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斤小米工程”（论文文献综述）
王颖[1]（2021）在《建设革命家务——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学陈敏运动”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在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的背景下,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陈敏运动"。基于劳动英雄模范评选、"算账"和劳动竞赛、"制定个人生产计划",共产党实现了对家属妇女的生产动员。此外,"学陈敏运动"还包含着"组织起来"的治理诉求。在这一过程中,家属妇女劳动的技术、经济和政治价值被直接承认。在"学陈敏运动"的生产动员和组织中,共产党提出"建设革命家务"的话语塑造和制度安排。嵌套着公私结构的"革命家务"包含三个层面内涵:首先,革命家务不仅指革命组织及边区财政和物资的生产和积累,更隐喻着革命事业;其次,革命家务中的"公家"是一个嵌套包含"大公家"和"小公家"的多维差序制度结构,尤其"小公家"为革命家务话语的建构提供了制度基础;最后,将传统的个人家务甚至"养娃娃"定义为革命家务,"家属"在革命序列中有了获得身份和价值的可能。但革命家务内部存在着张力,为此,共产党将"公家外婆"和"革命友爱"的情感装置揉入公私关系和结构。建设"革命家务"为革命家属的身心安置奠定了情感和日常基础,更进一步通过"对于群众的义务"完成了对革命事业的追寻。延安时期对于家属的动员和组织以及个人、"小公家"和"大公家"嵌套结构的革命家务意涵和制度的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家属和家属劳动的制度安排提供着早期的探索和参考。
周伟[2]（2021）在《1948年晋冀鲁豫边区救灾工作述论》文中提出1948年,由于战争的破坏和自然灾害的侵袭,晋冀鲁豫边区灾荒接连发生,加重了边区人民的苦难,严重影响了边区的社会稳定。为了应对严重的灾荒,支持解放事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政府从实际出发,以人民利益为重,切实开展救灾工作,实行了发放救灾贷款和粮食、疏河开渠、节约募捐、发展副业、以工代赈等救灾措施。晋冀鲁豫边区的救灾工作,不仅解决了边区人民生产生活困难、稳定了边区社会、进一步发展了边区生产力,而且为边区政府救灾工作的开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宋子昕[3]（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研究指明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贾政卿[4]（2020）在《戏台底》文中研究指明一冬日阳光柔和,上午东来的阳光充满屋内,武福昌与儿子晋宝在自家新盖的三楼忙活着。明天就是新年了,晋宝准备在明年正月完婚,日子定在正月十六。这幢三层楼房是去年秋天做好根基的,经过一年的忙乱,终于建成入住。红顶白墙的巍峨楼房坐落在羊五村中心位置——戏台底的东侧,在今年夏天封顶时它就成为羊五村的标志性建筑,因为它是全村唯一的三层高的楼房。不用说是在只有三五栋二层楼房的村里,就是在村南热闹的大运公路旁,也再没有一座这么高的楼房,那些开饭店、修汽车的村内大佬们至今为止,还只是两层楼。一想到这,福昌那一脸皱褶也溢满笑容。
李全平[5]（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史鹏飞[6]（2020）在《艺技相参 冀道永传 ——周嘉胄《装潢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周嘉胄《装潢志》作为中国第一本总结归纳古书画修复原则及步骤的系统性论着,以其丰富的鉴赏知识及长久的装裱实践经验,确保了该书所记载工艺步骤的合理性和准确性。设计文献的刊行在晚明时期蔚然成风,这主要得益于经济发展的深厚积累,手工业的多样化发展,在明代中后期进入到异常繁荣多样的阶段,社会分工逐渐细化,各类手工技艺的精进与钻研,为社会财富的积累提供来源;另外,明代中期思想的解放潮流,以及明晚期西风东渐的历史变化,刺激着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而朝代的更迭,终止了这种思想解放潮流的进一步发展,江山易主,思想重建,文人思想的敏感性促使其着文写作的文化担当感;丧乱年代之文化载体的非命,引发文人的着书刊行的文化道义感。除了文化担当意识之外,面对当时受士绅阶层的审美趣味及要求而深刻影响的物质文化形态,周嘉胄的《装潢志》不仅仅是一种延续书画性命的手段,而是一种变革背景下,文化遗存恐难延续的焦虑状态下,试图通过手工技艺的技术总结,为文化传承提供技术保障的创新与突破。技艺是手工艺人的技艺,趣味是赏玩者的趣味。技艺在很大程度上很难改变趣味,但是趣味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技艺,甚至亦可成为技艺的主导。然而,一人若兼具赏玩者的趣味及手工艺人的技艺,再能够敏感于世事变迁及社会动荡导致的文化败落现象,而反思技艺在辅助文化传承中的决定性作用,并着文志之,或可成为一种经典。
