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工会图书馆的现状与改革思路(论文文献综述)
应珂,梁璞,洪怡琳[1](2021)在《基于文献计量法的我国工会图书馆研究发展探析》文中研究说明建设工会图书馆为职工学习知识、获取信息、提高素质、丰富文化生活提供便利,是一项惠及广大职工群众的文化利民工程,是工会发挥组织职工、引导职工、服务职工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作用的体现。本文运用文献计量法对工会图书馆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量化分析,对工会图书馆的设立目的、建设模式、运营策划、实践经验等方面进行了梳理总结,对现有研究成果、存在不足及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
孙珊[2](2021)在《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27)》文中研究表明开放包容、敢为人先的上海,作为工人阶级的发祥地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地具有重要的代表性意义。选取上海区域作为个案,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深入探究了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理论基础、历史背景、实践进程以及传播的主体、载体、途径、内容等,归纳总结了上海地区早期传播的特征与启示,阐述了上海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进程中的地位影响及其在中国革命面貌改观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上对于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上海地区具备得天独厚的经济政治环境、思想文化生态、工人阶级基础等条件,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创造了中国其他地区未能提供的区域优势,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播种、开花、结果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芸集在上海的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引介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以及苏俄革命建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列宁主义等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广泛而深入的传播立下汗马功劳。尤其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积极投身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从纷然杂陈的主义中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改造和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开启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上海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的探索之路,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位演进产生了深刻影响。简言之,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实践,推动了诸多“开疆拓土”般事件率先在上海发生,如首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首部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首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新型工会组织的诞生、“外国语学社”“上海大学”等培养革命干部学校的涌起、担任中共一大等重要会议的召开地以及13年的中共中央驻地等,取得了卓越的传播效果和辉煌的历史成就。故而,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伟大历程的起点,是当仁不让的中国“红色之城”和中国共产党“初心之地”。基于传播学理论,结合历史文献学、区域史学、传播学等研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地区的早期传播进行整体性研究,分析归纳了传播进程中呈现的显着特征,具体表现为传播主体的开创性与多元性并进、传入渠道的多面性与差异性并发、传播内容的实用性与选择性并举、传播途径的多样性与互动性并存、传播过程的演进性与辐射性并向等,彰显了上海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开拓性品质。诚然,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和探索经验缺乏,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地区的早期传播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历史局限。譬如在传播内容上,上海早期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还较为肤浅,理论准备有所欠缺;在传播载体途径上,多重传播方式的综合作用虽使得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但通过报刊、着作、演讲集会、平民夜校等途径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毕竟是少部分工农群众,有机会参加夜校的工人数量极少,且工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在传播深度和广度上尚有欠缺;在传播话语上,虽早期传播者注重理论的通俗化、口语化传播,但还存在力度不够、尚未满足民众需求等状况。然而瑕不掩瑜,历史局限的存在固然不能遮挡或否定上海地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发挥的突出作用以及取得的辉煌成就。上海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全国前列的地区之一,为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回望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历程,更为明晰其作出的开创性历史贡献:极大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促进马克思主义成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影响最巨大、成果最为丰硕的思想文化,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精神支柱和现代文化体系的初步建立奠定基础;培育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促进上海工农学运动的发展,推动了党团组织的建立,指导引领了中国其他地区的传播活动及其党团组织建立,彰显了历史、理论与实践三重逻辑的辩证统一。在总结影响、特征、效果和局限的基础上,从恪守主义信仰、彰显理论魅力;坚持多维建构、创新话语体系;满足社会需要、强化实践支撑;坚持主客互动、精英大众并行;培植文化土壤、创设传播语境;强化媒介功用、协同传播方式等方面提炼并阐述了早期传播所带来的现实启示。概言之,从初心之地上海探寻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进程和逻辑必然,为巩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历史依据与学理支撑,是继承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路径探索征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晋江艳[3](2021)在《中国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说明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中国人民的社会保障实践持续了上千年,且随着社会发展,保障对象逐步扩大,保障措施日益多样,保障思想不断丰富,但严格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始终没有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1949至1956年,较全国其他地区,东北地区经济基础较好,重工业相对发达,加上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处于战争前沿,优抚安置任务异常艰巨,促使社会保障事业迅速发展,建立了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在内的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之后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研究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丰富东北地区党史研究和完善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一定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重点采用文献分析法和计量史学法,分六部分对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进行全面分析。作为文章的起点,第1章遵循党史研究基本思路,介绍了选题背景,说明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重点整理和介绍了国内外研究成果,认为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保障的研究已硕果累累,但关于东北地区的研究尚有不足,仍有一定的研究空间。任何实践都不是空中楼阁。研究社会保障,首先要追根溯源,探究其实践基础。1949至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开展的社会保障实践具有坚实的理论、历史和现实基础,三者缺一不可。第2章和第3章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认为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党组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保障思想)为指导,受中国传统社会保障思想影响,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尤其是东北解放区的社会保障实践基础上,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形势,建设国家重工业基地、开展农业合作化的经济计划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形势,在学习借鉴苏联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情况下,领导人民创建了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亟需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同时也具备了建立社会保障的条件。第4章和第5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始终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保障”概念,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完善,但无论是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还是社会优抚工作都已经开展起来。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相对系统的组织机构体系、广泛的社会动员以及以政府、社会和内部机构为主体的监督机制搭建了一个社会保障体系。第4章重点介绍了这一内容,即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在这一制度框架下,东北各地竭尽所能救济灾民、贫民和朝鲜战灾孤儿,收容改造旧社会遗留的娼妓和游民;重点在企业中建立劳动保险制度,开展丰富多彩的职工福利,为社会上的孤寡老人、孤儿、残疾人以及精神病人建立民政福利;优待军烈属和革命残废军人,褒扬抚恤革命英烈,妥善安置回乡转业人员等,丰富的内容使社会保障由简单的制度构建层面跨越到充实的制度实践层面。第5章则重点介绍了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在充分认识制度结构和实践内容的基础上,第6章进一步提升,重点分析了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作用,认为其对政治建设而言,通过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巩固了新生政权;对于经济建设而言,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进而促进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建设;对于军事活动而言,激发了群众参军参战的热情,为抗美援朝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对社会保障制度本身而言,构建了社保制度的基本框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结合当前东北地区的社会保障现状,以史鉴今,提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确保社会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坚持群众观点,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坚持自力更生,克服“等靠要”思想。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总体来说,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实践是成功的,但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稳定性和和可持续性不足。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实践,本文采取在总体肯定的基础上加以批判借鉴的态度。
