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子情结与人格悲剧——二十世纪家族小说人物论之一（论文文献综述）
李琪琪[1]（2021）在《论曹禺戏剧中的疾病书写》文中指出生而为人,每个人的生命过程中都无法规避生老病死,疾病是人类共同的、普遍的、恒久的经验之一。在文学与疾病的关系中,文学属于人文学科,叩问人的心灵;医学属于自然学科,救治人的身体,灵与肉统一于人的身心,文学与医学交汇于人学。疾病书写是文学创作隐秘而特殊的表现方式,表征隐喻的疾病可以击破现实的幻象,反映事物的本质。在现代作家曹禺的剧作中,疾病超越了具体的生理病象与医学意义,国民的身体与精神共同构成了一个“疾病中国”的文化图景。本文在曹禺戏剧文本的基础上,以曹禺戏剧中的疾病书写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曹禺戏剧中的疾病意象,分析疾病书写的深层动因,挖掘疾病病后的隐喻意义,理清疾病书写的发展脉络,并考察其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疾病书写谱系中的特殊价值。绪论部分阐述论文的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疾病书写的脉络进行简要的梳理,概述曹禺戏剧研究的现状以及曹禺戏剧疾病书写的研究成果;并简要介绍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创新点。论文第一章探究曹禺戏剧中的疾病表征,从疾病书写的表征现象切入,围绕戏剧中的疾病类型及其疾病书写成因展开讨论。第一节总结归纳曹禺戏剧中所涵盖的疾病类型,将其分为生理疾病和心理疾病两大类,梳理这两类疾病的呈现内容。第二节从独特的童年经验、近现代文学的疾病书写语境、西方戏剧的汲取三个方面分析曹禺疾病书写的成因。第二章探索曹禺戏剧中的疾病隐喻,以疾病隐喻相关理论为基础,分析曹禺戏剧中的“疾病”如何经由“隐喻”这种修辞手法映射出非医学领域的内涵。概括出疾病的三大隐喻内涵,一是病与家:“狭之笼”的文化痼疾,二是病与启蒙: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化,三是病与女性:他者的身体,力图挖掘疾病背后所蕴含的象征意义。第三章探讨曹禺戏剧中的疾病疗救。本章从健康人物形象的演变过程和前期疾病书写到后期祛疾病书写的转变,分析作为隐喻的疾病所代表的社会思想意识的转变。第一节对曹禺戏剧中健康的人物形象进行总结,将其归纳为“蛮性遗留”的引路人、立国立人理想的实践者、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新人三类生命形态。第二节从疾病的疗救方面来分析病人和医生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隐藏在其行为与结果背后的文化逻辑。结语部分思考曹禺疾病书写的现实指向性,理解曹禺在时代语境中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孙轲[2]（2020）在《论知青作家家族小说中的长子形象 ——以《白鹿原》等四部作品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在知青作家笔下,长子形象构成了一个具有重要文化内涵的形象序列。其中典型如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白嘉轩、白孝文、鹿兆鹏、黑娃,张炜《古船》中的隋抱朴,李佩甫《城的灯》中的冯家昌,李锐《银城故事》中的刘兰亭等,既反映了时代的典型特色,也内蕴着作者的文化抉择。文革之后,知青作家面临着信仰重建的内部危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物化价值观又进一步加深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加之中国与世界的融合所带来的多元文化的碰撞,知青一代在精神文化上处于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抉择时刻。他们以作家之眼重新梳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长子形象便承载着他们的这一思考,成为了代表传统和现代之矛盾的一种能指符号。根据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不同,当代家族小说中的长子形象可分为“守成建设者”、“恶逆破坏者”和“去而复返者”三种类型。以白嘉轩、隋抱朴为代表的“守成建设者”呈现出文化守成、仁义忠厚和隐忍求全的特征;以白孝文、鹿兆鹏和冯家昌为代表的“恶逆破坏者”具有反叛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反叛特质;以黑娃和刘兰亭为代表的“去而复返者”则先于青年期“出走”,后又从政治、家庭和文化三个方面完成了自觉回归。知青作家视域下的长子形象与现代家族小说中的长子形象相比,呈现出“悲壮性”“颠覆性”和“复合性”的新质。“守成建设者”的悲壮性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对人生价值的书写两个方面。“恶逆破坏者”的颠覆性则从形式上的长幼身份互置和内容上的彻底反叛来体现。“去而复返者”的复合性在形式上表现出“合三为一”的身份特质,在人物内涵上具有古今相融的文化价值。在极速发展的现代文明催生出人类新的恐慌时,陈忠实和李佩甫依然抱有对土地无限的眷恋。李锐则保持生命意识的绝对清醒和独立。而张炜主张从传统文化中找到出口。知青笔下的长子形象继承了“五四”以来家族小说中伯仲形象的精神内核,也是“共和之子”几种文化选择的高度概括,亦是知青作家生命体验的具象化呈现。
刘亚菲[3]（2020）在《莫言与张炜家族小说比较论》文中研究说明莫言在和新时期文学一同成长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成为了文坛熠熠生辉的旗帜。在其文学与时代的互动中,在时代精神与审美情趣的弥合中,莫言释放出了奇特的想象力、深邃的思考力,实现了自我超越与独特文学风格的塑造。《红高粱家族》通过描绘张扬的生命力与勃勃的野性,体现了莫言对于传统精神的守候和理性回归的呼唤,流露出对“种的退化”的担忧。《丰乳肥臀》则站在民族文化视野中,将政治环境的变更与人性的复杂变化以原生态的形式展示出来,剥离了二元对立的叙事方式,力图从多元化、人性化的角度来还原历史现场。《生死疲劳》运用创新式动物轮回的视角,以非人的叙述角度呈现世间命运的无常,特别是对于土地改革的颠覆性叙述,意味深远,令人耳目一新。在《食草家族》中莫言运用动物与神话,构建了一个未进化完全的家族,来批判现代文明对于人性的扼杀,呼唤回归本性与自然。张炜是当代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其创作心路经历了描写舒适恬淡的田园风光,到对现实的关注与反思,再到构建知识分子的道义高地,高举理想大旗的三个递进阶段。《古船》具有丰富的内容与深邃的思想,通过设置传统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冲突与对立,描绘了洼狸镇在半个世纪里所经历的社会变革以及三大家族——隋、赵、李的恩怨情仇。《家族》则是用几个普通家庭在复杂的革命环境下的际遇,延续着家族的传统理念,却又超脱血缘的界定,将个体的价值选择与精神品格作为不同家族的区分。《你在高原》以四百五十余万字的体量被誉为“中外小说史上篇幅最长的纯文学着作”,是张炜小说创作的又一高峰。主人公宁伽游走在城市与田园之间,通过寻觅家族历史与真相,进行社会的批判、人性的思索。作品中宁伽苦苦寻觅的“高原”是他奔走数年的目的地,是他所坚守的文明与信仰的落脚处,也是传统的人文精神与世俗思想的对抗根据地。中国的家族文化在传统文化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主要包含着血缘上的羁绊,深刻的伦理观念以及高昂的家族理想。中国人无意识地将家族文化内化为思想规范,也影响到了作家的文学创作。莫言与张炜是中国家族小说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张炜通过《古船》《你在高原》等家族叙事作品秉持着自己的文学理想,摒弃外界诱惑,传递着强烈的主体价值取向,维护着道德秩序。莫言则用泥沙俱下的叙述与磅礴的作品体量,通过对中国典型家族与社会情状的深刻把握,站在“故乡的土地上”,表现中国人二十世纪的经验世界。莫言塑造的都是有血有肉、充满野性生命力、敢爱敢恨、快意人生的人物,张炜则是基于传统道德的标准去划分的不同家族,从两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原始欲望的满足还是罪恶的背负都带有家族的传承色彩,比如司马库与司马粮的勇敢,隋抱朴与隋迎之的罪责,都是一以贯之、不可分割的。值得重视的是,张炜与莫言在塑造性格复杂的家族人物、传达厚重的思想内涵中运用了意象书写这一重要的写作手法,莫言的意象变幻多样,大开大合,将“最纯洁也最肮脏”的世界赤裸裸地展示出来。而张炜作品中的精致、自然的意象,帮助他找到了内心情感的突破口,也构建起了道德原则与理想主义的精神城堡。无论是人物的塑造,或是意象的运用,张炜与莫言都从外部自觉地解构着传统叙事观。《生死疲劳》中动物视角的叙述以及张炜反对过度工业化对人的异化,都对传统的叙事方式造成了冲击,进而传达出莫言与张炜渴望回归本真的传统民间文化的价值取向。在相似的文化背景影响下,两人试图在当下的文化环境中寻找一个前进方向,都不假思索地回归了“民间”,在民间的土壤中寻找精神的寄托。不同的是,莫言坚持把自己当作老百姓在写作,而张炜则是知识分子走向民众的代表,这样差异化的文化立场让他们的作品呈现出相差甚远的面貌。