曲成举[7]（2020）在《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工业化的产物,铁路在中国经历了相当曲折的成长历程,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铁路自出现以来即被赋予了广泛的功能性价值,其所具有的连通疆域、活跃经济、利于军事等功能也使铁路成为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载体。自晚清至新中国成立之间,铁路往往在社会剧烈动荡时期被各方政治势力所窥伺,成为各方政治势力矛盾的交汇点,突出表现了铁路虽是一交通载运工具,但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发展紧密相关。解放战争中,随着战事的不断胜利和城市接管工作的广泛展开,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到铁路基本功能及重要性的前提之下,进行了大范围的铁路接管工作。但如何能够快速、准确、完整的接管铁路、接管后中共如何管理和改造整个铁路系统,是消灭官僚资本企业影响、持续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乃至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条件。总体而言,中共铁路接管工作经历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与其它官僚资本企业接管不同,铁路接管因其行业特色、涉及层面广泛决定了中共在接管中除了要保证铁路运输畅通之外,更要确保铁路工厂、铁路附属单位等的完整,进而使广大铁路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正常运营,为解放战争、国家建设和社会秩序稳定所服务。因此,中共在铁路接管工作中遵循着接收、管理、改造的基本方式,对整个铁路体系进行了完整、全面、系统的工作。其中,接收遵循的是“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具体策略,通过自上而下的领导动员和自下而上的职工群众参与,对整个铁路行业内部的人事、组织机构、物资器材进行清点接收,奠定铁路尽快恢复秩序的人员、组织和物质基础。与接收工作同时进行的是中共铁路管理工作,从整个接管过程来看,管理工作既是改造前的过渡,又是接收后的必然且贯穿始终。由于需要在短时间内恢复铁路运输,因此中共在管理阶段实行了部分的制度延续政策,以保证秩序迅速走上正轨。管理工作的开展涉及了铁路行业内部的线路修复、人事组织变革以及运营管理等,为广泛的铁路营运恢复提供了前提条件。改造工作是共产党整个铁路接管的核心过程之一,改造进行的好与坏是铁路能否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基本标志,这一过程主要包括组织改造、人事改造和制度改造,特别是在当时学习苏联先进铁路管理经验的政策下,经过改造后的铁路性质发生了转变,成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在交通领域的重要依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作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政权建设新中国铁路的开端,中共铁路接收、管理、改造的基本历史过程对整个铁路行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初步建立了符合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共产党领导的铁路发展路径,从根本上改变了铁路的基本属性,促进了新中国铁路行业的蓬勃发展。同时,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具有鲜明的行业特点,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解放战争中其他行业接管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虽然接管工作中由于能力和经验的不足出现了一些错误的倾向,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共铁路接管工作是成功、圆满的,且具有重大的战略地位,对当下乃至未来中国铁路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指导意义。
张瑜[8]（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认为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谷雨[9]（2020）在《勉县方言词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勉县是陕西省南部汉中市的下辖县,勉县城区方言属于中原官话秦陇片,本文以《方言调查词汇表》为依据,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勉县方言词汇从音节、结构、造词理据、词汇组成以及特殊副词五个方面展开考察,并与周边方言词汇进行对比,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对勉县方言词汇进行研究。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了勉县地理人文概况、方言研究概况、语音系统、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以及语料来源和发音合作人的情况。