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指标难于经济指标——访着名学者陆学义

一、建设小康社会:社会指标难于经济指标——访着名学者陆学艺（论文文献综述）

孟小非^[1]（2019）在《社会预警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最大的风险往往不在于风险自身,而是人们对于风险的无意识和无准备。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与各种社会风险共存共舞的阶段,因此,通过社会预警活动对社会存在与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展开超前性认识,构成了当前哲学认识论,尤其是社会认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社会预警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认识活动,它是人类社会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态的反思性认识,是人类追求在更高程度上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本质性活动。人类实践活动中实践预期与实践结果始终存在着一致与冲突两种可能性,而正是后一种可能性构成了社会风险的存在论之基。社会预警就是通过识别、分析、预测、监测、评估和反馈等一系列认知环节对这一社会风险所展开的超前性认识活动。这一认识活动的特殊性表现为时间向度上的超前性,价值向度上的批判性,认识过程上的复杂性,认识结果上的客观性;这一认识活动的根本功能在于通过划定社会存在与发展的边界,并对其逼近这一边界的可能性和程度进行评估和预测,并以警报的形式反馈给社会,以更好地规范和引导社会良性发展,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根本功能的实现包含着社会现象的认识与评价、社会实践的规范和引导、社会系统的优化与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四个基本层次。从社会预警活动历史演进的角度看,不同时代的社会预警活动映现着不同时代人们的生产方式、活动方式、世界观、认知能力、思维方式等等的差异,而正是这些因素塑造出不同历史时期社会预警活动的独特历史样式。原始社会时期的社会预警活动更多依赖于人们的感性想象能力,形成一种带有浓烈神秘色彩的神灵性预警方式,主要包括通过神话传说进行的社会预警、通过占卜进行的社会预警以及通过宗教禁忌进行的社会预警;农业社会时期的社会预警活动主要依赖于人们的直观经验能力,形成了通过自然经验进行的“天人感应”式社会预警,以及通过社会历史经验进行的“史鉴”式社会预警;工业社会时期的社会预警活动进入了科学化发展的阶段,伴随着理性的觉醒形成了理性思辨式的社会预警,伴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而形成了实证科学式的社会预警;信息社会时期的社会预警活动主要是依赖于现代信息技术而形成的数字化社会预警,具体表现为运用计算机仿真模型和大数据处理技术展开的社会预警活动。从社会预警活动的内在结构来看,社会预警系统就是社会预警主体通过运用特定的方法以及各种物质的、理论的中介工具作用于社会预警客体的动态的认知活动系统。社会预警主体是处在一定历史发展时期、一定社会关系当中的有着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现实的人以及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不同层级的社会组织;社会预警的客体是社会存在与发展过程中所可能出现的各种社会风险;社会预警的中介是被社会预警主体用来对社会预警客体进行识别、评估、监测并发出警报的各种认识工具、手段和方法构成的集合。从社会预警活动的现实发生来看,社会预警活动现实发生的前提既不是某种作为最高存在者的“实体”,也不是意识范围内的某个最高范畴,而是现实的感性实践活动。其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认识活动是一个由多种相互关联的认知环节逐步展开的过程,主要包括发现和辨识各种警兆、明确和判定具体警情、反思和探寻深层警源、划定和确认明确警限、预测和监测动态警势、评估和划分不同警级、反馈和发布梯级警报、决策和生成对应预控方案等具体认知环节。并且在这些认知环节在展开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主要包括:社会预警主体的有限性与社会预警客体的复杂性问题,社会预警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反射性问题,社会预警中的“偶然性”与“自风险性”问题,社会预警活动中关涉的正义问题,社会预警中警报信息社会化面临的信任问题等等。超越社会预警现实发生过程中的认知难题,科学推进社会预警活动既需要完善原有的方法,也需要探索新的方法,但无论是原有方法的改善还是新方法的发现都应该遵循一定的方法论原则,本着“如何做到更科学地社会预警”这一总体目标,这一方法论原则至少应该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现代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与定时研究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事实性研究、价值性研究与实践性研究相结合的原则等。运用业已获得的社会预警的理论认识来反观当前中国社会预警发生的独特境遇,是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的重要环节。这就需要呈现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复杂性与特殊性,揭示其历史进步与现实问题,最后探索其未来发展的对策与方案,以期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过程中推进社会预警理论研究,并为实践方向提供规范与指引。

李卓琦^[2]（2019）在《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些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无法解决,而使其现代化进程陷入停滞的一种状态和困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带来的重大风险,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发展脉络中深入思考和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科学回答了“中国何以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如何更好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形成了一系列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观点和思想主张。可以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既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关系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途命运的一个重大问题。从理论与现实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无疑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系统探讨了习近平关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主要回答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中国为什么必须而且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二是关于中国怎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跨越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三是关于研究习近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思路的重大意义。本研究以问题为导向,从发展的实际情况入手,整体研究框架从问题剖析、理论阐释、解决路径、未来展望、重大意义五个层面具体展开。