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庆元县村卫生室、个体诊所消毒监测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薛晓婧[1]（2019）在《社会诉求与政府的回应性 ——基于浙江省“送医下基层”的今昔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送医下基层”作为政府回应社会对医疗卫生服务诉求的重要手段,其有效性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本研究希望透过对这种差异性成因的研究,探索影响政府回应有效性的因素,以期能够一方面在理论上补充目前学界对政府回应客体关注的不足,另一方面,在实践上助力政府回应有效性的提高。本研究聚焦于不同回应客体为回应有效性带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浙江省嘉兴、余姚和杭州三座城市在民国、毛泽东时代和2013年之后“送医下基层”实践的对比研究表明,政府对“需要”和“需求”的回应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影响政府回应子目标的实现及其与总目标的协调,并塑造出不同类型的政府-社会关系。民国时期的卫生状况和卫生管理实践展现了中国在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对卫生事业进行管理的尝试,描述了“送医下基层”产生的背景。民国之后,“送医下基层”的出现及其带来的变化,体现了政府回应社会的必要性。对于毛泽东时代的“送医下基层”来说,一方面,由于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以及政府对“多、快、好、省”地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的期待,政府回应的客体被严格地限定在了“生存型需要”上面;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主要是医疗卫生资源的短缺、经济水平的低下以及交通设施的不完善,为政府在政策上对群众的“需求”进行引导铺设了较好的现实条件,这一时期的“送医”行动在实现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及其与维护国家安全这个总目标上效果较好,但同时,也由于对生存型需要的回应,政府和社会关系被逐渐塑造成了求存型政府和群众社会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地方政府有了较大的自由度,2013年后浙江省内三个城市的“送医下基层”呈现出了不同的样态。在这一时期,嘉兴市由于只有民意收集机制,缺少民意处理机制,因而在“送医下基层”过程中并没有区分清楚“需求”和“需要”,对它们进行了混合回应,以至于其回应客体逐渐演变成了只有“需求”。这就使得政府-社会关系逐渐被塑造成了安抚型政府和私民社会的关系,同时政府尽管通过“送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但是在协调服务可及性与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即“送医”子目标和总目标上表现不佳。而余姚由于在“送医”之前建立了行政吸纳性的协商参与机制,不但能够收集民意,同时能够对民意进行处理,因而在“送医下基层”的过程中能够较为准确地回应居民的“发展型需要”,从而能够在提高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的同时协调其与分级诊疗的关系,并为形成较为良性的政府-社会关系创造了一定的条件。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余姚市未能成功地对“需求”进行引导,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送医”的效果,也使得它的政府-社会关系降格为准服务型政府和准公民社会的关系。对于杭州市的“送医下基层”（“健康意识下基层”）来说,其回应客体的识别机制与毛泽东时代在本质上类似,所以其回应客体自然也落在了“生存型需要”上,由此尽管杭州市能够通过这项举措提高居民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但是在协调其与缓解由于人民健康水平下降带来的人力资本短缺或质量下降以及由于医疗卫生费用上涨带来的财政负担之间的张力这个总目标上表现不佳,同时,也使得政府-社会关系逐渐演变为了求存型政府与群众社会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回应不一定是社会问题的终点,回应本身也可能产生新的社会问题。政府对不同客体的回应会对回应效力产生不同的影响。政府能否识别并回应“需要”是决定政府回应是否有效的关键,因为当政府将客体界定在“需要”上时,它起码可以实现政府回应子目标及其与总目标之间的协调。其中,对“发展型需要”的回应将影响政府回应结果的适应性,因为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制度安排以及由此培养出的公民文化能够较好地适应未来社会多元化的趋势。而能否对“需求”进行成功地引导将决定政府回应效力的强度,因为当政府有限的财政资源被用于满足无限的需求时,政府很难协调其行动的子目标和总目标,容易因小失大,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安抚型政府与私民社会的关系也不利于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
沈国秀[2]（2019）在《宜兴市基层医疗机构传染病症状监测能力评价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目的:综合评价宜兴市基层医疗机构开展传染病症状监测的可行性,为该市基层医疗机构传染病症状监测系统的建立与实施策略提供依据和参考。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对宜兴市基层医疗机构传染病症状监测系统建立的基础状况、开展传染病症状监测的能力,以及医生传染病症状监测的能力和意愿等三部分展开调查。采用专门设计的调查问卷收集研究相关信息,运用Epidata 3.1数据管理软件录入问卷,使用Excel和SPSS 18.0软件数据整理和统计学分析。结果:1基础状况:基层医疗机构的设置符合《医疗机构基本标准2017》要求,社区卫生服务站,诊所、医务室均经市卫计委审核校验合格。其中社区卫生服务站每千人口拥有医务人员1.2人;机构服务区域内最远平均30分钟步行距离,10分钟机动车距离;服务站电脑和局域网配置达到100%,拥有电脑平均2.3±0.80台;网速稳定;诊所、医务室无诊疗服务电脑设备和系统。2传染病症状监测能力:90%以上的医疗机构全天开诊;服务站门诊日志电子系统化且较为完整,但诊所、医务室门诊日志信息完整率明显不足;处方书写较为完整;基层医疗机构主要诊治的感染性疾病以呼吸道、消化道症状为主;上级机构对社区卫生服务站督导和培训力度及频次要好于诊所、医务室。3医生传染病症状监测工作能力及意愿:男女医生的比例为1∶1.1,平均年龄53±11岁,100%医生持证上岗,月工作天数20-30天,平均日诊疗时间6.5小时,80.9%的基层诊疗医生知晓传染病或疑似传染病报告要求和属地化管理,76.6%的服务站医生参加过传染病的核实调查工作。95%以上的医生都愿意参与公共卫生工作;但对公卫补贴的数量和计算方式有不同诉求;服务站医生在电脑使用能力及信息化技能方面更优。主要结论:宜兴市基层医疗机构的规模、地理位置、服务对象和服务范围等方面基本适合开展传染病症状监测工作,设备设施和医务人员数量基本能满足日常门诊症状监测需要;信息化设备和局域网投建、社区卫生服务站开诊时间稳定,诊疗记录规范等适合传染病症状监测系统的数据收集;医生有能力和意愿开展传染病症状监测。但在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优化人员年龄结构,提高医务人员知识和信息化技术以及医务人员的激励机制等方面仍需要相关措施和政策。
李涵[3]（2018）在《基层卫生组织的行动逻辑研究 ——基于对村卫生室的分析》文中指出虽然中国医疗改革成果斐然,但是出现了组织运行与正式制度不匹配的现象,基层卫生组织村卫生室就是一个典型。村卫生室运行受到制度改革和社会发展转型的影响,尽管国家出台了有关农村医疗卫生的相关政策,但是村卫生室这一组织功能受限,在改革中处于困境。因此探寻其中的原因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的目的是探寻村卫生室在制度实践过程中的行动逻辑。本文从新制度主义理论合法性机制和科尔曼的法人行动理论出发,将村卫生室视为行动者来分析其行动,并考虑制约和影响其行动的外部环境,运用“制度-场域-行动”的框架进行分析。通过对云南省三个乡镇十一个村卫生室的实证调查,将村卫生室的微观行动放到宏观背景中分析,对可能影响村卫生室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进行分析,再对村卫生室在乡村场域的行动进行探讨,进而揭示出农村层医疗组织具有规律性的行动逻辑。通过研究和分析得出村卫生室的行动受到外部环境和组织成员理性行动的影响。正式制度通过激励和约束手段规制着村卫生室的行动,非正式制度形塑着村卫生室的行动,乡村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影响着的村卫生室的生存和发展,村卫生室会根据外部环境调整组织行为以获得合法性。作为理性行动者获得效益是村卫生室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村卫生室会在维持组织合法性的基础上做出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行动选择。村卫生室在在乡村场域与多个行动主体互动的过程中,需要在自身利益与组织合法性之间做成权衡,对不同的行动主体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村卫生室不仅是受外部环境约束的组织,也是理性的行动者,基层卫生组织的行动是在满足合法性和获得组织利益之间做出的最优选择。
