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现乡镇企业合理聚集 促进城市化同工业化协调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刘淼[1](2021)在《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处于从出口和投资驱动型转向创新和内需驱动的关键时期,而城镇化的提质转型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抓手。但须警惕的是:第一,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的现实国情导致“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趋于关闭,城乡人口流动逐渐放缓。城镇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城镇化建设如何持续促进要素集聚,扩大城市内需,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值得深思。第二,快速发展的土地城镇化造成城市能源资源消耗剧增、环境承载压力加大,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第三,传统的城镇化建设思路扭曲市场机制的要素配置效率,不利于城市经济效率提升。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益复杂,而国内经济转型发展势在必行,城市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趋紧。城镇化建设与转型在加速要素集聚、提升地区经济辐射能力、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等方面能否以及如何发挥支撑作用,以实现城市生态效率持续改善,亟待深入考察和研究。同时,长江经济带建设作为我国重大发展战略之一,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原则下厘清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和城市生态效率的发展现状、变化趋势及时空关联,科学把握城镇化发展与城市生态效率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影响机制,对于探索绿色、集约、高质量的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道路,推动经济稳定、高效、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论文首先在系统梳理城镇化建设和生态效率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刻阐释了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内在影响机理,建立了较为科学、全面、体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城市生态效率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立足长江经济带11省区市的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测度城市生态效率;在时空尺度下对2007年至2018年间城市生态效率进行综合分析与判断,并利用空间可视化技术和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描述探讨城市生态效率水平地域差异和空间相关性,以揭示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同时,基于我国特殊制度背景,厘清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沿革,并利用核密度估计和空间可视化技术考察不同度量标准的城镇化建设的动态演进和时空分布特征。其次,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和工具变量三阶段最小二乘法(IV-3SLS)实证检验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影响机制,并通过构建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和空间联立方程模型,采用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法(GS3SLS)实证分析了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交互作用。最后,基于定性分析和命题检验,提出城镇化建设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优化政策。基于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本文的核心观点为:长江经济带以城镇化建设为抓手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无论是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现阶段仍以传统的城乡流动型人口城镇化和空间扩张型土地城镇化为主。但是传统城镇化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而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正向影响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周边城市生态效率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均能显着改善本地的生态效率水平。具体研究结论如下:(1)2007—2018年我国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城镇化建设不均衡,整体层面不存在趋同态势,但表现出“双峰”或“多峰”的俱乐部趋同特征。具体地,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土地城镇化水平在逐步提高的同时,其分布始终保持俱乐部趋同现象;长江经济带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已呈现出高水平的集中特征,城市之间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在不断缩小;长江经济带的社会城镇化水平提升缓慢,城市之间的绝对差距在逐渐扩大,低水平的集中度在逐渐下降,高水平的集聚现象在逐步形成;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存在极化现象,但仍主要表现为低水平集聚状态。基于Arc GIS的空间可视化技术,发现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城镇化建设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主要呈现为典型的“中心—外围”特征,具体表现为以省会城市或下游地区沿海发达城市为核心,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及成渝城市群为集聚面,形成点面结合的“中心城市—城市群—经济带”城镇化发展模式。(2)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水平呈波动性上升趋势,整体表现为下、中、上游地区梯度递减的空间格局。2007—2018年期间,我国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生态效率平均值存在显着差异,不存在条件收敛。整体上只有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的城市生态效率得到显着提升,下游地区得到微弱改善,上游地区有所恶化。2007—2018年期间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中等及以上水平的城市分布逐渐呈现为较明显的俱乐部趋同态势,具体以长江下游地区沿海城市、武汉城市圈、长沙城市圈及成都都市圈为典型;但长江上游地区的云南、贵州两省区,以及长江中游地区的江西省等的城市生态效率普遍明显降低。(3)未考虑城镇化的内生性问题时,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呈非线性的“U”型,现阶段影响为正。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均与城市生态效率呈“U”型的非线性影响关系,而社会城镇化与城市生态效率不存在非线性影响关系。经计算发现,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分别达到3.61%、47.57%及9.03%之后开始对城市生态效率提升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现阶段多数城市的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基本达到甚至越过“U”型的拐点,因此现阶段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关系。考虑到城镇化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创新性地选用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作为城镇化建设的工具变量,发现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均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具体而言,人口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效应最大,土地城镇化次之,社会城镇化再次之,新型城镇化最小。(4)城镇化建设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人力资本积累及产业集聚的传导机制显着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提高,但在地方政府制度竞争调节作用下城镇化不利于城市生态效率的改善。人口城镇化通过以上三种传导机制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效果最为明显,土地城镇化次之,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效果最差。同时,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普遍竞争,在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分别约有83.33%、40.28%、63.19%及81.02%的观测值处于制度竞争大于其临界值阶段,即对于大多数城市而言,在城镇化建设中地方政府制度竞争的调节作用下,城镇化建设不利于城市生态效率的改善。(5)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显着的空间效应。就长江经济带全域的而言,周边城市的生态效率水平提升能显着促进本地生态效率的改善,并且周边城市的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发展均能显着提升本地生态效率水平。就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差异性而言,下游和上游城市的城镇化建设与生态效率之间空间溢出及空间交互作用的影响方向和显着性与长江经济带整体估计结果一致,但上游城市的空间影响强度更大;而中游城市的城镇化建设与生态效率之间的空间影响相对更小,且多数空间效应未得到显着发挥。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揭示了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在提升城市生态效率、推动长江经济带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实践中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长江经济带各区域的城镇化发展不均衡,且当前仍以传统的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为主,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低下、进程缓慢;二是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呈现低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尤其是上游地区的城市生态效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三是,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高素质人力资本的积累效应及与产业结构优化联动发展等渠道改善城市生态效率的功效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四是,以制度竞争为代表的地方政府间横向盲目同质化竞争不利于城镇化提质增效,从而阻碍城市生态效率水平改善;五是,城市群(尤其是中西部城市群)的资源集聚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交互作用仍有较大释放空间。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分别从以下五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优化建议:稳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促进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提质转型;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转型,实现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高水平空间集聚;以城镇化转型发展为抓手,加快产业集聚与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形成与积累,从而提升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引导地方政府间避免恶性博弈,形成优势互补的良性协作关系和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和辐射作用,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协同改善等。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为:第一,本文从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集聚及人力资本积累等角度解释城镇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路径,并创新性地基于文本分析设计地方政府城镇化建设的“制度竞争”指标,进而讨论地方竞争的调节作用,以避免陷入仅仅简单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存在性的研究窠臼。第二,基于空间视角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溢出效应和交互作用,从而为长江经济带各区域间生态效率的协同均衡发展提供了经验基础。第三,本文创新性地采用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作为城镇化的工具变量以缓解其内生性问题,提高了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增强了研究结论的真实性。第四,依托详实的长江经济带城市层面数据资料,突显出我国在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中“中心城市—城市群—经济带”的发展特征,更符合我国区域发展战略要求,更契合我国权力下放实施差异化城镇化建设策略,研究结论也更科学合理。
王天宇[2](2020)在《中国特色小镇功能分析 ——从中小企业提升与乡村振兴互动的角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极大激发了我国的发展活力与潜力,使我国在各方面取得巨大发展成就,尤其表现在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带动我国整体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然而在我国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同时由于改革开放过程中缺乏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现代化的有机协调共进,导致时至今日,农村发展仍然处于比较明显的滞后状态。党的十九大鲜明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特别强调对农村发展、对特色小镇建设的全面支持,并且着重指出,没有农村、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国家的整体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需要有创新性思路的引领。乡村振兴战略迫切需要依据中国特色和具体国情来进行推进深化,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首先认为,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现代产业的坚实支撑(包括一、二、三产业)。农村整体与现代经济发展的严重脱节,农村现代化就是一种无本之木。因此,欲加快推进我国农村现代化和农村高质量全面发展,必须依靠以现代产业为核心的现代经济要素在农村的植入、扎根、支撑及对农村传统体系的持续改造,打造农村发展、乡村振兴的强大内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农村发展与植入现代经济要素、依靠现代产业全面带动农村现代化发展方面,曾经有过许多积极的探索,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兴起,作为我国中小企业的早期代表有过辉煌的历史,极大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农民收入大幅增加和农村日益富裕,对农村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是,随着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加之资金供应向大企业倾斜,技术人才和技术品牌的严重缺失,特别是国内市场环境总体上由短缺经济过渡到过剩经济,而路径依赖下的乡镇企业恰恰缺乏在过剩经济中最重要的竞争和发展利器——技术特色。在这些背景条件下,我国大多数乡镇企业持续发展的空间越来越狭窄,前景日益渺茫。同时,我们也充分关注到,除了乡镇企业的衰落,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同样处于艰难困境之中,其原因与乡镇企业如出一辙,关键就是技术进步缓慢、缺乏大企业的技术引领、特别是缺乏极其有利于中小企业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的集聚协作平台,及因集聚协作而引发的众多技术进步激励效应。由此,特色小镇建设就具有重大意义:依托本地独特资源禀赋,瞄准我国数量最多的中小企业转型提升,引入集聚相关产业链的中小企业及本地特色乡镇企业,细化分工协作,培育、壮大、发展具有明显现代意义的特色产业,成为农村发展最重要的经济依靠力量,以现代产业支撑并全面协调融合推进乡村振兴。在中国经济建设进入一个全新发展时期及目前特殊历史发展阶段的背景下,特色小镇建设不仅为乡村发展带来重要的现代力量,更重要的是,特色小镇建设历史性契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两大重要难题:即既通过集聚协作效应加速中小企业提升,又充分依靠这一支现代力量加快乡村振兴步伐,实现两者有效互动提升。因此,特色小镇就担当起历史的重任,成为中小企业加快技术进步的集聚平台、乡村振兴的重要增长极、农村全面对接城市化和工业化及现代服务的重要通道。在这基础上,本文充分研究现代产业对传统农村的全面改造,认为现代产业带来了全新的革命性气息:现代产业本身是对传统农村产业的根本性改造;现代产业带来全新的思想文化观念;现代产业所要求的全新社会服务和空间环境;现代产业所带来的农村与外界全面对接等。本文同时进一步深化分析特色小镇的功能:第一,植入现代产业,促进乡村振兴。将现代产业的根系进一步深入到乡镇一级,并且十分强调专业化集聚,充分发挥规模经济和产业集聚效应,壮大乡村发展的经济基础;特色小镇通过现代产业与乡村资源的对接,拉动乡村资源的价值回归,创造更多的乡村社会财富,成为乡村发展和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增长极;第二,特色小镇对中小企业发展提升机制。通过产业规模集聚协作效应,总体上加速中小企业技术进步:通过规模效应、协作效应、学习效应、品牌效应等产业集聚所产生的细分效应,更利于营造中小企业提升产业竞争力的良好环境。特色小镇及特色产业的市场关注度和影响力的扩张,有利于中小企业所集聚的产业品牌与特色小镇品牌的提升。结合目前我国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两大发展难题(乡村振兴与中小企业提升)来研究中国特色小镇发展的功能指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具有显着的中国特色和强烈的时代要求。特色小镇发展必须紧密契合乡村振兴与中小企业提升的迫切要求,从而充分发挥其在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中的独特功能。并且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分析强调中国特色小镇以“特色产业”为生命线,无“特”就无“特色小镇”。而产业特色愈明显,就愈能促进特色小镇更加蓬勃健康发展。本文最后对我国特色小镇的典范——浙江“大唐袜艺小镇”进行深入的案例分析,令人鼓舞的是,从产业特色、品牌效应、企业提升、乡村富裕、农村发展等不同角度,“大唐袜艺小镇”都交出了令人满意的阶段性答卷。本文对中国特色小镇如何在全新的发展阶段,历史性契合特色小镇发展、乡村振兴和中小企业提升的三者互动关系与机制,进行了有一定创新性意义的研究,从而进一步清晰突出中国特色小镇的功能倾向。