潘何琴[4](2021)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研究》文中提出革命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词,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题,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过程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一部分。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处境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毅然扛起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大旗,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并最终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此后,不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亦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使命,保持革命底色,发扬革命精神,带领中国人民克服前进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革命观的逐步形成和深化,并反过来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理论武器。20世纪末期以来,“革命过时论”“告别革命”之声甚嚣尘上,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环境及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光荣使命,继续深挖革命观的时代内涵,发扬伟大革命斗争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必然,也是现实境遇的必然。要在新的时代特征中继承优良革命传统、弘扬优良革命精神首先必须弄清楚中国共产党革命观的来龙去脉,需要对中国共产党革命观何以能形成及如何形成有清晰的认知,中国共产党早期是如何认识革命,如何在探索革命的道路上形成对革命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从而不断推进革命的进程。基于此,文中通过思想史研究方法、历史研究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为研究对象,梳理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革命问题的演进轨迹,厘清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萌芽、形成和发展,归纳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基本内容,进而探析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影响因素,并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作出总体评析。在近代中国,各阶级救亡图存的运动带来的结果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革命指明了社会主义方向,中国工人阶级革命主体意识的觉醒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崛起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骨干,加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主革命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传统革命观的流传和近代革命思想的产生及传播,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形成条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在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的争论中看到了革命是破解中国社会困境的重要手段,初步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初步探讨了组建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的目的、革命的意义、革命的主体等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对革命任务的确定、革命纲领的制定、革命统一战线的提出和革命工作的转变,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的对象、革命任务、革命性质、革命动力和革命策略等形成了基本正确的认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形成。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深化了对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工农联盟、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等问题的认识,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主要包括认清了中国革命对象、任务、性质和前途,基于对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正确判断了中国革命的动力,进而明确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党在中国革命中的斗争策略,初步把握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关键,基本辨别了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深刻理解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水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个人情感等主观因素,加上中国社会矛盾的频发复杂和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等客观因素和来自共产国际外在因素的影响,致使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革命问题经历了曲折性、反复性和艰难性的过程。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初步思想成果,是在经历种种思想斗争和现实斗争中集全党智慧的共识,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科学评析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观,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局限,总结早期革命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经验,既是对党史观的科学回应,也是对当今现实问题的时代回应。
宋晓娟[5](2021)在《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文中认为社区是居民基于中意而结成的共同体。就私人生活而言,居民可能以个体或家庭的形式存在,但受房屋产权、物理位置、身份地位等因素影响,居民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社区组织。同一社区空间内的组织之间共享社区环境与服务对象,甚至还可能存在成员重叠。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组织相互之间彼此依赖,休戚与共。生物学领域将不同种属按某种厉害关系生活在一起叫做共生,社会学领域也逐渐做出了相似的现象解释,而社区则成为了最常见的共生关系发生域,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共生理论来透视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重心几经调整。但到本世纪之初,城市社区问题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且管得着但不愿管的现象仍很普遍。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就社会管理传统下的网格化管理(2004-2012)而言,其主体、资源和运行方式均源自于政府,因此从主质参量来看,其与政府管理方式同质,是后者向社区的进一步下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改革。作为社会的微观构体,城市社区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在网格化管理强化的同时开始注重治理主体的培育,实践创新的单位则以区、街道为主。以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的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的城市社区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分析得出,这三年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重点依次是:减负增效、三社联动和政社互动。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看,城市社区的实践由同质延伸转向了异质化发展。研究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关键变量发现,社区有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这些主体在通过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产生互动,互动中的物质信息交流以单向为主,互动的结果是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的提升。变量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社区的共生行为模式属于偏利共生。实践步入近几年(2016至今)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单位由区、街道转向了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与社区治理要素又都取得了新的发展。从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来看,自2016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延续着常态化发展,核心在于对以往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已有问题的探索性解决;新冠疫情暴发后,网格化管理承接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重要使命,实践方式做了一些应急性调整与“补漏”式改进。就社区治理要素的发展而言,以民政部在2018年选出的101个优秀社区工作法(已对最新进展做了补充)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以协商共治为整体目标导向,形成了多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的治理格局,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治理实践方式。从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核心变量来看,城市社区生成了丰富的治理主体,这些主体发起了多样化的共治活动,活动中的物质信息呈多方多向流动,最终导向了驻区组织的非同步化发展,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城市社区共生行为模式属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在中国城市社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似乎始终未曾远离。每一次新实践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而新问题又成为了实践再次创新的动力。目前,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城市社区实践面临诸多问题,对称互惠共生是其进化方向。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到对称互惠共生的发展需要实现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条件的多重转变,对称互惠共生的理想固然美好,但这一转变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基于当下的城市社区实践现状,结合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城市社区要想完成这一转变,首先需要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深度融合。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强化政府对内部层级部门间网络的管理能力。城市社区治理要素发展的实质是社区内公私合作程度的提升与基层党政部门对公私合作网络管理能力的提高。在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的语境下,公私合作程度与网络管理能力是理解网络化治理的两个维度。对比理论植根的实践来看,中国城市社区与美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网络化治理是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双维度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共生理论认为,动力与阻力是影响共生关系进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要想推动共生关系发展必须提升动力,消解阻力。网络化治理是城市社区实现对称互惠共生理想状态的技术工具,形塑网络化治理的动力同时也是推动主体增容(共生单元)、强化组织互动(共生界面)、加速物质信息流动(共生条件)之力;阻力则主要是由社区组织的互动方式(共生界面)与组织性质(共生单元)决定的。研究发现,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个:党政领导力、利益驱动力和科技支撑力。这些动力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单一治理网络可以由多种动力来形成,但通常只有一种动力在发挥主导作用。综合比较前面所有的样本社区及笔者所调研的其他社区,笔者发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长青街道城建社区的动力因素最为全面,且已初步推进了网络化治理建设。以城建社区为例,本文从实践层面剖析了这些动力因素导向网络化治理的运作过程。此外,本文以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向心力”中的最高施力方(基层党组织)领导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离心力”为例,剖析了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内在张力。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与阻力明晰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强化动力、消解阻力之方法。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价值理念是影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共生(共生除可以是一种主体间形态外,还可以是组织行为的先导,即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原价值,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以社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行为模式为基点的,所以前者的实施路径也是后者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和共生条件三个共生行为模式的核心要素(“成果配置”是共生关系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也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实施路径的基本面向。有鉴于此,本文从共生价值体系(价值理念)、治理组织建设(共生单元)、治理行动选择(共生界面)和科学技术支撑(共生条件)四个方面探寻了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施路径。