田孟[4]（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研究表明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吉兆华[5]（2016）在《西北乙肝高流行地区新发感染的危险因素和S基因特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背景乙肝是影响我国人民身体健康的重要传染病。近年来,随着乙肝疫苗的广泛应用及乙肝表面抗原（Hepatitis B virus surface antigen,HBs Ag）携带人群的自然消亡,全人群HBs Ag携带率特别是5岁以下儿童中HBs Ag携带率有了显着下降。然而,根据国家乙肝防治示范区——武威市人群的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数据,5岁以下儿童乙肝疫苗接种率已接近100%,但HBs Ag携带率仍维持在1%左右水平;根据2010年中国CDC数据,全国急性乙肝报告发病率为5.6/10万,据此推算全国每年至少新增78万例HBV新发感染者,其中成人占95%以上,我国儿童中突破性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和成人HBV新发感染流行趋势依然严峻,新发感染的危险因素尤其是病毒自身因素须予以足够重视。目的摸清西北乙肝高流行地区甘肃省武威市儿童中突破性HBV感染和成人HBV新发感染的危险因素、传播途径及S区基因特征,为制定乙肝新发感染预防措施和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1.儿童突破性HBV感染研究选择武威市3家新生儿出生数最多的医院2009-2012年出生的突破性HBV感染高危人群（母亲HBs Ag阳性和因出生时因早产或低体重而推迟乙肝疫苗接种的儿童及其母亲）为调查对象,使用问卷调查法获取幼儿及其家庭成员的一般人口学特征信息及主要的危险因素（家庭成员乙肝史等）,采集幼儿及其母亲血清,ELISA方法检测乙肝五项,实时荧光定量PCR方法检测HBV DNA,幼儿抗-HBs使用Abbott试剂进行定量。频数分布比较使用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均数且符合正态分布资料比较使用t检验,危险因素分析使用单因素与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2.成人HBV新发感染研究选择武威市城区6家医院,以健康体检、门诊病例和住院病例中发现的新发感染者为病例组,与之同一社区、性别相同、年龄相差不超过5岁且HBs Ag与抗-HBs均阴性的人群为对照组,通过问卷对其一般人口学特征、症状、主要危险因素进行调查,采集血清使用ELISA方法检测乙肝六项、荧光定量PCR方法检测HBV DNA、速度法检测ALT与AST。频数分布比较使用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均数且符合正态分布资料比较使用t检验,危险因素分析使用单因素与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使用危险因素互斥分层法推断危险因素及传播途径。3.新发感染者S区基因特征研究选择上述儿童突破性HBV感染、成人HBV新发感染和首次发现的无症状HBV携带者为研究对象,使用巢式PCR对其S区进行扩增并测序,应用Mega6.0软件对序列进行剪切对齐后构建进化树对基因进行分型;再将核甘酸转换为氨基酸（amino acid,aa）后根据不同基因型构建标准一致序列,各序列与之相比描述各aa位点及“a”决定簇突变情况;将与S区对应的逆转录酶区临床常见耐药突变位点存在的变异及其构成情况进行描述,使用χ2检验比较频数分布资料间的差异。结果1.儿童突破性HBV感染研究共完成了339个母亲所生的388个幼儿的调查,388个幼儿中男性占55.41%（215/388）,平均年龄2.95±1.3岁,HBs Ag阳性7例,HBV DNA阳性11例,感染总人数13例,感染率3.61%（95%CI:1.56%-5.14%）。HBs Ag阳性母亲所生幼儿突破性HBV感染率4.17%（95%CI:1.82%-8.04%）,HBs Ag阴性母亲所生幼儿突破性HBV感染率为2.55%（95%CI:0.83%-5.8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母亲HBV DNA阳性（OR=4.49,95%CI:1.28-15.77）、其他家庭成员乙肝史（OR=6.18,95%CI:1.73-22.08）是儿童突破性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危险因素构成推断,儿童突破性感染92.31%（12/13）归因于家庭内部传播,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而其他水平传播途径占7.69%（1/13）,是次要传播途径。其中家庭内部归因于母亲75%（8/12）,其他家庭成员的水平传播占25%（4/12）。儿童中抗-HBs滴度≥10m IU/ml比例达到了70%以上,HBs Ag阴性母亲所生幼儿其抗-HBs滴度几何均数为22.76m IU/ml,HBs Ag阳性母亲所生幼儿其抗-HBs滴度几何均数为39.06m IU/ml,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31,P<0.05）。不管母亲HBs Ag状态如何,幼儿的年龄是影响抗-HBs滴度水平的重要因素,>3岁组高于≤3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成人HBV新感染研究中符合病例组纳入标准的215例,符合对照组纳入标准的共567例。病例组中男性142例,占66.05%,男女比例约为2:1;年龄分布以30-39岁组为主,占40.47%。215例中进行乙肝检测的原因以健康体检、有症状为主,分别占36.28%和25.12%。新发感染者中最常见的前三位症状为:乏力、易疲劳、食欲减退,分别占61.86%、51.16%和44.65%,深色尿和显性黄疸比例最低,分别占20.93%与13.49%。新发感染者中ALT值>80U/L占49.77%,AST值>80U/L占29.30%,AST/ALT>1的有29人,占新发感染者的13.49%。133例新发感染者进行了腹部B超检查,其中52.63%未见异常,10.53%肝脾肿大,8.02%脂肪肝,7.52%肝硬化。临床诊断为“急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有32人,占HBV新发感染的14.88%。根据乙肝六项检测结果分析发现新发感染者血清模式共有12种,其中最常见的是“大三阳”与“小三阳”,两者共占所有血清模式的75.82%,HBs Ag与抗-HBs共阳性率达到了8.85%。共有17.67%（38人）接受了抗病毒治疗,6.98%（15人）单独使用中医中药进行治疗,4.65%（10人）进行了抗纤维化治疗,有1例年轻男性短期内发生急性肝衰竭而死亡。多因素分析发现1个保护性因素:乙肝疫苗接种史（OR=0.07,95%CI:0.04-0.12）;10个独立危险因素:不使用安全套（OR=2.00,95%CI:1.18-3.38）、乙肝家族史（OR=2.85,95%CI:1.47-5.54）、肝硬化肝癌家族史（OR=4.65,95%CI:1.18-18.27）、刷牙出血史（OR=8.03,95%CI:4.76-13.55）、外出打工史（OR=5.52,95%CI:2.91-10.49）、村卫生室和个体诊所打针输液（OR=3.87,95%CI:2.11-7.1）、手术史（OR=5.27,95%CI:1.44-19.27）、口腔诊疗史（OR=3.87,95%CI:1.88-7.98）、共用毛巾牙刷（OR=4.35,95%CI:2.64-7.17）、在外就餐（OR=4.15,95%CI:2.4-7.19）。根据危险因素互斥分层法推断当前成人HBV新发感染中49.3%由密切生活接触途径感染,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27.91%由医源性传播引起,性接触传播占20.46%,不明原因途径的占2.33%。3.S区基因特征研究纳入的13例儿童突破性HBV感染中,有9例测序成功,215例成人HBV新发感染者中172例测序成功,首次发现的121例慢性无症状携带者中有84例测序成功,三者中均检出了B、C、D基因型,以C和D型为主,两者共占感染者的90.57%,其中C型占59.62%,D型占30.94%,三者之间基因型分布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种类型感染者“a”决定簇（aa124-aa147）区aa突变情况:9例突破性HBV感染儿童中共有4例发生aa124-aa147之间的7个氨基酸位点变异,其中I126T最常见,发现2例,G145R发现1例,突变检出率为44.44%;在成人HBV新发感染者中27例中发现了54个aa位点29种类型的aa突变,突变检出率为12.56%,最常见的突变的F134Y检出10例、I126T检出9例;慢性无症状携带者中检出10例12种类型28个位点的aa突变,突变检出率为11.90%,最常见的突变I126T检出9例。儿童突破性HBV感染者“a”决定簇（aa124-aa147）发生aa突变的比例与种类均高于成人新发感染者与慢性无症状携带者（P<0.05）。9例突破性HBV感染儿童中未检出耐药相关突变位点;172例新发感染者中13例检出有耐药相关突变位点,占7.56%（95%CI:4.09%-12.58%）,慢性无症状携带者中10例检出了耐药相关突变位点,占11.90%（95%CI:5.86%-20.81%）。结论1.武威市儿童突破性HBV感染率仍较高,是未来消除乙肝的重要障碍之一。突破性HBV感染主要源于家庭内部传播,因此即要对HBV DNA阳性母亲在孕期采取相应措施预防宫内感染,又要对婴儿在出生时及时接种乙肝疫苗与HBIG,并应做好家庭内水平传播的防护。2.成人HBV新发感染以轻度肝损害为主,早期症状不典型,常见症状如乏力、易疲劳等虽然构成比例较高且出现时间较早,但均非HBV感染特异性症状,用于鉴别HBV感染的能力较差。基层卫生机构对HBV新发感染早期鉴别诊断能力较弱,重症患者治疗水平有限,应加强对其进行专业指导和培训。3.成人HBV新发感染预防要采取综合措施。首先应提高成人乙肝疫苗接种率,提倡使用安全套;其次应注意个人口腔卫生,有牙龈炎及时治疗,减少刷牙出血,不要与他人共用毛巾牙刷,在外就餐选择卫生条件较好的场所;最后还应定期加强医院手术室、个体诊所、村卫生室、医院口腔科、口腔诊所的消毒和卫生监督。4.儿童突破性HBV感染者中“a”决定簇aa变异率较高,可能与HBV“a”决定簇变异引起抗原-抗体结合力下降从而降低了乙肝疫苗预防效果有关。因此应加强儿童中突破性HBV感染“a”决定簇变异的监测,并及时评估现有乙肝疫苗的有效性。5.成人HBV新发感染者与慢性HBV携带者中均检出较高的耐药相关aa突变,这些人群是未来潜在的乙肝患者,因此对乙肝患者初治时宜选择强效、高耐药基因屏障药物或进行基因耐药检测后再选择低耐药药物进行抗病毒治疗。因免疫逃逸突变与NA耐药突变存在“镜像改变”,因此HBV如果发生NA大量耐药可能会导致人群乙肝疫苗免疫效果的下降,对现有乙肝免疫策略形成威胁。