彭雄亮[3](2020)在《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形态演进与空间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群是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产物,也是国家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空间载体。“湾区”自1990年代成为学术界区域研究对象以来,经历了由区域规划实践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发展历程。因此,在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国土空间整体治理的背景下,通过对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空间形态演进的实证研究,提炼湾区空间发展模式,对湾区城市群未来空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本文将研究对象环珠江口湾区界定为广东省内珠江出海口两岸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五座城市,再加上佛山。以六座城市为基础,本文从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空间演进的历程出发,围绕三个核心议题展开论述:一是经过改革开放后四十年的发展,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有哪些形态特征,其相互关系发生了怎样的演变?二是推动湾区空间发展动力机制是什么,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在空间演进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三是在湾区创新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构建面向未来的湾区空间结构和模式?论文总共分为八个部分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前两部分为文章概述与研究进展综述。第三部分为湾区形成的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基础,第四部分利用湾区1992-2013年多时相GIS和RS数据对湾区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演进特征进行了实证。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视角,对推动城市群空间演进的动力机制、空间模式和治理趋势进行了分析和检验。第七部分提炼创新发展趋势下湾区空间发展模式和空间结构。最后一部分为全文的总结和展望。第一部分是导论。“湾区”概念经历了学术讨论、规划实践和国家战略三个发展阶段,“环珠江口湾区”规划实践阶段的重要概念,在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区域发展战略背景下,厘清空间发展的演变和规律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部分对“城市群”、“空间模式”等论文关键概念进行界定,以此提出论文的研究目标、方法和研究思路。第二部分是对城市形态演进和空间模式的研究进展展开综述,提出文本研究框架。首先,从空间认识的本源出发,梳理从空间形态到空间模式研究的演变;其次,从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动力机制的研究进展来看,“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构成了我国有关空间动力研究的基本框架;最后,本文认为,空间客体包含了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本底关系,空间治理的实质是推动空间发展的动力主体与空间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以此,本文建立从城市群空间本底关系到空间模式的研究框架。第三部分从环珠江口湾区自然地理、以广府文化为主体的历史人文条件两个方面梳理了湾区形成的空间基础。珠江河口湾的自然地理条件演变影响了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方向,以广府文化为主体,形成了开放兼容的湾区文化。第四部分利用湾区1992-2013年多时相的卫星遥感影像数据,采用紧凑度指数、分维指数、等扇分析等,揭示湾区城市空间扩展的总体特征、组织差异和方向演变。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环珠江口湾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展强度总体上呈高速增长,在珠江口喇叭型地形的制约下,建设用地持续向广深、广珠两个方向高速拓展,形成A字型总体空间格局。但珠江口东西两岸扇面规模和紧凑程度上差异较大,两岸发展并不平衡。随着建设空间的拓展,水体、农田等生态服务价值最高的用地类型斑块密度变低,建设空间的“不充分”和高价值生态空间的“破碎化”同步。加上持续台风影响最大的河口湾区域大规模近岸填海造陆,珠江口生态安全面临极大压力。第五部分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理论框架,进一步分析湾区空间发展的动力演变。“政府-市场-社会”主体作用力的交织推动了城市建设空间的拓展,但不同发展阶段主体的合力差异明显。在早期发展阶段,政府力和社会力以迁就市场力的方式吸引投资,造成空间利用的低效和“不充分”;到了中后期,市场力量通过与政府形成各种伙伴关系,主导了城市与区域空间的变革,加速东西两岸发展的“不平衡”。在生态空间的管治上,由于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生态空间面临碎化和安全压力。第六部分论述在国土空间整体治理趋势下,湾区未来空间逻辑转变和治理趋势。对比纽约的洲际合作治理、旧金山湾区的网络化联合治理和东京湾区的集中型治理模式,环珠江口湾区有充足的平原腹地实现东西岸均衡治理。因此,湾区未来空间治理重点转向对建设空间的柔性引导和生态空间的韧性管治,并建立以政府主体为主导,融合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三元协商机制。第七部分探讨创新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环珠江口湾区空间模式和结构。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国家科学平台建设形成新的创新城市节点,在基础科学研究的引导下,有能力改变传统“核心-边缘”城市体系下“中心城区研发与服务——城市节点产业服务——高新园区技术转化”的单向关系,朝着以“科学创新节点基础科学研究”为原点的新型节点簇群空间模式转变。因此,本文认为,未来创新湾区将逐渐形成“两脊三湾链”的空间结构。以广州-东莞-深圳形成的创新发展主轴和以广州-中山-珠海为次轴成为政府推动空间均衡发展的的关键。另一方面,内湾地区应实行更为严格的生态空间的管治与修复,科学创新城市节点应合理控制组团规模,并通过并通过快速交通设施走廊进行连接,在空间上形成“珠链”式布局;内湾增强发展韧性,主湾强化协同机制,外湾培育增长中心,构建生态与经济交织的网络化格局。第八部分为结论与展望。指出论文主要的结论、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展望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努力方向。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尝试了创新:(1)从环珠江口湾区空间的自然环境特征出发,分析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与城市群建设空间的本底关系和影响特征,改进了以往空间模式研究中“重城市轻生态”的局限。空间形态研究源于对城市建设空间分析与规律总结,因此有关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多用于描述单个城市的建设空间特征。考虑到环珠江口湾区城市建设空间占总用地面积的32%以上,本文运用地理信息技术GIS和遥感技术RS,通过定量分析分析河口湾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特征,探讨湾区城市建设空间与生态空间形态的本底关系。一是建设空间的不充分与水面、农田等高生态价值的斑块破碎化同步。二是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了东西岸发展的不平衡,由于东岸地质条件更为稳定,更适宜市场力的投资建设行为。三是通过近岸填海的演变和台风灾害的核密度分析,揭示湾区开发的生态安全压力。最后,基于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关系,本文提出“珠链”式空间布局模式,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湾区。(2)以往有关空间发展的动力主体研究对象多为政府和市场,本文尝试引入社群概念,对社会主体在湾区城市空间作用机制进行研究。“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的分析视角是学术界较为公认的动力机制分析方法,但在以往的研究中,社会主体往往并不直接作用于城市空间建设,因此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关系。本文引入社群理念,对改革开放以来湾区空间发展的分阶段进行合力模型分析,认为早期湾区在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血缘型和地缘型社群在空间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在中期以后,则形成了路径依赖的“锚定”作用,成为湾区经济转型的主要障碍之一;在创新经济发展中,则为创新和创业提供了低成本的“容错”空间。社会主体对湾区城市建设空间的影响经历了直接影响,逐渐后退到间接影响,再到半直接影响的过程。社会主体的影响力随着时代演变表明,建立在血源和地缘基础上的乡村社群随着城市空间发展被进一步强化,外来人口融入湾区并逐渐形成业缘型和友缘型社群,逐渐成为创新的源泉,日益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为湾区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因此,本文对于社会主体作用的实证分析,弥补了以往湾区研究中对社会力作用机制的不足,并为未来建立政府引导下的三元协商治理机制提供理论基础。(3)在创新发展的时代趋势下,基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的空间模式的转变趋势,提出建立以“两脊”+“三道湾链”的湾区空间结构。本文通过梳理环珠江口湾区空间模式演变历程发现,环珠江口湾区经历了点状生长、点轴发展、双核轴带到多元网络的演变过程,在空间表征上与国内外城市群有很大共性。但通过分析空间模式背后的动力机制,本文认为,其他城市群雏形阶段的点状生长大多是由政府或市场力量推动,而在湾区,由分散化的社会主体影响下的生长“点”,并没有成长成为城镇。在长期激烈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广深双核轴带结构,孕育了大量的创新型企业。政府权力空间在珠江口两岸的均衡布局,有能力在未来西岸地区发展中起到更为关键的推动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以珠江口为中心,创新性提出构建三道“湾链”的圈层式空间结构。内湾地区打造以国家科学平台为基础的功能区,通过“珠链”式开发,避免对珠江口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主湾则强化中心城区的现代服务能力;外湾地区着眼于区域均衡发展。
黄军[4](2019)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国家城镇化战略向纵深推进,小城镇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与此同时小城镇区域各类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不仅加剧了小城镇多元社会主体间环境利益冲突,也制约着小城镇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传统的政府单一主导的生态管理机制与模式对于小城镇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却屡屡失灵。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背景下,小城镇生态治理面临着多种治理困境与挑战,难以有效地解决小城镇生态环境问题。这成为制约“新型城镇化”战略向前推进的重要因素,迟缓了小城镇居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步伐”,更是摆在地方政府眼前棘手而又亟需解决的问题。那么如何有效应对小城镇生态治理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和治理困境,实现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抑或而言,小城镇基层政府、企业、镇村居民和环保组织以何种治理理念为指导进入生态治理的场域、体现并发挥其具体的角色和功能?各治理主体又以何种治理方式和治理制度推进生态治理?显然,研究这些问题既有助于生态治理现代化理论的完善,也有助于小城镇生态治理实践水平的提升。正因为此,上述这些问题自然就构成了本研究的中心议题。本研究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来收集相关理论和实践资料,并通过案例回顾的方式找到资料中包含的重要信息,从中分析得出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逻辑思路,并从四个维度实现了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同时结合长三角地区生态治理实践提出了小城镇生态现代化的具体路径。以下四点是本研究的核心研究发现:第一,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生成机理。小城镇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反映出当前小城镇生态环境问题的形成存在深层次的根源,它受到小城镇社会结构、理性选择和文化心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如何治理小城镇生态环境问题,现成的理论框架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这就需要在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建构出小城镇生态治理的现代化路径,从而实现小城镇生态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本研究在对治理现代化的内涵、构造和生成机理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生成机理分为四个层面,即基于绿色发展的治理理念、基于复合型结构的治理主体、基于行为手段的治理方式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治理制度。第二,小城镇生态治理的困境与原因分析。在小城镇生态治理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虽然经历了一些挫折,但也积累了宝贵的治理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小城镇生态治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新型城镇化对小城镇发展也提出更高的要求,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时代背景。当前我国小城镇生态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的问题,即生态治理主体结构单一阻碍治理主体多元化及其协同共治的实现;传统的政府生态环境管理方式落后制约了生态治理效率;生态治理制度缺位造成了资源投入与服务供给不足。这些治理困境的产生,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既有理念性原因、主体性原因,也有行为性原因和制度性原因。在理念性原因方面,表现为治理主体缺乏绿色发展理念、镇村生态文化断裂;在主体性原因方面,表现为小城镇生态治理主体的单一化、生态共治和公众参与的弱化;在行为性原因方面,表现为生态治理法治化能力欠缺、生态治理文明化程度不够、生态治理民主化不充分和生态治理缺乏科学手段;在制度性原因方面,表现为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运行不畅。第三,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思路。为了有效解决小城镇生态治理困境,本研究对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思路进行了系统性阐述。首先,以科学性和正义性的统一与平衡作为小城镇生态治理理念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它致力于实现绿色发展指向的生态治理现代化;其次,通过构建小城镇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复合型生态治理架构来矫正小城镇多元治理主体的不对等地位并规范好各生态治理主体的角色和功能,它致力于解决小城镇生态治理中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问题;再次,以小城镇多元生态治理主体环境利益共识为基础,将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和文明化的治理方式贯彻到小城镇生态治理实践之中,它致力于实现小城镇生态治理方式的现代化;最后,主张基于政府和市场融合的理念通过小城镇生态治理的制度设计、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以新的制度建构、统筹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它致力于实现小城镇生态治理制度的现代化。第四,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在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理论思路的基础上,结合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生态治理实践,本研究最终对小城镇生态治理提出了具体的现代化路径:其一,在生态治理理念维度,要培育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观、重塑镇村生态文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和新时代“两山论”的生态思想;其二,在生态治理主体维度,要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复合型生态治理新格局;其三,在生态治理方式维度,要推进小城镇生态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文明化和科学化;其四,在生态治理制度维度,要完善互惠共赢的环境保护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郭宏毅[5](2019)在《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经济保持了长达20年的快速增长,如今已迈入新常态,探求经济发展新动力成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然而,不论是经济发展新动力还是经济结构调整,其中分配都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合理的分配是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保证。