冯加付[6](2021)在《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群众性体育赛事是广大民众参与健身活动、切磋运动技艺、挑战自我极限、开展社会交往的重要平台,也是落实全民健身战略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抓手。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目标,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取消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制度,在社会治理背景下,审批制度改革对于落实政社分开、管办分离,加快群众性体育赛事管理制度改革、简化办赛程序、吸引社会资本承办赛事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践表明,近几年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办赛数量有了显着的上升,但与此同时,制度环境的变化引发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参与主体的权责、角色和地位的转变,多元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了一定变化,从政府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在此现实背景下,对群众性体育赛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研究聚焦于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要围绕三个核心问题而展开,第一,探讨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特征;第二,揭示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过程;第三,实现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效应。具体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实地调查法、专家访谈法和案例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对当前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体、治理缘起、治理政策与治理困境等进行了阐述,构建了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继而对该理论模型进行了案例验证,最后提出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优化策略。经综合研究,得出以下几个主要结论:(1)社会治理视角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经历了起步与曲折,政府一元化管理(1949—1965);停滞与异化,深受“文革”运动影响(1966—1976);恢复与转型,政社合作关系形成(1977—1992);协作与探索,多元治理萌芽(1993—2012);协同与完善,多元治理格局逐渐形成(2013—)等5个历史阶段。并表现为办赛宗旨从“为国”到“为民”,办赛主体从一元到多元,办赛手段从行政到综合,办赛效益从“输血”到“造血”,办赛空间从封闭到开放等5个演变特征。(2)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结构主要由政府、市场、社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构成;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缘起于深化改革所趋、政府管理转向、多元主体融合和体育产业驱动等;国家和地方对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有一定政策支持,并正在完善过程当中;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正面临着政府与社会地位失衡、政府部门权责模糊、多元主体利益冲突、治理过程协同不足等现实困境。(3)研究所构建的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由办赛环境、办赛主体、参与动因、协同引擎、互动行为和协同结果6个核心范畴构成,6个核心范畴在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过程中既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作用,又彼此联系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有机的互动体系;此外,每个具体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生命历程表现为“协同开启——协同过程——协同完成”3个阶段。(4)将构建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同国内外其它领域协同治理模型、以及相关支撑理论进行理论对话,试图将实质理论发展为形式理论,发现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有其领域特殊性,尚不具备从实质理论向形式理论升华的条件,扎根理论以建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的实质理论而结束。(5)案例验证表明,本研究所构建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与赛事实践是基本吻合的,说明该理论模型有较高的外部效度。群众性体育赛事的办赛环境、办赛目标、办赛过程、主体结构、参与动因、互动关系等千差万别,难以在实践中找到同理论模型完全契合的赛事协同治理过程,说明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是一个理想化的理论模型。最后,基于前文的综合分析,尤其是针对当前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面临的困境和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案例验证的启示,从宏观层面提出了优化赛事治理内外部环境、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明确政府赛事治理权责边界、建立政府与社会双向监督机制、加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治理保障和针对赛事类型选择不同治理手段等6条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优化策略。
陈黎梅[7](2021)在《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和人类的永恒追求。列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俄国的革命实际尤其是建设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新主张和独到见解,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面对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遭遇人的发展不能满足社会发展之需的“瓶颈”,如何有效化解二者的矛盾是党和国家必须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列宁作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他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诸多思考和实践具有开创性意义,为破解新时代我国发展的“瓶颈”问题提供重要指导。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是指列宁在俄国革命与建设时期,围绕着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主要矛盾的解决,关于何为人的全面发展、为何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如何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系列观点。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是具体实践的迫切需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之下,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垄断组织掌控着经济生活,金融寡头逐渐掌控了国家的政治生活,人的异化、物化以及人的片面发展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引起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这一时期的俄国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俄国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打退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平息了国内反革命叛乱,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探索,但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俄国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整体低下都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在此国际国内背景下,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和批判借鉴俄国民主主义者人的发展思想的基础上,从1893年至1923年期间在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在经历酝酿、萌芽、形成和成熟四个发展阶段后,形成了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主要由人的全面发展的多维价值思想、内在意蕴思想、基本条件思想和实现路径思想四个方面构成。列宁从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发展和无产阶级政党三个维度出发阐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尺度,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以及此前一切社会形态的重要区别,就是确立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人的全面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能否在一国建成;无产阶级政党致力于本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最终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奋斗目标。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着特定的意蕴。列宁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不断发展着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得到充分满足,人的“共产主义道德”“文化知识水平”和劳动能力得到全面提高,男女之间、各民族之间、工农之间、公职人员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交往关系得到平等发展的状态。列宁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必须具备相应条件,包括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旧式分工,解除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枷锁;开展“文化革命”,大力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基于条件分析,列宁结合俄国国情对如何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独到见解,即肃清落后的“思想残余”,改造小农心理习惯,使之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需要;大力发展国民教育,即便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要优先保障教育经费的投入,并将国民教育作为一项长期的事业进行建设;将教育与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帮助人在劳动实践中提升个人的能力和素养。列宁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多维价值思想、内在意蕴思想、基本条件思想和实现路径思想共同构成了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体系。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是列宁结合时代形势以及俄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对马克思恩格斯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从而丰富了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推进了俄国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但同时,由于特定时代条件和列宁身体健康状况的限制,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在直接过渡时期列宁对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设定超前,他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部分思想未能在俄国建设中得到检验和发展。因此,要将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俄国国情基础上进行考察和评价,才能更加客观和准确。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深刻把握的基础之上,因而对今天正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具有重要启示。必须充分认识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事关社会主义能否在一国建成,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在衡量社会发展进程及水平时必须坚持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坚持生产力尺度和人的发展尺度的统一,始终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在新时代必须继续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途径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结合新形势与新国情深刻认识和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目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同一个历史进程,因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须不断创造条件接力推进才可能最终实现。
