验小鼠巨噬细胞吞噬功能测定 |
| 1.2.3 溶菌酶活性测定 |
| 1.2.4 实验小鼠脾细胞凋亡测定 |
| 1.2.5 脾脏淋巴细胞转化率测定 |
| 1.2.6 小鼠血清中IFN-γ浓度测定 |
| 1.2.7 小鼠血清中IL-4浓度测定 |
| 1.2.8 统计学方法 |
| 1.3 实验结果 |
| 1.3.1 实验小鼠中性粒细胞及巨噬细胞吞噬功能测定结果 |
| 1.3.2 实验小鼠溶菌酶活性测定结果 |
| 1.3.3 实验小鼠脾淋巴细胞凋亡率和细胞转化率测定结果 |
| 1.3.4 实验小鼠血清IFN-γ及IL-4浓度测定结果 |
| 1.4 讨论 |
| 1.5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2章 综述 手机辐射对人类健康影响研究进展 |
| 2.1 手机辐射 |
| 2.2 对脑组织的影响 |
| 2.3 对记忆力的影响 |
| 2.4 对生殖系统的影响 |
| 2.5 对胚胎的影响 |
| 2.6 对听力系统的影响 |
| 2.7 对内分泌系统的影响 |
| 2.8 对肿瘤发生的关系 |
| 2.9 对骨骼系统的影响 |
| 2.10 对眼睛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结论 |
| 致谢 |
| 导师简介 |
| 作者简介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空气质量对中国民生发展的影响建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价值 |
| 1.3 相关文献综述 |
| 1.3.1 空气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 |
| 1.3.2 环境不平等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研究 |
| 1.3.3 多维贫困的应用研究 |
| 1.3.4 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及其测度方法 |
| 2.1.1 民生发展的内涵 |
| 2.1.2 环境不平等与健康不平等 |
| 2.1.3 贫困与多维贫困 |
| 2.1.4 个人幸福感与地区幸福感 |
| 2.2 空气质量对民生发展的影响机理分析 |
| 2.2.1 空气质量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机理 |
| 2.2.2 空气质量不平等对居民健康不平等的影响机理 |
| 2.2.3 空气质量对贫困的影响机理 |
| 2.2.4 空气质量对幸福感的影响机理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空气污染对中国居民健康的影响建模研究 |
| 3.1 问题的提出 |
| 3.2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3 多层线性模型 |
| 3.3.1 无条件均值模型 |
| 3.3.2 随机截距模型 |
| 3.3.3 混合效应模型 |
| 3.4 实证结果与讨论分析 |
| 3.4.1 分层卡方检验结果 |
| 3.4.2 无条件均值模型的估计结果 |
| 3.4.3 随机截距模型的估计结果 |
| 3.4.4 混合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
| 3.4.5 模型比较与残差检验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空气污染不平等与居民健康不平等的度量与耦合协调性研究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数据说明 |
| 4.3 不平等的度量方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 |
| 4.3.1 Theil指数 |
| 4.3.2 耦合协调度模型 |
| 4.4 实证结果与讨论分析 |
| 4.4.1 空气污染水平的不平等程度 |
| 4.4.2 居民健康水平的不平等程度 |
| 4.4.3 耦合协调性分析与“首要不平等污染物”的识别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空气质量对中国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数据说明 |
| 5.3 A-F双界限法与中国家庭多维贫困指数(CFMPI) |
| 5.3.1 A-F双界限法 |
| 5.3.2 中国家庭多维贫困指数及其分解 |
| 5.4 实证结果与讨论分析 |
| 5.4.1 中国家庭多维贫困指数 |
| 5.4.2 空气质量对多维贫困的影响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空气质量对中国城市幸福感的影响建模研究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 城市幸福感的度量方法与空间计量模型 |
| 6.3.1 熵值法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 |
| 6.4 实证结果与讨论分析 |
| 6.4.1 城市客观幸福指数(UHI)及其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