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指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原则,中共十六大再次明确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并且进一步说明“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十八大指出“生产要素的报酬应该由各自的生产要素市场决定”,中共十九大又一次提出通过劳动生产率上升,带动劳动报酬同步上升。这一系列关于收入分配的制度变化都是以要素分配为核心制定的,劳动要素报酬的变化,说明社会收入结构发生变化,意味着一部分人收入比例上升,另一部分人收入比例下降,而其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代表劳动者从经济发展中分享的成果在下降。纵观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保持着长期的低水平变动,1998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达到最高点61%,之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一路下滑,2007年达到最低点53%,2008年之后开始缓慢上升,2017年达到55%,与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长期保持70%左右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劳动收入份额反映了我国收入分配的合理性问题,并成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严重阻碍。那么,与国际其他国家相同产业历史发展阶段相比,我们劳动收入份额呈现怎样的演变趋势?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为什么与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相背离呈现独特的演变趋势?是什么因素影响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基于以上的疑问,我们研究发现中国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载体,直接引导生产要素的变动,成为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我们选择在产业结构变迁的历史视角下研究劳动收入份额演变。本文基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通过纵向对比、横向对比细致考察产业结构变迁历史时期中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规律和产业结构变迁对其影响,及与国外相比,表现出独特性。通过理论机制研究和实证检验,得到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我国不同区域和不同阶段下,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差异性影响,最后得到全文结论,提出政策建议。具体如下:首先,界定全文的核心概念,梳理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规律,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理论。通过梳理发现,我国学者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劳动收入份额严重下降的阶段,从产业结构本身出发,将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分解为结构内效应和结构间效应。本文将完整呈现改革开放40年来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趋势,结合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特征和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规律,尝试从产业结构优化能力提升角度,分析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探寻其深层次的原因。其次,通过对开放四十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历史透视,发现演变呈现“上升-波动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规律,产业结构变迁不同历史阶段下,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因素不同:第一阶段,1978-1983年,我国处于准工业化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和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第二阶段,1984-1991年,我国进入工业化初期,经济改革重心转向城市,但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多元分配模式对国有企业收入产生影响等,使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上下波动;第三阶段,1992-1998年,工业结构再次调整,轻工业快速发展,户籍制度放松,城镇化进程加快,使得劳动收入份额再次上升;第四阶段,1999-2007年,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由于工业部门重工业发展模式和资本对劳动的过度替代,产业结构呈现失衡式发展,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第五阶段,2008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进入全面优化阶段,劳动收入份额开始回升。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英、美、日、韩、巴西五个国家对应的工业化历史阶段下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趋势的横向比较,发现各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模式呈现多样化和我国的独特性,这与产业结构演变微观路径有关,也受产业结构演变宏观环境的影响,我国劳动收入份额通过产业结构进一步的优化,存在进一步提升的可能性。再次,结合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特征,进一步讨论了产业结构演变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微观影响机制和宏观影响环境。从微观视角出发,一是要素替代弹性机制,产业动态变化过程中,要素替代弹性的差异引起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劳动力与资本在各产业的占比及各产业的产出比重的变化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二是技术进步机制,技术进步分别在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表现为劳动偏向型、资本偏向型和可能会出现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分别产生正向、负向和不明确的影响效应。从宏观视角出发,一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演变,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数量逐渐减少,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起到促进作用;二是区域二元经济结构,我国东、中、西部产业结构变迁的不同阶段,其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表现出差异性;三是制度变迁,制度变迁通过要素市场、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三方面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现实直观的考察要进一步接受数据的检验。通过对劳动收入份额、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进行了度量,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了全国和东、中、西三个区域1993-2017年期间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另外,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一步深入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出、国有化、全球化、人力资本、城镇化水平和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整体,以及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1)产业结构合理化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2)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劳动收入份额起促进作用,但东部地区更显着;(3)技术进步、全球化对东部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更显着;(4)财政支出、国有化因素对中、西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有正向作用;(5)城镇化对中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抑制作用。不同阶段下影响效应也存在差异性:(1)1993-1998年间,制度改革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影响更显着;(2)1999-2007年间,技术进步、全球化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3)2008-2017年间,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不断提高,对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作用明显。最后,得到本文结论,立足于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和劳动收入份额演变深入、细致的分析,结合国际比较及经验借鉴,提出政策建议:第一,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通过加快结构调整,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避免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或缩短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时段;第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通过城镇化的加快、合理产业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有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第三,服务业增长的同时注重服务业质量的提升,从而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第四,通过知识产业制度的建设,确保劳动报酬合理化,进一步推动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本文创新点如下:第一,系统分析了改革开放40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规律;第二,探究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阶段的差异性影响因素;第三,通过探寻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独特性,分析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深层次原因,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维度衡量产业结构优化能力,并提出政策建议。
杜宇[6](2019)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及外部动力评价研究》文中认为农村劳动力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经济增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劳动力要素之一,其转移、流动,是劳动力因素随着空间、地位、结构的变化而实现优化配置的过程,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研究是解决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各项难题的起点,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现实基础。本文以31个省市为基本核算单位,估算农村劳动力可输出及输入量,结合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划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模式。系统地分析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动力,将其分为内外两大类,因内部动力的人力资本提升属于长期投资效应,现期应大力提升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时,更应为农村劳动力有量有质地转移提供良好的外部动力。因此本文有针对性的按农村劳动力转移地不同模式,评价社会公平推动外部动力、经济发展拉动外部动力以及考核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的综合动力,为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为以下几点:(1)构建乡村劳动力平衡模型估算31个省市可输出农村劳动力数量,构建劳动力平衡模型估算31个省市输入农村劳动力数量。这两个劳动力平衡模型中的一个关键变量为农业劳动力实际需求数量,通过比较了学术界主要的估算方法的优劣,最终确定采用工日法估算该变量。在此基础上,估算了 31个省市2009~2016年农村劳动力输出和输入量,按照国家统计局区域的划分整合数据,与《农民工监测报告》中相应区域的农民工输出、输入量进行比较,验证估算结果的科学性。根据净输入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划分了基本类别:高度净输入区域、中度净输入区域以及净输出区域。(2)采用决策试验和评价试验法,确定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结合31个省市估算出的农村劳动力输出量、输入量、净输入量,通过聚类分析法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划分为五类模式。构建回归模型,通过面板数据分析农村劳动力净输入(或净输出)对每类转移模式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结果表明第Ⅱ类外来人口导入模式、第Ⅲ类相对封闭本地自发型流动模式、第Ⅳ类本地人口导出模式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其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贡献。(3)首先确定我国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内外动力,通过实证分析确定这两类动力所应包含的关键因素。内部动力为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提升,其关键因素有思想观念、受教育水平、劳动素质与能力、敬业精神与就业收入水平五项,但因城乡人力资本的投资差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和农村教育投资困境导致我国现期农村劳动力能力禀赋低,因此应建立良好的外部动力环境,激励农村劳动力自发的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外部动力包括社会公平推动和经济发展拉动,其中社会公平推动包括就业收入公平、教育文化公平、医疗卫生公平和社会保障公平四个关键因素。外部动力经济发展拉动中,因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其有显着贡献的第Ⅱ类外来人口导入模式、第Ⅲ类相对封闭本地自发型流动模式、第Ⅳ类本地人口导出模式中所各自包含的区域面临的经济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路径有所区别,因此通过实证分析,确定第Ⅱ类外来人口导入模式的经济发展拉动关键因素为经济实力、经济结构、经济效率和经济潜力四项因素;确定第Ⅲ类相对封闭本地自发型流动模式的经济发展拉动关键因素为产业集聚、资本集聚、人口集聚和技术集聚四项因素;确定第Ⅳ类本地人口导出模式的经济发展拉动关键因素为城乡基础实力、城乡关联强度、城乡统筹能力和城乡竞争潜力四项因素。(4)考虑到教育本身为长期投资效应,以及我国现期农村教育困境,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提升在短期内没有详实的数据做论证评价,因此本文主要对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外部动力社会公平推动和经济发展拉动做评价分析。首先,采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确定社会公平推动评价指标体系,包含4个维度26项指标,通过综合集成法确定指标体系权重,对指标体系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其次,我国市场经济确立是1992年,从这以后农村劳动力成规模性的开始流动,因此对1992~2016年的社会公平状态进行评价。最后,对31个省市和农村劳动力有显着经济贡献的三类转移模式分别作了社会公平状态的评价。其中,包含第I类超大规模与超强人口集聚模式的北京、上海、天津,第Ⅱ类外来人口导入模式的江苏、浙江、广东和福建与第Ⅲ类相对封闭本地自发型流动模式中的山东这8个省市的社会公平指数高于全国平均值,其余23个省份低于全国平均值,可见我国社会资源过于集中在经济发展好的区域。(5)经济发展拉动评价①采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确定三类模式的经济发展拉动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综合集成法确定指标体系权重,并对指标体系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其中,第II类外来人口导入模式的经济发展拉动评价指标体系包含4个维度45个指标、第III类相对封闭本地自发型流动模式经济发展拉动评价指标体系包含4个维度37个指标、第IV类本地人口导出模式经济发展拉动评价指标体系包含4个维度33个指标。②对三个模式各自的经济发展拉动状态进行评价,外来人口导出模式中除经济结构外,其余三个维度对经济起正向效应;相对封闭本地自发型模式,人口集聚和资本集聚发展相对缓慢,资本集聚在四个维度中先下降在缓慢上升,近几年趋于平稳,产业集聚变化幅度最大;本地人口导出模式四个维度的指数都有增长,但都没有超过0.5,涨幅有限。③对外来人口导入模式经济增长潜力分析中,从4个维度中选取关键变量构建模型,对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评估,分析结果表明劳动产出弹性和资本产出弹性受到结构变化影响出现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受到结构变化影响出现明显上升。对相对封闭本地自发型流动模式的区域进行经济增长潜力分析,考虑要素集聚具有空间相关性,因此构建三个空间计量模型;又因该模式中8个省份差别较大,因此继续细分了四个小模式,分别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山东四个要素集聚都对经济产生增长效应;海南山西体现为资本集聚和人口集聚对本地经济增长产生显着效应;该模式中其余5个省份体现为资本集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着效应。对本地人口导出模式的经济潜力分析中,首先对33个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确定6个公因子,构建回归模型,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分析6个公因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6)经济、社会共同推动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从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二者之间的发展度、协调度的耦合关系来判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综合动力。根据发展度和协调度的不同组合划分出耦合程度的四种状态,即(高发展-低协调)组合其耦合程度为系统相悖、(低发展-低协调)组合其耦合程度为低水平耦合、(低发展-高协调)组合其耦合程度为虚假耦合、(高发展-高协调)组合其耦合程度为协调耦合。分析表明,外来人口导入模式从1992~2003年的(高发展-高协调)的协调耦合发展至(高发展-低协调)的系统相悖状态;相对封闭本地自发流动型模式从(低发展-低协调)的低水平耦合发展到(低发展-高协调)的虚假耦合状态。本地人口导出模式则从(低发展-高协调)的虚假耦合变化为(低发展-低协调)的低水平耦合状态。