绪论主要阐明习近平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论述与基本观点,总结了习近平关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思路的主要特点,阐明实施五大发展理念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并对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分析与国际经验及其相关重要概念进行说明。第一章阐述习近平对中国必须而且能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判断和现实依据。分析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发展阶段的趋势性变化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新的战略目标。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不利因素主要是传统增长方式转型困难、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缓慢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失衡,但我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备稳定的国家体制和治理体制,形成了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动力,同时抵御风险的能力逐步增强,这是我国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和优势。从发展进程和发展要求看,中国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的基本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从发展大国走向发展强国的必要前提。第二章到第六章针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不同矛盾和困境,全面深入地阐述并分析习近平关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新发展理念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践路径,体现了习近平对中国如何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基本思路的主体内容和基本方式。一是关于通过深入推进创新发展以增强核心竞争力而解决发展质量不高和动力不足的思路和对策问题。二是关于通过推进协调发展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思路与对策问题。三是关于通过实行绿色发展来破解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的思路和对策问题。四是关于通过坚定不移走开放发展之路避免封闭僵化的思路和对策问题。五是关于通过共享发展以破解发展不公和贫富悬殊的思路和对策问题。第七章探讨了习近平关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继续发展以基本实现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本思路。主要分析未来30年的国际国内发展形势,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的发展阶段、发展方向和最终目标论述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如何更好发展的问题。结语部分阐述了对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思路的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阐明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观点和思想主张,既是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科学指引,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途径。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与当前中国发展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新成果。在这一正确理论的指导下,开辟了一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顺利实现现代化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图景。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本观点和思想主张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将对世界现代化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秦妍^[3]（2018）在《我国乡村振兴的目标评价体系构建研究》文中认为古往今来,民富则国安,民强则国盛。乡村振兴是同农民基本权利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乡村发展愿景,是基于新中国乡村建设历史与现实,以乡村未来发展的制高点为纵横参照的凝心聚力的理想目标,表达了千百年来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夙愿和向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经历了从土地改革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演变过程,每一次时代的主题都给农村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土地改革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村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影响,彻底改变了农村原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赋予了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则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奠定了物质基础,乡村振兴战略则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全面发展和超越,其现实关照的是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衰落的现象,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为了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乡村振兴目标评价是在对乡村振兴目标指向清晰明确的基础上,主要回答乡村振兴是否实现以及效果实现得怎么样的问题,回答这一问题,就要构建乡村振兴目标评价指标体系,这是科学地评价乡村振兴的基础。通过运用一定的评价方法,将乡村振兴的目标进行量化,进而对乡村实际发展水平与乡村振兴目标之间的差距作出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分析,使乡村振兴具有可预见性。由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不久,关于乡村振兴评价研究的文献还很鲜见,因此尚存在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作深入的研究。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步走”规划,说明乡村振兴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动态性特征,且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在时间上一致。如果以本世纪中叶为节点,可把乡村振兴的实现分为三个阶段,从当下到2020年-2035年-2050年,通过对每个阶段乡村振兴的实现程度进行评价,就能够清晰地描绘乡村振兴实现过程的行动轨迹,并对实现过程中目标方向的偏离进行校正。全文共分为五章。导论对本论文的研究依据、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主题、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行了阐述,对涉及乡村振兴、“三农”问题及农村发展评价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对自己的研究提出了预期目标。