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论文文献综述）
王慧[1]（2021）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专业:政治学理论指导教师:马雪松教授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与乔罕·欧森从组织理论的立场将长期受到忽视的制度和制度分析带回政治科学的主流议程,大批学者由此汇聚到新制度主义这面旗帜下并开启了新的研究篇章,以至有人开始高呼:“现在我们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强劲发展一度令置身于制度结构之中的行动者黯然失色,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约束性功能,其本身蕴含的使动意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迎来观念转向的浪潮,众多学者纷纷加入观念议题的讨论。这一变化对制度分析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表现为各个流派愈益关注观念,更为关键的是,以观念和话语为理论基石的建构制度主义得以兴起。如此一来,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或观念转向议题进入了政治学的中心地带与前沿领域。“观念很重要”似乎已经人尽皆知,但要问观念究竟是什么却又出现聚讼纷纭、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从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有必要首先为观念这一核心概念确立基本的分析维度。观念是各类行动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观念一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课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观念的重要性。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而言,很多学者为观念的界说付出了努力,综合来看,包含类型、层次、要素、形式在内的观念的划分都可以归纳为观念的结构要素,表示观念孕育于特定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制度结构及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观念无法凭空产生或存续,需要依附于特定的行动者并经由传播观念的话语、叙事、框架等呈现机制才能切实发挥作用。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是贯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核心主线。从辩证的立场来看,观念即是制度,制度即是观念。本文从两个角度论述观念等同于制度的观点。从既定结果来看,某些观念性要素具有制度的属性,从转化过程来看,某些行动者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观念影响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制度也会影响观念的生成、维系和变迁,但这两条进路又有着本质区别与研究侧重。观念议题回归新制度主义并不是政治科学领域观念与制度相结合的首次尝试,而是有其深刻根植的历史脉络,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以及密切互动的观点可上溯至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以观念复归作为切入点并扩大分析视域可以发现,观念研究在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兴起、衰落、复兴的转折时期,对其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前因后果。传统政治学研究中观念与制度相互交织在一起,旧制度主义虽然部分承袭了此前观念研究的传统,但偏向于对制度和观念予以宏观探讨与静态描述,旧制度主义的局限以及随后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导了观念研究的衰落,不过这一时期仍然产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性成果。观念的复兴发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聚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均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加深了对观念的理解,但各个流派的观念转向有其独特性。建构制度主义代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观念维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一流派的分析基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性或双重性,不确定性,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建构制度主义仍处于发展过程中,遵循建构逻辑而依次成长起来的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和沟通制度主义均可被视为其内部的取向。理论的变革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回应,脱离现实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和盲目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生观念转向的关键原因在于,既有的制度分析框架无法为某些现实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转向可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方面,观念转向促使各个流派加强对话交流与认同意识,缓和了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张力,随着观念研究的逐渐深化,制度分析的视野得到相应的拓展。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离不开对规范和价值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立足日常经验反思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带来的深刻启示时,有必要审视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好的观念和好的制度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努力追求的目标。结构制约能动,能动生产结构,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最终落脚于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建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使由行动者建构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约束和使能作用,是一项需要加以认真和审慎探索的课题。
骆明婷[2]（2021）在《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文中指出贫困是社会生活中普遍的经济现象,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指的是物质生活的匮乏,通常局限于一定区域或国家内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贫困问题突破地域和国界的局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某一特定人群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能力的社会性问题。联合国成立后,减除贫困、促进发展成为联合国的核心议题之一,联合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开展了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联合国的行动下,全球逐渐形成了一个涵盖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双边或多边协议、私营部门、公民自愿行动的庞大的减贫机制,旨在通过联合不同的力量,合理利用资源,应对单一国家无法独立解决的全球性贫困问题。本文的阐述基于以下假设:第一,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凌驾于各主权国家之上的强制性权力和有约束性的法律结构;第二,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的主要行为体,各国的行为决策是根据本国利益作出的,寻求在安全、权力、财富上的最大收益;第三,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良性合作预期会带来共赢的局面,但各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取决于行为体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收益的综合考量,并符合某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合作的实现和维系是艰难的。本文试图采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全球贫困治理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模式以及各行为体在其中的行为方式。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将发展议程作为核心议题之一,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减除贫困、提升各国人民福祉,从20世纪60年代起,其发展理念经历了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到试图“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再到“可持续发展”的演变,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为核心的全面的减贫体系,包括较为完善的决策程序、议事规程和监督体系。2015年,在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终期评估中发现,虽然千年计划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还有很多指标尚未达成,且出现了发达国家未履行筹资承诺、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供应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低收入国家减贫进展缓慢等现象。随后,联合国提出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千年发展目标的内容进一步扩展、深化,期待实现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包容性相结合的目标。本文认为造成全球减贫机制未能发挥有效作用的原因主要在于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是由发达国家供给、发展中国家消费,存在着供需不平衡的情况。发达国家根据本国的利益提供GPGs,由于减贫领域的GPGs供给成本高,见效周期长,且与供给国的核心利益关系不密切,通常不会获得优先投入,当投入成本过高或与国家核心利益产生冲突时,发达国家将减少或放弃对其的投入。发展中国家不能参与到GPGs供给的决策过程,无法根据本国需求改变GPGs供应和分配的规则,只能被动接受,这一过程是低效、混乱的。国际组织在GPGs供应和分配中发挥着激励和衔接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有强制力的权威机构,且随着减贫议题的扩大,国际机制呈现碎片化状态,导致国际组织指导的减贫机制效率低下,交易成本高。本文介绍了自2002年蒙特雷发展问题筹资会议以来国际社会关于MDGs筹资问题和GPGs供给模式的论争,通过这个案例进一步讨论了为什么在全球层面推进减贫领域的改革、重塑减贫GPGs筹资和分配体系存在着困难,并进一步佐证本文的结论。虽然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较于“千年发展目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但全球减贫机制的内核和运行模式没有本质性的变化,GPGs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联合国始终希望能通过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全球伙伴关系来保证减贫领域GPGs的充足供应,这个体系可以减轻发达国家在面临国内财政或政治危机中筹集资金所遇到的困难,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以推进其减贫进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将中国经验传递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机制,增加对外援助,并提出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援助理念,中国的援助模式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援助理念,但与联合国建立互利合作的新型减贫机制的理念更加契合。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在于:首先,梳理了联合国成立以来发展理念的变化和发展议程的推进、“千年计划”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总结了现有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减贫机制的决策过程、组织结构、运行模式和各行为体参与方式;其次,将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注意辨析市场中的“理性人”和全球公域中的“理性的国家”之间的行为差异;一国内部有强制性权力下的公共选择和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的公共选择之间的差异;以及全球不同问题领域（根据是否与国家核心利益相关、是否能取得即时的利益来划分）中行为体的行为决策的差异,并最终聚焦到全球减贫领域的相关问题。第三,通过分析全球减贫领域各行为体之间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的行为模式,论证为什么减贫领域公共产品的供需存在矛盾?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田兆臣[3]（2021）在《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产物,也是推动人类发展的重要保障。从原始社会开始,伴随人的劳动的产生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进步。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原始社会不同种族、部落的习俗和约定等也逐渐形成,产生了最早的“制度”萌芽,规范着原始氏族成员之间的行为与交往。到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伴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社会制度也更加完善与健全,制度的规范性也不断增强,并在对行为的指引与约束中推动人的进步和社会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时期,受工业革命的影响,世界范围的分工与合作逐步形成,制度的范围与效力也更加凸显,制度发挥约束力的同时更强化了惩罚与警示的作用。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社会生产力大发展推动了制度规范的提升,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制度在原有规范性和约束性功能的基础上具有了更强的感召力和引领力,不断凸显制度的权威,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制度权威是制度内在功能的体现,是人对制度认同和信服的结果。