刘云喜[7](2012)在《中国农村经济转型条件下的农民就地城市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城市化的本质来看,城市化是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转变、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无论是生产方式的转变,还是生活方式的转变,其主体是农民,因此城市化是农民的城市化。农民可以通过进入城市,融入城市而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也可以就地实现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转变。在“民工荒”、农民“被上楼"、传统进城城市化引发严重“城市病”和“农村病"的现实背景下,以农村经济转型条件下的农民就地城市化为视角展开对农民发展问题的研究,为中国农民的发展探索出新的路径恰恰是本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农村经济转型本质在于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统一,中国农村经济转型现实具有特殊性,但其本质并不例外。本文在对中国农村及其局限分析的基础上,对农村经济转型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梳理。得出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主体在于农民,农村经济转型发展要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内在根据,以及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必须改变小农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结论。并以农村经济转过程即农民生产方式工业化和生活方式城市化的过程为基点,首先对作为农民城市化基础的农村工业化之内涵、特征、必要性以及中国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展开分析,进而对反作用于农村工业化的农民城市化之内涵、本质、规律、中国农民城市化历程及其经验教训进行研究,并从农村工业化和农民城市化关系的论证中再次验证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是农村工业化和农民城市化的内在统一这一命题。同时也从中国传统城市化进程经验教训的分析中得出农民就地城市化是农民城市化必然选择的结论。在中国现实背景下,农民就地城市化是重要且必要的,农民就地城市化是中国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必要途径。所谓农民就地城市化,就是农民不向城市迁移,而是在现有的居住地,通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与城市人(市民)一样的生产和生活的过程。即农民通过由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为工业生产方式,由农村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生活方式,而实现市民身份和待遇的过程。农民就地城市化的本质在于农民身份的转变,以及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农民就地城市化是依据农民素质技能提升,以及作为农民素质技能表现的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城市功能逐步在农村得以建立和健全的过程。农民问题的紧迫性,农民进城城市化的局限及其引发“城市病”和“农村病”的严重性,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引发问题的严峻性,农村经济转型和城市化本质的内在要求等都成为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重要性和必要性的佐证。当然,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其可行性主要体现于:农民这一城市化主体,素质技能的不断提升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内在根据;农村工业化已经取得的成就,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现实依据;现代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的高度发展,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先决条件;现有中心城镇的辐射作用,是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外在动力;农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和国家对农民发展问题的重视及投入,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直接动力;农业机械化和产业化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内在驱动力;建设新农村战略的实施,为农民就地城市化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实践的成功范例也证明农民就地城市化不仅不是空想,也不是一般的鼓舞人心的口号,而是具有国际性理论和实践基础的有效的发展道路。在我国,农民就地城市化顺应城乡关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符合占全国总人口50%以上的农村人口的普遍愿望,其实施已是势所必然。因此可以说农民就地城市化是不可阻档的历史潮流。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是必要的、可行的,但其发展也需要各种必要条件的积累,因此,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农民素质技能提升,促进农村工业化发展,促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村工商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同时在现有条件和状况下,发展股份合作制和现在资本农场,是农民就地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当然,上述措施的实现不应,也不能脱离农民就地城市化的政策制度保障。在农民就地城市化实现和发展的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创新产业政策,改革土地制度,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并建立和完善适合农民就地城市化发展的农村村民自治制度。
杨昌鹏[8](2012)在《贵州城镇化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走向文明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贵州城镇化作为西部城镇化、中国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水平严重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也滞后于其自身的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贵州城镇化发展滞后的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不但会严重影响贵州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会严重影响贵州现代化进程,还会严重影响贵州科学发展、后发赶超蓝图的实现。本文以贵州城镇化为研究对象,就是要力图通过多维度地对贵州的历史与现状辩证分析,合理地判断贵州城镇化水平,明确贵州城镇化的发展目标,设计出相对完善的理论,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使贵州的城镇化既遵循世界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又结合贵州的地方特色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对贵州城镇化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能丰富马克思城镇化理论,还对研究西部地区其他省市(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对贵州具有特色的城镇化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本文采用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方法、比较与系统的方法、反思与批判的方法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出发,深入分析了贵州城镇化面临的问题与机遇,应坚持的原则,应处理的关系,提出了贵州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全文共分10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导论。主要说明研究的缘起和意义,并对国内外关于城镇化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提出了本文的创新点、研究方法与研究的重点难点以及需要突破的方向与主要目标。第二部分:全面分析了现代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这部分是理论基础分析,主要阐述了现代化与城镇化的内涵、特征、发展理论,运用矛盾运动的方法分析了现代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第三部分:在第二部分的基础上,分析了城镇化对现代化的作用。首先简要介绍了世界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发展特点与一般规律,然后从历史角度、从“三农“问题,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等方面说明了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贵州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第四部分:贵州城镇化的历史与现实。该部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从贵州城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现状出发,分析了城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城镇化发展地区差异、城乡差距,发现贵州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水平低以及城镇化体系不完善等问题。第五部分:贵州城镇化面临的困难。该部分全面分析了当前阶段,造成贵州城镇化发展的困难之处,即由于农业生产条件差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导致城镇化发展的基础较差,由于城镇化根本动力不足-人的素质低、产业转化动力不足、持续动力不足-创新能力弱,由于经济薄弱与地理限制,使得贵州城镇化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第六部分:贵州城镇化面临的机遇。该部分主要分析了贵州具备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有利条件,即国家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优惠政策的支持、自身优势的支撑,以及区域合作的深入推动等几个方面。第七部分:贵州城镇化应遵循的指导思想与贯彻的基本原则。该部分认为贵州城镇化应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发展、内涵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现代化协调同步发展;坚持以能源资源、文化资源、旅游资源以及农业产品等地方特色。第八部分:贵州城镇化的目标构想。该部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构想了经济、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目标,建立了空间布局与发展战略。第九部分:贵州城镇化要处理好带有全局性的几个关系。该部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矛盾运动的方法,分析了几对矛盾关系:(1)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2)城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3)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关系;(4)城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5)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6)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7)城镇化与以人为本的关系。第十部分:贵州城镇化的对策与建议。该部分认为要解决贵州城镇化面临的问题,就应充分考虑贵州面临的困难,发挥贵州的特色优势,通过完善城镇化建设体系,强化产业支撑,提高社会发展水平,实现制度创新,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
刘嘉汉[9](2011)在《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研究 ——以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的变革所引起的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发生转变的过程,是非农产业和人口集中化、集约化、高效化以及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演变的自然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城市不断集聚人口和产业,城市文明日益提升,城市规模扩大、数量增加;另一方面,城市不断辐射和带动乡村,城市文明日益扩散。因此,从理论上讲,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有更多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在农业产出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农村劳动力减少,农民收入会相对提高,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会呈现缩小趋势。但从中国的实践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城镇化进程呈现加速发展的势头,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较快提升至2010年的49.68%,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值却从1978年的2.56扩大到2010年的3.23。城乡发展差距的扩大,必然加深城乡之间的矛盾,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一背景下,立足于中国国情和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党的十六大首次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此后召开的党的多次全会和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又对这一战略作了强调和提升。为落实这一战略,中央在2007年6月正式批准成都、重庆为全国首批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国家层面上展开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一轮探索。2009年5月,国务院在批复“十二五”期间将全面实施的《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时强调:要加快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尽快在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取得突破,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在统筹城乡背景下如何实现新型城市化?成为时代提出的新的命题。本文选题,正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乡差距逐步拉大、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正式实施、城市化质量水平有待提升的背景确定的。论文以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学科知识为理论基础,以统筹城乡背景下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为研究视角,以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的成都市为实证研究对象,运用统计分析、计量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城市化、城乡统筹、新型城市化的概念、理论、实践等进行了阐述,对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新型城市化的模式、机制、与传统城市化的差异,以及成都在具体实践中的基本轨迹、阶段特征、主要内容、初步效果和经验启示等进行了分析,并对统筹城乡背景下推进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进行了思考,探讨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现实差距,提出了相应的基本思路和对策措施。