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WTO环境下的中国农业行业协会（论文文献综述）
龚谨[1]（2020）在《我国大麦进口增长的原因、冲击及贸易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受中国大麦种植规模减少和啤酒消费需求持续旺盛的影响,一直以来国内大麦市场需要通过进口来弥补产需缺口。2004-2013年,中国大麦年均进口量为181.31万吨,进口量相对比较稳定。2014-2018年,大麦进口量出现大幅增长,年均进口量增加到736.24万吨,其中,2015年更是达到1073.23万吨的历史高点。受国内贸易政策干预的影响,大麦进口增长的同时年际波动明显加剧,这给国内大麦及其相关产业健康发展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给大麦替代品——玉米市场化改革带来不小的扰动因素;给政府调控国内大麦市场供求、稳定价格带来一定困难;给特定地区的农户增收及脱贫攻坚战带来一定挑战。因此,理清大麦进口增长的原因及其影响,对于完善大麦贸易和产业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首先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梳理总结了贸易开放条件下的世界与中国大麦供需特征;其次,建立联立方程组模型分析大麦进口对国内玉米市场的替代效应,剖析大麦大量进口的原因;然后,重点分析大麦进口对大麦和关联产业贸易市场的影响,运用Armington模型分析进口大麦对国产大麦的替代弹性,运用剩余需求弹性模型分析中国大麦进口对其他大麦进口国进口来源的替代效应,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大麦进口价格对中国啤酒国际贸易的影响;再次,运用logit模型分析大麦相对价格变化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行为的影响;最后,采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分析贸易政策对中国大麦进口的影响。论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大麦进口波动加剧并将趋于常态化。一方面,世界大麦市场供需维持“紧平衡”状态;另一方面,中国大麦进口受饲料消费需求旺盛和贸易政策调整的双重影响,大麦进口波动明显加剧,加之进口市场集中度过高,对中国大麦进口和产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第二,进口大麦价格相对国内玉米和大麦价格更加低廉,导致大麦饲料消费需求剧增,是中国大麦进口增长的主要原因。大麦价格优势能够显着降低国内玉米饲用消费量,当大麦价格优势每吨增加100元,国内玉米消费量将减少284.2万吨;当进口大麦相对国产玉米和国产大麦的价格优势扩大时,大麦进口量会显着增加。第三,大麦进口增长对国内大麦及关联产业贸易带来显着冲击。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进口大麦对国产大麦形成一定的替代效应;大麦进口增长对澳大利亚等世界主要大麦出口国带来外溢影响;进口大麦价格提高对国内啤酒进出口形成一定的冲击。第四,大麦进口增长对国内大麦种植规模形成明显的挤压效应。从宏观层面看,大麦进口量对国内大麦种植面积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即当上一年度的大麦进口量增加1%时,本年度的国内大麦种植面积将减少2.418%,这一定程度上表明进口大麦对国内大麦种植规模形成了明显的挤压。从微观层面看,大麦相对价格的提高能够显着增强农户种植大麦意愿。当大麦价格相对其他竞争性作物价格提高时,农户种植大麦意愿也会更高。第五,非关税措施的使用对中国大麦进口具有显着的抑制作用。其中,将大麦纳入自动进口许可管理货物目录对中国大麦进口产生了显着的负向影响,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并未显着增加中国大麦进口量。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拓宽大麦进口渠道,降低进口市场集中度;二是强化应对大麦进口外溢冲击的政策储备;三是充分挖掘大麦优势产区的生产潜能;四是完善大麦进口监测预警和贸易救济制度。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包括:1.从替代效应的视角对中国大麦进口增长的原因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2.系统地阐明了大麦进口增长的外溢冲击,为大麦和相关行业顶层设计的政策协同提供现实依据;3.定量评价了中国大麦贸易政策的使用效果。
谭琳元[2]（2020）在《大麦进口对中国大麦产业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膳食消费结构不断发生改变,肉蛋奶等畜产品和啤酒的消费需求快速增加,作为优良的饲料和酿造啤酒的主要原料,大麦消费需求刚性增加。然而,大麦生产却没有随之增加,国内供给出现明显不足。与此同时,大麦进口大幅快速增加,严重冲击国内大麦市场,导致国产大麦价格大幅下降、生产规模严重萎缩。鉴于大麦进口大量增长导致国内产业遭受严重损害,中国商务部于2018年11月和12月分别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发起反倾销与反补贴立案调查,以期对国内大麦产业进行救济,保障大麦产业安全。因此,分析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产业的影响,阐明进口影响的具体表现,防范进口的消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可为制定与完善大麦进口贸易和国内产业发展等方面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本文基于市场供给与需求、价格传导、局部均衡等理论,采用实地调研、统计分析、计量经济分析等方法,首先对大麦进口贸易现状、大麦产业国际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剖析大麦进口增加的原因;其次,在描述分析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产业影响的基础上,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应用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方法实证研究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市场价格和生产的影响程度;再次,采用进口依赖性指数衡量方法评估大麦进口依赖性风险;最后,采用中国农业产业模型,构建大麦市场供求模型框架,通过设定不同的大麦进口关税提高情景方案,模拟分析大麦进口关税政策调整对国内大麦价格、生产、消费及进口等方面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大麦进口增加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大麦缺乏国际竞争力,难以抵御进口冲击,影响大麦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为生产成本较高、价格无竞争力、品质难以满足加工需求以及进口关税水平较低。（2）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产业造成严重冲击与损害。首先,大麦进口价格对国内大麦价格具有显着传导影响,影响程度高达18.11%,大麦进口量对国内大麦价格具有显着负向影响,影响程度最高达20.43%;其次,大麦进口量对国内大麦生产具有显着挤出影响,影响程度达7.11%。大量低价进口大麦挤占国内大麦市场,导致国产大麦市场需求下降,国内大麦价格不断下跌,农民种植积极性降低,种植面积大幅减少,产量持续下降。（3）大麦进口存在依赖性风险。大麦进口集中度过高,进口依存度显着上升,自给率大幅下降,产业控制力减弱,威胁产业安全发展。（4）大麦进口关税政策调整对国内大麦产业具有重要影响。以最大大麦进口来源国澳大利亚为例,在《中澳自贸协定》下中国对澳大利亚进口大麦实行零关税为参照,关税分别提高到3%、12%和20%,大麦饲用消费需求量将分别下降3.50%、12.29%和16.77%,对国内大麦饲用需求影响显着;国内大麦价格分别上涨2.89%、11.54%和19.23%,种植面积分别增加0.43%、1.64%和2.48%,总产量分别提高1.00%、3.86%和5.88%,对国内大麦产业起到一定的保护效应;大麦净进口量分别下降2.20%、7.82%和10.84%,产生一定的贸易保护和贸易救济效应。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适度进口大麦,减小进口冲击;推动大麦进口来源多元化,降低进口依赖风险;加大政策支持与保护,提高国内大麦综合生产能力;加大科技投入,增强国际竞争力等保障中国大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侯菁[3]（2020）在《东盟对华保障措施的原因及福利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与东盟地理位置邻近,历史交往悠久,自古以来贸易往来较为密切。1995年到2019年间,中国与东盟双边进出口贸易总额由184.5亿美元扩大至6414.9亿美元,共增长34.8倍,年均增长速度为15.9%,随着双边贸易发展的进一步深入,进出口贸易额不断攀升,同时双边贸易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在日趋严重。据中国贸易救济网统计,从1995年至2019年间,中国共遭受350起保障措施案件,其中东盟国家对中国发起了64起保障措施案件,占据全球总量的18.29%。显而易见,中国已经成为东盟国家进行保障措施的主要目标成员国。但同时,对源自中国的产品实施保障措施,通过提高关税、进口配额和关税配额等手段限制中国产品的大量出口,无疑会在多个方面影响到东盟各成员国国内的经济发展,综合来看,具体会对东盟国家的整体福利产生正向还是负向的影响,目前仍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状况、存在的贸易摩擦、保障措施的实施以及GTAP模型的应用相关文献,结合保障措施的相关理论,从保障措施的概念、特征和实施条件出发,介绍了国外对华保障措施的实施现状,以及东盟国家对华保障措施的相关情况。并基于此,从国际、东盟和中国三个视角对中国出口产品频遭东盟国家保障措施的原因进行阐述,同时实例补充了钢铁成为东盟对华保障措施目标产业的原因所在。接着,采用局部均衡模型为主要工具,从提高关税、进口配额和关税配额三方面,分别对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进行分析,加总整合出实施不同保障措施手段对国家净福利的影响。最后,利用GTAP模型,分别采取四种不同的冲击条件进行政策模拟,从而验证第五章的理论分析结果,并明确指出保障措施对一国GDP、贸易条件、进出口、产业产出和社会福利等宏微观经济效应的影响,尝试提出中国应对东盟国家保障措施的对策和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东盟对华保障措施频发的原因,主要包括国际方面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温以及WTO制度体系存在的缺陷,东盟国家自身的贸易失衡、竞争力的差异以及中国威胁论,还有中国自身的产品缺乏竞争力、出口企业秩序混乱以及行业协会运行机制存在缺陷。同时运用实例补充分析了钢铁成为东盟对华保障措施目标产业的原因所在,主要包括东盟钢铁产业是东盟重点保护和扶持的弱势产业以及东盟对中国钢铁产品的恶性抵制,还有中国钢铁产能增长过快、产品结构不合理以及产业集中度偏低等。在此基础上,运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重点分析了东盟国家对华钢铁产品实施保障措施对双边及其他周边国家产生的福利效应,其中,理论分析方面,利用局部均衡模型得出,东盟国家对中国钢铁产品设置的包括提高关税、进口配额和关税配额等各种贸易限制,对东盟国内带来的福利效应是利还是弊尚不能明确;实证分析方面,利用GTAP模型得出,东盟国家对华钢铁产品实施保障措施,必然会对中国产生负向影响,但是对于东盟国家而言,如果中国不采取任何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那么东盟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正向影响产生,可一旦中国跟进采取报复性措施,对源自东盟国家的化学原料和制品工业征收25%的关税,中国和东盟国家的GDP、进口数量、贸易条件和福利变动均为负向影响,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却是最终的受益者。由此,最后提出中国应加强政府间交流合作与政治互信、完善行业协会的相关职能、改善企业出口结构以及东盟各国应基于自身发展情况,分别从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权衡利弊,三思而行。
孙铭壕[4]（2020）在《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国际比较》文中研究说明文化服务产业是服务业的一个新兴领域,消费替代弹性小且产业附加值高,是各国服务业增加值的主要来源。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世界各国产业结构升级,文化服务贸易成为贸易领域的新蓝海。2019年,我国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进出口52.8亿美元,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总额412亿美元,文化服务贸易进入快速发展期。与美欧等国家发达的文化服务贸易相比,我国文化服务贸易仍存在贸易逆差大、国际竞争力不强、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等众多问题,与文化大国的地位不匹配。在日流、韩流大行其道、好莱坞电影风靡全球的当今世界,中国文化一直偏安一隅,难以形成潮流。因文化带有很强的地域特征,文化价值在与境外贸易过程中会因文化差异而遭受减值,需要政府扶持政策的规范与管理。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化服务贸易的研究大都放在公共管理理论框架下,研究方法主要有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又包括指标分析和实证分析。由于国家样本少、有效数据不足和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等问题,定量分析法得出的结论偏差较大。鉴于在文化服务贸易领域应用定量分析方法存在一定缺陷,本文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方法,从可获得性较强、来源准确可靠的文化服务贸易政策的角度,探究各国政策差异对本国文化服务贸易的影响。首先,文章分析了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的传导机制和传导效果。先对各国现有文化服务促进贸易政策进行分类,根据主导力量的不同分为政府主导型、偏政府主导型、中性、偏市场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根据政策手段不同可分为环境型、供给性和需求型三类。然后,本文参照政策手段分类法,分别对环境型、供给性和需求型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的理论传导机制和效用进行了分析:环境型政策的传导机制是政府通过制定政策而影响文化服务贸易环境,从而影响贸易发展;供给型政策的传导机制是政府从供给侧角度为文化发展提供资源,扩大文化要素供给,从而促进文化服务贸易;需求型政策的传导机制是政府从需求侧扩大文化需求,减少市场不确定性,稳定文化服务市场。一般而言,国家综合使用以上三种类型的政策工具,通过主题培育、资源供给、环境优化三条路径培育发展文化服务贸易。随后,以中国为例,从经济效益、产业效益、社会效益和安全效益等四个角度来综合考察分析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的实施效果。经济效益的衡量指标包括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带来的贸易增长效应、贸易平衡效应和贸易结构优化效应,我国的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显着提高了我国文化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总额,但存在出口总额远远小于进口总额,文化服务贸易总额占我国贸易总额的比重偏低等问题,说明我国现行贸易政策还未达到预期效果。