| 6.4.2 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B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参与的课题 |
| 附录C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学术会议与学科竞赛 |
| 附录D 第6章相关数据 |
（6）健康城市环境设计绿地再分配中的数据分析与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城市建设现状与传统环境设计 |
| 1.1.2 城市化带来的问题 |
| 1.1.3 城市的健康构建与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 |
| 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1 健康城市的构建需求与数据分析方法 |
| 1.2.2 环境设计的健康需求与数据分析方法 |
| 1.3 研究概念的界定与区分 |
| 1.3.1 健康城市与健康城市环境设计 |
| 1.3.2 城市绿地及相关概念的区分 |
| 1.3.3 数据分析与环境设计方法的更新 |
| 1.4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理论与量化分析 |
| 1.5.2 技术手段 |
| 1.5.3 研究方法综述 |
| 1.6 论文的创新点 |
| 1.7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研究框架 |
| 1.7.1 研究内容 |
| 1.7.2 研究案例选取——基于健康城市建设指标的两个实验案例 |
| 1.7.3 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
| 第2章 健康城市环境与数据分析的理论研究现状 |
| 2.1 健康城市与健康环境的研究现状 |
| 2.1.1 健康城市的概念界定 |
| 2.1.2 健康环境的概念界定 |
| 2.1.3 健康城市与健康环境的研究方向 |
| 2.1.4 健康城市起源发展与指标设立的历史沿革 |
| 2.2 城市绿地的研究现状 |
| 2.2.1 城市绿地的概念界定 |
| 2.2.2 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界定 |
| 2.2.3 健康城市中的绿地系统研究 |
| 2.3 数据技术发展在设计领域的运用研究现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健康城市环境绿地再分配中的数据统计 |
| 3.1 实验选取:健康城市的基础指标(物理指标)——空气质量 |
| 3.2 案例背景研究—健康城市环境中的空气污染问题 |
| 3.2.1 健康城市环境空气污染物研究现状 |
| 3.2.2 健康城市环境空气污染负面影响 |
| 3.2.3 健康城市环境空气污染现状与政策 |
| 3.2.4 健康城市环境空气污染的防治实验研究 |
| 3.3 城市绿地系统中的土地利用类型分类 |
| 3.3.1 基地现状调研 |
| 3.3.2 基地图像采样 |
| 3.3.3 健康城市环境空气污染数据搜集 |
| 3.3.4 城市环境中16 种土地利用类型分类 |
| 3.4 图像分割与城市绿地系统数据转化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健康城市环境绿地再分配中的数据分析——LUR模型应用与空气污染物NO_2的实验 |
| 4.1 土地利用回归模型(Land Use Regression)的建立条件 |
| 4.2 不同类型土地分类覆盖讨论以及土地可修复面积 |
| 4.3 基于数据分析结果的城市环境设计绿地分配方案 |
| 4.3.1 土地分割图像数据提取 |
| 4.3.2 图像数据分析与模型建立 |
| 4.3.3 设计实施 |
| 4.3.4 绿植覆盖方案优化选择 |
| 4.4 修正的9 种土地类型修复已建成参考案例 |
| 4.4.1 居住区-工厂 |
| 4.4.2 城市主次干道-小径-城市高架桥 |
| 4.4.3 城市公共空间-草地-裸露土壤 |
| 4.5 构建物理健康环境的环境设计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健康城市环境绿地再分配中的空间划分——偏好模型应用与公共空间绿地配置实验 |
| 5.1 实验选取:健康城市的建设核心(心理指标)——公众行为需求 |
| 5.2 案例背景研究——健康城市环境中的公众需求 |
| 5.3 案例建设现状实地比较调查——城市绿地空间设计调查 |
| 5.3.1 中国城市绿地空间使用现状调研 |
| 5.3.2 美日韩绿地空间使用现状调研 |
| 5.4 实验样本研究现状 |
| 5.5 城市绿地空间使用行为方式研究 |
| 5.6 绿地空间活动需求调查与分析 |
| 5.6.1 样本基本信息分析 |
| 5.6.2 样本个体状态与行为偏好调查分析 |
| 5.6.3 样本结果统计 |
| 5.7 健康城市绿地空间规划与个体特征、行为需求偏好 |
| 5.7.1 个体特征、生活需求与行为选择的关系 |
| 5.7.2 个体特征中的家庭角色影响 |
| 5.7.3 个体特征、生活需求、行为选择与环境构成理论模型 |
| 5.8 个体偏好模型与绿地再分配中的空间划分 |
| 5.9 构建心理健康环境的环境设计 |
| 5.10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不足 |
| 6.1 健康城市环境设计绿地再分配中数据分析与应用的研究结论 |
| 6.2 论文的展望 |
| 6.3 论文的不足及改进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附录 B |