本文内容在结构安排上,大体按照从理论研究到实证分析的顺序展开,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理论基础部分,共分为四章。其中:第一章,导论:概要交待本研究课题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结构安排、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等,形成对本研究的基本认识。第二章,文献综述与基础理论:回顾评述了国外和国内学者关于城市化与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研究成果,概要阐述了城市化的涵义及相关概念、城乡统筹的概念和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基本理论,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新型城市化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三章,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在对城市化机制理论进行阐释并对传统城市化发展机制与发展模式和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机制与发展模式作出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政府与市场的选择中构造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新机制的理论主张。第四章,国外城市化道路选择与处理城乡关系的经验启示。该章主要选取6个典型国家进行模式研究:英国是第一个完成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国家,美国是当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日本和韩国是与中国毗邻且人口、文化特点相似的国家,印度和巴西是与中国处于相同发展阶段和具有类似城市化特点的国家。对这些国家不同的城市化道路进行多角度、多方位的系统阐述和客观比较,从中找出其共同的特点和不同的规律,得出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经验启示。第二部分是论文的实证研究部分,共包括三章。其中:第五章,中国传统城市化模式反思及新型城市化实践命题的提出。采取纵横结合的方式,系统阐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城乡关系演变、中国传统城市化模式的特点与问题,并在对中国传统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反思中,提出了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发展方向和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是新型城市化道路选择的逻辑起点的主张。此章主要为新型城市化命题假说的提出寻求经验数据支持。第六章,建国以来成都城市化的历史演变与回顾。该章是对成都城市化道路的过程分析和现状评价,目的在于更为清晰地了解和把握成都市结合国内外城市化的经验与教训,积极探索新的发展机制,最终走出一条具有典型意义的新型城市化道路的现状及其演进过程。本章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城镇体系空间布局的发展与演进,二是城镇主体功能分工的发展与演进,三是人口城市化的发展与演进,四是城市化进程中产业的发展与演进,五是城市化进程中政策的发展与演进。第七章,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成都新型城市化模式:在条件分析的基础上,主要从五个方面,对新世纪以来成都市在全面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不断提升城市化水平和质量过程中,探索形成的新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的生成背景、基本轨迹、阶段特征、主要内容、初步效果和经验启示等加以论述:一是统筹城乡发展中成都城市化模式的生成背景,二是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轨迹和阶段性特征,三是成都新型城市化模式探索的主要内容,四是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效果评价,五是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经验与启示。第三部分是论文的政策研究部分,内容集中在一章之内。第八章,推进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思考:在前面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章探讨了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现实差距,并由此提出了解决问题、消除差距的基本思路和对策措施,以此为本文收尾。本文力求在以下方面体现出一定的创新性。在研究视角上,论文重点从新型城市化机制的角度对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问题展开分析,实现了研究视角的创新。在理论研究上,本文在梳理城市化与城乡统筹相关理论、厘清新型城市化模式的形态和本质的基础上,尝试性建构了新型城市化的理论分析架构。在实证研究上,本文选取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将城市化与统筹城乡发展的一般结论应用于对成都统筹城乡进程中推进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实证分析之中,详细剖析了成都市结合统筹城乡发展的推进,探索新型城市化道路的生成背景、基本轨迹、阶段特征、主要内容、初步效果、经验启示和问题差距等,力图通过对典型区域的研究,为成都乃至中国未来完善统筹城乡发展机制、加快新型城市化进程提出具有一定现实可行性的思考。由于统筹城乡发展和城市化问题涉及范围都较为广泛,限于本文的篇幅和作者的水平,本文仅选取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的成都市作为重点案例,对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问题进行分析,对其他地区的情况还涉及不多,对与成都的对比分析还较薄弱,由此可能导致对统筹城乡发展与新型城市化问题的把握不够全面和准确。其次,论文在实证分析中,运用了不少经验数据和数量指标,但所使用的计量分析工具还不够先进和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分析的精准性。此外,统筹城乡和城市化的实践均处于飞速发展变化的过程,本文尽管力求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但受精力和条件所限,对相关材料的掌握尚不充分,对发展动态的了解尚欠及时,某些概念的阐述还不够系统,某些问题的论述还未尽其详,一些材料的选取还难言准确,一些数据的使用还不定恰当。这些,只能留待今后再择机加以弥补了。
王国栋[10](2011)在《沿海与内陆就地城市化的比较研究 ——以晋江市与巩义市为例》文中认为就地城市化是在原乡村地区没有经过人口大规模的空间转移而就地实现了向城市地区的转化。这种就地城市化现象在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已经非常明显。随着内陆地区的发展,这种现象在内陆地区的一些县域经济体内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作为我国双轨制城市化道路的一种重要方式,就地城市化日益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主要焦点之一。为了吸取就地城市化发达地区的经验,推进后发展地区的就地城市化进程,本文以沿海地区的晋江市与内陆地区的巩义市为例,通过比较的方法,探求二者就地城市化的异同,总结其规律,提取其就地城市化中的经验与启示。通过本文的研究,以期为促进内陆地区的就地城市化尽绵薄之力。本论文结合地理学的相关知识和技术,凭借数理分析、比较分析、系统分析以及层次分析等方法,以科学、准确、规范、严谨的学术态度来进行探究,力争做到实事求是、论证严谨、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的目的。本文以探究晋江市与巩义市就地城市化的实践经验为主线,以推进内陆地区的就地城市化为目的,以比较的方法贯穿全文,以大量翔实的数据和调查资料为支撑,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时间与空间相结合,来进行谋篇布局与统筹全文。通过研究,结果表明:①地势平坦开阔、区位优势明显、人口密度高、具有便捷的交通通讯条件和具有传统的发展工商业文化氛围等,是晋江市与巩义市在就地城市化中的重要条件。在内陆地区也有许多地方拥有这些条件。这些相对优越的地理基础和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为推动这些内陆地区的就地城市化进程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②晋江市和巩义市通过就地非农化,尤其是发展农村工业化促进了人口的快速非农转化,也进一步推进了当地就地城市化进程。内陆地区也必须以农村工业化为重要途径,以非农化与就地城市化双螺旋结构耦合上升法则为依据,寻求在非农经济发展中推动就地城市化。③晋江市与巩义市之间所存在的诸如工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人口的就地城市化、环境就地城市化中的具体战略思路和策略措施等方面的现状差异,反映了其自然、人文、区位、政府执政理念等因素对沿海与内陆地区就地城市化的不同影响。通过分析沿海与内陆就地城市化中的现状差异,有利于准确把握内陆地区的优势与劣势,为因地制宜、取长补短促进内陆地区就地城市化提供依据。④在就地城市化动态发展复合系统中保持经济的、人口的和环境的就地城市化协调发展是就地城市化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这种协调要求有经济的就地城市化发展作为基础,然后才能进一步实现人口的、环境的就地城市化。晋江市与巩义市经济就地城市化的发展带动了人口和环境的就地城市化;而环境的就地城市化发展虽然稍逊于经济的就地城市化,但基本保持了与经济就地城市化的同步;不过,它们又与人口的就地城市化出现了脱节;人口的就地城市化发展迟缓,与环境的就地城市化相对超前,成为了二者共同的问题。晋江市与巩义市就地城市化实践中的得与失,证明了经济的、人口的和环境的就地城市化协调发展的重要性。⑤在就地城市化动力机制中,来自于政府、外资、外来人口、民间创始文化、耕地资源约束等因素在就地城市化中扮演了不同的驱动作用。对晋江市与巩义市就地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主成分分析可以发现,晋江市的第一主成分反映了民间自身的发展动力,第二主成分反映了政府主导的自上推动力;而巩义市的第一主成分反映了政府的自上推动力,第二主成分则是民间自身的发展动力。两者的政府驱动力和民间自身发展驱动力,在两市的就地城市化动力机制中表现出了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借鉴晋江市民间创始文化力和耕地资源约束下的求生发展力的作用,吸取巩义市政府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中的宝贵经验,为内陆地区就地城市化的发展必然带来极其重要的启示。以此,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内陆地区要促进就地城市化进程必须在相对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创始力文化环境基础上,充分调动来自于政府、民间以及外来的发展力量,挖掘当地自然资源利用潜力,通过就地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尤其是发展农村工业,以实现经济上的非农化、人口上的市民化和环境上的乡-城转化,也即就地城市化。比较沿海地区晋江市与内陆地区巩义市的就地城市化的异同,揭示二者就地城市化的规律,寻求二者就地城市化的成功经验,为促进内陆地区就地城市化进程的可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具有莫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实现乡镇企业合理聚集 促进城市化同工业化协调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实现乡镇企业合理聚集 促进城市化同工业化协调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1.2.1 国内外生态效率的相关研究进展 |
1.2.2 国内外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进展 |
1.2.3 国内外城镇化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进展 |
1.2.4 国内外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研究进展 |
1.2.5 国内外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研究评述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1.4.1 研究内容 |
1.4.2 创新之处 |
2 理论基础与机理阐释 |
2.1 城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
2.1.1 区位理论 |
2.1.2 结构理论 |
2.1.3 人口迁移理论 |
2.1.4 非均衡发展理论 |
2.1.5 城市规划理论 |
2.2 生态效率的相关理论 |
2.2.1 环境经济学理论 |
2.2.2 生态经济学理论 |
2.2.3 内生增长理论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5 中国生态文明观 |
2.3 城镇化建设影响城市生态效率的机理阐释 |
2.3.1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分析 |
2.3.2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
2.3.3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分析 |
2.4 本章小结 |
3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与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现实考察 |
3.1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的发展现状 |
3.1.1 制度变迁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的演变历程 |
3.1.2 基于城市层面的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评价指标构建 |
3.1.3 基于城市层面的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的现状分析 |
3.2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发展现状 |
3.2.1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 |
3.2.2 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SBM-DEA模型的生态效率测度 |
3.2.3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时空演变分析 |
3.3 本章小结 |
4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研究 |
4.1 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4.1.1 模型设定 |
4.1.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4.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4.2.1 基准模型回归 |
4.2.2 工具变量回归 |
4.3 稳健性检验 |
4.4 本章小结 |
5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
5.1 影响机制检验模型设定 |
5.2 产业结构优化机制检验 |
5.2.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
5.2.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
5.3 人力资本积累机制检验 |
5.3.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
5.3.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
5.4 产业集聚机制检验 |
5.4.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集聚机制 |
5.4.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集聚机制 |
5.5 地方政府竞争的调节作用 |
5.5.1 政府竞争调节作用的模型设定 |
5.5.2 政府竞争调节作用的实证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6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 |
6.1 空间自相关分析 |
6.1.1 空间自相关检验方法 |
6.1.2 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 |
6.2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交互及溢出效应分析 |
6.2.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6.2.2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6.2.3 区域异质性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致谢 |
(2)中国特色小镇功能分析 ——从中小企业提升与乡村振兴互动的角度(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研究及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重点 |
三、选题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框架 |
第三节 论文的创新与完善 |
一、论文的创新点 |
二、论文进一步完善 |
第二章 特色小镇、中小企业提升和乡村振兴研究综述 |
第一节 特色小镇研究综述 |
一、特色小镇的内涵 |
二、特色小镇发展的理论基础 |
三、特色小镇的功能定位 |
四、特色小镇的培育建设 |
第二节 中小企业升级研究综述 |
一、中小企业升级的概念 |
二、中小企业升级路径 |
三、中小企业升级的影响因素 |
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困难原因 |
第三节 乡村振兴研究进展 |
一、乡村振兴的内涵 |
二、乡村振兴路径研究 |
三、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体系 |
四、乡村振兴的难点、障碍及其关键 |
第四节 特色小镇、中小企业升级和乡村振兴相关研究简评 |
第三章 特色小镇、中小企业与乡村振兴三者契合互动的逻辑 |
第一节 三者互动关系所反映的现实发展困局 |
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发展与农村发展的脱节 |
二、中小企业亟需适宜发展平台加快转型提升 |
三、特色小镇建设的契合互动效应 |
第二节 三者契合互动的内在逻辑关系 |
一、乡村振兴是三者互动关系的中心目标 |
二、特色小镇是三者互动关系的中枢平台 |
三、中小企业提升:三者互动关系的动力因素及其契合 |
第三节 三者互动关系的理论解释 |
一、三者互动的目标是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
二、特色小镇建设:打造乡村振兴增长极 |
三、中小企业转型提升:企业集聚理论的应用 |
第四节 乡村振兴战略中特色小镇的功能指向 |
一、农村全面对接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平台 |
二、植入现代产业,对接中小企业,打造现代经济体系 |