高俊丽[8](2021)在《列宁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国内形势深刻变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已经开启,我们更加需要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提高全体公民的道德水平,建设文化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在当前形势下,研究马克思主义道德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历程、规律尤为重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和创始人,列宁提出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思想并在苏维埃俄国进行了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道德教育理论,并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开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沿着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的分析思路,分三个部分,从列宁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和现实依据出发,通过对列宁相关文献的整理分析,系统梳理了列宁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思想的发展历程,集中阐述了列宁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要求和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将列宁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思想与新时代倡导共产主义道德相结合,透过列宁对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路径的不懈探索,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创新与发展。第一部分(第2章)主要分析了列宁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来源和现实依据。从对列宁共产主义道德和道德教育基本内涵的研究出发,理清基础理论。重点考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道德和道德教育的本质、重要地位和道德教育实践的论述。列宁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为基础,在领导革命过程中,发现俄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在逐渐觉醒。但是,长期处于沙皇黑暗统治下的人民群众文化极其落后,而建设社会主义对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平必然有着更高的要求。因此,列宁提出要在俄国开展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在此基础上,分三个阶段研究并梳理了列宁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历程。第二部分(第3、4章)主要阐述了列宁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要求和对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路径的探索。其中,第3章论述了列宁关于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和要求,列宁以培养共产主义一代新人、克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习惯和风气、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共产主义道德为目标,提出要在全社会进行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教育、自觉的革命纪律教育、无产阶级家庭婚姻道德观念教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教育以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并且提出要以“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为准则、以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为基础、与沸腾的实际生活相结合的道德教育要求。第4章从列宁提出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理论出发,以列宁领导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实践为基础,主要研究了列宁对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路径的探索,包括注重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制度建设、推行义务劳动、构筑文化基础、批判资产阶级和腐朽道德观念等四个部分。第三部分(第5章)主要探析了列宁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立足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倡导共产主义道德等战略发展目标,从倡导共产主义道德要坚持党的领导,高扬共产主义道德旗帜,在实践中改革创新道德教育,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列宁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思想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倡导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现实启示,以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提供有益借鉴。
王亚非[9](2020)在《电子政务视角下的秦皇岛市总工会服务型工会信息化平台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由于信息化时代的蓬勃发展,电子政务得以在全球规模下广泛应用和发展。经过数十年的历程,我国电子政务得到了飞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公共服务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高。作为广泛联系职工群众的我国工会组织,正处于由传统型工会向服务型工会转变的关键阶段,其核心要义便是切实解决逐渐脱离职工群众的问题,而信息化平台则无疑为工会增强职工凝聚力、走出“桎梏”提供了便捷途径。然而,工会干部思想认识不足、顶层设计缺乏、平台功能内容不完善、技术人才匮乏等种种问题的存在,也为服务型工会信息化平台建设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本文基于我国电子政务发展、公共服务信息化的视角,系统论述了电子政务建设、公共服务平台信息化理论演变与实践探索应用。同时,重点着眼于服务型工会信息化、服务型工会公共平台建设,对服务型工会的内涵、发展现状、重要作用及面临的挑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论述。最后,结合地市级工会——秦皇岛市总工会信息化平台建设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专章予以论述,进而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应对之策,对于秦皇岛市服务型工会信息化平台建设起到了一定的启迪作用。本文运用了文献分析、实证研究、归纳演绎等研究方法,将服务型工会信息化平台建设研究限定在地市级工会层面,认为应该从强化互联网思维、规划顶层设计、健全社会协作机制、打造针对性普惠模式、建立高素质人才队伍等方面着手,并加大组织管理、资金技术投入、信息安全、文化等相应的机制、体系保障。
国梦云[10](2020)在《新中国初期中共节日纪念活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研究(1949-1952)》文中研究指明意识形态的建设工作是中国共产党获得与巩固政权的重要内容。其中,将看不见的意识形态转化为看得见的行动,则是中国共产党动员、教育广大民众正确理解与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而纪念活动作为一种“运动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传播与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构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借助节日的时间主题和象征意义,制定与发布了一系列完整的纪念政策,并立足于当时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客观环境,创设了“翻身做主”、“保家卫国”、“跟着党走”等节日纪念主题,开展了文本纪念、会议纪念、行为纪念、符号纪念等多元化的纪念活动,多维度地将“主人翁”意识、阶级友爱、阶级联盟、爱国主义、政党认同等主流意识形态嵌入到了基层社会之中。基于考察历史,总结经验,观照现实的考量,文章以1949年至1952年中国共产党开展的节日纪念活动为研究主体,从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角度,深入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主要依据、基本逻辑、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等内容,按照“历史考察——活动分析——经验总结”的研究思路,主要分为四个主体部分进行细致研究。第一部分,即绪论部分。先是阐述了研究中共节日纪念活动对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的现实背景,学理价值、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内容,并立足节日纪念活动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式、内容与功能,根据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对节日、纪念日、纪念活动与主流意识形态等核心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释。第二部分,即文章的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主要依据。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有着理论、实践、文化等多维依据。首先,重点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宣传的重要论述和思想,从中挖掘出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理论溯源。其次,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现实逻辑与文化背景,不仅分析出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即传统中国社会的仪式文化,更具体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学习苏式化纪念方式的三个阶段,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由苏式化转为中国化的演变过程。由此最后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有着其理论溯源、文化背景和实践基础,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实践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展的节日纪念活动奠定了基本范式。第三部分,即文章的第二、三、四章。基于对新中国成立初期话语环境与时代背景的考察,按照纪念活动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视角,挖掘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翻身做主”、“保家卫国”、“跟着党走”这三个核心的纪念主题作为研究的基本思路,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二七”、“三八”、“五一”、“七一”、“八一”等节日中开展的不同仪式活动为考察对象,以此探析出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借助节日纪念活动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方式与内容。第二章“翻身做主”主题下的节日纪念活动与阶级观念的培育。这一部分,文章以工、农阶级这两大“翻身做主”的阶级为考察主体,具体分析了工、农阶级在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回忆式纪念会、春节文化活动、生产竞赛活动、“五一”劳模代表大会、工农阶级“五一”互信等节日纪念活动中,中国共产党如何剔除了他们身体上、思想上遗留的封建色彩,并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强化了他们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价值认同,从而分析出中国共产党传播与构建“主人翁”、阶级友爱、阶级联盟等主流意识形态的方法与效果。第三章“保家卫国”主题下的节日纪念活动与爱国主义的塑造。文章立足当时抗美援朝的时代背景,以及中国共产党凝聚“保家卫国”价值共识的现实需求,以中国共产党在1951年发布的纪念通知为政策依据,归纳并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保家卫国”节日纪念主题下组织民众订立爱国公约、开展爱国竞赛、掀起爱国捐献、播送爱国广播、举行示威游行等节日纪念活动,并细致地阐述了这些纪念活动开展的主要目的、基本内容与形式,由此探究这些纪念活动是怎样深入推动爱国运动,将爱国主义这一主流意识形态嵌入到民众的日常生产与生活之中,使其在参与这些节日纪念活动中萌发出爱国之情、爱国之言、爱国之行的。第四章“跟着党走”主题下的节日纪念活动与政党认同的建构。这部分以中国共产党在节日,特别是“七一”建党节时开展的多元纪念活动为研究对象,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借助纪念文字、话语、活动、空间、图像、器物等仪式要素和象征符号,赋予它们以“跟着党走”的价值意蕴,并发挥出这些象征符号的文化传播与教化功能,将“跟着党走”这一意识形态传播给各界民众,使民众习得政党认同的话语表达、思想表达、情感表达与行为表达,从而逐步构建起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构筑起自己的政治权威。第四部分,即第五章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这部分不仅归纳出了中国共产党立足时代背景确定纪念主题,结合实践特点创新纪念方式,运用象征符号构筑纪念空间,借助传播媒介强化纪念功能的四个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历史经验,更是总结出了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意,是中共政党文化建设的重要实践,是培育民众主流价值观的有力途径,是协调社会与国际关系的有效方式这四个维度的现实启示,以期在理论层面上深层次、多维度地分析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方式,在现实层面上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的号召,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背景下培育民众树立核心价值观,构建马克思主义等主流意识形态提供方法支持。