产业效益选用文化产业增加值和劳动生产率评估政策效果,文化服务业增加值占文化产业增加值的一半,固定投资额也逐年增加,文化服务从业人数和生产效率大幅增加,目前来看我国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的产业效益明显。社会效益更关注文化属性和消费者主观感受,选用文化影响程度和文化影响范围两个指标衡量,结果发现,中国文化服务对国外消费者的影响程度很小,但社会影响范围因“一带一路”的实施不断扩大。文化安全是一国制定文化贸易政策的又一个出发点,本文选取国际市场占有率、国际竞争力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评判政策对本国文化保护的效果,评估结果发现,我国文化服务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极低、国际竞争力较弱和竞争劣势明显。其次,选取美国、日本、韩国、法国和英国等文化服务贸易大国的代表性行业,归纳分析这些国家在促进本国特色文化服务出口方面的经验。美国在影视、动漫领域的产业扶持政策更侧重于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税收体系,提供宽松的竞争环境来培育行业龙头,带动行业集聚,提升行业规模,并在此基础上出台贸易促进政策实现全球化对外扩张。日本的动漫产业能够在世界市场占据大量份额,则得益于国内从制度到出口全方位的促进政策。法国的艺术品授权贸易的繁荣,离不开法国国内文化艺术制度、文化服务设施的完善、艺术欣赏的普及化以及对外强势的“文化例外”措施。英国艺术品授权贸易的发展则离不开良好的法律环境,包括拍卖行业严格有序的行业自治,以及英国国内法律对消费者的保护催生的“有限责任条款”等。综上得出的经验主要是:文化服务贸易发达的国家,均从贸易环境优化、政策财政支持、培育竞争力量、维护本国文化等几个角度制定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在协助本国文化扩张的同时,保护本国文化不受外来文化侵袭。再次,根据当今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特点,选取了数字文化服务贸易和文化服务贸易统计两个领域进行专题研究。数字文化服务贸易是未来文化服务贸易的新趋势和新增长点,本文在准确阐述数字文化服务贸易概念和自身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欧盟两国（地区）制定数字文化贸易政策的现状和趋势,发现美国作为数字文化强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而更看重文化保护的欧盟,则倾向于通过“数字税”的方式设置文化贸易壁垒。各国数字文化服务贸易政策正走向分化,这加剧了国际文化服务贸易的摩擦,制约了国际数字文化服务贸易的发展。在文化服务贸易统计方面,因各国对文化服务贸易的定义不统一,导致文化服务贸易数据统计有较大分歧。本文聚焦文化服务贸易统计领域的差异性,归纳了主要国际组织和国家对文化服务的分类和数据统计规则,着重分析了中美数据统计的差异和因差异导致的文化服务贸易发展水平的差距,以进一步评判不同统计方法的优劣。特别地,本文对与文化服务贸易相关的特有现象进行了分析。因文化服务贸易有文化和产品的双重属性,在国际贸易中有其显着特征。本文着重分析了文化服务贸易领域“文化自由”和“文化例外”并存、“文化增值”和“文化折扣”并存的现象及其成因,并详细总结了国际贸易组织在应对文化服务贸易过程中出现的“特殊情况”而采取的特殊措施,为我国文化服务贸易实践提供参考依据。最后,基于以上研究和讨论,结合我国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对我国文化服务贸易政策提出七点建议。第一,重点出口文化折扣较低的文化服务;第二,借用国外观众熟悉的文化样式传播中国文化,减少“文化折扣”;第三,采取“本土化+国际化”战略,保证出口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让外国人能看懂,能理解,进而刺激文化服务消费;第四,瞄准文化亲缘性市场,寻求语言相近、地理相邻的国家作为主要出口市场;第五,借鉴发达国家文化贸易政策经验,完善国内相关立法,减少贸易摩擦;第六,兼顾国民文化需求与国家文化安全,采用市场引导、教育引导、社会福利引导等多种方式,树立国民的文化安全意识;第七,积极推动WTO中与文化服务贸易有关规则的改进,利用双边或多变文化合作,建立长久的文化战略合作关系。
李其成[5]（2019）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的核心是金融监管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是否需要以及应该如何配置。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混业经营、金融创新以及地方金融业的繁荣,对中国现有中央集权垂直式的监管权力配置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现有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剧烈变化。当前各国都在着力加强对金融整体性风险的防范,如何对新型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监管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过去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都相对集中在中央一级政府部门间金融监管权的配置上,对地方政府能否享有以及如何享有金融监管权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面对市场的新变化,地方政府实际已广泛参与到了地方金融监管之上,承担着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但不同地方金融监管模式差异较大,尚未形成成熟统一的模式,且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在定位、正当性、内容等重要问题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能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金融监管权,应首先明确金融监管权的性质、地位、特征等问题。金融监管权的根本属性是公权力,并呈现多元性与多重性特征,这决定了其行使需要合理配置。在权力的配置过程中,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以权力的“功能性”理论为基础,而监管权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则以“结构性”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结构性”理论下,我国金融市场、权力结构、政府职能等因素共同决定并创生了中国进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迫切内在需求,其中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第一大动因,地方政府的金融竞争是直接动力,维护金融安全是根本目的,而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其政治背景。我国现有监管模式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条件。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状况及其得失,对现有配置模式的建构和完善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的金融监管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服从并深受国家权力央地分配的制约。具体到金融领域,其历程可总结为:从金融中央集权到有限的地方竞争——中央逐渐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力——为应对全球局势而进一步向中央集中——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之路确立。当前,坚决走市场化道路,应是最大的国情,亟需金融监管权配置模式改革与之适应。中国当前监管模式为中央“一行两会”为主体、多头分工式的中央一级金融监管,中央监管权在地方通过地方派出机构履行职能,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一级,存在协调不力、监管真空、限制创新、制约发展等突出问题,亟需向地方政府配置权力,让地方政府参与监管,弥补中央政府监管的不足。当前地方政府通过中央政府及其部门政策、文件等方式获得一定的金融监管权,是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虽无法律、法规明确、具体的授权,但有模糊的事实上的监管权力。国家最新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呈现了双层监管的发展趋势。中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模式发展至今,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存在诸多的困境。地方政府缺乏法定的金融监管权,对于金融监管事务的参与,均是通过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个别授权,或地方政府的主动承担,缺乏制度化、体系化的权力配置。这种监管权集中于中央一级的配置模式,不论是应对传统金融模式及其创新,还是应对发展迅猛的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都力不从心。其中最关键的缺陷在于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监管对象覆盖不足、制度弹性缺失、地方立法权缺位、责任不明等问题。就央地分权而言,世界上现存在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以及单层监管两种模式,前者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后者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监管模式。美国和加拿大存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在金融监管的事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德、日等国均为非典型的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仍以中央政府监管为主。总体而言,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之于中国的启示,在于其权力配置方式和依据的法治化。相比较而言,中国地方政府并非完全不存在金融监管权,但在中国现有配置模式中,除个别地区通过地方法规形式予以确定之外,均是行政式的、实用主义的配置模式,缺乏法治化的特征。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启示还在于其无论何种央地配置模式,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有与国情合适与否。央地分层的监管体制与中央集权式的监管体制,受到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形式的极大影响,但是二者并非一一对应,最终决定其模式的,是一国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制度赖以存在的整个国情。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实用主义配置的现实,已经显着表明向其配置权力的必要性。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应该在重新厘清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目标、价值及原则的基础上,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首要价值定位于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其次要有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最后,还应有利于实现地方经济民主。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目标,则是实现金融监管权理论上的结构化、制度上的法治化和实践中的高效率。为此,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应当以合理分权、依法分权和权责对等为主要原则,坚持法治化的根本路径。中国当前最根本症结并非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有无的问题,而在于法治化的缺失。考虑到地方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充分发挥各地方权力机构的作用,通过地方立法进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金融监管权主体、对象、内容的配置,应把握以下原则:主体上,要坚持地方监管机构的独立化、专业化和责任化,并建立地方统筹监管、中央指导的央地监管机构关系;内容上,必须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两个界限。此外,任何规范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其所在的制度体系,金融监管权的科学化央地配置,应当以完善的顶层权力配置为依托,改严格分业式监管为统筹式监管、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关系、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国家救助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等,从而培育强大而稳健的市场机制,从根本上减少市场失灵。
付正[6]（2019）在《《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文中提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实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在整个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与变迁的过程中,也呈现出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贪污腐败等矛盾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呈现出的问题都极大地激发了海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他们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试图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等多种方式揭开一个又一个“中国之谜”,并用多元化视角讲述着各式各样的“中国故事”。其中,国外最早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权威学术期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就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历程予以了长达40年的持续关注,累计发表了880篇相关主题的文章,是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参照。本文就以《中国季刊》为个案,对1978年以来该期刊中海外学者关注度最高的“中国改革与发展”这一主题的相关文章进行系统性梳理和评析。本研究采用纵向的宏观考察与横向的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从宏观上对《中国季刊》关于改革开放40年的研究概况进行“粗线条”梳理,把握研究的总体脉络、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以及主要观点;另一方面,从微观上对《中国季刊》研究的具体问题、选取的理论视角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具体地分析和评判,既介绍海外学者的观点,也深入挖掘这些观点背后的内涵与逻辑,并通过“述评结合”的方式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与局限。