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争成本的理论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杨修文[1](2021)在《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研究 ——一种现实制度主义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中美关系作为当前大国战略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变化与否已成为影响国际秩序变迁的重要因素。进入21世纪,特别自2008年以来,中美关系在实力对比以及双边关系性质方面均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中美两国综合实力差距逐渐缩小,这在世界经济领域中尤为明显;另一方面,中美双边关系中的竞争性日益凸显。然而,随着权力、武力与军事联盟等因素在当前世界政治与大国行为中的重要性相对下降,寻求规则制定与伙伴关系争夺的“规则世界”正成为世界政治的核心内容。在此背景下,中美竞争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大国竞争的新特征,即对以国际制度为对象和领域的竞争取代对世界霸权的争夺成为两国战略竞争的核心内容。因而,本文试图探讨中美两国为何要围绕国际制度展开激烈竞争、两国进行竞争的路径逻辑和方式选择以及由此引发的未来国际秩序可能的变化。文章除导言与结语外,共有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基于原有现实制度主义有关大国行为与世界政治的基本假定及其基本构成要素基础之上,建构了一种理解国际制度竞争的新分析框架,该框架包含制度属性、制度竞争逻辑、制度制衡和制度竞争结果四个变量,依据这四个变量,归纳出动力机制、路径逻辑、方式选择以及结果趋向四个分析向度,从而为深入剖析中美国际制度竞争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以194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史为基础,梳理了中美围绕国际制度互动的历史进程,将其划分制度隔绝期、制度试探期、制度竞合期以及制度竞争期四个阶段,并就中美两国在不同时期对待国际制度的态度、双方竞争态势以及未来竞争趋势进行了简单梳理与探讨。为更好地了解中美两国围绕国际制度展开竞争的来龙去脉,为下文利用新分析框架阐释中美国际制度竞争奠定经验基础。第三部分立足于笔者提出的新分析框架中的四个分析变量,对中美国际制度竞争进行理论解读,认为国际制度的公共性与私利性的矛盾与张力是触发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动力机制。国际制度的公共性能够促使中美两国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为国际社会提供一定数量公共物品。国际制度的私利性意味着它能够被中美两国用作谋利工具以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对国际规则、国际机制和国际机构的制定、构建与创立的争夺是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路径逻辑。规则竞争、机制竞争以及机构竞争是两国竞争的三种不同形态。它们分别有助于中美两国奠定竞争基础、扩大竞争优势和确立竞争地位;包容性制度制衡与排他性制度制衡是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方式选择,前者有助于扩大自身伙伴关系,后者则会弱化对手竞争力。美国作为体系中的霸权国家,出于对自身霸权护持的战略考量,更倾向于采取排他性制度制衡的策略。中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崛起国,为最大限度降低自身崛起面临的体系压力,更倾向于采用包容性制度制衡的策略;国际秩序的相容与互斥是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结果趋向。该结果取决于中美两国将国际制度的公共性和私利性何者置于对外战略目标的首位。换言之,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公共目标与私利目标之间的兼容程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双方竞争的结果趋向。若中美两国均将公共目标置于对外战略的首位,即两者之间的兼容程度高,则二者主导的体系将呈现相容的态势,有助于国际秩序的和平变迁;若中美均将私利目标置于首位,即两者之间的兼容程度低,则二者主导的体系将呈现互斥的态势,会导致国际秩序的“碎片化”。第四部分以中美关于自贸区的国际制度竞争为案例,深入分析了中美围绕自贸区竞争的原因、路径、方式以及结果趋向,这为检验本文提出的基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新分析框架的解释力提供了实践论证。总体而言,从新分析框架出发对中美国际制度竞争进行系统分析,既有助于获得对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态势、发展及未来趋势的全面系统地理解与认知,也有助于为中国在当前及未来国际制度领域中的实践活动提供指引,并为理解未来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政治提供一种综合性的分析视角。
徐成[2](2021)在《危机管理视角下的绥靖行为论析》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30年代英法等西方国家对纳粹德国实施的绥靖政策,一般被认为是鼓励希特勒侵略胆量和野心、最终导致二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在日后甚至发展成了国际政治中软弱无能、胆怯和丧失原则的无益让步的代名词,即所谓"慕尼黑类比"。在"慕尼黑类比"的阴影下,"绥靖"一词被严重污名化,沦为政治攻击的工具,用以反对任何正常和必要的国家间谈判、妥协和友好交往,为强硬外交乃至战争铺路,产生了严重的国际政治后果。但从危机管理的角度来看,绥靖可以是一种通过向对方做出不对等的利益让步来化解危机、避免战争的理性手段,它是一国在面临他国直接威胁挑战或危机情形下,当相互妥协、威慑与强制外交等其他手段都失败或不可行,从而使危机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国家基于成本收益计算和利害权衡,为了避免战争而做出的最后努力。未来研究中应摒弃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发掘更多绥靖案例,对诸如绥靖政策何以成败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丰富和加深我们对于国际政治中的绥靖现象的理解。
卢凌宇,胡鹏刚[3](2020)在《贸易相互依存、争议问题与国际冲突的复发——“商业和平论”批判》文中研究表明"商业和平论"是冷战后影响力最大的西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之一,其核心命题是国际经济交流尤其是国际贸易显着地降低国际冲突的概率。商业和平论存在两个隐藏较深的内在缺陷:一是该理论的一个基本假定是战争对国际贸易造成的损失会进入决策者的理性计算。作为一个场域假定,它必须是真实的才不会演绎出虚假的理论,而这个假定并没有在经验上得到支持。二是即使上述假定为真,从理论和经验上看,除非冲突结束,决策者大概率认识不到战争对双边贸易造成的损失。相比之下,决策者从冲突中学习到国际冲突对贸易的影响则是一个"似真性"更强的假定。鉴于此,测试贸易如何影响国际冲突的复发是对商业和平论的一个更恰当的评估方式。根据政治生存理论,只有在对外经济交流的收益与"非补偿性原则"不冲突的前提下,贸易才可能会降低冲突卷土重来的概率。所以,贸易既无法阻止旨在推翻敌国政权的战争,也无法遏制涉及有形和无形资源禀赋的领土冲突,但却会降低政策性国际冲突复发的可能性。文章基于1885~2000年的双边贸易和"军事化国际争端"数据库的统计分析表明,贸易并没有显着地降低前两种类型的国际冲突再起的风险,但对于中和次要的政策性国际冲突,却起到了显着的作用。
林一斋[4](2019)在《自我构念差异条件下国家身份类型与激活机制研究 ——基于独立我与“关系”我的比较》文中研究指明在今天,国际关系现实正在酝酿着巨大的变化。一个是中国实力的加强对全球价值观的冲击。伴随国家的崛起,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将不断流动到国际层面,而中国价值的国际秩序治理观会进一步影响全球各个国家。另一个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对现有体系观念结构的解构和再建构。随着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非西方的国际秩序治理观进而可能对目前的体系观念结构实现多维多层的重塑。在此背景下,来自非西方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声音也比之以往更加重要。由于全球价值观多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相互理解变得十分必要。早在建构主义理论的讨论中,就通过引入“身份”的概念来阐释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认知。身份确定了国家间的相互认知,进而确定一国对与它国关系和利益的确定,最终确定一国对它国的政策行为。基于上述基本逻辑,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都共享类似的身份类型框架,并拥有一致的身份激活机制。