二、试论工会图书馆的现状与改革思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工会图书馆的现状与改革思路(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文献计量法的我国工会图书馆研究发展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一、对工会图书馆理论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分析 |
(一)按年度分析 |
(二)期刊分布 |
(三)作者分布 |
(四)被引分布 |
(五)关键词分布 |
二、现有工会图书馆理论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 |
(一)工会图书馆的功能作用研究 |
(二)工会图书馆的设立模式研究 |
(三)工会图书馆的运营建设策略 |
(四)工会图书馆的实践经验总结 |
三、工会图书馆理论研究总结与展望 |
(一)工会图书馆理论研究的亮点 |
(二)工会图书馆理论研究的不足 |
(三)工会图书馆理论研究的展望 |
(2)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27)(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缘起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选题意义与价值 |
二、国内外主要研究现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现有成果述评及努力方向 |
三、关键概念的界定 |
(一)马克思主义 |
(二)早期传播 |
四、研究框架与内容 |
(一)基本分析框架 |
(二)具体篇章结构 |
五、研究思路、方法与可行性分析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可行性分析 |
六、研究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点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理论溯源和历史背景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学理阐释 |
一、“物质承担者”满足马克思主义国际化品质要求 |
二、“报刊优势”提供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的可靠平台 |
三、“主客兼具”创造了列宁灌输理论的实现条件 |
四、传统文化的契合特征及变革性内涵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政治经济环境 |
一、政治斗争传统与政党活动中心的生成 |
二、近代工业崛起与思想舆论重镇的塑造 |
三、租界“缝隙”与新思想传播空间的开拓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思想文化生态 |
一、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潮流的掀起 |
二、“移民”城市与思想自由生态的形成 |
三、新型知识分子与传播群英的荟集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阶级基础 |
一、工人阶级力量壮大及独特优势 |
二、工人阶级悲惨境遇与变革社会诉求 |
三、工人阶级意识增长及其政治斗争 |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民众心理 |
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 |
二、“以俄为师”的心理趋向 |
三、“趋新求变”的改造心态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历史轨迹与实践进程 |
第一节 作为异质文化“新学说”的引入介绍(1899-1916) |
一、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登场” |
二、辛亥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上海的介绍 |
三、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引介的内容及特征 |
第二节 作为解决问题“新思潮”的广泛传播(1917—1921.06) |
一、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传播道路的开启 |
二、五四运动与上海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地位的形成 |
三、社团兴起、主义崛起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流行 |
四、思想界“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话语权势的建立 |
第三节 作为变革社会“新主义”的深入传播(1921.07—1927.07) |
一、中国共产党创立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
二、国共合作局面与马克思主义的扩展 |
三、国民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推进 |
四、哲学论争与马克思主义的扞卫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主体力量 |
第一节 资产阶级群体 |
一、资产阶级改良派 |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 |
三、资产阶级传播群体的共性因素 |
第二节 新生代思想群体 |
一、无政府主义者群体 |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 |
第三节 国际人士 |
一、传教士群体 |
二、共产国际组织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载体途径 |
第一节 报刊杂志与马克思主义“群集性”传播 |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及共产党人的宣传 |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国民党人的宣传 |
三、商业性、研究系报刊与马克思主义介绍 |
四、报刊杂志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载体的表征 |
第二节 经典着作与马克思主义“系统化”传播 |
一、商业出版机构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
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出版马克思主义着作 |
三、社会政治动员中的宣传册和传单 |
第三节 学校工会与马克思主义“组织化”传播 |
一、创办学校与马克思主义者培养 |
二、新式工会与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扎根 |
第四节 纪念活动与马克思主义“仪式化”传播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纪念活动 |
二、国际共运重要事件、节庆日纪念活动 |
三、近代中国重要人物、事件和节日纪念活动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主要内容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
一、唯物史观概念的解读 |
二、唯物史观基本内容和作用的阐发 |
三、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中国实际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论 |
一、剩余价值概念及内容的普及 |
二、剩余价值学说视域下的中国问题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 |
一、对阶级斗争学说的理解 |
二、阐发阶级斗争历史作用 |
三、批驳非阶级斗争观点 |
四、宣扬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
第四节 苏俄革命建设、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
一、俄国十月革命的关注 |
二、宣传苏俄建设及其成就 |
三、列宁主义的大力宣介 |
四、介绍革命理念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
第五节 中国革命路线方针及政策 |
一、国共合作的呼吁和倡议 |
二、工农学运动的宣传与执行 |
三、国民革命的倡导与鼓动 |
四、妇女解放的宣传与实践 |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总体评价及现实启示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特征 |
一、传播主体开创性与多元性并进 |
二、传入渠道多面性与差异性并发 |
三、传播内容实用性与选择性并举 |
四、传播途径多样性与互动性并存 |
五、传播过程演进性与辐射性并向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效果及局限 |
一、马克思主义影响力提升与话语体系初步建立 |
二、马克思主义者培育与工农学运动发展 |
三、党团组织的创立及其对全国其他地区的引领 |
四、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历史局限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现实启示 |
一、恪守主义信仰,彰显理论魅力 |
二、坚持多维建构,创新话语体系 |
三、满足社会需要,强化实践支撑 |
四、坚持主客互动,精英大众并行 |
五、培植文化土壤,创设传播语境 |
六、强化媒介功用,协同传播方式 |
结语:历史、理论与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 |
主要参考文献 |
后记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3)中国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思路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第2章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理论基础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保障思想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保障思想 |
2.1.2 列宁的社会保障思想 |
2.2 中国的社会保障思想 |
2.2.1 中国传统的社会保障思想 |
2.2.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主要领导人的社会保障思想 |
第3章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 |
3.1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历史基础 |
3.1.1 革命根据地的社会保障 |
3.1.2 抗日根据地的社会保障 |
3.1.3 解放区的社会保障 |
3.2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现实基础 |
3.2.1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
3.2.2 农业合作化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民经济的发展 |
3.2.3 处于抗美援朝战争前沿 |
3.2.4 苏联社会保障制度及其示范效应 |
第4章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及其运行机制 |
4.1 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 |
4.1.1 社会救济的资金来源 |
4.1.2 社会保险的资金来源 |
4.1.3 社会福利的资金来源 |
4.1.4 社会优抚的资金来源 |
4.2 社会保障的组织机构 |
4.2.1 政府机构 |
4.2.2 社会团体 |
4.2.3 企业内部机构 |
4.3 社会保障制度的动员与监督 |
4.3.1 社会保障中的社会动员 |
4.3.2 对社会保障工作的监督 |
第5章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 |
5.1 社会救济 |
5.1.1 灾害救济 |
5.1.2 贫民救济 |
5.1.3 娼妓游民收容改造 |
5.1.4 朝鲜战灾孤儿救济 |
5.2 社会保险 |
5.2.1 养老保险 |
5.2.2 医疗保险 |
5.2.3 伤残保险 |
5.2.4 生育保险 |
5.2.5 优异贡献待遇 |
5.3 社会福利 |
5.3.1 民政福利 |
5.3.2 职工福利 |
5.4 社会优抚 |
5.4.1 优待补助 |
5.4.2 褒扬抚恤 |
5.4.3 安置复员军人 |
第6章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作用及启示 |
6.1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作用 |
6.1.1 增强了人们对新生政权的认同,提高了党的执政合法性 |
6.1.2 提高了劳动者积极性,促进东北工业迅速发展 |
6.1.3 激发了群众支前热情和军人士气,保障抗美援朝取得胜利 |
6.1.4 构建了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框架,为新中国社会保障奠定了基础 |
6.2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启示 |
6.2.1 坚持实事求是,确保社会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
6.2.2 坚持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作风 |
6.2.3 坚持自力更生,克服“等靠要”思想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致谢 |
(4)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来源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来源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 |
(一)基本思路 |
(二)主要内容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一)主要方法 |