《中国季刊》关于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与发展历程的研究重点探讨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变迁,本研究就针对这些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述评。正文首先对《中国季刊》的发展概况进行了介绍,包括该期刊的创办历程及运营情况,1978年以来历任主编的研究侧重点、选题偏好及其指导下的“特刊”（Special Issue）,以及《中国季刊》四十年研究概况和研究主题的变迁。接着,围绕《中国季刊》对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的具体内容展开述评。就政治领域而言,主要对1978年以来《中国季刊》关注最多的中国共产党的调适与变革、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和中国政治变迁的前景预判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析。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治发展之路的评价逐渐突破了20世纪80——9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消极悲观论”和“民主转型论”的束缚,愈发认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积极调适和主动变革,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之路也呈现出理解的态度。就经济领域而言,重点围绕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原因、问题与挑战以及前景预判等问题对《中国季刊》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在20世纪80末、90年代初主要被“消极否定”派学者的观点占据上风,他们认为改革的局限性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学者们逐渐改变了之前的判断,不再将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看作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也更加认可中国采取的“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就社会领域而言,《中国季刊》以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组织为切入点分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采用了多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范式探讨了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抗争,并对改革开放后显现出来的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逐渐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对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高度一体化以及国家统筹一切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判断,在对中国民生问题的研究中,也从最开始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严重怀疑逐渐转变为对一些治理举措和改革成效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本文通过对如上问题的研究发现,1978——2018年间《中国季刊》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关注重点、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都发生了变化。总的来看,《中国季刊》对中国的认识逐步趋于理性客观,绝大多数学者都能秉承严谨求实的态度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认可,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也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反思1978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实践,拓展国内学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因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观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缺乏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以及过度依赖西方理论寻找中国现实等原因做出了一些误读和误判,本文对这部分内容也予以了客观的评判和回应。《中国季刊》迄今为止已经连续出版60年,其发表的数千篇文章和书评累积起来就是一部反映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史料库。为此,我们应持续关注《中国季刊》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成果和动向,加强海内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为推动当代中国研究的学理化、国际化,构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能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做出贡献。
李亚茹[7]（2018）在《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 ——基于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文中研究说明最低收购价与临时收储政策连续实施多年,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价格调控机制面临国内外价格倒挂、进口量与库存量齐增、仓容压力巨大及种植结构失衡等困境。我国政府于2014年推出农产品价格形成与政府补贴相脱钩的价格机制改革,其核心是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即目标价格补贴与生产者补贴政策。目标价格补贴与生产者补贴政策实施近5年,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面临着农产品面积核实成本较高、难以调整种植结构及政府财政资金压力较大等困境。随着农产品市场化定价的形成,价格风险已成为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因素。农产品“保险+期货”主要包括“价格保险+期货”和“收入保险+期货”两种形式,作为保险与期货的跨界融合,既克服了农民难以进入期货、期权市场的困难,又弥补了农产品价格保险目标价格厘定困难和缺乏系统性价格风险转移机制的两大内生缺陷,其自推出之日起便受到国家高度重视,2016年、2017年及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稳步扩大“保险+期货”模式。与目标价格补贴与生产者补贴政策相比,农产品“保险+期货”具有相似的运作机制,但国家财政资金压力相对较小,保险公司完善的农业保险服务体系可显着提高运行效率,且属于WTO绿箱政策,比较优势明显,故其在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中的政策定位值得探讨。尽管农产品“保险+期货”发展如火如荼,但现行试点方案采用“保险+场外看跌期权+场内期货”单一的运作模式,存在农户承担较大基差风险、保险公司“中介”地位尴尬与期货公司对冲压力较大等问题。鉴于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方案的现存问题,特别是基于方案设计与定价在“保险+期货”中的缺失及重要意义,本文尝试基于价格调控机制视角研究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问题。本研究具体章节的内容安排如下:第1章,绪论。首先分析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接着初步界定了农产品价格保险、农产品收入保险、农产品“保险+期货”（包括“价格保险+期货”与“收入保险+期货”）、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及价格风险管理的相关概念;进而给出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主要研究内容、采用的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之处。第2章,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首先分别梳理和评述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价格调控政策、“保险+期货”及农业保险定价的相关文献,确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然后阐述了农产品价格波动、农产品风险管理、价格调控、“保险+期货”及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既引出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又奠定了后续研究的理论基础。第3章,农产品价格风险及“保险+期货”的引出。首先以玉米和鸡蛋为例,分析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特征与影响因素。农产品价格波动具有周期性、季节性、地区差异性、金融化、集聚性与非对称性等特征;影响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四大类因素为供给、需求、政策与国际市场因素。其次,采用基于历史模拟、极值理论POT模型的Va R法,评估全国七大玉米主产区与六大鸡蛋主产区的价格波动风险,结果发现,玉米与鸡蛋价格波动风险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需分地区向农户提供价格风险保障。最后,通过梳理国内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的演进历程引出农产品“保险+期货”。农产品“保险+期货”作为保险与期货的跨界融合,既克服了农户难以进入期货、期权市场的困难,又弥补了价格保险的两大内生缺陷,比较优势明显,但仍面临基差风险、制度风险、违约风险与定价风险。尽管农产品价格风险是不可保风险,但保险人通过不断改进自身的技术条件能将不可保风险转化为可保风险,农产品“保险+期货”利用现有技术可将赔付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可行性强。第4章,中美农产品“保险+期货”的实践方案及比较借鉴。本章首先以育肥母牛风险保护保险（LRP）、生猪毛利润保险（LGM）为例,分析美国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的具体实践方案,得出有益于我国“价格保险+期货”方案设计的经验启示,如完善的再保险体系是推行农产品“保险+期货”的前提、较短的理赔款计算周期可有效保障农户实际损失等;以玉米（排除收货价格）收入保障保险（RP（HPH））与大豆（排除收货价）区域收入保障保险（ARP（HP））为例,介绍“收入保险+期货”实践方案,得出多种保险补贴政策分别是经营“收入保险+期货”的基础和前提等经验启示;以奶牛利润保障项目（MPP-Dairy）为例,介绍运用保险运作机制代替传统牲畜价格支持政策的实践,得出基于保险机制的价格支持政策,可显着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启示。其次,详细分析了国内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大连”方案、“北票与法库”方案、“桦川”方案及“重庆”方案四个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方案。尽管四个试点方案各具特色,但存在“保险+场外看跌期权+场内期货”三个环节的操作流程、交易所与期货公司占据主导地位及完全基于期货市场价格设计产品的共同特点;面临农户承担较大基差风险、保险公司“中介”地位尴尬及期货公司对冲风险压力大等问题。最后,从基本运作模式、参与主体、产品内容与市场环境四个方面比较中美农产品“保险+期货”的实践方案,得出我国需加大力度推进农产品期货与期权发展、加快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步伐、完善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分散体系与重构“保险+期货”运行机制的启示。第5章,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政策定位与总体方案。本章首先梳理了我国现行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的现状,发现其主要面临国内外价格倒挂、进口量与库存量齐增、仓容压力巨大、农产品种植结构难以调整与种植面积核实成本高等困境。其次,阐述了农产品“保险+期货”作用于价格调控机制的理论逻辑,即价格调控政策通过作用于调控对象以达到政策目标。若农产品“保险+期货”是一种价格调控政策,其调控对象包括国家、农产品市场、农产品生产者、消费者及保险公司、期货公司等,故从国家、农产品市场、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相关企业四个方面分析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可能作用。接着,通过比较农产品“保险+期货”与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得出其可作为大宗农产品传统价格支持政策的重要补充、现代价格补贴政策的替代与鲜活农产品调控目录制度重要工具的政策定位。最后,从运行机制、方案设计与农产品适用范围三个方面,初步构建我国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总体方案。即从运行机制方面,中央财政给予资金补贴、财政部与农业农村部主导、银保监会监督指导、商业保险公司运作、期货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农业农村部与银保监会牵头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再保险管理机构提供再保险。从方案设计方面,坚持可复制、可持续与简单易懂的原则;短期方案仍采用与现有试点相似的三个环节的运作模式;长期方案采用两个环节的运作模式。从农产品适用规则与范围方面,本文研究认为养殖业适用于“价格保险+期货”方案,种植业适用于“收入保险+期货”方案;具体而言,农产品“保险+期货”适用于稻谷、小麦、棉花、玉米、大豆、鸡蛋等农产品。第6章,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本章设计的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方案仍采用与现有试点类似的三环节模式,但每个环节的具体内容与现有模式不同,此方案具有显着降低农户基差风险与保险公司是风险承保主体两大特色。设计方案中农产品现货价格保险与场外看跌期权的本质是固定执行价格离散算术平均欧亚期权,本章主要运用期权定价模型厘定其费率。农产品价格波动呈现出明显的随机波动与跳跃特征,故采用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Bates模型拟合其价格波动路径。首先,运用基于M-H算法的贝叶斯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模拟（MCMC）方法估计Bates模型的参数;其次,运用方差减少技术的Monte Carlo方法模拟农产品价格波动路径,最后,基于固定执行价格离散算术平均欧式亚式期权定价公式计算得出保费。本文选取河南、山东、河北、江苏、湖北、四川六大鸡蛋主产区价格数据厘定鸡蛋“价格保险+期货”方案的费率,实证结果发现:基于期货市场价格的鸡蛋价格保险不能满足养殖户价格下跌风险保障的需求;基于现货市场为农户提供价格保险,运用场外看跌期权为保险公司提供的再保险保障非常有限,远不能满足保险公司分散风险的需求,尤其是不能满足保险公司分散极端风险的需要;设计的鸡蛋“价格保险+期货”方案中保险公司承担的场外期权对冲风险较之现行“价格保险+期货”试点,有助于降低养殖户的基差风险。