第一章首先对本文涉及到的几个重要概念进行了界定,对乡村振兴的思想来源进行了梳理,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从而构成了本文关于乡村振兴目标评价的逻辑起点。第二章对乡村振兴进行了理论分析,构建了乡村振兴评价的理论模型,分别从目标维度和价值维度对乡村振兴进行评价。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着明确的价值诉求,要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需要和城乡均衡发展的需要。这样的价值诉求贯穿全文,并构成了乡村振兴目标评价的价值标准。第三章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五个维度和2020年、2035年、2050年三个历史节点构建了乡村振兴目标评价指标体系。第四章主要是对评价指标体系的检验和案例分析,对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的乡村分别进行了乡村振兴水平的评估。通过四个具体案例分析,比较评价了当前我国乡村实际发展水平与乡村振兴目标之间存在的差距,进一步验证了我国乡村发展的不平衡性,分析了案例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第五章则是针对前文中案例村存在的问题,就如何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提出了对策建议。最后提出了本文的研究结论,以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对本文研究的思考和总结。

王青平^[4]（2017）在《基层政府民生为本理念养成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倡导“共建共享”话语体系下,贯彻党的民生为本执政理念是基层政府基本的职责。但在实际贯彻落实过程中,一些基层干部基于“理性经济人”逻辑,利用权力优势,奉行疲软、工具主义为表征的“为执行而执行”,甚至以民生改善的正当性为借口,滋生自利行为,从中牟取物质利益,换言之,部分基层政府执行者在执政素养和执政理念之中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为此,论题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场域,围绕基层民生为本理念养成问题,展开较为深入的分析:（1）在研究思路上,依照“问题提出——现状梳理——理论分析——实践考察——路径探讨——深化主题”的逻辑谋篇布局,综合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及多学科知识,将基层政府民生为本理念养成置于民生改善与建设的执行过程进行考察,突出执行纠正偏差的必要性及紧迫性,力图避免空洞、抽象、狭义化的理解。（2）在研究内容上,对基层、基层政府、民生为本等核心概念进行厘定,从结构、学科层面分析了基层政府民生为本理念养成的学理依据。以马克思主义政府学说及公共服务理论为基础,以党对基层干部一以贯之的民生观教育为着力点,按照历史的脉络,概括出不同阶段“求生存”、“盼温饱”、“共建共享”的民生内涵,提出强化基层政府民生为本理念养成的实践依据。从角色定位、责任履行等角度揭示影响因素,并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等解释性变量,从分层与分化的利益博弈等方面剖析造成困境的原因,剖析解决基层政府民生为本理念养成何以必要的现实性问题。从创设民生为重的政治生态、夯实民生保障的长效机制、树立民生为先的责任意识层面,构建解决民生为本理念在基层政府养成何以可为的优化路径。（3）在研究结论上,推动民生为本理念在基层由他律走向自律,打造融行政人格、制度内涵、伦理关怀为一体的基层责任政府,矫正执行中的偏差,提升基层干部自觉为广大民众服务的意识、水平与能力,体现思想政治教育服从和服务于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与目的。（4）在创新点及深化研究方向上,不仅分析现行体制框架下基层政府整体的行为逻辑,更注重基层干部自身内在素养的考察——解决“现有”与“应有”的差距。这一缘于又不局限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视域的过程,是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具体应用与拓展,论证并丰富了基层政府民生为本理念养成这一命题在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中研究的现实意义与学理价值,但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的丰富性及发展过程的与时俱进性,决定了论题的研究必然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袁青^[5]（2017）在《中国城市的阶层空间与社会融合 ——对中部一个特大城市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阶级和阶层分析是社会政治分析的基本内容,也是社会政治分析的基本方法。然而,如何准确划分和识别阶级和阶层本身是一个颇有争论的问题。总的来看,人们对阶级和阶层的划分已经从单一指标发展到多元指标,从经济指标扩展到社会指标,从资源分层进入到消费分层。不过,迄今的阶层分析主要是一种社会政治结构的理论性分析和结构性描述,缺乏对社会阶层生活实态的分析、观察和描述。事实上,无论阶级还是阶层,都生活在现实生活之中,也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阶级和阶层在权力、资源、文化的占有和聚集的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生活空间聚集。同时,空间作为一种客观的、确定性的物质存在,以附着于其上的住房（这一居民生活的最大必需品和消费品）为识别指标,可以实现对社会经济分化的地理识别,并借助于地图得已直观和精准展示,有利于突破以往阶层结构的“理论性存在”和“经验性存在”。此外,空间除了是物质性的存在,也是社会性的存在,是各种物质混杂在其中产生反应的结果。空间聚集和空间分布状态作为社会阶级和阶层结构状况的现实表现,同时反映了阶级和阶层的权力、资源以及文化在一定空间的聚集。就此而言,阶层空间的提出与分析框架的建立,可以将社会经济分化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居住等活动关联起来,探寻阶层聚集、居住分化、社会区隔等产生的制度、资本和社会原因,强化阶层的关系型分析。因此,阶层的空间分析是阶级和阶层分析的拓展和深化,为人们观察和研究阶级和阶层提供了新的视角,开辟了新的途径。本文通过利用网络爬虫技术抓取武汉住房数据（共2738个有效数据）及其相应的地理坐标信息,并借用地理信息系统（GIS）,以武汉地理空间为平面,“小区”地理位置为基点,住房价格为指标,较为直观和系统的揭示和描述了武汉这一中部特大城市的阶层空间分化状况。数据显示:当前的武汉虽然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郊区城市区,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中心聚集特征,不仅市中心的住宅密度远高于远城区,并且上上阶层和中上阶层依然牢牢占据两江沿岸市中心。武汉都市发展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类似于西方工业城市的“中心-边缘”的阶层区隔,而是呈现出不同阶层的空间混居。通过空间插值分析发现未来武汉市中间阶层的空间将继续呈大块状蔓延,同时随着城市空间的拓展,上上阶层将继续以“飞地”形式呈均质的零星片状分布,中下阶层将在入侵演替作用下导致进一步的边缘化和现有片状空间点状化。进一步通过在武汉市选择10个住宅小区（5个阶层,每个阶层2个）进行个案追踪和深度观察,发现虽然目前我们生活的城市中,并没有一种科技人为的将阶层与阶层之间进行物理意义上的完全隔离,然而在公共资源的私有化倾向、公共服务的阶层化发展和小区的封闭性特征影响下,虽然各个阶层都共同生活于同一个城市空间,但各个阶层的居住空间、生活轨迹、运行特点之间却是相互折叠,难以交集的,一个折叠的城市社会在制度区隔中正在形成。在这个越来越讲究私密性和等级化的城市空间中,“话语的失衡”、“互助的缺失”和“不信任的蔓延”无不提醒着我们,虽然“暴力”或“激烈”的空间对抗与反抗在现代城市中还不常见,但在阶层的空间剥夺和挤压下一种极具弱化、侵蚀作用的力量正撕裂着城市价值。在被精英主宰的秩序化空间中,“功利”、“世俗”、“淡漠”同样是现代城市阶层空间的一种社会冲突形式,将城市应有的“聚集”、“活力”与“创新”禁锢其中,阻碍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进一步解放与发展。