恪守学术道德，反对学术腐败，弘扬专业精神

一、遵守学术道德 反对学术腐败 提倡敬业精神（论文文献综述）

孟复^[1]（2020）在《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文中认为反腐从来不是新鲜的话题,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自建立开始,腐败问题就如影随形。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有着名论断:“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进入21世纪,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大力发展经济,随之而来的多元价值观和不同文化潮流也带来了腐朽文化的侵蚀,加上社会转型期各类矛盾凸显,腐败问题日益严重,中国共产党一向高度重视腐败问题,始终将反腐倡廉作为党内重要工作持续推进。然而我们发现,当前腐败问题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如:年轻化、高学历化、形式多样化,尤其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是大学生作为非公共权力掌握者,也表现出了一些“微腐败”行为,腐败问题不再是“成年人”或“官员”的“专有”之事。进入新时代,中国到达新的历史方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落在年轻一代身上。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必然将逐步走向社会,走向职场,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成为各级各类的领导者。加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升他们的廉洁意识,帮助他们系好从业的“第一粒扣子”,意义重大。大学生廉洁教育作为国家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延伸、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极具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论文根据“理论阐释——历史考察——现实审视——境外借鉴——总体思路——具体路径”的脉络,分六章对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从诠释廉洁、廉政的含义入手,进而阐述了廉洁教育和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内涵和特点:大学生廉洁教育是指主要由高校对大学生开展的一项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实践活动,其目的在于培养大学生的廉洁意识和廉洁技能,增强拒腐防变的理念和能力,逐步形成廉洁自律、爱岗敬业的职业观念等。大学生廉洁教育具有“与时代发展紧密相关、与大学生自身发展和需求密切相关、教育方法更加多元化、教育效果可量化”等特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廉洁教育的理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廉洁教育的论述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关于廉政教育的思想,为新时代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历史发展和基本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是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的基础。1949年到1976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高校思想理论教育课程的逐步确立给大学生廉洁教育带来机遇,实事求是的学风建设给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土壤,重视社会劳动、实践活动的开展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了实验场地;1976年到2005年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高校主要通过思想品德课（思想理论教育课）积极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着作活动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通过公民道德教育推动大学生廉洁教育;2005年至2012年为第三个阶段,该时期以党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为标志,明确要求高校积极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大学生廉洁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12年至今为第四个阶段,该时期以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为标志,以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课程思政的开展等推动大学生廉洁教育,大学生廉洁教育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总结四个阶段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基本经验: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指导,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领导,三是坚持优秀传统文化中廉洁教育的思想弘扬继承,四是坚持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就大学生廉洁教育相关问题对不同高校师生的调研是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的重要环节。基于对东中西部10所不同办学层次的高校1030份有效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以及35份访谈记录整理,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取得的成效主要体现为:大学生廉洁教育认同度有所加强、廉洁意识有了一定提升、整体上初见成效。但与此同时,大学生廉洁教育还存在队伍建设不到位、教育内容不完善、教育方法不丰富、大学生廉洁实践知行不统一等问题。存在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对大学生廉洁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价值多元文化和网络环境的持续影响以及有效的教育合力尚未形成。大学生廉洁教育可以借鉴国外和我国香港特区开展廉洁教育的一些好的做法和形式。通过课程教学培育廉洁意识,通过实践活动养成廉洁习惯,通过文化氛围引导廉洁观念。