(二)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形成条件 |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形成的社会背景 |
(一)近代中国各阶级救亡图存的运动 |
(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形成的主体条件 |
(一)中国工人阶级革命主体意识的觉醒 |
(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崛起 |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形成的思想来源 |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主革命的思想 |
(二)中国传统革命观 |
(三)近代革命思想的产生与传播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演进轨迹 |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共产党革命观萌芽的影响 |
(一)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之争 |
(二)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初步相结合 |
(三)无产阶级政党组建的初步探讨 |
小结 |
二、党的创立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观的形成 |
(一)党的成立和革命任务的确定 |
(二)党的二大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
(三)党的二大和民主联合战线的提出 |
(四)党的工作重心从工人运动到国民革命的转变 |
小结 |
三、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观的发展 |
(一)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与发展 |
(二)党的四大和民主革命领导权的提出 |
(三)党的四大和工农联盟思想的确定 |
(四)深化对暴力革命与武装斗争的认识 |
小结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基本内容 |
一、对中国革命对象、任务、性质和前途的认识 |
(一)中国革命的对象 |
(二)中国革命的任务 |
(三)中国革命的性质 |
(四)中国革命的前途 |
(五)认清中国革命基本要素的深远影响 |
二、对中国革命动力的判断 |
(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
(二)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 |
(三)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 |
(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者 |
(五)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联合又斗争的方针 |
(六)认识中国革命各个阶级力量的深远影响 |
三、对中国革命斗争策略的明确 |
(一)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二)建立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统一战线是革命的策略 |
(三)“党内合作”是国共合作采取的策略形式 |
(四)保持党的独立性是“党内合作”的原则 |
(五)确立国共合作策略的深远影响 |
四、对中国革命关键的把握 |
(一)革命领导权 |
(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 |
(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民主革命领导权 |
(四)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关键及意义 |
五、对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的辨别 |
(一)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
(二)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形式 |
(三)工农兵武装是斗争的主要组织形式 |
(四)正确认识中国革命依靠武装斗争的深远影响 |
六、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理解 |
(一)中国革命的时代定位 |
(二)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
(三)加强中国无产阶级与世界无产阶级的联系 |
(四)准确把握革命世界性范畴的深远价值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影响因素 |
一、主观因素:中国共产党人理论水平与个人情感 |
(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水平 |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亲苏情感 |
二、客观因素:中国社会矛盾与国内革命形势 |
(一)中国社会矛盾的频发与复杂 |
(二)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与发展 |
三、外部因素:共产国际的影响 |
(一)积极作用 |
(二)消极影响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总体评析 |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历史贡献 |
(一)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 |
(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思想基础 |
(三)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指明方向 |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历史局限 |
(一)对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的认识不足 |
(二)对党建立武装力量的领悟不够 |
(三)对农民土地问题的理解不深 |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经验 |
(一)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是认识中国革命问题的现实依据 |
(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是分析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基础 |
(三)化解党内意见分歧达成党内共识是统一中国革命思想的重要步骤 |
四、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时代关照 |
(一)坚守革命理想,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 |
(二)继承优良革命传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
(三)运用统一战线重要法宝,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
(四)拓展革命的时代内涵,正确认识和科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
(五)总结历史经验,推进新时代的伟大斗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5)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研究问题 |
(二)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以社区网格化管理为关注热点的社区管理研究 |
(二)以社区网络化治理为前沿议题的社区治理研究 |
(三)社区由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发展研究 |
(四)共生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研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一、核心概念 |
(一)城市社区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 |
(四)共生 |
二、理论基础 |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二)治理理论 |
(三)共生理论 |
三、分析框架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同质下延: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兴起 |
一、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缘起 |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初始历程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创形态(2004)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步成长(2005-2012) |
二、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同质化下延分析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主体多数属于体制内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政府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推进了政策执行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与限度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限度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偏利共生:网格化管理强化与治理主体培育 |
一、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新探(2012 年末-2015) |
(一)2013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减负增效 |
(二)2014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三社联动 |
(三)2015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政社互动 |
(四)2013-2015 年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总特征 |
二、中国城市社区偏利共生行为模式研判 |
(一)共生单元具备: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 |
(二)共生界面生成: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设立 |
(三)共生条件满足:单向为主的物质信息交流 |
(四)共生成果配置: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提升 |
三、中国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与困境 |
(一)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 |
(二)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困境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非对称互惠共生:网格化管理新突破与治理要素新发展 |
一、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的新实践(2016-至今)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新突破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要素的新发展 |
(三)近年来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整体特征 |
二、中国城市社区非对称互惠共生行为模式剖释 |
(一)共生单元具备:丰富的治理主体生成 |
(二)共生界面生成:多方发起的活动开展 |
(三)共生条件满足:多向的物质信息交流 |
(四)共生成果配置:组织间非同步性进化 |
三、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与问题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导向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前行的目标、动力与阻力 |
一、网络化治理:中国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 |
(一)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发展的理想状态 |
(二)网络化治理:实现理想状态的工具设计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系统结构 |
(四)网络化治理系统结构建构的基础条件 |
二、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党政领导力 |
(二)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利益驱动力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科技支撑力 |
三、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阻力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
(二)目标和利益冲突下委托代理关系的内在张力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现路径 |
一、共生: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 |
(一)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 |
(二)价值理念是影响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共生价值体系 |
二、丰富共生主体: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建设 |
(一)在双向需求导向下,选择刚性约束 |
(二)在目标需求导向下,采用弹性约束 |
(三)在利益需求导向下,实施有效激励 |
三、完善共生界面: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行动选择 |
(一)以协商为基础,形成主体间的共识共信 |
(二)以共治为主线,强化主体间的共担共监 |
(三)以共享为旨归,推动全主体的双维进化 |
四、优化共生条件: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技术支撑 |
(一)以用户为中心,建设治理网络平台 |
(二)以平台为依托,联通社区治理主体 |
(三)以问题为导向,健全运行保障体系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6)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背景 |