然而,历史经验显示,持有不同自我构念的国家可能在身份类型框架和激活机制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主流身份分类理论更适于解释西方国家的身份类型。其中以结构建构主义的身份分类最为经典。亚历山大·温特所划分的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与康德文化分别对应于敌人、对手和朋友角色,很好地勾勒出持有独立性自我构念的国家基于相互的利益关系所具有的身份类型结构。在现代国际关系秩序中,温特的无政府文化及角色身份结构的解释力非常充分。甚至在对罗马体系的解释中,温特的身份分类理论都能保持强大的理论生命力。然而,在解释东方国际体系下的国家身份时,温特的身份类型框架就稍显欠缺。与罗马体系形成明显对比,古代东亚的国际体系文化呈现出了几乎完全不同的特征。从历史的演进来看,东亚各国间身份及其相应的行为预期与“朋友—对手—敌人”的身份框架大相径庭。甚至在现代国际体系下,作为持有“关系”型自我构念的中国也表现过与西方身份类型框架不相符的角色行为。主流的国家身份激活理论也存在某种程度的西方中心倾向。主流的建构主义理论基于个体理性的价值取向,重视个体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倾向于提出跨情境一致、跨文化一致的身份激活机制。在特定的国际体系中,体系观念结构会建构一国的身份,从而使一国在任何互动情境中都会倾向于激活先前高显着性的身份。基于跨文化一致性的前提假设,东西方文化及相应的国家自我差异一开始就没有被主流的身份激活理论所重视。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理论中,一国在体系中始终首先倾向于激活体系所建构形成的主要角色身份。然而,在东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一国身份激活具有情境性。具体的互动情境及一国自身与它国的具体关系才是身份激活的核心条件。一国则根据自身与它国的具体关系及自身在体系中的具体位置来激活身份。出于身份框架与激活的差异,持有不同自我构念的国家间在同一互动情境中关注的焦点和思考的方式都存在显着的不同,由此,各国对身份包含的预期也有所不一,身份框架与激活的差异进而可能增加国家间误判的几率。主流身份分类理论与身份激活理论部分失效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理论构建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国家自我构念的差异,进而基于西方国际体系的经验形成了主要适用于持有独立我构念的国家的身份类型及激活机制。因此,主流的身份分类理论与激活理论最有效的分析对象是秉持独立我构念的西方国家。目前,过程建构主义的中国学派主张对主流建构主义理论进行本体论批判,从“过程和关系”出发反思“个体和结构”的建构主义理论,并基于中国本土文化提出具有跨文化一致性的建构主义理论。通过对社会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的借鉴,中国学派从“关系”身份出发,提出具有关系性的身份理论。但过程建构主义目前主要致力于与结构建构主义进行本体论对话,因而,关系身份大类下的多种子身份的研究相关不多。对于各个子身份的类型区分、身份特性及内在联系,以及相应的身份激活机制都存在进一步丰富的可能。因此,通过对社会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的借鉴,在“自我构念”的视角下,以“国家身份类型与激活机制”作为研究对象,具有着理论与现实双重意义: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可以通过对建构主义身份分类理论与身份激活机制的反思,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中进行思考借鉴,进一步修正相关的理论框架,深入思考体系文化差异下一国身份分类与激活的规律,进而丰富国家的“身份理论”;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通过在文化差异下对国家身份类型与激活机制进行比较,不仅可以在相关理论研究中表达中国声音,还能为东西方国家相互理解提供借鉴。本文在反思现有国家身份分类理论与身份激活理论的基础上,借鉴社会身份理论、自我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研究,重点区分了独立我构念国家与“关系”我构念国家的身份类型框架差异,进而比较持有两种自我构念的国家在激活身份上的不同。基于此,以冷战期间美国作为独立我国家的代表、以唐代中国作为“关系”我国家的代表,比较它们在身份类型框架和激活机制上的差异。
黄毓森[5](2019)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现代战争与经济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战争,是人类社会一种复杂且特殊的交往形式,其发展演变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战争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不同的因素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战争造成不同的影响。经济,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影响因素,则在战争的各个方面发挥着更为根本性、基础性的作用——无论是整体战略的确定、作战对象的认定,抑或是作战手段、作战模式的选择,无一不受到经济的影响与制约。与此同时,战争也会对经济产生深刻影响。本论文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对现代战争的经济动因、经济基础、经济成本以及经济收益等方面展开论述。论文从自然空间利益、社会空间利益、认知空间利益三个层面出发,对战争的动因展开探讨。通过分析,论文认为现代战争的动因尽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利益网络的交融而显得愈发多元,但归根结底都是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随着现代战争技术含量的持续提升,战争对社会经济支撑的要求也正日益提高。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模式,是基于知识的信息经济发展模式,而非过去那种基于原料与劳动力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这一深刻转变,也会对建立于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战争产生诸多影响。论文从战争物质生产、军事人力资源、战略战术制定三个方面出发,对现代战争的经济基础进行探讨。在人类的军事实践活动中,战争并非完全被动地决定于社会经济状况,同时也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影响。战争的社会经济功能具有双面性。一方面,战争会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负面、阻滞的影响;另一方面,战争也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促进作用。这是战争与经济辩证关系研究最为基本的思考起点,也是战争与经济辩证关系研究的逻辑基础。按照时间维度展开,论文对现代战争准备期间——进行期间——结束之后的经济成本进行分析,并通过对现代战争的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的多维度透析,以更为全面深刻地认识战争的经济成本。与此同时,论文还从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经济发展动力的增强以及军事技术的先行发展与社会转移三个方面展开,具体分析战争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在总结分析现代战争的动因、经济基础以及战争的经济成本与经济收益的基础上,论文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在未来应该以怎样的思维、怎样的方式来实现富国与强军的有机统一,走好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王高义[6](2019)在《地缘冲突风险与全球资产收益 ——基于地缘经济距离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市场有效性(Market Efficiency)是金融学的核心理念。它是指市场交易特征可以反映市场信息,从而具有收集信息,市场预测作用。本文将这一理念从金融市场扩展到国际经贸市场,从国际贸易与投资的结构特征中提取地缘冲突风险,并运用这一地缘冲突风险信息检验其对全球资本市场收益的影响。具体上,本文先根据国际贸易与投资流动信息构造“地缘经济距离”变量测度国家间关系;其次根据“地缘经济距离”检验并预测地缘冲突风险;最后,利用预测的地缘冲突风险,检验地缘冲突风险对全球资产收益的影响。本文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利用国际经贸市场的有效性,测度国家间关系(地缘经济距离)以及如何分析地缘冲突风险(国际冲突机制分析)。首先,本文分析国际冲突产生机制,再根据该逻辑构建“地缘经济距离”指标度量地缘冲突风险。本文对地缘冲突风险的定义是国家间发生冲突的或然率。本文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角度理解地缘冲突的产生机制。