邹艳娇[6]（2013）在《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背景下祥云县云南驿镇农村卫生室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村卫生室是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的网底,承担着村民常见病、多发病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工作以及村级疾病控制、预防接种、妇幼保健、健康教育等在内的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在防病治病、保护村民的身体健康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何发展农村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是各级政府和医务工作者共同追求的目标。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的实施,在巩固乡镇医院主体地位作用的同时,也保障了村卫生室的长远发展。在乡村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本文立足于农村卫生室,以云南驿镇农村卫生室为出发点,以改善云南驿镇农村卫生室现状,实现卫生室长远发展为落脚点,通过实地调研以及访谈,对云南驿镇村卫生室开展工作情况、服务质量情况等进行分析,找出云南驿镇农村卫生室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分析,从而试图给出政策性建议。文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包括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基本概念界定、理论基础、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简述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概况；第三部分对乡村一体化背景下云南驿镇农村卫生室的现状进行分析；第四部分简述云南驿镇农村卫生室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第五部分对如何改善农村卫生室现状,实现农村卫生室发展提出对策。
祝依品[7]（2013）在《江西省村级卫生机构传染病症状监测能力评价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自SARS危机暴发后,我国于2004年建立了法定传染病实时报告系统,该系统以病例诊断为基础,自实施后有效地改善了传染病报告的及时性。但是在农村地区,疫情的迟报和漏报现象依然非常严重,尤其在村级卫生机构,因为人员、设备等资源匮乏,往往无法及时发现传染病。症状监测作为一种新兴的公共卫生监测手段引起了普遍的关注。相对于传统的疾病监测,症状监测是收集病人在疾病确诊前的健康相关事件或行为。以医疗机构为例,症状监测不依赖特定诊断,而对人群中非特异性的临床症状（如发热、腹泻等）的发生频率进行监测,通过发现聚集性病例或可疑事件,对传染病进行早期预警。对于缺乏实验室诊断条件的农村地区,症状监测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补充监测手段。症状监测系统的设计与建立过程复杂,需要综合考虑实际需求、现实条件以及可利用的资源等诸多因素。只有当卫生机构的资源配置和能力水平与症状监测的设计相适应时,监测系统才能正常运行。本研究依托于欧盟项目“中国农村地区传染病症状整合监测系统”（Integrated Surveillance System in rural China, ISSC）,以江西省的2个县作为研究现场,探讨了在农村地区建立传染病症状监测的可行性及存在的问题,并对2个县的村级卫生机构和村级卫生人员开展传染病症状监测的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第一部分江西省村级卫生机构建立传染病症状监测的可行性研究目的研究在村级卫生机构建立传染病症状监测是否可行及存在的问题。方法对江西省2个县37个乡镇的355名村医进行问卷调查,了解村医对症状监测的认知和接受度：在两县各开展1组小组访谈,定性研究症状监测数据采集与报告的可行性及存在的问题。结果79.6%的村医会在门诊日志上详细记录每位病人的信息,仅2.0%从来不做门诊记录；74.8%的村医门诊日志记录包含症状监测所需的基本信息；“一村一所”管理模式下村医门诊日志的记录情况（Χ2=22.036,P<0.0001）和监测信息的登记情况（Χ2=7.794,P<0.0001）明显好于“一村多所”分布模式下的村医；网络直报是村医首选的监测报告方式（56.4%）；60.6%的村医认为自己能够每天记录和上报监测信息,但45.7%的村医认为工作量较大；村医的传染病症状知识得分平均为40.60±19.32分。结论在村级卫生机构建立传染病症状监测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需对门诊日志记录进行规范化管理,实现症状监测数据源的电子化,简化数据采集与报告流程,提高村医对症状监测的认知水平。第二部分江西省村级卫生机构建立传染病症状监测的能力现状研究目的研究江西省村级卫生机构建立传染病症状监测的能力现状及资源条件。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调查并分析了江西省2个县15个乡镇155家村卫生室的基本设置、硬件配备、信息化程度以及经营管理状况。结果村卫生室的平均服务人口为1657人,最远的居民步行到村卫生室的平均时间为37.6分钟；91.0%的村卫生室一周7天都开诊,“一村一所”管理模式下村卫生室开诊的稳定性优于“一村多所”模式（P<0.05）；在听诊器、体温计、血压计、出诊箱、紫外灯等诊疗设备的配置上,“一村一所”模式下的村卫生室明显多于“一村多所”模式（P<0.01）；村卫生室的电脑配备率为95.5%,网络覆盖率为86.5%,但35.5%网速较慢,17.4%经常断网,26.5%有时会停电。结论村卫生室基本具备症状监测信息化建设的资源和条件,监测频率可以日为单位进行；“一村一所”管理模式下村卫生室的硬件配置和经营状况优于“一村多所”模式,更适合症状监测的开展。第三部分江西省村级卫生人员传染病症状监测能力评价及对策研究目的研究江西省村级卫生人员开展传染病症状监测的综合能力及意愿并提出对策和建议。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江西省2个县15个乡镇253名村医的基本卫生服务能力及电脑操作能力、传染病防控能力和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意愿及经济驱动因素等。结果村医平均年龄44.56±11.92岁；160名监测报告员中约有12.5%不会使用电脑；村医最常接诊的疾病主要有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和慢性胃肠道感染、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村一所”管理模式下村医接诊的病人数明显多于“一村多所”模式（Z=-8.105,P<0.0001）；村医接触最多的五种传染病是流感、其他感染性腹泻、流行性腮腺炎、水痘和痢疾；75.9%的村医发现传染病人后会立即报告乡镇卫生院；”一村多所”模式下村医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意愿（Χ2=4.827,P=0.028）和获得的公共卫生服务补贴（Z=83.863,P<0.0001）要高于“一村一所”管理模式下的村医。结论村医的卫生服务能力和传染病防控能力基本满足开展症状监测的要求；发热、咽痛、咳嗽、腹泻、皮疹应作为优先关注的目标监测症状；“一村一所”管理模式下的村医开展症状监测的能力更强,但其依从性会受经济因素的影响。
杨宇霞[8]（2012）在《新农合制度下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及其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下的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及其治理研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激活了一大批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在事实上增强了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在新农合制度设计中处于枢纽地位的乡镇卫生院,在国家层面受到政府前所未有重视。我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得以迅速开展,呈现出农村居民看病受益、定点医疗机构业务收入增加、卫生事业发展的“多赢”局面。在农村卫生事业水平整体改善的同时,乡村两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服务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和政策关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能否正常运作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一个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供给系统,当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服务主要由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承担：县级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以住院为主的疾病诊治及危重急症病人的抢救,乡镇卫生院负责提供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村卫生室承担所在行政村的一般疾病的诊治工作。农村三级医疗网应该有效地分流农村患者,使农村居民的大部分基本医疗需求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得到满足。但是,由于我国城乡医疗资源配置失衡和不公平,乡村两级医疗服务机构普遍面临人力资源、技术能力和设备建设滞后的局面,无法为新农合的正常运转提供可靠的服务和质量保障。