政府和社会为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开展提供条件、营造环境:政府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良好的实践基地,法治社会为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良好的培育土壤。国外和香港对我国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最突出启示是:“强化廉洁教育的立体化渗透、强化政府在廉洁教育中的组织引领、强化社区教育模式的积极探索”。新时代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长时期的努力,一点一滴的扎实开展、推进。为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本文提出了“增强廉洁认知、提升廉洁认同、树立廉洁观念、践行廉洁行为”的教育目标;“方向性和学理性相统一、认知和践行相统一、灌输教育与双向互动相结合、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原则;并试从主体构建、组织机制、保障机制和评价机制四个层面论述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机制的构建。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要以提升教育实效性为最终目的。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要从完善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内容、创新廉洁教育的方法和优化廉洁教育环境三个维度推进。从马恩经典作家的经典理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的新理论中汲取营养,逐步完善廉洁教育的内容;从课堂廉洁教育、实践廉洁教育、网络廉洁教育等方面创新廉洁教育的方法;从社会环境、校园环境、网络环境和家庭环境四个方面优化廉洁教育环境,最终形成育人合力。

杨娴^[2]（2020）在《高校教师学术腐败治理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校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太多利益纠葛、氛围相对纯净的地方。随着社会发展,国内高校教师学术腐败问题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抄袭剽窃他人成果,实验数据作假或作伪注,权学、钱学与学色交易,一稿多投或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等学术腐败现象频发。这种现象既损坏了高等学校在社会大众心中的神圣形象,也破坏了高校良好的学习、科研环境;既不利于高校教师个人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我国高校学术研究和科研创新的持续健康发展。所以,高校教师学术腐败这一课题的理论研究,对于高校健康发展与建设创新型国家都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本论文首先介绍了高校教师学术腐败治理的背景及其意义,对相关高校教师学术腐败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述评;其次,对腐败、学术腐败、高校教师学术腐败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同时提出了本文研究的理论体系和内容;接着,以江西省高校教师学术腐败为例,分析了江西省高校教师学术腐败的现状,阐述了其危害;然后,从社会、学校和个人这三个方面对江西省高校教师学术腐败滋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随后,借鉴了美国、欧洲和亚洲的高校教师学术腐败治理的经验;最后,从微观层面的高校教师自身修养,中观层面的高校自身学术制度和学术文化建设,以及宏观层面的国家高校学术法规和政策环境这三个方面,提出了治理高校教师学术腐败的对策。

霍登煌^[3]（2020）在《当代高校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高校研究生在学期间,不仅要接受理论知识,而且要完成一定的学术科研任务,而在此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学术失范、学术不端等行为,终其原因,与高校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的有效性密切相关。尽管教育部等部门先后出台并实施了相关准则,但尚未能从根源上制止此类行为的发生。自2006年科技部颁发《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的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之后,学界对“学术及学术道德”的研究逐步增多,研究对象涉及各个领域,对研究生群体的学术道德研究较多,且零散,不够系统,但是,以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为视角的研究较少,且系统性的学术成果不够显着。所以,本文将从当代高校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的视角出发,从四部分对该研究进行论述。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阐释了本文研究的缘起,从关于学术道德概念的研究、关于违反学术道德行为的归因研究、关于学术道德教育的路径研究三方面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归类,对目前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简要评析,在此基础上,对“学术”、“道德”以及“学术道德”相关概念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对易混淆的“学术失范”、“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进行了对比区分。第二章为当代高校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的相关概述。这一部分在第一章第三节内容的基础上,阐释了高校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的内涵,并总结概括了高校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的4项主要内容,即学术精神教育、学术规范教育、学术责任教育以及学术创新教育。与此同时,提出高校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中应该实现3项主要目标、按照2项基本要求、遵循3项主要原则,即实现“培养学术认同和契约精神”、“获得学术动机和情感体验”以及“训练经验智力和反省智力”的目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实现“针对不同层次的主体进行分层施策”和“分3个阶段展开教育引导”的要求;遵循“坚持道德自律与道德他律相结合”、“坚持德育理论与德育实践模式创新相结合”、“坚持正强化与负强化相结合”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加强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会产生4大影响,即有利于为研究生的学术活动提供规范化指导、有利于为研究生提供学术道德判断和选择的正确导向、有利于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精神以及有利于进一步净化学术生态环境。