回顾历史,在过去的100年,武汉城市空间已然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从最初街市制中的经济驱动、垂直和平行于长江自然扩展,到单位制时期在政治调控下的以单位大院为基本单元结构的功能分区,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推动、政治牵引下形成的多中心城市发展的历史变迁中。城市空间聚集形式先后经历了地缘聚集、行业聚集、单位聚集和阶层聚集,与此相伴随发生的还有生产和生活空间的逐步分离,阶层分化的逐步明显,而断裂式的阶层关系也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阶层依附式关系。这提示着我们当城市从生存型状态步入发展型状态时,不仅阶层空间和日常生活正在重构,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新型阶层关系和互动形式也由此产生,弱势阶层的权利觉醒与理性重构奠定了新时期城市发展与转型的新社会基础,并形成了新的时代命题,亟待破题。为此,首先需要建立对阶层的差异存在的正确认知。研究在综合考虑伦理的可能性和现实的可行性基础上,对差异正义的概念内涵与实现基础进行了尝试性解读。认为差异正义植根于社会现实与发展需要之中,它首先要求承认差异性的存在,但同时也谋求社会平等的实现,致力于在自由张扬和正义约束之间平衡社会发展与秩序的关系。针对弱势阶层建立一种兜底的再分配机制,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优先给予最不利地位的那部分人照顾是差异正义实现的必要条件;而谋求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合理分配,建立起抵制资本剥削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差异正义实现的充分条件。并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围绕城市空间的地理聚集,生产空间的边界意识,生活空间的共同体再造和政治空间的共识凝聚的意义与实现条件分别进行了详细阐述,致力于通过阶层空间的开放与融合实现包容性城市的构建。

叶萍^[6]（2017）在《生活质量研究视角下：新疆哈萨克族社会生活变迁实证研究》文中认为众所周知,社会学这门学科从创立之初,便被奥古斯特·孔德分为“社会静力学”与“社会动力学”两个基本门类。此后,诸多社会学家基本遵循与继承了“社会静力学”的研究传统,并将它发扬光大,使其逐渐成为了主流的社会学研究传统。相反地,“社会动力学”因缺少社会学家们的青睐,使它并未得到同步发展,这也形成了研究上的长期“搁浅”状态。直至20世纪中叶,西方世界的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打破了长久以来人们对于“静态”社会的向往,并逐渐推动社会学界形成了以研究“社会变迁”为重点内容的历史社会学。而近三十年来,整个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场发轫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因其改革效益的不断外溢,扩展到了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等方方面面。因此,吸引了许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他们纷纷加入到对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当中,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着作。但是这些研究中多数只是发现了哪些社会因素正在变化,但对社会变迁的方向是什么、变迁的内外部动力是什么、变迁的动力源是什么等问题并未进行深入的探讨。地处祖国西部边陲的新疆,步入改革的行列虽晚,但也正迎头赶上。生于新疆,成于新疆,见证了这场改革给新疆大地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后,不禁让人对这场变革产生了极为浓厚的研究兴趣。因此,结合新疆多民族的地域特色,本文选取了“新疆哈萨克族”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其近三十年来的社会生活变迁的状况。为了更好地回答新疆哈萨克族的社会生活变迁状况,本文基于社会变迁是为了追寻“幸福生活”这一终极目的,通过建立起“生活状态——生活质量”之间的耦合关系,以借助生活质量的研究视角和具体方法,来对新疆哈萨克族近三十年的社会生活变迁状况进行测量与评析。具体而言:本文从“作为人活着”、“明白地活着”、“体面地活着”和“富足地活着”四种生活状态出发,设计了与之相对应的“生存指数”、“智识指数”、“尊严指数”和“发展指数”四个指数,在四个指数下又设计了十个具体测量领域,并确定了具体指标,以构建起新疆哈萨克族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同时,利用广泛收集的各类统计资料,通过指标体系的具体指标分阶段地侧描了新疆哈萨克族的社会生活变迁的一幅幅壮丽图景,以更好地把握新疆哈萨克族社会生活变迁的基本方向,并就新疆哈萨克族的生活质量与新疆整体的生活质量水平加以对比,以突显变迁的程度。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在三十年的社会变迁历程中,新疆哈萨克族的生活总体质量稳步提升,但各方面略有差异。（2）新疆哈萨克族社会生活变迁并非呈现出单一线条的变迁趋势,其内部愈加复杂,形式越发多样,整个社会生活变迁的运作机制日益复杂。（3）提出新疆哈萨克族的发展需要在遵循“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并重”的基本理念下,要加强顶层设计,构建起多层次的政策支持与保障体系,以此来全面推动哈萨克地区的发展。（4）本文构建起的哈萨克族族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对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生活质量有着借鉴作用。最后,本文基于博士研究期间的个人经历与主观感受,从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构建的多重矛盾、国内生活质量深入研究的方向、社会学者的自觉与社会学想象力等方面展开了反思与讨论,以期推动后续研究的更好开展。总而言之,生活质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健康发展程度的重要价值尺度。在经济新常态和改革步入深水区时,本文的研究或许能为不断改善提高少数民族生活质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覃杏花^[7]（2016）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纵观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解决好农村社会建设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始终高度关注农村社会建设问题。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社会建设实践之中,中国共产党总结和提炼出了一整套较为系统的农村社会建设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之中都包含着丰富的农村社会建设思想。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在此之后,中国共产党把社会建设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形成了“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农村社会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由此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确立,又为农村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注入了新的内涵。从理论渊源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社会之中的农村社会建设思想之中的精华;传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村社会建设思想;也借鉴了国外农村社会建设思想之中的合理成分。同时,对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农村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也进行了借鉴和超越。