为确保期权定价法费率厘定结果的准确性,本章分别运用农业保险定价的参数法与非参数法厘定设计方案的费率。由实证结果可知,期权定价法的费率厘定结果均略高于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法的费率厘定结果,但都小于0.01,可见,本文运用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Bates模型厘定鸡蛋“价格保险+期货”方案的费率是可行的。第7章,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本章首先设计保险公司向农户提供的收入保险,且采用区域收入保险的形式,价格指数与产量指数分别是农产品省级现货价格与亩均产量;保险公司向期货公司购买分散部分价格风险的场外看跌期权产品;期货公司通过复制场内期权分散场外看跌期权的价格风险三个环节的基本运作模式。选取国内玉米七大主产区即河北、内蒙古自治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与河南,进行“收入保险+期货”方案定价的实证研究。首先选择Weibull（3P）、Burr（4P）、Log-Logistic（3P）、Logistic、Lognormal（3P）、Normal与Gamma（3P）七类分布分别模拟玉米七大主产区的价格对数收益率与产量波动率数据,以K-S、A-D与卡方检验三类方法选取七大主产区价格与单产风险的合适分布。接着以欧式距离最小为选择标准,在五种Copula函数中选出最优相关函数。最后依据收入保险费率厘定公式计算保费。由费率厘定结果,我们发现同一保障水平下,不同地区的区域收入保险费率差异较大,全国玉米七大主产区费率高低的排序与各地区价格、产量风险的相关性并不直接相关;同一地区不同保障水平下,区域收入保险的费率差异较大。第8章,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对全文进行总结,归纳出本文研究得出的七大基本结论,并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本文的创新之处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尝试探讨了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作用及政策定位。首次基于我国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面临的困境,分析农产品“保险+期货”作用于价格调控机制的理论逻辑,即价格调控政策通过作用于调控对象以达到政策目标。农产品“保险+期货”作为价格调控政策的调控对象包括国家、农产品市场、农产品生产者、消费者及保险公司、期货公司等,故从国家、农产品市场、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及相关企业四个方面初步分析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可能作用。通过比较农产品“保险+期货”与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初步得出其可作为大宗农产品传统价格支持政策的重要补充、现代价格补贴政策的替代与鲜活农产品调控目录制度重要工具的政策定位。第二,从运行机制、方案设计、农产品适用范围三个方面,初步构建我国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总体方案。即从运行机制来看,本文认为需由中央财政给予资金补贴、财政部与农业农村部主导、银保监会监督指导、商业保险公司运作、期货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农业农村部与银保监会牵头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再保险管理机构提供再保险。就方案设计而言,本文认为应坚持可复制、可持续与简单易懂的原则;短期方案可采用与现有试点相似的三个环节的运作模式,但每个环节的具体内容较现行试点方案有所改进;长期方案则采用两个环节（即保险公司提供农产品价格或收入保险,再保险机构向保险人提供相应的再保险方案）的运作模式。从农产品适用规则与范围来看,本文研究认为养殖业适用于“价格保险+期货”方案,种植业适用于“收入保险+期货”方案;具体而言,农产品“保险+期货”适用于稻谷、小麦、棉花、玉米、大豆、鸡蛋等农产品。第三,基于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地区差异的评估结果,尝试探讨分地区承保农产品的价格波动风险。本文分别采用基于历史模拟和极值理论POT模型的Va R法,评估全国七大玉米主产区与六大鸡蛋主产区的价格波动风险,结果发现,玉米与鸡蛋价格波动风险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需分地区向农户提供价格风险保障。故设计的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与“收入保险+期货”方案中价格保险与收入保险的农产品价格指数不再是现行试点方案的农产品期货价格,而是农产品的省级现货价格。省级现货价格与农户实际售卖价格的差异小于农产品期货价格与农户实际售卖价格的差异,可见,本文探讨的分地区承保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可显着降低农户承担的基差风险。第四,尝试运用期权定价法,厘定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方案的费率。本文初步设计的“基于现货市场的价格保险+对冲部分风险的场外期权+场内期货”的方案中,农产品现货价格保险与场外看跌期权的本质是固定执行价格离散算术平均欧亚期权,故尝试运用期权定价法厘定其费率。农产品价格波动呈现出明显的随机波动与跳跃特征,采用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Bates模型拟合其价格波动路径。且分别运用农业保险定价的参数法与非参数法厘定设计方案的费率,以确保期权定价法费率厘定结果的准确性。由实证结果可知,期权定价法的费率厘定结果与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法的费率厘定结果差异均较小,可见,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期权定价法是可行的。
刘妍[8]（2018）在《农产品出口贸易对农业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经济的基础地位不容动摇。当前,中国农业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农业产业的集约增长和优化升级是推进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随着中国农业产业规模化和科技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农业产业早已告别单纯发展初级农产品的阶段,在保障本国粮食安全和居民需求的基础上,发展农产品初级加工和精深加工已成为促进本国农业产业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依托。但总体上,中国农业产业规模虽大,却呈现结构合理化偏低、加工深度不足、技术水平落后等普遍问题。随着开放市场和区域经济—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世界各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代表各自国内农业产业的竞争实力,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角逐日益激烈。对于参与全球经济与国际分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是带动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选择。中国作为国际农产品市场的重要供给方,出口规模日益庞大,出口质量持续上升,整体出口贸易水平的提高不仅代表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贸易利益所得的增加,其作为农业产业中具备先进技术经验的优势竞争力,对农业产业发展的影响更是与日俱增。尤其在当前农业经济呈现结构性减速,且内外经济局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形势下,正确认识农产品出口贸易对农业产业发展的影响机制,将有助于形成行之有效的政策引导,使出口贸易对产业的影响效应发挥到最大,这对中国农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的核心主题是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对农业产业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制,围绕这一主题,沿着理论分析、现状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技术路线,从“量”和“质”两个层面,即出口规模和出口质量对产业规模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展开研究。首先,本文对出口贸易影响产业发展的理论和实证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对研究范围进行基本界定,并从理论层面分析农产品出口贸易对农业产业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制,进而借鉴已有理论成果,构建理论模型,为后续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对农产品贸易和农业产业发展情况分别进行评价分析。其中,对农产品贸易的分析从出口规模和出口质量两个层面展开。出口规模层面主要从出口总量、产品结构和地区分布角度进行分析;出口质量层面在构建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的基础上,对产品和地区出口质量的差异进行比较评价。对农业产业的分析从产业规模和产业结构两个层面展开。产业规模层面主要从整体规模、内部结构和地区分布角度进行分析;产业结构层面在构建衡量指标的基础上,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水平进行比较评价。然后,在基本现状的把握基础上,以理论机制为依据,从直接影响和影响机制两个层面,逐步深入地实证检验农产品出口规模和出口质量分别对农业产业规模化、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的影响。第一层面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运用静态面板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以及动态面板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直接影响的方向和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第二层面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模型,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科学技术和制度质量为中介变量,实证检验出口贸易通过中介变量的传导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机制,从中得出各中介变量的传导作用及中介效应的贡献程度。根据以上理论分析、现状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结果,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农产品出口和农业产业均呈平稳增长趋势,其中,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和产业是增长的主力,而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和产业的提升潜力更大,中西部地区出口和产业提升速度均快于东部地区;第二,农产品出口贸易能显着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出口质量的促进效果优于出口规模,尤其对中西部产业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影响最为显着;第三,农产品出口规模和出口质量影响农业产业发展的传导路径有所差别,物质资本和科学技术的传导作用必不可少,人力资本在出口规模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中具有传导作用,制度质量在出口质量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中具有传导作用;第四,东部地区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空间已不及中西部,中部地区制度质量仍需进一步提高,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投入力度亟待加强。最后,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推动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更为有效地促进农业产业发展的政策启示,第一,利用国内外市场,重视技术和品牌,提升出口贸易质量;第二,重视合理化调整,加速高级化进程,推进农业产业健康发展;第三,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加强中西部引进力度,扩大中介传导效应;第四,优化内外制度环境,缩小地区制度差异,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刘婷[9]（2016）在《国际贸易中的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研究 ——以美欧转基因食品贸易争端为切入点》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美国和欧盟的转基因食品贸易争端为切入点,提出国际贸易中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差异问题。美国法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的规定与欧盟法的规定有显着不同,这些差异已经突破国内法的层面,上升并演变为国际法问题。因此,本文对美国倡导的自愿标识制度和欧盟倡导的强制标识制度进行了多方面、深层次的剖析并进一步揭示出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差异导致的严重问题。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差异不仅使得有关转基因食品贸易的国际争端凸显,非关税壁垒增加;还导致地理标志失去其原有的意义,影响消费者的选择与判断;更严重影响了经济自由化和贸易的公平性。基于国际贸易中现有的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本文通过对美国的转基因食品监管路径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以及对美国转基因食品规制的现状的分析,进而揭示出美国自愿标识制度的理论基础和特点,最后对美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进行了深层的总结与剖析。与美国不同,欧盟的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制度建立在欧盟的转基因生物监管框架下,强制标识制度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深刻原因,制度本身特点鲜明。目前,国际贸易中转基因食品标识的国际协调存在着一些棘手的问题。在WTO框架下,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的解决仍然存在着很多障碍,诸如同类产品的认定问题、WTO规则与多边环境协议的优先性问题和SPS协议与《生物安全议定书》的适用问题。虽然国际协调乏力,但是多种规则的协同与差异还是为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解决留有一定的商榷空间。WTO的法律制度为国际贸易中的食品标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性。无论是限定地理标志,还是基于SPS协议建立一套新的监管评级制度,都是力求通过完善WTO规则来解决问题。2015年TPP协议达成,TPP协议中对于SPS措施的规定,为WTO的SPS协议的完善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考。从目前各国对转基因食品的标识与监管中,可以看出尽管各国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的立法和规则并不相同,但总体来说,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他们在转基因食品的监管问题上都持有谨慎态度。我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立法并不完善,转基因食品发展中也存在着较多问题。因此,完善我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建立可追溯的监管机制势在必行。