孔瑞[4]（2020）在《山姆·谢泼德戏剧的创伤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山姆·谢泼德（Sam Shepard）是美国当代戏剧界重要戏剧家之一,他自20世纪60年代涉足剧坛,戏剧创作生涯一直贯穿到21世纪,一生共创作50多部戏剧。谢泼德通过戏剧的创伤叙事言说身心痛苦,肩负社会责任,反思历史灾难,践行创伤见证,寻求疗愈途径。创伤叙事源于对历史长河中芸芸众生悲剧性生命存在的关怀和悲悯,以总结反思灾难之后的经验教训和探寻疗愈创伤之道为使命。基于此,从创伤叙事视角研究谢泼德的戏剧作品可以说是基于对于生命的热爱和尊重,对人类社会道德和情感伦理的关注,以及对探寻疗愈创伤之道的使命和责任。本研究以谢泼德戏剧的创伤叙事为研究对象,探究创伤叙事视域下谢泼德戏剧中的主题内容、人物形象、文本特征以及舞台艺术等,创伤叙事既是戏剧主题思想和人物言说的表现内容,也是戏剧文学和舞台演剧的艺术手法,这四个方面错综交织,相互作用,交相辉映,共同成为构建谢泼德戏剧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的重要要素。本研究首先基于发生学理论探究谢泼德戏剧创伤叙事的创作成因,即戏剧家和戏剧的创伤叙事之间的关系。继而从家庭、历史和文化三个主题维度研究谢泼德戏剧中的创伤叙事内容,家庭创伤主要包括伦理关系异化下的亲情创伤,家庭男权暴力下的女性创伤,以及孤独漂泊旅途中的失家创伤。同时谢泼德在戏剧中将宏大叙事与个体创伤相结合,关注殖民扩张、西进运动、工业现代化、移民大潮等历史创伤主题,以批判、反思和冷峻的风格践行创伤叙事的艺术见证功能。文化创伤主要从战争创伤与英雄主义的悖论,创伤悼歌与政治批判的交响两方面分析谢泼德戏剧中的战争书写和恐怖袭击。家庭创伤展馆中的沉沦堕落的父亲、疏离冷漠的母亲和暴力怨愤的儿子成为典型家庭人物群像,不同家庭戏剧人物在叙事中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角色叙事功能。谢泼德以幽灵形象承载人文关怀和社会批判,赋予与幽灵人物身份相配的行动特权,幽灵人物具有干扰叙事进程的身份功能。无论是创伤主题的表达,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必须依托戏剧家高超的文学手法和舞台艺术。谢泼德在戏剧中精心部署戏剧文本结构,运用互文本和元文本的跨文本叙事特征来升华创伤主题,丰富人物形象,拓展表征创伤层次。同时谢泼德运用语言的意绪言说和幻想文本来模拟创伤记忆,凸显创伤心理和焦虑情绪。谢泼德戏剧魅力不仅在于戏剧文本中内涵深刻的文学性,更是从文本到舞台,从案头到演剧,展现了意象丰饶、诸感通汇、声光交融、引人入胜的舞台演剧效果。谢泼德运用丰富的舞台意象外化人物内心创伤,用看得见的道具象征看不见的创伤心理。同时,谢泼德通过舞台演剧艺术来丰富渲染创伤氛围,增强舞台上声、光、色的感官刺激,直接抵达观剧者感官功能,引起强烈共鸣,激发观众思考。谢泼德还设置意蕴丰富的舞台场景来隐喻创伤,彰显戏剧形式独特的舞台表现力和剧场艺术魅力。本研究不仅有益于丰富戏剧艺术美学研究,更有益于激发对于人类苦难生命和生存境遇的思考。
张明明[5]（2020）在《《红楼梦》高潮艺术论》文中研究说明《红楼梦》的叙事高潮概念是一个伴随着《红楼梦》创作、刊行、评点、传播与接受,而渐趋成熟与定型的概念。根据核心人物、主要矛盾、余波影响、事件转捩点、小说旨归等界定“高潮艺术”的关键词,可梳理出六大高潮事件,即元妃省亲、宝玉挨打、祭宗祠开夜宴、抄检大观园、黛死钗嫁和贾府抄家。这六大高潮事件分别以贾元妃、贾宝玉、贾珍与贾母、王夫人与王熙凤、林黛玉与薛宝钗、贾政为核心人物,多次使用皴染、横云断山、特犯不犯、伏脉千里、一树千枝等艺术手法,围绕着贾府中兴、后继无人、祖恩耗尽、理想世界遭到现实世界侵袭、情的毁灭、家族败亡等重大问题,共同演绎着家族兴衰与宝黛情缘两条主线上的故事。其中,元妃省亲既是贾府衰落过程中政治中兴的高潮,也是小说由“风月宝鉴”主题向宝黛爱情与贾府兴衰主题的过渡,还为后续其他高潮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必要条件与土壤,尤其是大观园的修建,为宝黛情缘的发展提供了环境支撑;宝玉挨打是宝玉人生路上“情悟”哲学的关键,也是世俗与脱俗冲突的高潮,更是小说“以人补天”失败的高潮;祭宗祠开夜宴是贾府由盛转衰的分水岭,该高潮过后,小说的叙事主调由欢乐、融洽转向忧忿、哀怨,叙述的重点转向对各方矛盾斗争的书写;抄检大观园的爆发标志着贾府内部矛盾的炽热化,是贾府“自杀自灭”的高潮、是“世俗世界”对“理想世界”戕害的高潮、是贾府婢女遭遇悲剧的高潮,也是贾府抄家的凄惶预演;黛死钗嫁是整部小说“梦幻情缘线”的核心,宣告了“木石前盟”的失败,代表着爱情、诗心以及青春的结束;贾府抄家是家族衰败的制高点,是家族兴衰线与宝黛爱情线最后的交点,是对小说其他高潮的总照应。上述高潮事件既富于变化性,又合于统一性,在遵循生活与艺术规律的基础上,都有开端、有铺垫、有发展,“由量变转化为质变”。矛盾冲突最激烈、核心人物形象最饱满、主旨表达最鲜明的情节,才会将故事推向高潮,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观者情绪。高潮事件之后,情节也不会戛然而止,而是放缓或加快后续影响,增强整部小书的厚重感,使情节富有节奏感。同时,还要不断加入新的情节链,转换枢纽,别开一境,从而牵引出后续高潮事件。无论家族兴亡线,还是宝黛情缘线,都在阐述幻灭与毁灭,这是《红楼梦》高潮艺术的统一性;因各高潮事件侧重点不同,幻灭的表现形式和幻灭的内容不同,这又是《红楼梦》高潮艺术的变化性。通过探究《红楼梦》高潮事件始末及其起承转合间的艺术特征,可以发现,小说的高潮事件应具备结构的匀称性、手法的反复多样性、情节的相似与差异的统一性、人物形象的定型性四方面特点,且这四方面应统一于小说主线、服务于小说主旨。这既是裁夺诸多事件是否为高潮事件的必要条件,也是判断《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处理高潮事件时,技法高低的又一标准。
王行[6]（2020）在《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孙惠芬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经验性特征,大部分作品出于作家的生活经历、情感经验和生命体验。孙惠芬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来自于自己的日记,这篇改变孙惠芬命运的作品激发了她的创作热情,也规约了她的创作路线,于是孙惠芬沿着这条经验性的创作道路坚持走了下去,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纵观孙惠芬的整体创作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创作路线,她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没有走出辽南,坚持辽南故事的文学书写。孙惠芬所有的辽南故事几乎都围绕着故乡展开,十里洼、歇马山庄和上塘村都源自孙惠芬故乡山咀子的文学想象,它们共同构成了孙惠芬完整的文学故乡。孙惠芬的文学创作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的文学划分依据于作家创作特征与个体经验之间的关系。在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孙惠芬利用的文学创作资源主要来自于童年故乡记忆和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这也是作家心灵史的文学源头。童年经验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早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部分中国当代作家也都承认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童年之间存在的紧密关联。孙惠芬也曾坦言自己小说创作的念头就源于童年的经历,而创作于世纪之交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歇马山庄》正是源于对童年故乡的想象。孙惠芬的童年记忆充满了“60后”作家普遍性的苦难记忆,这种苦难感对于乡村出身的孙惠芬而言,主要表现为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贫乏,而这种苦难体验最终内化成孙惠芬的性格,进而又外化为细腻、琐碎而又悲伤的文学风格。孙惠芬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来自于她的青年生活经历。青年时代的孙惠芬充满了对于“外面”世界的渴望,心怀青少年叛逆情绪的“怨乡”情结,“逃离”乡村走进城市成为青年孙惠芬的人生理想。于是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了文学“自叙传”的特征,借助小说抒发个人情感、情绪,很多作品也都取材于青年时期的真实生活经历。《小窗絮雨》《变调》《孤独者之歌》《小镇文化人》《来来去去》等小说,既是她青年时代的作品,也是她青年时代情感和经历的文学表现。进入新世纪后的孙惠芬来到了人生的中年阶段,同时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学习和写作,开始进入文学创作的“中年写作”阶段,这也是她文学创作的第三个阶段。