从制度权威的形成与显现来看,制度权威是人对制度规范性和约束性的内化,是制度功能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外显,更是人们对制度敬畏和信服的必然结果。制度在规范和约束社会行为中展现着制度的功能和力量,并逐步内化为人们内心的一种信服与认可,成为人们外在行为与实践的客观标准和遵循,最终将制度权威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软实力”。在马克思看来,制度权威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结果,是事物内在客观规律的体现。也正是因为制度权威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制度权威所具有的内在“力量”和“威严”。当社会秩序的平衡状态或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被外在因素打破时,制度作为一种客观约束机制就会启动规范、惩罚和救济机制,实现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或对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等社会关系的平衡和维护。伴随制度内在平衡功能的不断发挥,人们逐渐对制度形成一种力量的共识,将制度作为自己言行的标准和依据,彰显着制度权威的内在力量。马克思是制度理论的导师,更是制度权威思想的创始人。在马克思的所有思想中,制度权威思想是马克思关于制度理论的重要思想,也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制度载体与武器。唯物主义哲学为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奠定了认知基础,政治经济学为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则为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指明了发展方向。无论是原始社会的习俗约定还是现代社会的法律规则,都是制度的载体与形式,是人们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外在行为的逻辑认知结果。在这一逻辑演变过程中,制度功能不断增强,由最初的指引规范到硬性命令再到强制执行等,都展现着制度内在的、客观的规范性与约束性。在马克思看来,制度的规范性和约束性会伴随人们认识的提升,而逐步内化为人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素养,并以制度权威的形式指引人们在社会实践和交往中主动遵循与践行。探寻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是全面认识和了解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前提与基础。从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来看,大机器生产的发展、社会交往失范和阶级矛盾对抗是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主要历史原因和背景。黑格尔等人的法哲学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产权制度与分工理论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的思想,是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理论渊源,是启发马克思进行制度权威研究的思想起点。马克思通过探索启蒙运动以来人对自由的追求,认识到了制度权威蕴含的人性诉求;通过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研究,认识到了制度权威的社会期盼;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全面阐明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社会主义制度权威的形成、发展及演变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基于这些认识,看到了制度权威的价值,进一步坚定了开展制度权威研究的信心和决心。阐释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理论内涵及逻辑体系是研究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正确认识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理论依据。通过对马克思关于制度和制度权威的相关论述的文本梳理与研究,进一步系统认识和理解马克思关于制度权威的价值、内涵与本质、基本形式、基本特征及演变的看法和思考,以确保全面深入地掌握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理论起点、思想内涵和逻辑体系,从而为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纵深研究夯实了理论基础。通过对马克思相关经典着作、手稿和书信等资料的查阅和梳理发现,马克思在这些资料中都蕴含着其关于制度及制度权威的分析和论述,都体现了马克思关于制度权威的价值、内涵与本质、基本形式、基本特征和发展演变等的认识与思考,为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制度权威形成、发展和演变的根本动力,也是制度权威显现的力量源泉。伴随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制度权威也会不断发展和演变,由人最初的被迫性接受逐渐转变为人的主动性遵循。研究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不仅要探究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形成、内涵、特征及演变等,还要积极认识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对当代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现实价值及启示。制度权威是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遵循和体现,决定了制度权威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现实指导意义。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不仅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根本性的保障功能,也对世界各国的制度建设有着基础性的助推作用。当前,把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与全球各国的国家治理相结合,用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引领和指导各国的法治建设,将会不断凸显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研究的时代价值,确保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制度的全面发展。立足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实际,将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与我国新时代法治建设相结合,对于推进我国法治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更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通过对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系统研究,既能让我们看到马克思思想中蕴含的制度权威思想,更能让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内涵、本质和特征等理论品质,为正确认识和运用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系统研究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理论内涵、形式特征及演变等基础上,进一步阐释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对当今世界各国国家治理的现实意义,能够不断推动世界各国的快速发展。同时,将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与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相结合,更能进一步彰显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研究的时代价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制度权威的力量。
杨楠[4]（2021）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权力监督作为权力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和关键维度。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长期执政的唯一执政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强化党内权力监督必然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监督机制构建与完善的关键举措与核心环节。巡视监督是党内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内监督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是党在传承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与吸收外来优秀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的进程中逐渐探索完善的制度安排。因此,厘清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解析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并在巡视制度的百年探索中把握变迁特征、挖掘变迁经验,从而探索符合中国政治实际且与中国政治基因相匹配的更具适用性、有效性和创新性的巡视制度发展路径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人的重要使命。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研究仍存在较多不足与研究空间,因而围绕此问题开展深入地探讨尤为必要。在明确相关概念和理论资源的基础上,遵循认识问题、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经典逻辑,重点回答巡视制度变迁“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如何办”等重点难点问题,从而揭示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事实与基本逻辑。概念界定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明晰话语内涵、厘定论述边界、展开学术论争的基本前提。只有在清晰厘定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才能够明确地划分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阶段,并对变迁动因、变迁特征以及路径选择进行分析。通过对制度、制度变迁、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从而明确本研究中所指涉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含义。此外,理论对于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研究着重对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进行阐述,从而借鉴相关政治学理论开展研究。准确划分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阶段,清晰描述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历程是解析变迁动因、归纳变迁特征的重要前提。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巡视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制度面貌。具体来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主要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1928年制度的生成,1931年制度的更新以及1934年以后制度的逐渐衰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在1955年得到了初步探索,但在1957年以后便日渐停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经历了1996年的制度重建、2004年的制度完善与2009年的制度健全三个主要历程。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内巡视制度也发生了历史性变迁,主要经历了2015年的制度创新和2017年的制度优化两个阶段。在对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进行阶段性划分以后,探究历次关键性变迁的动力因素尤为重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的生成不仅深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特派员制度的影响,更与应对当时党组织困境密切相关。巡视制度的更新既与当时党组织的外部困境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有关,还与党内巡视实践过程中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问题紧密相连。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可以被视为巡视制度逐渐衰微的关键节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高饶事件”的发生直接影响了巡视制度的变迁。而1957年进行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以及毛泽东的思想观念变化又成为巡视制度日渐停滞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法制观念与监督观念为巡视制度的重新建立提供了观念支持,而1989年的政治风波则加速了党内巡视制度的重建进程。此外,重建巡视制度也是中共中央为切实解决党内中高级领导干部存在的严重腐败与作风问题而做出的理性选择。此后,巡视制度历经完善与健全,不仅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与决策部署有关,也是中共中央为解决巡视实践困境并将有效的实践经验加以制度化的必然结果。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在巡视制度的创新发展中,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为其提供了重要的观念支撑,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则是关键因素。此外,与巡视制度相关的其他党内法规变革也要求巡视制度进行相应匹配衔接。党内监督条例的修订是巡视制度优化的直接因素,党内存在的政治纪律不强、政治意识薄弱等突出问题则是巡视制度优化的深层动因。在对巡视制度变迁主要历程与动力因素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从总体视角把握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对审视巡视制度变迁全貌与探寻巡视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都具有重要价值。巡视制度变迁的结构科学性、功能聚焦性和方式多重性是百年来党内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具体而言,从制度结构来看,主要表现为巡视主体日益专职化、巡视对象逐步全覆盖、巡视方法渐趋多元化、巡视程序不断规范化、巡视权责更加一致化;从制度功能来看,主要表现为由多元功能向监督功能聚焦、由多元监督向政治监督聚焦两方面特征;从变迁方式来看,主要呈现渐进性、外生性与合意性特征。如何从制度变迁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从而以史为鉴、趋利避害、启迪后人成为制度变迁研究的重要环节。政治权力主体的适应变革、现代政治观念的有效支撑、多元制度体系的匹配衔接以及关键时间要素的精准把控是未来巡视制度变迁的重要驱动路径,而积极推动巡视制度结构现代化、促进巡视制度功能政治化、增强巡视制度执行实效性则是巡视制度变迁的内容指向,从而推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更加成熟完备、协同高效。