从现实基础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社会建设是在农村社会发展客观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等领域所取得的丰硕建设成果,为农村社会建设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农村社会建设实践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践行,则对农村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完善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从发展历程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社会建设可以区分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社会建设、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建设、全面开展小康社会建设之后的农村社会建设三个大的阶段。从内容构成要素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社会建设包括农村社会事业建设、农村社会体制和制度建设、农村社会结构建设、农村社会管理、农村社会组织建设等方面;具有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时代性与前瞻性相统一等显着特征。从价值目标来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以改善农村民生为基本目标,致力于追求基本的社会公平,把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社会作为自己的最终价值目标。上述价值目标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具有高度一致性。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想之间存在密切的逻辑互动关系,它不仅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想的完善,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注入了新的内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突出的理论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的时代特色表现在农村社会建设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它把握了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发展主题,并具有广泛的人民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在发展理念、建设方法和建设主体方面都具有创新性。它体现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共享发展的发展理念;采取因地制宜、分阶段逐步推进、统筹兼顾等建设方法;在建设主体上,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充分发挥农村社会组织和广大农民的主体作用。总体而言,我们当前的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没有保持同步发展;农村社会建设更是明显落后于农村经济建设、农村政治建设和农村文化建设。而不断发展的农村社会对农村社会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今后,我们要按照十八大以来党对农村社会建设的总体布局要求来推动农村社会建设实践的发展,对农村社会建设采取倾斜发展策略,守住农村社会事业建设底线,大力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在此基础上促使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不断创新,为早日建成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雄厚的基础。

杨智^[8]（2016）在《全面小康目标下甘肃农村反贫困研究》文中提出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神圣目标。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即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在距离这一时间节点越来越近的关键时期,西部、农村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西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农村则成为难点中的难点。为了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问题,扶贫开发成为当前贫困地区政府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习近平指出:必须时不我待地抓好扶贫开发工作,决不能让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掉队。本文从全面小康建设的要求出发,在梳理小康社会战略思想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关于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一系列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国外关于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力图对以甘肃贫困地区农村为代表的西部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历史、成就、经验、现状、障碍、问题及其精准扶贫、可持续脱贫等关键问题进行全面、深入分析,从而窥斑见豹,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供有益参考。甘肃作为典型的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众多,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区域集中的特征显着,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多年居于全国末位,脱贫难度大,返贫率高,是全国扶贫开发的主战场之一,在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典型代表性。当前,甘肃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主要的困难在于经济发展滞后,特别是人均收入水平偏低。搞好贫困地区农村扶贫开发,对于提高全省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水平具有重大意义。为了全面、科学认识甘肃贫困地区农村的贫困问题,找到科学的破解路径,我们需要对有关基础理论进行梳理和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关于贫困、农村、农业、农民、城乡关系等科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农村贫困和发展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方法指引。国内外诸多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角度直接研究贫困问题的理论成果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借鉴。本文梳理、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村发展与城乡关系的思想、列宁关于农村建设的思想、毛泽东关于农村建设与城乡关系的思想、邓小平小康社会建设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十八大以来党的“三农”问题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精准扶贫战略等,汲取了如冈纳?