此时的孙惠芬离开了小城庄河进入大连市文联工作,成为了真正的城里人,但是却失去了身份的自我认同,走上了“精神返乡”的文学之路。孙惠芬的“中年写作”虽然失去了“青春写作”的活力,但是却拥有了历史的厚重和思想的深度。在情感上开始由己及人,扩展了情感关注的对象,将对自我情感和心理的关注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群体。在立场上表现出鲜明的底层立场,坚定地为乡村和农民发声,尤其关注那些进城农民工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境。孙惠芬文学创作进入第四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品是《寻找张展》,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现改变了孙惠芬的文学格局,她终于开始创作关于城市和城里人的小说,开始关注城市青年的精神困境。可以说《寻找张展》是孙惠芬文学创作的里程碑式作品,通过这部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完成从农民到市民身份转变的作家,这部作品也可以视之为孙惠芬文学进城的开篇之作。这部小说的出现也意味着孙惠芬终于从身体进城进入了精神进城,在精神上真正融入了城市,实现了身份的自我认同。孙惠芬这次文学进城的实验性写作,是否意味着城市文学将成为她创作的常态?还有待于我们拭目以待。孙惠芬的文学作品在人物形象、叙事和文体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特征。出身于传统乡村的孙惠芬从小就接受到来自母亲和奶奶的言传身教,从而养成了传统女性的道德品质,传统乡村的伦理道德观念已经内化为她人格特征的基本底色。因此我们可以从孙惠芬的小说中看到她的传统特征,经常以传统乡村伦理道德观念作为审美标准,表现出对乡村传统女性的欣赏和认同,正如《静坐喜床》中那位“坐床”的新嫁娘。这种价值观念最终外化为“圣母”情结,而男性的“圣母”情结最终内化为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她们在历史的洪流中不自觉地认同了来自男性的带有压抑、强制和霸权色彩的女性角色定位,并将“圣母”形象变成女性的一种人生追求。这种“圣母”形象在《蟹子的滋味》《给我漱口盂儿》《秉德女人》等作品中大量出现,以文学的方式将家庭生活中的那些“母亲”打造成为“圣母”。但是随着孙惠芬思想认识的不断提高,她开始关注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期那些身处裂变中的现代农民,那些游走于城乡间的农民工,既失去了乡村的文化之“根”,又承受着来自城市的排斥,陷入身份认同的困惑。而在那些进城农民工群体中,女性农民工更是身处于社会底层的底层,她们遭受来自城市更为深刻的创伤。而农民工的大量进城造成了乡村的“空巢”,“空巢”乡村里那些留守女性既要承担丈夫离去后的劳动压力,又要承受丈夫缺席后的性压抑和性苦闷。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乡村开始出现了新的现代女性形象,她们在裂变中的乡村寻找新的生存之路。孙惠芬本是一位并不注重小说技巧的作家,但是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中也养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孙惠芬的小说叙事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叙事立场和叙事视角的变化而变化。作为女性作家孙惠芬小说叙事经常表现出女性叙事视角,但是却并未表现出偏执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形成了叙事立场和叙事视角的二元悖论关系。孙惠芬在乡土小说创作中坚持的底层立场,使她一直坚定地站在乡村和农民的立场上发声,在作品中则表现出一种乡村叙事视角。进城后的孙惠芬不仅拥有了城市身份,也拥有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开始以知识分子启蒙主义的文学立场观照中国乡村、关心现代农民,以城市叙事视角观察中国乡村的现代性之变。在小说文体上孙惠芬也相继做出过实验性的写作尝试,从最初的散文化乡土小说到后期的方志体小说和“非虚构写作”,孙惠芬表现出自觉的小说文体创新意识。孙惠芬的文学创作深受沈从文和萧红影响,尤其是他们文学创作中的散文化倾向,散文化小说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上和文体上,还表现在艺术精神上。孙惠芬以散文体进行小说创作,经常模糊掉个体生活的真实性与文学虚构性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在小说中真假难辨。孙惠芬在长篇小说《上塘书》中采用了方志体的文体结构,方志体小说不是孙惠芬的首创,它来源于方志小说,表现出对于真实性的文学追求。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采用的是“非虚构写作”方式,以非虚构的叙事方式营造出一种真实感,从物质和精神层面揭示出底层农民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绝望,直击“非正常死亡”及其背后隐藏的“自杀遗族”问题。以期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这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文学的边界,具有文学意义和价值。
张惟喻[7]（2020）在《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尤金·奥尼尔的悲剧开创美国严肃戏剧之先河,他全方位地接受了古希腊悲剧和尼采“酒神精神”学说的影响,为这个推崇科学理性的乐观国家重新注入了悲剧精神。综观中国近二十年从“酒神精神”角度开展的奥尼尔研究,整体上侧重影响研究,欠缺文本细读;论点相对分散,总体把握不足。这就为本选题立足“情感第一性”和“原始趣味”两个原则,针对酒神精神、奥尼尔、悲剧三者间的内在关联进行深入探讨提供了学术空间。西方社会过分迷信“苏格拉底主义”,用理性压抑自我;“日神精神”导致现实中“个体化原则”横行,人人以经济利益为重,拒绝正视内在冲动,现代人的生命意志因此变得孱弱。后果是物质异化人性,摧毁了人类的精神家园,导致人际关系恶化,社会道德滑坡。奥尼尔继承希腊悲剧传统,借日神形式阐释“酒神精神”;同时结合时代需要,用普通人的经历模仿酒神受难、复活的过程,以现代心理悲剧驱逐盛行于美国社会的“肤浅乐观主义”。最终为现代人树立起审美层面的“新上帝”,实现了创作初衷,即酒神艺术对人生处境的关怀,生命意志对现实苦难的超越,神话思维对精神世界的救赎。包括绪论和结语,论文共由六部分构成。主要内容有四章,分别从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探源、人物形象塑造、表现方法选取、审美与文化价值的角度,结合文学人类学理论、心理学理论、舞台叙事学理论和悲剧诗学,探讨奥尼尔别具一格的悲剧艺术。第一章阐述尼采的酒神精神学说与奥尼尔悲剧精神的深层契合。西方悲剧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仪式。尼采用希腊神话中的“日神”和“酒神”代指艺术冲动中两种不同的心理经验,围绕二者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艺术类型。早期希腊人从作为“酒神艺术”的悲剧中汲取“形而上的慰藉”,抵御现实中的痛苦体验。奥尼尔具有很强的悲剧意识,他从古希腊悲剧中传承了“酒神精神”,倡导内在冲动的自由宣泄,用艺术观照人的生命体验。奥尼尔的悲剧排斥理性戒律,向往“醉”的境界,肯定生命本体,呈现出显着的“非理性”价值取向,是“酒神状态的客观化”。第二章分析奥尼尔笔下具有酒神气质的悲剧人物。奥尼尔塑造的人物形象普遍带有自传性质,他让社会底层人士和女性群体登上了曾经由神和英雄支配的舞台。这些反传统的悲剧人物天性敏感、情感充沛,行动随心所欲、放浪不羁,具有原始悲剧主人公的特质。在现代社会,由于“苏格拉底主义”大行其道,他们被迫与自然和自我疏离,陷入“异化”的境地;为重返“乐园”,他们不惜以身犯禁,鱼死网破。很多时候,人们无力独自与异己力量对抗,只能依靠“迷狂”向总体生命寻求解脱。奥尼尔一般不直接批判社会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把思考结果寄托在悲剧人物身上,让他们代自己去言说、去行动。第三章论证酒神精神与奥尼尔悲剧艺术方法的深度关联。奥尼尔被认为是表现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家,表现主义反映“内在（心理）真实”的要求与酒神精神“非理性”的审美原则高度契合,奠定了奥尼尔悲剧的整体风格。他选择人的精神世界作为表现对象,“内观”指向对戏剧的表现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奥尼尔在“酒神精神”引领下博采众长,创造出多种具有“内倾”倾向的语言手段和非语言手段,成功刻画了人的生命意志受“理性”挤压所致的精神痛苦和心灵异变,其作品也因此被称为“现代人的精神悲剧”。第四章论述酒神精神赋予奥尼尔悲剧的审美与文化价值。尼采的美学体系以“生命意志”为根本前提,“酒神精神”是其最高表现形态。尼采认为悲剧的基本功能是引导个体生命意志充分宣泄,从而突破表象回归本体,肯定生命的价值。奥尼尔采纳了这一观点,他有意引入“酒神狂欢”概念,描写悲剧人物为追求崇高的目标陷入迷狂、走向毁灭,借此粉碎“个体化原则”,在审美层面实现人类精神的净化;或是将冲突转移到内部世界,唤醒“人”的感情,实现对“物”的超越。奥尼尔的一切努力都指向通过艺术找寻“灵魂得救”的途径,为现代人重建一种基于“生命本体”的信仰模式。尼采以“酒神哲学家”自居,奥尼尔则堪称“酒神戏剧家”,其一生创作的近五十部戏剧,既是为后上帝时代的西方人寻找出路的探索,也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他让现代人得以跳出思维惯性,从生命本身探求实现精神自由和人生幸福的路径。其悲剧艺术极富启发性和指向性。