| 发表论文和科研情况参与说明 |
| 致谢 |
（7）欠发达地区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现状与健康促进对策研究 ——基于广安市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一）选题背景 |
| （二）样本代表性及研究可行性 |
|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内容、思路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的思路与路线 |
| 三、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概况 |
| （二）国外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的研究进展 |
| （三）国内研究现状 |
| （四）小结 |
| 四、研究设计 |
| （一）研究对象与抽样方法 |
| （二）测量指标、测量工具与调查要求 |
| （三）数据收集、处理及质量控制 |
| 五、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一）重点与难点 |
| （二）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界定与健康促进理论 |
| 一、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及相关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 |
| （二）健康促进 |
| 三、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的健康促进理论 |
| （一）问题行为理论 |
| （二）危险和保护理论 |
| （三）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
| （四）行为与行为管理假设 |
| （五）与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健康促进相关的其他理论 |
| 第三章 基于广安市样本的欠发达地区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现状研究 |
|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
| （一）样本的基本情况 |
| （二）一般人口学情况 |
| 二、欠发达地区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现状——基于广安市的调查 |
| （一）不良饮食行为 |
| （二）缺乏运动和锻炼行为 |
| （三）故意伤害行为 |
| （四）非故意伤害行为 |
| （五）物质成瘾行为 |
| （六）精神成瘾行为 |
| （七）危险性行为 |
| 三、欠发达地区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的现状——基于现有文献的对比 |
| （一）营养缺乏型不良饮食行为问题突出 |
| （二）体力活动参与率高而运动锻炼少，因学习而静坐的时间较长 |
| （三）故意伤害行为与心理问题检出率较高 |
| （四）交通危险行为检出率低，但溺水危险发生的可能性高 |
| （五）吸烟、饮酒等物质成瘾行为有低龄化现象 |
| （六）上网等精神成瘾行为检出率与现有报告相似，赌博检出率较低 |
| （七）危险性行为的自我报告率较低 |
| 四、欠发达地区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的现有特征与问题 |
| （一）欠发达地区健康危险行为的普遍性 |
| （二）欠发达地区健康危险行为的集聚性与多样性 |
| （三）欠发达地区健康危险行为与社会经济文化的相关性 |
| （四）不同性别、学段等亚群中差异明显 |
| 第四章 量化评分探究及影响因素与健康促进困境分析 |
| 一、欠发达地区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现状的量化评分探究 |
| （一）欠发达地区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现状的量化评分方法 |
| （二）欠发达地区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的得分频数分布情况 |
| （三）基于中国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数据库的评分比较 |
| 二、欠发达地区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影响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
|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甄选 |
| （二）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 |
| （三）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欠发达地区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健康促进困境分析 |