第三章为当代高校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现状实证分析。为了进一步揭开当代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现状的神秘面纱,此次研究以西安部分高校为例,采用“线上问卷调查”与“线下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综合实证研究,并对调查结果和访谈实录进行了筛选分析,指出了当前高校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中存在的3大问题,即“学术道德认知高度不够与意识不强并存”、“学术道德情感总体较强与意志不坚定存在矛盾”以及“学术道德信仰和崇高学术追求的缺失”。同时,总结出面临问题的4大成因,即:“研究生对学术道德规范的内在需求不强”、“学术道德教育的方式和方法创新不足”、“学术道德评价不科学与执行效能发挥乏力”以及“社会不良风气对学术生态环境的冲击”。第四章为当代高校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优化的四个维度。从自身、导师、高校、环境四个方面提出全方位加强高校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的“四维”策略。自身维度:强化研究生主观认知;导师维度:发挥导师的引导和示范作用;高校维度:制定合理务实的学术机制;环境维度:营造良好的学术科研氛围。力求从多维度对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出行之有效的提升策略。

赖雪梅^[4]（2019）在《“基础”课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的教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05方案”实施以来,“基础”课将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为一门课程,然而实际教学效果与“方案”拟定的初衷存在一定的差距,针对这个现象,为解除“基础”课教师对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于一门课中认知上的困惑,促进教材到教学的有效转化,本文探究了“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于一体的学理、历史和现实依据,剖析了“基础”课教学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两张皮”现象,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系统设计“基础”课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的教学体系,并以此进行实践验证。从理论层面而言,把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整合于“基础”课当中,不仅是因为大学生的全面发展需要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的有机融合,更是因为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学理上的联系,这是促成“基础”课诞生的最根本的缘由。中国从古代到现代社会治理中的德治与法治从未分离的实践,进一步验证了“基础”课将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为一体的合法性。系统梳理和澄清“基础”课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学理、历史和现实依据,有助于提升“基础”课的理论深度,增强课程学术魅力。从现实层面而言,基于前述对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学理、历史和现实的考证,针对当前“基础”课教学中存在的“两张皮”现象,提出系统的教学实施建议,全方位推进“基础”课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到教学考核的立体化改革,力促教材体系到教学体系的科学转化,真正实现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有机融合。研究内容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研究的缘起、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习近平主席对青年人提出了“立德树人,德法兼修”的要求,中宣部“05方案”设计的“基础”课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帮助学生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但是,“基础”课的教学实施现状与“方案”拟定的初衷存在很大差距:一线教师对“基础”课诞生和实施产生了巨大的困惑,不能很好地理解“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通性,因而在教学中出现了将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分而治之”的“两张皮”现象。为了帮助一线教师打通对“基础”课学理认知上的困惑,使其认识到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价值趋同性、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一致性,学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但不够系统和深入,且对“基础”一线教师的困惑不具有针对性,因此,本文直接探究“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于一体的学理、历史和现实依据,剖析“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实施现状及其成因,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系统设计“基础”课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的教学路径,并进行实践验证,希望借此帮助“基础”课一线教师解除学理困惑,为增强“基础”课教育教学实效性提供方法和途径上的借鉴。第二部分,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这一部分首先对“基础”课、“德育”、“道德教育”、“法治教育”、“法制教育”这几个关键词语进行阐释和界定。在继承和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理论渊源进行探索。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同源性、同质性、价值趋同性和互补性差异的理论是“基础”课将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在一门课程中的内在学理依据。西方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理论为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有机融合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参考。