李玥慧[8]（2020）在《良知浸润下的“童眸” ——论巴金小说中的儿童形象》文中提出儿童是巴金作品中比较常见的艺术形象,是作者愿望的聚焦点和想象的载体。本文以巴金小说中的儿童形象为研究中心,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文化分析、文本深读、跨学科研究等方法进一步对巴金小说中儿童形象的创作源流、形象类型、叙述方式、核心主题进行深入分析。第一章从巴金小说中儿童形象的创作源流入手,论述了青少年时代“长宜子孙”的触动、“五四”精神的烛照、“爱的教育”世界观的形成、以及巴金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吸收。第二章对巴金作品中不同类型的儿童形象进行了分类:既有胡闹耍赖的顽皮者、又有心灵纯真的可爱者、既有饱受苦难的承受者、也有绝望无力的抗争者。第三章观照“童眸”下的叙事策略,从儿童视角的发生机制、多叙述视角的流动、内外层的叙述结构三部分来分析巴金结构文本和塑造儿童形象的艺术特点。第四章阐释了巴金良知下的守望,从在社会悲剧中彰显爱的价值和崇高、为生存而发出的灵魂悲鸣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精神三方面论述巴金塑造儿童形象的核心主题。
王凡[9]（2020）在《香港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清小说的电影改编是我国名着电影改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创作不仅在内地电影的发展中结出了累累硕果,也于香港电影的演变进程中产生了诸多佳作。作为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香港影坛占据重要地位的制片公司,邵氏兄弟有限公司曾投资拍摄了多部依据明清小说改编的影片。本论文以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文本细读、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理论阐释。学界对于明清小说电影改编的研究多关注于内地及香港二十世纪80年代后的此类创作现象,而对以邵氏此类影片为代表的二十世纪80年代前的明清小说香港电影改编的研究则关注较少,本论题的探究可较好地弥补这一研究空白。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香港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这一论题的选题意义,并从明清小说的香港电影改编和邵氏电影两个层面对这一选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同时也对邵氏电影的整体概况进行了简要的介绍。第一章主要论述了邵氏电影对于小说《三国演义》的改编。影片《貂蝉》将书中王允以计诛董卓的情节搬上银幕,在部分重构片中主人公的貂蝉命运轨迹时,彰显了她“公义为先”的形象,投射出主创者的女性意识与家国情怀。而影片《神通术与小霸王》在展现《三国演义》中孙策斩于吉的情节时,凸显了浓郁的武侠影像风格,并反映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表征。两部影片虽类型、风格完全不同,但都折射出导演强烈的个人化印记,并在这一创作主体意识的影响下,彰显出对原着人物富于新意的改易与重塑。第二章主要探究了邵氏电影对于小说《水浒传》的改编。影片《阎惜姣》《潘金莲》运用戏曲化手段正面重塑了书中阎婆惜、潘金莲这类反面女性人物。而影片《武松》则在前二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彰显了潘金莲的人性化色调,并突出了武松形象的传统人伦意味。与之相比,张彻导演的“水浒”电影在武侠影像书写中彰显了梁山人物的英雄侠义形象,淡化了他们形象的阴暗面。邵氏“水浒”题材影片浓墨重彩地描摹了原着人物,折射出影片主创者对于这些经典形象的特殊诠释。第三章主要探析了邵氏电影对于小说《红楼梦》的改编。影片《红楼梦》《金玉良缘红楼梦》都以“浓缩”与“节选”相融合的改编方式重点呈现了宝黛爱情悲剧,并突出了林黛玉的形象。而影片《红楼春梦》则对《红楼梦》原着的若干情节片段进行了情色化影像诠释。邵氏“红楼”影片对于原着小说的改编既体现了香港电影改编《红楼梦》的诸多特征,又反映了邵氏电影明清小说改编所受到的商业性规制。第四章主要论析了邵氏电影对于小说《聊斋志异》的改编。影片《倩女幽魂》强化了原着女性的艺术才情,彰显了原着男性的“家国情怀”。而影片《狐鬼嬉春》则在喜剧片的建构中对《聊斋志异》“才艺生情”模式进行了影像戏仿,并将传统劝诫意识灌注其中。邵氏“聊斋”题材影片不仅反映了影片主创者侧重对原着“才艺生情”模式的影像呈现及传统文化意识对于改编者的思想浸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聊斋》喜剧诠释的文化语境。第五章主要论述了邵氏电影对于《三侠五义》的改编。影片《七侠五义》《冲霄楼》较为生动地呈现了原着中白玉堂、展昭等侠士的形象,将与他们关涉的情节段落作为节选改编的主要对象,并有意强化了原着的悬念效果。张彻更是在《冲霄楼》中融入了他独有的武侠影像风格及对武侠精神的反思。此外,同为武侠片导演的刘家良在将《三侠五义》改编为影片《御猫三戏锦毛鼠》时,既尝试对其进行喜剧武侠片的改编,又表现出过犹不及的改编失当问题。三部影片都对原着进行了节选式改编,并注重对书中侠士形象的影像呈现,同时也在客观上以明清小说为载体,反映出邵氏武侠片的阶段性特征与演变进程。第六章主要论述了邵氏电影对于小说《西游记》《金瓶梅》《醒世恒言》的改编。邵氏《西游记》电影不仅强化了原着女性的负面色彩,还以影像画面含蓄展现了她们形象的官能性意趣。《金瓶双艳》《风流韵事》在呈现《金瓶梅》的过程中,突出了原着的道德劝诫意识,展现了原着女性的命运悲剧,艺术化呈现了原着的性内容,彰显了原着的世情色调。影片《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在将《醒世恒言》同名小说搬上银幕时,重构了原着的情节开端,强化了原着情节的戏剧性,并大量运用戏曲唱段来叙事表意,提升了影片的观赏性。第七章主要探析了邵氏电影对于明清小说人物、情节的改编方式以及电影商业性对于此艺术实践的多重影响。邵氏电影对于明清小说情节的改编主要采取了节选式、浓缩式及杂糅式这三种方式,明清小说人物在这类影片中呈现出武侠化、喜剧化、戏曲化等特征,同时也在一些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体现出描摹复杂人性的创作趋向。这与原着小说自身的审美特点、电影商业性、影片主创者的主体意识等因素密不可分。电影的商业属性促使邵氏导演强化明清小说题材电影的情节戏剧性,突出暴力、情色元素,并将影片加以类型化整合,但同时又令片中人物更显扁平化。这些表现既是香港电影历来注重商业价值的某种映射,也是古典名着在现代传播历程中受到商业性浸染的鲜明注脚。第八章主要探讨了张彻与李翰祥这两位邵氏着名导演的明清小说改编创作。张彻在将《水浒传》《三国演义》拍摄成武侠片的过程中,将“阳刚电影美学”融注其中,突出了原着人物除暴安良、舍生取义的精神。李翰祥则将劝时警世的意识与对原着女性的现代理性审视灌注于明清小说的改编中。二人的创作主体意识与鲜明影像风格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明清小说改编创作,明清小说题材影片亦鲜明地映射出他们的电影“作者”意识。第九章以李翰祥与高罗佩为例论述了明清小说的电影再诠释与文学再诠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二者既在复杂人性的描摹、传统文化的呈现及文化思辨意识的投射等方面体现出共通性,又在再诠释的具体对象、再诠释的媒介、再诠释中的“缩减”与“扩展”及文化增殖效应方面差异显着。艺术形象的固有差异、现代商业性及再诠释者自身因素都是产生差异的原因。对明清小说再诠释的各类方式、理念的探究有利于进一步厘清影响明清小说现代传播的各种因素,也有助于把握明清小说现代传播的内在基本规律。第十章主要从邵氏明清小说题材影片与内地同类题材影片的比较、与此后香港同类题材影片的比较及邵氏电影明清小说改编的历史地位、意义阐述了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创作对其后此类艺术实践的影响。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与其后香港电影的此类创作既在情节改编幅度、思想主题诠释、类型片整合等方面颇为相似,又在创作主体意识的突出与淡化、严肃主题与浮夸风格的对比中折射出差异性。这与创作理念的革新、商业意识的强化、不同的改编取向密切相关。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与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的此类创作在原着某些主题的彰显、情节戏剧性的强化、视觉奇观的营造也同样十分相似,在原着情节改编、原着思想的诠释、类型片整合等方面则差异显着,这与电影创作语境、主创者的主体意识有着内在的关联。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对其后的此类创作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并在明清小说电影改编史上占据着特殊的地位。结语对香港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进行整体归纳。邵氏电影中有关明清小说的改编实践在商业电影模式与古典名着改编的融合、改编拍摄技法的探索、改编创作中文化思辨的自觉等方面都为此后的明清小说电影改编乃至所有名着的电影改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艺术经验。更为重要的是,邵氏电影的明清小说改编在同时期的内地、台湾此类创作相对荒疏之际,填补了当时华语电影此类创作的空白。可以说,明清小说的邵氏电影改编是明清小说影视改编史上的重要进程,也是明清小说现代传播的重要阶段。