| （一）缺乏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监测的政策支持 |
| （二）现有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监测方法的存在瓶颈 |
| （三）欠发达地区客观环境带来诸多健康促进工作的难题 |
| 第五章 欠发达地区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的健康促进对策 |
| 一、现有的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健康促进对策评析 |
| （一）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健康促进对策的主要范式 |
| （二）现有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健康促进对策的优点 |
| （三）现有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健康促进对策的缺陷 |
| 二、欠发达地区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的健康促进对策 |
| （一）以“互联网+移动设备+监测哨点”构筑大数据监测系统 |
| （二）以家庭为纽带的健康危险行为的矫治：情、知、信、行 |
| （三）发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健康促进作用 |
| （四）协同构筑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防控屏障和诊疗干预网络 |
| （五）重视欠发达地区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的研究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一、总结 |
| 二、本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
| （一）本研究的不足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科研情况 |
（8）中国环境污染变化与规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和价值 |
| 1.1.3 研究目标 |
| 1.2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2.1 环境质量的健康经济社会效应评估 |
| 1.2.2 环境规制及其效应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
| 1.2.3 环境联邦主义(分权)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
| 1.2.4 环境治理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框架和内容 |
| 1.4 技术方法和创新点 |
| 1.4.1 技术方法 |
| 1.4.2 文章可能的创新点 |
| 2 中国环境质量(污染)变化与治理机制演进 |
| 2.1 中国环境质量(污染)变化 |
| 2.1.1 中国总体环境质量变化 |
| 2.1.2 水环境质量变化 |
| 2.1.3 空气环境质量变化 |
| 2.1.4 固体废弃物污染 |
| 2.1.5 农村土地环境质量变化 |
| 2.2 中国环境管理体制与治理机制演进 |
| 2.2.1 几近空白阶段(1949-1971) |
| 2.2.2 萌芽于起步阶段(1972—1987) |
| 2.2.3 稳步发展阶段(1988—2007) |
| 2.2.4 加速发展阶段(2008至今) |
| 3. 环境质量、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
| 3.1 问题提出 |
| 3.2 理论分析 |
| 3.2.1 理论模型 |
| 3.2.2 数值模拟 |
| 3.3 实证准备 |
| 3.3.1 计量模型与数据 |
| 3.3.2 内生性讨论与方法选择 |
| 3.4 实证结果汇报 |
| 3.4.1 环境污染与国民健康 |
| 3.4.2 环境污染、国民健康与经济产出 |
| 3.4.3 影响渠道检验 |
| 3.4.4 稳健性检验 |
| 3.5 小结 |
| 4 环境质量、国民健康与经济社会不平等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 |
| 4.2.1 个人决策 |
| 4.2.2 两部门生产 |
| 4.2.3 政府公共政策 |
| 4.2.4 均衡存在性 |
| 4.2.5 环境质量变化与不平等 |
| 4.3 环境污染、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不平等 |
| 4.3.1 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
| 4.3.2 研究方法 |
| 4.3.3 回归结果 |
| 4.4 环境健康损害评估与地区间不平等：2003-2010 |
| 4.4.1 环境污染的健康负担及其经济价值 |
| 4.4.2 环境的健康负担与地区间不平等 |
| 4.5 环境健康负担与地区内(城乡间)不平等 |
| 4.5.1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