中国德法相济的历史传统形成了“明德慎罚”、“德主刑辅、礼法合治”等德法融合的思想也为“基础”课的产生和发展也起到重要的理论奠基作用。这部分研究将为实现“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有机融合提供坚实的理论和历史基础。第三部分,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现实需要及其维度。从现实来看,道德与法律作为观念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意识形态,它们的产生和发展都建立共同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的现实基础之上。“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结合正是中国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理念与实践在教育领域的体现。此部分的深度分析有助于巩固和加强一线教师对“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合建立有效的认同感。第四部分,“基础”课教学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现状分析。承担“基础”课教学的一线教师由于学科背景的差异和教学的惯性导致他们对“基础”课诞生和实施产生巨大的困惑,不能很好地理解“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通性,在教学中不能将“05方案”的指导精神贯彻到位,从而出现了将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分而治之”的“两张皮”现象,体现在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到教学考核的诸多方面。唯有透析“基础”课教学“两张皮”问题及其成因,才能找到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第五部分,“基础”课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的教学改进对策与实践。本部分是论文的核心,也是课题创新价值的集中所在。基于前述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学理、历史和现实依据的考察和分析,针对当前“基础”课教学当中存在的“两张皮”问题及其成因,提出系统的实施建议,并进行实践验证,全方位推进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到教学考核的立体化改革,力促“基础”课教材体系到教学体系的科学转化,实现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有机融合。

王海霞^[5]（2019）在《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保证、价值引领和精神支撑;它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结晶和升华,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坚实的实践基础。首先,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汲取了中国优秀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理论、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以及我国历代党的领导人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精髓要义,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其次,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经验教训和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实践经验、科学回答为什么加强和怎样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等实践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论,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是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解决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问题、探求意识形态教育规律的过程中,对我国意识形态教育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原则、方针、内容、途径、方法等进行客观认识和安排部署的理论成果,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习近平作为主要创立者,对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的形成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教育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维护党和国家政治稳定大局的根本要求,具有固本铸魂的重要作用;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目标,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根本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他还针对党员干部、学生、农民、军人等不同人群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意识形态教育具体目标;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习近平提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并提出“四个讲清楚”、“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坚定“四个自信”等意识形态教育具体任务;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方针,习近平提出,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方针是四个“服务”,即“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原则,习近平主要提出了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持以正面宣传教育为主、坚守意识形态教育阵地、遵循意识形态教育规律、坚持改革创新、注重实效等原则。