戚亚梅[10]（2013）在《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对中国蜂产品出口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我国传统的优势出口农产品，蜂产品虽然在产量和价格上与其他生产国相比具有一定优势，但在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方面仍与国际市场的需求存在差距。近年来，卫生与植物卫生（SPS）措施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使用日益增多，要求日趋严格，我国蜂产品出口形势严峻。入世后，我国蜂产品在产量增加的同时，出口并未如预期大幅增长，反而在国际贸易中屡屡受挫的深层次原因究竟何在？国外SPS措施对我国蜂产品出口产生了哪些影响？程度如何？如何从科技支撑角度提升蜂产品出口应因国外SPS措施的能力？这是本研究力求探讨的问题。研究遵循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了实施SPS措施的动因和可能效应；通过文献研究等手段，分析了SPS国际规则的实施现状；利用清单法和实地走访主要蜂产品产区等方法，研究中国蜂业生产贸易状况和蜂业发展的特点与问题，确定影响蜂产品出口的主要SPS措施类型；在大量搜集相关数据、信息资料的基础上，对我国蜂蜜生产和贸易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变化进行了计算分析；运用引力模型综合分析了多种因素特别是不同SPS措施对于我国蜂蜜出口的影响差异进行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应对国外SPS挑战的对策。研究的主要发现和结论包括：1.作为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重要手段，SPS措施不会像传统的关税措施那样逐年下降。由于SPS措施可用于实现多重政策目标，其存在将是长期的，重要性将随时间的推进而进一步增强。2.随着近年来主要进口市场对于产品质量和安全卫生要求的逐步提高，以质量安全标准为代表的SPS措施对我国蜂产品出口形成了重大挑战，蜂产品国际市场份额和产品竞争力不断下降，SPS措施已成为我国蜂产品出口的重要障碍和影响因素。3.不同SPS措施对蜂产品出口影响存在差异，以氯霉素为代表的常用抗生素最大残留限量标准的变化是当前影响蜂产品出口最为显着的措施类型。4.由于我国与各进口市场在药物残留限量管理方面存在诸多不协调之处，各进口市场之间农兽药残留限量数量多少也各有不同，即使是对同一种药物的残留限量要求其宽严程度也存在区别，这造成了蜂产品药残控制方面的不确定性风险，也使我国蜂产品出口在药物残留控制方面存在较大难度。药残限量管理是蜂产品SPS管理的重点和难点。5.我国蜂产品出口应对SPS挑战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产品的质量与安全水平。在完善SPS信息的收集、传递、分析和运用体系的同时，应对的重点和突破口是以科技为核心，建设从生产源头到市场的全程质量控制体系，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产品水平。
二、WTO环境下的中国农业行业协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WTO环境下的中国农业行业协会（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大麦进口增长的原因、冲击及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人、答辩委员会签名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农产品进口原因研究 |
| 1.2.2 农产品进口影响研究 |
| 1.2.3 农产品进口需求研究 |
| 1.2.4 国际贸易措施研究 |
| 1.2.5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目标和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性说明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替代效应 |
| 2.1.2 对外贸易政策 |
| 2.1.3 贸易救济措施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需求弹性理论 |
| 第三章 贸易开放条件下的中国大麦供需特征 |
| 3.1 世界大麦供求基本情况 |
| 3.1.1 世界大麦生产 |
| 3.1.2 世界大麦消费 |
| 3.1.3 世界大麦贸易 |
| 3.2 中国大麦生产和消费 |
| 3.2.1 中国大麦生产 |
| 3.2.2 中国大麦消费 |
| 3.3 中国大麦进口贸易 |
| 3.3.1 中国大麦进口规模与进口价格特征 |
| 3.3.2 中国大麦进口的市场结构特征 |
| 3.3.3 中国大麦贸易竞争力指数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大麦进口增长的主要原因 |
| 4.1 玉米及其替代品消费概况 |
| 4.2 进口大麦替代国内玉米饲用消费的原因 |
| 4.2.1 大麦在玉米替代品中的功能和用途优势 |
| 4.2.2 大麦替代国内玉米的价格因素分析 |
| 4.2.3 不同替代品对国内玉米的实际替代量 |
| 4.3 中国大麦价格优势对玉米饲用消费的影响 |
| 4.3.1 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
| 4.3.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大麦进口增长对大麦及关联产业贸易的冲击 |
| 5.1 中国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的替代效应分析 |
| 5.1.1 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
| 5.1.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1.3 中国大麦进口来源的可依赖性分析 |
| 5.2 中国大麦进口的“大国效应”分析 |
| 5.2.1 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
| 5.2.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3 中国大麦进口对国内啤酒进出口的冲击 |
| 5.3.1 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
| 5.3.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大麦进口增长对国内大麦生产的冲击 |
| 6.1 中国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种植影响的宏观实证分析 |
| 6.1.1 理论基础 |
| 6.1.2 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
| 6.1.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2 大麦相对价格对农户大麦种植意愿影响的微观实证分析 |
| 6.2.1 理论模型构建 |
| 6.2.2 数据来源和样本说明 |
| 6.2.3 变量设置和描述性统计 |
| 6.2.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政策及其影响 |
| 7.1 主要大麦贸易国的贸易政策 |
| 7.1.1 澳大利亚大麦贸易监管机构与贸易政策 |
| 7.1.2 加拿大大麦贸易监管机构与贸易政策 |
| 7.1.3 法国大麦贸易监管机构与贸易政策 |
| 7.2 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政策演变 |
| 7.2.1 平稳运行期(2001-2014年) |
| 7.2.2 动态调整期(2015年-至今) |
| 7.3 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政策调整的原因 |
| 7.3.1 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进口量和进口价格变化趋势 |
| 7.3.2 中国大麦产业损害的基本情况 |
| 7.3.3 澳大利亚大麦倾销与中国大麦产业损害之间的关联性分析 |
| 7.4 贸易政策干预对中国大麦进口的影响 |
| 7.4.1 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
| 7.4.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中国大麦进口波动加剧并将趋于常态化 |
| 8.1.2 价格优势引起对玉米的替代是大麦进口增长的根源 |
| 8.1.3 大麦进口增长对国内大麦和啤酒产业贸易带来显着冲击 |
| 8.1.4 大麦进口增长对国内大麦生产形成一定的挤压效应 |
| 8.1.5 非关税措施能有效控制大麦进口的规模和节奏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拓宽大麦进口渠道,降低进口市场集中度 |
| 8.2.2 强化应对大麦进口外溢冲击的政策储备 |
| 8.2.3 充分挖掘大麦优势产区的生产潜能 |
| 8.2.4 完善大麦进口监测预警和贸易救济制度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2）大麦进口对中国大麦产业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农产品进口与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
| 1.2.2 进口对农业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
| 1.2.3 大麦国际贸易问题研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1.5.1 研究创新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粮食安全 |
| 2.1.2 大麦产业 |
| 2.1.3 进口安全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产品贸易理论 |
| 2.2.2 产业安全理论 |
| 2.2.3 价格传导机制理论 |
| 2.2.4 投资挤出机制理论 |
| 2.2.5 局部均衡理论 |
| 第三章 中国大麦进口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
| 3.1 中国大麦进口贸易现状 |
| 3.1.1 大麦进口数量大幅快速增加 |
| 3.1.2 大麦进口价格波动性较大 |
| 3.1.3 大麦进口来源高度集中 |
| 3.1.4 大麦进口依存度显着提高 |
| 3.2 中国大麦进口增加的原因分析 |
| 3.2.1 大麦消费需求大幅快速增加 |
| 3.2.2 大麦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分析 |
| 3.2.3 大麦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价格与生产影响的路径分析 |
| 4.1 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价格的传导影响路径分析 |
| 4.1.1 大麦进口价格大幅下降,影响国内大麦价格 |
| 4.1.2 国内大麦价格不断下跌,比较收益降低 |
| 4.2 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生产的挤出影响路径分析 |
| 4.2.1 进口挤占国内市场空间,抑制大麦生产 |
| 4.2.2 国内大麦供给不足,产需缺口不断扩大 |
| 4.2.3 自给率显着下降,影响大麦产业安全 |
| 4.3 大麦进口依赖性风险分析 |
| 4.3.1 大麦进口依赖性指数衡量方法 |
| 4.3.2 大麦进口依赖性风险评估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价格与生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
| 5.1.1 向量自回归模型介绍 |
| 5.1.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2 实证分析 |
| 5.2.1 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价格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2.2 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产量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大麦进口关税政策调整对大麦产业影响的模拟分析 |
| 6.1 局部均衡理论模型 |
| 6.2 中国农业产业模型 |
| 6.2.1 模型介绍 |
| 6.2.2 大麦市场供求模型框架 |
| 6.2.3 模型参数 |
| 6.2.4 稳健性检验 |
| 6.3 大麦进口关税政策调整对大麦产业影响情景模拟 |
| 6.3.1 情景模拟分析步骤 |
| 6.3.2 情景模拟方案设定 |
| 6.3.3 情景模拟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调整和完善大麦进口贸易政策,降低进口冲击与损害 |
| 7.2.2 建立健全大麦产业支持政策,提高国内生产能力 |
| 7.2.3 实施大麦科技创新政策,增强国际竞争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3）东盟对华保障措施的原因及福利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与简评 |
| 1.2.1 关于中国与东盟贸易状况的研究 |
| 1.2.2 关于中国与东盟贸易摩擦的研究 |
| 1.2.3 关于保障措施的研究 |
| 1.2.4 关于GTAP模型应用的研究 |
| 1.2.5 简要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WTO保障措施理论概述 |
| 2.1 保障措施概念及主要特征 |
| 2.1.1 保障措施的概念 |
| 2.1.2 保障措施的主要特征 |
| 2.1.3 与反倾销反补贴的对比特征 |
| 2.2 保障措施的实施条件 |
| 2.3 特别保障措施 |
| 2.4 实施保障措施的理论依据 |
| 2.4.1 幼稚产业保护论 |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
| 第三章 东盟实施对华保障措施的现状和特点分析 |
| 3.1 国外对华保障措施的现状 |
| 3.1.1 国外对华保障措施调查的国别统计 |
| 3.1.2 国外对华保障措施调查的行业统计 |
| 3.2 东盟国家对华保障措施的现状和特点 |
| 3.2.1 立案数量呈倒U型分布 |
| 3.2.2 国别分布相对集中 |
| 3.2.3 钢铁成为主要目标产业 |
| 3.2.4 最终保障措施实施比例高 |
| 3.3 主要东盟国家对华保障措施的总体概况 |
| 3.3.1 印度尼西亚 |
| 3.3.2 菲律宾 |
| 3.3.3 马来西亚 |
| 3.3.4 泰国 |
| 3.3.5 越南 |
| 第四章 东盟实施对华保障措施的原因分析 |
| 4.1 基于国际视角的原因分析 |
| 4.1.1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温 |
| 4.1.2 WTO制度体系存在缺陷 |
| 4.2 基于东盟视角的原因分析 |
| 4.2.1 一直存在贸易失衡 |
| 4.2.2 东盟国家竞争力的差异 |
| 4.2.3 中国威胁论 |
| 4.3 基于中国视角的原因分析 |
| 4.3.1 中国产品缺乏竞争力 |