张瑞涛[5]（2021）在《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逻辑及创新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文中指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作为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继我国家庭承包经营制之后又一次制度变迁。到2020年底全国已有近八成地区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核心任务,剩余20%左右未改革农村地区将于2021年收官完成。那么,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首要解决什么问题?其改革的内在逻辑与特征何在?方式又是什么?农村改革仅是手段,发展集体经济才是最终目的。那么改革的创新发展空间何在?面对上述问题,本研究力求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视角给予解释,并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供理论依据,为基层持续创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实践指导。因此,对产权制度改革逻辑和创新发展进行系统深入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作者2018年—2020年对11省（市）18县（市、区）的实地调研,采用座谈、深度访谈、实地走访等多种形式获取的资料,基于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框架下,综合运用社会调查法、案例分析法和产权科层结构模型研究方法,主要研究:第一,基于科层视角理论剖析产权制度改革。第二,阐释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与特征。基于11省（市）18县（市、区）的调研从清产核资及量化资产、界定成员等各环节和试点的整个过程阐释本轮（2015年以后）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与特征。第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方式。基于制度变迁理论框架并以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和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典型案例分析产权制度改革方式。第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创新发展路径,即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新方式。以陕西省高陵区等四个地区为例,重点分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联营制‖创新发展路径。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农村集体资产―嵌套性‖规则体系及其双向互动机制说明,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首先要明确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归属。采用产权科层理论分析发现,（1）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产权科层规则构成―嵌套性制度体系‖,通过正向促进和反向反馈的双向机制形成动态良性循环制度体系,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2）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产权改革与农村集体资源性资产产权改革产权科层结构在国家主体这一科层存在差异。第二,产权制度改革的做法是核查资产—确定资产主体—以股权形式分配到人—成立农村集体经济。内在逻辑是集体组织成员化、集体资产资本化,资本（财产）随成员走,成员随股份走。（1）界定成员:确定了产权制度改革的主体。（2）产权制度改革最根本的步骤是清产核资。产权制度改革具备目标任务结构层层深入,制定的相关政策富有弹性,以及评估体系系统性整体特征。但也不能忽视政策试点方式―政策势差‖带来―副作用‖的可能性。第三,制度环境是影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制度环境的动态变化引致―潜在收益‖的产生,为创新制度提供可能性。多层次主体协作结构是决定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高度与质量的重要因素。多层次参与主体尤其是初级行动团体通过识别―潜在收益‖、判断制度变迁成本收益的高低、选择制度变迁方式等一系列操作实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新均衡,进而获得―潜在收益‖。多层次主体参与产权制度改革,各主体各司其职高效协作,一方面高质量完成产权制度改革任务;另一方面―捕获‖最大量制度绩效。根据经验以及所处结构中的位置不同,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不均衡的程度和原因敏感度不同,以此形成差异化制度变迁方式。本研究借鉴杨瑞龙等（2000）和吴红宇（2004）阐释的对我国制度变迁具有较强解释力的制度变迁模式分析两地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方式。榆阳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属于复合型;来安县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属于单一型。第四,―联营制‖创新发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即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关键是突破村（组）本身的封闭性,前提条件是产权归属清晰,借助置换或整合手段使集体资产形成规模效应,并运用规模效应和政策倾斜形成虹吸效应吸引社会企业入驻,并将农村资产以股份形式加入涉农龙头企业、村（组）与村（组）合作、村企联合建设、扶贫开发等多种方式联合发展集体经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创新使农村地区形成广义上的经济增长极,通过扩散效应和虹吸效应由内向外扩散带动经济发展。但四种创新发展模式存在各自的不足,其他地区在借鉴时要综合考虑实际情况与所选模式的契合性,以便发挥各种模式的优势。根据以上结论,本研究得到如下政策启示: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加强集体组织带动作用;构建动态政策支持保障系统,发挥产权制度改革的外溢效应;全面开展配套改革,形成农村综合改革联动效应;纵深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将集体产权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等多项政策启示。
康旭华[6]（2021）在《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面对能源需求迅速增加与能源供给不足,生产生活用能与全面可持续发展两大矛盾,各国和地区纷纷选择合作以共同应对发展难题,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和全球气候谈判等为代表的能源合作屡见不鲜。在国内,能源及其相关的气候和低碳发展等问题也受到了中央和地方的高度关注,并积极寻求对内对外合作以保证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在此过程中,资源型地区作为能源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和承担者,同时也肩负着自身转型发展的历史重任。目前,资源型经济转型已经进入关键的时期,需要寻找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可行的实践措施。因此,将能源合作这一时代命题与资源型经济的转型需求相结合,从要素组合视角研究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不仅可以在理论上为中观层面能源合作相关问题奠定微观基础,为资源型经济相关学术研究开辟新的视角;还能够指导资源型经济转型实践,为其探寻突破路径。本文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论、空间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等理论,采用归纳演绎、比较静态分析、数理模型分析、案例研究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层层深入展开研究。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支撑和立场与方法论指导,针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标与约束,阐明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必要性和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借鉴空间经济学和技术创新理论对要素水平与垂直联系以及系统超循环理论,从不同要素组合的水平和垂直方向作用及演进规律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进行理论分析;通过吸收和运用雷布津斯基定理、增长极理论、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熊彼特制度要素作用理论,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展开比较静态分析、数理模型分析和逻辑推理。进而,运用案例分析法和描述性统计分析法对典型资源型省份——山西省的能源合作及其对转型的作用进行了阶段性梳理,运用熵权法、OLS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等计量方法对山西、陕西、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甘肃、宁夏、青海、贵州、云南十个省（区）能源合作对其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影响效果进行实证检验,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1）本文针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标和约束,总结了资源型地区能源合作的动因,笔者认为资源型地区天然就是能源合作的参与者,需要立足自身禀赋优势,在政府引导下,有意识地通过多种能源合作获得多元要素,以参与水平分工;双向合作关系的建立有益于资源型经济转型;不同的能源合作类型将对资源型经济产生差别化作用,能源合作引入要素作为“负熵流”,对资源型经济耗散作用回归稳态会产生重要作用。（2）本文运用集聚与扩散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和系统论分析发现,分析发现在能源合作带来的要素流动基础上,不同要素组合通过水平和垂直两个层面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产生作用。其中,水平层面作用是要素组合内部产生的实质性变化,表现形式依要素组合各异,主要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效率产生影响;垂直层面作用是要素组合在构成形态上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极化效应和均衡效应。二者此消彼长,共同影响着资源型经济中能源要素主导地位的涨落,促进了不同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的演进。（3）通过对能源贸易合作、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这四类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机理分析,本文得出结论:在水平层面,能源贸易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能够产生收入效应,初期可促进其转型,而发展到一定程度则会产生相反的作用;能源投资合作通过结构效应和内涵效应可以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通过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可产生推动作用。在垂直层面,能源贸易合作通常会对能源要素产生极化效应,而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可以发挥极化效应或均衡效应,由此影响资源型经济能源要素的主导地位,从而影响其转型效果。（4）论文在运用熵权法对2005-2019年十个资源型省（区）资源型经济转型效果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分别采用OLS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法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效果进行了基本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检验对象在检验期间参与能源贸易合作、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在水平层面分别通过收入效应、结构效应和内涵效应、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促进自身资源型经济转型;在垂直层面,分别通过极化效应（能源贸易合作）和均衡效应（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对能源要素主体地位分别产生强化和弱化作用,从而对资源型经济转型起到反向和正向影响。（5）通过采用案例分析和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典型资源型省份——山西省的能源合作及其对转型影响进行阶段性梳理,本文得出结论:山西省的能源合作由量变到质变、从单向到双向,在不断演进中逐步实现合作领域的清洁化;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也随能源合作体系的不断完善、各类型能源合作内在质量的改善及相互间的联合开展,由能源产业内部到工业体系再到整个经济与社会体系,沿着产业发展—资源利用—地区协调—生态环境的效果路径循序渐进地显现出来;能源合作是资源型经济实现转型的“捷径”之一;而开放程度不高、对高质量要素吸收不够,对转型引领作用不足、各类合作结合乏力与创新能力欠缺制约了山西省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发挥。（6）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认为资源型地区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政府需要有意识地引导资源型经济转型,立足自身禀赋优势,开展多种类型的能源合作,并根据转型需求吸收高质量要素,促进转型发展。在能源贸易合作中,应增加高附加值能源商品和能源服务贸易合作,促进能源合作向吸收高质量要素的方向发展,同时促进贸易收入的资本化。在能源投资合作中,应避免投机合作,积极利用外资,引导合作资本投向新兴产业和提升能源产业劳动力素质的领域。在能源技术合作中,加强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和国内能源领域的创新合作,通过内部合作形成产—学—研一体化,加快技术研发与转化。目前,能源治理合作的发展尚未成熟,需要着力在能源基金利用与监管和生态保护机制建设,以及统一能源金融和碳交易体系等方面加强与其他地区的合作。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尝试从要素组合水平层面和垂直层面作用角度分析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其中,借鉴前人将空间经济学的极化效应运用至要素组合的方法,进一步将要素在空间上的扩散效应转化为在经济体内要素构成上的均衡效应,补充并完善了相关理论,构建了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机理的分析框架。