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习近平认为,意识形态教育主要包括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党史国史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方法,习近平倡导并使用了宣传教育法、舆论斗争法、辩证分析法、示范警示法、滴水穿石法等;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途径,习近平主要从宣传教育、制度建设、教育队伍建设、重要支撑构筑等方面阐述了意识形态教育的途径,在宣传教育方面,他主张正面宣传教育和舆论斗争相结合、理论教育和实践活动相结合、集中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教育和分层分类教育相结合、教育“软约束”和制度“硬措施”相结合等,在制度建设方面,他主张建立健全宣传教育体制机制、网络意识形态教育制度、意识形态教育实践活动长效机制、意识形态教育相关法规等,在教育队伍建设方面,他主张选拔和任用优秀教育人才、加强教育队伍培训和管理、增强教育者自我教育能力、加大对教育者的考核激励力度等,在重要支撑构筑方面,他分别从话语支撑、理论支撑、文艺支撑、环境支撑等方面构建起了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的支撑体系。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具有丰富意蕴、重要价值和鲜明特征。首先,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蕴含丰富的哲学意蕴,体现了深邃的哲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并主张寓言于教,在形象生动的话语隐喻中彰显意识形态教育功能;其次,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要价值,在理论方面,它继承了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在实践方面,它为促进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提供行动指南,为解决意识形态教育问题提供科学方法,为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创新提供方向指引;最后,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尤其是唯物辩证法贯穿始终,使其显示出独特而辩证的特征,实现了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整体性和针对性的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

张俊婷^[6]（2019）在《民国大学教授群体学术特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大学是高层次人才的聚集之地,大学的发展与高层次人才息息相关。正如梅贻琦校长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竺可桢先生也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育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可见,大学教授作为大学的灵魂与核心,主导着高校教学科研的发展方向。即使在民国社会动荡、政治腐败、经济凋零的时期,民国大学教授群体中也不乏出现了很多文人志士,涌现了一大批学术大师,创造出了丰厚的学术成果,奠定了我国学术发展的基础。而这些民国大学教授群体之所以至今被人书写和歌颂,主要在于他们身上的学术精神风貌感召后人,集中表现在民国大学教授群体的学术特征,依旧有很大的学术研究价值,这就有必要我们以史为鉴、以史为证,探寻民国大学教授群体的学术特征,推动当前大学教授群体的发展。因此,本文运用文献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在界定大学、教授与学术特征概念的基础上,从大学的本质、大学的属性、大学的使命角度去分析教授的学术使命与责任,阐述大学与教授、大学学术组织与教授学术特征之间的关系。其次,概况和归纳了民国大学教授群体的两个来源及形成发展的三个阶段。最后,从学术视角归纳出民国大学教授群体的学术特征:一是学问渊博、博览群书,表现在学贯中西、学参文理、学通古今;二是学术水平卓越、视野开阔,表现在学术成果突出、学术思想先进;三是学术风格独特、各显其艺,表现在教学内容丰富,研究路径各异,教学和研究方法多样;四是学术道德高尚、学风严谨,表现在遵守学术规范、承担学术责任、开展学术批判。民国大学教授之所以具有上述学术特征,其原因在于:一是教授共同的学术追求和强烈的学术责任,二是大学教授制度的建立和自由的学术氛围,三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和传统文化的熏陶。民国大学教授群体学术特征启示我们,只有提高教授素养、健全大学制度、营造宽松社会环境,才能凸显大学教授的学术水平,呈现大学教授应有的学术特征。

史兆新^[7]（2019）在《科研诚信论》文中认为当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正在快速发展,并由此产生了对社会生活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内在的逻辑而言,我国的科学技术这一良好的发展态势,离不开科研活动积极而有效的推动。并且,科学技术要保持这一强劲的发展势头,从而在世界科技领域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相契合,又离不开科研活动在依循正确方向的前提下进一步充分发挥自身的功能价值。就科学研究的本质而言,其作为以“发现”和“发明”为特质和价值追求的事业,决定了这一活动来不得半点虚假,而应该是一种诚信的事业。然而,就当下中国科研诚信的现状而言,“实然”与“应然”的矛盾冲突乃是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一些科研人员未能在诚信问题上达至一种理性的自觉,甚至失守于最基本的底线,从而在科研活动中屡屡发生践踏诚信的事件。正是基于这一现实,作为源于社会生活,同时又应该对社会生活表达自身积极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自然必须在关注科技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多维影响的基础上,认真思考并积极回应思想政治教育对于科研活动应该如何“作为”这一问题。这不仅为科技发展所必需,同时也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作为对我国的科技发展感情系之一员应尽的责任。在科研诚信的相关要素中,科研本身的特点决定了科研诚信的特点,科学研究独特的内涵和价值取向决定了科研诚信的理念和追求。科研诚信作为科研工作者的行为之应然,具体地包含内在价值精神和外在行为要求两个方面。科研诚信的内在价值精神需要通过外在的规范得以体现,而外在的规范也需要一定的价值体系作为内在的精神。从而,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乃成为科研诚信的两大要素。科研诚信作为一种对科研工作具有“应然”意义的规定,其对于科研工作者、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正是这一价值,决定了科研诚信成为科研工作者应该确立的价值理念和行为遵循的必要性。对于科研工作者而言,科研诚信的价值既表现在有助于科研工作者确立正确的价值理念方面,也表现为可以实现对于科研工作者科研行为的有效规制,还表现在有利于科研工作者良好人格的形成和科研素质的完善等诸多方面。对于科学发展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使科研活动依循正确的发展方向,为科研活动提供持久不竭的动力,有利于科研宗旨的顺利达成。