| 4.3.2 中国出口企业秩序混乱 |
| 4.3.3 行业协会运行机制存在缺陷 |
| 4.4 钢铁成为东盟对华保障措施目标产业的原因分析 |
| 4.4.1 中国与东盟钢铁产品贸易情况 |
| 4.4.2 东盟方面的原因 |
| 4.4.3 中国方面的原因 |
| 第五章 东盟实施对华保障措施的福利水平分析 |
| 5.1 自由贸易一般情况分析 |
| 5.2 提高关税对东盟国内福利效应分析 |
| 5.3 进口配额对东盟国内福利效应分析 |
| 5.4 关税配额对东盟国内福利效应分析 |
| 第六章 实证分析 |
| 6.1 GTAP模型的相关介绍 |
| 6.1.1 模型的基本原理 |
| 6.1.2 理论模型结构 |
| 6.2 GTAP模型的设定 |
| 6.2.1 数据的处理 |
| 6.2.2 模拟情景的设定 |
| 6.3 GTAP实证模拟结果及分析 |
| 第七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4）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国际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
| 第五节 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内研究现状 |
| 一、国内文化服务贸易概念辨析 |
| 二、国内文化服务贸易理论研究 |
| 三、国内文化服务贸易现状分析 |
| 四、国内文化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研究 |
| 五、国内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分析 |
| 第二节 国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文化服务贸易概念辨析 |
| 二、国外文化服务贸易理论研究 |
| 三、国外文化服务贸易研究内容 |
| 四、国外文化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研究 |
| 五、国外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分析 |
| 第三节 文献述评 |
| 一、国内外关于文化服务贸易概念的辨析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侧重领域的差异 |
| 三、国内外研究侧重领域差异形成原因分析 |
| 四、已有研究的不足与本文研究方向 |
| 第三章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析 |
| 第一节 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内涵 |
| 一、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定义 |
| 二、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类 |
| 三、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传导机理 |
| 第二节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类 |
| 一、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定义 |
| 二、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类依据 |
| 三、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类 |
| 第三节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效用分析 |
| 一、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传导分析 |
| 二、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效益分析 |
| 第四节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与国际规则 |
| 一、文化服务贸易有关的国际规则概述 |
| 二、与文化贸易有关的WTO争端 |
| 三、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与国际规则的互动关系 |
| 第四章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国际比较 |
| 第一节 影视领域 |
| 一、美国的影视政策 |
| 二、法国影视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三、韩国的影视政策 |
| 四、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二节 动漫领域 |
| 一、美国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二、日本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三、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三节 艺术品授权领域 |
| 一、法国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二、英国的主要政策 |
| 三、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五章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专题研究 |
| 第一节 数字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专题 |
| 一、数字文化服务贸易的概念、内涵与特征 |
| 二、数字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与特点 |
| 三、数字文化服务贸易壁垒 |
| 四、数字文化服务贸易规则之争 |
| 五、各国数字文化服务贸易政策 |
| 六、中国数字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的策略选择 |
| 第二节 文化服务贸易统计政策专题 |
| 一、国际文化服务贸易统计标准 |
| 二、我国文化服务贸易统计框架与实践 |
| 三、中美文化服务贸易统计制度差异分析 |
| 第三节 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组织机构 |
| 一、各国的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的组织机构 |
| 二、中国的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的障碍及借鉴 |
| 第六章 文化服务贸易相关的特有现象分析 |
| 第一节 “文化自由”与“文化例外”共存 |
| 一、文化例外是保护本国文化的盾牌 |
| 二、“文化自由”有利于推广本国文化产品与服务 |
| 三、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二节 “文化折扣”与“文化增值” |
| 一、文化折扣及成因 |
| 二、文化增值及成因 |
| 三、中国文化服务贸易从“文化折扣”转变为“文化增值”的策略 |
| 第三节 文化服务贸易国际规则中的文化特性考量 |
| 一、WTO现有文化服务贸易规则 |
| 二、WTO文化贸易规则与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博弈和协调 |
| 三、对文化服务贸易规则发展趋势的分析与展望 |
| 四、中国应对文化服务贸易规则新发展趋势的对策建议 |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一、我国在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方面存在的差距 |
| 二、国外先进政策实践带来的启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促进文化服务贸易由“文化折扣”转向“文化增值”的策略选择 |
| 二、积极参与文化服务贸易相关规则制定 |
| 第三节 下一步研究计划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校期间学术成果 |
（5）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理论基础 |
| 一、金融监管的公权力属性 |
| 二、金融监管的正当性理论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的多元与多重 |
| 一、金融监管权主体的多元化 |
| 二、金融监管对象的全覆盖 |
| 三、金融监管内容的系统化 |
| 第三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结构化”性质 |
| 一、国家权力的央地配置 |
| 二、“结构化”视角下的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 |
| 第四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 |
| 一、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根本动因 |
| 二、地方政府金融发展的竞争需要是直接动因 |
| 三、维护金融安全是终极动因 |
| 四、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重要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变迁和现状 |
| 第一节 中央金融监管权模式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9:中央银行“大一统”时代 |
| 二、1979-1992: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与地方监督保障 |
| 三、1992-2003:分业监管与地方干预 |
| 四、2003-至今:分业监管与金融监管协调 |
| 第二节 我国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历史考察 |
| 一、1949 年以来我国权力央地关系的发展 |
| 二、我国金融监管央地关系的变迁 |
| 第三节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现状分析 |
| 一、中央金融监管权配置现实 |
| 二、金融监管权集中配置于中央的弊端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现实 |
| 四、央地双层监管的显着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困境 |
| 第一节 地方金融监管的多重困境 |
| 一、应对传统金融的困境 |
| 二、地方金融监管法律依据普遍缺失 |
| 三、地方监管机构定位不清 |
| 四、应对互联网金融冲击的困境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合法性危机 |
| 一、金融立法现状 |
| 二、现行金融立法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监管央地配置域外模式借鉴 |
| 第一节 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 |
| 一、美国的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二、加拿大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三、美国、加拿大分权型多层监管体制特征 |
| 第二节 集中型单层监管模式 |
| 一、英国金融监管权集权型单层配置模式 |
| 二、德国依托地方银行的地方监管模式 |
| 三、日本中央政府部门行政授权地方监管模式 |
| 四、欧盟合作性金融监管模式 |
| 五、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单层监管模式的特征 |
| 第三节 域外金融监管的比较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域外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 |
| 二、监管权力央地配置模式的决定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制度建构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宏观设计 |
| 一、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价值取向 |
| 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配置目标 |
| 三、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主要原则 |
| 第二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法治化路径 |
| 一、通过法律制度配置监管权力 |
| 二、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权的作用 |
| 第三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主体配置 |
| 一、监管机构配置的基本原则 |
| 二、中央指导下的地方统筹监管模式 |
| 第四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内容配置 |
| 一、厘清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二、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内容 |
| 第五节 配套制度设计 |
| 一、中央从严格分业走向行业统筹 |
| 二、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关系 |
| 三、创造地方金融监管权实现的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选题界定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选题界定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的难点 |
| (二)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季刊》概论 |
| 第一节 《中国季刊》的创办及运营 |
| 第二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历任主编及其指导下的特刊 |
| 第三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作者队伍 |
| 第四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研究概况及主题梳理 |
| 第二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政治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挑战 |
|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流变 |
| 三、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干部队伍建设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
| 一、从“橡皮图章”到“钢铁图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 |
| 二、从指定到民选:基层民主制度的发展 |
| 三、从人治到法治: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预判 |
| 一、“消极悲观论” |
| 二、“民主转型论” |
| 三、“柔韧有余论” |
| 第三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
| 一、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析 |
| 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