第二,本文在地区合作层面上,将能源合作划分为能源贸易合作、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并将散见于个别研究的具体化能源合作纳入同一个研究体系,运用同一研究范式进行系统性研究,并推演出不同类型能源合作间的演进规律,从而勾勒出能源合作体系的概貌,其中的个别观点和内容对今后相关问题研究的具有一定借鉴价值。第三,目前尚未有专门针对能源合作相关经济活动进行统计的部门和数据,本文选取山西省为代表,经过长期调研、数据搜集、整理,梳理出其参与各类能源合作的实际情况并进行了阶段性梳理,掌握了充足详实的现实数据和研究方法,对地方经济发展和相关部门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的不足之处以及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是:第一,由于实证检验对象实际情况的限制,本文未将能源服务贸易合作纳入能源贸易合作的研究中。今后,可将能源贸易合作单独作为研究主题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第二,鉴于研究重心关系,在对能源治理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进行机理分析时,本文未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加以区分,而是淡化了其中的差别,这也是作者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之一。第三,尽管本文已经竭尽所能对省级能源合作数据进行挖掘和梳理,但可能仍然存在一定欠缺。今后,笔者将进一步钻研统计方法,以便深化和完善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祝洪章[7]（2021）在《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具有鲜明效率维度的价值追求和经济属性。立足中国特殊国情、农情,耕地流转问题不单纯是经济效率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在自发演化力量和有意识构建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具有自身特定的演进规律。我国现行耕地“三权分置”改革就是考虑到耕地流转的多重属性,通过权利分层方式,兼顾耕地社会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和经济属性。这是理解当下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问题的前提,是耕地经营权流转的制度环境。主流经济学推崇的简约理论模型的研究范式在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研究上存在明显的缺陷。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理论研究方法,从历史演进规律、制度逻辑的宏观视角,顺推制约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制度环境因素;从制度目标、制度机制的应然预设与流转运行和流转制度经济影响绩效实然状态的差异,逆推权利结构设计和流转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最终,针对问题成因提出优化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对策建议。本文分析了建国至今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历程和演化规律,提出农地产权制度存在制度价值复合化取向,呈现渐进、路径依赖式演化模式,具有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相结合,服务于国家城乡关系的国家意志等发展演进规律。“三权分置”改革以农户分化发展的社会现实为背景,遵循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的历史规律,依托多重制度逻辑框架,将“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作为多重逻辑兼容的指引,通过“地权细分”为多重逻辑兼容共存提供载体,通过“走廊调控”方式为多重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机制,通过增量改革和绩效提升为多重逻辑兼容共存提供动力。经营权流转制度是以经济绩效为主导逻辑的农地产权交易制度,相关的政策制定和立法近年取得较大发展。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目标主要是优化耕地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同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保障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实现以上预设功能,国家通过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稳定机制三种制度机制综合推进流转改革。激励机制包括鼓励主体分流、客体强权赋权和完善流转交易市场体系等;约束机制包括设立农地集体所有的制度红线、流转用途红线、农民权利保护红线等;稳定机制包括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加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等。本文在系统梳理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规模、流转主体、流转方式、流转合约、流转价格、流转效力等发展状况的基础上,从宏观时空角度,运用LMDI法分析了耕地经营权流转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微观农户行为角度,基于农户流转规模决策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流转决策行为的主要因素和农户耕地福利保障效应、农户耕地禀赋效应以及农户政策感知、预期与反馈效应等对流转决策的影响。对照流转制度功能目标定位,本文分别分析了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耕地配置绩效、生产效率绩效、粮食安全保障绩效。研究发现,虽然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耕地配置效率,但面积和地块细碎化和耕地撂荒等问题依然存在;耕地流转制度提升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对流转双方、全国区域间影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现有耕地流转制度对流转“非农化”“非粮化”抑制效果不佳,经济发达地区的流转“非农化”明显,非粮食主产区流转“非粮化”明显,粮食主产区也存在流转“非粮化”趋势。依循“制度环境-制度逻辑-制度功能-制度机制-制度绩效”分析脉络,本文得出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和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进程的渐进性约束了流转制度绩效发挥的结论;根据“产权结构-行为激励与约束-制度绩效”分析脉络,本文得出了耕地“三权”赋权方案不确定性、立法内容与技术缺陷影响了流转制度绩效发挥的结论;根据“制度交易成本”分析,本文得出了农户政策认知弱、流转交易平台建设滞后、交易监管薄弱、交易信息化程度低等因素增加了制度交易成本,造成流转制度绩效损失的结论。针对制度环境,本文提出耕地经营权流转应与农业非农转移、城市及乡村非农产业吸纳能力、农业技术进步水平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等相适应发展,加快协同配套进程推进。针对赋权环节,本文建议应捋顺三权关系,采取“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的赋权路径,完善立法以减轻经营权非经济属性功能负荷;针对流转制度运行,本文提出从规模化思路、政策指导、主体培育、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持续降低经营权流转制度交易成本,提高流转制度效能。
朱振华[8]（2021）在《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美国对域名资源的商标权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域名是一种网络标记,其功能是用具象的字符替代抽象的IP网络地址,方便用户访问互联网资源。域名是应对接入互联网节点不断增多而开发的技术产物。而商标是特定符号构成的用于区分产品与服务的商业标记。两者都具有标识符特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互联网的商业化带来域名需求的剧增,其商业价值也不断凸显,这种由技术催生的数字资源与商标这种传统商业资源之间因相似性而产生了冲突,并由此引发了关于域名资源的集体行动。对于美国来说,把商标权引入网络空间以治理域名资源,既有技术可行性,也能服务于美国的政治经济目的。技术上,域名系统是互联网中为数不多的需要执行中心化管理的节点。美国对域名系统的技术垄断,以及域名的垂直管理架构,为美国控制域名资源提供了技术保障。而在政治经济层面,以解决域名与商标冲突为契机,用商标权治理网络空间,不仅能够维护美国大商业集团的利益,为它们在开拓网络边疆的过程中建立有利的制度保障,同时也能服务于美国同时期的全球信息技术战略。本文的研究问题是,美国是如何利用商标权来实现对域名资源的控制?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结合历史分析方法,对美国以商标权划定域名资源产权,以及在网络空间建立商标权保护制度的过程进行了历时性的考察。美国以商标权划定域名资源产权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域名的技术治理时期。在技术治理时期,因为域名的商标价值不大,对传统商业集团带来的冲击有限,并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关注。第二个阶段是互联网商业化后,域名资源的商业价值凸显,域名与商标冲突开始不断加剧,引发了围绕域名资源的集体博弈,并受到了美国商务部的注意。在第三个阶段,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商业资本的利益,也为了阻止域名治理走向国际化,不惜违反相关的行政法规,开始动用国家的行政力量,建立了私营性质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划定了域名资源的产权,使其成为了美国的“私有资源”。在界定了域名资源的产权之后,美国以ICANN为起点,不断强化网络空间的商标权保护制度,通过建立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反对与争议解决程序、商标信息交换中心、预注册权限和注册通知服务、域名的统一快速终止程序、商标授权后争议解决程序等制度,用以维护商业资本的利益。基于上述考察,研究主要获得了以下三方面的发现。一、以商标权界定域名资源的产权,减少了美国商业资本在开拓网络边疆过程中对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它们创造收益、积累财富的动力,从而提升了经济绩效。二、美国在网络空间建立的商标权保护力度远甚于现实世界,大幅节约了解决域名与商标冲突的交易成本,使得前述的预期收益得以强化。三、美国以商标权治理网络空间,增大了其对网络空间的政策制定权。美国主导的解决域名与商标纠纷的制度成为了全球准则,为美国商业资本迅速地占领全球市场提供了制度保障,强化了美国在互联网全球治理中的霸权地位。国际社会虽然对此进行长期抗争并获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传统以主权国家主导的抗争难以适应网络社会的治理需求,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互联网全球治理的现状。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以跨学科的视角,从微观的商标权入手去研究互联网的全球治理问题,为认识美国把控互联网全球治理的路径提供了新的解释。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虽然提出互联网的技术变迁、制度变迁以及美国的数字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关联并就此进行了解释,但未能建立量化模型,揭示域名技术、商标权保护制度与美国数字经济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也将成为后续研究的方向所在。
莉姿（CHANTHANILEUTH VILATPHORN）[9]（2020）在《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老挝实行经济开放以来,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这得益于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不断完善。当前,老挝政府在为继续积极吸引外资作出努力,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老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技术进步、推动相关制度变革等具有重要作用。随着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作用于老挝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挤入效应非常明显,在间接促进了老挝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促进了老挝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就业率的提升。当然,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产生了挤出效应,包括对老挝本土企业竞争力的削弱以及加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等。本文结合外商直接投资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理论,基于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现状与老挝经济发展现实,探讨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历程,剖析制度理论框架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特征与动因,进而对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基本内容展开研究,分析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功能与效应,研究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产生的效应机理与路径依赖及其经济效应。根据制度变迁理论与制度效应理论,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种市场经济下的制度安排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具有促进作用。在戴维·菲尼的理论框架下,影响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因素代表了建立制度变化实证模型的一个重要方法。因此,我们在对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时,需要把有关影响制度供给与需求的重要因素考虑在内。在老挝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逐渐转变的过程当中,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投资制度内容的“介入”,不断作用于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和效应。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产生了一个基本命题,即:制度是内生的,它对经济增长会产生重大影响,制度的作用最终体现在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作为一个庞大的制度分支体系,其影响过程必然不是由一种FDI数据值来反映的,而是由多种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倾向的数据指标集展现的（即FDI制度因子）,鉴于这种多对一评价值模型具有较高系数的分散性,本文以准入制度、审批制度、管理制度和鼓励制度为FDI制度评价指标体系中的4个一级维度指标,并分别从4个不同制度视角选取维度变量,借助MATLAB软件,对变量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因子分析,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计量经济模型,利用协整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和老挝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老挝短期的政策鼓励并不能完全刺激外商直接投资比例的增加。从长期发展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与老挝经济增长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影响,且这种正相关以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FDI综合制度值,老挝GDP将会增加0.7259%。且外商直接投资短期内对老挝的经济增长（GDP）的影响相对较小,即FDI波动1个百分点,那么经济增长将同向变化0.391628个百分点,且GDP的调整系数为-2.093457。整体来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与老挝经济增长间存在正相关的互作关系,其中管理制度、准入制度及鼓励制度是促进老挝经济增长和FDI投入的主要影响因子,由此得证老挝的FDI制度体系及其变迁总值可以刺激和促进老挝的经济增长,且拥有明显的经济效应。基于此,本文在最后通过对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与定位的分析,给出了提升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以及规避挤出效应的制度完善对策与建议,认为在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时应注重老挝与外国投资企业的战略目标的协调,应结合老挝社会与经济发展实际建立动态管理模式。注重对制度环境特别是法治环境与公平竞争环境的维护并充分发挥政府中介引导作用。