从勉县的历史沿革和地理位置来看,勉县方言受到中原官话和西南官话的影响,造成勉县个别地方的音系划分存在争议的现象,也影响了勉县方言的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从汉中方言研究概况来看,周边县的词汇和语法研究仍存在空缺。语音系统本文采用2018年教育部国家语委立项并验收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勉县点的调查结果,最后对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语料来源和发音合作人的情况进行说明。第一章对勉县方言词汇的音节数量进行了计量统计分析,根据统计的结果得出勉县方言双音节词汇占比最多,三音节词汇占比次之的特点;第二章从语素的选择和构词方式两个方面对勉县方言词汇结构进行分析,语素的选择主要从同义语素和非同义语素两个方面展开。构词方式上,勉县方言词汇具有丰富的重叠式和附加式,这也是勉县方言词汇的一大特点;第三章对勉县方言词汇的造词理据从外形特征、气味、颜色、事物用途、组成材料以及时间处所、修辞手法和委婉命名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举例;第四章对勉县方言的词汇的组成,从基本词汇、古语词的继承以及方言特征词三个方面论述,基本词汇具有全民常用性和稳固性以及能产性。古语词主要进行对勉县方言中存在的古语词进行释例,最后方言特征词从婚丧习俗词、劳动成果词以及饮食文化词三方面展开;第五章首先对勉县城关词汇与武侯镇词汇进行对比研究,从勉县方言和武侯镇方言词汇的差异度以及出现异和同的原因做出分析。其次对勉县城区方言和安康城区汉滨话进行了对比;最后一章对勉县方言中存在的独特副词进行了描写。
王学坤[10]（2020）在《清代民国太谷药业字号经营研究 ——以广升远信稿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明清以来山西商人的经营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太谷作为山西金融重镇、经济中心之一,自古就有“金太谷”之称。其中药材行作为太谷“十大行”之一,专营药材购销业务。广升远作为太谷众多药材行中历史之久、规模之大的典型代表,同时,又是“广帮”中实力较雄厚的字号之一,探究其经营实态和经营模式,对认识太谷药材行业的经营状态、晋商的经营模式和范围有着一定的学术价值。本文依据《晋商史料集成》中《民国三十五年广升远来信书稿》为主要史料,以太谷药业字号广升远及其经营流程为考察对象,通过解读史料,梳理广升远药材贩卖的过程和经营特点。书信是商业交流的有效途径,且真实反映商业信息,广升远一百多封信稿是北京、天津、广州等地的分号写给总号,其内容涉及日常汇报买卖情况和价格涨落等。本文对史料的格式和内容简单介绍,并总结药商信稿的特点和归纳史料的研究价值。广升远的机构设置分为三级,由高至低依次为:太谷总号、一级分号和二级派驻点,各级的职责不一样。太谷总号,即谷铺,可对各地人员和资金调度直接安排;一级分号是有权力和谷铺直接书信往来,有权力调配当地的资金和货物;二级派驻点对临近一级分号负责。将广升远所经营售卖的商品按不同标准划分为三类,按药材来源地分为大路货和洋货,按生药的珍贵程度分为粗货和细货,按药材的加工程度分为生药和成药。从购买贩运和销售贩卖两个角度论述广升远各分号的业务情况和分号之间的业务往来,其中包括分号当地的药材购买和贩卖情况、购买的药材运输所选择的运输工具和路线、各分号间对于资金需求量大的地区的资金调配、以及各分号对总号所需药材的采购。广升远在资金充足实力强大的时期广设分庄、扩大经营,注重批发业和重视品牌建设,再加之严格的号规,使得广升远在“广帮”中脱颖而出,并且“远字牌”的定坤丹、龟龄集也深受海内外喜爱。
二、“二斤小米工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二斤小米工程”（论文提纲范文）
（1）建设革命家务——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学陈敏运动”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家属”劳动问题的提出 |
| 二、学陈敏运动 |
| 三、建设革命家务 |
| (一)革命家务的提出及其内涵 |
| (二)革命家务的张力 |
| (三)“公家外婆”与革命友爱 |
| 四、结论与讨论 |
（2）1948年晋冀鲁豫边区救灾工作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1948年晋冀鲁豫边区灾害概述 |
| 二、1948年晋冀鲁豫边区救灾措施 |
| (一)发放救灾粮款 |
| (二)疏河开渠 |
| (三)节约与募捐 |
| (四)发展副业 |
| (五)以工代赈 |
| 三、1948年晋冀鲁豫边区救灾成效及经验 |
| (一)救灾成效 |
| 1.解决了民众生产和生活困难 |
| 2.稳定了边区社会 |
| 3.推动了边区生产力的发展 |
| (二)救灾的成功经验 |
| 1.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战胜灾荒的根本保证 |
| 2.生产自救是战胜灾荒的关键 |
| 3.合作社是战胜灾荒的有利抓手 |
| 四、结 语 |
（3）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戏台底（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六 |
| 七 |
| 八 |
| 九 |
| 十 |
| 十一 |
| 十二 |
| 十三 |
| 十四 |
（5）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艺技相参 冀道永传 ——周嘉胄《装潢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晚明的变革与新知 |