缪尔达尔、西奥多?舒尔茨、阿玛蒂亚?森等国外学者关于贫困问题的重要学术观点,以期为科学分析甘肃贫困地区农村的扶贫开发夯实理论基础。同时,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如美国的“向贫困挑战”计划、巴西的“发展极”开发试验、孟加拉格莱米乡村银行小额信贷等国外扶贫开发成功实践经验,为推进甘肃扶贫开发提供经验借鉴。今天的扶贫开发是过去扶贫开发思路和实践的延伸和发展。本文在回顾甘肃自20世纪80年代“两西”建设以来的扶贫开发思路和实践的基础上,分析了主要的扶贫开发措施及其扶贫开发取得成就和经验。在30多年的扶贫开发中,甘肃形成的“甘肃经验”以及如“甘肃精神”、“五苦精神”等精神财富,对进一步提升扶贫开发事业具有重大奠基意义。历经30年大规模扶贫开发,甘肃贫困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显着成绩。甘肃人民在扶贫开发实践中探索出的诸多有效举措为全国扶贫开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并在全世界扶贫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甘肃为全人类做出的重大贡献。贫困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外在表现和形成原因具有多元复合性特征。贫困不仅在于经济收入不足,更体现在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实质是整个社会现代发展滞后。我们不能就贫困来论贫困,应在“三农”问题和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大视野来认识农村贫困。对于甘肃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而言,农村贫困在地域和人口两个方面都有突出表现。从区域角度看,贫困是地理资本贫困、基础设施贫困、社会服务贫困、历史基础贫困、生产能力贫困、经营管理贫困、社会治理贫困、风俗习惯贫困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在快速城镇化和家庭小规模农业比较经济效益不断下降的影响下,贫困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日益加深,“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相伴而生,贫困农村“空心化”不断加重,其自我发展能力不断弱化。从人口角度看,其贫困主要在于文化素质、家庭负担、身体健康、思想观念等方面的不足,然而各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各不相同,发展需要也千差万别。扶贫开发虽历经多年,政府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扶贫开发政策体系本身也面临诸多内在矛盾和实施难题。扶贫与开发、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投入与需求等内在矛盾和资金缺口大、社会参与不够、资源整合不足等突出问题深刻制约着扶贫开发的进一步发展。促进甘肃农村扶贫开发事业进一步发展,加快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步伐,我们客观上需要进一步汇聚社会力量,聚焦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瞄准主要制约瓶颈,有针对性采取差异化帮扶措施;同时,需要从发展目标、动力、环境、路径、保障等方面全方位、多层次完善扶贫开发措施体系,在进一步增加投入的同时完善体制机制,拓展发展路径,激发内生动力。

王帆宇^[9]（2016）在《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正面临持续恶化大背景下,我国的生态状况也不容乐观。我国的环境问题是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推进逐步呈现的,并且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急速的社会转型时期,其广度、深度和难度前所未有。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生态文明不是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的外生变量,而是贯穿于经济社会建设全过程的内生变量。所以,从社会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中考察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并在社会转型进程中探讨这一问题的破解之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来探讨我国环境问题的。本文坚持以教育学、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经济学和法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从规范和实证相统一的维度,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逻辑,详尽诠释了我国新时期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本质关系,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相关问题的破解之道。本文着重围绕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问题展开系统论述,共包括以下几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涉及到该论文的研究缘由及其研究意义,综述了社会转型进程中国内外对生态文明研究现状与述评,交代了论文的研究方法、结构框架、可能的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等。第二部分从辨析生态文明的基本概念入手,对生态文明的内涵、特征等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过程,最后得出结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人类要摆脱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态危机,必须实现文明观的生态转型,走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首先对社会转型及其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些基础性理论进行了阐述,然后从系统论的视角分析了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一般关系。通过对此关系理论的阐述,为整个文本的研究铺垫了理论基础。第四部分主要围绕新时期我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困顿展开。这些成就主要包括:节能减排初见成效;双边与多边生态国际合作不断迈出新步伐;绿色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不断取得新突破;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巨大进展。同时,文章也对新时期社会转型进程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困顿进行了归纳,包括资源短缺日趋严重,环境污染日益加剧,自然生态破坏日益加剧等。此外,本文还在遵循辩证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对诱发新时期社会转型进程中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总结。这些因素不仅有其自然原因,亦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而更多地表现为社会因素,而社会原因既表现为制度上的缺失,也表现为人类观念认识上的局限等。第五部分主要对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理论进行阐释,包括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初始背景、目标指向、进程与特征等。在此基础上,分别从高效率的价值取向、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不断完善的市场法律法规等三个角度阐述了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对生态文明带来的正面效应。