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认为安全作为公共品,由秩序主导者提供。而秩序主导者维持秩序的根本动力在于,世界秩序符合其偏好与利益。其他经济体对现有秩序的偏离,无论这种偏离是由秩序主导者主动或被动引起,都会导致秩序的重塑,秩序重塑会造成地缘冲突风险的变化。因此,本文对地缘冲突风险分析的逻辑起点是秩序主导者的成本与收益。冷战后的最大客观事实是,世界经济贸易秩序由美国主导。为了维护美国单极性秩序,必然会产生一定的成本或“悖论”。弥补这些成本必然要求这一秩序赋予美国额外的收益或“过分特权”:首先,在贸易方面,美国在这一体系中可以利用自己的单极地位获利(Bhagwati and Patrick 1990;Kapstein1994;Stremlau 1994/95;Caverley 2007;Ning 2009)。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越来越多的利用对不公平贸易,汇率操纵的断定,以及政治与外交帮助美国公司进入他国市场(Stremlau 1995;Tyson 1992;Bhagwati and Patrick1990),或者在贸易组织框架内和谈判中作出对本国产业,尤其是高附加值与高劳动力报酬的产业的有利安排(Mastanduno 1997)。相应的,将美国排除在外,或者可能降低其份额的任何双边或者多边贸易区域化与内部化都违反美国的这一利益。其次,维持全球资本市场的开放有利于其他国家通过对美投资,拥有美国资产,特别是美元储备,以及以美元结算国际交易来支持美元的世界通货地位。美国调节其秩序维持成本与经济竞争力之间的矛盾的核心机制必须是基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不仅使基于低成本政府融资的军费开支成为可能,也可以通过这一地位避免汇率风险(Gourinchas and Rey 2005),并从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任何一种变动中获益,也使得其国内的高福利与企业相较于其他国家的低成本融资成为可能(Drezner 2009;Nye 2010)。经济体对美国这些利益的偏离会导致地缘冲突风险的变化。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对变化反映了国家权力(Power)的此消彼长。越来越多的文献研究认为,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中国正成为单极解体后的另外一极。中国因素可能也是经济体地缘冲突风险变化的重要影响方。上述成本与利益分析表明,国际贸易与投资市场信息可能隐含着国家间关系特征。本文认为,一国与另一国的经贸流量高于两国应该有的“标准”时,两国关系较近;反之关系较远。“地缘经济距离”指标形象的描述国家间的偏好。地缘经济是指经济现象的地缘政治后果或地缘政治产生的经济后果(Baru 2012)。无论是哪一种理解:地缘格局变化会产生经济后果(经济跟随政治)或者经济关系格局变化产生地缘政治后果(政治跟随经济),这一概念都指向了世界格局中的国家间成本收益。本文使用“地缘经济距离”量化经济结构信息,是衡量国家间关系亲疏与隐性距离的核心变量。它类似于国际贸易中普遍使用的“引力模型”的物理距离。本文借鉴Savage and Deutsch(1960)提出的相对接受度(Relative Acceptance)概念进行线性处理定义“地缘经济距离”。Savage and Deutsch(1960)提出的相对接受度(Relative Acceptance)概念,可用于任何双向流量(经济与非经济)的分析。S-D模型也被称为“基准模型(Null Model)”。以贸易为例,“基准模型”的思想是:假设经济体的进口与出口选择是完全独立的和随机的,那么可以找到一组参数来描述这些随机行为产生的贸易量。如果最优拟合的随机参数可以很好的描述国家间的贸易行为,那相关国家和经济体间的贸易可以被随机行为解释,没有明显偏好或者排斥。如果相关国家或者经济体间的贸易行为明显偏离在随机交易条件下拟合的参数,该模型就认为相关方之间有明显的偏好或者排斥,其行为不是随机的。实际贸易投资行为对最优的随机拟合值的偏离被称为相对接受度。这一指标越大,相关方之间的偏好和排斥就越强。更技术化一点的表达是:如果任何经济体的进口与出口选择是完全独立的,那么经济体i出口到经济体j的份额在世界总贸易量的占比就应该是经济体i的总出口在世界总出口(或全球对外投资总量)的百分比与经济体j的总进口在世界总进口(或全球外资吸收总量)的百分比的乘积,即两个独立随机变量的联合分布概率是边缘分布概率的乘积。而实际的贸易占比和这一理论占比会有偏离。地缘经济距离是相对接受度的线性函数。其数值大小与国家关系好坏或利益偏离正相关。地缘经济距离越大,两国关系越疏远,利益偏离越多;反之相反。本文用Logit模型来拟合“地缘经济距离”与“是否发生地缘冲突”的关系,检验出“地缘经济距离”具有预测地缘冲突风险的作用。然后,利用该Logit模型,我们估计出地缘冲突发生的或然率(地缘冲突风险)。再将估计的地缘冲突风险与股权溢价及其波动率、股权资产收益和波动率、债权资产收益和波动率进行回归,检验地缘冲突风险对全球资产收益的影响。文章的主要结论:1.本文提出“地缘经济距离”概念,并根据S-D模型结合国际贸易投资流量进行测度。这一概念直指国家间的亲疏关系并能预测地缘冲突或然率。其中,与美国、中国之间的地缘经济距离是我们关心的重点。这两国是冷战结束后世界秩序的重要影响者。无论是中国因素还是其他因素,世界经济结构变化会影响到美国的成本收益格局。而偏离美国利益的经济体,会增加地缘冲突概率。2.本文的结果显示,其他国家对中美的地缘经济距离以及这两种距离的变动趋势表明苏联解体后国际格局总的趋势是从美国单极向中美双极演化,地缘经济距离可以预测全球地缘冲突与危机的发生;苏联解体至今,地缘危机的发生模式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一国靠近中国的同时疏离美国会显着增加其卷入地缘冲突的风险;此后,中国开始在意愿上接受、能力上强调和行为上实践从体系依赖到体系塑造的蜕变,一国远离美国不必然增加风险,地缘冲突开始更多的发生在中美秩序圈层比较核心的国家。3.地缘冲突风险确实是影响国际资本市场收益与波动的因素,丰富了“罕见事件(Rare Disaster)”理论对股权溢价之谜的系列解释。控制风险规避系数和其他国别风险因子后,研究发现,地缘冲突风险估计与股权溢价正相关;与股权收益正相关;与债权资产收益负相关。同时,地缘冲突风险估计与股权溢价波动性正相关;与股权收益波动性正相关;与债权收益波动性负相关。本文的创新主要有三点:(1)本文通过构造“地缘经济距离”变量来预测国际冲突风险,度量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中国际政治与经济的联系。目前还少有文献把这种新兴的地缘政治风险分析艺术与国际关系领域的方法和理论联系起来(F?gersten 2015)。(2)用地缘经济距离测度来补充预测性市场(Predictive Market)文献(Wolfers and Zzezewitz 2009),该测度侧重于嵌入结构性变化的信息效率,而不是常规使用的市场交易价格变化。本文利用S-D模型从国际经贸市场中提取结构信息,较之于现有文献广泛使用的总量(如交易价格)信息有明显突破。(3)丰富了“罕见事件理论”研究(Rietz 1988;Barro 2006;Wachter 2013;Gabaix 2012)。由于灾难事件的小概率性,特别是对罕见灾难的感知困难,用实证检验灾难事件与资产定价的联系具有一定的难度。Berkman,Jacobson and Lee(2011)是率先使用国际危机作为罕见灾难的代表。与对AR模型的国际冲突风险的估计相反,本文提出了国际冲突的基本机制,并利用市场吸收信息的有效性来实现这一目标。
李树东[7](2019)在《“9·11”事件以来美国的反恐政策建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国内外关于美国中东地区反恐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分析了美国国家安全观对反恐政策在该国决策层中得到建构时所产生的影响。其次,本文研究了反恐政策在美国领导层形成共识后的社会建构与制度表达过程。再次,本文探讨了反恐政策建构对中东地区产生的影响。本文的第一章将着重从反恐政策在美国决策层中的建构进行解读。美国决策层所秉持的国家安全观历经了冷战且吸收融合了美国各个时期的军事思想,因而对“9·11”事件前美国反恐政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这一角度思考,本章试图结合历史要素对制定美国反恐政策的起因加以分析。本文的第二章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了反恐政策在社会层面的建构之上。反恐政策若要发挥作用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家领导层的制定环节,而要在美国社会中以具体的能够为大众所接受的方式得到建构。本文认为话语要素、物质要素、国家机构建设以及社会物质实践在反恐政策的社会化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并认为从小布什到奥巴马时期的反恐社会建构已经在文化层面使反恐政策成为了美国文化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文的第三章将围绕美国反恐政策的建构在中东地区所引发的具体问题而展开。本章站在反恐政策所产生的结果视角,逐一探讨了中东反恐政策下美国的国家利益、区域内权力平衡,由反恐引发的道德危机、域外国家在中东的权力斗争,以及在应对伊斯兰国和中东不同政治派别的冲突时美国对中东承担的安全义务,并尝试性的指出美国再次采纳离岸平衡政策的可能性。