1.2.1 步入新时代:广大民众对群众性体育赛事需求增加 |
1.2.2 面对新环境: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迎来机遇与挑战 |
1.2.3 治理新格局: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内在驱动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研究思路与内容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 |
1.5.1 研究方法论 |
1.5.2 具体研究方法 |
1.6 研究创新之处 |
1.6.1 研究内容创新 |
1.6.2 研究视角创新 |
2 研究综述 |
2.1 文献综述 |
2.1.1 群众性体育赛事的相关研究 |
2.1.2 治理的相关研究 |
2.1.3 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的相关研究 |
2.1.4 协同治理模型构建相关研究 |
2.1.5 研究述评 |
2.2 核心概念 |
2.2.1 群众性体育赛事 |
2.2.2 协同 |
2.2.3 治理 |
2.2.4 治理机制 |
2.2.5 理论模型 |
3 理论基础 |
3.1 协同治理理论 |
3.1.1 协同治理的概念 |
3.1.2 协同治理的内涵 |
3.1.3 协同治理的本土化 |
3.1.4 协同治理的实践应用 |
3.2 其它相关的理论 |
3.2.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3.2.2 协同优势理论 |
3.2.3 资源依赖理论 |
3.2.4 委托代理理论 |
4 社会治理视角下新中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历程回顾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历史阶段划分 |
4.1.1 起步与曲折阶段(1949—1965):政府一元化管理 |
4.1.2 停滞与异化阶段(1966—1976):深受“文革”运动影响 |
4.1.3 恢复与转型阶段(1977—1992):政社合作关系形成 |
4.1.4 协作与探索阶段(1993—2012):多元治理萌芽 |
4.1.5 协同与完善阶段(2013—):多元治理格局逐渐形成 |
4.2 新中国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演变特征 |
4.2.1 赛事宗旨:从“为国”到“为民” |
4.2.2 办赛主体:从一元到多元 |
4.2.3 管理手段:从行政到综合 |
4.2.4 赛事效益:从“输血”到“造血” |
4.2.5 办赛空间:从封闭到开放 |
5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现实审视 |
5.1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缘起 |
5.1.1 制度改革:群众性体育赛事数量增加与各种问题并存 |
5.1.2 赛事治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客观要求 |
5.1.3 改革转型:传统的赛事管理路径出现“政府失灵” |
5.1.4 多元融合:协同治理主体互动关系亟待理顺 |
5.1.5 产业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内在需求 |
5.2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体 |
5.2.1 政府:监管服务与部门协调 |
5.2.2 市场:资源配置与经费扩充 |
5.2.3 社会:公益服务与技术支持 |
5.2.4 个人:民众参与与资源整合 |
5.3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政策 |
5.3.1 国家层面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政策梳理 |
5.3.2 地方层面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政策梳理 |
5.3.3 基于公共政策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特征分析 |
5.4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困境 |
5.4.1 政府与社会地位失衡 |
5.4.2 政府部门权责模糊 |
5.4.3 多元主体利益冲突 |
5.4.4 治理过程协同不足 |
6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构建 |
6.1 理论模型构建研究设计 |
6.1.1 方法选择 |
6.1.2 样本选取 |
6.1.3 分析工具 |
6.2 理论模型构建过程 |
6.2.1 产生研究问题 |
6.2.2 资料收集 |
6.2.3 资料分析——实质性编码 |
6.2.4 理论建构——理论性编码 |
6.2.5 理论应用 |
6.3 理论模型阐释 |
6.3.1 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整体性阐释 |
6.3.2 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核心要素阐释 |
6.4 关于理论模型严谨性的说明 |
7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案例验证 |
7.1 案例研究设计 |
7.1.1 案例验证思路 |
7.1.2 资料来源与收集 |
7.2 验证案例介绍 |
7.2.1 案例一:中国(京山)绿林网球·英雄会 |
7.2.2 案例二:陈仓区周末篮球联赛 |
7.3 理论模型案例验证 |
7.3.1 办赛环境 |
7.3.2 办赛主体 |
7.3.3 参与动因 |
7.3.4 协同引擎 |
7.3.5 互动行为 |
7.3.6 协同结果 |
7.4 案例验证结果与启示 |
8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优化策略 |
8.1 双管齐下:优化赛事治理内外部环境 |
8.2 政社共治: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 |
8.3 定权定责:明确政府赛事治理权责边界 |
8.4 互监互督:建立政府与社会双向监督机制 |
8.5 软硬兼施:加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治理保障 |
8.6 精准施策:针对赛事类型选择不同治理手段 |
9 研究结论、局限与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2 研究局限 |
9.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件1:体育赛事管理部门访谈提纲 |
附件2: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体访谈提纲 |
附录3:调研照片 |
附录4:调研访谈内容节选 |
附录5: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7)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重难点和创新点 |
(一)研究重点 |
(二)研究难点 |
(三)研究创新点 |
第一章 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 |
一、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
(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发展阶段 |
(二)俄国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 |
二、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理论渊源 |
(一)马克思恩格斯人的全面发展思想 |
(二)俄国民主主义者人的发展思想 |
第二章 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探索历程 |
一、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酝酿阶段(1893—1903 年) |
(一)批判沙皇专制制度造成人的片面发展 |
(二)基于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考察人的发展问题 |
(三)在与民粹派的论战中酝酿人的全面发展思想 |
二、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萌芽阶段(1903—1917 年) |
(一)将“保证社会全体成员自由的全面发展”写入第一党纲 |
(二)宣传阐释马克思恩格斯人的全面发展思想 |
(三)在革命斗争中初步阐释人的全面发展思想 |
三、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形成阶段(1917—1919 年) |
(一)将“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全面发展”写入第二党纲 |
(二)建立统一劳动学校制度对旧教育进行根本性改革 |
(三)成立了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国民教育局 |
(四)确立“培养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的成员”的国民教育任务 |
四、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成熟阶段(1919—1923 年) |
(一)成立扫盲专门机构“全俄扫除文盲非常委员会” |
(二)在批判“左派”幼稚病中明确人的全面发展目标 |
(三)在“政治遗嘱”中提出进行“文化革命”的主张 |
第三章 列宁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多维价值思想 |
一、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 |
(一)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尺度 |
(二)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 |
二、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高目标 |
(一)社会主义的发展受制于人的全面发展 |
(二)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全面发展 |
三、人的全面发展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远大理想 |
(一)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 |
(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奋斗目标 |
第四章 列宁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意蕴思想 |
一、充分满足不断发展着的人的需要 |
(一)充分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 |
(二)满足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发展的人的需要 |
二、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 |
(一)提升人的共产主义道德素质 |
(二)提高人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水平 |
(三)全面提高人的劳动能力 |
三、平等发展人的交往关系 |
(一)实现男女地位平等 |
(二)保证所有民族一律平等 |
(三)消灭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 |
(四)国家公职人员是社会公仆 |
第五章 列宁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思想 |
一、“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 |
(一)提高劳动生产率 |
(二)实现全国电气化 |
(三)学会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 |
(四)必须“同私人资本进行竞赛” |
二、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旧式分工 |
(一)“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 |
(二)消灭旧式的人与人之间的分工 |
三、开展“文化革命” |
(一)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文化 |
(二)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 |
(三)完成文化任务“千万不能急躁冒进” |
第六章 列宁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路径思想 |
一、改造落后的思想残余及心理习惯 |
(一)清除“守旧、无知和不信任等思想残余” |
(二)改造落后的心理和习惯 |
二、大力发展国民教育 |
(一)节省经费“用以发展国民识字教育” |
(二)提高国民教师的地位 |
(三)确立符合实际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内容 |
三、“教育和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 |
(一)一切人都应受教育和参加生产劳动 |
(二)实现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劳动相结合 |
(三)大力开展“综合技术教育” |
第七章 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历史贡献与当代启示 |
一、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历史贡献 |
(一)丰富了列宁主义的内容 |
(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人的全面发展思想 |
(三)推进了俄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 |
(四)为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经验借鉴 |
二、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当代启示 |
(一)人的全面发展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 |
(二)坚持社会发展的生产力尺度与人的尺度的辩证统一 |
(三)结合新形势推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紧密结合 |
(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
结论 |
主要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读期间主要科研活动及成果 |
(8)列宁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目的及意义 |
1.1.1 选题目的 |
1.1.2 选题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本文研究方法 |
1.3.1 文献研究法 |
1.3.2 历史分析法 |
1.3.3 阶级分析法 |
1.3.4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法 |
1.4 本文创新之处 |
第2章 列宁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来源和现实依据 |
2.1 共产主义道德与道德教育的缘起 |