与此同时,文章也从市场失灵所引发的环境外部性、“经济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倾向,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等几个方面就经济市场化转型给生态文明带来的负面效益进行了把握。第六部分侧重于从新时期中国政治转型对我国的生态文明的建设带来影响的角度展开论述。在这一部分中,笔者首先对政治转型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然后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嬗变、“全能型”政府裂变、从免责行政到责任行政转变等三个视角进行切入,比较详尽地论述了新时期中国政治转型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不同影响。第七部分通过回顾中国文化转型的历程,概括出了新时期中国文化转型的实质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表征,并具体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转型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影响。笔者对这种影响的阐述主要围绕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自我文化意识的提升、法律至上理念的逐渐生成、契约文化精神的生成等四点展开。第八部分主要是在阐述生态文明建设之主体和原则等理论维度基础上,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个层面就社会转型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入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

魏玉梅^[10]（2016）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下中国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是反映社会公平的风向标,高等教育肩负了调节社会利益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既是一个教育问题,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没有“教育小康”,也就难有“社会小康”,没有“西部小康”,更难有“全国小康”。因此,西部高等教育公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具有战略性地位及价值,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动力与途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与要求,体现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水平与标志。人民群众享有受教育机会的充分程度是反映社会公平和“五位一体”建设水平最重要的标志,只有在西部高等教育公平的动力驱动下,才能真正促进社会公平,最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本研究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理论,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指导思想和研究背景,以马克思主义教育公平观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公平思想为红线,以中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问题为研究对象,基于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视角,釆取思辨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相协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横向与纵向比较研究相结合等方法,对我国对我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现状与问题、成因及对策进行了深入探讨。本研究主要包括六章内容。导论部分主要对选题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研究重点、创新点以及拟解决的问题等逐一做了阐述,同时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为其后各篇章的研究做好理论准备。第一章是基本理论部分,主要围绕核心概念、相关理论基础以及研究视角三方面进行了阐述。包括界定核心概念、明确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衡量指标、介绍本研究选择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资本视角的缘由、明确每种资本视角的考察维度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基本观点。本章同时还继承和扬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选择了较有代表性、解释力和适切性的相关理论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公平观与教育观、正义论、文化再生产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能够为本研究能够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每种理论基础来源、对本研究的启示以及与本研究的契合性进行了介绍。第二章主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教育公平理念的发展脉络。本章从教育公平理念的源头——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公平观入手,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教育公平理念继承与发展的成果——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公平思想,最后立足于教育公平理念的最新理论平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阐述了新时期教育公平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意义,认为促进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既是高等教育事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规定。第三章阐述了我国西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挑战。本章对西部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与东部、中部、东北部三个区域以及西部地区内部三方面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进行了比较,分析了西部地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与发展的不平衡现状。同时,从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小康社会的发展差距、西部地区与东中部经济与教育发展差距两大方面着手,揭示了西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困境和障碍。认为西部地区要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胜利,必须要清晰地认识到西部高等教育公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战略地位,要明确西部高等教育公平之于全面小康社会的当代价值。第四章是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现状分析及问题揭示部分。