| 三、农业改革与农村巨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 |
| 一、对外贸易的发展 |
| 二、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情况 |
| 三、对中国“入世”的观察和评价 |
| 第三节 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性评价 |
| 一、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究 |
| 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 三、经济发展的前景分析及评价 |
| 第四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
| 一、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力量 |
| 二、宏观结构论争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 三、微观多元化视角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的社会抗争 |
| 一、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
| 二、社会抗争的动力源泉和政治机遇 |
| 三、社会抗争的行动主体和动员策略 |
| 四、社会抗争的影响以及国家的应对之策 |
| 第三节 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 |
| 一、环境污染与治理 |
|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与变革 |
| 三、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 |
| 结语 |
| 一、《中国季刊》关于中国改革与发展四十年的研究变迁 |
| (一)《中国季刊》不同时期关注重点的变化 |
| (二)《中国季刊》中“中国形象”的变迁 |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及启示 |
| (一)《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 |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7）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 ——基于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相关概念 |
| 1.2.2 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的相关概念 |
| 1.2.3 农产品价格风险及其管理的相关概念 |
| 1.3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图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 |
| 1.4.2 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 |
| 1.4.3 随机模拟与仿真研究相结合 |
| 1.5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研究的创新点 |
| 1.5.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2.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与价格调控政策的相关文献 |
| 2.1.2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相关文献 |
| 2.1.3 农业保险定价的相关文献 |
| 2.1.4 国内外研究简评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农产品价格波动的蛛网理论 |
| 2.2.2 农产品风险管理与价格调控的相关理论 |
| 2.2.3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相关理论 |
| 2.2.4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农产品价格风险及“保险+期货”的引出 |
| 3.1 农产品价格风险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
| 3.1.1 农产品价格风险的特征 |
| 3.1.2 农产品价格风险的影响因素 |
| 3.2 农产品价格风险地区差异的VaR度量:以玉米和鸡蛋为例 |
| 3.2.1 农产品价格风险评估模型:历史模拟法与极值理论POT模型 |
| 3.2.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3.2.3 农产品价格风险地区差异评估的结果与分析 |
| 3.3 中国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的演进 |
| 3.3.1 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农产品期货(1990) |
| 3.3.2 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农产品价格保险(2011) |
| 3.3.3 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农产品期权(2013) |
| 3.3.4 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农产品“保险+期货”(2015) |
| 3.4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引出:比较优势及可行性 |
| 3.4.1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优势:与期货、期权及价格保险的比较 |
| 3.4.2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可行性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中美农产品“保险+期货”的实践方案及比较借鉴 |
| 4.1 美国农产品“保险+期货”实践方案及启示 |
| 4.1.1 牲畜“价格保险+期货”的实践方案及启示 |
| 4.1.2 农作物“收入保险+期货”的实践方案及启示 |
| 4.1.3 牲畜利润保障项目(MPP)的实践方案及启示 |
| 4.2 中国农产品“保险+期货”的试点方案与问题 |
| 4.2.1 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实践:“大连”方案 |
| 4.2.2 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实践:“北票与法库”方案 |
| 4.2.3 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实践:“桦川”方案 |
| 4.2.4 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实践:“重庆”方案 |
| 4.2.5 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方案的共同点与问题 |
| 4.3 农产品“保险+期货”实践方案的中美比较及借鉴 |
| 4.3.1 中美农产品“保险+期货”实践方案的比较分析 |
| 4.3.2 农产品“保险+期货”实践方案中美比较的启示借鉴 |
| 4.4 本章小结 |
| 5.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政策定位与总体方案 |
| 5.1 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的现状及困境 |
| 5.1.1 中国现行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概况 |
| 5.1.2 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现状 |
| 5.1.3 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面临的主要困境 |
| 5.2 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作用分析 |
| 5.2.1 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作用的理论逻辑 |
| 5.2.2 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可能作用 |
| 5.3 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政策定位 |
| 5.3.1 作为大宗农产品传统价格支持政策的重要补充 |
| 5.3.2 作为大宗农产品现代价格补贴政策的替代 |
| 5.3.3 作为鲜活农产品调控目录制度的重要工具 |
| 5.4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总体方案 |
| 5.4.1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运行机制 |
| 5.4.2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短期与长期方案 |
| 5.4.3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种植、养殖业适用规则及范围 |
| 5.5 本章小结 |
| 6.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 |
| 6.1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 |
| 6.1.1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方案设计的运作模式 |
| 6.1.2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方案设计的特色 |
| 6.2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的期权定价方法 |
| 6.2.1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期权定价模型的选择: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模型 |
| 6.2.2 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Bates模型 |
| 6.2.3 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Bates模型的参数估计:MCMC法 |
| 6.2.4 方差减少技术的Monte Carlo模拟定价 |
| 6.3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期权定价法的实证研究:以鸡蛋为例 |
| 6.3.1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6.3.2 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Bates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
| 6.3.3 鸡蛋“价格保险+期货”方案的核心内容 |
| 6.3.4 鸡蛋“价格保险+期货”的定价结果与分析 |
| 6.4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期权定价法的稳健性检验:基于参数法与非参数法 |
| 6.4.1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定价的参数法:基于GARCH类模型 |
| 6.4.2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定价的非参数法:核密度估计 |
| 6.4.3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三类定价方法的比较 |
| 6.5 本章小结 |
| 7.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 |
| 7.1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 |
| 7.1.1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的基本运作模式 |
| 7.1.2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方案设计的具体内容 |
| 7.1.3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方案设计的特色 |
| 7.2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的定价模型 |
| 7.2.1 农产品价格与单产风险相关性测度的Copula函数 |
| 7.2.2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的费率测算过程 |
| 7.3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定价的实证研究:以玉米为例 |
| 7.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7.3.2 玉米单产与价格风险分布模型的选择 |
| 7.3.3 玉米单产与价格风险联合分布的选择 |
| 7.3.4 玉米“收入保险+期货”的定价结果与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8.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8）农产品出口贸易对农业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出口贸易对产业发展的直接影响 |
| 1.2.2 出口贸易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机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目标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主要不足 |
| 第2章 基本界定和理论机制 |
| 2.1 基本界定 |
| 2.1.1 概念范围的界定 |
| 2.1.2 结构分类的界定 |
| 2.2 影响机制 |
| 2.2.1 影响效应 |
| 2.2.2 传导机制 |
| 2.3 理论模型 |
| 2.3.1 出口贸易影响产业规模增长的理论模型 |
| 2.3.2 出口贸易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模型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发展分析 |
| 3.1 农产品出口规模发展分析 |
| 3.1.1 农产品出口总量变动 |
| 3.1.2 农产品出口产品结构 |
| 3.1.3 农产品出口地区分布 |
| 3.2 农产品出口质量发展分析 |
| 3.2.1 测度指标的选取 |
| 3.2.2 产品出口质量发展水平 |
| 3.2.3 地区出口质量发展水平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分析 |
| 4.1 农业产业规模增长分析 |
| 4.1.1 农业产业整体规模变动 |
| 4.1.2 农业产业内部结构变动 |
| 4.1.3 农业产业地区分布变动 |
| 4.2 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分析 |
| 4.2.1 测度指标的选取 |
| 4.2.2 农业产业合理化水平 |
| 4.2.3 农业产业高级化水平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农产品出口贸易影响农业产业发展的实证检验 |
| 5.1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
| 5.1.1 研究方法 |
| 5.1.2 模型构建 |
| 5.2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5.2.1 变量选取 |