2.1.1 共产主义道德与道德教育的内涵 |
2.1.2 共产主义道德是对资本主义道德的历史性超越 |
2.1.3 共产主义道德及道德教育的发展具有阶段性 |
2.2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道德和道德教育的基本理论 |
2.2.1 道德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
2.2.2 道德教育促使无产阶级摆脱思想上的片面性 |
2.2.3 道德教育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 |
2.3 列宁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2.3.1 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意识逐渐苏醒 |
2.3.2 沙皇长期的黑暗统治造成俄国文化极其落后 |
2.3.3 建设社会主义对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
2.4 列宁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思想的发展历程 |
2.4.1 列宁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思想的萌芽和初步探索 |
2.4.2 列宁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思想在实践中形成并发展 |
2.4.3 列宁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思想的丰富和完善 |
第3章 列宁关于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目标、内容与要求的论述 |
3.1 列宁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目标 |
3.1.1 培养共产主义一代新人 |
3.1.2 克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习惯和风气 |
3.1.3 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共产主义道德 |
3.2 列宁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内容 |
3.2.1 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教育 |
3.2.2 自觉的革命纪律教育 |
3.2.3 无产阶级家庭婚姻道德观教育 |
3.2.4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教育 |
3.2.5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 |
3.3 列宁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要求 |
3.3.1 以“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为准则 |
3.3.2 以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为基础 |
3.3.3 与沸腾的实际生活相结合 |
第4章 列宁关于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路径的探索 |
4.1 注重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制度建设 |
4.1.1 坚持党对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领导 |
4.1.2 筑牢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制度保障 |
4.1.3 加强重点组织机构的道德教育引导 |
4.2 道德教育与推行义务劳动相结合 |
4.2.1 大力倡导“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
4.2.2 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
4.2.3 树立共产主义道德榜样 |
4.3 构筑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文化基础 |
4.3.1 全力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 |
4.3.2 开展共产主义道德宣传工作 |
4.3.3 提高人民的科学技术水平 |
4.4 批判资产阶级和腐朽道德观念 |
4.4.1 批判道德虚无主义 |
4.4.2 批判道德自发论 |
4.4.3 批判狭隘民族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 |
第5章 列宁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 |
5.1 倡导共产主义道德要坚持党的领导 |
5.1.1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最本质的特征 |
5.1.2 发扬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
5.2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高扬共产主义道德 |
5.2.1 共产主义道德代表了人类道德发展的必然趋势 |
5.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 |
5.2.3 培育共产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最终目标 |
5.3 倡导共产主义道德要在实践中改革创新道德教育 |
5.3.1 注重道德教育对象的广泛性和针对性 |
5.3.2 构建多层次和高质量的道德教育队伍 |
5.3.3 注重道德教育途径的多样性和创新性 |
5.4 倡导共产主义道德要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
5.4.1 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的要求 |
5.4.2 吸收和借鉴人类道德建设的优秀成果 |
5.4.3 立足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9)电子政务视角下的秦皇岛市总工会服务型工会信息化平台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内容和框架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框架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电子政务理论与实践 |
2.1.1 电子政务的概念、特点 |
2.1.2 电子政务的作用与意义 |
2.2 工会组织的概念及职能 |
2.2.1 服务型工会概念 |
2.2.2 建设服务型工会 |
2.3 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概述及背景 |
2.3.1 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概述 |
2.3.2 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相关背景 |
2.3.3 推进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
2.4 本文的理论基础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秦皇岛市总工会服务型工会信息化平台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 |
3.1 服务型工会信息化建设背景 |
3.2 服务型工会信息化建设的优势和必要性 |
3.2.1 服务型工会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 |
3.2.2 服务型工会信息化建设的优势 |
3.3 秦皇岛市总工会服务型工会信息化建设现状 |
3.3.1 初步建成公共服务平台架构 |
3.3.2 初步完成实名制信息化管理 |
3.3.3 打造普惠性服务网络体系独特模式 |
3.3.4 线上线下服务渠道初步建立 |
3.4 秦皇岛市总工会服务型工会信息化平台建设存在的问题 |
3.4.1 信息化服务平台不能满足职工需求 |
3.4.2 信息化平台建设缺乏长效机制 |
3.4.3 信息化建设功能不完善 |
3.4.4 信息孤岛问题严重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秦皇岛市总工会服务型工会信息化平台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 |
4.1 工会干部缺乏信息化思想 |
4.1.1 各级工会干部思想认识落后 |
4.1.2 企业管理者创新意识欠缺 |
4.1.3 存在脱离职工群众现象 |
4.2 缺少统一的顶层设计 |
4.2.1 没有形成统一体系和运行机制 |
4.2.2 亟需丰富信息化功能和内容 |
4.3 没有建立起信息化专业人才队伍 |
4.3.1 缺乏对专业人才的激励机制 |
4.3.2 工会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不力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秦皇岛市总工会服务型工会信息化平台建设的实现路径与措施保障 |
5.1 服务型工会信息化平台建设的实现路径 |
5.1.1 强化工会干部互联网思维 |
5.1.2 规划信息化平台建设顶层设计 |
5.1.3 构建融合联动的信息化工作体系 |
5.1.4 打造针对性工会普惠服务新模式 |
5.1.5 建立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
5.2 服务型工会信息化平台建设的保障体系 |
5.2.1 加强组织机构管理 |
5.2.2 做好资金技术保障 |
5.2.3 构建文化保障体系 |
5.3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10)新中国初期中共节日纪念活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研究(1949-1952)(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 |
(一)研究重难点 |
(二)研究创新点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一)节日、纪念日 |
(二)纪念活动 |
(三)意识形态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主要依据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宣传工作的重要思想 |
(一)理论必须掌握群众 |
(二)立足实际进行鼓动 |
(三)运用多元宣传媒介 |
(四)扩大革命宣传范围 |
二、传统仪式文化对中共开展纪念活动的文化支撑 |
(一)制度化的国家礼仪 |
(二)日常化的社会习俗 |
三、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开展纪念活动的经验积累 |
(一)建党前早期共产主义者开展纪念活动的丰富实践 |
(二)建党初共产国际对中共开展纪念活动的直接指导 |
(三)各革命时期中共对纪念活动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 |
第二章 “翻身做主”主题下的节日纪念活动与阶级观念的培育 |
一、肃清封建思想与培育“主人翁”意识 |
(一)工农阶级身上的封建思想残留 |
(二)召开回忆式纪念会进行对比教育 |
(三)开办春节“课堂”进行文化教育 |
(四)开展各式生产竞赛进行生产教育 |
(五)举行劳模代表大会进行榜样教育 |
二、“五一”帮扶失业工人与阶级友爱精神的发扬 |
(一)发出救济指示 |
(二)工人捐款捐物 |
(三)工人写慰问信 |
三、工农阶级“五一”互信与阶级联盟意识的强化 |
(一)农民阶级“庆祝式”来信 |
(二)工人阶级“保证式”回信 |
第三章 “保家卫国”主题下的节日纪念活动与爱国主义的塑造 |
一、订立爱国公约 |
(一)中共发出订立爱国公约指示 |
(二)师生结合课业订立爱国公约 |
(三)工农立足生产订立爱国公约 |
二、开展爱国竞赛 |
(一)爱国竞赛指示的发出 |
(二)发起挑战与积极应战 |
(三)竞赛计划的基本完成 |
三、进行爱国捐献 |
(一)工人的增产捐献 |
(二)各界捐献慰问品 |
四、播送爱国广播 |
(一)各地召开的控诉大会 |
(二)模范代表的政治讲话 |
(三)示威游行的爱国歌曲 |
五、举行爱国游行 |
(一)成立筹备会制定游行方案 |
(二)组织建立宣传员与报告员 |
(三)召开纪念会解释游行意义 |
(四)各地游行示威的正式展演 |
第四章 “跟着党走”主题下的节日纪念活动与政党认同的建构 |
一、组织民众给毛主席写节日信 |
(一)感谢信:“感谢毛主席的恩情” |
(二)庆贺信:“给毛主席献生产礼” |
(三)保证信:“在您的领导下前进” |
二、开展“学习党史运动” |
(一)党员开展党内学习 |
(二)民众接受党史教育 |
三、举行成渝铁路“七一”通车典礼 |
(一)选取与布置纪念空间 |
(二)中共领导人发表讲话 |
(三)其他仪式活动的展演 |
四、制作“七一”纪念器物 |
(一)发行纪念邮票 |
(二)绘制纪念图画 |
(三)铸造纪念奖章 |
(四)修建纪念建筑 |
第五章 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
一、历史经验 |
(一)立足时代背景确定纪念主题 |
(二)结合实践特点创新纪念方式 |
(三)运用象征符号构筑纪念空间 |
(四)借助传播媒介强化纪念功能 |
二、现实启示 |
(一)纪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意 |
(二)纪念活动是中共政党文化建设的重要实践 |
(三)纪念活动是培育民众主流价值观的有力途径 |
(四)纪念活动是协调社会与国际关系的有效方式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四、试论工会图书馆的现状与改革思路(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文献计量法的我国工会图书馆研究发展探析[J]. 应珂,梁璞,洪怡琳. 北京市工会干部学院学报, 2021(04)
- [2]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27)[D]. 孙珊. 华东师范大学, 2021
- [3]中国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研究(1949-1956)[D]. 晋江艳. 吉林大学, 2021(01)
- [4]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研究[D]. 潘何琴.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5]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D]. 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6]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研究[D]. 冯加付.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7]列宁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D]. 陈黎梅. 西南大学, 2021(01)
- [8]列宁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思想研究[D]. 高俊丽. 辽宁大学, 2021(02)
- [9]电子政务视角下的秦皇岛市总工会服务型工会信息化平台建设研究[D]. 王亚非. 燕山大学, 2020(07)
- [10]新中国初期中共节日纪念活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研究(1949-1952)[D]. 国梦云. 西南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