本章为论文的主干环节,主要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基于全面小康社会的大背景,对我国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状况进行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视角的详细考察,探讨了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现状,揭示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公问题之所在。首先,分别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校在校生人数、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高校招生计划、录取分数线、高校区域布局和区域经济水平等几个维度分析了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总体现状,揭示了西部与东部发达省区之间存在的公平差距事实。其次,分别从不同家庭子女在各类高校中的分布、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以及专业选择的差异状况三个主要方面,揭示了占有不同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家庭的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方面存在的较大差距。第五章是对我国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问题进行归因分析,是论文的主干部分之一。本章主要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总结和归纳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导致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公的内在机理,并构建了三种资本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作用机制模型。分别从宏观原因和微观原因两大方面进行了归因分析,宏观原因主要表现为三方面:教育政策与管理体制之弊为直接性原因;招考制度“城市化倾向”之偏为主导性原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困为发展性原因。微观原因主要表现为三方面:经济资本对获取高等教育机会的客观限制;社会资本对获取高等教育机会的潜在压力;文化资本对获取高等教育机会的文化干预。在归因分析基础上,本章将三种资本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作用机制确定为直接作用机制和间接作用机制两大方面。第六章是我国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对策体系构建部分,是本文的落脚点和重点。基于所揭示的问题,笔者提出了促进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五项基本原则:发展性原则、公益性原则、机会均等原则、差别原则和补偿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五位一体”的对策体系,试图通过政府引领、社会应和、高教主导、家庭跟进以及技术推进五个方面推进西部高等教育机会公平。一是政府引领,创建“教育小康”与“社会小康”和谐共荣局面,具体策略为: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健立健全法律法规建立统筹机制,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增投基础教育,适度弱势文化补偿;合理规划布局,实施教育资源共享;建设“教育小康”,促进“社会小康”。二是社会积极应和,创建“社会文化繁荣”与“城乡资本均衡”的新生态,具体策略为:加强家校广泛联系,促进学社密切合作;推动社会文化建设,缩小文化资本差距;发动社会力量办学,完善贫困生资助措施;三是高等教育主导,秉持“公平”与“质量”并重的教育机会公平理念,具体策略为:改革招生考试制度,缩小家庭社会资本差距;构筑信息援助网络,提供全方位择校信息;加强城乡校际互动,实施教育文化交流共享。四是家庭积极跟进,形成“资本数量”与“家教质量”互补共生的新格局,具体策略为:增加公共文化产品数量,提升家庭教育质量;转变传统教育思想观念,营造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努力提升家长文化素养,积极参与子女的教育过程;切实增强家长信息意识,提高家庭文化资本总量。五是技术推进,促进“信息技术公平”与“教育公平”的深度融合,具体策略为:借鉴美国教育信息化建设经验;突出教育信息化对我国西部地区的现实价值;以教育信息化促进西部教育公平。文章最后指出,教育非均衡发展无益于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问题的解决需要在社会公平的语境中才能最终达成,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高等教育系统内的不公平和不平等,本质上是社会整体系统中不平等和不公平的投射和体现,随着人们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社会公平及正义保障机制的不断完善,相信我国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将日趋公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终将会实现。

二、建设小康社会:社会指标难于经济指标——访着名学者陆学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建设小康社会:社会指标难于经济指标——访着名学者陆学艺（论文提纲范文）

（1）社会预警论（论文提纲范文）

（2）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我国乡村振兴的目标评价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基层政府民生为本理念养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城市的阶层空间与社会融合 ——对中部一个特大城市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生活质量研究视角下：新疆哈萨克族社会生活变迁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全面小康目标下甘肃农村反贫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下中国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建设小康社会:社会指标难于经济指标——访着名学者陆学艺（论文参考文献）

• [1]社会预警论[D]. 孟小非.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2]习近平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研究[D]. 李卓琦. 湖南科技大学, 2019(06)
• [3]我国乡村振兴的目标评价体系构建研究[D]. 秦妍. 厦门大学, 2018(06)
• [4]基层政府民生为本理念养成研究[D]. 王青平. 南京理工大学, 2017(07)
• [5]中国城市的阶层空间与社会融合 ——对中部一个特大城市的研究[D]. 袁青.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6]生活质量研究视角下：新疆哈萨克族社会生活变迁实证研究[D]. 叶萍. 武汉大学, 2017(07)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研究[D]. 覃杏花. 江西师范大学, 2016(04)
• [8]全面小康目标下甘肃农村反贫困研究[D]. 杨智. 兰州大学, 2016(08)
• [9]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D]. 王帆宇. 苏州大学, 2016(12)
• [10]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下中国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研究[D]. 魏玉梅. 兰州大学, 2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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