欧炫汐[8](2017)在《南海争端管控机制构建的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南海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中最复杂的争端之一,深切地关系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发展与地区的稳定繁荣,从学理上探讨南海争端管控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南海行为准则”的构建?现有文献较少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已有研究主要有两类观点:一是认为南海争端的复杂性和敏感性阻碍了“准则”的构建,二是认为中国的态度阻碍了“准则”的构建。本文认为,现有研究有待完善的空间且第二类观点存在片面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提出更加细化、全面的解释。本文把“南海行为准则”构建的历史进程分为四个阶段,将南海主权声索国分为中国和东盟相关国家两大行为体,在此基础上使用过程追踪、比较分析和博弈论等研究方法来探讨“准则”构建的影响因素。本文把南海主权声索国在“准则”构建中的立场抽象为两种选择,以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为衡量标准,对每种选择下各类声索国的主要收益赋值并计算总收益,建立博弈收益矩阵。通过对收益矩阵的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准则”构建的推动因素包括:维护南海既得利益、防止南海问题国际化、服务国家大战略、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及促进中国—东盟关系发展;阻碍因素包括:激烈的主权冲突、域外国家介入南海问题。在“准则”构建的不同阶段,上述影响因素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影响着各方在“准则”构建博弈中的偏好分布,导致“准则”的构建在曲折中前进。最后,本文对“准则”的前景进行了展望,并针对中国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李林[9](2017)在《基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战争经济支持力研究》文中认为战争经济支持力建设是促进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具有重要的经济和军事战略地位。一直以来,战争与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国民经济对战争的支持保障能力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与军事话语权。对国民经济整体实力的全面考察和精确度量是战争经济支持力研究的基本前提,也是推进国民经济发展和促进军事能力建设的内在要求。通过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以下简称“SNA”)对国民经济整体实力的系统、综合、全面测定,以理论分析与实证评估相结合的方式对战争经济支持力进行全面研究,是应对当前我国复杂军事斗争形势和国民经济发展现状的应时应景之策。本文以新宏观主义的实物循环与货币循环理论为切入点,凭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的经济数据与核算工具,分别探讨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实物形态、货币形态及生成方式。运用新宏观经济学、国防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围绕“战争经济支持力的构成及生成方式”、“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以及“战争经济支持力的评估及实证”等问题展开研究。战争物资是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实物形态,是国民经济支撑战争的的重要物质基础。战争物资的筹集和调运能力直接影响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物质基础,主要通过动用战略物资储备、征收征用企业物资、采购市场物资以及战争物资紧急扩产等方式进行筹集,以公路调运、铁路调运、航空调运、水路调运及混合调运的方式进行物资调运。战争物资对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影响路径主要包括增强物资军事功能、提高资源利用率以及促进物资合理储备。从经济流量核算的角度,运用GDP核算数据分别从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生产结构、收入结构以及使用结构分析战争经济支持力,并结合近期数据加以说明。从经济存量核算的角度,运用资产负债核算数据分别按照机构部门分类和非金融资产分类分析战争经济支持力,并结合近期数据加以说明。研究表明:我国经济总量和规模较大,非金融资产总量较大并且稳步提升,说明我国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物资动员潜力巨大。战争费用是战争经济支持力的货币形态,是国民经济支撑战争的主要经济来源。战争费用的盈缺不仅决定战争的胜负和可持续时间,还对国民经济产生“双刃性”影响。战争费用主要通过货币政策、税收政策以及财政政策这“三驾马车”进行筹措。战争费用的筹措对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影响路径主要包括影响社会资金配置路径和社会经济稳定。以国内视角运用资金流量核算数据分别从资金所属部门、资金流量项目以及资金流量性质分析战争经济支持力,并结合近期数据加以说明。以国际视角运用国际收支核算数据分别从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储备资产分析战争经济支持力,并结合近期数据加以分析。研究表明:我国金融机构、住户部门、非金融企业、政府部门等部门的可动员资金潜力较大,且外汇储备体量较大,表明我国战争经济支持力的资金动员潜力很大。产业动员是国民经济转化为战争支持力的关键环节,是战争经济支持力生成的主要方式。战时产业动员涵盖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其主要特点是动态性、经济性以及技术性。战时动员会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由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向满足战争需求转变、战争所需产品优先增长、生产要素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等。影响战时产业动员能力的主要有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发展水平、军事需求以及国家发展战略等因素。战时产业动员生成战争经济支持力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实施快速动员提高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生成“总量”、通过武器装备跨越发展完善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生成“质量”以及通过提升平战转换率促进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生成“效率”等来实现。运用投入产出核算进行战时动员产业的经济关联分析,表明投入产出核算能有效表现战时经济关系、解决战时结构性经济问题,模拟战时经济的连锁波及效应。战争经济支持力的评估及实证研究是指导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工作的现实依据,是打赢现代战争的内在要求。本文引入区域经济和局部战争的概念,将实证研究的重点聚焦于区域战争经济支持力,以南部战区下辖的六省份为例,凭借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及相关统计数据,分别从物资动员潜力、资金动员潜力以及产业动员能力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并分别建立GM-AHP-PCA模型、GM-AHP模型以及IOA-LP模型,用以评估物资动员潜力、资金动员潜力以及产业动员能力,通过运算分析分别给出南部战区六省份的排名,最后通过适当假定和标准化处理得到南部战区六省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综合实力排名。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了一个涵盖物资动员潜力、资金动员潜力以及产业动员能力的战争经济支持力复合型指标体系。研究表明:六省份的物资动员潜力排名顺序为广东>湖南>广西>云南>贵州>海南;资金动员潜力排名为广东>湖南>云南>广西>贵州>海南,其中广东2015年的资金动员潜力达到52097亿元;产业动员能力可以从选定的12个核心动员产业的动员量和动员率来考察,不同省份同一核心动员产业的动员量和动员率会有所不同,同一省份不同核心动员产业的动员量和动员率也会有所不同。综合考虑物资动员潜力、资金动员潜力以及产业动员能力,南部战区六省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综合实力排名为:广东>湖南>广西>云南>贵州>海南。最后,本文在理论分析与实证评估的基础上,以增强战争经济支持力为最终目的,分别从“促进战争经济支持力融合发展”、“推进国民经济动员实战保障能力建设”以及“完善战争经济支持力评估体系”三个方面给出对策建议。