魏鹏[10]（2020）在《检察建议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检察建议制度作为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是落实中国宪法关于检察机关宪制定位的重要制度设计,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公益监护职能的重要机制,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独特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检察建议制度经历了一个由实然到法定、由部分到整体、由低阶到高阶的发展过程,已成为贯穿于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业务的基础性制度。检察建议制度与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建设紧密相连,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又发挥着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巨大作用,是检察机关在新时代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保障。本文将检察建议制度作为研究对象,意在说明其为何产生、因何演变、效用如何,又将如何发展的问题。从发生学的角度出发,通过探寻检察建议制度的知识谱系、中国特色和政治社会功能,揭示其在中国出现并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首先,以中国古代御史制度为代表的传统法律文化为其在中国之建构沉淀了适宜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奠定了传统法律文化基因;在分权和制约等理论影响下发展的现代检察制度为其孕育了制度生发的萌芽,因普遍存在监督属性或参与社会治理的趋势而具有诸多建议性权力和类似制度;以列宁法律监督思想和苏联检察制度为范本的社会主义法治传统为其诞生创造了决定性因素,因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性质及行使一般监督权的需要而衍生出检察建议这种具体形式;以政法传统为代表的本土化因素为其实现内生性演化提供了必要空间,革命根据地出现了检察建议的历史渊源,政法传统中的司法特点和社会综合治理等活动让其涅盘重生。其次,新时代检察建议制度的法律地位、价值、功能和适用均有了革命性的发展,呈现出制度定位的合宪性、制度基础的合法性、制度体系的独特性、制度设计的兼容性和刚柔兼具等中国特色。通过对检察建议制度的法理基础进行分析论证可知,其本质为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其权力本源为法律监督权。以检察建议强制性的高低和实现程度的不同,可将其分为行政公益诉讼型、诉讼监督型和社会治理型,前者为强制型检察建议,而后两者为非强制型检察建议。最后,当代检察建议制度主要表现出六大政治社会功能:实现法律监督;保障法律统一实施;权利保障;权力制约;推进社会治理;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建议制度的范式演进是以检察工作范式的转换为逻辑依据的。建国后随着检察工作从一般监督范式到刑事检察监督范式到法律监督范式,再到公共利益代表范式的历史性转换,检察建议制度也经历了几次深刻变革。不同的范式在范畴、适用领域、法律地位、价值和功能等层面反映出其各自的内涵和特征。中国社会结构、社会文化、法律观念和检察理念以及检察机关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地位与功能的变迁,深刻影响着检察建议制度的价值、功能和作用,也构成了检察建议制度的范式形成和转换的基本动因。作为强制型检察建议的公益诉讼检察建议,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联系紧密。其具有的相对独立性特征,使其既要充分实现诉前程序的监督属性和整改功能,又要服务于行政诉讼,这种双重属性引发了立法和实践的不协调。在运行中对于公共利益、确认违法的认定,以及调查核实权的行使等问题是急需解决的实践和理论议题。本文分别从实践和立法两个层次,通过确立有关审查标准、强化调查核实权的强制力、拓展适用范围等方面,完善强制型检察建议制度。以“一号检察建议”为代表的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在新时代焕发了新的生机,其合理定位和限定具有重大理论关切。但其在现实中仍然存在着规范性不够、刚性不足、重视程度不高等突出问题。作为诉讼监督型检察建议的再审检察建议则出现了适用条件不够明确、程序设计未发挥应有效果等问题,其制度设计和实践效果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异化。为此,在实践中,可通过强化相关内外部机制的方式,在立法上可通过提升立法层次、扩展范围等方式对非强制型检察建议制度予以完善。新时代创新完善检察建议制度的具体路径是:首先,在国家层面加强检察建议制度的立法,使其能够科学合理地融入国家治理体系,选择务实可行的立法模式和进路,通过修法活动完善检察建议的制度体系,提升运用法律监督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能力。其次,作为检察建议制度的主体和制度主导者,检察机关要结合新时代检察工作理念,在完善工作机制、创新监督理念、突出重点领域等方面对检察建议工作提出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在总结制约其发展的内外部矛盾后,以问题为导向,以法律监督权的内在要求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视角,坚持科学化、司法化、谦抑化、协同化、智能化方向,使其制度体系更加科学、制度规范更加合理、制度运行更加流畅、制度效力更具刚性。
二、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论文提纲范文）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的评析 |
| 三、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一)论文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贡献与不足 |
| (一)可能的贡献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认识前提 |
| 一、观念概念的界定 |
| (一)观念概念的语义分析 |
| (二)观念概念的多学科视角分析 |
| (三)观念概念的相似术语辨析 |
| 二、观念分析的维度 |
| (一)观念的结构要素与承载者 |
| (二)观念的呈现机制 |
| (三)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 |
| 第二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历史脉络 |
| 一、政治学中的观念研究传统 |
| (一)传统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总体概况 |
| (二)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
| 二、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衰落 |
| (一)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局限 |
| (二)新理论范式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观念研究在衰落时期的进展 |
| 三、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复兴 |
| (一)观念研究复兴的驱动因素 |
| (二)观念研究复兴的多重表现 |
| 第三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大流派的观念转向 |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二、历史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第四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取向:建构制度主义 |
| 一、建构制度主义的生成逻辑 |
| (一)建构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的渊源 |
| (二)建构制度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渊源 |
| 二、建构制度主义的分析基础 |
| (一)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双重性 |
| (二)不确定性 |
| (三)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 |
| (四)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 |
| 三、建构制度主义的多重取向 |
| (一)观念制度主义 |
| (二)话语制度主义 |
| (三)修辞制度主义 |
| (四)沟通制度主义 |
| 第五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发展反思 |
| 一、观念转向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 |
| (一)各流派理论张力的缓和 |
| (二)制度分析视野的拓展 |
| 二、观念转向对现实政治世界的反思 |
| (一)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审视 |
| (二)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写列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贫困治理问题的提出: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
| 一、什么是贫困 |
| 二、全球贫困的地区分类与现状 |
| 三、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 |
| 二、治理和统治 |
| 三、公共产品和全球公共产品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贫困的产生 |
| 二、解决贫困的手段 |
| 三、国际机制理论、全球公共产品和全球贫困治理 |
| 四、中国减贫的理论与实践 |
| 第四节 研究假设、基本观点及章节安排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基本观点 |
| 三、章节安排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思路 |
| 第二章 机制化减贫的理论解析 |
| 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 |
| 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演进 |
| 二、交易费用理论 |
| 三、公共选择理论 |
| 第二节 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及其作用模式 |
| 一、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 |
| 二、全球公共产品的作用模式 |
| 三、全球公共产品的的供给模式 |
| 四、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产品筹资模式的探索 |
| 第三节 制度理论语境下的全球贫困治理 |
| 一、国际机制理论 |
| 二、全球治理理论 |
| 三、全球贫困治理:集体行动的逻辑 |
| 第三章 联合国的发展理念和减贫机制 |
| 第一节 |
| 一、贫困是人类发展的痼疾 |
| 二、全球化下贫困治理的新路径 |
| 三、贫困治理的多元方式 |
| 第二节 联合国的发展议程和贫困治理路径 |
| 一、联合国的发展理念演进 |
| 二、联合国治理贫困的组织体系和议事规程 |
| 三、发展议程中的联合国与区域合作 |
| 第三节 联合国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
| 一、1960—1969,第一个发展十年:重视经济增长 |
| 二、1970—1979,第二个发展十年: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
| 三、1981—1990,第三个发展十年:人的全面发展 |
| 四、1991—2000,第四个发展十年:可持续发展 |
| 第四章 千年发展目标下的减贫机制及其实施 |
| 第一节 联合国千年发展宣言与千年发展目标 |
| 一、千年计划的形成 |
| 二、千年计划的具体内容 |
| 三、千年计划的组织形式 |
| 第二节 千年计划的机制化实施 |
| 一、千年计划的推进 |
| 二、千年计划的实施结果 |
| 第三节 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与挑战 |
| 一、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 |
| 二、千年计划遇到的挑战 |
| 第五章 联合国减贫机制运行分析及后2015 议程 |
| 第一节 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与分配 |
| 一、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作用模式 |
| 二、减贫领域不同行为体的行为方式 |
| 第二节 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一、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二、国际筹资与全球公共产品供应 |
| 第三节 后2015 议程展望 |
| 一、后2015——《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
| 二、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争议 |
| 三、对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评析 |
| 第六章 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对世界的贡献 |
| 第一节 中国的减贫历程与成就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治理的演进历程 |
| 二、中国减除贫困的治理手段 |
| 三、中国的减贫进程中的挑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一、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二、中国参与全球减贫机制的贡献与挑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3）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思路与方法、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背景和理论渊源 |
| 一、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一)大机器生产带来的生产过程规范性增强 |