| 5.2.2 数据处理 |
| 5.3 静态影响实证分析 |
| 5.3.1 农产品出口贸易对农业产业规模化的影响 |
| 5.3.2 农产品出口贸易对农业产业合理化的影响 |
| 5.3.3 农产品出口贸易对农业产业高级化的影响 |
| 5.3.4 静态实证结果 |
| 5.4 动态影响实证分析 |
| 5.4.1 平稳性检验和模型定阶 |
| 5.4.2 PVAR模型的GMM估计 |
| 5.4.3 PVAR模型的脉冲响应 |
| 5.4.4 PVAR模型的方差分解 |
| 5.4.5 动态实证结果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农产品出口贸易影响农业产业发展的传导实证 |
| 6.1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
| 6.1.1 研究方法 |
| 6.1.2 模型构建 |
| 6.2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6.2.1 中介变量 |
| 6.2.2 数据处理 |
| 6.3 物质资本积累的传导效应 |
| 6.3.1 出口规模对产业发展的物质资本积累中介检验 |
| 6.3.2 出口质量对产业发展的物质资本积累中介检验 |
| 6.4 人力资本投入的传导效应 |
| 6.4.1 出口规模对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本投入中介检验 |
| 6.4.2 出口质量对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本投入中介检验 |
| 6.5 科学技术溢出的传导效应 |
| 6.5.1 出口规模对产业发展的科学技术溢出中介检验 |
| 6.5.2 出口质量对产业发展的科学技术溢出中介检验 |
| 6.6 制度质量提升的传导效应 |
| 6.6.1 出口规模对产业发展的制度质量提升中介检验 |
| 6.6.2 出口质量对产业发展的制度质量提升中介检验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9）国际贸易中的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研究 ——以美欧转基因食品贸易争端为切入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缩略语与专有名词对照表 |
| 导论 |
| 一、本文的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
| 第一章 国际贸易中的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影响与成因 |
| 第一节 国际贸易中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的影响:争端与壁垒 |
| 一、国际贸易争端凸显 |
| 二、非关税壁垒的增加 |
| 第二节 国际贸易中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的成因 |
| 一、农业贸易政策的分歧 |
| 二、对待转基因食品的立场分歧 |
| 三、复杂的农产品贸易关系 |
| 第三节 转基因食品的国内法标识:自愿与强制 |
| 一、自愿标识制度 |
| 二、强制标识制度 |
| 三、制度差异协调乏力 |
| 第二章 国际贸易中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的国际协调——WTO规则与《生物安全议定书》的协同与差异 |
| 第一节 WTO框架下的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的解决 |
| 一、问题解决的障碍之同类产品认定 |
| 二、问题解决的障碍之WTO与 MEA的优先适用 |
| 三、SPS协议的适用 |
| 第二节 《生物安全议定书》框架下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的解决 |
| 一、问题解决的障碍性——《生物安全议定书》的适用范围 |
| 二、问题解决的可能性 |
| 第三节 多种国际规则的协同与差异 |
| 一、《生物安全议定书》与WTO规则的差异点 |
| 二、《生物安全议定书》与WTO规则的相同点 |
| 三、《生物安全议定书》与WTO规则的优先性 |
| 四、多种规则与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的解决 |
| 第三章 自愿标识的倡导—美国的侵权保障与联邦法制 |
| 第一节 美国的转基因食品监管路径演进:从过程到产品 |
| 一、美国对转基因产品规制的早期:EPA主导下的基于过程的监管 |
| 二、美国对转基因产品规制的中期:OSTP下基于产品的监管 |
| 三、美国对转基因食品规制的近期:FDA的主要权责 |
| 第二节 美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从自愿标识到强制标识 |
| 一、美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理论基础 |
| 二、《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案》与自愿标识制度的特点剖析 |
| 三、美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综合评述 |
| 第三节 美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侵权保障与联邦法律 |
| 一、侵权保障 |
| 二、联邦法制 |
| 第四章 强制标识的代表—欧盟的层级监管与政治考量 |
| 第一节 欧盟对于GMO的安全立法框架 |
| 一、初期监管 |
| 二、中期监管 |
| 三、公约义务 |
| 第二节 欧盟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分析 |
| 一、欧盟的转基因食品管制的理论基础 |
| 二、强制标识制度与1829/2003 条例 |
| 三、强制标识制度与1830/2003 条例 |
| 第三节 欧盟的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制度特点评析 |
| 一、标识的性质 |
| 二、标识的特点 |
| 三、链条式监管 |
| 第四节 欧盟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层级监管的政治考量 |
| 一、层级监管 |
| 二、政治考量 |
| 第五章 国际贸易中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解决——WTO框架下的可行性方案探讨 |
| 第一节 地理标志的限定 |
| 一、地理标志在国际贸易中的意义 |
| 二、地理标志与转基因食品 |
| 三、地理标志的限定与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的解决 |
| 第二节 SPS协议框架下的转基因食品监管评级 |
| 一、转基因食品监管评级制度构建概述 |
| 二、转基因食品监管评级制度构建的目标和标准 |
| 三、转基因食品监管评级制度的基本内容 |
| 第三节 TPP协议带来的新思考 |
| 一、TPP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文本解读 |
| 二、TPP的 SPS措施与欧盟转基因案 |
| 三、TPP对 SPS协议的发展是否适用于转基因食品? |
| 第六章 国际贸易中转基因食品标识的问题解决与中国路径 |
| 第一节 我国的转基因食品立法与问题 |
| 一、我国的转基因食品发展存在的问题 |
| 二、我国关于GMO的立法框架 |
| 三、我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 |
| 四、我国GMO立法与标识制度的特点与缺憾 |
| 第二节 国际贸易中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各国对转基因食品及标识管制严格 |
| 二、各国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管制差异明显 |
| 三、三种模式与中国选择 |
| 第三节 中国路径 |
| 一、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立法完善的基本思路 |
| 二、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完善 |
| 三、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法律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对中国蜂产品出口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目的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外 SPS 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外蜂产品质量安全相关研究 |
| 1.2.3 简要评价 |
| 1.3 研究框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界定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技术路线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卫生与植物卫生国际规制与措施实施的理论分析 |
| 2.1 SPS 国际规制 |
| 2.2 《SPS 协定》概述 |
| 2.2.1 《SPS 协定》产生的背景 |
| 2.2.2 《SPS 协定》适用范围与主要原则 |
| 2.3 实施 SPS 措施的主要理论依据 |
| 2.3.1 外部性理论 |
| 2.3.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3.3 需求层次理论 |
| 2.3.4 政府管理的公共利益理论 |
| 2.4 进口方实施 SPS 措施对出口方贸易短期影响分析 |
| 2.4.1 价格控制效应 |
| 2.4.2 数量控制效应 |
| 2.4.3 出口产品质量变化效应 |
| 2.4.4 市场转移效应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主要贸易伙伴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的实施 |
| 3.1 中国主要出口市场 SPS 措施的实施分析 |
| 3.1.1 美国涉农 SPS 措施实施分析 |
| 3.1.2 欧盟涉农 SPS 措施实施分析 |
| 3.1.3 日韩涉农 SPS 措施实施分析 |
| 3.2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蜂业质量安全管理与生产贸易 |
| 4.1 中国的蜂产品质量安全管理 |
| 4.1.1 管理体系 |
| 4.1.2 法规体系 |
| 4.1.3 标准体系 |
| 4.1.4 检测体系 |
| 4.2 中国蜂业生产 |
| 4.3 中国蜂产品出口发展现状 |
| 4.3.1 蜂产品出口结构与数量 |
| 4.3.2 蜂产品出口地理方向 |
| 4.3.3 出口蜂产品的原产地分布 |
| 4.4 中国蜂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蜂产品国际贸易中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的实施与影响 |
| 5.1 近年 WTO 的蜂产品相关通报分析 |
| 5.1.1 总体情况 |
| 5.1.2 SPS 通报措施 |
| 5.2 蜂产品主要进口市场存在的 SPS 分析 |
| 5.2.1 日本 |
| 5.2.2 欧盟 |
| 5.2.3 美国 |
| 5.2.4 中外质量安全要求比较 |
| 5.3 近年中国蜂产品在主要出口市场的受阻情况 |
| 5.3.1 美国 |
| 5.3.2 欧盟 |
| 5.3.3 日本和韩国 |
| 5.3.4 案例分析：SPS 措施和浙江省蜂产品出口 |
| 5.4 中国蜂产品遭受 SPS 措施影响主观原因分析 |
| 5.4.1 质量安全意识较弱 |
| 5.4.2 蜂业本身发展滞后 |
| 5.4.3 管理协作体系不健全 |
| 5.4.4 蜂产品市场发展不平衡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对中国蜂产品出口影响实证分析：以蜂蜜为例 |
| 6.1 SPS 措施对中国蜂蜜出口市场表现的影响 |
| 6.1.1 出口市场的变化 |
| 6.1.2 市场占有率的变化 |
| 6.1.3 贸易竞争力的变化 |
| 6.2 SPS 措施对中国蜂蜜出口的影响：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
| 6.2.1 模型的理论依据 |
| 6.2.2 模型设计 |
| 6.2.3 数据来源 |
| 6.2.4 模型结果 |
| 6.2.5 分析与讨论 |
| 6.3 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蜂产品出口应对国际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挑战的综合对策 |
| 7.1 转变观念，从更高的层次认识蜂业生产 |
| 7.2 增进管理，健全完善管理协作体系与职能 |
| 7.3 有效预警，建立收集-传递-分析-运用高效运转的信息支撑体系 |
| 7.3.1 信息的收集 |
| 7.3.2 信息的传递 |
| 7.3.3 信息的分析 |
| 7.3.4 信息的运用 |
| 7.4 以科技为核心，针对国际 SPS 重点夯实生产源头基础 |
| 7.4.1 建设完善蜂业标准体系 |
| 7.4.2 强化蜂业生产基础条件 |
| 7.4.3 实行适度的养蜂规模化生产 |
| 7.4.4 加强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推广与指导 |
| 7.4.5 针对质量安全热点问题开展相应研究 |
| 7.5 调整市场发展战略实现国内外市场一体化发展 |
| 7.6 小结 |
| 第八章 讨论与结论 |
| 8.1 讨论 |
| 8.1.1 SPS 实施现状与发展趋势 |
| 8.1.2 SPS 措施对中国蜂产品出口影响 |
| 8.1.3 中国对国际 SPS 挑战的应对 |
| 8.2 研究结论 |
| 8.3 主要创新点 |
| 8.4 下一步研究需要探讨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WTO环境下的中国农业行业协会（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大麦进口增长的原因、冲击及贸易政策研究[D]. 龚谨.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01)
- [2]大麦进口对中国大麦产业的影响研究[D]. 谭琳元.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01)
- [3]东盟对华保障措施的原因及福利效应研究[D]. 侯菁. 广西大学, 2020(07)
- [4]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国际比较[D]. 孙铭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5]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D]. 李其成.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6]《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D]. 付正.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7]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 ——基于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D]. 李亚茹. 西南财经大学, 2018(02)
- [8]农产品出口贸易对农业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D]. 刘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8(03)
- [9]国际贸易中的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研究 ——以美欧转基因食品贸易争端为切入点[D]. 刘婷.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3)
- [10]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对中国蜂产品出口影响研究[D]. 戚亚梅.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