三、融入现代经济体系,挖掘乡村存量资源的现代价值 |
四、特色小镇建设将成为我国乡村发展的样板 |
五、特色小镇引发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性完善的紧迫需求 |
第四章 中国特色小镇提升中小企业机制分析 |
第一节 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困境 |
一、目前中小企业总体发展状况 |
二、中小企业发展困境的表现 |
三、中小企业发展困境的原因 |
第二节 特色小镇提升中小企业的优势体现 |
一、更具针对性的综合服务优势 |
二、凸显产业链集聚的加速提升优势 |
三、比较城市地区的综合成本优势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小镇提升中小企业的特色功能 |
一、特色小镇:特色产业和特色资源孵化平台 |
二、特色产业:专业性中小企业竞争性的集聚 |
三、集聚效应:中小企业提升加速器 |
第四节 中国特色小镇提升中小企业的作用机制 |
一、集聚效应:特色小镇加速器的核心功能 |
二、集聚产生的规模效应 |
三、集聚产生的协作效应 |
四、集聚产生的学习效应 |
五、集聚产生的品牌效应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小镇推动乡村振兴机制分析 |
第一节 我国乡村振兴的阶段性要点及理论解释 |
一、当前中国乡村衰落主要表现及原因 |
二、乡村振兴的内涵与理论解释 |
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径探讨 |
第二节 中国特色小镇推动振兴乡村的功能 |
一、增长极:中国特色小镇推动振兴乡村的核心功能 |
二、中国特色小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三大支撑功能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小镇振兴乡村的促进机制 |
一、资源要素集聚机制 |
二、现代发展动力机制 |
三、协调统筹融合机制 |
第四节 简要小结 |
第六章 大唐袜艺小镇:产业集聚转型提升的案例分析 |
第一节 大唐袜艺小镇的发展演进 |
一、大唐镇基本概况 |
二、大唐袜艺小镇的产业演进过程 |
三、大唐袜艺小镇的空间演进过程 |
第二节 大唐袜业小镇发展效应分析 |
一、特色产业:集聚与集约效应 |
二、乡村振兴:综合带动效应 |
三、本地及周边地区现代化发展:带动效应 |
第三节 简要总结与借鉴 |
一、特色小镇的区位与资源特色 |
二、特色小镇的特色产业培育 |
三、特色小镇的产业与文化融合 |
四、特色小镇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协作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一、中国特色小镇发展与中小企业提升和乡村振兴三者有效互动契合 |
二、中国特色小镇的适宜环境将加速中小企业提升 |
三、中国特色小镇促进乡村振兴的功能机制 |
第二节 剖析特色小镇发展典型案例的启示 |
一、发挥优势,注重服务 |
二、搭建平台,强化融合 |
三、有机契合,互促共进 |
第三节 相关政策建议 |
一、在特色小镇的遴选与培育方面:产业产品特色是第一选择 |
二、在特色小镇的产业培育方面:专业化合作是主要方向 |
三、在特色小镇服务中小企业方面:适宜综合环境是重要考虑 |
四、在特色小镇促进乡村振兴方面:制定乡村全面发展规划是重要保障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3)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形态演进与空间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1 全球化和信息化推动下的城市群发展 |
1.2.2 城市群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空间载体 |
1.2.3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空间治理变革 |
1.2 湾区的概念提出与研究进展 |
2.1.1 有关湾区研究的三个阶段与概念内涵的转变 |
2.1.2 湾区空间发展相关研究的进展 |
2.1.3 本次研究问题的提出 |
2.1.4 本文研究的环珠江口湾区的空间范围 |
1.3 概念辨析与界定 |
1.3.1 城市群的概念与基本特征 |
1.3.2 城市空间形态与空间结构的相互关系 |
1.3.3 城市空间模式的概念内涵 |
1.4 研究的目标与意义 |
1.4.1 研究目标 |
1.4.2 研究意义 |
1.5 研究思路、方法与主要内容 |
1.5.1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1.5.2 研究方法 |
1.5.3 主要内容 |
2 城市群空间研究进展与研究框架 |
2.1 城市群空间研究的要素组成与模式演变 |
2.1.1 对空间认识的转变 |
2.1.2 城市空间研究的构成要素 |
2.1.3 由单一城市到城市群的空间模式研究 |
2.1.4 城市群空间模式的动态演变 |
2.2 城市群空间演变的动力机制 |
2.2.1 全球化和市场化作用下的发展动力 |
2.2.2 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动力研究 |
2.2.3 “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的作用机制 |
2.2.4 主体作用下的空间表征 |
2.3 空间模式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 |
2.3.1 基于动力主体的引导 |
2.3.2 基于对空间客体的协调 |
2.3.3 主体与客体研究的融合:空间治理 |
2.4 建立湾区空间模式研究框架 |
2.5 本章小结 |
3 湾区形成的自然人文基础 |
3.1 湾区自然地理基础 |
3.1.1 自然地理条件与“湾区” |
3.1.2 环珠江口湾区总体地理特征 |
3.1.3 河口湾形态演变和经济活动 |
3.2 湾区历史人文基础 |
3.2.1 岭南三大民系与湾区空间分布 |
3.2.2 岭南文化来源特征 |
3.2.3 以广府文化为主体的湾区文化 |
3.3 本章小结 |
4 湾区城市群空间形态的演进研究 |
4.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4.1.1 数据的选取与发展阶段划分 |
4.1.2 影像数据的处理 |
4.2 湾区城市群建设空间形态的扩展特征 |
4.2.1 建设空间演变的总体特征 |
4.2.2 建设用地规模的快速拓展 |
4.2.3 建设空间扩展的轴向集聚 |
4.2.4 空间形态的分维与紧凑度 |
4.3 湾区城市群自然生态空间形态的演变 |
4.3.1 湾区自然生态空间的演变历程 |
4.3.2 湾区自然生态空间形态指数特征 |
4.3.3 环珠江口生态空间与岸线演变 |
4.3.4 台风气候影响下的空间安全风险 |
4.4 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空间形态关系的总体判断 |
4.4.1 向湾演进与珠江口A字形空间结构的形成 |
4.4.2 环珠江口湾区空间开发的不平衡 |
4.4.3 城市群建设空间拓展的不充分 |
4.4.4 珠江口区域的生态碎化与安全压力 |
4.5 本章小结 |
5 湾区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动力机制与空间模式演变 |
5.1 政府行为推动湾区空间结构演变 |
5.1.1 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推动核心城市的形成 |
5.1.2 省级政府协同与调控促进城市群区域一体化 |
5.1.3 地方政府的空间竞争促使城市群向多中心转变 |
5.1.4 政府行为影响下的湾区空间特征:对称型等级化 |
5.2 市场发展引起城市建设空间扩展 |
5.2.1 从村镇工业化到创新发展的产业集聚与动力转变 |
5.2.2 典型产业模式与经济的梯队型格局 |
5.2.3 市场机制下不同产业类型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 |
5.2.4 市场行为影响下的湾区空间特征:多中心网络化 |
5.3 社会需求促使空间内涵发生转变 |
5.3.1 人口快速增长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
5.3.2 人口密度的双核圈层空间分布 |
5.3.3 社会阶层结构由纺锤型向橄榄型转变 |
5.3.4 社会行为影响下的湾区空间特征:社群多元化 |
5.4 “政府-市场-社会”主体交织推进的动力机制 |
5.5.1 “政府-市场-社会”交织推进的建设空间拓展 |
5.5.2 主体的合力差异导致空间的不平衡和不充分 |
5.5.3 以政府治理为主导的生态空间管控 |
5.5.4 主体的利益博弈导致生态碎化困境 |
5.5 “政府-市场-社会”主体推动下的湾区空间模式与结构演变 |
5.5.1 1978-1992年,村镇工业化推动湾区点状生长模式 |
5.5.2 1992-2002年,工业转型促进城镇空间点轴发展 |
5.5.3 2002-2012年,现代服务驱动中心城市崛起 |
5.5.4 2013年至今,科技创新成为湾区发展源泉 |
5.6 本章小结 |
6 湾区城市群空间作用逻辑转变与治理趋势 |
6.1 世界湾区的空间模式特征 |
6.1.1 纽约湾区:州际合作模式 |
6.1.2 旧金山湾区:网络化联合模式 |
6.1.3 东京湾区:单核集中型模式 |
6.1.4 与三大国际湾区的比较与借鉴 |
6.2 从对空间发展的引导走向空间底线管控 |
6.2.1 国土空间的整体治理:自然资源管理框架下的体系重构 |
6.2.2 建设空间的柔性治理:以功能区引导发展转型 |
6.2.3 生态空间的底线治理:从刚性管控走向韧性适应 |
6.3 从政府治理走向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协商治理 |
6.3.1 政府主体的治理趋势 |
6.3.2 市场主体的治理趋势 |
6.3.3 社会主体的治理趋势 |
6.3.4 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协商”治理体系 |
6.4 本章小结 |
7 环珠江口湾区的空间模式 |
7.1 湾区发展的目标与责任 |
7.1.1 服务于国家开放和转型发展战略 |
7.1.2 打造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
7.1.3 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
7.2 创新发展趋势下的湾区空间发展模式转变 |
7.2.1 以国家科学平台为引擎的节点簇群空间模式 |
7.2.2 以企业技术转化为主导的双核轴带空间模式 |
7.2.3 以社群创新创业为重点的多元网络空间模式 |
7.3 构建以环湾为核心的区域空间结构 |
7.3.1 历年空间规划的结构演变 |
7.3.2 立脊:推动更为均衡的空间发展 |
7.3.3 铸链:创新湾链空间的无地界协作 |
7.4 加强空间发展的核心要素管控 |
7.4.1 重塑区域:协调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 |
7.4.2 打破边界:推动无地界的协同发展 |
7.4.3 培育节点:创新功能区协同体系 |
7.4.4 打通路径:优化东西岸通道体系 |
7.5 创新主体协同治理模式 |
7.5.1 培育空间治理的制度厚实 |
7.5.2 强化生态空间的韧性治理 |
7.5.3 促进湾区治理的文化认同 |
7.6 本章小结 |
8 研究结论与启示 |
8.1 主要结论 |
8.1.1 珠江口东西两岸空间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程度增大 |
8.1.2 “政府-市场-社会”主体合力在环珠江口湾区空间形态与模式演变中具有阶段性、复合性特征 |
8.1.3 创新经济趋势下的湾区空间模式和两脊三湾链空间结构 |
8.2 论文的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8.2.1 论文的创新 |
8.2.2 存在的不足 |
8.3 对未来发展的启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1.1.1 问题的提出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外相关研究状况 |
1.2.2 国内相关研究状况 |
1.2.3 研究现状的简要述评 |
1.3 核心概念释义 |
1.3.1 小城镇 |
1.3.2 新型城镇化 |
1.3.3 治理与善治 |
1.3.4 生态治理现代化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 |
第2章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基础 |
2.1 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分析基础 |
2.1.1 马克思主义城市化理论 |
2.1.2 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 |
2.1.3 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 |
2.2 新型城镇化与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
2.2.1 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有利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 |
2.2.2 新型城镇化推动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
2.2.3 新型城镇化与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契合 |
2.3 理念、主体、方式和制度的现代化: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 |
2.3.1 基于绿色发展的治理理念现代化 |
2.3.2 基于复合型结构的治理主体现代化 |
2.3.3 基于行为手段的治理方式现代化 |
2.3.4 基于可持续性的治理制度现代化 |
第3章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生态治理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困境 |
3.1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及其生态环境问题 |
3.1.1 长三角地区的自然地理概况 |
3.1.2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的基本特征 |
3.1.3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生态环境问题 |
3.2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生态治理的历史演变 |
3.2.1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生态治理的历史过程 |
3.2.2 当前社会变革对小城镇生态治理的挑战 |
3.3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生态治理的现实困境 |
3.3.1 主体结构单一阻碍协同治理的实现 |
3.3.2 管理方式落后制约生态治理效率 |
3.3.3 制度缺位造成资源投入与服务供给不足 |
第4章 小城镇生态治理困境的原因分析 |
4.1 理念性原因:小城镇生态治理理念发展滞后 |
4.1.1 绿色发展理念不足 |
4.1.2 镇村生态文化断裂 |
4.2 主体性原因:小城镇生态治理主体结构失衡 |
4.2.1 生态治理主体结构单一 |
4.2.2 多元主体协同失效 |
4.3 行为性原因:小城镇生态治理方式落后 |
4.3.1 生态治理法治化能力欠缺 |
4.3.2 生态治理文明化程度不够 |
4.3.3 生态治理民主化不充分 |
4.3.4 生态治理缺乏科学手段 |
4.4 制度性原因:小城镇生态治理制度缺位 |
4.4.1 生态治理制度供给不足 |
4.4.2 生态治理制度运行不畅 |
第5章 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思路 |
5.1 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向度 |
5.1.1 小城镇生态治理理念的基本构成 |
5.1.2 小城镇生态治理理念的实践原则 |
5.2 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向度 |
5.2.1 复合型生态治理结构的构建 |
5.2.2 生态治理主体整体性功能的最大化 |
5.2.3 多元生态治理主体的协调互动 |
5.3 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行为向度 |
5.3.1 生态治理方式现代化的物质动因 |
5.3.2 民主、文明、法治和科学的生态治理方式 |
5.3.3 生态治理方式现代化的行动准则 |
5.4 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向度 |
5.4.1 政府与市场融合下的制度设计 |
5.4.2 回应现实需求的生态治理制度供给 |
5.4.3 面对生态治理实践的制度动态演进 |
第6章 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
6.1 推进小城镇生态治理理念的现代化 |
6.1.1 树牢新时代”两山论”的生态思想 |
6.1.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理念 |
6.1.3 培育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观 |
6.1.4 重塑以生态价值观为准则的镇村生态文化 |
6.2 推进小城镇生态治理主体的现代化 |
6.2.1 完善小城镇生态治理的主体结构 |
6.2.2 发挥小城镇多元生态治理主体的生态职能 |
6.2.3 实现小城镇多元生态治理主体的合作共治 |
6.3 推进小城镇生态治理方式的现代化 |
6.3.1 生态治理方式的民主化 |
6.3.2 生态治理方式的法治化 |
6.3.3 生态治理方式的文明化 |
6.3.4 生态治理方式的科学化 |
6.4 推进小城镇生态治理制度的现代化 |
6.4.1 完善小城镇生态保护与管理的法律制度 |
6.4.2 健全小城镇生态治理的运行机制 |
6.4.3 创新小城镇环境公共服务的供给制度 |
第7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基本概念界定 |
一、劳动收入份额的内涵 |
二、产业结构变迁的内涵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早期的劳动收入分配理论 |
第二节 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规律 |
第三节 产业结构变迁理论 |
一、产业结构演变理论 |
二、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第四节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综述 |
一、微观视角下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综述 |
二、宏观视角下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综述 |
第五节 文献评述 |
第三章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历史透视及国际比较 |
第一节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规律(1978-2017年) |
一、劳动收入份额测度方法修正 |
二、劳动收入份额的测度 |
第二节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进程(1978-2017年) |
一、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测度 |
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测度 |
第三节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历史透视(1978-2017年) |
一、劳动收入份额逐年上升阶段(1978-1983年) |
二、劳动收入份额波动下降阶段(1984-1991年) |
三、劳动收入份额再次上升阶段(1992-1998年) |
四、劳动收入份额连续下降阶段(1999-2007年) |
五、劳动收入份额回升阶段(2008-2017年) |
第四节 国际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历史透视 |
一、英国从工业化中期劳动收入份额稳定上升 |
二、美国劳动收入份额保持长期高水平稳定 |
三、日本工业化时期劳动收入份额快速上升 |
四、韩国产业结构升级中劳动收入份额逐步上升 |
五、巴西劳动收入份额长期在低水平徘徊 |