| (二)社会交往扩大引起的行为规范消解 |
| (三)阶级矛盾激化导致的社会制度失范 |
| 二、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
| (一)卢梭、黑格尔等人的法哲学思想 |
|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权制度与分工协作理论 |
| (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的构思 |
| 三、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标志 |
| (一)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时期 |
| (二)制度权威思想的主要认识及代表作 |
| 第二章 制度权威的价值分析 |
| 一、启蒙运动中人的自由对制度权威的追求 |
| (一)启蒙运动对人的自由的呼唤 |
| (二)制度权威与人的自由的辩证统一关系 |
| (三)制度权威是人的自由的前提 |
| 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需要制度权威 |
| (一)无产阶级的人类解放使命 |
| (二)无产阶级革命中制度权威与人的自由的统一 |
| (三)制度权威是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保障 |
| 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
|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性的认识 |
|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根源的剖析 |
| 第三章 制度权威的内涵与本质 |
| 一、制度的内涵及作用 |
| (一)制度的定义 |
| (二)制度的内涵及本质 |
| (三)制度的属性及功能 |
| 二、制度权威的内涵 |
| (一)制度权威的要素 |
| (二)制度权威的内容 |
| (三)制度权威的特点 |
| 三、制度权威的本质 |
| (一)制度权威的客观性 |
| (二)制度权威的主观性 |
| (三)制度权威的能动性 |
| 第四章 制度权威的表现形式 |
| 一、经济制度权威 |
| (一)经济制度权威的内涵 |
| (二)经济制度权威的表现 |
| (三)经济制度权威的作用 |
| 二、政治制度权威 |
| (一)政治制度权威的内涵 |
| (二)政治制度权威的表现 |
| (三)政治制度权威的作用 |
| 三、文化制度权威 |
| (一)文化制度权威的内涵 |
| (二)文化制度权威的表现 |
| (三)文化制度权威的作用 |
| 第五章 制度权威的基本特征 |
| 一、制度权威的唯物性 |
| (一)生产力是制度权威形成的根源 |
| (二)生产关系是制度权威演变的动力 |
| (三)客观规律是制度权威的遵循 |
| 二、制度权威的阶级性 |
| (一)阶级的产生及发展 |
| (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不同制度诉求 |
| (三)无产阶级及社会主义制度权威的形成与发展 |
| 第六章 制度权威的演变 |
| 一、人的自由对制度权威的呼唤与推动 |
|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的认识 |
| (二)人的自由与制度权威的相互依存关系 |
| (三)制度权威是人的自由的基础 |
| 二、马克思对制度权威变迁的思考 |
| (一)马克思关于制度权威整体性研究的方法认识 |
| (二)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权威的构想 |
| 三、马克思关于制度权威演变的认识 |
| (一)制度权威演变的动力 |
| (二)制度权威演变的基本逻辑 |
| (三)制度权威演变的方向 |
| 第七章 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当代启示 |
| 一、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一)制度权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 |
| (二)制度权威思想对制度创新发展的推动 |
| 二、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实践价值 |
| (一)制度权威思想对国家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助推作用 |
| (二)制度权威思想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保障 |
| (三)制度权威思想对我国制度建设的引领 |
| (四)制度权威思想对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4）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理论阐释研究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历史考察研究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实践探索研究 |
| (四)已有研究评析 |
| 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内容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内容结构 |
| 四、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阐述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制度概念的界定 |
| (二)制度变迁概念的界定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概念的界定 |
| 二、相关理论阐述 |
| (一)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 |
| (三)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生成:1928 年《巡视条例》的颁布 |
| (二)制度更新:1931 年《中央巡视条例》的颁布 |
| (三)制度衰微:1934 年后《中央巡视条例》逐渐衰微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探索:1955 年关于建立巡视制度决定的提出 |
| (二)制度停滞:1957 年后巡视制度日渐停滞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重建:1996 年关于建立巡视制度试行办法的颁布 |
| (二)制度完善:2004 年关于巡视工作暂行规定的颁布 |
| (三)制度健全:2009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的颁布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创新:2015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颁布 |
| (二)制度优化:2017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修订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生成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更新的动力因素 |
| (三)巡视制度衰微的动力因素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探索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停滞的动力因素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重建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完善的动力因素 |
| (三)巡视制度健全的动力因素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创新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优化的动力因素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结构科学性 |
| (一)巡视主体日益专职化 |
| (二)巡视对象逐步全覆盖 |
| (三)巡视方法渐趋多元化 |
| (四)巡视程序不断规范化 |
| (五)巡视权责更加一致化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功能聚焦性 |
| (一)由多元功能向监督功能聚焦 |
| (二)由多元监督向政治监督聚焦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方式多重性 |
| (一)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渐进性 |
| (二)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外生性 |
| (三)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合意性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驱动路径 |
| (一)政治权力主体的适应变革 |
| (二)现代政治观念的有效支撑 |
| (三)多元制度体系的匹配衔接 |
| (四)关键时间要素的精准把控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内容指向 |
| (一)推动巡视制度结构现代化 |
| (二)促进巡视制度功能政治化 |
| (三)增强巡视制度执行实效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逻辑及创新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1.3.4 数据来源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研究评述 |
| 2.1 产权制度研究 |
| 2.2 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
| 2.3 农村―三变‖改革 |
| 2.4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措施及评价 |
| 2.4.1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措施 |
| 2.4.2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影响因素 |
| 2.4.3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评价 |
| 2.5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经验总结 |
| 2.5.1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模式 |
| 2.5.2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 |
| 2.5.3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产生问题的原因 |
| 2.5.4 解决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关键问题的路径 |
| 2.6 相关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产权、农村集体产权 |
| 3.1.2 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
| 3.1.3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产权理论 |
| 3.2.2 科层制与自然资源产权科层理论 |
| 3.2.3 制度变迁理论 |
| 3.2.4 集体行动理论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背景与进展 |
| 4.1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背景 |
| 4.1.1 农村地区集体发展存在多重问题 |
| 4.1.2 财产性收入偏低但农民主动参与改革意识增强 |
| 4.1.3 顶层制度设计和试点推动 |
| 4.1.4 农村地区技术水平显着提升 |
| 4.2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历程 |
| 4.2.1 探索改革阶段 |
| 4.2.2 试点改革初始阶段 |
| 4.2.3 试点扩大阶段 |
| 4.2.4 ―扩面提速集成‖阶段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理论分析:基于科层视角 |
| 5.1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嵌套性‖规则特征 |
| 5.2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科层机理分析 |
| 5.3 不同类型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科层结构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内在逻辑与特征 |
| 6.1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内在逻辑 |
| 6.1.1 清产核资及量化资产 |
| 6.1.2 界定成员 |
| 6.1.3 股权设置与管理 |
| 6.1.4 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
| 6.2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三变‖改革二者关系 |
| 6.3 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特征 |
| 6.3.1 产权制度改革目标任务结构逐层递进 |
| 6.3.2 产权制度改革相关政策制定富有弹性 |
| 6.3.3 产权制度改革评估体系极具系统性 |
| 6.3.4 产权制度改革具有一定―政策势差‖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方式:基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 |
| 7.1 案例选取和基本情况 |
| 7.1.1 案例选取 |
| 7.1.2 案例基本情况 |
| 7.2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方式的案例分析 |
| 7.2.1 复合型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变迁 |
| 7.2.2 单一型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变迁 |
| 7.3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方式的案例启示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联营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创新发展路径探索 |
| 8.1 ―联营制‖内涵机理 |
| 8.2 ―联营制‖实践探索 |
| 8.2.1 ―联营制‖实践模式 |
| 8.2.2 ―联营制‖深度解析 |
| 8.3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6）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依据和论文的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本文的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1.2.1 能源合作模式、机制与效应研究述评 |
| 1.2.2 资源型经济转型研究述评 |
| 1.2.3 分工合作中要素变动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影响研究述评 |
| 1.2.4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影响研究述评 |
| 1.2.5 研究文献总体评价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及结构安排 |
| 1.5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理论分析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能源合作 |
| 2.1.2 资源型经济转型 |
| 2.1.3 要素流动与要素组合 |