尽管新农合通过提高补偿比例等手段鼓励农村居民更多地选择基层医疗机构,然而农村基层医疗的服务水平和质量不能让参合农民满意,尤其在遇“大病”需要治疗的时候,参合农民宁愿选择价格高、路途远的县级以上医院。因此,目前的农村基层医疗服务机构,无法为新农合的正常运转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也没有很好实现新农合制度缓解农民“看病贵、看病难”的初衷。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村居民的健康和切身经济利益,加强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建设和管理,是当前和今后巩固和发展农村合作医疗的关键环节。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我国部分地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医疗服务质量的调查研究,总结和分析新农合实施后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的现状、问题和根源。并将利益相关者和治理理论引入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研究领域,从利益相关者治理的视角探索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提升的策略和措施,为新农合成熟规范运行提供有力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一、论文的研究内容第一部分（第1章、第2章）：通过背景分析与文献研究回顾阐明研究的问题。包括选题的提出与选题的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和主要方法。回顾与梳理国内外医疗服务治理实践及相关理论研究,形成对医疗卫生服务质量问题、治理及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认识。第二部分（第3章、第4章、第5章）：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变迁与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宏观背景下,阐述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系统的产生、发展及其现实状态,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新农合政策对农村基层医疗服务格局的影响；在经济学视角分析农村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基础上,以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主要基层定点医疗机构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为切入点,运用结构方程分析等定量方法从供需双方的角度探讨影响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医疗服务质量的主要因素；通过样本地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服务质量的问卷及访谈调查,结合国家公布的数据资料,总结和分析新农合实施后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的现状、问题和根源。第三部分（第6章、第7章）：运用德尔菲法、问卷及访谈等调查研究方法对新农合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利益相关者进行界定、分类及利益取向、利益冲突分析,寻找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的条件与机制。通过正反馈、负反馈及延迟结构分析,围绕新农合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核心利益相关者进行医疗质量问题基模分析。将众多的核心利益相关者整合为政府子系统、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子系统、患者子系统、新农合管理者子系统和药品供应商子系统,采用图形结构进行系统基模分析,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探讨新农合制度下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的改善策略。第四部分（第8章）：展开新农合下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设计。按照治理目标、治理结构、治理机制的结构框架来阐明新农合下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治理的过程与机制。构建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协同治理的效用模型,通过模型更为深入地刻画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治理的关键点与作用机制,提出全新的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的治理思路。第五部分（第9章）：总结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展望后续研究。二、论文的主要结论1、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给农村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带来了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对基层医疗服务质量提出了挑战,质量问题已成为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发展的瓶颈,也成为新农合有效运转的绊脚石。新农合本身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机制,采取何种付费方式以及主要的付费流向,对于农民的就医行为以及各定点医疗机构的服务行为,都有深刻的影响。本文通过对CHNS筛选数据的双重差分模型分析表明,新农合持续提高了患者到乡镇卫生院就诊比例,政策的实施使得农村居民的就医流向趋于基层医疗机构。我国农村地区基本形成了县、乡、村三级卫生网络布局,农村居民的医疗服务“可及性”较好,但是由于农村乡、村两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技术水平较差,农村居民遇到“大病”宁愿舍近求远地选择县级及县级以上医院,导致城市医院拥挤、看病难,而农村基层医疗机构设备闲置、人才流失的恶性循环。2、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政策制定者,都需要正确找寻当前我国农村基层医疗服务中存在的质量问题,目前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问题主要表现在：技术水平较差、药物滥用和诊疗行为不规范的等方面。在当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框架下,从供需两个角度的调查分析发现,乡镇卫生院（供方）比较重视医疗服务技术性质量,主要包括诊疗质量、合理用药、临床诊疗规范等内容；患者（需方）对乡镇卫生院质量问题的反映主要集中在医生诊疗水平、设备条件、职业道德态度、医疗费用等方面；村卫生室（供方）目前关注的主要有：诊疗质量、器械消毒、人员资质等内容；患者（需方）对村卫生室的主要质量问题反映在设备条件差、药品种类少等方面。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质量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医疗技术人员缺乏、内部有效质量管理和外部质量监控机制缺失；村卫生室医疗质量问题显得更为模糊,村卫生室机构的建设和发展政策不明朗是影响村卫生室医疗质量管理的根源问题。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和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都出现政府“包揽一切,,的倾向,政策的制定并没有顾及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影响了医疗服务最初目标的实现,同时导致基层医疗服务质量管理与监督的无力。由于医疗服务产品本身的公益性、服务供给的垄断性和供给诱导性的特点,决定了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同时也决定了服务提供者的供给意愿。从管理学的角度分析,政府是新农合的制度设计者与组织者,新农合的实施使原来简单的医患双方转变为政府、医疗机构和参合农民的三方关系。现行新农合的制度设计过多地强调医疗费用的控制而忽视了对定点医疗机构服务质量的监管,参合农民对医疗机构服务质量缺乏有效的监督渠道和投诉机制,导致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无法得到保证和改善。4、医疗服务质量的治理实际上是对医疗服务机构的治理,在新型合作医疗的政策框架下,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作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的特殊复合型组织,其利益相关者众多且存在利益冲突,利益的协调与整合是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治理的关键。农村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利益相关者是对医疗服务进行了“投资”,并承担医疗服务结果可能造成的风险的个人或群体。按照他们在医疗服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中间利益相关者和边缘利益相关者。