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

一、论日本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陈元元^[1]（2021）在《私学主导：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基础、发展历程及特点模式各不相同。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具有后者居上、私学主导、发展速度快且影响巨大等独特性,在路径发展上独树一帜。基于对历史文献的搜集分析,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比较研究等方法追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原因,剖析不同发展阶段日本高等教育规模与质量的变化过程,可以拓展战后日本高等教育发展史的专题内容,探究高等教育变革规律及大众化发展模式,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提供参考借鉴。日本高等教育于1963年迈入大众化阶段,经过一系列调整及变革,至20世纪90年代末实现大众化向普及化的转变。在整个大众化进程中,日本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在整体上都呈现扩张趋势,如国立、公立、私立大学及各类短期职业院校等均所有扩充,但私立高校担当了主力军角色,发展迅猛,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各个阶段皆占主导作用,院校及学生数量都远远超过国立、公立高校,且影响至今,现如今日本私立高等院校的数量及在校生人数均占总数的70%以上。在国际及国内各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存在着“量化指标”和“质的规定性”不完全同步的现象,高等教育正是围绕数量和质量这两个基本点进行变革的。在以私学主导为中心,规模与质量两个基本点的相互协调作用下,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历经了快速扩张期、集约发展期和稳定增长期三个发展阶段。1963年至1970年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以规模扩展为主的快速扩张阶段。这一时期是日本社会发展的黄金期,经济高速增长,教育投资论盛行,日本社会中等阶层扩大。结合中等教育普及多样化,人才需求旺盛的社会现状,日本政府提出了“理工科人才扩充计划”,修订并放宽了大学设置基准。日本高等院校尤其是私立大学及私立巨型大学的规模急剧扩展,私立高校在校生人数迅速增多,学部及学科种类也大幅扩充,高等教育大众化进入以量化规模扩展为主要特点的飞速扩展期。与此同时,日本高等教育出现了目标偏向功利性,入学考试选拔标准较为片面,教育资源不足且分配不均、质量下降的问题。此阶段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呈现私立高等院校发挥主力、高校规模横向急剧扩展、职业院校发展突出及理工科专业扩展比重较大的特点。整体来说,在“量”上达到了大众化标准,但“质”上还存在一定差距。1971年至1983年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以质量调控为主的集约发展阶段。在石油危机经济增速下降、高校毕业生过剩就业困难以及第三次教育改革的背景下,《今后学校教育的综合扩充与整顿》、《关于高学历问题意见书》等政策相继被提出,日本政府颁布了系列法案援助与控制私立高校,挽救前一阶段因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带来的质量危机。在高等教育目标上更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建立了统一的入学招生考试制度,并改进了师资教学及课程内容,强化了高校的内外部管理。日本高校数量增速放缓,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出现间歇性回落,学科及专业结构走向融合。呈现高校纵向多层次化发展、应用型人文社科类学科比重增加的特点。1984年至1999年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量质兼顾、并重发展的稳定增长阶段。受经济全球化及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日本社会阶层趋向均等,终身教育及学习化社会趋势加强。私立高等院校数量有序增长,国立、公立高校平稳发展,高校入学人数稳定回升,学科种类走向交叉与融合。日本高等教育结构及质量也进一步完善及提升,高等教育理念趋向个性与创新,入学选拔制度多样且灵活,人才培养走向开放与综合,高校师资队伍力量提升,管理及评估机制更专业精细化,呈现数量与质量发展协调兼顾,高等教育社会服务职能加深,高等教育融入终身教育体系的特点。至1999年,日本高等教育无论在数量规模上,还是在“质量要求”上,都达到了大众化标准,毛入学率超过百分之五十,完成了从大众化向普及化阶段的转变。日本以二元高等教育结构为基础,私立各类高校发挥主力作用,构建非传统型多层次高等教育,使大众与精英教育并存的大众化发展路径颇具特色。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有了进一步的突破,在“量”上达到了大众化的标准,然而由高等教育大众化引发的教育水平下降、毕业生就业困难、学位含金量变低等遗留问题仍需解决。借鉴日本经验,我国高等教育在今后的改革中必须树立量质兼顾并重的发展理念,充分挖掘民办高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中的潜力,高校在扩大规模时需坚持市场导向并兼顾大众需求,国家在大众化进程中应及时干预并保障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需从外延式综合扩张转向内涵式特色发展。使我国高等教育既满足大众化的量化指标,又达到质的规定性,进而顺利衔接至普及化阶段,并稳步发展。