| 2.2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在能源合作中的应用 |
| 2.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合作”理论在能源合作中的应用 |
| 2.3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动因 |
| 2.3.1 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标与约束 |
| 2.3.2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必要性 |
| 2.3.3 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有序”运行 |
| 2.4 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的作用分析 |
| 2.4.1 要素流动下要素组合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分析 |
| 2.4.2 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的水平和垂直层面作用 |
| 2.5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演进规律 |
| 2.5.1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类型划分 |
| 2.5.2 资源型经济不同能源合作类型的演进规律 |
| 2.6 小结 |
| 第3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 3.1 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作用的一般机理分析 |
| 3.1.1 能源合作要素组合水平作用的基本假定 |
| 3.1.2 能源合作要素组合水平层面作用的一般机理分析 |
| 3.1.3 能源合作要素组合垂直层面作用的一般机理分析 |
| 3.2 能源贸易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机理分析 |
| 3.2.1 贸易在能源合作中的作用 |
| 3.2.2 能源贸易合作中要素的水平层面作用机理 |
| 3.2.3 能源贸易合作中要素的垂直层面作用机理 |
| 3.3 能源投资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 3.3.1 资本要素的作用 |
| 3.3.2 能源投资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比较静态分析 |
| 3.3.3 能源投资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数理分析 |
| 3.3.4 能源投资合作垂直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 3.4 能源技术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 3.4.1 技术要素的作用 |
| 3.4.2 能源技术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比较静态分析 |
| 3.4.3 能源技术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数理分析 |
| 3.4.4 能源技术合作垂直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 3.5 能源治理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 3.5.1 制度要素的作用 |
| 3.5.2 能源治理合作的水平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 3.5.3 能源治理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数理分析 |
| 3.5.4 能源治理合作垂直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 3.6 小结 |
| 第4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实证检验 |
| 4.1 资源型经济转型效果的评价体系构建与结果分析 |
| 4.1.1 检验对象的确定 |
| 4.1.2 评价体系构建与方法选择 |
| 4.1.3 资源型经济转型效果评价 |
| 4.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1 解释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2 中介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3 控制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4.3.1 基准回归模型构建 |
| 4.3.2 水平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4.3.3 垂直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4.4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与基准回归分析 |
| 4.4.1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
| 4.4.2 模型的基准回归分析 |
| 4.5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 4.5.1 水平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 4.5.2 垂直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 4.5.3 实证检验结论 |
| 4.6 小结 |
| 第5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案例分析 |
| 5.1 起步阶段(1978-1991):单一贸易合作作用甚微 |
| 5.1.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 5.1.2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 5.2 全面发展准备阶段(1992-2000):投资合作促进内部结构优化 |
| 5.2.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 5.2.2 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 5.3 全面发展阶段(2001-2012):技术合作提升发展能力 |
| 5.3.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 5.3.2 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 5.4 成熟引领阶段(2013 至今):完善的合作体系全面促进转型 |
| 5.4.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 5.4.2 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 5.5 山西省能源合作及其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
| 5.5.1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特点 |
| 5.5.2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能源合作存在的问题 |
| 5.5.3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合作作用的政策方向 |
| 5.6 小结 |
| 第6章 加强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政策建议 |
| 6.1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贸易合作的政策建议 |
| 6.1.1 调整能源贸易合作结构与提高商品附加值并重 |
| 6.1.2 积极拓展能源服务贸易合作 |
| 6.1.3 合理分配能源贸易合作收入 |
| 6.2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投资合作的政策建议 |
| 6.2.1 规避能源投资合作中的投机行为 |
| 6.2.2 积极引导新兴产业投资合作以优化能源投资结构 |
| 6.2.3 提升劳动力素质促进外生比较优势内生化 |
| 6.2.4 扩大外资规模与引导外资投向并重 |
| 6.3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技术合作的政策建议 |
| 6.3.1 通过技术创新合作提升行业竞争力 |
| 6.3.2 多渠道加强国内能源技术合作 |
| 6.3.3 促进能源产业产学研融合发展 |
| 6.4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治理合作的政策建议 |
| 6.4.1 通过能源治理合作提高合作红利 |
| 6.4.2 加强能源合作中的基金使用监管 |
| 6.4.3 发展绿色金融合作以推进能源金融体系建设 |
| 6.4.4 积极融入碳交易体系 |
| 6.4.5 完善生态保护机制以提高合作意愿 |
| 6.5 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他成果 |
（7）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述评 |
| (一)关于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研究述评 |
| (二)关于我国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研究述评 |
| (三)关于家庭承包耕地经营权及流转的研究述评 |
| (四)关于农地制度绩效的研究述评 |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耕地 |
| 二、耕地经营权及耕地经营权流转 |
| 三、制度及制度绩效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制度经济学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 |
| 三、多重制度逻辑理论 |
| 四、小农经济与规模经济理论 |
| 五、土地用益物权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与“三权分置”改革制度逻辑 |
| 第一节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与演进特征 |
| 一、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 |
| 二、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特征 |
| 第二节 “三权分置”改革的多重制度逻辑 |
| 一、以“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指引 |
| 二、通过“地权细分”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载体 |
| 三、以“走廊调控”方式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机制 |
| 四、以“增量改革”和“绩效提升”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动力 |
| 五、“三条底线”与“放活经营权”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功能定位与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立法现状 |
| 一、《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相关规定 |
| 二、《民法典》物权编关于土地经营权及流转的相关规定 |
| 三、《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办法》关于经营权流转内容的相关规定 |
| 第二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功能定位 |
| 一、耕地配置优化功能 |
| 二、生产效率优化功能 |
| 三、粮食安全保障功能 |
| 第三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运行机制 |
| 一、流转激励机制 |
| 二、流转约束机制 |
| 三、流转稳定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现状与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现状 |
| 一、流转规模方面 |
| 二、流转主体方面 |
| 三、流转方式方面 |
| 四、流转合约方面 |
| 五、流转价格方面 |
| 六、流转效力方面 |
| 第二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
| 一、LMDI法模型设计 |
| 二、变量解释 |
| 三、数据来源 |
| 四、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的微观决策与影响因素 |
| 一、农户耕地流转规模决策模型 |
| 二、农户耕地福利保障效应 |
| 三、农户耕地禀赋效应 |
| 四、农户政策感知、预期与反馈效应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绩效评价 |
| 第一节 耕地配置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耕地经营权流转对“撂荒”的影响 |
| 二、耕地经营权流转与规模种植 |
| 第二节 生产效率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研究方法与模型设计 |
| 二、变量与数据 |
| 三、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粮食安全保障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耕地经营权流转对“非农化”的影响 |
| 二、耕地经营权流转对“非粮化”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制约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根源分析 |
| 第一节 制度环境发展进展约束 |
| 一、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约束 |
| 二、小农户与农业现代化衔接程度约束 |
| 第二节 三权赋权方案解读的不确定性 |
| 一、“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经营权(不动产租赁权)”赋权方案 |
| 二、“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用益物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 |
| 第三节 立法内容与立法技术缺陷 |
| 一、现行法律对承包权的性质、内容没有明确规定 |
| 二、涉及经营权性质的部分表述容易引发歧义 |
| 三、法条对承包权受让与经营权受让的身份未区分 |
| 第四节 流转制度实施环节交易费用高 |
| 一、农户对流转制度认知度差 |
| 二、耕地流转市场交易平台建设滞后 |
| 三、耕地流转外部监管缺失 |
| 四、耕地经营权流转交易规范性差 |
| 五、耕地经营权流转交易信息化水平低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提升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持续引导农村人口有序转移 |
| 一、引导务农人口的城镇化转移 |
| 二、引导务农人口的农村非农产业转移 |
| 三、推进转移人口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
| 第二节 推进生产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双轮驱动协调 |
| 一、推进流转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的互补与转化 |
| 二、科学设计流转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的优序与组合 |
| 第三节 采用“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的赋权方案 |
| 一、“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架构 |