由于不同利益相关者利益目标的差异性,存在着以下几种利益冲突：第一,医疗服务消费者与提供者及其代理人（医生）之间的利益冲突；第二,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新农合管理办公室、乡镇卫生院、村医及农村居民等利益相关者,在医疗服务目标的偏好及选择不一致时产生的利益冲突,这些冲突的协调是重要的治理着力点。5、系统基模分析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解释了农村基层医疗服务现存的治理问题及原因。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市场化”浪潮下转变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和医疗卫生工作的性质。一方面,这种“市场化”的大环境让农村三级卫生网络中的主角——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由层级间的协作关系变质为层级间的竞争关系,使农村基层医疗服务的纵向整合质量降低。另一方面,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基本上已经成为相互独立的市场主体。为了重塑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秩序化和完整性,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提出了“乡村卫生管理一体化”的政策。但是,当前的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的关系,实质上是乡镇卫生院受地方政府的委托对村卫生室进行管理。这种委托管理在所有权缺失的情况下,容易产生违规操作、与村医争利以及利益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这些失范行为导致农村基层医疗服务的目标侵蚀。6、当前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公益”、“福利”、“非营利”等属性上飘移、争论,新型合作医疗管理机构也陷入“督”与“办”的含混境地,破解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问题的关键是质量监督机制的重塑。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基层医疗服务的利益格局。虽然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之间的医疗业务定位不同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关系。因此,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框架下,可逐步打破各自为政的格局。村医可充当新农合的“守门人”中色,通过首诊过滤,建立村、乡、县逐级转诊制度。②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不能向一般的医院模式和诊所方向发展,因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还受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委托,承担了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能。建议落实农村基层医疗卫生的乡村一体化管理,在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的纵向业务分工合作的基础上,制定不同层次的质量监督机制。7、由于新农合制度设计中特殊的多层级委托—代理关系,在农村地区乡村两级医疗机构服务质量的内部治理中,各核心利益相关者随着医疗卫生服务的延伸环节进行质量的治理。包括医患关系的治理结构、医院运营的治理结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环节的治理结构。可以考虑在政府引导下设置由核心利益相关者代表组成的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治理的实体组织,对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进行客观、独立的第三方协调与监督。外部治理的重点则主要是政府外部治理平台的打造以及市场机制与社会监督机制的完善。三、论文的创新之处1、采用供需双方视角的分析,较为准确地发现了新农合乡村两级定点医疗机构服务质量的主要问题。通过对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进行医疗服务质量的定量、定性分析,发现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供方）比较重视医疗服务技术性质量,而患者（需方）对基层医疗服务质量问题的反映则更倾向于非技术性质量维度,这为改善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提供了实证依据和启示。2、提出了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的思路。已有的治理研究多是政府或医院视角的单边治理,本研究将利益相关者与治理理论引入新农合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的研究领域,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作为特殊复合型组织,根据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体系的治理目标,探索了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的目标、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为政府改善和提高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提供决策参考。
赵云海[9]（2011）在《我国农村卫生室的定位与发展困境研究 ——以河南省鲁山县为例》文中指出农村卫生工作是我国卫生事业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薄弱的环节。它不仅关系到全民族素质的提高,而且还关系到农村社会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农村卫生室作为三级医疗卫生保健网的网底,承担着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任务,负责疾病预防、妇幼保健、健康教育、残疾人康复等工作,提供常见病、多发病的一般诊治和转诊服务,具有非营利性、公益性特点。近年来,随着各级政府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视,农村卫生室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服务设施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本文通过对农村卫生室的研究,从村卫生室的职能、标准化建设出发,对其进行综合定位,在分析卫生领域一系列重大政策法规的基础上,研究村卫生室的运行到底是否违背了政策制定时的初衷,并且探析村卫生室的发展困境,从而发现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本文通过河南省鲁山县实地调研,对20个乡镇50个行政村66名村医问卷调查以及对部分村医访谈,然后经过数据收集和分析,并在综合研究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村卫生室合理化发展的建议。本文认为,村卫生室存在政府投入不足、乡村医生整体素质低下、卫生室硬件设施差等问题,提出政府应该加大投入,提高乡村医生队伍的整体素质、改善农村居民就医环境等建议。
陈丽,徐红[10]（2011）在《彭州市2010年医院消毒质量结果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了解本市医疗机构的消毒情况及不足,为制定整改措施提供依据。方法:按《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和《医院消毒卫生标准》对本市医疗机构消毒效果进行监测。结果:全部样品合格率为99%,市级综合医疗机构合格率为100%,乡镇卫生院合格率为96%,个体诊所及村卫生站合格率为95%,空气合格率为96%,使用中消毒剂合格率为100%,医护人员手的合格率为95%,物体表面合格率为96%,高压灭菌器合格率为95%,医院污水的合格率为100%。结论:本市医疗机构消毒质量总体情况较好,但空气、医护人员手、物体表面和高压锅的灭菌效果相对较差,今后应有针对性地加强医疗机构消毒管理及监督。
二、庆元县村卫生室、个体诊所消毒监测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庆元县村卫生室、个体诊所消毒监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社会诉求与政府的回应性 ——基于浙江省“送医下基层”的今昔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政府回应的概念及发展脉络 |
| 1.3.2 政府回应效力诸影响因素之分析 |
| 1.3.3 有关医疗资源分配与“送医下基层”的研究文献 |
| 1.3.4 对已有研究的评析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案例比较 |
| 1.4.2 聚类分析 |
| 1.4.3 技术路线图 |
| 1.5 论文的结构 |
| 2. 本文的主要概念与分析框架 |
| 2.1 “送医下基层”概念与实践 |
| 2.2 政府回应的客体 |
| 2.2.1 医疗卫生服务“需要”和“需求”的概念辨析 |
| 2.2.2 本文中医疗卫生服务“需要”的评价 |
| 2.3 政府回应的效力评价 |
| 2.4 本文的分析框架 |
| 3. 民国时期浙江省“送医下基层”: 基本状况与结果之分析 |
| 3.1 民国时期浙江的卫生状况: 以嘉兴、余姚、杭州为例 |
| 3.2 民国政府卫生管理和“送医下基层”的情况及结果 |
| 4. 毛泽东时代浙江省“送医下基层”: 基本实践与结果之分析 |
| 4.1 毛泽东时代浙江省“送医下基层”的背景 |
| 4.2 “送医下基层”的具体措施 |
| 4.2.1 嘉兴市的情况 |
| 4.2.2 余姚市的情况 |
| 4.2.3 杭州市的情况 |