对于社会进步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于社会治理、道德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意义方面。对于科研诚信这种价值的确认有利于提升人们对于科研诚信的自觉,也为科研诚信的达成提供了认知保障。科研诚信目标的达成受制于国家、社会、科研管理者和科研工作者等诸多层面。国家层面因素主要表现为作为全社会共识的价值导向、制度体系的合理性和完善程度、科研诚信制度的执行力和坚持力;社会环境因素主要表现为文化传统、社会舆论、价值观念;科研管理者因素主要表现为科研管理者对科研管理本质和规律的把握程度、能否确立科学的管理理念和具备专业的管理素养和能力;科研工作者因素主要表现为科研动机、德性修养、法律意识、认知和实践能力。如何充分借助和利用上述影响因素中的积极方面,消解或规避其消极影响,无疑将关乎科研诚信目标的达成情况。作为科研工作者应有的行为遵循,科研诚信决不是决策者的任意设定,也并非来自于管理者和理论工作者纯粹的理论推演,其出发点应该是科研诚信的现实状况,这就需要对于我国科研诚信的“镜像”予以准确的把握。当下中国的科研诚信建设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面临着突出的问题。前者主要表现为科研诚信制度化建设有序推进、科研诚信在逐渐成为社会价值共识、科研机构内部诚信管理趋向规范、科研诚信建设外部环境明显改善等方面。后者则主要表现为科研不端行为时有发生、科研诚信治理效果欠佳、崇尚诚信的科研风气尚未完全形成等方面。科研诚信作为全社会寄予科研领域的美好愿景,其实现有赖于自身的合理化走向。由于科研诚信的达成既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又是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逻辑结果,因之,科研诚信的合理化走向就具体地表现为:在确立科研诚信辩证视野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我国传统的诚信思想资源,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科研诚信建设的举措和经验,努力构建科学合理的科研诚信体系。通过制度建设、完善教育和加强宣传等多策并举,构建完善的科研诚信建设机制;通过政府、社会、学校和科研组织的多方联动,以形成推动科研诚信建设的强大合力。

吴永祥^[8]（2018）在《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研究 ——基于马克思能力思想视域》文中提出21世纪的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以人的能力为中心的时代。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不断加剧,共同强化着知识和人才在国力增强和社会繁荣中的关键作用。大学是社会系统的子系统,研究型大学作为大学中的先驱,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中肩负着特殊的责任和使命。教师是大学的生命线,大学是教师的集合体,“大学者,非大楼也,有大师之谓也。”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是促进每位教师自由、全面、创新、和谐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尚未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传统的研究型大学人事制度存在诸多弊端,重“物”轻“人”,重管理控制轻服务激励,一定程度忽视了教师的主体性;存在着“大师”缺乏、教师潜能开发利用效率低、教师流动不合理、竞争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开放协作、全面协调、自主创新、和谐共生的教师发展生态尚未形成。这些都阻滞着研究型大学开展“双一流”建设,束缚着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的深度与广度。基于上述背景和现实思考,论文以马克思能力思想为指导,统领全文,深入探寻马克思能力思想与教师能力建设的内在契合性,尊重规律性,体现时代性,弥补以往相关研究中理论支撑不足的问题。坚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全面省察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的现状、问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坚持理论先导与问题导向相结合,提出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的目标、原则和设计方略。从研究型大学教师的劳动特点、发展需要等出发,从道德素养、学识素养、创新素养、心智潜能等方面建构充满生机活力、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结构要素体系。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的战略路径,实现“供给侧”（研究型大学、政府、社会）与“需求侧”（研究型大学教师）的内、外部互动融合:一方面,从职业生涯规划、职业认同培育、职业压力调适、自我效能感发挥、核心竞争力提升等方面,全程化、多路径建构教师自主发展体系,教师有目的、有意识的开发自身潜能;另一方面,从社会支持系统、学校支持系统、权利保障系统等方面提出了加强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的保障体系,实现以“事”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嬗变。最终,实现需求侧“合理需求”与供给侧“有效供给”的辩证统一,实现教师发展与组织发展的和谐统一。

刘兴璀^[9]（2018）在《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研究》文中指出德育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形式,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在多元主义文化背景之下的美国高校如何造就一批适应技术发展、市场自由、政治民主的高素质人才,这得益于一套行之有效的高校德育方法体系。本文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综合运用文献搜集、访问调查、历史归纳、案例分析以及跨学科研究等方法,对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的历史进程、理论渊源、主要理论、主要方法以及方法的具体实践进行了深入、完整的研讨,力求在真实还原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原则,植根于美国特有的文化状况、政治制度和民族特点,剖析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并对其创新发展的趋势进行推理,以求对我国高校德育方法的发展提供合理借鉴。梳理美国建国以来240年的高校发展历史,其德育教学方法的理论和实践经历了不断的质疑和再质疑的进程,最终形成了多元开放的体系。建国初期美国高校的德育方法继承了殖民地时期9所教派学院的宗教德育方法色彩,但民族国家的独立以及宗教教派的内部分化,单调的宗教方法严重阻碍了统治阶级倡导民主、共和、爱国的道德价值取向,高校德育方法的世俗化改革与宗教德育方法的有限度的调整在不断的冲突、调和中并存。