朱同银[10](2016)在《国际战争合法性研究 ——基于国际政治社会学视角》文中研究说明人类社会是一部文明发展史,也是一部战争频仍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诞生以来,一方面,国家使得战争目的性更强,力量更集中,规模和领域空前扩展;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社会交往日益加深,特别是全球化日益演进,国际共享价值与国际组织、制度和法规不断孕育繁衍,战争变得越来越“驯化”和依法循规。冲破一切义绳律索、恣意妄为的战争,在国际社会已逐渐失去空间。战争合法性与合法性战争的脉搏日显清晰、强劲,这是国际政治文明在理念价值、国际规制和社会赞同等维度发育发展的必然结果。每一种养育和平的重大因素也能养育战争。和平条件下研究战争合法性与合法性战争,是因为和平如宁静的夜空,值得守望,但随时会被子弹呼啸的尖叫所划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非合法性战争还存在多久,合法性战争佑护人类的路途就有多远。过于乐观的和平思想,其实是一支自制自用的麻醉剂。即使是一场胜负决绝、奠定世界格局的战争也不可能有永久的影响,因为胜利总是一项容易损耗的资产,和平的变迁将使一切面目全非。因此,本文以国际政治社会学为视角,按“国际战争合法性是什么——源泉基础在哪里——如何考量评判——怎样指导现实实践”这样一个逻辑链条,通过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对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案例的检验分析以及对现实问题的探讨后认为,国际战争合法性具有区别于国内政治合法性的鲜明特点,对战争胜利、国家软实力增强和国际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际战争合法性的源泉主要在于战争所基于的理念价值、国际规制和协商赞同,以理念价值为基础的战争,往往依据“适当性逻辑”,注重对国际共有价值或国际规制内在意识形态的遵循和维护,具有价值合法性,而以国际规制、协商赞同为基础的战争,往往依据“预期结果逻辑”,出于降低战争成本、增大收益目的来决策,故更趋于工具合法性,价值合法性与工具合法性既会相融切合,也会龃龉难调,从而形成程度不同的合法性状况;合法性丧失、合法性缺乏、合法性欠足、合法性充足是依据战争合法性基础权力特性表现,创造式地提出的合法性考量评判等级,它与前面的合法性“三个基础”论述共同构成战争合法性“三基四级”理论;正义战争、依法战争、多边战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合法性,但它们之间存在的“合法性梯度”“合法性冲突”等问题有待进一步认识或克服;软实力是硬实力的社会化效应,合法性战争和多边军事行动富含软实力因素,当国家面对合法性战争机遇逼迫时,应以战争合法性理论为指导,辩证把握合法性战争机遇。总之,在全球化涌动的今天,战争的形式虽趋多样化——传统的与非传统的、公开的与隐性的并存,规模巨大的与零星碎微的、暴烈彻底的与低度干预的同在——但是,战争并未寿终命绝,本质亦尚未根本改变。因此,对战争合法性的思考仍不能停止,对合法性战争的需要有时也无法替补,因为正义与法律的力量,从来不会向邪恶低下高贵的头颅。
二、战争成本的理论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战争成本的理论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研究 ——一种现实制度主义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1.选题缘由 |
2.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1.关于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2.关于国际制度竞争相关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研究内容 |
2.研究方法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1.研究难点 |
2.创新之处 |
一、现实制度主义的内容:基本假定、构成要素及分析框架 |
(一)现实制度主义的基本假定 |
1.关于大国行为的基本假定 |
2.关于世界政治的基本假定 |
(二)现实制度主义的构成要素 |
1.国际制度 |
2.国家权力 |
3.伙伴关系 |
4.国际制度竞争 |
(三)基于现实制度主义的新分析框架构建 |
1.制度属性:国际制度竞争的动力机制 |
2.制度竞争逻辑:国际制度竞争的规则—机制—机构路径 |
3.制度制衡:国际制度竞争的方式选择 |
4.制度竞争结果:国际制度竞争的相容或互斥趋向 |
二、从隔绝到竞争:中美围绕国际制度互动的历史进程 |
(一)1949—1971 年:制度隔绝期 |
(二)1971—2001 年:制度试探期 |
(三)2001—2008 年:制度竞合期 |
(四)2008 年—至今:制度竞争期 |
三、制度博弈: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现实制度主义分析 |
(一)制度属性: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动力机制 |
1.供给国际公共物品,提升本国国际地位 |
2.私有化国际制度,满足本国自身利益 |
(二)制度竞争逻辑: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规则—机制—机构路径 |
1.争取国际规则的制定,奠定竞争基础 |
2.争取国际机制的构建,扩大竞争优势 |
3.争取国际机构的创立,确立竞争地位 |
(三)制度制衡: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方式选择 |
1.排他性制度制衡,弱化对手竞争力 |
2.包容性制度制衡,扩大自身伙伴关系 |
(四)制度竞争结果: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相容或互斥趋向 |
1.制度相容,重塑国际秩序 |
2.制度互斥,破坏国际秩序 |
四、案例分析:中美关于自贸区的国际制度竞争 |
(一)中美自贸区竞争的动力机制 |
1.中美自贸区竞争的公共目标 |
2.中美自贸区竞争的国别目标 |
(二)中美自贸区竞争的路径逻辑 |
1.美国:自贸区制度攻势 |
2.中国:自贸区制度回应 |
(三)中美自贸区竞争的方式选择 |
1.美国:排他性制度制衡方式 |
2.中国:包容性制度制衡方式 |
(四)中美自贸区竞争的结果趋向 |
1.中美自贸区制度相容,有助于国际贸易制度升级 |
2.中美自贸区制度互斥,导致国际贸易制度“碎片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及科研情况 |
致谢 |
(2)危机管理视角下的绥靖行为论析(论文提纲范文)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绥靖的概念定义 |
三、既有解释及其不足 |
四、危机管理视角下的绥靖行为 |
五、案例分析:1895年委内瑞拉边界危机 |
结论 |
(3)贸易相互依存、争议问题与国际冲突的复发——“商业和平论”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论 |
二、商业和平论的非真实假定 |
三、贸易往来、争议问题与冲突复发 |
四、数据和方法 |
(一)因变量 |
(二)自变量 |
(三)控制变量 |
(四)模型设定 |
五、发现和分析 |
六、结论 |
(4)自我构念差异条件下国家身份类型与激活机制研究 ——基于独立我与“关系”我的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创新点 |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家身份类型框架与激活机制的研究现状 |
一、国家身份定义的研究现状 |
二、国家身份类型框架的研究现状 |
三、国家身份激活机制的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内容 |
一、研究角度与方法 |
二、研究结构安排 |
三、主要研究内容 |
第四节 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一、研究难点 |
二、研究创新点 |
第一章 建构主义理论中的国家身份分类与身份激活研究 |
第一节 建构主义理论中的国家身份分类框架 |
一、关于国家身份分类框架的讨论 |
二、对国家身份分类理论的评价 |
第二节 建构主义理论中的国家身份激活机制 |
一、关于国家身份激活机制的理论争论 |
二、对国家身份激活理论的评价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从自我出发的国家身份分类逻辑与激活逻辑 |
第一节 “自我构念—自我结构”的国家身份分类逻辑 |
一、行动者身份的分类逻辑 |
二、国家自我构念与国家身份 |
三、国家自我结构与国家身份 |
第二节 “自我构念—身份线索”的国家身份激活逻辑 |
一、行动者身份的激活逻辑 |
二、自我构念、身份线索与国家身份激活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独立我与“关系”我国家身份类型框架比较 |
第一节 独立我与“关系”我国家身份类型比较 |
一、独立我:个体身份与类别身份 |
二、“关系”我:亲缘身份与交往身份 |
第二节 独立我与“关系”我国家身份特征比较 |
一、独立我:自我独特、独立平等与群体边界坚实 |
二、“关系”我:相互联系、等级秩序与群体边界通透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独立我与“关系”我国家身份激活机制比较 |
第一节 独立我与“关系”我国家身份激活倾向比较 |
一、独立我:个体化与类别化倾向 |
二、关系”我:“关系”化倾向 |
第二节 独立我与“关系”我国家身份激活路径比较 |
一、独立我:类别化、再类别化、次类别化与去类别化 |