| 4.3 “送医下基层”的效果评价 |
| 4.3.1 数据上的成功 |
| 4.3.2 行政政治化的成功是成功吗? |
| 5. 2013年后浙江省“送医下基层”: 主要实践与结果之分析 |
| 5.1 “送医下基层”的背景:改革开放后浙江省基层卫生工作的变化 |
| 5.2 嘉兴市“医疗服务下基层”的基本情况 |
| 5.2.1 嘉兴市的基本情况 |
| 5.2.2 嘉兴市“医疗服务下基层”的具体措施 |
| 5.2.3 嘉兴市“医疗服务下基层”的实施效果 |
| 5.2.4 嘉兴市“送医”的问题: 为何行政有效,治理却无效呢? |
| 5.3 余姚市“医疗卫生服务下基层” |
| 5.3.1 余姚市“医疗卫生服务下基层”的措施与结果 |
| 5.3.2 余姚“送医”得失: “行政吸纳”型“需要”识别与“需求”引导形式化 |
| 5.4 杭州市“健康观念下基层”的情况 |
| 5.4.1 Y社区糖尿病自我管理小组的实施情况 |
| 5.4.2 “行政吸纳”能否满足劣势群体的需要? |
| 6. 三个时期“送医下基层”之比较与相关建议 |
| 6.1 嘉兴、余姚和杭州三个时期“送医下基层”的比较与讨论 |
| 6.1.1 识别和回应“需要”是决定“送医”有效性的关键因素 |
| 6.1.2 回应“发展型需要”影响了“送医”的适应性 |
| 6.1.3 能否引导“需求”影响了“送医”效力的强度 |
| 6.2 以“需要”校正“送医下基层”的政策设计 |
| 7. 结语 |
| 7.1 基本观点与结论 |
| 7.2 研究的理论意涵 |
| 7.3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2）宜兴市基层医疗机构传染病症状监测能力评价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基层医疗机构传染病症状监测系统基础状况调查 |
| 1.1 研究目的 |
| 1.2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 研究结果 |
| 1.4 讨论 |
| 第二章 基层医疗机构传染病症状监测系统建立的能力调查 |
| 2.1 研究目的 |
| 2.2 内容和方法 |
| 2.3 研究结果 |
| 2.4 讨论 |
| 第三章 基层诊疗医生传染病症状监测能力及意愿调查 |
| 3.1 研究目的 |
| 3.2 内容与方法 |
| 3.3 研究结果 |
| 3.4 讨论 |
| 第四章 研究总结和建议 |
| 4.1 建立症状监测的可行性及建议 |
| 4.2 研究的创新性 |
| 4.3 研究的局限性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 定性访谈提纲 |
| 附录 B 调查表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介绍 |
（3）基层卫生组织的行动逻辑研究 ——基于对村卫生室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研究目的 |
| 2.研究价值 |
| (1) 理论价值 |
| (2) 现实意义 |
|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研究方法与资料收集方法 |
| 2.资料来源和研究过程 |
| 3.参与式观察田野点介绍 |
|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
| (一) 文献回顾及相关述评 |
| 1.基层卫生组织的运行现状 |
| 2.制度对基层卫生组织影响的研究 |
| 3.既往研究述评 |
| (二) 理论分析及主要概念 |
| 1.理论基础及概念界定 |
| 2.研究框架和基本观点 |
| 二、基层卫生组织的制度和环境 |
| (一) 正式制度对村卫生室的规约 |
| 1.制度环境的变迁 |
| 2.医疗卫生制度对村卫生室的影响 |
| 3.正式制度对村卫生室行动的激励与约束 |
| (二) 非正式制度对村卫生室的形塑 |
| 1.对乡村医生的角色定位和要求 |
| 2.乡村社会的传统医疗认知 |
| 3.乡村社会传统文化 |
| (三) 社会环境对村卫生室的影响 |
| 1.地理位置与交通条件的客观限制 |
| 2.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改变 |
| 小结 |
| 三、基层卫生组织的乡村场域 |
| (一) 乡村场域中的行动主体 |
| (二) 村卫生室与乡镇卫生院的互动 |
| (三) 村卫生室与村委会的互动 |
| 1.业务支持和工作配合 |
| 2.村医在村卫生室与村委会交叉任职 |
| (四) 村卫生室与农村居民的互动 |
| 1.村卫生室服务内容的改变 |
| 2.农村居民的评价与诉求 |
| 小结 |
| 四、基层卫生组织的行动逻辑 |
| (一) 村卫生室组织的理性行动 |
| 1.乡村医生是自然人也是代理人 |
| 2.乡村医生的理性行动对组织行动的影响 |
| (二) 村卫生室的合法性获得与行动 |
| 1.正式制度合法性 |
| 2.社会合法性 |
| 3.在不同合法性要求下采用“变通”行为 |
| (三) 村卫生室的利益获得与行动 |
| 1.按照正式制度规制要求获取组织利益 |
| 2.利用制度的约束的空白点获取利益 |
| 3.违背正式制度合法性追求利益 |
| (四) 村卫生室在乡村场域的行动权衡 |
| 1.村卫生室的组织资源与场域位置 |
| 2.非正式制度力量的式微 |
| 3.正式制度的强制性与单向性 |
| 小结 |
| 五、结论与讨论 |
| (一) 基本结论 |
| 1.村卫生室在乡村场域的行动为了获得组织效益最优 |
| 2.村卫生室的行动需要在制度合法性和社会合法性之间进行权衡 |
| (二) 相关讨论 |
| 1.在新医改中村卫生室面临的合法性危机 |
| 2.村卫生室的实践反思与发展前瞻 |
| 附录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4）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政策的社会学研究 |
| 1.3 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田野工作 |
| 1.5 章节安排及主要内容 |
| 2 改革开放前的富县现代卫生事业：从1949年到1984年 |
| 2.1 现代卫生事业在民国时期从无到有 |
| 2.2 现代卫生的全面建立：三级卫生网 |
| 2.3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基本思路 |
| 2.4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重要创新 |
| 2.5 本章小结：集体时代的成就与经验 |
| 3 市场化思路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1985年到2000年 |
| 3.1 分田到户以后“落单”的村医 |
| 3.2 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医改 |
| 3.3 医改后卫生事业中的政府行动 |
| 3.4 市场主导下的资源动员及困境 |
| 3.5 本章小结：成就、问题和经验 |
| 4 农村新医改的卫生人才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医师资格制度 |
| 4.1 医学毕业生过剩与农村医生短缺的悖论 |
| 4.2 卫生人才“过剩-短缺”困境的既有研究 |
| 4.3 医师制度的变迁与农村卫生人才的困境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村新医改的医疗费用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医疗制度 |
| 5.1 新农合制度的现状及其问题 |
| 5.2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5.3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制度原因 |
| 5.4 本章小结 |
| 6 农村新医改的农民参与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基本公卫制度 |
| 6.1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的概况及其困境 |
| 6.2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6.3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理论分析 |
| 6.4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实践分析 |
| 6.5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破解之道 |
| 6.6 本章小结 |
| 7 总结：农村新医改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困境的破解之道 |
| 7.1 从“政府-市场”到“国家-社会”：卫生政策研究范式转换 |
| 7.2 农村“新医改”困境的破解之道：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 |
| 7.3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一些具体的农村新医改政策建议.. |
| 7.4 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不足、以及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和打算..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5）西北乙肝高流行地区新发感染的危险因素和S基因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表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文献回顾 |
| 第一部分 儿童突破性HBV感染及危险因素研究 |
| 1 研究对象 |
| 2 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第二部分 成人HBV新发感染的临床与流行病学特征及其危险因素研究 |
| 1 研究对象 |
| 2 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第三部分 新发感染者HBV S基因特征研究 |