| 4.5.2 实证结果和解释 |
| 4.6 进一步的讨论 |
| 4.7 基本结论 |
| 5 环境规制能够实现“降污”和“增效”的双赢吗?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研究假说 |
| 5.3 制度背景与准实验设计 |
| 5.3.1 制度背景 |
| 5.3.2 准实验设计 |
| 5.4 估计模型与指标选取 |
| 5.4.1 模型设定 |
| 5.4.2 指标选择与数据描述 |
| 5.5 实证结果及解释 |
| 5.5.1 环境规制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
| 5.5.2 环境规制的经济绩效评估 |
| 5.5.3 环境规制效应的异质性 |
| 5.5.4 稳健性检验 |
| 5.6 结论与启示 |
| 6 环境规制与企业生产率 |
| 6.1 引言 |
| 6.2 研究假说 |
| 6.3 制度背景与准实验设计 |
| 6.3.1 制度背景 |
| 6.3.2 准实验设计 |
| 6.4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数据描述 |
| 6.4.1 模型设定 |
| 6.4.2 数据来源、变量选择及描述 |
| 6.5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6.5.1 环境规制、企业特征与生产率 |
| 6.5.2 环境规制、行业特征与生产率 |
| 6.5.3 环境规制、地区特征与生产率 |
| 6.5.4 影响渠道：技术创新、制造业费用、融资约束(商业信用、银行信用、政府补贴)和资源再配置 |
| 6.5.5 稳健性分析 |
| 6.6 小结 |
| 7. 中国环境规制分权与环境质量：理论与实证 |
| 7.1 问题提出 |
| 7.2 中国式环境联邦主义的数量测度 |
| 7.2.1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环境分权程度测算 |
| 7.2.2 中国环境分权结果(1992-2010)分析 |
| 7.3 环境分权与环境监管：一个理论模型 |
| 7.3.1 集权的政策制定 |
| 7.3.2 分权体制下的政策制定 |
| 7.4 环境分权与污染治理：实证检验 |
| 7.4.1 模型设定、变量和数据 |
| 7.4.2 实证结果 |
| 7.5 小结 |
| 8 社会资本、制度环境与环境公共治理 |
| 8.1 引言与文献评述 |
| 8.2 研究基础与逻辑起点 |
| 8.2.1 社会资本界定及其度量 |
| 8.2.2 社会资本、制度环境与环境治理 |
| 8.3 社会资本测度 |
| 8.3.1 度量方法：MIMIC模型 |
| 8.3.2 社会资本的原因和指标变量分析 |
| 8.4 模型、变量和数据 |
| 8.4.1 模型设置与变量选择 |
| 8.4.2 考虑内生问题的稳健性检验与方法选择 |
| 8.4.3 数据样本 |
| 8.5 实证结果汇报 |
| 8.5.1 基本结果 |
| 8.5.2 社会资本、制度环境与环境治理 |
| 8.5.3 稳健性检验 |
| 8.6 结论与政策启示 |
| 9.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论文的政策启示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及学术荣誉 |
| 后记 |
（9）城市公众健康素养快速评估与短信干预系统的构建与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背景研究 |
| 第一节 健康素养有关概念与研究现状 |
| 一、有关概念 |
| 二、健康素养评估研究现状 |
| 三、健康素养干预现状研究 |
| 第二节 健康管理有关概念与研究现状 |
| 一、有关概念 |
| 二、自我健康管理现状研究 |
| 三、健康管理评估现状研究 |
| 第三节 健康素养与自我健康管理研究相结合的意义 |
| 一、健康素养研究的意义 |
| 二、自我健康管理研究的意义 |
| 三、健康素养与健康管理研究结合的意义 |
| 四、利用短信开展健康素养干预的意义 |
| 五、本研究的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技术路线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检索法 |
| 二、专题小组讨论 |
| 三、专家咨询法(Delphi法) |
| 四、社区干预准实验研究 |
| 五、现场横断面调查法 |
| 六、跨学科研究方法 |
| 七、统计分析方法 |
| 第六节 主要创新点 |
| 一、理论构建有所创新 |
| 二、研究视点有所创新 |
| 三、研究方法有所创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健康素养快速评估建立的实际依据——深圳公众健康素养、自我健康管理、健康状况现况分析 |
| 第一节 深圳公众健康素养现况 |
| 一、对象与方法 |
| 二、结果 |
| 三、讨论 |
| 第二节 深圳公众自我健康评价影响因素状况 |
| 一、对象与方法 |
| 二、结果 |
| 三、讨论 |
| 第三节 深圳公众自我健康管理现况 |
| 一、对象与方法 |
| 二、结果 |
| 三、讨论 |
| 第四节 深圳公众健康状况与健康素养的关系 |
| 一、对象与方法 |
| 二、结果 |
| 三、讨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健康素养快速评估系统的构建 |
| 第一节 构建的理论基础与原则 |
| 一、系统论的定义 |