谷伟[10]（2019）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政治的重塑 ——乔纳森·弗兰岑悲剧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化政治策略研究》文中指出在当代美国文坛,乔纳森·弗兰岑是堪与唐·德里罗、E.L.多克特罗等前辈文坛巨匠相比肩的年轻一代小说家。作为悲剧现实主义文学的倡导者,弗兰岑在创作中借助人物动荡的生存体验来折射宏观社会文化危机,培植穿透虚幻表象洞悉复杂现实的认知潜能。中后期代表作《纠正》《自由》与《纯洁》引爆了读者的抢购狂潮,获得批评界的高度关注。然而,三部小说在捕捉公众集体想象的同时,也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弗兰岑政治意识的锐度在减弱。这些批评声音所固守的是后现代主义立场,默认小说的能动性在于激进的形式实验,认为复归描摹家庭生活的现实主义就是向霸权投诚。而且,多数批评局限于单一小说文本,既无法立体呈现弗兰岑的创作全貌,亦使小说值得挖掘的文化政治维度无法获得充分讨论。据此,论文聚焦《纠正》《自由》与《纯洁》三部作品,细致分析弗兰岑对当代公共政治危机不同侧面的表征,挖掘其对重振公共领域的反思,勾勒弗兰岑中后期创作的主旨脉络,揭示其强烈的文化焦虑和时代关注,全面呈现其深层的文化政治意识,展现悲剧现实主义的核心理念。论文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入手,在对小说进行贴合文本语境的具体阐释中,借鉴诸多当代理论家的思想锋芒,包括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认知图绘理论、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理论、劳伦·勃朗特的情感依恋思想、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技术哲思、哈特与奈格里的诸众理论等,透过理论洞见来赋予论文更为深入的剖析视角。论文全篇共分五个部分,包括绪论、主体三章与结语。第一章（绪论）勾勒了弗兰岑的创作生涯,梳理了国内外研究现状,探究了各时期的学界评论重心,归纳了对悲剧现实主义小说文化政治维度的理解缺憾。在对悲剧现实主义进行认知图绘的基础上,绪论指出论文旨在捕捉弗兰岑文学创作的总体脉络,聚焦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政治的反思,随后概述了论文的结构框架。第二章从《纠正》对技术消费主义的批判入手,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超空间中公共政治的衰微困境与重振策略。本章重点讨论了生物精神病学诊疗机制的物质主义逻辑,指出其摧毁了主体的内在世界,进而破坏了认知定位能力与共同体视野。《纠正》中的兰伯特夫妇及其三个子女的生命都以不同方式被吸纳到技术消费主义的霸权宰制中。弗兰岑通过再现兰伯特一家摆脱技术消费幻象的挣扎历程,指出抵抗霸权需要重拾历史意识,恢复生命存在的故事时间深度;重塑认知定位,洞悉个体动荡苦难与集体福祉保障的瓦解密切相关;重构社群意识,构筑他者关爱的“情感空间”,形塑扞卫集体福祉的至善共同体。第三章从《自由》对美国政治势力的全谱分析入手,探究了新自由主义霸权下的公共政治危机。《自由》以帕蒂与沃尔特夫妇、好友理查德、儿子乔伊等人物的爱恨离合为主轴展开叙述。小说中诸多人物受到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深刻影响:或如沃尔特等自由主义者投身“士绅化”等基于身份政治的文化抗争,却因白人精英身份,落入多重结构困境;或如理查德等文化左派诉诸朋克亚文化的对抗实践,却囿于激进颠覆的边缘立场,日益孤立大众;或如帕蒂与儿子乔伊受到右翼势力的情感操控,执着依恋物欲自由观,无视日常生活的苦难。藉由再现人物的霸权抗争,弗兰岑指出重振公共政治需要重塑认知图绘,洞悉新自由主义摧毁集体福祉的扩张逻辑,把握多元资本权力关系的聚合点;重拾历史意识,回溯美国自由共识中的非理性威胁,顺势把握自由信仰的另类策略;重整扞卫共同性的诸众联盟,摒弃无效的激进边缘立场,藉由爱来构筑共同体意识,进而统合奇异多元的诸众力量。第四章从《纯洁》对生命权力的反思入手,探究了数字资本霸权的公共政治危机。小说藉由女孩碧普找寻生父的历程,逐步揭开碧普父母与以阿桑奇为原型的网络揭秘英雄安德烈亚斯·沃夫的复杂纠葛,再现了资本主义藉由数字技术重构意识感知与精细调控人口的生命宰制。此外,小说分别从伦理与心理机制溯源,揭示出数字网络生命宰制与资本权力扩张的伴生关系,探究了数字网络对公共领域的巨大破坏力:一方面透过建构虚拟安全幻象,数字网络摧毁了个体基于他者认同的社会人格身份,消解了复杂现实和深度交流;另一方面透过操控物性持存工业体系,数字网络宰制了传承世代经验象征符码的前个体储备,破坏了“个性化”进程,在摧毁主体独一心理结构的同时,消弭了多元包容的至善共同体。通过对碧普走出虚拟安全幻象的曲折探索,弗兰岑指出重振公共政治需要重塑历史意识,洞悉技术理性架空人类的启蒙辩证法逻辑,把握数字资本瓦解国家政治架构的趋势;重构认知定位,建立认知数字资本权力的微缩模型,揭示权力运作的对立框架来悬置权力机制;重建社群意识,推动大众透过思辨来洞悉数字资本宰制生命的危机,进而直面社会现实和人际交往,敞开创造新世界的行动潜能。第五章（结语）探究了悲剧现实主义小说的能动性,指出弗兰岑意图重塑卢卡奇论及的“总体性”意识。在《纠正》《自由》与《纯洁》中,弗兰岑从多维度把脉诊断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复杂症候,在不同时期聚焦了公共政治危机的不同重心,持续调整和完善认知图绘、历史意识与社群连接的行动策略,旨在总体把握资本系统的错综现实,寻求重振公共政治的良方。
二、长子情结与人格悲剧——二十世纪家族小说人物论之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长子情结与人格悲剧——二十世纪家族小说人物论之一（论文提纲范文）
（1）论曹禺戏剧中的疾病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中国现代文学疾病书写研究综述 |
| 二、曹禺戏剧研究综述 |
| 三、曹禺戏剧疾病书写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曹禺戏剧中的疾病表征 |
| 第一节 曹禺戏剧中的疾病类型 |
| 一、生理疾病 |
| 二、心理疾病 |
| 第二节 曹禺疾病书写的成因 |
| 一、独特的童年经验 |
| 二、近现代文学的疾病书写语境 |
| 三、西方戏剧的汲取 |
| 第二章 曹禺戏剧中的疾病隐喻 |
| 第一节 病与家:“狭之笼”的文化痼疾 |
| 一、衰亡:精神家园的掌权者 |
| 二、困守:精神瘫痪的“多余人” |
| 三、逃离:冲出“围城”的出走者 |
| 第二节 病与启蒙: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 |
| 一、从医生到病人:启蒙形象的颠覆 |
| 二、从启蒙者到被改造者: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
| 第三节 病与女性:他者的身体 |
| 一、蘩漪:疯癫与规训 |
| 二、陈白露:失眠与焦虑 |
| 第三章 曹禺戏剧中的疾病疗救 |
| 第一节 疗救的最终指向:健康的人 |
| 一、“蛮性遗留”的引路人 |
| 二、立国立人理想的实践者 |
| 三、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新人 |
| 第二节 疾病的疗救 |
| 一、医生与药方 |
| 二、死亡的救赎 |
| 三、疾病的“失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曹禺戏剧疾病书写一览表 |
（2）论知青作家家族小说中的长子形象 ——以《白鹿原》等四部作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概念界定 |
| 1.2 研究现状 |
| 1.3 本文视角 |
| 第2章 知青作家建构长子形象的历史背景 |
| 2.1 知青作家的身份困境 |
| 2.2 社会转型的忧患之思 |
| 2.3 多元文化的融合趋势 |
| 第3章 知青作家视域下的长子形象类型 |