| 二、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优势 |
| 三、逐步实现承包权对承包经营权的替代 |
| 四、明确承包权成员权性质与内容 |
| 第四节 加强立法平等保护耕地经营权 |
| 一、明确经营权“分段”式用益物权权利期限细分模式 |
| 二、修改完善现有经营权权属性质法条内容 |
| 第五节 加强耕地经营权流转政策分类指导 |
| 一、根据城乡融合差异重点对规模化路径进行分类指导 |
| 二、根据农业现代化模式差异重点对适度规模标准进行分类指导 |
| 三、根据粮食安全功能差异重点对流转租金、租期进行分类指导 |
| 第六节 加快耕地流转市场体系建设 |
| 一、建立完善耕地流转公开交易平台 |
| 二、加强流转合同管理 |
| 三、优化耕地经营权流转抵押担保等配套服务 |
| 四、加强承包地流转及流转用途的监督管理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表附录 |
| 图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8）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美国对域名资源的商标权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理论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 |
| 六、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政治学视角的研究 |
| 二、传播学视角的研究 |
| 三、经济学视角的研究 |
| 四、法学视角的研究 |
| 五、存在的不足与研究趋势 |
| 第三章 美国以商标权治理域名资源的背景 |
| 一、美国以商标权治理域名资源的技术背景 |
| 二、美国以商标权治理域名资源的政治经济背景 |
| 第四章 美国以商标权界定域名资源的产权 |
| 一、域名资源的技术治理 |
| 二、商业化环境下域名治理的权利争夺 |
| 三、美国国家角色的回归 |
| 第五章 ICANN及其域名资源商标权保护制度 |
| 一、ICANN的商标权保护制度 |
| 二、后ICANN时代的商标权保护制度 |
| 三、ICANN制度的争议及其实质 |
| 第六章 国际社会与美国域名资源治理霸权的博弈 |
| 一、把抗争纳入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 |
| 二、建立常态化的互联网治理论坛使抗争制度化 |
| 三、推动《国际电信规则》的修订 |
| 第七章 结论 |
| 一、研究问题的回答 |
| 二、思考和启示 |
| 三、不足与展望 |
| 附录 相关英文缩略语 |
| 参考文献 |
（9）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综述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 |
| 2.1.1 外商直接投资(FDI) |
| 2.1.2 FDI形成的理论基础 |
| 2.2 制度及制度变迁理论 |
| 2.2.1 制度 |
| 2.2.2 制度变迁理论 |
| 2.2.3 制度变迁中的产权理论 |
| 2.3 制度效率理论 |
| 2.3.1 检验制度效率的交易费用理论 |
| 2.3.2 以制度效率为核心的契约理论 |
| 2.4 制度经济效应理论 |
| 2.4.1 制度经济效应 |
| 2.4.2 制度意义上的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 |
| 2.4.3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的发生机理 |
| 2.4.4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的路径依赖 |
| 第3章 老挝经济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 3.1 老挝经济发展现状 |
| 3.1.1 老挝GDP发展水平 |
| 3.1.2 老挝经济产业结构 |
| 3.1.3 老挝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
| 3.1.4 老挝劳动力就业率 |
| 3.1.5 老挝经济发展优势与劣势 |
| 3.2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
| 3.2.1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规模 |
| 3.2.2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源 |
| 3.2.3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 |
| 3.2.4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模式 |
| 3.3 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经验 |
| 3.3.1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政策 |
| 3.3.2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聚集效应 |
| 3.3.3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 |
| 第4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历史变迁 |
| 4.1 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三阶段模型 |
| 4.1.1 三阶段模型 |
| 4.1.2 老挝引进外商投资的不同阶段 |
| 4.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历程 |
| 4.2.1 开国时期 |
| 4.2.2 开放时期 |
| 4.2.3 21世纪以后 |
| 4.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特征 |
| 4.3.1 呈“渐进式”特征 |
| 4.3.2 呈独资化趋势 |
| 4.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动因解析 |
| 4.4.1 政治制度因素 |
| 4.4.2 社会经济因素 |
| 第5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内容、功能与效应分析 |
| 5.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基本内容 |
| 5.1.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准入制度 |
| 5.1.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审批制度 |
| 5.1.3 老挝外商投资经营管理制度 |
| 5.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功能 |
| 5.2.1 强制与调节性功能 |
| 5.2.2 引导与开放性功能 |
| 5.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效应分析 |
| 5.3.1 FDI对流入国的挤入效应 |
| 5.3.2 FDI对流入国的挤出效应 |
| 5.3.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挤入效应 |
| 5.3.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挤出效应 |
| 5.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问题与缺陷 |
| 5.4.1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执行力度差 |
| 5.4.2 外商投资法律体系不健全 |
| 5.4.3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不明显 |
| 5.4.4 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实施机制不完善 |
| 第6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1 理论假设 |
| 6.2 变量选取 |
| 6.2.1 准入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2 审批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3 管理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4 鼓励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3 数据来源 |
| 6.4 老挝FDI制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 6.4.1 数据质量分析及预处理 |
| 6.4.2 变量筛选 |
| 6.4.3 综合评价值的计算 |
| 6.4.4 综合值计算步骤 |
| 6.5 老挝FDI制度的经济效应分析 |
| 6.5.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6.5.2 协整性检验 |
| 6.5.3 老挝FDI制度体系经济效应的回归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提升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经济效应的对策建议 |
| 7.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与定位 |
| 7.1.1 外商直接投资在老挝的经济战略目标 |
| 7.1.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 |
| 7.1.3 老挝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战略利益冲突 |
| 7.1.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战略定位 |
| 7.2 促进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完善的对策建议 |
| 7.2.1 健全老挝外商直接投资法律制度体系 |
| 7.2.2 构建“互利、互益、长期绿色”的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环境 |
| 7.2.3 加强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韧性化”管理 |
| 7.2.4 转变政府职能、构筑宏观引资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检察建议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论文的内在思路 |
| 五、主要研究方法 |
| 六、预期创新 |
| 第一章 检察建议制度的发生学研究 |
| 第一节 检察建议制度的知识谱系分析 |
|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
| 二、现代世界检察制度的影响 |
| 三、社会主义法治传统的影响 |
| 四、当代中国政法传统的影响 |
| 第二节 检察建议制度的中国特色 |
| 一、制度定位的合宪性 |
| 二、制度基础的合法性 |
| 三、制度体系的独特性 |
| 四、制度设计的兼容性 |
| 五、柔性与刚性兼具 |
| 第三节 检察建议制度的功能 |
| 一、有效实现法律监督 |
| 二、保障法律统一实施 |
| 三、权力制约 |
| 四、推进社会治理 |
| 五、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
| 六、保障公民和组织合法权益 |
| 第二章 检察建议制度的范式演进 |
| 第一节 范式演进的模型 |
| 一、范式演进的基本动因 |
| 二、范式变迁的结构性维度 |
| 第二节 一般监督范式下的检察建议制度 |
| 一、一般监督范式的形成及内涵 |
| 二、检察建议在一般监督工作中的适用 |
| 三、检察建议在其它监督工作中的适用 |
| 第三节 刑事检察监督范式下的检察建议制度 |
| 一、刑事检察监督范式的形成及内涵 |
| 二、刑事检察监督范式的特征 |
| 第四节 法律监督范式下的检察建议制度 |
| 一、法律监督范式的形成及内涵 |
| 二、法律监督范式的特征 |
| 第五节 公共利益代表范式下的检察建议制度 |
| 一、公共利益代表范式的形成及内涵 |
| 二、公共利益代表范式的特征 |
| 第三章 强制型检察建议制度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制度的运行 |
| 一、数据统计分析和样本选取 |
| 二、诉前检察建议运行中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的价值定位反思 |
| 一、诉前检察建议的双重价值分析 |
| 二、诉前建议与提起诉讼的问题 |
| 第三节 确认违法的认定问题 |
| 一、履职主体的确定 |
| 二、公共利益的认定问题 |
| 三、“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审查标准 |
| 第四节 调查核实权的问题 |
| 一、调查核实权的现实镜像 |
| 二、实践中强化调查核实权的路径 |
| 第五节 完善强制型检察建议制度的立法 |
| 一、赋予调查核实权强制力 |
| 二、拓展诉前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 |
| 三、强化诉讼中的法律监督身份 |
| 第四章 非强制型检察建议制度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制度的运行 |
| 一、以“一号检察建议”为案例的分析 |
| 二、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制度运行考察 |
| 三、解决对策 |
| 第二节 再审检察建议制度的运行 |
| 一、数据统计及分析 |
| 二、基于再审检察建议书的样本分析 |
| 三、突出问题与原因 |
| 四、解决方式与办法 |
| 第三节 强化非强制型检察建议制度的立法 |
| 一、将不诉决定中的检察意见改为检察建议 |
| 二、扩大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 |
| 三、提升再审检察建议的立法层次 |
| 第五章 检察建议制度的未来展望 |
| 第一节 科学化 |
| 一、制度规范体系的科学化 |
| 二、制度运行机制的科学化 |
| 第二节 司法化 |
| 一、业务流程上的案件化 |
| 二、办案模式上的审判化 |
| 第三节 谦抑化 |
| 一、法定性原则 |
| 二、必要性原则 |
| 三、效用性原则 |
| 四、权利保护原则 |
| 第四节 协同化 |
| 一、协同化的内涵 |
| 二、协同化的途径 |
| 三、协同化的重点领域 |
| 第五节 智能化 |
| 一、数据化 |
| 二、信息化 |
| 三、人工智能化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D]. 王慧. 吉林大学, 2021(01)
- [2]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D]. 骆明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研究[D]. 田兆臣.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4]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D]. 杨楠. 吉林大学, 2021(01)
- [5]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逻辑及创新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D]. 张瑞涛.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1)
- [6]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研究[D]. 康旭华.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7]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D]. 祝洪章.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8]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美国对域名资源的商标权治理研究[D]. 朱振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9]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D]. 莉姿（CHANTHANILEUTH VILATPHORN）. 吉林大学, 2020(03)
- [10]检察建议制度研究[D]. 魏鹏. 吉林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