| 二、健康素养快速评估系统 |
| 三、构建的主要原则 |
| 第二节 健康素养的新内涵 |
| 一、健康素养的内涵和概念 |
| 二、健康素养快速评估内容的确定 |
| 三、健康素养评估标准的界定 |
| 第三节 构建方法与过程 |
| 一、材料与方法 |
| 二、结果 |
| 三、讨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健康素养快速评估系统的应用 |
| 第一节 健康短信平台系统的构建 |
| 一、短信平台 |
| 二、短信平台系统构成 |
| 三、健康短信平台系统的管理 |
| 第二节 健康短信平台系统干预效果评价 |
| 一、材料与方法 |
| 二、结果 |
| 三、讨论 |
| 本章小结 |
| 全文总结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发表论文与参与课题 |
| 附录 |
| 致谢 |
| 统计学审稿证明 |
（10）移动电话与社会互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二章 移动电话发展及其技术创新 |
| 第一节 人类社会早期的通讯方式 |
| 第二节 移动电话技术发展轨迹 |
| 一、移动电话的诞生 |
| 二、从模拟到数字信号移动电话 |
| 第三节 移动电话及其技术发展 |
| 一、移动电话特点 |
| 二、移动电话技术创新特点 |
| 第三章 移动电话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移动电话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 |
| 一、移动电话与人际交往 |
| 二、移动电话与青少年使用者 |
| 三、移动电话与老年使用者 |
| 四、移动电话与特殊人群使用者 |
| 第二节 移动电话对人类社会生产的影响 |
| 一、移动电话与办公 |
| 二、移动电话与工农业生产 |
| 三、移动电话与物流 |
| 第三节 移动电话对人类社会管理的影响 |
| 一、促进沟通 |
| 二、提高效率 |
| 三、树立形象 |
| 四、参与管理 |
| 第四节 移动电话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
| 一、手机称呼的文化 |
| 二、手机使用文化差异 |
| 三、手机与山寨文化 |
| 第五节 移动电话对国防军事的影响 |
| 一、战争是移动电话技术发展的催化剂 |
| 二、移动电话技术给现代军事带来的影响 |
| 三、移动电话使用与国家信息安全 |
| 第四章 移动电话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问题 |
| 第一节 移动电话使用的失范现象及法律问题 |
| 一、移动电话使用的失范现象 |
| 二、移动电话使用的信息传播乱象 |
| 第二节 移动电话对公共领域的干扰问题 |
| 一、移动电话带来的时空观念混淆 |
| 二、移动电话带来的社会交往混乱 |
| 第三节 移动电话带来的道德及伦理问题 |
| 一、移动电话带来的社会道德问题 |
| 二、移动电话带来的生态伦理问题 |
| 第四节 移动电话带来的健康与安全问题 |
| 一、移动电话带来的手机辐射 |
| 二、移动电话带来的手机病菌 |
| 三、移动电话带来的手机依赖 |
| 四、移动电话带来的手机伤害 |
| 第五章 移动电话发展的社会控制 |
| 第一节 强化法规建设 |
| 一、明确移动电话发展的政策导向 |
| 二、加快移动电话发展的立法 |
| 第二节 强化政府监管 |
| 一、全面履行政府监管职责 |
| 二、尽快建立独立监管机构 |
| 第三节 强化技术安全 |
| 一、提高技术安全标准 |
| 二、开展技术安全研究 |
| 三、实施技术安全过滤 |
| 第四节 强化生产者责任 |
| 一、坚持绿色生产 |
| 二、发展循环经济 |
| 三、倡导生产与服务伦理 |
| 第五节 强化消费者意识 |
| 一、建设生态文明 |
| 二、引导理性消费 |
| 三、维护自身权益 |
| 第六章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移动电话对健康危害的研究进展（论文参考文献）
- [1]数字不平等：社会治理的新挑战及其回应策略[D]. 汤容. 南京大学, 2020(04)
- [2]区域因素对居民健康行为的影响研究[D]. 赵乐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0(01)
- [3]健康行为改变过程中信息的框架效应研究[D]. 王崇梁. 吉林大学, 2019(02)
- [4]手机辐射对实验小鼠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D]. 刘志明. 华北理工大学, 2019(02)
- [5]空气质量对中国民生发展的影响建模研究[D]. 靳雁淋. 湖南大学, 2019(07)
- [6]健康城市环境设计绿地再分配中的数据分析与应用[D]. 郭滢. 天津大学, 2018(06)
- [7]欠发达地区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现状与健康促进对策研究 ——基于广安市的调查[D]. 彭波. 西华师范大学, 2016(02)
- [8]中国环境污染变化与规制效应研究[D]. 祁毓. 武汉大学, 2015(07)
- [9]城市公众健康素养快速评估与短信干预系统的构建与应用研究[D]. 庄润森. 南方医科大学, 2014(11)
- [10]移动电话与社会互动研究[D]. 乔亚兰. 武汉大学, 2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