直到19世纪,随着对人的智力的认知、科学的发展,以及实用哲学的出现,德育方法向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世俗主义与宗教主义的论争演变成传授知识与教会技能之间的斗争,基于知识价值的学术性方法、以研究为中心的德育方法和基于实用哲学的经验性方法构成了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科学理性的框架。这种理性方法体系基本满足了美国精英化高等教育的需要。二战以后美国高等教育迅速大众化、普及化,大学生更多地追求以生活为目的的教育,高校德育方法领域的正规方法逐渐弱化,高校德育效果降低,乃至发生学生运动,直到70年代高等教育领域开始进行道德的反思,力图恢复和重建高校德育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后,高等教育特色化、国际化、市场化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等的发展,任何一种主导的德育方法理论或实践都难以满足需要,多元开放的高校德育方法体系逐渐形成并不断更新,展现了一个高效运行的高校德育方法领域。在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由主义、实用主义、人本主义理论不同程度上为美国高校德育方法奠定了思想基础。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指导,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支撑着每一历史时期高校德育方法变革的主导;人本主义从人的存在出发,阐释人的道德发展与教育的关系,体现人在道德以及道德教育中的主体性,提供了高校德育方法构建的人性论基础;而实用主义作为美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强调经验主义的立场、自然主义的原则、工具主义的价值,奠定了德育的实用价值取向。在这三种理论来源基础之上,美国高校德育领域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德育方法理论流派。比较典型的就是全面主义德育方法理论、人本主义德育方法理论和德目主义德育方法理论流派,这些流派内部又涌现了各具特征的理论派别,代表了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德育方法理论发展的特征。如进步德育方法理论将德育教学与社区、事务、服务和活动联系起来,拓展了德育方法的覆盖面,也有效解决解决了道德与现实的冲突;认知发展德育方法理论强调“道德两难问题”、“公正团体”等德育方法,肯定了人自身的思维发展对道德发展的影响;价值澄清德育方法理论致力于“评价”和“价值澄清”过程,通过价值教育活动策略以及具体操作方式的设计,澄清个人的道德价值观。这是三种德育方法理论立足于全面主义德育的立场,是杜威实用主义德育方法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存在主义德育方法理论积极倡导个人的存在和个人的自由选择,鼓励学生在道德学习中要发扬个性,通过学生自我的积极探讨来获取道德知识和道德行为的准则;关怀德育方法理论强调建立在“关怀”基础上开展德育教学,这两种德育方法理论充分显示了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理论坚持人本主义的德育理念。理性为本的德育方法理论则强调知识路径的德育教学;完善人格德育方法理论强调将完善人格的要素作为内容进行传授,体现了德目主义德育方法理论的显着特点。美国高校德育方法恢复和重建的效果就是涌现了大量的高校德育方法主张,用以指导和变革高校德育具体方法的实施,尤其是近40年以来,美国高校德育专家和倡导者一直积极探索指导有效德育教学的方法,也探索出了众多的成果。例如在高校德育课堂直接教学方法方面,有道德问题论证法、探究教学法、理解性教学法、批判教学法、多元文化教学法等;在高校德育的间接学习法方面,有服务-学习法、联通主义学习法、分散式学习法、科研规范结构等;还有以大学校长为代表的倡导者提出的整合教学方法,如宽阔学习经验法、整合的学术法、跨学科学习法以及科研-教学-学习联合体等。这些有关高校德育方法的主张,不仅深化了人们对高校德育功能的认识,而且确立了方法在高校德育中的地位,为开展丰富多彩的高校德育活动提供了方法指导。理论付诸实践,不仅能够检验理论的科学性,而且能够真正促进目标的实现。在高校德育方法主张下的高校德育方法的具体实践形式是实现高校德育目标的关键。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的实践形式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各高校德育方法呈现各具特色、多彩缤纷的局面。但总体上离不开以讨论、讲授、渗透为主的课堂教学方法和以网络、科研、服务体验、文化熏陶为主的日常德育方法两种形式。每一种方法都在不同的高校中体现为不同的形态,如讨论法中有新生研讨会、小班讨论、大班分组讨论;讲授包括互动式讲授、办公室时间、校园励志演讲等;渗透教学方法包括“课程串”、跨学科课程等;网络育德法如计算机辅助教学、开放课程、MOOC等;科研育德法如伦理研究、研究伦理、绿色实验室运动、学术诚信教育等;实践育德法包括慈善服务、周末活动等;校园文化育德法如关怀社区、宗教文化、海外游学等,由此体现了美国高校德育方法多元开放的特征。通过对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的系统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美国高校德育方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仅形成了全面的德育方法体系,形成开放多样的德育方法实践模式,而且注重采用最新技术更新方法系统,保持其先进性;同时,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的多样性又容易导致相互之间的冲突,方法发展存在过于理想化的弊端,忽视了其在具体实践中可能产生反面道德影响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在批判借鉴的基础上,立足我国高校德育方法的缺陷,积极构建高校大德育课堂,融合直接德育课、德育渗透课以及各种跨学科德育课,推进我国高校教学-科研-实践相结合,引进和开发新技术型德育方法等,促进我国高校德育方法的变革。

赵癸萍^[10]（2017）在《大学生学风教育研究》文中提出学风是学习、治学和研究过程中形成的风气和氛围,包括学习风气、治学风气和学术风气。学风的内核是蕴藏在学习中的价值观念与价值追求,学风的外显是人们学习的精神风貌、行为规范和群体氛围。学风弥漫于大学生学习全过程,对大学生个体和群体的行为方式、思想认识和精神面貌都有重要作用。开展大学生学风教育,是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增强大学德育实效、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优化当前社会风气的共同需要,具有丰富的理论意义和迫切的现实意义。学风产生于学习过程之中,与教师的教风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组成学校校风的两大核心构成。大学生学风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学风建设的交叉与融合,与学风建设在思维取向、实施主体和衡量方法方面存在差异,可适度区分。探究大学生学风教育的本质,须沿着学习、大学生学风和大学生学风教育的思维脉络,层层深入、多维探查。学习的本质观呈现知识习得、意义建构、社会融入和全面发展四个方面。大学生学风的本质,从不同角度归结为学习的氛围、学术的文化和学习的价值三层本质。