| 二、《装潢志》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装潢志》前的“装潢”论 |
| 第一节 “装潢”之变 |
| 第二节 装潢的文献记录 |
| 第三节 字画装潢从业人员 |
| 第二章 周嘉胄及其交游 |
| 第一节 周嘉胄成长的时代 |
| 一、何心隐之死 |
| 二、书院复建与文人结社 |
| 第二节 周嘉胄及其交往 |
| 一、鉴古工书富收藏 |
| 二、交往官员 |
| 三、好睡嗜香,意于遁世 |
| 第三章 《装潢志》成书考 |
| 第一节 装潢技艺的广泛需求与应用 |
| 一、装潢与字画收藏 |
| 二、多重身份的装潢艺人 |
| 第二节 周嘉胄的忧虑与写作 |
| 一、国变后的焦虑 |
| 二、紧迫的写作 |
| 第四章 《装潢志》的写作特点与开创性 |
| 第一节 明代装潢文献分析 |
| 一、抄袭 |
| 二、考证纠谬 |
| 第二节 周嘉胄新创《装潢志》 |
| 一、定装潢原则——书画之司命 |
| 二、装潢步骤的分析总结 |
| 三、对装裱品式的初步归纳 |
| 第五章 《装潢志》价值论 |
| 第一节 清代装潢文献 |
| 一、周二学《赏延素心录》 |
| 二、典籍中的“装潢” |
| 三、笔记小说中的“装潢” |
| 第二节 近代装潢文献 |
| 一、拯冬《装潢杂谈》 |
| 二、蒋吟秋《书画与装潢》 |
| 第三节 现当代字画修复技艺与研究 |
| 一、装潢匠师身份之变 |
| 二、博物馆与字画修复 |
| 三、民间艺术机构中的字画修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经典装潢文献辑注 |
（7）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的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的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现状分析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选题的研究方法和创新性 |
| 1.3.1 选题的研究方法 |
| 1.3.2 选题的创新性 |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的理论依据与经验借鉴 |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铁路的论述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铁路的论述 |
| 2.1.2 列宁、斯大林关于铁路的论述 |
| 2.2 苏联无产阶级铁路管理的经验积累 |
| 2.2.1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铁路领导权转移 |
| 2.2.2 巩固和恢复铁路运输的措施 |
| 2.2.3 苏联早期对铁路系统的改造 |
| 2.3 中国共产党对铁路作用的认识 |
| 2.3.1 铁路能为军事服务 |
| 2.3.2 铁路能为经济服务 |
| 2.3.3 铁路能为社会服务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的背景与政策 |
| 3.1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的背景 |
| 3.1.1 中国铁路发展的历史背景 |
| 3.1.2 中国革命发展的现实背景 |
| 3.2 中国共产党接管官僚资本的政策 |
| 3.2.1 明确官僚资本界限,保护民族工商业 |
| 3.2.2 保证机构完整,不轻易打乱企业原有组织 |
| 3.2.3 稳定企业秩序,尽快恢复企业生产 |
| 3.2.4 延续旧的制度,慎重改造企业规则 |
| 3.2.5 稳定职工心态,妥善处置旧员工 |
| 3.3 铁路接管的具体政策 |
| 3.3.1 坚持党的领导,保障铁路营运 |
| 3.3.2 原封不动,先接后管 |
| 3.3.3 制度延续,缓步进行 |
| 3.3.4 依靠群众,建设铁路 |
| 第4章 中国共产党对铁路系统的接收 |
| 4.1 铁路接管的前期准备 |
| 4.1.1 调查研究,充分了解接管对象 |
| 4.1.2 组织准备,成立各级接管机构 |
| 4.1.3 思想准备,强化接管干部纪律 |
| 4.2 中共对铁路系统的组织机构接收 |
| 4.2.1 东北地区铁路系统的组织接收 |
| 4.2.2 大范围铁路管理局的接收 |
| 4.2.3 铁路附属单位的接收 |
| 4.3 中共对铁路系统的人事接收 |
| 4.3.1 管理职员的接收 |
| 4.3.2 技术人员的接收 |
| 4.3.3 普通工人的接收 |
| 4.4 中共对铁路系统的物资接收 |
| 4.4.1 铁路器材的接收 |
| 4.4.2 档案文件的接收 |
| 4.4.3 其他物资的接收 |
| 第5章 中国共产党对铁路系统的管理 |
| 5.1 过渡阶段的基本阐释 |
| 5.1.1 过渡阶段管理的特点 |
| 5.1.2 过渡阶段管理的内容 |
| 5.2 中共对铁路系统的人事管理 |
| 5.2.1 工人阶级的再界定 |
| 5.2.2 铁路旧人员的管理 |
| 5.2.3 接管人员的管理 |
| 5.3 中共对铁路系统的组织管理 |
| 5.3.1 职能机构的管理 |
| 5.3.2 共产党组织管理 |
| 5.4 中共对铁路系统的运营管理 |
| 5.4.1 铁路既有线路的修复 |
| 5.4.2 铁路运营管理 |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对铁路系统的改造 |