二、“关系”我:“关系”化、再“关系”化与去“关系”化 |
第三节 独立我与“关系”我国家身份激活过程比较 |
一、独立我:个体性线索、类别性线索与身份激活 |
二、“关系”我:亲缘性线索、交往性线索与身份激活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冷战时期美国与唐代中国的自我构念 |
第一节 冷战时期美国的自我构念 |
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个体主义文化 |
二、冷战时期美国对体系文化的态度与独立我身份特征 |
第二节 唐朝时期中国的自我构念 |
一、天下体系中的“关系”主义文化 |
二、唐朝时期中国对体系文化的态度与“关系”我身份特征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冷战时期美国对华与唐朝对吐蕃身份类型框架比较 |
第一节 1949年至1989年间对华关系中美国的身份类型 |
一、对华关系中美国的个体身份 |
二、对华关系中美国的类别身份 |
第二节 634年至650年间对蕃关系中唐朝的身份类型 |
一、对蕃关系中唐朝的交往身份 |
二、对蕃关系中唐朝的亲缘身份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冷战时期美国对华与唐朝对吐蕃身份激活机制比较 |
第一节 1949年至1989年间美国在对华关系中的身份激活 |
一、1949年至1953年7月美国在对华关系中的身份激活 |
二、1969年至1972年美国在华关系中的身份激活 |
第二节 634年至650年间唐朝在对蕃关系中的身份激活 |
一、高可及性的身份线索 |
二、634年11月至638年7月唐朝在对蕃关系中的身份激活 |
三、638年10月至641年唐朝在对蕃关系中的身份激活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5)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现代战争与经济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rt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关于战争动因的研究 |
1.2.2 关于战争经济基础的研究 |
1.2.3 关于战争经济成本与收益的研究 |
1.3 研究思路与论文架构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
1.4.1 研究方法 |
1.4.2 主要创新点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战争与经济理论概述 |
2.1 战争的经济本源 |
2.1.1 战争的经济根源 |
2.1.2 战争的经济起源 |
2.1.3 战争的经济动因 |
2.2 战争的经济基础 |
2.2.1 武器装备生产以社会经济状况为基础 |
2.2.2 军事人力资源以社会经济状况为基础 |
2.2.3 军队作战方式与组织结构以社会经济状况为基础 |
2.3 战争的社会经济功能 |
2.3.1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破坏 |
2.3.2 对社会制度变革的催化 |
2.3.3 对技术进步的牵引 |
第三章 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现代战争动因 |
3.1 自然空间利益 |
3.1.1 自然资源控制权 |
3.1.2 战略通道控制权 |
3.2 社会空间利益 |
3.2.1 地缘政治主动权 |
3.2.2 经济秩序主动权 |
3.2.3 科技发展主动权 |
3.3 认知空间利益 |
3.3.1 社会安全认知 |
3.3.2 意识形态传播 |
3.3.3 战略威慑效应 |
第四章 现代战争的经济基础 |
4.1 战争物质生产的经济基础 |
4.1.1 军事工业生产能力 |
4.1.2 民用部门生产能力 |
4.1.3 国家战争动员能力 |
4.2 军事人力资源的经济基础 |
4.2.1 军事人员的队伍规模 |
4.2.2 军事人员的职业技能 |
4.2.3 军事人员的身体素质 |
4.3 战争形态演变的经济基础 |
4.3.1 军事战略的制定 |
4.3.2 战争样式的变化 |
4.3.3 军队体制的变革 |
第五章 现代战争的经济成本 |
5.1 战争准备期间的经济成本 |
5.1.1 战争准备期间的人员成本 |
5.1.2 战争准备期间的物资装备成本 |
5.1.3 战争准备期间的经济发展间接成本 |
5.2 战争进行期间的经济成本 |
5.2.1 战争进行期间的人员成本 |
5.2.2 战争进行期间的物资装备成本 |
5.2.3 战争进行期间的经济发展间接成本 |
5.3 战争结束后的经济成本 |
5.3.1 战争结束后的人员成本 |
5.3.2 战争结束后的社会重建成本 |
5.3.3 战争结束后的经济发展间接成本 |
第六章 现代战争的经济收益 |
6.1 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 |
6.1.1 经济发展安全环境的改善 |
6.1.2 社会制度的变革 |
6.1.3 军事人员与设施的社会转移 |
6.2 经济发展动力的增强 |
6.2.1 社会消费需求增加 |
6.2.2 拉动社会就业增长 |
6.2.3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6.3 军事技术的先行发展与社会转移 |
6.3.1 军事技术的先行发展 |
6.3.2 军事技术社会转移的价值运动 |
6.3.3 军事技术社会转移的溢出效益 |
第七章 对中国特色富国强军之路的启示 |
7.1 以国家发展利益为国防建设的根本指向 |
7.1.1 确立与和平发展相适应的军事战略 |
7.1.2 建设与和平发展相适应的军事力量 |
7.1.3 统筹运用军事力量营造有利战略态势 |
7.2 建设支撑世界一流军队的现代化国防工业体系 |
7.2.1 系统论视角下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 |
7.2.2 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内涵剖析 |
7.2.3 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实现路径与政策举措 |
7.3 走军民融合道路实现富国强军 |
7.3.1 走军民融合发展道路是军事力量建设的未来走向 |
7.3.2 走军民融合发展道路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
7.3.3 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基本抓手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6)地缘冲突风险与全球资产收益 ——基于地缘经济距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名词解释 |
1.前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问题的提出 |
1.2.1 资产收益异象 |
1.2.2 资产收益影响理论 |
1.2.3 地缘冲突风险的估计 |
1.3 研究意义 |
1.4 文章的研究思路与设想 |
1.4.1 地缘冲突风险估计逻辑 |
1.4.2 核心变量构建 |
1.4.3 地缘冲突风险与资产收益 |
1.5 文章的创新点 |
1.6 本文的结构安排 |
2.文献综述 |
2.1 资产收益的文献 |
2.1.1 资产风险收益的大小测度 |
2.1.2 资产收益的理论解释 |
2.2 地缘冲突风险机制理论 |
2.2.1 地缘冲突风险机制的理论介绍 |
2.2.2 地缘冲突风险影响理论的机制分析 |
2.2.3 理论模型风险的估计 |
2.2.4 市场有效性原理运用 |
2.3 地缘冲突风险与资产收益 |
2.3.1 地缘冲突风险定义 |
2.3.2 地缘冲突风险对资产收益影响 |
2.4 其他影响资产收益的因素 |
2.5 本章小结 |
3.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3.1 地缘冲突风险决定的逻辑 |
3.1.1 地缘冲突风险的大国决定 |
3.1.2 地缘冲突风险形成的逻辑分析 |
3.1.3 现行秩序的运行机制以及其可持续性 |
3.1.4 新秩序构造的中国因素 |
3.2 地缘经济距离与地缘冲突风险预测 |
3.2.1 用国际贸易投资流量测度地缘经济距离 |
3.2.2 用地缘经济距离预测地缘冲突风险 |
3.3 地缘冲突风险对资产收益的影响 |
3.4 本章小结 |
4.地缘经济距离与地缘冲突风险估计 |
4.1 数据与变量定义 |
4.1.1 地缘冲突数据与变量定义 |
4.1.2 贸易投资数据与地缘经济距离 |
4.2 假设检验 |
4.2.1 地缘经济距离对地缘冲突风险的预测 |
4.2.2 动态距离指标对地缘冲突风险的预测与秩序转换 |
4.2.3 地缘经济距离对地缘冲突风险预测模式的分阶段表现 |
4.3 地缘冲突风险的估计 |
4.3.1 地缘冲突风险估计算法 |
4.3.2 地缘冲突风险估计描述性统计 |
4.4 本章小结 |
5.地缘冲突风险对股权溢价的影响 |
5.1 地缘冲突风险对股权溢价影响模型设计 |
5.2 样本和描述性统计 |
5.3 地缘冲突风险估计与股权溢价实证 |
5.4 地缘冲突风险估计与风险溢价波动性实证 |
5.5 稳健性检验 |
5.5.1 面板分位数回归检验 |
5.5.2 分样本检验 |
5.6 本章小结 |
6.地缘冲突风险对股权市场的影响 |
6.1 模型设计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
6.2 主要变量的相关性统计 |
6.3 地缘冲突风险估计与股权资产收益率实证 |
6.4 地缘冲突风险估计与股权资产波动率实证 |
6.5 稳健性检验 |
6.5.1 面板分位数回归检验 |
6.5.2 分样本检验 |