| 3.1 守成建设者 |
| 3.1.1 文化守成 |
| 3.1.2 仁义忠厚 |
| 3.1.3 隐忍求全 |
| 3.2 恶逆破坏者 |
| 3.2.1 反叛亲情伦理 |
| 3.2.2 反叛婚姻伦理 |
| 3.2.3 反叛社会伦理 |
| 3.3 去而复返者 |
| 3.3.1 政治回归 |
| 3.3.2 家庭回归 |
| 3.3.3 文化回归 |
| 第4章 知青作家视域下的长子形象新质 |
| 4.1 悲壮性 |
| 4.1.1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认同 |
| 4.1.2 从“殉葬品”到“守望者” |
| 4.2 颠覆性 |
| 4.2.1 颠覆“伯仲”的角色定位 |
| 4.2.2 颠覆“出走”的道德美感 |
| 4.3 复合性 |
| 4.3.1 合三为一式的人物特质 |
| 4.3.2 古今相融式的价值熔铸 |
| 第5章 知青作家视域下长子形象的意义 |
| 5.1 现代小说中长子形象的拓展 |
| 5.2 知青生命体验的具象化呈现 |
| 5.3 “共和之子”文化抉择的象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3）莫言与张炜家族小说比较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与选题有关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家族小说的研究成果 |
| (二) 关于莫言、张炜家族小说的研究成果 |
| 二、本论题的研究意义及创新 |
| 三、本论题的研究方法及内容 |
| 第一章 生命中的家族底色 |
| 第一节 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家族文化 |
| 第二节 家族文化与小说创作的碰撞 |
| 一、二十世纪家族小说的繁荣历程 |
| 二、繁荣发展背后的原因 |
| 第二章 莫言与张炜家族小说人物论 |
| 第一节 涌动的血性与欲望——以余占鳌、司马库为例 |
| 第二节 血液中流淌的善恶价值观——以隋抱朴、宁伽为例 |
| 第三节 从品行继承与罪恶传递看家族联系 |
| 一、司马库与司马粮的性格继承 |
| 二、隋迎之与隋氏兄妹的家族罪恶感 |
| 第三章 莫言与张炜家族小说中意象论 |
| 第一节 家族生命力的象征——以“红高粱”为例 |
| 第二节 家族精神的坚守——以“石磨”与“高原”为例 |
| 第三节 同一灵魂意象的不同表达——“红马” |
| 第四章 外部叙事的解构与内里精神的回归 |
| 第一节 莫言与张炜对传统叙事的解构 |
| 一、莫言的动物视角叙事 |
| 二、张炜笔下现代化对人类的异化 |
| 第二节 对“种的退化”的抵抗——呼唤家族“纯种精神”的回归 |
| 第三节 对“科技狂欢”的抵抗——由家族遭遇呼唤道德回归 |
| 第五章 家族小说的精神之源——民间文化与灵魂 |
| 第一节 家族小说里蕴含的齐鲁文化色彩 |
| 第二节 莫言与张炜的民间立场与表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山姆·谢泼德戏剧的创伤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三、理论基础 |
| 四、研究内容、方法及意义 |
| 第一章 创伤叙事探因 |
| 第一节 谢泼德戏剧概述 |
| 第二节 谢泼德戏剧创伤叙事探因 |
| 一、父子矛盾的创伤记忆 |
| 二、暴力滋生的创伤书写 |
| 三、创伤时代的使命担当 |
| 四、创伤主题的戏剧传承 |
| 小结 |
| 第二章 创伤叙事的主题维度 |
| 第一节 家庭创伤 |
| 一、伦理关系异化下的亲情创伤 |
| 二、家庭男权暴力下的女性创伤 |
| 三、孤独漂泊旅途中的失家创伤 |
| 第二节 历史创伤 |
| 一、西进史上的血腥:印第安土着之挣扎 |
| 二、工业化中的驱逐:西部农场主之失家 |
| 三、现代化下的变异:生态环境之危机 |
| 四、美国身份的困境:移民寻梦之梦碎 |
| 第三节 文化创伤 |
| 一、战争创伤与英雄主义的悖论 |
| 二、创伤悼歌与政治批判的交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创伤人物及其叙事功能 |
| 第一节 创伤人物的家庭群像 |
| 一、沉沦堕落的父亲 |
| 二、疏离冷漠的母亲 |
| 三、暴力怨愤的儿子 |
| 第二节 创伤人物的幽灵群像 |
| 一、驱之不散的《神圣幽灵》:创伤记忆的赋形 |
| 二、为情所困的《情痴》:创伤过往的附魅 |
| 三、《已故的亨利·摩斯》的复活:创伤他者的复归 |
| 四、《献给康斯薇拉的眼睛》:创伤幽灵的徘徊 |
| 五、《震惊》的战争创伤:死亡之地的幽灵 |
| 第三节 创伤人物的叙事功能 |
| 一、家庭人物的角色功能 |
| 二、幽灵人物的身份功能 |
| 小结 |
| 第四章 创伤叙事的文本特征 |
| 第一节 创伤叙事的互文性特征 |
| 一、《献给康斯薇拉的眼睛》的互文改写 |
| 二、《已故的亨利·摩斯》:创伤叙事的互文性 |
| 第二节 创伤叙事的元戏剧特征 |
| 一、理性和反思:自我指称 |
| 二、埋葬与重生:戏中典仪 |
| 三、批判与探求:关涉现实 |
| 第三节 创伤文本的语言特征 |
| 一、意绪言说外化创伤 |
| 二、幻想文本凸显焦虑 |
| 小结 |
| 第五章 创伤叙事的舞台艺术 |
| 第一节 外化创伤的舞台意象 |
| 一、《饥饿阶级的诅咒》的羔羊:献祭之挽歌 |
| 二、《被埋葬的孩子》的玉米:乱伦之暗恐 |
| 三、《地狱之神》的盆栽植物:焦虑之投射 |
| 四、《饥饿阶级的诅咒》的门:被破坏的家园 |
| 五、《被埋葬的孩子》的门廊:被遮蔽的通道 |
| 第二节 渲染创伤的声光效果 |
| 一、变异与警示:《地狱之神》的声光交错 |
| 二、囚禁与逃离:《情痴》的声声撞击 |
| 三、压抑与复现:《被埋葬的孩子》的蓝色雨帘 |
| 第三节 隐喻创伤的舞台场景 |
| 一、《地狱之神》的阈限空间与身份危机 |
| 二、《徒劳》的荒原场景与精神救赎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谢泼德戏剧作品资料年表 |
| 附录 B 谢泼德戏剧剧照选集 |
| 附录 C 国内研究成果相关统计表 |
| 附录 D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5）《红楼梦》高潮艺术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及背景 |
| 第二节 已有成果及现状 |
| 一、“高潮”的定义 |
| 二、《红楼梦》高潮艺术研究巡礼 |
| 第三节 《红楼梦》结构分析 |
| 一、八十回本《红楼梦》结构 |
| 二、一百二十本《红楼梦》结构 |
| 三、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高潮艺术的异同 |
| 第一章 家族势力振兴的高潮——元妃省亲 |
| 第一节 元妃省亲高潮艺术 |
| 一、省亲前层层铺叙 |
| 二、省亲中悲喜交集 |
| 三、省亲后牵引出更多“虚热闹” |
| 第二节 元妃省亲在全书中的高潮意义 |
| 一、高潮内涵:以“势”补天的高潮 |
| 二、高潮拐点:由“风月宝鉴”向“红楼故事”过渡 |
| 三、高潮影响:成为后续高潮事件的必要条件 |
| 第二章 世俗与脱俗冲突的高潮——宝玉挨打 |
| 第一节 宝玉挨打高潮艺术 |
| 一、顿挫之笔,层层造势 |
| 二、痛怛之情,竭力渲染 |
| 三、柔情脉脉,自然收束 |
| 第二节 宝玉挨打在父子冲突关系中的高潮艺术 |
| 一、众父子关系爬梳 |
| 二、贾政与宝玉父子关系爬梳 |
| 三、宝玉挨打在父子关系中的高潮艺术 |
| 第三节 宝玉挨打在全书中的高潮意义 |
| 一、高潮特征:宝玉对“意淫”的执念达到顶点 |
| 二、高潮内核:世俗与脱俗的冲突 |
| 三、高潮影响:关涉后续高潮事件的走向 |
| 第三章 由盛转衰的高潮——祭宗祠开夜宴 |
| 第一节 贾府现状 |
| 一、贾府权势达到巅峰 |
| 二、经济支撑力达到极限 |
| 三、人丁最兴旺、支派最繁盛 |
| 四、仪礼约束力最明显 |
| 第二节 祭宗祠开夜宴的高潮艺术 |
| 一、以陌生化手法渐次写出煊赫气势 |
| 二、以烘云托月之法写出欢乐与冷清 |
| 第三节 祭宗祠开夜宴在全书中的高潮意义 |
| 一、高潮本质: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
| 二、高潮导向:叙事基调由欢乐转向哀怨 |
| 第四章 “自杀自灭”的高潮——抄检大观园 |
| 第一节 抄检大观园高潮艺术 |
| 一、抄检前不断蓄势 |
| 二、抄检中运笔“特犯不犯” |
| 三、抄检后“提按顿挫” |
| 第二节 抄检大观园在全书中的高潮意义 |
| 一、高潮表征:“内囊”耗尽的顶点 |
| 二、高潮内涵:“自杀自灭”的高潮 |
| 三、高潮本质:“理想世界”被毁灭的高潮 |
| 四、高潮外延:贾府婢女悲剧的高潮 |
| 第五章 灵与肉毁灭的高潮——黛死钗嫁 |
| 第一节 宝黛爱情心路概况 |
| 一、爱的试探:砸玉剪穗鉴痴心 |
| 二、爱的发展:赠帕题诗表痴心 |
| 三、爱的成熟:情婢试玉乱痴心 |
| 四、爱的毁灭:焚稿成婚释痴心 |
| 第二节 黛死钗嫁高潮艺术 |
| 一、破败之事,连连爆发 |
| 二、一死一娶,悲惨难名 |
| 第三节 黛死钗嫁在全书中的高潮意义 |
| 一、高潮内涵:爱情之情的毁灭 |
| 二、高潮本质:诗灵诗心的毁灭 |
| 第六章 贾府衰败的高潮——贾府抄家 |
| 第一节 抄家前的诸种预兆 |
| 一、外部环境不断恶化 |
| 二、内部“自杀自灭”愈演愈烈 |
| 第二节 贾府抄家高潮艺术 |