郝雪^[2]（2021）在《日本江户时代私塾教育发展研究》文中认为江户时代（1603-1867）是日本结束地方割据,实现中央集权,武士阶级统治的封建社会达到顶峰的时代。与此同时,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东渐和国内各种矛盾的激化,其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在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封建统治逐渐动摇,因此,江户时代又是日本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的过渡时代。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户时代的教育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日本江户时代的教育机构包括幕府直辖学校、藩校、寺子屋、乡校和私塾。其中私塾作为私立教育机构,因其办学形式灵活多样,更明显地体现了时代变化的特征。日本的私塾最早可追溯到公元3世纪儒学传入日本后学者针对贵族子弟开展的私学教育,后在圣德太子（574-622）的提倡下逐渐兴旺。历经奈良、平安、吉野、室町等几个朝代得以延续并一直成为日本古代教育的重要形式。但直到江户时代之前日本私塾并未形成大发展的局面,且始终未能突破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以贵族子弟为主要教育对象,以培养上层统治阶级接班人为培养目标;二是以中国文化为主要教育内容;三是经营者往往自任教师。进入江户时代,特别是到了江户时代中后期,伴随社会发展对教育需求的扩大,日本私塾开始迅速发展起来,不但数量空前增长,其教育对象、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江户时代私塾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江户早期的汉学塾一元化发展的阶段。中央集权的实现使政治相对安定,经济随之发展,加之元禄文化的兴起和“闭关锁国”政策的推行,为源于中国的汉学在日本的进一步推行创造了条件,从而促进了汉学塾的兴盛。第二个阶段是江户中期的汉学塾、国学塾和兰学塾多样化发展的阶段。享保改革使幕府统治步入极盛时期,随后,商业资本的发展促使农民阶级开始分化,富裕庶民兴起,贫困农民不满剥削频繁暴动,幕府统治基础开始动摇。阶级矛盾的激化使思想领域不再满足于朱子学独尊的局面,日本本土产生的国学开始抬头。加上享保改革放宽了“闭关锁国”政策,兰学开始大量传入。这些因素促使国学塾和兰学塾大量涌现。第三个阶段是江户后期私塾发生激烈变革和洋学塾快速兴盛的阶段。江户时代后期,日本国内外矛盾日益加剧,武士阶层生活困苦,对幕府统治日益不满,西南强藩加快学习西方的改革步伐并形成倒幕力量,水户学兴起成为尊皇攘夷势力,加上西方列强频频扣关,使日本各种思想日益活跃和矛盾加剧。在这种形势下,传播汉学、国学、兰学和洋学的私塾日益明显地带上政治色彩,特别是代表先进科技和革命色彩的洋学塾快速兴盛起来。整个江户时代,日本私塾不但数量上空前增加,办学类型和办学特征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私塾类型在单一的汉学塾基础上增加了国学塾、兰学塾和洋学塾,教育对象由武士阶级向庶民阶级扩展,培养目标由统治阶级接班人向政治、经济、科技等多类型人才转变,教育内容上增加了国学和洋学。具备了这些新式特征的私塾,为日本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在日本的交流融合与日本民族意识的觉醒,还为明治维新的改革成功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人才储备,许多私塾在明治维新后更是直接被改造成为近代教育机构。

孟园园^[3]（2020）在《日本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研究 ——以东京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针对日本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结构进行探析,以东京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为例进行个案研究,通过采用文本分析法、个案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东京大学及庆应义塾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内部治理结构特征,内部治理结构功能实现情况进行深入分析,以加强对日本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认识,丰富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理论,或为我国大学内部治理建设提供些许参考。本论文在对日本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演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日本东京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于两校中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配置状态进行分析及比较。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两校的内部治理结构的特征:东京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具有分工明确,相互制衡;校外参与,民主管理;制章立法,与时俱新的特征。庆应义塾大学内部治理呈现出在权力分配:经营与教学相对分离;治理特色:法制性、公共性、自主性;治理模式:教授会自治三个方面。之后进一步对东京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内部治理机构功能的实现情况进行分析,从功能的有效实现及目前面临的挑战两个方面切入,东京大学与庆应义塾大学在内部治理功能的有效实现,在大学组织运营,财政运行,人员参与,教育质量,科研成果,院校声誉方面取得了有效成果。对于目前面临的挑战:东京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目前均面临校长权力过于集中,由此进一步导致权责出现不一致等方面的挑战。最后本论文尝试对日本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特征进行概括,阐述外部治理对内部治理结构的影响,最后为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建设提出些许建议供参考。