6.6 本章小结 |
7.地缘冲突风险对债权市场的影响 |
7.1 地缘冲突风险估计与债权资产影响模型设计 |
7.2 地缘冲突风险估计与债权资产收益率实证 |
7.3 地缘冲突风险估计与债权资产波动率实证 |
7.4 稳健性检验 |
7.4.1 面板分位数回归检验 |
7.4.2 分样本检验 |
7.5 本章小结 |
8.结论 |
8.1 文章结论 |
8.2 本文的不足之处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典型冲突类别案例 |
附录2:OBOR国家名单 |
附录3:股权样本国家名单 |
附录4: 1996-2003年俄罗斯、印度的地缘冲突事件 |
附录5:债权市场样本名单 |
后记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7)“9·11”事件以来美国的反恐政策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背景 |
二、选题的意义 |
(一) 现实意义 |
(二) 理论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 研究的思路 |
(二) 研究的方法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之处 |
(一) 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二) 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美国决策层中的反恐政策建构 |
第一节 冷战与美国决策层的反恐政策建构 |
一、冷战安全观对美国决策层反恐政策建构产生的影响 |
二、冷战后新型安全问题对美国决策层反恐政策建构的影响 |
第二节 美国决策层对冷战后恐怖活动的政策反馈 |
一、美国决策层对冷战结束后早期恐怖活动的政策反馈 |
二、美国决策层对“9·11”事件的政策反馈 |
第三节 美国决策层在建构反恐政策中暴露的缺陷 |
一、小布什时期的结构性局限 |
二、奥巴马时期的结构性束缚 |
第二章 反恐政策在美国社会中的建构与制度化 |
第一节 反恐政策在美国社会中的建构 |
一、文化观念对社会中反恐政策建构的作用 |
二、话语与物质要素对社会中反恐政策建构的作用 |
三、公共话语选择对社会中反恐政策建构的作用 |
第二节 反恐政策在美国社会中的制度化 |
一、反恐机构建设和物质实践的制度化表达 |
二、反恐政策内化为美国文化制度的有机组成 |
第三节 反恐政策建构过程中的保留与维护 |
一、反恐政策无法改变的原因 |
二、反恐政策发生转变的机遇与阻碍 |
第三章 反恐政策得到建构后产生的影响 |
第一节 中东反恐与美国国家利益的错位 |
一、反恐军事存在与宽泛的美国国家利益 |
二、美国反恐军事存在与中东权力平衡 |
第二节 由反恐引发的道德危机与权力斗争 |
一、反恐行动与道德危机 |
二、中东域外国家的权力斗争 |
第三节 反恐战争中的伊斯兰国与政治派别冲突 |
一、反恐战争中的伊斯兰国 |
二、反恐战争中的政治派别冲突 |
第四节 反恐政策从军事介入到离岸平衡的过渡 |
一、美国采纳离岸平衡反恐政策的条件 |
二、中东地区可能出现的新变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南海争端管控机制构建的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1.2 相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1.2.1 关于领土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 |
1.2.2 关于南海争端管控机制的研究 |
1.2.3 关于中国—东盟关系和小国对外战略的研究 |
1.3 研究意义 |
1.4 研究方法 |
1.5 文章结构 |
第二章 南海问题的发展演变 |
2.1 南海问题的起源与发展演变 |
2.1.1 南海问题的缘由 |
2.1.2 南海问题的演进 |
2.2 中国南海政策的演变 |
2.3 南海问题对中国的影响 |
第三章 南海争端管控机制:概念及效用 |
3.1 国际机制的定义 |
3.2 国际机制在领土争端中的功能 |
3.2.1 制度战略功能理论的观点 |
3.2.2 国际机制对领土争端的管控 |
3.3 南海争端管控机制 |
3.3.1 南海争端管控机制 |
3.3.2 南海争端管控机制的性质及其效力 |
第四章 “南海行为准则”构建的影响因素分析 |
4.1 分析思路 |
4.2 基于博弈矩阵的影响因素分析 |
4.2.1 倡议提出阶段:1988-1992 |
4.2.2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阶段:1993-2002 |
4.2.3 “南海行为准则”构建停滞阶段:2003-2012 |
4.2.4 “南海行为准则”构建取得突破性进展阶段:2013-2017 |
4.2.5 小结 |
第五章 结论 |
5.1 研究结论 |
5.2 研究启示 |
5.3 研究成就 |
5.4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作者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9)基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战争经济支持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研究 |
1.2.2 对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研究 |
1.3 研究内容与主要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主要方法 |
1.4 基本思路与创新点 |
1.4.1 基本思路 |
1.4.2 主要创新点 |
第二章 国民经济核算视角下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分析框架 |
2.1 战争经济支持力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 |
2.1.1 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基本范畴界定 |
2.1.2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演进 |
2.2 国民经济核算与战争经济支持力互动的一般分析 |
2.2.1 国民经济核算适应于战争经济支持力分析的特点 |
2.2.2 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国民经济流量核算与存量核算 |
2.3 基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战争经济支持力分析框架 |
2.3.1 “两人前后齐步走”——实物循环与货币循环 |
2.3.2 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实物形态和货币形态分析 |
2.3.3 战争经济支持力生成的主要方式 |
2.3.4 基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战争经济支持力研究的框架构建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实物形态:战争物资 |
3.1 战争物资的理论分析 |
3.1.1 战争物资内涵及其动员 |
3.1.2 战争物资的筹集与调运能力分析 |
3.1.3 战争物资筹集与调运对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影响路径 |
3.2 战争物资的流量核算——GDP核算 |
3.2.1 战争物资GDP核算的一般机理 |
3.2.2 战争物资与GDP核算的逻辑关系分析 |
3.2.3 战争物资GDP核算的数据分析 |
3.3 战争物资的存量核算——资产负债核算 |
3.3.1 战争物资资产负债核算的一般机理 |
3.3.2 战争物资与资产负债核算的逻辑关系分析 |
3.3.3 战争物资资产负债核算的数据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战争经济支持力的货币形态:战争费用 |
4.1 战争费用的理论分析 |
4.1.1 战争费用内涵及资金动员 |
4.1.2 战争费用的主要筹集方式 |
4.1.3 战争费用对战争局势和国民经济的影响 |
4.1.4 资金动员对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影响路径 |
4.2 战争费用的国内资金核算——资金流量核算 |
4.2.1 战争费用资金流量核算的一般机理 |
4.2.2 战争费用与资金流量核算的逻辑关系分析 |
4.2.3 战争费用资金流量核算的数据分析 |
4.3 战争费用的国际资金核算——国际收支核算 |
4.3.1 战争费用国际收支核算的一般机理 |
4.3.2 战争费用与国际收支核算的逻辑关系分析 |
4.3.3 战争费用国际收支核算的数据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战争经济支持力生成的主要方式:产业动员 |
5.1 战时产业动员的理论分析 |
5.1.1 战时产业动员内涵及产业结构变化 |
5.1.2 影响战时产业动员能力的因素剖析 |
5.2 产业动员生成战争经济支持力的途径分析 |
5.2.1 通过实施快速动员提高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生成“总量” |
5.2.2 通过武器装备跨越发展完善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生成“质量” |
5.2.3 通过提升平战转换率促进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生成“效率” |