| 一、抄家前危机四伏 |
| 二、抄家中凄惶无比 |
| 三、抄家后“树倒猢狲散” |
| 第三节 贾府抄家在全书中的高潮意义 |
| 一、高潮内涵:家族的衰败 |
| 二、高潮终结:对其他高潮的归结 |
| 第七章 《红楼梦》高潮艺术规律 |
| 第一节 六大高潮特点探究 |
| 一、结构层面:位置较为均匀 |
| 二、手法层面:反复多样 |
| 三、情节层面:关涉全局 |
| 四、人物层面:定型人物 |
| 第二节 高潮艺术的成因 |
| 一、“一回两事”的式微与“大旨谈情”的朦胧 |
| 二、作者的文化观念与现实遭际 |
| 三、悲剧精神的内在要求 |
| 主要参考文献(按音序排列)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6）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一)关于孙惠芬小说主题的研究 |
| (二)关于孙惠芬小说人物形象的研究 |
| (三)关于孙惠芬小说叙事策略的研究 |
| (四)跨领域(学科)研究以及同其它他作家比较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作家的“心灵史”与文学创作的互构 |
| 第一节 童年、故乡与土地:作家文学创作的源泉 |
| 一、童年记忆的文学转换 |
| 二、文学故乡的建构和超越 |
| 三、农民作家的土地情怀 |
| 第二节 文学的“自叙传”:逃离故乡与初进文坛的精神困境 |
| 一、“走出去”的执着与“走向哪里”的精神困境 |
| 二、城市身份与乡村立场的二元关系 |
| 三、从心灵写作到心理描写的文学转型 |
| 第三节 “中年写作”的危机与精神还乡的痛楚 |
| 一、作为“现象”存在的“中年写作” |
| 二、“中年写作”:在焦虑和沉思中走向岁月的积淀 |
| 三、“重返故土”的精神升华与文学超越 |
| 第二章 孙惠芬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分析 |
| 第一节 过日子:中国传统女性的“圣母”形象 |
| 一、过日子:中国传统乡村道德伦理的养成 |
| 二、中国传统乡村的“圣母”情结与文学的“圣母”形象 |
| 三、走下神坛的“圣母”:中国传统女性最后的挽歌 |
| 第二节 社会转型期的现代乡村女性形象 |
| 一、留守女性的生命痛感 |
| 二、中国乡村社会转型期的新女性形象 |
| 三、进城女性的生命之殇 |
| 第三节 孙惠芬小说中的农民工形象 |
| 一、成为历史景观、进入文学视野内的农民工 |
| 二、土地的逃离和故乡的叛逆 |
| 三、农民工的“伤痛城市” |
| 四、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精神徘徊 |
| 第三章 孙惠芬小说的叙事特征 |
| 第一节 多元化的叙事立场与位移的叙事视角 |
| 一、小说的叙事立场与叙事视角 |
| 二、非女权主义叙事立场下的女性叙事视角 |
| 三、底层立场与乡村叙事视角 |
| 四、知识分子的叙事立场与城市叙事视角 |
| 第二节 “自语式”的文学叙事策略 |
| 一、女性絮语式的文学自叙传 |
| 二、传统家族意识下的“家族叙事” |
| 三、家庭观念与“家庭叙事” |
| 第三节 辽南地域文化下的“辽南叙事” |
| 一、辽南民风民俗与“辽南叙事” |
| 二、基于辽南乡村的日常生活叙事 |
| 三、辽南鬼神文化下的“鬼神叙事” |
| 四、作为文学故乡的上塘与上塘叙事的延伸 |
| 第四章 孙惠芬小说的文体特征 |
| 第一节 散文化乡土小说:从文体的自发到自觉 |
| 一、散文化乡土小说的文学传统和文体传承 |
| 二、语言的散文化和地方性 |
| 第二节 方志体小说:从文体的自发到自觉 |
| 一、从方志小说到方志体小说 |
| 二、方志体小说的结构特征 |
| 三、方志体小说的空间叙事特征 |
| 第三节 “非虚构写作”的文体实验 |
| 一、虚构文学的“非虚构写作” |
| 二、中国乡村自杀遗族的“非虚构”写作 |
| 三、对于“底层之痛”的非虚构式呈现 |
| 四、文学性的探讨:非虚构写作的文学局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奥尼尔悲剧中的酒神精神探源 |
| 第一节 尼采悲剧观的核心——“酒神精神”学说 |
| 一、狄奥尼索斯是一切悲剧的主角:酒神仪式向悲剧艺术的位移 |
| 二、对立与统一:悲剧艺术中的酒神冲动与日神冲动 |
| 三、希腊悲剧的消亡:苏格拉底主义与酒神精神的根本对立 |
| 第二节 酒神精神与奥尼尔悲剧精神的深层契合 |
| 一、奥尼尔悲剧对古希腊悲剧文化的继承 |
| 二、奥尼尔悲剧内涵的“非理性”取向 |
| 三、奥尼尔的悲剧主题对“人”的关怀 |
| 第二章 酒神气质与奥尼尔悲剧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
| 第一节 奥尼尔悲剧中的社会底层人物群像 |
| 一、奥尼尔的“萨蒂尔”们 |
| 二、酒神气质在“水手”形象上的反映 |
| 三、酒神气质在“农夫”“工人”形象上的反映 |
| 四、酒神气质在“酒徒”形象上的反映 |
| 第二节 奥尼尔悲剧中的女性形象 |
| 一、奥尼尔的“酒神狂女”们 |
| 二、酒神气质在“地母”形象上的反映 |
| 三、酒神气质在“妓女”形象上的反映 |
| 四、酒神气质在“家庭主妇”形象上的反映 |
| 第三章 酒神倾向与奥尼尔悲剧的表现方法 |
| 第一节 酒神倾向与精神分析方法之互通 |
| 一、奥尼尔悲剧中隐含的恋父/恋母情结 |
| 二、奥尼尔悲剧中反复出现的人格分裂 |
| 三、奥尼尔悲剧中频繁穿插的白日梦 |
| 第二节 酒神倾向与表现主义方法之实践 |
| 一、情感第一:奥尼尔悲剧中的内心独白 |
| 二、逆向演化:酒神影响下扬克的变形表现 |
| 三、逃亡之路:《琼斯皇帝》具有酒神意味的布景 |
| 第三节 酒神倾向与象征主义方法之运用 |
| 一、从“海洋”意象分析酒神倾向 |
| 二、从“月光”意象分析酒神倾向 |
| 三、从“面具”意象分析酒神倾向 |
| 第四章 酒神精神影响下奥尼尔悲剧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 |
| 第一节 从酒神艺术看奥尼尔悲剧对“生命”价值的审视 |
| 一、悲剧精神:个体毁灭后生存价值的实现 |
| 二、情感净化:郁结于胸的痛苦得以宣泄 |
| 三、艺术救赎:新信仰模式下精神人格的提升 |
| 第二节 从酒神狂欢看奥尼尔悲剧对“人”的价值的审视 |
| 一、回归“自然”后人类感情的复苏 |
| 二、呼唤“醉境”的现代家庭伦理文化 |
| 三、“迷狂”状态下人文主义对物质主义的超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8）良知浸润下的“童眸” ——论巴金小说中的儿童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巴金小说中儿童形象的创作源流 |
| 1.1 青少年时代“长宜子孙”的触动 |
| 1.2 “五四”精神的烛照 |
| 1.3 “爱的教育”世界观的形成 |
| 1.4 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吸收 |
| 2 主要的儿童形象类型 |
| 2.1 胡闹耍赖的顽皮者 |
| 2.2 苦难生活的承受者 |
| 2.3 纯真心灵的呈现者 |
| 2.4 绝望无力的抗争者 |
| 3 “童眸”下的叙事策略 |
| 3.1 儿童视角的发生机制 |
| 3.2 多叙述视角的流动 |
| 3.3 内外层的叙述结构 |
| 4 儿童形象的精神主题：良知下的守望 |
| 4.1 在社会悲剧中彰显爱的价值和崇高 |
| 4.2 为生存而发出的灵魂悲鸣 |
| 4.3 现代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精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9）香港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该论题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意义 |
| 四、邵氏电影及其文学改编创作述略 |
| 第一章 邵氏电影中的《三国演义》改编 |
| 第一节 影片《貂蝉》对《三国演义》的影像改编 |
| 一、貂蝉“公义为先”形象的影像彰显 |
| 二、貂蝉命运轨迹的影像重绘 |
| 第二节 影片《神通术与小霸王》对《三国演义》的后现代武侠重写 |
| 一、道、侠互融理念下的人物重塑 |
| 二、法术描写的渲染与夸张 |
| 三、“三国”影像的后现代书写 |
| 第二章 邵氏电影中的《水浒传》改编 |
| 第一节 影片《阎惜姣》《潘金莲》对《水浒传》女性的重塑 |
| 一、原着反面女性的正面重塑 |
| 二、人物塑造中的戏曲手段运用 |
| 第二节 《水浒传》《荡寇志》等影片对水浒英雄的彰显 |
| 一、男性重塑中的侠义精神彰显 |
| 二、梁山人物阴暗面的影像淡化 |
| 三、原着反面人物负面色彩的强化 |
| 第三节 影片《武松》对《水浒传》的影像改编 |
| 一、传统人伦视野下的武松形象重塑 |
| 二、潘金莲形象的人性化塑造 |
| 三、影像手法的匠心运用 |
| 第三章 邵氏电影中的《红楼梦》改编 |
| 第一节 影片《红楼梦》与《金玉良缘红楼梦》的影像改编实践 |
| 一、情节改编的创新性尝试 |
| 二、宝黛爱情与林黛玉形象的着意彰显 |
| 三、黄梅调唱段审美功效的发挥 |
| 第二节 影片《红楼春梦》对《红楼梦》的异色化改编 |
| 一、情色强化中的原着精神旁置 |
| 二、人物形象由复杂到扁平的易变 |
| 三、“红楼”影像化的后现代文化表征 |