杜树阳^[4]（2020）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高考改革及动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特点日益明显,国家间竞争的范围和领域也在不断拓展,其中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教育发展水平,为国家建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而高等教育有序发展和培养目标的实现离不开高考的推进和把握。日本高考自二战后逐渐探索出一条统一考试与自主招生考试相结合的道路,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日本高考是如何在历次改革中坚守基本内核的同时寻求革新的,其中在日本高考改革的背后有哪些改革动因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些动因间有何种关系,以及该怎样正确认识这些改革动因值得我们研究和反思。本研究选择高考模式为统一考试与自主招生考试相结合的日本为研究对象,并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高考改革动因,旨在阐明日本高考改革过程中具体内容的变化,考察大学在高考改革背景下的具体实施状况,最后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高考改革特点和改革动因。本研究主要使用文献分析法,通过日本政府官方网站及日本文部科学省官网搜集日本高考改革的政策文件,并通过对案例大学官网中高考内容的查阅,分析日本高考改革内容及大学的实施,在此基础上,收集相关研究型文献对日本高考改革动因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发现,通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高考改革内容及大学招生考试实施,日本高考改革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考试机构的专业化;二是对考试公平与效率的不懈追求;三是统一考试与自主招生考试的优势互补;四是国公私立大学招生考试的互动式发展。通过对90年代以来日本高考改革动因的纵向考察和横向对比,发现日本高考改革是在作为基础作用的经济动因、内驱作用的教育动因、诱因条件的社会动因和保障作用的政治动因的“协调”推动下开展和实施的,各改革动因彼此平衡、互为依托。改革动因间的关系定位和作用方式深刻影响着高考改革的实施进程和成效,而其综合协调发展才能形成强有力的改革合力,推动高考改革稳步开展和完善。因此,研究高考改革动因及动因间的关系和作用方式对理解日本高考改革的深层路径至关重要。

陈日红^[5]（2020）在《日本对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影响》文中认为“图案”一词,最早由日本人将其与英文“DESIGN（设计）”对译而成。自20世纪初作为“新学”从日本传入后,便正式拉开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序幕。从最初的“图案”,发展演变为当下的“艺术设计”,至今已走过百年风雨历程。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工艺图案教育受日本影响较深。从大量史料研究来看,日本自1868年开始推行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目的的明治维新运动,积极吸收西方文明成果。他们通过推行新学制,以传统工艺为基础,融合西方近代设计思想,大力兴办工艺图案教育,并积极参加和举办国际国内博览会,来推动图案事业的发展。且在一批工艺图案教育家的大力倡导和深入研究下,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具有日本特色的图案学和图案教育体系。从而具备了影响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条件。从“甲午”惨败中警醒的国人,不仅看了到新兴工业文明在传统农耕文明面前的优势,更看到了国民教育在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日本成为近代中国主要的学习对象,包括其教育制度。为救亡图存,中国大批有识之士纷纷赴日考察绘画和工艺图案教育,将日本近代《学制》中的工艺图案教育移植到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中,并兴办工艺学堂,在师范学堂中开办图画手工专业,从而催生我国近代正规工艺图案教育的较早萌芽。在“支那保全论”背景下,日本向中国派出百余位教习,深度参与中国新式学堂中手工、图画、工艺和图案等课程的教学。他们将日本较为成熟的图案学科体系、课程模式和教材范本带入中国,为萌芽时期的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注入新的血液。自20世纪初至40年代,一批批中国青年学子在民族危亡时刻,为“实业救国”而东渡扶桑,在日本各学校学习绘画、工艺和图案等专业。尽管他们中只有少部分人克服各种困难完成学业,但数百位留日美术生将日本近代各时期工艺图案教育的最新成果带回国内,并播散之。中国留日美术学生回国后,大部分进入国内正在兴办的各类公立或私立美（艺）术专门学校,有的成为学校创办者而积极倡导工艺图案教育,有的成为图案科教授或主任而躬耕工艺图案教育第一线,实现其“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美育救国”的理想。因有留日经历,故他们在办学模式、学科专业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均移植或模仿日本工艺图案教育体系。这些学校,既为发展中的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培育了师资,也为社会工商业发展培养了急需的实用美术人才。近代各美（艺）术学校均设有工艺图案专业,其师资多为有留日背景者,经过二三十年发展,逐步构建起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体系。在此期间,日文优秀原版工艺图案教材被引进,或被指定为学校教材由日本教习授课,或作为参考书目被一引再引。一些有留日背景或接受过日式图案教育的学者们,或是积极译介日本教材,或是借鉴日本文献编撰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教材。早期图案学家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基础上,并将中国传统艺术理念融入其中,来解析中国传统图案构成原理,并提出“美”与“实用”的图案设计原则,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图案学”理论雏形。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图案学思想,对中国新时期的工艺美术和艺术设计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一直绵延至今。总体观之,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日本对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深度的影响,促成了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体系和图案学的初步形成,为其后中国工艺美术和艺术设计教育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又因在“以日为师”的背景下,不顾国情一味地移植和模仿日本,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导致囫囵吞枣而消化不良,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迟滞和阻碍了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全面发展。