| 1 研究对象 |
| 2 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历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6）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背景下祥云县云南驿镇农村卫生室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一、绪论 |
| (一) 选题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选题背景 |
| 2、问题提出 |
| (二) 选题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现实意义 |
| (三) 研究综述 |
| 1、国内研究综述 |
| 2、国外研究综述 |
| (四) 研究方法 |
| (五) 研究内容和基本概念 |
| 1、研究内容 |
| 2、基本概念界定 |
| (六) 理论基础 |
| 1、管理角色理论 |
| 2、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 |
| 3、公共物品理论 |
| 二、云南省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概况 |
| (一) 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概况 |
| 1、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卫生事业 |
| 2、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卫生事业 |
| 3、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卫生事业 |
| (二) 云南省推行乡村一体化的主要做法 |
| 1、各地推行乡村一体化的做法 |
| 2、云南省乡村一体化背条下的农村卫生室基本情况 |
| 三、云南驿镇农村卫生室的现状研究 |
| (一) 基本情况研究 |
| 1、村卫生室房屋情况研究 |
| 2、村卫生室基本医疗器械配备情况研究 |
| 3、村卫生室基本药品配备情况研究 |
| (二) 村卫生室人力资源现状研究 |
| 1、村卫生室卫生服务人员年龄、性别结构研究 |
| 2、村卫生室卫生服务人员知识结构研究 |
| 3、村卫生室服务人员接受专业教育和培训的情况研究 |
| (三) 村卫生室医疗卫生服务开展情况研究 |
| 1、村卫生室基本医疗服务开展情况研究 |
| 2、村卫生室公共卫生服务开展情况研究 |
| (四) 满意度研究 |
| 1、卫生服务提供者(村医)满意度研究 |
| 2、卫生服务利用者(村民)满意度研究 |
| 四、云南驿镇农村卫生室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 云南驿镇农村卫生室管理存在的问题 |
| 1、硬件设施投入不足 |
| 2、人员结构不合理 |
| 3、村医的薪酬、培训不到位 |
| 4、公共卫生服务开展流于形式 |
| 5、利益关系难以协调 |
| (二) 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1、财政投入不足 |
| 2、政策措施不到位 |
| 3、相关机制不健全 |
| 4、村医的身份不明确 |
| 五、改善云南驿镇农村卫生室现状的对策研究 |
| (一) 加快《卫生法》建立进程，保证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有法可依 |
| (二) 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转变资金投入方式 |
| 1、加大硬件设施的投入力度 |
| 2、转变公卫经费的投入方式 |
| (三) 建立健全相关机制 |
| 1、建立和健全资格准入机制和考核机制 |
| 2、完善薪酬分配机制，提高乡村医生待遇 |
| 3、完善培训制度、提升培训效果 |
| (四) 协调利益关系、实现角色定位 |
| 1、合理定位领导角色、提高领导管理水平 |
| 2、更新就医观念、增强村民健康意识 |
| 3、协调利益关系、缓解角色冲突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7）江西省村级卫生机构传染病症状监测能力评价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江西省村级卫生机构建立传染病症状监测的可行性研究 |
| 内容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第二部分 江西省村级卫生机构建立传染病症状监测的能力现状研究 |
| 内容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第三部分 江西省村级卫生人员传染病症状监测能力评价及对策研究 |
| 内容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研究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二 定性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调查表 |
| 附录四 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8）新农合制度下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及其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及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1 医疗服务质量 |
| 1.2.2 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 |
| 1.2.3 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服务 |
| 1.2.4 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 |
| 1.2.5 基层卫生服务、社区卫生服务 |
| 1.2.6 治理 |
| 1.2.7 服务质量治理 |
| 1.3 国内外医疗卫生发展与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国外医疗卫生发展与研究回顾 |
| 1.3.2 国内农村医疗卫生发展与研究现状综述 |
| 1.3.3 简要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利益相关者与治理理论的审视性回顾 |
| 2.1 治理理论述评 |
| 2.1.1 治理的概念源起与内涵演变 |
| 2.1.2 治理的一般理论内涵 |
| 2.2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2.1 利益相关者概念 |
| 2.2.2 利益相关者的分类 |
| 2.2.3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
| 2.2.4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主要观点 |
| 2.3 利益相关者与治理的理论基础 |
| 2.3.1 委托代理理论 |
| 2.3.2 公共产品供给理论 |
| 2.3.3 政府规制理论 |
| 第3章 合作医疗制度与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的历史变迁 |
| 3.1 传统合作医疗制度下的农村医疗卫生体制(1949-1978) |
| 3.1.1 计划经济时期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基本策略 |
| 3.1.2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微与形成(1944-1979) |
| 3.1.3 农村基层卫生服务体系的形成(1949-1979) |
| 3.2 农村合作医疗衰落期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1979-2002) |
| 3.2.1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瓦解及其背景 |
| 3.2.2 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崩溃 |
| 3.3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下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2003—至今) |
| 3.3.1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过程 |
| 3.3.2 新、旧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比较 |
| 3.3.3 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的新变化 |
| 3.4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村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影响 |
| 第4章 新农合下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1 农村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与供给的经济学分析 |
| 4.1.1 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产品属性与分类 |
| 4.1.2 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需均衡分析 |
| 4.2 供方角度的医疗服务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服务质量影响因素 |
| 4.2.2 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 |