5.3 战时动员产业的经济关联分析——投入产出核算 |
5.3.1 投入产出核算的一般机理 |
5.3.2 战时动员产业的投入产出系数分析 |
5.4 战争经济支持力的投入产出核算功能剖析 |
5.4.1 投入产出核算是表现战时经济关系的基本方法 |
5.4.2 投入产出核算能有效解决战时结构性经济问题 |
5.4.3 投入产出核算能有效模拟战时经济的连锁波及效应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战争经济支持力的评估及实证研究—以南部战区为例 |
6.1 区域经济与局部战争 |
6.1.1 区域经济与局部战争的内涵 |
6.1.2 区域经济与局部战争的逻辑关系 |
6.1.3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对局部战争的影响 |
6.1.4 南部战区六省经济发展的情况梳理 |
6.2 南部战区六省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物资动员潜力评估 |
6.2.1 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 |
6.2.2 主成分分析模型 |
6.2.3 结果分析 |
6.3 南部战区六省战争经济支持力的资金动员潜力评估 |
6.3.1 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 |
6.3.2 层次分析模型 |
6.3.3 结果分析 |
6.4 南部战区六省战争经济支持力的产业动员能力评估 |
6.4.1 理论前提及基本条件 |
6.4.2 投入产出规划模型 |
6.4.3 结果分析 |
6.5 南部战区六省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对比分析及综合评价 |
6.5.1 对南部战区六省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对比分析 |
6.5.2 对战争经济支持力的总体评价 |
6.5.3 对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动员潜力评价 |
6.5.4 对战争经济支持力的产业动员能力评价 |
6.6 战争经济支持力评估体系的构建 |
6.6.1 构建战争经济支持力评估体系的意义 |
6.6.2 构建战争经济支持力评估体系的原则 |
6.6.3 战争经济支持力评估体系的框架结构 |
6.7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增强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对策建议 |
7.1 促进战争经济支持力融合发展 |
7.1.1 强化战争经济支持力融合发展观念 |
7.1.2 建立战争经济支持力融合发展体制 |
7.1.3 改进战争经济支持力融合发展手段 |
7.1.4 制定战争经济支持力融合发展法规 |
7.2 推进国民经济动员实战保障能力建设 |
7.2.1 实现经济动员实战需求对接 |
7.2.2 促进经济动员力量结构优化 |
7.2.3 注重国民经济动员平战衔接 |
7.2.4 坚持经济建设贯彻国防需求 |
7.3 完善战争经济支持力评估体系 |
7.3.1 完善战争经济支持力调查统计体系 |
7.3.2 构建战争经济支持力系统理论模型 |
7.3.3 加强战争经济支持力决策系统设计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附录一 平均判断矩阵权重及一致性检验代码 |
附录二 主成分分析代码 |
附录三 物资动员潜力总得分计算代码 |
附录四 产业动员能力计算代码 |
附录五 战争经济支持力标准化得分代码 |
(10)国际战争合法性研究 ——基于国际政治社会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的缘起 |
1.1.1 国际社会中的战争问题始终是国际关系研究核心问题之一 |
1.1.2 战争合法性问题是国际社会发展特别是全球治理下必须关注的问题 |
1.1.3 战争合法性审视是与坚持和平发展并不矛盾且为其必须重视的重大问题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1.3 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
1.3.1 研究的视角 |
1.3.2 研究的方法 |
1.4 论文的结构与创新点 |
1.4.1 论文的结构 |
1.4.2 论文的创新点 |
第二章 国际战争合法性的概念、特点与作用 |
2.1 国际战争合法性的概念 |
2.1.1 合法性的内涵 |
2.1.2 国际战争合法性的定义 |
2.2 国际战争合法性的特点:与国内合法性的比较 |
2.2.1 行为主体在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去优势化” |
2.2.2 处于无政府环境,自助逻辑难以超越 |
2.2.3 拥有的共同理念价值相对稀薄 |
2.2.4 国际规制不够丰满,且大多不具强制性 |
2.2.5 对有效性的迷恋会造成价值的迷失 |
2.2.6 几点简要启示 |
2.3 国际战争合法性的作用 |
2.3.1 具有合法性可以促使战争赢得支持,成本低效能高 |
2.3.2 具有合法性可以增强国家的软实力,提高国际地位 |
2.3.3 具有合法性可以推动国际社会发展,促进和平稳定 |
第三章 国际战争合法性的源泉基础 |
3.1 理念价值基础 |
3.1.1 理念价值的坚守:合法性理论的核心 |
3.1.2 理念价值的变迁:以1648-1989 年战争争议问题为例 |
3.1.3 理念价值的现实:基于全球治理视角 |
3.2 国际规制基础 |
3.2.1 国际规制的概念 |
3.2.2 国际规制是战争合法性的基础 |
3.2.3 国际规制促进战争合法性的内在逻辑 |
3.3 协商赞同基础 |
3.3.1 内在的意义:多重理论的分析 |
3.3.2 实践的范式:以战争的多边主义转向为重点 |
3.3.3 现实的面对:基于全球治理的视角 |
3.4 战争合法性基础的“三圈模型” |
第四章 国际战争合法性的程度考量 |
4.1 合法性程度考量的程序 |
4.2 合法性程度考量的权重 |
4.3 合法性程度考量的等级 |
4.3.1 合法性充足 |
4.3.2 合法性欠足 |
4.3.3 合法性缺乏 |
4.3.4 合法性丧失 |
4.4 战争合法性等级的“三圈模型” |
第五章 国际战争合法性的案例考核 |
5.1 合法性充足:以海湾战争为例 |
5.2 合法性欠足:以阿富汗战争为例 |
5.3 合法性缺乏:以伊拉克战争为例 |
5.4 合法性丧失: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为例 |
5.5 几点结论 |
第六章 国际战争或武力使用类型的合法性分析 |
6.1 传统与基本类型的合法性分析 |
6.1.1 价值维度的偏重:正义战争 |
6.1.2 规制维度的偏重:依法战争 |
6.1.3 赞同维度的偏重:多边战争 |
6.2 新兴但争议类型的合法性分析 |
6.2.1 人道主义干涉:“人权”取代“主权”? |
6.2.2 预防性战争:“自卫”还是“侵犯”? |
6.3 五种类型的合法性比较 |
第七章 国际战争合法性与国家软实力 |
7.1 软实力是硬实力的社会化效应 |
7.1.1 软实力区别于但离不开硬实力,具有较强依赖性 |
7.1.2 软实力拥有丰富的社会化内涵,具有相对独立性 |
7.1.3 软实力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具有独特功能性 |
7.2 战争合法性是软实力增强的重要因素 |
7.2.1 依据或推新国际社会共享理念价值,必然对国际社会产生价值认同力 |
7.2.2 尊重、依据甚至重塑国际规制,必然对国际社会产生示范感召力 |
7.2.3 注重平等协商、争取国际赞同,必然对国际社会产生民主亲和力 |
7.3 几点启示 |
第八章 结语 |
8.1 简要的结论 |
8.2 粗浅的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被收录的论文或完成的课题 |
四、战争成本的理论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研究 ——一种现实制度主义的分析[D]. 杨修文.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2]危机管理视角下的绥靖行为论析[J]. 徐成. 史学集刊, 2021(01)
- [3]贸易相互依存、争议问题与国际冲突的复发——“商业和平论”批判[J]. 卢凌宇,胡鹏刚. 当代亚太, 2020(05)
- [4]自我构念差异条件下国家身份类型与激活机制研究 ——基于独立我与“关系”我的比较[D]. 林一斋. 武汉大学, 2019(05)
- [5]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现代战争与经济关系研究[D]. 黄毓森. 国防科技大学, 2019(01)
- [6]地缘冲突风险与全球资产收益 ——基于地缘经济距离的视角[D]. 王高义.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7]“9·11”事件以来美国的反恐政策建构研究[D]. 李树东. 云南大学, 2019(03)
- [8]南海争端管控机制构建的影响因素分析[D]. 欧炫汐.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2)
- [9]基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战争经济支持力研究[D]. 李林. 国防科技大学, 2017(02)
- [10]国际战争合法性研究 ——基于国际政治社会学视角[D]. 朱同银.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4)