黄洪兰^[6]（2019）在《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支持政策研究》文中指出民办高等教育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其繁荣、发展与国家态度,政策支持力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纵观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史来看,几乎每一次的飞跃都以政策的颁布为起点。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获得了合法性基础;1993年《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使民办高等学历教育获得合法性;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又极大促进了民办高校发展,等等。但是,政策具有双面性,有些政策在促进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也为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了问题。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合理回报”的合法化,使得政策制定主体的非营利性办学设计与民办高校“营利性”发展现实发生了错位,出现了诸多既想享受国家各种政策优惠又追求经济利益的营利性学校。这不但在法理上违背了当时《教育法》中“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办学”的规定,又破坏了民办教育发展的制度环境,阻碍了民办高校非营利性办学。由此2010年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依法管理民办教育,积极探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由此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正式写入了国家政策文件中。但是直到2016年11月7日《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改决定的通过,才正式明确了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标准,使得民办高校非营利性办学进入了法制化与规范化阶段。随着民办高等教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举足轻重力量,促进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共同发展格局已经成为了时代必答题;而新法中释放的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的信号,使得加快推进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成为了新时代的单选题;而目前在选择过渡期内,如何引导社会力量选择非营利性办学,激励新建院校捐资办学成为最急迫的抢答题。但是无论从支持政策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还是从各地政府落实情况来看,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的支持政策虽然有所改进和突破,但是从整体而言,尤其是面临民办高校分类管理的新形势,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支持政策依然存在不够充分、不够健全、不够到位、不够具体等问题。为此,本研究立足于“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的法律基础,立足于高等教育是准公共产品的管理学理论,立足于教育必须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教育规律,综合运用教育学、管理学、法学等知识,针对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支持政策发展历程、现实挑战与未来展望进行了研究。全文具体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论文研究缘起、研究意义、核心概念界定等;第二部分为第一章,主要运用历史法、文献法、文本分析法等,从非营利性和高等教育两个维度,以影响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的关键性政策为主要内容,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办高校非营利性办学的支持政策演变过程,以及不同阶段对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的主要影响,阐明了国家政策对非营利民办高校发展的重要作用。第三部分为第二章,是在第一章的基础上总结概括了发展至今非营利民办高校支持政策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在支持政策之下目前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在发展规模、办学层次、发展的成效、社会效应、高水平建设等方面的成效,以次找出政策的盲点。第四部分为第三章,结合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民办教育新法新政、民办高校发展危机等方面,分析了中国民办高等教育面临的发展机遇、使命与挑战,对构建新时期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支持政策提出方向性和宏观性的指导。第五部分为第四章,主要运用比较法探索了美国、韩国、日本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界定标准、发展现状以及三个国家在促进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发展方面的特色经验做法,为探索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支持政策总结了有益经验;第六部分为第五章,是依据《国务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完善扶持制度”的八种制度设计和调研中发现的问题,从举办者、教师、学生、民办高校四个主体合法权益保障出发,对目前需要改进和落实的政策提出了具体化实施策略。