| 四、电影商业性主导下的异色改编 |
| 第四章 邵氏电影中的《聊斋志异》改编 |
| 第一节 影片《倩女幽魂》对《聊斋志异》的影像改编 |
| 一、女性才情的融注与强化 |
| 二、男性“家国情怀”的影像呈现 |
| 第二节 影片《狐鬼嬉春》对《聊斋志异》的喜剧影像诠释 |
| 一、原着中“才艺生情”模式的诙谐性戏仿 |
| 二、诙谐讽刺中的劝诫功用 |
| 三、《聊斋》喜剧影像诠释的文化语境 |
| 第五章 邵氏电影中的《三侠五义》改编 |
| 第一节 影片《七侠五义》的影像改编实践 |
| 一、原着情节的“逐层微缩” |
| 二、情节悬念的影像强化 |
| 三、原着人物呈现的不足 |
| 第二节 影片《冲霄楼》对《三侠五义》的改编 |
| 一、悬念手法的巧妙运用 |
| 二、原着诙谐色彩的影像呈现 |
| 三、导演创作意识的鲜明折射 |
| 第三节 影片《御猫三戏锦毛鼠》的喜剧改编实践 |
| 一、原着情节的非常规改编 |
| 二、喜剧诠释中的改编失当 |
| 第六章 邵氏电影中的《西游记》《金瓶梅》等小说的改编 |
| 第一节 邵氏《西游记》电影对原着女性的影像呈现 |
| 一、原着女性反面色彩的影像强化 |
| 二、女性形象官能意味的含蓄性投射 |
| 第二节 影片《金瓶双艳》《风流韵事》对《金瓶梅》的改编 |
| 一、原着女性形象的影像塑造 |
| 二、原着劝诫意识的影像彰显 |
| 三、原着性爱情节的艺术化呈现 |
| 四、原着世情色调的影像渲染 |
| 第三节 影片《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对原着的情节改编 |
| 一、原着情节的生发与改易 |
| 二、原着情节戏剧性的影像强化 |
| 三、黄梅调唱段叙事功能的发挥 |
| 第七章 邵氏电影明清小说改编的总体特征与商业性对其的影响 |
| 第一节 邵氏电影对明清小说的情节改编 |
| 一、原着情节改编的类型区辨 |
| 二、改编方式择取的内在因由 |
| 第二节 邵氏电影对明清小说人物的艺术重塑 |
| 一、类型片整合中的原着人物塑造 |
| 二、原着女性形象的独特观照 |
| 三、原着人物重塑的多重原因 |
| 第三节 电影商业性对邵氏电影改编明清小说的影响 |
| 一、电影商业性对原着情节改编的影响 |
| 二、原着改编的类型电影整合 |
| 三、商业运作中的原着人物扁平化 |
| 第八章 邵氏着名导演的明清小说改编观念 |
| 第一节 张彻对明清小说的武侠影像书写 |
| 一、明清小说的武侠式呈现 |
| 二、原着情节易变中的人物重塑 |
| 三、改编创作中的电影“作者”书写 |
| 第二节 李翰祥的明清小说改编观念 |
| 一、改编创作中思想性与商业性的平衡 |
| 二、原着女性形象的彰显与审视 |
| 三、改编创作中的影像语言运用 |
| 第九章 明清小说电影与文学再诠释之比较——以李翰祥与高罗佩的创作为例 |
| 第一节 李翰祥与高罗佩对明清小说再诠释的相似性 |
| 一、女性形象的塑造与彰显 |
| 二、真实复杂人性的细腻描摹 |
| 三、传统文化的丰富呈现 |
| 四、文化思辨意识的投射 |
| 第二节 李翰祥与高罗佩对明清小说再诠释的差异性 |
| 一、再诠释具体对象的差异 |
| 二、再诠释媒介、手段的差异 |
| 三、再诠释创作中“缩减”与“扩展”的差异 |
| 四、文化增殖方面的差异 |
| 五、再诠释差异产生的多重原因 |
| 第十章 邵氏电影明清小说改编的影响 |
| 第一节 邵氏电影明清小说改编与其后香港电影此类创作的比较 |
| 一、影像改编的相似之处 |
| 二、影像诠释的不同之处 |
| 三、改编差异性产生的原因 |
| 第二节 邵氏电影明清小说改编与内地电影此类创作的比较 |
| 一、影像改编的相似之处 |
| 二、影像诠释的内在差异 |
| 三、改编差异性产生的原因 |
| 第三节 邵氏电影明清小说改编的历史地位与意义 |
| 一、商业电影模式与明清小说改编的融合 |
| 二、改编拍摄技法的积极探索 |
| 三、改编创作中的文化思辨意识 |
| 四、邵氏明清小说题材电影的历史地位 |
| 结语 |
| 附录 香港邵氏明清小说题材电影一览表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政治的重塑 ——乔纳森·弗兰岑悲剧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化政治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写说明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创作生涯与作品简介 |
| 1.2 国内外弗兰岑研究综述 |
| 1.3 弗兰岑的悲剧现实主义文学观 |
| 1.4 研究思路 |
| 1.5 结构框架 |
| 第二章 《纠正》:技术消费主义霸权的救赎 |
| 2.1 深度模式消亡与认知定位困境 |
| 2.1.1 生物精神病学的物质主义逻辑 |
| 2.1.2 心理时间的外在空间化:精神分裂感 |
| 2.1.3 生物精神病学诊疗的技术消费资本逻辑 |
| 2.1.4 晚期资本主义超空间的认知困境 |
| 2.2 主体死亡与共同体意识崩解 |
| 2.2.1 主体之死的原因:心灵维度的抹杀 |
| 2.2.2 临床抑郁症的羞耻感机制溯源 |
| 2.2.3 技术消费主义的霸权宰制 |
| 2.3 对技术消费主义霸权的抵抗 |
| 2.3.1 恢复生命存在的故事时间 |
| 2.3.2 重塑认知图绘 |
| 2.3.3 铸就共同体的“情感空间”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自由》:左翼自由派公共政治的重塑 |
| 3.1 自由主义共识的溃败 |
| 3.1.1 自由主义与身份政治的联盟历程 |
| 3.1.2 士绅化进程:自由派多元文化抗争的伦理与现实冲突 |
| 3.1.3 边缘与底层的夹击:自由派多元文化抗争的龃龉困境 |
| 3.2 文化左派边缘抵抗策略的溃败 |
| 3.2.1 颠覆性与真实性的文化实践 |
| 3.2.2 颠覆性与真实性的内爆崩解 |
| 3.2.3 后现代主义文化左派的现实危机 |
| 3.3 右翼新自由主义社会霸权的宰制 |
| 3.3.1 情感结构与自由观的文化变迁 |
| 3.3.2 新自由主义对个人主义的吸纳 |
| 3.3.3 新自由主义对消极自由观的吸纳 |
| 3.3.4 情感依恋:情感结构宰制的深层运作 |
| 3.4 左翼自由派的公共政治重塑 |
| 3.4.1 形塑多元资本权力的伦理认知图绘 |
| 3.4.2 重构自由共识的历史维度 |
| 3.4.3 激活扞卫共同性的诸众联盟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纯洁》:数字时代生命权力的抵抗 |
| 4.1 数字时代生命权力的新趋势 |
| 4.1.1 生命权力在身体规训界面的拓张 |
| 4.1.2 生命权力在群体调节界面的拓张 |
| 4.2 公共领域衰微的溯源 |
| 4.2.1 公共领域衰微的外在伦理溯源 |
| 4.2.2 公共领域衰微的深层心理机制 |
| 4.3 数字网络霸权的救赎 |
| 4.3.1 开启对数字网络技术的历时反思 |
| 4.3.2 建构对数字资本权力的认知模型 |
| 4.3.3 再创爱的平等共同体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 |
| 5.1 “总体性”意识的重构 |
| 5.2 文化政治策略的能动探索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四、长子情结与人格悲剧——二十世纪家族小说人物论之一（论文参考文献）
- [1]论曹禺戏剧中的疾病书写[D]. 李琪琪.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11)
- [2]论知青作家家族小说中的长子形象 ——以《白鹿原》等四部作品为例[D]. 孙轲. 湘潭大学, 2020(02)
- [3]莫言与张炜家族小说比较论[D]. 刘亚菲. 山东大学, 2020(11)
- [4]山姆·谢泼德戏剧的创伤叙事研究[D]. 孔瑞.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5]《红楼梦》高潮艺术论[D]. 张明明.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2)
- [6]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D]. 王行.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7]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D]. 张惟喻. 陕西理工大学, 2020(11)
- [8]良知浸润下的“童眸” ——论巴金小说中的儿童形象[D]. 李玥慧.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9]香港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研究[D]. 王凡.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10]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政治的重塑 ——乔纳森·弗兰岑悲剧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化政治策略研究[D]. 谷伟.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