| 6.1 中共对铁路系统的组织改造 |
| 6.1.1 党组织的建立 |
| 6.1.2 青年团的建立 |
| 6.1.3 职工工会的建立 |
| 6.2 中共对铁路职工的改造 |
| 6.2.1 铁路职工的思想改造 |
| 6.2.2 改造与生产相结合 |
| 6.2.3 发动政治运动 |
| 6.3 中共对铁路系统的制度改造 |
| 6.3.1 推广铁路负责制 |
| 6.3.2 改造经济制度 |
| 6.3.3 改革行车制度 |
| 6.3.4 管理民主化建设 |
| 第7章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的经验与特点 |
| 7.1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的经验 |
| 7.1.1 明确目标,以尽快恢复铁路运营为中心 |
| 7.1.2 政策调试,以稳定政权为首要任务 |
| 7.1.3 调查研究,以铁路发展规律为导向 |
| 7.1.4 群众路线,以动员群众为基本力量 |
| 7.2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的特点 |
| 7.2.1 铁路接管具有跨地域性 |
| 7.2.2 铁路接管具有复杂性 |
| 7.2.3 铁路接管具有相对独立性 |
| 第8章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的评价 |
| 8.1 圆满完成了铁路接管工作 |
| 8.1.1 科学分析形势,适时调整策略 |
| 8.1.2 全面系统布局,完成接管改造 |
| 8.1.3 尊重客观规律,建设发展铁路 |
| 8.2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的影响 |
| 8.2.1 确立了中共在铁路系统的领导地位 |
| 8.2.2 推动了铁路行业的发展 |
| 8.2.3 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变革 |
| 8.2.4 凸显了人民主体性 |
| 8.3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的历史局限 |
| 8.3.1 接管实践中的行动偏差 |
| 8.3.2 接管初期依靠工人阶级政策贯彻不彻底 |
| 8.3.3 接管人员思想状况处理不及时 |
| 8.3.4 铁路安全观念强调不足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着及科研情况 |
（8）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 (一)学生时代 |
| (二)军旅生涯 |
| (三)成为“反革命” |
| (四)接受改造 |
| (五)成为“群众” |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 (二)改造生活 |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 (一)求学 |
| (二)工作 |
| (三)管制 |
| (四)改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 (一)大队书记 |
| (二)大队长 |
| (三)其他干部 |
| 三.小队干部 |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 (一)党课制度 |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 (三)作风问题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 一.制造模范 |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 二.解读模范 |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 (三)模范的奖励 |
| 三.典型模范 |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 (三)效果和经验 |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 (一)新的要求 |
| (二)新的举措 |
| (三)新的变化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 (一)人数统计 |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 (三)年龄分析 |
| (四)基本情况 |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 (四)评优制度 |
| (五)问题及对策 |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 (一)改造种子山 |
| (二)抗旱蓄水 |
| (三)抗洪抢险 |
| (四)科学种田 |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勉县方言词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勉县人文地理概况 |
| 一、勉县的地理和人口 |
| 二、勉县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勉县方言研究概况 |