党晶^[7]（2019）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私立大学的危机与改革探析》文中研究表明从整个日本私立大学发展过程来看,其经历了从萌芽、缓慢发展、繁荣发展、繁荣发展与危机并存等四个阶段。私立大学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80年代,问题就已凸现,进入90年代,这些问题日益严重,并不断出现新的问题,并衍生为危机。如生源危机、经费危机、教学危机。在这些危机的多重作用下使得许多私立大学面临严峻的考验,有些私立大学甚至面临倒闭的危险。探究其原因,主要有“少子化”问题、来自国公立大学的竞争压力以及政府政策的变化对私立大学的影响等。虽然日本私立大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凭着日本私立大学对日本高等教育以及日本经济的发展发挥的积极作用,再加上日本私立大学办学历史久远,本身就具有相当丰富的办学经验和活力,所以,在危险当头之际,各大私立大学积极行动,采取不同的措施来应对各种危机,如在私立大学内部对经营方式、教学管理模式和招生政策等方面做出了改革。在外部,日本政府也做出了积极的响应,充分的给予私立大学扶持。虽然私立大学出现了一些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很严重,但我们不能一刀切,在看到不足之处时,也要看到日本私立大学所发挥的作用与贡献。日本私立大学的发展对于我国私立大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祁景^[8]（2018）在《世纪之交日本私立大学之困境及其应对》文中认为私立高教对日本高等教育迅速实现大众化、稳步迈进普及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日本社会培养了众多各级各类专门性特色人才,促进了日本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但是近些年来,少子化趋势的加重,大学数量的相对过剩,政府教育政策的变革致使竞争加剧,政府资助的日益减少,加之自身缺乏办学特色、生源拓展不力、办学理性不足等,致使私立大学深陷经营危机。出现招生不足、财政赤字的私立大学日渐增多,日本私立大学接二连三被迫关门,倒闭频仍的私立大学表明其发展已进入全面动荡期,宣告了其往日的风光已不再。为了摆脱危机,挽救颓势,私立大学一方面顺应时势,主要就招生对象、办学模式、课程学科、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些许调整,另一方面积极寻求政府的援助,争取以各种“再生”的方式维系经营。目前,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组成部分的民办高教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其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也是不容忽视的,为保障我国私立高等教育的稳健发展,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经验与教训。全文通过回顾日本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史,阐述日本私立大学发展的现状,剖析其陷入困境的原因,探讨日本私立大学应对危机的举措,以展望我国民办高等教育今后的改革和发展。

柯安琪^[9]（2018）在《金砖国家高等学校设置标准研究》文中指出高等学校设置标准是我国高等教育规范、健康发展的重要抓手,有利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促进高校办学模式多样化、调整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金砖国家在发展背景、发展目标上与我国存在相似性,在发展经验、发展历史上又有其独特之处。本研究基于三角协调模式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以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为研究对象,探讨各国高等学校设置标准体系和特色,并比较其异同。巴西高等教育体现公立高校分级管理的特色,私立高等教育规模庞大。在私立高等学校设置标准上,由教育部、国家教育委员会等中央机构进行管理,具体细分为课程设置标准、高等教育机构设置标准,涵盖升格、退出、开设分校和研究生项目等多个方面。体系完善,内容详尽,深刻反映了中央政府面对庞大的私立高等学校着力进行管理的特点。俄罗斯高等教育分为联邦、联邦主体和地方自治机构三级进行管理,高等教育分为三级,由六类不同的高校开展,各有侧重。高等学校设置在俄罗斯以高校认可的形式作为高校评估的重要环节进行,在内容上,关注高等教育机构申请设置时基本设施建设,更名、升格标准严格,由联邦教育与科学部、教育与科学监督局负责制定标准、监督执行。印度的高等学校规模庞大、结构错综复杂,这给印度高等教育管理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目前,印度没有强制性的高等学校设置标准。接受联邦拨款的高校,需符合大学拨款委员会的拨款标准。私立大学遵循各邦私立大学设置标准。此外,各高等学校自愿参加国家评估和认证委员会的认证活动,符合认证标准有助于高校提高自身知名度。南非高等教育发展历史较短,公立大学体系完整,私立高校蓬勃发展。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南非形成了以国家资格框架为中心、涵盖高等学校设置、高等教育课程设置的高校管理体系。除此之外,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负责南非高等教育整体质量提升,通过制定、执行院校审核、教育项目认证等实践自己的职能。金砖国家在高等学校设置标准存相似性,主要体现为:设置标准目的一致、严控高校升格、高校设置标准管理机构多样、同行审查与设置标准相结合、政府推动高校设置标准工作。但各国间也存在显着差异,主要体现在:社会机构参与程度、设置标准精细程度、设置标准构成要素、高校退出机制等方面。而后,基于伯顿·克拉克教授三角协调理论,对国家权力、市场和学术权威的内涵进行定义,形成金砖国家特色的三角协调理论框架和理论模型。对于中国目前的实践来说,金砖国家各有千秋的高等学校设置标准实践提供了诸多启示。当代中国的发展应注意统筹高等学校设置标准和评估标准,建立起以高校分类为基础的设置标准,并协调政府和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在高等学校设置中的作用,建立健全高等学校退出标准,最终助力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提升。