从不同视角看,大学生学风教育在行为层面是学习行为的规范,在环境层面是学习氛围的营造,在学术层面是学术文化的传承,在精神层面是学习价值的引领,呈现出多维本质,具有导向性、建构性、自主性、互动性、养成性、潜隐性和群体性特征。大学生学风教育具备深厚的思想资源。中国古代学风教育思想讲求自强不息、勤勉治学、学思结合、诚信笃实和学以致用风气,从传统文化脉络框定了学风教育的部分核心内容,也铸就了我国古代崇尚学习者勤奋刻苦、克服一切困难的主导旨趣,对学习兴趣的启发、学习热情的培养关注不太多。现代西方的学风教育理论中,人本主义学习理论以学生为中心,讲求在轻松自由的氛围中推动学习者的自我实现;社会学习教育理论秉持交互决定论思想,高度强调观察学习和自我效能感培养,并探讨学习道德的自我开脱;终身学习教育理论将学习作为生存的基本手段,倡导终身学习思想和建设学习社会;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关注学习者原有认知结构和社会文化环境,提倡协作式学习、情境化学习,都极大扩充了大学生学风教育的教育理念、内容和方法,弥补了我国古代学风教育思想的部分缺陷。马克思主义学风教育理论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事求是和注重解放思想,奠定了大学生学风教育的指导思想和核心原则,构成了大学生学风教育的支柱性理论。从本研究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大学生学风呈现主流积极向上,但局部问题较为严重的现状。从积极方面看,大学生群体确立了较高远的学习目标,具备较正确的学习认知,对学习诚信遵守较好,具有较端正的学习态度,总体状况积极良好。从消极方面看,部分大学生学习目的功利性明显,学习价值观尚存在偏差,对学习诚信的立场偏轨,学习行为的自律匮乏。总体而言,大学生学风呈现自发性、分化性、失范性和从众性的特征。针对大学生学风的现实状况,各高校积极开展学风教育活动,呈现积极成果与消极问题共存局面。高校不同教育主体高度重视学风教育,但学工队伍、教务管理队伍、教师队伍等不同系统间力量缺乏整合。各高校的大学生学风教育体制机制在逐步建立,但长效机制建设严重不足,制度的执行力不强。学风教育的活动较为丰富,学生总体感受与评价中等偏上,但缺乏对大学生学习内在价值的引领,教育方法难脱呆板陈旧的嫌疑。从内容构成角度看,大学生学风教育的思想内涵极其丰富。依据大学生学风教育的现实状况和全国131所高校学风内容的语义归纳,本研究将大学生学风教育的主要内容,归结为培养大学生的进取之风、诚信之风、严谨之风和创新之风。理想信念教育、社会责任教育、科学发展教育和竞争态势教育是进取学风的主要教育内容。诚信价值教育、诚信品质教育、诚信法制教育和诚信实践教育是诚信学风的主要内容。求是精神教育、科学态度教育和严谨风格教育构成了严谨学风的主要内容。开拓意识教育、创造精神教育和质疑精神教育构成了创新学风的主要内容。大学生进取之风、诚信之风、严谨之风和创新之风的广阔思想内涵,凸显了大学生学风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属性。大学生学风教育的有效推进,主要解决五个方面的问题。从途径拓展看,发挥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和教学相长的主体互动,实现对大学生学习价值的外在启发与内在反思;发挥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的协同一致,实现教育者的力量整合,改善教育力量分散的不良教育现状;通过文化育人、制度育人和实践育人的结合,扩展教育形式和覆盖面;通过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结合,避免学校孤军作战的不良局面。从机制创新看,要建立和健全学业指导机制、学业评价机制、学业激励机制、学业预警机制和学业淘汰机制,建立大学生学风教育的长效机制,增强教育制度的执行力。从教育方法看,可以采用启迪法、示范法、规范法、竞争法和渗透法等多种方法,削弱大学生的抗拒心理,丰富大学生学风教育的方法运用。从环境优化看,大学生学风教育要重点优化宿舍、班级、校园和社会四大区域,提升学风教育与大学生日常生活的相关性和融入度,阻断不良学习思想对大学生的影响,构建良性的学习外部环境。

二、遵守学术道德 反对学术腐败 提倡敬业精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遵守学术道德 反对学术腐败 提倡敬业精神（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高校教师学术腐败治理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当代高校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基础”课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的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民国大学教授群体学术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科研诚信论（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研究 ——基于马克思能力思想视域（论文提纲范文）

（9）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大学生学风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遵守学术道德 反对学术腐败 提倡敬业精神（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D]. 孟复.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2]高校教师学术腐败治理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D]. 杨娴. 南昌大学, 2020(01)
• [3]当代高校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研究[D]. 霍登煌. 陕西科技大学, 2020(02)
• [4]“基础”课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的教学研究[D]. 赖雪梅.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6)
• [5]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研究[D]. 王海霞.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民国大学教授群体学术特征研究[D]. 张俊婷.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1)
• [7]科研诚信论[D]. 史兆新.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8]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研究 ——基于马克思能力思想视域[D]. 吴永祥.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1)
• [9]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研究[D]. 刘兴璀. 武汉大学, 2018(01)
• [10]大学生学风教育研究[D]. 赵癸萍. 武汉大学,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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