第五节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国际比较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机制分析 |
第一节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微观机制分析 |
一、产业动态变化—要素替代弹性变化—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
二、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第二节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宏观机制分析 |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析 |
二、区域二元经济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析 |
三、制度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检验 |
第一节 数据检验 |
一、单位根检验 |
二、协整检验 |
第二节 VAR模型分析 |
第三节 脉冲响应分析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我国区域间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实证检验 |
第一节 计量模型、变量及数据 |
第二节 全国实证结果及分析 |
第三节 不同地区实证结果及分析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我国不同阶段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实证检验 |
第一节 阶段性特征描述 |
第二节 1993-1998年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第三节 1999-2007年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第四节 2008-2017年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及展望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第三节 不足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及外部动力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价值 |
1.3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内容 |
1.5 论文技术路线图 |
1.6 主要创新点 |
2. 文献述评 |
2.1 概念界定 |
2.1.1 农村转移劳动力 |
2.1.2 农村劳动力转移 |
2.2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研究综述 |
2.2.1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数量研究 |
2.2.2 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因素 |
2.3 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研究综述 |
2.3.1 国别视角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 |
2.3.2 城市化视角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 |
2.3.3 个体选择视角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 |
2.4 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力研究综述 |
2.4.1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个体动力 |
2.4.2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综合动力 |
2.4.3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评价研究 |
2.5 现有研究述评 |
3.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估算 |
3.1 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估算方法 |
3.1.1 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不同方法 |
3.1.2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估算方法的比较 |
3.2 我国各地区农村劳动力输出数量估算 |
3.2.1 我国各地区农业实际劳动力需求数量估算 |
3.2.2 我国各地区农村劳动力输出数量估算 |
3.3 我国各地区农村劳动力输入数量估算 |
3.3.1 农村劳动力输入数量估算方法 |
3.3.2 农村劳动力输入数量估算过程 |
3.3.3 农村劳动力输入数量估算结果 |
3.3.4 农村劳动力输入数量估算结果科学性论证 |
3.4 我国各地区农村劳动力净输入分布 |
3.4.1 净输入估算方法 |
3.4.2 净输入估算过程 |
3.4.3 净输入估算结果 |
3.5 本章小结 |
4.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分析 |
4.1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的影响因素分析 |
4.1.1 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
4.1.2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的系统分析 |
4.2 划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 |
4.2.1 研究方法与变量说明 |
4.2.2 聚类分析的结果 |
4.2.3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五类模式 |
4.3 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不同模式区域的比较分析 |
4.3.1 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同模式区域人口分布比较 |
4.3.2 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同模式区域经济发展实力比较 |
4.4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不同模式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分析 |
4.4.1 模型构建 |
4.4.2 模型检验 |
4.4.3 分析结果 |
4.5 五类转移模式选择三类进行重点分析的说明 |
4.6 本章小结 |
5. 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动力分析 |
5.1 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动力构成要素 |
5.1.1 内部动力 |
5.1.2 外部动力 |
5.2 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动力的发展现状分析 |
5.2.1 内部动力的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分析 |
5.2.2 外部动力的社会公平推动现状分析 |
5.2.3 外部动力的经济发展拉动现状分析 |
5.3 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不同动力的关键因素 |
5.3.1 内部动力农村劳动力能力的关键要素 |
5.3.2 外部动力社会公平推动的关键要素 |
5.3.3 外部动力经济发展拉动的关键要素 |
5.4 本章小结 |
6. 农村劳动力转移社会公平推动评价 |
6.1 社会公平推动评价指标体系 |
6.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6.1.2 指标体系的构建 |
6.1.3 数据的来源与指标处理 |
6.1.4 指标体系的权重 |
6.1.5 评价指标体系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
6.2 社会公平推动状态评价 |
6.2.1 社会公平推动系统评价 |
6.2.2 三种模式社会公平推动的状态评价结果及比较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7. 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发展拉动评价 |
7.1 外来人口导入模式经济发展拉动状态评价 |
7.1.1 经济发展拉动评价指标体系 |
7.1.2 经济发展拉动状态评价 |
7.1.3 经济增长潜力分析 |
7.2 相对封闭本地自发流动模式经济发展拉动状态评价 |
7.2.1 经济发展拉动评价指标体系 |
7.2.2 经济发展拉动状态评价 |
7.2.3 经济增长潜力分析 |
7.3 本地人口导出模式经济发展推动状态评价 |
7.3.1 经济发展拉动评价指标体系 |
7.3.2 经济发展拉动状态评价 |
7.3.3 经济增长潜力分析 |
7.4 本章小结 |
8. 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综合动力评价 |
8.1 测算综合动力的模型与方法 |
8.2 外来人口导入模式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综合动力评价 |
8.3 相对封闭本地自发流动模式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综合动力评价 |
8.4 本地人口导出模式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综合动力评价 |
8.5 不同模式下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综合动力比较分析 |
8.6 本章小结 |
9.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研究结论 |
9.1.1 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 |
9.1.2 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 |
9.1.3 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力 |
9.2 政策建议 |
9.2.1 提升农村劳动力群体的人力资本 |
9.2.2 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
9.2.3 推进农村劳动力流入地的社会公平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介 |
导师简介 |
获得成果清单 |
致谢 |
(7)中国农村经济转型条件下的农民就地城市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三、主要内容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五、研究创新之处及不足 |
第一章 中国农村经济转型的实践历程和理论探索 |
第一节 国外近现代农村建设的实践和理论 |
一、典型发达国家农村经济转型及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二、发展中国家农村建设和改造的理论与实践 |
三、农村经济转型的国际经验和现代农村建设的一般规律 |
第二节 中国农村及其局限 |
一、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特征 |
二、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局限 |
第三节 中国农村经济转型的理论探索 |
一、农村经济转型 |
二、中国农村经济转型的必要性 |
第四节 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实践 |
一、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实践历程 |
二、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实践的启示 |
第二章 中国农村经济转型中的农村工业化和农民城市化 |
第一节 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工业化 |
一、农村工业化的内涵及特征 |
二、农村工业化的必要性 |
三、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历程 |
第二节 农民城市化 |
一、城市化的概念和内涵 |
二、城市化的本质 |
三、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
四、中国农民城市化历程 |
五、中国城市化主要特征和问题 |
第三节 农村工业化和农民城市化的内在统一 |
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 |
二、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偏差 |
三、中国农村经济转型是农村工业化与农民城市化的内在统一 |
第三章 农民就地城市化——中国农村经济转型的必要途径 |
第一节 就地城市化 |
一、就地城市化的内涵及特征 |
二、就地城市化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
三、就地城市化的演化机理 |
第二节 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必要性 |
一、农民问题的紧迫性 |
二、农民进城城市化的局限及其引发的“城市病”和“农村病” |
三、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引发问题的严峻性 |
四、农村经济转型的内在要求 |
五、城市化本质的内在要求 |
第三节 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现实性 |
一、农民素质技能提升——农民就地城市化的根本动因 |
二、农村工业化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依据 |
三、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度发展——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先决条件 |
四、中心城镇的辐射作用——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外在动力 |
五、收入增长及国家投入——农民就地城市化的直接推动力 |
六、农业机械化和产业化——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内在驱动力 |
七、新农村建设政策的实施,为农民就地城市化创造了政策环境 |
八、我国社会人文因素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重要根据 |
九、“逆城市化”为农民"就地城市化”提供参照和根据 |
十、“就地城市化”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 |
第四章 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和农村工业化的统一 |
第一节 提升农民素质技能 |
一、农民素质技能是身体、技能和文化精神素质的内在统一 |
二、农民素质技能提升的途径 |
三、增强农民民主法制观念,提升农民文化精神素质 |
第二节 推进农业工业化 |
一、农业工业化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条件和根据 |
二、农业工业化战略的实现 |
第三节 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
一、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民就地城市化的促进作用 |
二、当前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 |
三、以农村合作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就地城市化实现 |
第四节 股份合作制与现代资本农场 |
一、股份合作制 |
二、现代资本农场 |
第五节 发展农村工商企业 |
一、农村工商业发展的问题及障碍 |
二、农村工商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
第六节 小城镇建设 |
一、小城镇建设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借鉴国内外经验教训,以小城镇建设带动农民就地城市化 |
第五章 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制度保障 |
第一节 农民就地城市化的产业政策保障 |
一、农村产业政策及农民就地城市化的产业基础 |
二、农民就地城市化诉求下的农村产业政策创新 |
第二节 农民就地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制度权利关系的界定与改革 |
一、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缺陷及其对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影响 |
二、农民就地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土地权利关系改革与完善 |
第三节 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
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及其对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影响 |
二、适应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 |
第四节 改革完善适应农民就地城市化的村民自治制度 |
一、村民自治的其权利关系及其现实矛盾 |
二、农民就地城市化村民自治制度改革和完善的诉求 |
三、村民自治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后记 |
(8)贵州城镇化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的文献分析 |
(一) 研究历史分析 |
(二) 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
三、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四、研究的方法 |
五、突破与创新 |
第一章 现代化与城镇化的一般理论 |
第一节 现代化理论 |
一、现代化 |
二、国外的现代化 |
三、中国的现代化历程 |
第二节 现代化与城镇化的关系 |
一、欧洲国家的城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分析 |
二、现代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 |
第三节 国内外城镇化发展理论 |
一、城镇化 |
二、国外城镇化发展理论 |
三、国内城镇化理论 |
第二章 城镇化是贵州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
第一节 世界城镇化历史经验的回顾 |
一、世界城镇化发展阶段 |
二、世界城镇化的发展特点 |
三、世界城镇化的一般规律 |
第二节 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
一、城镇化是历史的必由之路 |
二、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 |
三、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
第三节 城镇化是贵州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
一、城镇化是实现贵州跨越发展的重要动力 |
二、城镇化是解决贵州“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
第三章 贵州城镇化的历史与现实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后贵州城镇化历史的回顾 |