解德渤^[10]（2017）在《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法人制度改革研究》文中认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我国特有的一个学术命题,也将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界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议题。可以说,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命题是现代大学法人制度建设,没有健全的大学法人制度就不可能建立良好的府学关系。大学“行政化”、“高成本”、“强内耗”等问题不断蔓延,这都是由府学关系不顺畅所造成的,它在公立大学表现得尤为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处理府学关系,根本宗旨是保护学术组织,终极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回顾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大学法人制度的演进史是大学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世界大学法人制度发展经历了以“学者行会”为基本标识的“古典大学法人制度”、以“国家理性”为根本特征的“近代大学法人制度”和以“市场机制”为调控杠杆的“现代大学法人制度”。古典大学法人制度最早在法律意义上认可并保障大学的“团体人格”,且以“特许状”的形式为大学自治提供了最原始的法律支持;民族国家的崛起将近代大学法人制度推上历史舞台,国家成为大学自治的“守护者”且表现形式各异;在现代大学法人制度中,“市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力量,在大学与政府之间扮演着“调控者”的角色。这就是世界大学法人制度演进的基本脉络。我国现行的法人制度始于1986年的《民法通则》,至今已逾三十年。我国现行的大学法人制度始于1998年的《高等教育法》,至今也将近二十年。但是,我国对法人制度以及大学法人制度的认识与实践都处于一个摸索阶段。历史地看,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历经“事业单位”到“事业单位法人”再到“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法人”。这就使得我国公立大学深深打上不同时期的制度烙印,从而大学法人制度也带有较大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集中表现为:第一,法人身份的“单一性”,即“事业单位法人”并不能满足不同类型公立高校的法律需求;第二,法人属性的“不完整性”,即我国公立大学所面临的是“私有余而公不足”的现实境遇;第三,法人地位的“外赋性”,即当前我国公立大学的法人地位是20世纪80年代初“简政放权”背景下的法律产物,从而并不具有法人权利内生的实质。这就导致了我国公立大学在“事业单位法人”基本框架下不健全的法人制度:“次级法人”的法律性质、“国家保障”的投入体制、“权力集中”的治理结构、“事业编制”的人事制度、“公地悲剧”的财产制度、“政府主导”的评价制度以及“功能疲软”的监督机制等。这些问题集中暴露的是如何调整公立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一根本难题。透过2015年《高等教育法》的修订,我们发现:政府对大学管理显现出从“行政管理”到“法人治理”的端倪,但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步伐依然缓慢。当前世界现代大学法人制度建设已经较为完善,对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具有积极借鉴意义。就大陆法系而言,德国公立大学的法人类型包括“双重法人”、“公法社团”和“公法财团”三种,法国公立大学的法人类型是“特殊公务法人”,日本国立大学的法人类型是“独立行政法人”框架下的“国立大学法人”,我国台湾地区公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方案设计的是“行政法人”。德国的“分类放权”、法国的“分层放权”以及在两国颇为流行的“行政合同”对我国具有启发意义,而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国立大学改革历程与改革分歧使我们在是否缩减财政投入、是否扩大校长权力、是否迈向大学市场化等问题上须保持谨慎态度。就英美法系而言,英国公立大学的法人类型包括“特许状法人”、“议会法人”和“公司法人”三种,美国公立大学的法人类型包括“国家机构”、“公益信托”和“宪法自治大学”三种。英美多样化的大学法人类型设计以及大学与政府之间缓冲机构的设置对我国也具有启示意义。我们可以在“三角协调模型”的基础上建构出“天平杠杆模型”,以衡量不同大学法人类型的自治状况,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性吸收。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应在改革理念、改革方案以及具体设计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刻思考。在改革理念上,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理应正视并超越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新国家主义思潮;理应坚持以尊重大陆法系传统为主,汲取英美法系精髓为辅的法律取向;理应秉承以政治论为前提、以认识论为根本的教育哲学。