| 4.2.3 村卫生室的医疗服务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 |
| 4.3 需方角度的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的需方评价 |
| 4.3.2 村卫生室基本医疗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的需方评价 |
| 第5章 新农合下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问题及原因剖析 |
| 5.1 新农合下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的现状及问题 |
| 5.1.1 农村基层医疗服务及质量现状 |
| 5.1.2 新农合下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的统计性描述 |
| 5.2 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问题产生的原因剖析 |
| 5.2.1 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的最大障碍是缺乏人才 |
| 5.2.2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内部缺乏有效的质量管理 |
| 5.2.3 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量外部监督多头交叉、监督无力 |
| 5.3 复杂的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现况决定了医疗质量治理的必要性 |
| 5.3.1 政府投入机制的偏差 |
| 5.3.2 运行机制的偏移 |
| 5.3.3 监督机制的缺失 |
| 第6章 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
| 6.1 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和分类方法 |
| 6.1.1 方法综述 |
| 6.1.2 方法选择 |
| 6.2 利益相关者识别与分类 |
| 6.2.1 利益相关者的识别 |
| 6.2.2 利益相关者的分类 |
| 6.3 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析 |
| 6.3.1 Ⅰ级利益相关者利益分析 |
| 6.3.2 Ⅱ级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析 |
| 6.3.3 Ⅲ级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分析 |
| 6.4 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分析 |
| 6.4.1 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 |
| 6.4.2 利益冲突产生的原因及协调 |
| 第7章 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治理的利益相关者系统基模分析 |
| 7.1 系统基模分析方法 |
| 7.2 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质量治理的政府环节问题基模分析 |
| 7.2.1 政府财政投入成了失衡的富者越富基模 |
| 7.2.2 政府实施的医药品集中招标政策的引鸠止渴基模 |
| 7.2.3 政府药品强制降价政策导致用药不合理舍的本逐末基模 |
| 7.3 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治理中医疗卫生机构的问题基模分析 |
| 7.3.1 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内部运行机制分析 |
| 7.3.2 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的问题基模分析 |
| 7.3.3 村卫生室的问题基模分析 |
| 7.4 农村居民的医疗服务需求的问题基模 |
| 7.4.1 农村居民的医疗服务需求的增长上限基模 |
| 7.4.2 农村居民医疗服务需求增长上限的对策基模分析 |
| 第8章 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治理思路 |
| 8.1 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的目标导向与模型 |
| 8.1.1 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内涵 |
| 8.1.2 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的目标导向 |
| 8.1.3 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的模型构建 |
| 8.2 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的治理结构分析 |
| 8.2.1 农村基层医疗服务现行主导治理方式评析 |
| 8.2.2 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的治理结构 |
| 8.3 改善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的策略 |
| 8.3.1 建立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的实体组织 |
| 8.3.2 内部治理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设计 |
| 8.3.3 外部治理结构及其运行机制 |
| 第9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9.1 结论 |
| 9.2 主要政策建议 |
| 9.3 研究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 附录Ⅰ |
| 附录Ⅱ |
| 附录Ⅲ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的研究工作及成果 |
| 致谢 |
（9）我国农村卫生室的定位与发展困境研究 ——以河南省鲁山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 1.3 论文的研究思路、写作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 文献综述 |
| 第二章 国内外基层医疗服务制度的实践 |
| 2.1 国外基层医疗服务制度的实践 |
| 2.1.1 英国——国家经营模式 |
| 2.1.2 美国——私营为主体的经营模式 |
| 2.1.3 德国——国家计划管理、私人提供服务的经营模式 |
| 2.1.4 比较与借鉴 |
| 2.2 国内基层医疗服务制度的实践——农村卫生室 |
| 2.2.1 我国农村卫生室发展史 |
| 2.2.2 各地实践 |
| 第三章 农村卫生室的定位 |
| 3.1 农村卫生室概念界定 |
| 3.1.1 农村卫生室的性质 |
| 3.1.2 农村卫生室的分类 |
| 3.2 不同视角下农村卫生室的定位 |
| 3.2.1 政府部门对农村卫生室定位 |
| 3.2.2 经济社会下的农村卫生室定位 |
| 3.3 河南省鲁山县农村卫生室的定位 |
| 第四章 河南鲁山农村卫生室调研分析 |
| 4.1 调研设计 |
| 4.2 调研分析 |
| 4.2.1 调研问卷整理与分析 |
| 4.2.2 题目作答情况分析 |
| 4.2.3 访谈分析 |
| 4.3 结论 |
| 第五章 农村卫生室的发展困境与解决对策 |
| 5.1 农村卫生室的发展困境 |
| 5.1.1 政府对农村卫生室资金支持力度严重不够 |
| 5.1.2 乡村医生整体素质低下 |
| 5.1.3 农村卫生室的硬件设施难以满足病人需求 |
| 5.2 解决对策 |
| 5.2.1 加大对农村卫生室的投人 |
| 5.2.2 加强培训,提高乡村医生素质 |
| 5.2.3 提高农村卫生室硬件设施水平,满足村民基本医疗服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河南省鲁山县村医问卷调查 |
| 附录2 河南省鲁山县村医访谈提纲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四、庆元县村卫生室、个体诊所消毒监测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社会诉求与政府的回应性 ——基于浙江省“送医下基层”的今昔比较研究[D]. 薛晓婧. 浙江大学, 2019(01)
- [2]宜兴市基层医疗机构传染病症状监测能力评价及对策研究[D]. 沈国秀. 东南大学, 2019(01)
- [3]基层卫生组织的行动逻辑研究 ——基于对村卫生室的分析[D]. 李涵. 云南大学, 2018(01)
- [4]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D].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5]西北乙肝高流行地区新发感染的危险因素和S基因特征研究[D]. 吉兆华. 第四军医大学, 2016(02)
- [6]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背景下祥云县云南驿镇农村卫生室发展研究[D]. 邹艳娇. 云南大学, 2013(02)
- [7]江西省村级卫生机构传染病症状监测能力评价及对策研究[D]. 祝依品. 复旦大学, 2013(03)
- [8]新农合制度下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及其治理研究[D]. 杨宇霞. 西南大学, 2012(03)
- [9]我国农村卫生室的定位与发展困境研究 ——以河南省鲁山县为例[D]. 赵云海. 西北大学, 2011(09)
- [10]彭州市2010年医院消毒质量结果分析[J]. 陈丽,徐红. 中国当代医药, 20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