一、贵州城镇化发展的成绩 |
二、贵州城镇化阶段性 |
三、贵州城镇化发展的特点 |
四、制约贵州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 |
第二节 贵州城镇化现状 |
一、贵州城镇化发展总体趋势 |
二、贵州城镇化发展地区差异 |
三、贵州城乡差距扩大 |
第三节 对贵州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当前分析与评估 |
一、贵州城镇化发展的合理判断 |
二、贵州城镇化发展的成就 |
三、贵州城镇化发展问题 |
第四章 贵州城镇化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
第一节 贵州城镇化基础较差 |
一、农业生产条件差 |
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 |
第二节 贵州城镇化动力不足 |
一、人-城镇化的根本动力不足 |
二、产业-城镇化的转换动力不足 |
三、创新-城镇化的持续动力不足 |
第三节 贵州城镇化经济薄弱 |
一、经济总量分析 |
二、经济综合竞争力低 |
第四节 贵州城镇化地理限制 |
一、自然地理状况 |
二、地理环境约束 |
第五章 贵州城镇化面临的机遇 |
第一节 国家城镇化战略的实施 |
一、国家城镇化战略的思想 |
二、国家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对贵州的影响 |
第二节 国家对西部省区的优惠政策 |
一、西部大开发战略 |
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
第三节 贵州城镇化发展具备的条件 |
一、产业的较大发展 |
二、城镇化战略的持续实施 |
三、经济-环境关系较和谐 |
四、坚强的组织领导 |
五、户籍制度改革进展顺利 |
第四节 贵州城镇化发展的资源禀赋 |
一、生态环境逐渐改善 |
二、资源丰富 |
第五节 贵州城镇化发展的区域优势 |
一、重庆“大都市”的带动作用 |
二、“西南三省”合作战略的推动作用 |
第六章 贵州城镇化遵循的指导思想与贯彻的基本原则 |
第一节 科学发展观 |
一、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 |
二、城镇化发展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 |
三、科学发展观对贵州城镇化的指导 |
第二节 “三化同步” |
一、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 |
二、贵州应遵循“三化同步”原则 |
第三节 地方特色 |
一、注重培育城市特色 |
二、坚持地方特色应注意的问题 |
第七章 贵州城镇化的目标构想 |
第一节 贵州城镇化的经济发展目标构想 |
一、贵州经济发展背景 |
二、贵州城镇化的经济发展目标 |
三、经济发展路径 |
四、产业布局总体规划 |
第二节 贵州城镇化的社会发展目标构想 |
一、贵州社会发展背景 |
二、贵州城镇化的社会发展目标 |
三、社会发展战略 |
四、社会发展空间布局 |
第三节 贵州城镇化的生态发展目标构想 |
一、贵州城镇化的生态环境背景 |
二、贵州城镇化的生态发展目标 |
三、生态发展战略 |
四、生态空间布局 |
第八章 贵州城镇化要处理的几对矛盾与关系 |
第一节 城镇化与发展经济的关系 |
一、城镇化和发展经济对立统一 |
二、经济发展中城镇化存在的问题 |
三、以经济发展促进城镇化 |
第二节 城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
一、城镇化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 |
二、城镇化和社会发展非协调同步 |
三、以质量提高促进城镇化 |
第三节 城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 |
一、城镇化要体现民族文化 |
二、城镇化对民族文化的影响 |
三、城镇化与民族文化的融合 |
第四节 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关系 |
一、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矛盾 |
二、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
三、坚持城镇化与生态保护同步进行 |
第五节 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 |
一、工业化促进城镇化 |
二、城镇化与工业化的非协同性 |
三、以工业化推动城镇化 |
第六节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 |
一、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 |
二、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非同步性 |
三、农业现代化推动城镇化 |
第七节 城镇化与以人为本的关系 |
一、以人为本是城镇化的核心价值 |
二、在城镇化中改善民生 |
三、城镇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
第九章 贵州城镇化的对策与建议 |
第一节 形成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 |
一、优化城镇空间布局 |
二、以黔中城市群推动贵州城镇化发展 |
三、大力推进贵州小城镇集群发展 |
第二节 走特色城镇化道路 |
一、以工业特色资源,促进城镇化 |
二、以特色农业资源,促进城镇化 |
三、以生态特色资源,促进城镇化 |
四、以旅游特色资源,促进城镇化 |
五、以民族文化特色资源,促进城镇化 |
第三节 加强城镇规划,提高城镇化效能 |
一、加强城镇规划 |
二、提高城镇管理水平 |
第四节 增强城镇化动力 |
一、提高人的素质 |
二、强化产业支撑 |
三、增强区域创新能力 |
第五节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
一、加快路网基础设施建设 |
二、加快市政公用设施建设 |
三、加快城镇生态文明建设 |
四、加快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
第六节 推进制度创新 |
一、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
二、大力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
四、改革投融资体制机制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后记 |
(9)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研究 ——以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结构安排 |
1.3 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范围 |
1.3.2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1.4.1 主要创新 |
1.4.2 不足之处 |
2 文献综述与基础理论 |
2.1 文献综述 |
2.1.1 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状况 |
2.1.2 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状况 |
2.1.3 国内外理论研究评述 |
2.2 相关概念界定及其涵义 |
2.2.1 城市化涵义及相关概念 |
2.2.2 城乡统筹概念的界定 |
2.3 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基本理论 |
2.3.1 城乡联系理论 |
2.3.2 城市化相关理论 |
2.4 新型城市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
2.4.1 新型城市化的特征 |
2.4.2 新型城市化理论分析框架 |
2.4.3 新型城市化评价体系 |
3 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 |
3.1 城市化机制的理论基础 |
3.1.1 城市化动力机制述评 |
3.1.2 城市化机制理论 |
3.1.3 城市化的主要机制 |
3.2 传统城市化发展机制与发展模式 |
3.2.1 传统城市化发展模式的理论基础——城市偏向 |
3.2.2 传统城市化的发展机制 |
3.2.3 传统城市化的发展模式 |
3.3 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 |
3.3.1 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 |
3.3.2 新型城市化的发展模式 |
3.4 构造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新机制 |
3.4.1 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与市场行为 |
3.4.2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市场行为博弈 |
3.4.3 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模式 |
4 国外城市化道路选择与处理城乡关系的经验启示 |
4.1 英、美城市化道路的历程回顾 |
4.1.1 英国的城市化和城市化道路 |
4.1.2 美国的城市化和城市化道路 |
4.2 日、韩城市化道路的历程回顾 |
4.2.1 日本的城市化和城市化道路 |
4.2.2 韩国的城市化和城市化道路 |
4.3 印度、巴西城市化道路的历程回顾 |
4.3.1 印度的城市化和城市化道路 |
4.3.2 巴西的城市化和城市化道路 |
4.4 国外城市化发展道路对中国的经验启示 |
4.4.1 发达国家城市化道路的经验 |
4.4.2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道路的经验 |
4.4.3 世界各国城市化道路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启示 |
5 中国传统城市化模式反思及新型城市化实践命题的提出 |
5.1 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城乡关系演变 |
5.1.1 1949—1978 年的城乡关系演变及城市化进程 |
5.1.2 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城乡关系演变与城市化发展 |
5.1.3 2001年至今:统筹城乡发展的城市化阶段 |
5.2 中国传统城市化模式下的城乡失衡 |
5.2.1 中国传统城市化特点 |
5.2.2 中国城市化道路与城乡关系的背离 |
5.3 中国传统城市化模式的反思与新型城市化实践命题的提出 |
5.3.1 中国传统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反思 |
5.3.2 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发展方向 |
5.3.3 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是新型城市化道路选择的逻辑起点 |
6 建国以来成都城市化的历史演变与回顾 |
6.1 城镇体系空间布局的发展与演进 |
6.1.1 1950—1980:整合聚集阶段 |
6.1.2 1981—2001:加速聚集发展阶段 |
6.1.3 2002年至今:统筹规划的可持续发展阶段 |
6.2 城镇主体功能分工的发展与演进 |
6.2.1 区域产业主体功能分工的演变 |
6.2.2 区域空间主体功能分区的演变 |
6.3 人口城市化的发展与演进 |
6.3.1 1954—1960:快速提升阶段 |
6.3.2 1961—1976:持续下降阶段 |
6.3.3 1977—2002:持续稳步发展阶段 |
6.3.4 2003年至今:统筹推进阶段 |
6.4 城市化进程中产业的发展与演进 |
6.4.1 1949—1978:城乡产业二元分割阶段 |
6.4.2 1979—2001:城乡产业关系调整阶段 |
6.4.3 2002年至今:城乡产业统筹发展阶段 |
6.5 城市化进程中政策的发展与演进 |
7 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成都新型城市化模式 |
7.1 统筹城乡发展中成都城市化模式的生成背景 |
7.1.1 外因—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变化 |
7.1.2 内因—经济高速增长与结构转型的双重作用 |
7.2 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轨迹和阶段性特征 |
7.2.1 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轨迹 |
7.2.2 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
7.3 成都市新型城市化模式探索的主要内容 |
7.3.1 路径选择 |
7.3.2 规划引导 |
7.3.3 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持 |
7.4 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效果评价 |
7.4.1 评价方法 |
7.4.2 评价结果与结论 |
7.5 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
7.5.1 基本经验 |
7.5.2 几点启示 |
8 推进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思考 |
8.1 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主要问题与现实差距 |
8.1.1 规划体系建设水平仍需提升 |
8.1.2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仍需加快 |
8.1.3 产业互动发展机制仍需创新 |
8.1.4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仍需推动 |
8.1.5 城乡财政体制改革仍需深化 |
8.1.6 金融体制改革力度仍需加大 |
8.1.7 城乡劳动就业体系仍需完善 |
8.1.8 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仍需健全 |
8.1.9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仍需重视 |
8.1.10 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仍需加强 |
8.2 推进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基本思路与对策措施 |
8.2.1 基本思路 |
8.2.2 对策措施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10)沿海与内陆就地城市化的比较研究 ——以晋江市与巩义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中文文摘 |
目录 |
图目录 |
表目录 |
绪论 |
0.1 研究背景 |
0.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0.3 研究方案 |
0.4 论文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
0.5 论文特色 |
0.6 研究的基础工作 |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
第一章 就地城市化研究综述 |
1.1 国外对就地城市化的相关研究综述 |
1.2 国内对就地城市化的相关研究综述 |
1.3 流动人口在就地城市化中的作用的相关研究 |
1.4 就地城市化的研究展望 |
本章小结 |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
第二章 就地城市化的基本阐释 |
2.1 就地城市化的含义 |
2.2 就地城市化的一般分析框架 |
2.3 就地城市化在中国乡-城转型中的定位 |
本章小结 |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
第三章 沿海与内陆就地城市化的产生与演进 |
3.1 沿海与内陆就地城市化的研究对象区概述 |
3.2 晋江市和巩义市就地城市化的演进过程 |
本章小结 |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
第四章 沿海与内陆就地城市化的发展基础与条件分析 |
4.1 晋江市和巩义市就地城市化的地理基础差异分析 |
4.2 晋江市与巩义市就地城市化的区域经济发展基础与空间分布状况差异 |
本章小结 |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
第五章 沿海与内陆就地城市化的发展现况分析 |
5.1 晋江市与巩义市经济的就地城市化现状分析 |
5.2 晋江市与巩义市人口的就地城市化现状分析 |
5.3 晋江市与巩义市环境的就地城市化现状分析 |
本章小结 |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
第六章 沿海与内陆就地城市化的动态演化分析 |
6.1 晋江市和巩义市经济的就地城市化动态分析 |
6.2 晋江市和巩义市人口的就地城市化动态分析 |
6.3 晋江市和巩义市环境的就地城市化动态分析 |
6.4 晋江市与巩义市经济、人口和环境的就地城市化协调发展分析 |
本章小结 |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
第七章 沿海与内陆就地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分析 |
7.1 就地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理论框架 |
7.2 晋江市与巩义市的就地城市化动力机制主成分分析及驱动强度测算 |
7.3 晋江市与巩义市就地城市化动力机制各因素差异分析 |
本章小结 |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
第八章 促进内陆地区的就地城市化 |
8.1 内陆地区的就城市化概述 |
8.2 沿海地区晋江市就地城市化的经验与启示 |
8.3 内陆地区巩义市就地城市化的经验与启示 |
8.4 促进内陆就地城市化的政策建议 |
本章小结 |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
第九章 结语 |
9.1 本研究主要结论 |
9.2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9.3 研究的不足之处 |
9.4 后续研究设想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或参与的课题 |
致谢 |
个人简历 |
四、实现乡镇企业合理聚集 促进城市化同工业化协调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D]. 刘淼.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2]中国特色小镇功能分析 ——从中小企业提升与乡村振兴互动的角度[D]. 王天宇.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3]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形态演进与空间模式研究[D]. 彭雄亮. 华南理工大学, 2020
- [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D]. 黄军. 华东理工大学, 2019(01)
- [5]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影响研究[D]. 郭宏毅. 深圳大学, 2019(09)
- [6]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及外部动力评价研究[D]. 杜宇.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4)
- [7]中国农村经济转型条件下的农民就地城市化问题研究[D]. 刘云喜. 中央民族大学, 2012(10)
- [8]贵州城镇化理论与实践研究[D]. 杨昌鹏.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2)
- [9]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研究 ——以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为例[D]. 刘嘉汉. 西南财经大学, 2011(04)
- [10]沿海与内陆就地城市化的比较研究 ——以晋江市与巩义市为例[D]. 王国栋. 福建师范大学, 2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