在改革方案上,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具有三种备选方案:第一种方案是“私法人化”,这是一种妥协现实的改革方案,故不宜采纳;第二种方案是“公法人化”,这是一种呼声最高的改革方案,可以作为优选方案;第三种方案是“特殊法人”,试图在公与私之间作出调和,这种改革方案因浓郁的理想色彩而难以实现,所以也不宜采纳。如此说来,我国应在“公法人制度”的整体框架下构建一个结构相对完整、具有中国特色、运行顺畅有效的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穿越复杂的世界大学法人丛林,结合我国法人制度改革动向,我国公立大学可采特殊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捐助法人以及企业非营利法人等四种法人类型。无论从法理上分析,还是在学理上剖析,抑或在实践中考量,我国军事类院校适宜采取“特殊机关法人”身份,中央部属院校适合采取“事业单位法人”身份,公办地方本科院校适合采取“捐助法人”身份,公办高职高专院校适合采取“企业非营利法人”身份。这种法人分类方式不仅符应了世界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基本经验,而且在契合我国法人分类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而理性的制度革新,这四种大学法人所享有的法人权利渐次增大。但在法人身份选择的具体实践中,我们理应坚持“自主选择”、“合理引导”、“积极试点”的原则。应该说,不同的公立大学法人类型体现为不同的法律性质,折射出相应的治理结构、投入体制、人事制度、财产制度、评价制度以及监督机制等内容。这不仅有助于突破原有事业单位法人的体制性积弊,而且可以对事业单位法人进行规范性矫正,更有助于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从而为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到来奠定法律基础。因此,把法人制度这一古老的世界命题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这一具有时代意义的中国议题有机结合起来,这将是创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法人制度的积极尝试,这一尝试必将释放出不可估量的制度能量,从而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在依法治校背景下最具有根本意义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二、论日本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日本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私学主导：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日本江户时代私塾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日本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研究 ——以东京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高考改革及动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日本对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6）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支持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私立大学的危机与改革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8）世纪之交日本私立大学之困境及其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9）金砖国家高等学校设置标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法人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日本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私学主导：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研究[D]. 陈元元. 河北大学, 2021(09)
• [2]日本江户时代私塾教育发展研究[D]. 郝雪. 河北大学, 2021(09)
• [3]日本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研究 ——以东京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为例[D]. 孟园园.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4]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高考改革及动因研究[D]. 杜树阳.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日本对中国近代工艺图案教育的影响[D]. 陈日红.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1)
• [6]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支持政策研究[D]. 黄洪兰.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7]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私立大学的危机与改革探析[D]. 党晶. 苏州大学, 2019(03)
• [8]世纪之交日本私立大学之困境及其应对[D]. 祁景. 苏州大学, 2018(04)
• [9]金砖国家高等学校设置标准研究[D]. 柯安琪. 厦门大学, 2018(07)
• [10]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法人制度改革研究[D]. 解德渤. 厦门大学, 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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