| 一、勉县城关话归属及语音研究现状 |
| 二、汉中方言词汇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勉县方言语音系统 |
| 一、声母系统 |
| 二、韵母系统 |
| 三、声调系统 |
| 第四节 研究意义和方法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语料来源及发音合作人情况 |
| 一、语料来源 |
| 二、发音合作人情况 |
| 第一章 勉县方言词汇音节分析 |
| 第一节 音节数量 |
| 一、单音节词 |
| 二、双音节词 |
| 三、多音节词 |
| 第二节 音节特点 |
| 一、单音节语素构词能力强 |
| 二、双音节词占比最高 |
| 三、三音节词占比次之 |
| 第二章 勉县方言词汇结构分析 |
| 第一节 勉县方言词汇构词语素 |
| 一、同义语素 |
| 二、非同义语素 |
| 第二节 勉县方言词汇构词方式 |
| 一、复合式 |
| 二、重叠式 |
| 三、附加式 |
| 第三章 勉县方言的造词理据 |
| 第一节 直接命名 |
| 一、以外形特征命名 |
| 二、以气味特征命名 |
| 三、以颜色特征命名 |
| 四、以事物用途命名 |
| 五、以时间处所命名 |
| 六、以事物的组成材料命名 |
| 第二节 间接命名 |
| 一、修辞手法命名 |
| 二、委婉方式命名 |
| 第四章 勉县方言的词汇组成 |
| 第一节 勉县方言基本词汇 |
| 第二节 古语词的继承 |
| 第三节 方言特征词 |
| 一、婚丧习俗文化 |
| 二、劳动成果文化 |
| 三、饮食文化 |
| 第五章 勉县城区与周边方言词汇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勉县方言词汇与武侯镇方言词汇比较 |
| 一、勉县方言词汇与武侯镇方言词汇差异度 |
| 二、勉县城区词汇与武侯镇词汇异同原因 |
| 第二节 勉县方言与安康方言词汇差异对比研究 |
| 一、共性特征 |
| 二、个性特征 |
| 第六章 勉县方言副词 |
| 第一节 频率副词 |
| 第二节 情状副词 |
| 第三节 语气副词 |
| 第四节 程度副词 |
| 第五节 范围副词 |
| 第六节 否定副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清代民国太谷药业字号经营研究 ——以广升远信稿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2 学术史回顾及展望 |
| 2.1 关于药都、药市的研究 |
| 2.2 关于药材、药材贸易的研究 |
| 2.3 关于药肆、药铺的研究 |
| 2.4 关于信稿资料使用的研究 |
| 2.5 关于广升远的研究 |
| 2.6 关于医疗史的研究 |
| 3 研究方法与难点、创新点 |
| 3.1 研究方法 |
| 3.2 研究难点 |
| 3.3 创新点 |
| 第一章 明清药业概述 |
| 1.1 全国药材市场概述 |
| 1.1.1 祁州药市 |
| 1.1.2 河南省内药材市场 |
| 1.1.3 樟树药市 |
| 1.1.4 亳州药市 |
| 1.1.5 四川省内药材市场 |
| 1.2 太谷药材业概述 |
| 第二章 《民国三十五年远记来信书稿》 |
| 2.1 《来信书稿》的内容、格式介绍 |
| 2.2 药商信稿的特点 |
| 2.3 研究价值 |
| 第三章 广升远字号的发展历程 |
| 3.1 广升远的开设与发展 |
| 3.2 广升远的分号设置 |
| 3.3 经营的商品种类 |
| 第四章 广升远药材经营的流程 |
| 4.1 购买贩运环节 |
| 4.1.1 广州、香港两地药材的购买及运输 |
| 4.1.2 北京、天津地区 |
| 4.1.3 济南地区 |
| 4.1.4 西安地区 |
| 4.1.5 禹州地区 |
| 4.2 销售贩卖环节 |
| 4.2.1 北京地区 |
| 4.2.2 天津地区 |
| 4.2.3 济南地区 |
| 4.2.4 西安地区 |
| 4.2.5 禹州地区 |
| 4.3 药材贩运的特点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二斤小米工程”（论文参考文献）
- [1]建设革命家务——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学陈敏运动”为中心的考察[J]. 王颖. 妇女研究论丛, 2021(06)
- [2]1948年晋冀鲁豫边区救灾工作述论[J]. 周伟. 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4)
- [3]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戏台底[J]. 贾政卿. 五台山, 2020(12)
- [5]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6]艺技相参 冀道永传 ——周嘉胄《装潢志》研究[D]. 史鹏飞. 西安美术学院, 2020(01)
- [7]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研究[D]. 曲成举.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8]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9]勉县方言词汇研究[D]. 谷雨. 陕西理工大学, 2020(09)
- [10]清代民国太谷药业字号经营研究 ——以广升远信稿为中心[D]. 王学坤. 河北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